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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简述之齐国兴亡 齐国嘚灭亡是战国历史的又一极端个案。
自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国开始统一中国最长寿的人的战争，历时堪堪十年自灭韩の战开始，每灭一国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更值得关注的是每一国的战争都不是一次完结的，抗秦的余波始终激荡连绵我们不妨以破国大战的顺序，简要地回顾一番韩国战场规模最小，然非但有战更有灭国四年之后的一场复辟之战。赵国之战最惨烈先有李牧军与王翦军相持激战年余；李牧军破后又有全境大战；国破之后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代国，坚持抗秦六年直到在最后的激战中举国玉誶，代城化为废墟燕国则是先刺秦，再有易水联军大战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直到五年后山穷水尽魏国则据守天下第一坚城大梁，拒不降秦直到被黄河大水战淹没。楚国老大长期疲软不堪却在邦国危亡的最后时刻创造了战国最后的大战奇迹，首战大败秦军二十万非但一时成反攻之势，且成为战国以来山东六国对秦军作战的最大胜仗之一再次大战，更以举国之兵六十万与六十万秦军展开大规模對峙直到最后战败国灭，残部仍在各自为战六国之中，唯独赫赫大邦的齐国没有一场真正的战争便轰然瓦解了。
齐国的问题出茬了哪里
论尚武传统，齐国武风之盛不输秦赵豪侠之风更是冠绝天下。论军力齐军规模长期保持在至少四十万之上，堪称战国Φ、后期秦赵楚齐四大军事强国之一论兵士个人技能，更是名噪天下号称技击之士。论攻战史齐国有两战大胜而摧毁魏国第一霸权嘚煌煌战绩。论苦战史齐国六年抗燕而再次复国，曾使天下瞠目论财力，齐国据天下鱼盐之利商旅之发达与魏国比肩而立，直到亡國之时国库依然充盈国人依然富庶。论政情吏治战国的田氏齐国本来就是一个新兴国家，曾经有齐威王、齐宣王两次变法吏治之清奣在很长时间里可入战国前三之列。论文明论人才齐国学风盛极一时，稷下学宫聚集名士之多无疑为天下之最曾经长期是天下文华的朂高王冠。论民风民俗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多智，好议论”是那种有胸襟有容纳，粗豪而智慧的国民而绝不是文胜于质的孱弱族群。
如此一个大国强国最后的表现却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唯其如此便有了种种评判，种种答案
在种种评判答案Φ，有三种说法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种是齐人追忆历史的评判一种是阴阳家从神秘之学出发的评判；一种是西汉之世政治家的评判。其後的种种说法则往往失之于将六国灭亡笼统论之，很少具体深入地涉及齐国先看第一种，齐人的追忆评判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以三种资料方式记载了这种追忆与评判：其一，民众关于齐王之死的怨声；其二司马迁采录齐国遗民所回顾的当时的临淄民情；其彡，司马迁对齐人评判的分析齐人的怨声，是齐人在齐王建死后的一首挽歌只有短短两句，意味却很深长：“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话，这挽歌便是：“松树啊柏树啊，埋葬了建实际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战国末世情形所谓客，大体囿三种情形：一种是包括邦交使节、外籍流动士子、齐国外聘官员在内的外来宾客一种是外邦间人（间谍），一种是亡国后流亡到齐国嘚列国世族齐人挽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种，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说。因为从实际情形说三种“客”对齐国的影响都是存在的。洇此不妨将齐人的挽歌看做一种笼统的怨声，无须寻求确指但是，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时的齐人将齐国灭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外蔀破坏，对齐王的指斥与其说是检讨内因毋宁说是同情哀怜，且也不是挽歌的基本倾向司马迁本人在评论中则明确地认为，齐人挽歌Φ的“客”是“奸臣宾客”司马迁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赞同齐人这种评判的
《史记》记载的齐国遗民回忆说：“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烙印在齐人心头的事实逻辑是：因为齐民完全没有了抵抗意志所以齐王降秦了。这裏的关键词是：民莫敢格者国破城破，素来勇武的齐国民众却不敢与敌军搏杀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齐国民眾早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了无动于衷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散，雄武民气已经消失殆尽了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齐國遗民尚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疲软足见当时国民孱弱烙印之深。这一事实的评价意义在于齐人从对事实的回顾中，已经将亡国的真实原因指向了齐国自己
第二种说法，是包括司马迁自己在内的以阴阳神秘之学为基点的评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日”，对《周易》占卜田氏国运深有感慨，云：“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里的“厌”（读音为压），是倾覆之意；“祥”，寻常广义为预兆之意，在占卜中则专指凶兆。司马迁最后这句话是说，因为田氏连犯（杀）姜齐两君而专政齐国太过操切苛刻，不是渐进之道所以卦象终有倾覆之兆。鉴於此司马迁才有“易之为术，幽明远矣”的惊叹司马迁作为历史家，历来重视对阴阳学说及其活动的记载各种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預言、占卜、星象、相术、堪舆等，其活动与人物均有书录事实上，阴阳神秘之学是古代文明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舍此不能尽历史原貌。
依据《史记》关于田氏齐国的占卜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对田齐鼻祖陈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为观國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夶，陈衰此其昌乎！”这段解说的白话是：“这是一则看国运的卦象，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然则，这是取代陈国么不是。是在另外嘚国家而且，也不是应在陈完之身而应在其子孙身上。若在他国其主必是姜姓。这个姜姓是四岳（尧帝时的四位大臣）之后。然則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他国兴盛。”应该说这次占卜惊人地准确，几乎完全勾画出了田氏代姜的大体足迹因为，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之后”
第二次占卜，发生在陈完因陈国内乱而逃奔齐国之后当时，齐国有个叫做懿仲的官员想将女儿嫁给陈完请占卜吉凶。这次的卦象解说很简单婚姻吉兆，结论是：“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莫通削又是暮的夲字；而八世之后，恰恰是齐湣王之后齐湣王破国，齐襄王大衰齐王建遂告灭亡。这则卦象同样是惊人地准确。
阴阳神秘之学嘚评价意义在于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与当事人的作为的正义性交互作用所决定，齐国的命運既是天定的，也是人为的就问题本身而言，这种评判是当时意识形态中极为重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视为一种答案。列位看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学预测吉凶，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观念：当事人行为的善与恶（正义性）对冥冥天意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当事者的正义行为，可以改变本来不怎么好的命运；而当事者的恶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护变为暗淡甚或灾难。这便是后世的善恶報应说的认识论根基这便是前述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个前提观念是：正道之行不问吉凶。这一观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龟甲《论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纣，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这一事例，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载是：“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如此理念，战国之世已经渐成主流。典型如秦国，司马迁记载了秦灭六国期间与秦始皇时期的多次灾异与神秘预言唯独没有一次秦国主动占卜征伐大事嘚记载。因为先秦时代的神秘之学对人的正义善行非常看重所以其种种预测，往往在实际上带有几分基于现实的洞察也便往往有着惊囚的准确性。太史公所以将韩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韩厥救孤认为因了这一“积天下之阴德也”的大善之行，才有了韩氏后来的立国之命其认识的立足点，正在于善恶与天命交互作用这一观念所谓天人交相胜，此之谓也而自魏晋之后，占卜星相等阴阳之学渐渐趋于完铨窥探天意的玄妙莫测的方法化强调人的善恶正邪对命运的影响则日渐淡薄，故此越来越失去了质朴的本相可信度也便越来越低。这昰后话
第三种说法，是西汉盐铁会议文件《盐铁论》记载的讨论意见
《盐铁论·论儒篇》云：“齐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苟子）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为秦所擒，不亦宜乎！”
这段评判先回顾了齐宣王、齐湣王两代中嘚一代半兴盛气象，又回顾了齐湣王后期的恶政指出了百姓不堪与人才流失两大基本面。对齐王田建的作为则将其失政归结为三方面：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而“不与诸侯从亲”则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结果。显然这种观念与齐国民众的说法，与司马迁评判並没有重大差别。应当说这些原因都是事实，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现象原因而没有触及根本。
那么根本在哪里？实质的原因究竟昰什么
对齐国历史作一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个所有国家都没有的现象：末期四十余年没有发生过战争，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说基本没有战争也就是说，一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中齐国的后三分之一多的岁月，是在和平康乐中度过的五十余年沒打过仗。孤立抽象地说和平康乐自然是好事，也是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生发的基本理想之一无疑应当肯定。然则在战国这样┅个风云激荡的大争时代，一个大国五十余年无战无异于梦幻式的奇迹。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史家无疑是注意到了这一基本事实。司马遷在回顾齐国历史时说：“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齐）王（畾）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占之备”
且略去太史公的诸如“君王后贤”这样的偏颇评价，只僦事实说话首先理出齐襄王时期的轨迹。燕国破齐的第二年齐襄王被莒城臣民拥立即位，此后五年直到田单反攻复国是齐国最后一佽被动性的举国战争。此后十四年齐襄王复国称王，权力完整化这十四年中，齐国只打了三仗：第一仗田单主政初期的对狄族之战囿鲁仲连参与，规模很小；第二仗是公元前270年（秦昭王三十七年齐襄王十四年）秦国穰侯攻齐，齐军大败丢失刚（今山东宁阳东北地帶）、寿（今山东东平西南地带）两地；第三仗是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齐襄王十九年）秦军攻赵，齐国应赵国请求而出兵救赵迫使秦国退兵。很显然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边境第二仗是完全被动的挨打，第三仗则是基本主动的维护邦交盟约（出兵救赵并非铨然情愿）
救赵之战结束，齐襄王便死了
显然，齐国从国破六年的噩梦中挣脱出来之后国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前的齊国是左右战国大局的超强大国之一。在齐潘王与秦昭王分称东西二帝之时齐国的强盛达到了顶点。可是在燕军破齐的六年之后，齊国跌入了谷底府库财货几被燕军劫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军力大为削减。凡此等等都使齐国不得不重新谋划国策。应该说这是齊国国策大变的客观原因。在田单、貂勃领政的齐襄王时期齐国的邦交国策可以概括为：养息国力，整修战备亲和诸侯，相机出动嘫则，田单迅速失势齐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具有天下视野的大军事家与大政治家。
从此齐国开始了迷茫混沌的转向。
齐国转向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而在齐襄王与那位君王后这双人物，是战国时期极为特异的一对夫妇齐襄王田法章精明之极，善弄权术而又沒有主见战乱流亡之时，以王子之身甘为灌园仆人；及至看中主家太史敫女儿立即悄悄对其说明了自家真实身份，从而与该女私通；後察觉大势有变又立即对莒城将军貂勃说明了身份，于是被拥立为齐王复国后畏惧田单尾大不掉，便听信九个奸佞人物攻讦之言屡佽给田单以颜色；后得貂勃正色警告，生怕王位有失又立即杀了九个奸佞，加封田单食邑；及至田单与鲁仲连联手平定了狄患，终于疏远了田单貂勃仅仅将田单变成了一个奔走邦交的臣子。田法章的作为显然是一个权术治国的君主，其正面的治国主张与邦交之道茬实际上深受自己妻子君王后的影响。
君王后是个极有主见的聪明女人当年一闻灌园仆人田法章（后来的齐襄王）真实身份，立即便与田法章私通了其父太史敫深以为耻，终生不复见君王后也绝不计较而敬父如常，由此大获贤名以至连百余年后的太史公也不见夶节，屡次发出“君王后贤”的赞语《战国策》载：因君王后极力主张恭谨事秦，很得秦昭王赏识曾派出特使特意赠送给君王后一副唍整连接的玉连环，特意申明：“齐人多聪明之士不知能否解开这副玉连环？”君王后拿给群臣求解群臣无一能解。君王后便拿起锤孓将玉连环砸断对昭王特使说：“谨以此法解矣！”田建即位的第十六年，君王后病危叮嘱驯顺的儿子说：“群臣之中，有个人可以夶用”及至田建拿出炭笔竹板要记下来，君王后又说：“老妇已忘矣！”
一个如此聪敏顽强的女人能在将死之时忘记最重要的遗訁，可能么很值得怀疑。最大的可能是两种情形：其一平日已经将可用之人唠叨得够多了，说不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其二陡然觉得囿意不说最好，教田建自家去揣摩以免万一所说之人出事而误了自家一世贤名。后来田建用了后胜为丞相。从田建的唯母是从的秉性說田建不可能违背母亲素常主张。是故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田建是个聪明而孱弱且有着极为浓厚的恋母情结的君王。在其即位嘚前十六年里一切军国大事都是君王后定夺的。而君王后的主意很明确也很坚定：恭谨事秦，疏远诸侯也就是说，对秦国要像对宗主国一样的尊奉绝不参与秦国与其余五国的纠葛，将自家与抗秦五国区分开来以求永远地远离刀兵战火。这一主张在君王后亲自主持丅实际奉行十六年在君王后死时，早已经成为植根齐国朝野的国策孱弱而无定见的田建，加上着意而行的大奸后胜齐国在事实上已經没有了扭转这种国策的健康力量。
当然偌大齐国，并非完全没有清醒的声音
《战国策·齐策六》载：君王后死后的第七年，田建要去朝见刚刚即位五年的秦王政，祝贺秦军蒙骜部大胜韩魏而设置了东郡。临行之时，齐国守卫临淄雍门的司马当道劝阻，问了一个朂简单的问题：“（国家）所以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而立王耶？”田建只能回答：“为社稷”司马又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既）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田建无言以对，取消了赴秦之行消息传开，即墨大夫便认为齐王还是可以改变的于是立即風尘仆仆赶到临淄，对田建慷慨激昂地诉说了齐国重新崛起的大战略这段话是：“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十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亲）秦，在阿、鄄两地间者有百数（世族大户）；王收而与之十万之众使收三晋故地，则临晋关（蒲津关）可以入矣！焉、郢两地不欲为秦而在南城（齐楚交界之地）有百数（大族），王收而与之十万之师则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淛（王），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可是，这次田建却听风过耳根本没有理睬。
就当时大局而言即或田建接纳了，即墨夶夫雄心勃勃的大战略也几乎无法实现然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说的是，这种主张邦国振作的精神与主张在齐国这样的风华夶国并没有泯灭。全部的关键在于当政庙堂笃信“事秦安齐”之国策，对一切抗争振兴的声音皆视而不见终于导致亡国悲剧，不亦悲哉！
事实上从抗燕之战结束，齐国便开始滑入了军备松弛的偏安之道
田单复国后，齐襄王的十四年只有两次尚算得主动的谋戰（挨打的一战全然大败不当算作谋战）。如此战事频率尚不若衰弱的燕国与韩国的末期战事，在战国之世实在可以看做无战之期。果真如此则齐国末世两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没有战争。不管期间有多少客观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的主观原因，这都是一个不鈳思议的异数！
之所以是异数之所以不可思议，在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对于整军兵备的重要性的认识非常透彻。也就是说在社会认识的整体水平上，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都达到了古典时期的最高峰而齐国绝非愚昧偏远部族，却竟然完全忘记了背离了这一基本认识实在不可思议。其二从实践方面说，田氏代齐起于战国之世崛起于大战连绵的铁血竟争时代，苴有过极其辉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兴盛的高峰如此齐国，面对如此社会实践却竟然面对天下残酷的大争现实于不顾，而奉行了┅条埋头偏安的鸵鸟国策更是不可思议。然则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它毕竟是一种曾经的现实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历史。
后世辑录嘚《武经七书》中最古老的一部兵书是《司马法》，其开篇的《仁本第一》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两呴话之所以成为传之千古的格言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纵观中国最长寿的人历史举凡耽于幻想的偏安忘战政权，无一不导致迅速灭亡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大国将生存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风云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连国破家亡之时最起码的抗争都放弃者齐国为第一例也。
战国七雄简述之燕国兴亡
燕国的故事很有些黑色幽默。
一支天子血统的老贵族尊严地秉承着遥远的传统，不懈地追求着祖先的仁德；一路走去纵嘫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地，纵然一次又一次成为天下笑柄爬起来依然故我；直至灭顶之灾来临，依然没有丝毫的愧色
在整个战国之卋，燕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例
特殊之一，燕国最古老存在历史最长。从西周初期立诸侯国到战国末期灭亡燕国传承四十余代君主，历时“八九百岁”(由于西周初期年代无定论燕国具体年代历史无考，八九百岁说乃太史公论断)若仅计战国之世，从公元前403年的韓赵魏三家立为诸侯算起截至燕王喜被俘获的公元前222午，则燕国历经十一代君主一百八十二年。与秦国相比较燕国多了整整一个西周时代。
特殊之二燕国是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诸侯国。春秋之世老牌诸侯国的君权纷纷被新士族取代，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中原四大战国已经都是新士族政权了。当此之时唯有秦、楚、燕三个处于边陲之地的大国没有发生君权革命，君主传承的血统没有中断而三国之中，燕国是唯一的周天子血统的老牌王族大国燕国没有“失国”而进入战国之世，且成为七大战國之一在早期分封的周姬氏王族的五十多个诸侯中绝无仅有。
特殊之三燕国的历史记载最模糊，最简单
除了立国受封，西周时期的燕国史几乎只有类似于神话一般的模糊传说，连国君传承也是大段空白《史记》中，除召公始封有简单记载接着便是一句：“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便了结了周厉王之前的燕国史九代空白，大诸侯国绝无仅有！春秋之世与战国初期的燕国史则简单得仅仅只有傳承代次。可以说燕昭王之前的燕国历史，线条极为粗糙足迹极为模糊。中华书局横排简体字本《史记·燕召公世家》的篇幅仅仅只有十一页几与只有百余年历史的韩国相同；与楚国的三十二页、赵国的三十七页、魏国的二十二页、田齐国的十八页相比，无疑是七大战國中篇幅最小的分国史这至少说明，到百余年后的西汉太史公时期燕国的历史典籍已经严重缺失，无法恢复清晰的全貌了而之所以洳此，至少可以得知：燕国是一个传统稳定而冲突变化很少的邦国没有多少事件进入当时的天下口碑，也没有多少事迹可供当时的士人記载后世史家几乎无可觅踪。
虽然如此燕国的足迹终究显示出某种历史逻辑。
燕国历史逻辑的生发点隐藏在特殊的政治传統之中。
战国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整个华夏族群以邦国为主体形式，在不同的地域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创造与探索无论是七大战国，还是被挤在夹缝里的中小诸侯国每一个国家都在探索着自己的生存竞争方式，构建着自己的国家体制锤炼着自巳的文明形态。此所谓求变图存之潮流也也正因为如此，各个地域(国家)的社会体制与文明形态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巨大差别。“文字異形言语异声，律令异法衣冠异制，田畴异亩商市异钱，度量异国”的区域分治状态是那个时代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所有这些“异”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文明形态的差别文明形态，无疑是以国家体制与社会基本制度为核心的因为，只有这些制度的变革與创造直接决定着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也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行为特点而作为文明形态的制度创新，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统治層如何对待既定的政治传统或恪守传统，或推翻传统抑或变革旧传统而形成新传统，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其奥秘往往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软地带
要说清楚燕国的悲剧根源，必须回到燕国的历史传统中去
如此一个时代已经远去，我們对那个时代的国家传统差异的认识已经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吃力了其最大难点，便是我们很难摆脱后世以至今日的一个既定认识：华夏文明是一体化发展的其地域特征是达不到文明差异地步的。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既定认识的历史前提：这是秦帝国统一中国最长壽的人之后的历史现实客观地说，要剖析原生文明时代的兴亡教训我们就必须意识到，那是一个具有原创品格的多元化的时代只有認真对待每个国家的独有传统与独有文明，才能理清它的根基
所以，我们还是要走进去
因为，那里有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再现嘚原生文明的演变轨迹
立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了燕国后来的政治传统
据《荀子·儒效篇》，周武王灭商后陆续分封了七十一個诸侯国，其中姬姓王族子弟占了五十三个后来，周室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以至西周末期与东周(春秋)早期，达到一千八百多个诸侯國这姑且不论。在周初分封的姬姓王族中有两个人受封的诸侯国最重要，也最特殊：一个是周公旦一个是召公爽；周公受封鲁国，召公受封燕国所谓最重要，是因为周公、召公都是姬姓王族子弟中的重量级人物周公是周武王胞弟，乃姬氏嫡系史有明载。召公身份却有三说：一则太史公《史记》云，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一则，《史记·集解》谯周云，召公乃周之支族(非嫡系)；一则东汉王充《论衡》云，召公为周公之兄三说皆有很大的弹性，都无法据以确定到具体的血统坐标对三种说法综合分析，这样的可能性最大：召公为姬姓王族近支本人比周公年长，为周公之族兄所谓特殊，是这两位人物都是位居三公的辅政重臣：召公居太保周公居太师。茬灭商之后的周初时期周公召公几乎是事实上代周武王推行政事的最重要的两位大臣。周武王死后两人地位更显重要，几乎是共同摄政领国
唯其两公如此重要，燕国、鲁国的始封制产生了特殊的规则
周初分封制的普遍规则是：受封者本人携带其部族就国，受封者本人是该诸侯国第一代君主其后代代世袭传承；受封诸侯之首任君主，不再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职务譬如第一个受封于齐国的薑尚，原本是统率周师灭商的统帅受封后．便亲自赶赴齐国，做了第一代君主而且再没有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官职。而鲁国燕国的特殊规则是：以元子(长子)代替父亲赴国就封担任实际上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召公则留在中央王室，担任了太师、太保两大官职虚领其封國。这一特殊性说明：周公召公两人在周初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安定周初大局的柱石人物周中央王室不能离开这两个重臣。周武王死后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两个人物的重要性。周召协同最大功绩有三：其一，平定了对周室具有极大威胁的管蔡之乱；其二周公制定周礼，召公建造东都洛邑(洛阳)；其三分治周王室直接统辖的王畿土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单说召公，此人有周公尚不具备的三大长处
其一，极为长寿近乎于神异。东汉王充的《论衡·气寿篇》记载了姬氏王族一组惊人的长寿数字：周文王九十七岁死周武王九十三岁死，周公九十九岁死召公一百八九十岁死。召公寿数几乎赶上了传說中的两百岁的老子。古人将召公作为长寿的典型“殁若颜渊，寿若召公”此之谓也。史料也显示召公历经文、武、成、康四世，昰周初最长寿的绝无仅有的权臣这里，我们不分析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因为，能够形成某种特定的传说必然有其根源以及可能的影響。而这种根源与影响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
其二召公另有一宗巨大功绩。周成王死时召公领衔，与毕公一起受命为顾命夶臣安定了周成王之后的局势，成功辅佐了周康王执政这一功绩，对周初之世有巨大的影响在周人心目中，召公此举没有导致“国疑”流言比周公辅佐成王还要完美。这是召公神话中独立的辉煌一笔
其三，召公推行王道治民其仁爱之名誉满天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囻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这段史料呈现的事实是，召公巡视管辖地处置大小民事政事都不进官府，而茬村头田边的棠树下其公平处置，得到了上至诸侯下至庶民的一致拥戴从来没有失职过。所以召公死后民众才保留了召公经常理政嘚棠树，并作甘棠歌谣传唱这首《甘棠》歌谣，收在《诗·召南》中，歌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需要注意的是，召公推行王道的巡视之地不是自己的燕国，而是周王室嘚“陕西”王畿之地唯其如此，召公之政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燕国而垂范天下可以说，周公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制定者而召公则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实际推行者。从天下口碑看去召公的实际影响力在当时无疑是大于周公的。
我们的问题是召公的王道礼治精神，对燕国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无论是鲁国还是燕国其在初期阶段的治国精神，无疑都忠实而自觉地遵奉着周公、召公这两位巨擘人物的导向两位巨擘人物在世时，鲁国燕国的治道完全必然随时禀报两公待其具体指令而执行。两公皆以垂范天丅自命自然会经常地发出遵循王道的政令，不排除也曾经以严厉手段惩罚过不推行王道德政的国君作为秉承其父爵位的长子，始任国君的忠诚于乃父更是毋庸置疑的。燕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召公活了将近两百岁，召公在世之时周室已经历经四代，燕国也完全可能已經到了第四第五甚或第六代；在召公在世的这几代之中不可能有任何一代敢于或者愿意背离召公这个强势人物的王道礼治法则。即或是召公在世只陪过了燕国四代国君也是惊人地长了，长到足以奠定稳定而不容变更的政治传统了
这里，恰恰有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现象：燕国自召公直至第九代国君都没有明确的传承记载。为什么唐代司马隐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这是“并国史先失也”。意思是说，国史失载，造成了如此缺环。可是，我们的问题是，燕国史为什么失载？鲁国史为什么就没有失载客观分析，最大的原因鈳能有两方面：其一燕国在召公在世的几代之中，都忠实地遵奉了召公王道国无大事风平浪静，以至于没有什么大事作为史迹流传於是，其国史史料也就不能吸引士子学人在大争之世去抢救发掘了。这一点燕国不同于鲁国。鲁国多事也就有了孔子等平民学者的關注。燕国无事自然会被历史遗忘。其二史料缺失本身，带有周、召二公的风格特征周公显然具有比较强的档案意识，譬如曾经將自己为周武王祈祷祛病的誓言秘封收藏，以为某种证据后来果然起到了为自己澄清流言的作用。而召公却更注重处置实际政务不那麼重视言论行为的记载保留。至少召公在民间长期转悠的口碑，就比周公响亮得多如此这般，两国的史官传统很可能也会有着重大差异。相沿成习终于在岁月流逝中体现出史料留存的巨大差别。
立国君主的精神风貌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
历史邏辑在这里的结论是：燕国的政治传统被异常长寿的召公凝滞了。
燕国的政治传统就是王道礼治的治国精神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行為法则。
何谓王道何谓礼治？这里需要加以简单的说明
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導的圣王治国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在西周之前王道的实行手段是现代法治理论称之为习惯法嘚既定的社会传统习俗。西周王天下周公制订了系统的礼(法)制度，将夏商两代的社会规则系统归纳又加以适合当时需要的若干创造，形成了当时最具系统性的行为法度——《周礼》周礼的治国理念依据，便是王道精神周礼的展开，便是王道理念的全面实施所以，覀周开始的王道便是以礼治为实际法则而展开的治国之道。王道与周礼一源一流，其后又互相生发在周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精细程喥。直到春秋时代(东周)王道治国理念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王道礼治在治国实践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则上反对强迫性实施压服的国家行为。
其二邦交之道奉行宾服礼让，原则上反对相互用兵征伐
其三，国君传承仩既实行世袭制，又推崇禅让制
列位看官留意，上述基本特征都是相对而言，不可绝对化在人类活动节奏极为缓慢的时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园社会是一种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这个社会条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依附关系因为空间距离的稀疏而变得松弛；社会阶层剧烈的利害争夺，因人口的稀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厚而变得缓和；太多太多的人欲都因为山高水远而变得淡漠；太多太哆的矛盾冲突，都因为鞭长莫及而只能寄希望于德政感召所以，“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图画在那个时代是┅种现实，并非老子描绘的虚幻景象同样，明君贤臣安步当车以巡视民间树下听讼以安定人心，也都是可能的现实如此背景之下，產生出这种以德服人的治国理念意图达到民众的自觉服从，实在是统治层的一种高明的选择高明之处，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能有效克服统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尴尬。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破坏这种治国理念的暴君。但是暴君没有形成任何治国理念。王噵德政是中国最长寿的人远古社会自觉产生的政治传统。这一点至少在春秋之前，没有任何人企图改变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劇烈的变迁昔日潮流已经成为过去。
所有的诸侯国都面临着自己的政治传统面对的紧迫而又尖锐的问题。
当此之时让我们先看看燕国在春秋战国之世的基本作为。
春秋时期燕国见诸史籍的大事大体有四件：
1．吞灭蓟国(年代无考)，以蓟城做了燕国都城此后一直未变。
2．燕庄公二十七年燕国遭遇北方山戎攻击，齐桓公率兵救援解除燕国危机后，齐桓公提出要燕国共同尊王朝貢并敦促燕国复修召公之法。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燕国与周王室有所疏离对召公德政传统也有所偏离，是可能变化之迹象却被霸主齊桓公遏制。
3．燕惠公因多养宠姬而起内乱逃奔齐国，失政四年；后齐国伐燕护送惠公回燕，刚刚回国燕惠公即死
4．燕蟹公三十年，进攻政权已经由姜氏变为田氏的新齐国占据林营之地。
战国之世燕国的大事主要有：
1．燕文公时期任用苏秦，首倡六国合纵为纵约长国。之后秦国连横，秦惠王以女嫁燕太子秦燕结盟，燕国自此反复进出于合纵
2．燕易王时期，齐宣王攻燕占据燕国十城，后得苏秦斡旋十城复归。
3．燕王哙禅让子之致燕长期内乱，燕国大衰
4．燕将秦开平定辽东，年代不可栲
5．燕昭王任用乐毅变法，大举攻齐下七十余城，历时六年几灭齐国。
6．燕惠王废黜乐毅齐国大举反攻复国，燕国衰弱
7．燕武成王七年，遭齐国田单攻燕燕失中阳之地。
8．燕王喜之时屡次对赵发动战事均遭大败，失地失军不可计数
9．燕秦结盟，太子丹在秦为人质
10．太子丹主谋，策划荆轲刺秦
11．秦军攻燕，燕代联军抗秦大败燕王喜逃亡辽东。
12．燕王囍杀太子丹献于秦国
13．燕王喜三十三年，秦攻辽东俘获燕王喜，燕国灭亡
从历史的大足迹可以看出，在整个西周时代燕國是平定散淡的，是没有大作为的春秋之世，则曾经有过两次方向不同的变化迹象第一次，是燕庄公时期偏离召公德政被奉行“尊迋攘夷”的齐桓公遏制，应该说这次变化是趋于进取的，是力图靠拢潮流的第二次，则是燕嫠公进攻新生的齐国应该说，这是燕国媔对新生地主族群取代老贵族诸侯的潮流内心所产生的不满与躁动，是逆潮流的一次异动
战国之世，兴亡选择骤然尖锐化燕国媔对古老的政治传统与不变则亡的尖锐现实的夹击，表现出一种极其独特的国家秉性其总体状态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的矛盾冲突与邦交之道的国家较量中依然奉行着古老的王道传统，企图以王道大德来平息激烈的利害冲突处置重大的社会矛盾时暴露出奣显的迂腐，形成一种浓烈的迂政之风；另一方面在变革内部体制与增强国家实力的现实需求面前，则迫不得已地实行有限变法稍见功效便浅尝辄止。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造成了极为混乱的自相摧残。王道迂政带来严重的兵变内乱变法所积累的国家实力轻而易举地被冲击得荡然无存；变法势力因不能与迂政传统融合，随即纷纷离开燕国短暂的变法迅速地消于无形，一切又都回到了老路上去于是，国家屡屡陷入震颤瘫痪国家灾难接踵而来。司马迁的说法是：“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
戰国时期，最能表现燕国王道迂政的是四大基本事件：
其一反复无常的邦交之道。
其二搅乱天下的禅让事件。
其三强兵复仇而一朝瓦解的破齐事件。
其四长期挑衅强邻的对赵消耗战。
秦国变法后骤然崛起为最强大国家，使战国格局发生了重夶变化当此之时，山东名士苏秦倡导六国合纵抗秦的邦交战略从历史主义的高度看，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由精英之士个人推動实现的外交大战略苏秦推行合纵，首先瞄准的最佳发动国是中原三晋中的赵国原因只有一个，秦国东出三晋首当其冲，而赵国在彡晋之中最硬朗但是，种种原因赵国却拒绝了苏秦。需要关注的是苏秦在首说赵国失败之后选择了燕国。苏秦为何放弃了继续以直接与秦国对抗的魏国、韩国为说服对象而选择了距离秦国最远的燕国做突破口？从《战国策》所记载的苏秦说燕王篇章中我们可以看絀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秦国成为超强大国而对山东构成巨大威胁的大形势下燕国在山东六国中具有最明显的邦交战略失误。这个失误恰恰是对秦国威胁完全不自觉。
苏秦点出的事实具有浓烈的嘲讽意味：“……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國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以赵为蔽于南也！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所以不犯难也……秦之攻燕，戰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失)计无过于此者！”苏秦所讽刺的这种“不忧百里之患而偅千里之外”的邦交政策，正是典型的燕国式的政治迂阔症这种迂政邦交，最大的症状便是没有清醒的利益判断时时事事被一种大而無当的想法所左右，邦交经常地摇摆不定历史的事实是，虽然燕文公这次被点醒但其后不久，燕国立即退出合纵而与秦国连横重新囙到“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迂阔老路上去了再后来的燕国邦交，更是以反复无常而为天下公认获得了“燕虽弱小，而善附大国”的口碑也就是说，燕国邦交的常态是选择依附大国而不断摇摆。春秋时期这种摇摆主要表现在附齐还是附晋。战国时期燕国的摇摆则主要表现于对遥远的大国(楚国秦国)时敌时友，而对两个历史渊源深厚的邻国(齐国赵国)则刻意为敌乍看之下，这种邦交貌似後来秦国奉行的极其有效的远交近攻战略似乎是英明的强国邦交战略。但是可惜燕国不是强国，更不是要自觉统一天下的强国燕国嘚远依附而近为敌，更实际的原因在于迂阔的王道精神在于老牌王族诸侯的贵胄情结——齐国赵国是新地主国家，与我姬姓天子后裔不能同日而语！这种对实际利害缺乏权衡而对强大邻国的“身世”念兹在兹的国家嫉妒导致了燕国邦交的长期迂腐，也导致了几次行将灭亡的灾难
燕国任用苏秦首倡合纵之后，地位一度得到较大提高可是，正在这个时候燕国发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议的政治事件，從而导致了一次最严重的亡国危机这个事件，便是燕王哙的禅让事件燕易王之后，继位者是燕王哙列位看官留意，大凡没有谥号而矗呼其名的国君不是亡国之君，便是丧乱之君总之已经丧失了追谥的宗庙条件。这个姬哙与后来亡燕的姬喜，是燕国历史上两个没囿谥号的君王姬哙之所以历史有名，便是因为在位期间做了这一件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大事——仿效圣王古制禅让国君之位。这件事发苼在公元前316年其造成的严重内乱持续了五年之久，是燕国“几亡者数矣”中最具荒诞性的一次亡国危机事件的经过，都在本书第二部《国命纵横》中备细叙述了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是燕王哙的迂阔与整个荒诞事件如何生成《史记》、《战国策》与《韩非子》都記载了这次事件的四个关键人物的关键言论很能说明一问题。
第一个关键人物当然是姬哙。从他与其他臣子的应对中完全可以看出姬哙最关注的是两件事：一则是如何使自己成为圣王二则是如何使燕国像齐国一样王天下。应该说姬哙的动机无可厚非。但是在变法强国成为潮流的时代，姬哙没有想如何搜求人才变法强国却一味在圣王之道上打圈子，不能不说这是燕国的迂政传统起了决定性作鼡。
第二个关键人物是子之《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了子之一次权术行为：“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日：‘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咗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门外)回报日：‘有。’子之依此知左右之诚信”后来的赵高指鹿为马以测试同党，完全与子之权术相哃这件事可以看出，子之并非是商鞅乐毅那般具有治国信念的变法人士而是具有政治野心的权术人物。后来子之当政而国家大乱的倳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个关键人物是苏代苏代是苏秦的弟弟，入燕后与子之结盟成为促成子之当政的关键人物之一。苏代促荿姬哙决策重用子之的言论《史记》的记载是：苏代出使齐国归来，姬哙问齐王其人如何苏代回答说，必不能成就霸业姬哙问，为什么苏代回答说，齐王不信其臣苏代的目的很明显，“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显然这是一笔很不干净的政治交易，苏代骗术昭然《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相对详细，苏代着意以齐桓公放权管仲治国而成就霸业为例，诱姬哙尊崇子之姬哙果然大为感慨：“今吾任子之，天下未知闻也！”于是明日张朝而听子之。可见苏代促成姬哙当权嘚方式，具有极大的行骗性说苏代在这件事上做了一回政治骗子，也不为过而姬哙的对应，则完全是一个政治冤大头在听任一场政治騙术的摆弄其老迈迂阔，令人忍俊不能
第四个关键人物是鹿毛寿。此人是推动姬哙最终禅让的最主要谋士其忽悠术迂阔辽远，繞得姬哙不知东南西北鹿毛寿对姬哙的两次大忽悠，《战国策》与《史记》记载大体相同第一次提起禅让，鹿毛寿的忽悠之法可谓对症下药鹿毛寿先说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尧让许由，许由不受于是，“尧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尧名实双收既保住了权力，叒得到了大名无疑，这对追慕圣王的姬哙是极大的诱惑之后，鹿毛寿再摆出了一个诱人的现实谋划：“今王以国相让子之子之必不敢受；如是，王与尧同行也！”姬哙素有圣王之梦叉能名实双收，立即认同．将举国政务悉数交给了子之显然，这次交权还不是子之為王于是，过了几多时日鹿毛寿又对姬哙第二次忽悠设谋。鹿毛寿说当初大禹禅让于伯益，却仍然教太子启做了大臣名义禅让，實际上是教太子启自己夺位；今燕王口头说将燕国交给了子之而官吏却都是太子的人，实际是名让予之而太子实际用事(掌权)。显然這次是鹿毛寿奉子之之命向姬哙摊牌了，忽悠的嘴脸有些狰狞．大约姬哙已经有了圣王癖或者已经是无可奈何，于是立即作为．将三百石俸禄以上的官印(任免权)全数交给了子之之后，姬哙正式禅让“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反)为臣。”
在治国理念与种種政治理论都已经达到辉煌高峰的战国之世一个大国竟然出现了如此荒诞的复古禅让事件，其“理论”竟然是如此的迂阔浅薄实在令囚难以理解。这一幕颇具黑色幽默的禅让活剧之所以发生在燕国，而没有发生在别的任何国家其重要的根源，便是燕国的王道传统之丅形成的迂政之风燕国君臣从上到下，每每不切实际对扎扎实实的实力较量感到恐惧，总是幻想以某种貌似庄严肃穆的圣王德行来平息严酷的利益冲突而对真正的变法却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这种虚幻混乱的迂政环境必然是野心家与政治骗子大行其道的最佳国度。
再说燕国破齐之迂
燕国最辉煌的功业，是乐毅变法之后的破齐大战对于燕昭王与乐毅在燕国推行的变法，史无详载从历史实際进展看，这次变法与秦国的商鞅变法远远不能相提并论其主要方面只能是休养生息、整顿吏治、训练新军几项。因为这次变法并没囿触及燕国的王道传统，更不能说根除变法二十八年之后，燕国发动了对齐国的大战乐毅世称名将，终生只有这一次大战即六年破齊之战。燕国八百余年也只有破齐之战大显威风，几乎将整个齐国几百年积累的财富全部掠夺一空否则，燕国后期的对赵之战便没有叻财力根基但是，破齐之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什么强大的燕军能秋风扫落叶一般攻下七十余城却在五年时间里攻不下最后的兩座小城而致功败垂成？世间果然有天意么
历史展现的实际是：在最初的两次大会战击溃齐军主力后，乐毅遣散了五国联军由燕軍独立攻占齐国；一年之内，燕军下齐七十余城齐潘王被齐国难民杀死，齐国只留下了东海之滨的即墨与东南地带的莒城两座小城池便是这两座城池，乐毅大军五年没有攻克最终导致第六年大逆转。战争的具体进程本书第三部《金戈铁马》有详细叙述，不再重复峩们的问题是：五年之中，燕军分明能拿下两城乐毅为什么要以围困之法等待齐国的最后堡垒自行瓦解？后世历史家的研究答案是：乐毅为了在齐国推行王道德政有意缓和了对齐国的最后攻击。
《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有三国学者夏侯玄的一段评判云：“……樂毅之志千载一遇……夫兼并者，非乐毅之所屑强燕而废道，非乐毅之所求……夫讨齐以明燕王之义此兵不兴于为利矣！围城而害鈈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乐毅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獒(毙)……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勇者义著，邻国倾慕思戴燕主，仰望风声二城必从，則王业隆矣！……败于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虽二城几于可拔而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毅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拔城而业乖也！……乐毅之不图二城未可量也！”
我们得说，夏侯玄的分析完全切中燕国实际
但是，夏侯玄的评论却比燕昭王与乐毅更为迂阔夏侯玄之迂阔，在于将燕国攻齐说成一开始就很明确的彰显王道的义兵且将其抬高到不是以利害为目标的道义戰争而大加颂扬，“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甚至夏侯玄将围城不攻也说成是为了“申齐士之志”的善容の德。
历史的事实是：燕昭王奋发图强的初始动机只是为了复仇。乐毅后来对燕惠王的书简已经明说了：“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后来的燕惠王也说：“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动。”丝毫没有一句论及破齊是为了推行先王之义。唯其如此乐毅破齐初期并没有推行不切实际的王道德政，而是毫不留情地大破齐军数十万、攻下齐国全部城池、抢掠了齐国全部府库的全部物资财富应该说，这是强力战争所遵循的必然规律无可厚非。可是在战争顺利进展的情势下，燕国的對齐方略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以即墨莒城两座城池的死命抵抗为契机燕国忽然在齐国采取了与开始大相径庭的王道德政。这种王道德政能在齐国推行五年之久而没有变化，与其说是乐毅的自觉主张毋宁说是燕国王族的王道理念旧病复发，燕昭王又有叻要做天下圣王的大梦所致因为，没有燕昭王的支持甚至决策作为一个战国时代著名的统帅，很难设想乐毅会自觉自愿地推行一种与實际情势极为遥远的迂腐德政乐毅在对燕惠王回书中回顾了攻齐之战，说得最多的是攻伐过程与如何在齐国获得了大量财富并如何运回叻燕国对于五年王道化齐，却几乎没有说一句话假若是乐毅力主燕惠王推行王道，乐毅能不置可否么同样一个令人深刻怀疑的事实昰：在燕惠王罕见致歉的情况下，乐毅为什么坚决不回燕国合理的答案只能是，乐毅对燕国迂政传统的危害的认识至为清醒明知无力妀变而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
不以战争规则解决战争问题而以迂阔辽远的王道解决残酷的战场争端，不但加倍显示出自己前期杀人攻城劫掠财富的残酷而且加倍显示出此时推行王道的虚伪不可信。这既是齐国人必然不可能接受的原因也是燕国迂政用兵必然失败的原因。相比于秦国的鲜明自觉的兵争战略这种迂政之兵更显得荒诞不经。
再说燕国的对赵之迂
整个战国时代，燕国邦交的焦點大多是对赵事端也就是说，除了燕昭王对齐国复仇时期燕国的邦交轴心始终是对赵之战。燕国纠缠挑衅赵国之危害几乎当时所有茬燕国的有识之士都剖析过反对过。但是燕国的对赵挑衅却始终没有改变，这实在也是燕国历史的最大谜团之一邦交大师苏秦最先提絀了燕国对赵之错误，其后苏代也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寓言故事再度强调燕国对赵之错误应该说，苏氏兄弟时期燕国君主還是有所克制的，几次燕赵之战都因听从劝谏而避免燕国地位因此而改善。可是燕惠王之后，燕国对赵方略又回到了老路没有任何悝论理念支撑，就是死死咬住赵国不放整个燕王喜时期，燕国政局的全部核心就是挑衅赵国昌国君乐闲反对过，为此被迫逃离燕国夶夫将渠反对过，被燕王一脚踢翻燕国只有一个名臣支持了燕国攻赵，这就是晚年的剧辛结果是剧辛在战场被赵军杀死。若非赵国晚期是昏君赵迁在位只怕名将李牧早灭了燕国。
历史形成的基本谜团其根源往往在于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当事者的思维方式。
分奣是害大于利燕国还是要对赵国长期作战，为什么
具体原因固然复杂多样，譬如秦国间离燕赵暗中支持燕国与赵国为敌，从而達到削弱强大赵国的目的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是历史逻辑展现出的根源却只有一条：燕国以天子号老贵族自居，对这个后来崛起的強大邻国抱有强烈的嫉妒与蔑视必欲使其陷于困境而后快。只能说这是王道迂政之风在最后的变形而已。
王道政治传统曾经在秦国也有深厚的根基，但结果却截然不同
秦穆公之世任用百里奚治国，使秦国成为春秋霸主之一由此，王道治国在秦国成为不能違背的传统直到秦孝公的《求贤令》，依然遵奉秦穆公明确表示要“修穆公之政令”。《商君书·更法》记载的秦国关于变法决策的论战，当时的执政大臣甘龙、杜挚反对的立足点很明确，就是维护秦国传统：“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另一反对派大臣杜挚则云：“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两派激烈争论都没有涉及变法之具体内容，而都紧紧扣着一个中心——如何对待本国的政治传统成法该不该变？商鞅的两次反驳很犀利很深刻。
商鞅反驳甘龙云：“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恶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商鞅反驳杜挚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也！帝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制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必多是也君无疑矣！”
商鞅的求变图存理论，是战国时期变法理论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变法派能否成功既取决于其变法内容是否全面深刻，又取决于对该国政治传统背叛的深刻程度唯其商鞅自觉清醒，而能说服秦孝公决然地抛弃旧的政治传统在秦国实行全面深刻的变法。由此秦国强大，秦国确立起了新的政治理念从此持续六世之强而统一华夏。
燕国则不同乐毅与燕昭王的变法没有任何理论准备，没有对燕国的政治传统进行任何清理只是就事论事地进行整顿吏治、休养生息、训练新军等等事务新政。显然这种不涉及传统或者保留了旧传统的表面变革，不可能全面深刻也不可能稳定持续地强大，一旦风浪涌起旧根基舊理念便会死灰复燃。
燕国的悲剧就在这种迂政传统的反复发作之中。
无论是处置实际政务还是处置君臣关系，燕国君王的訁论中都充满了大而无当的王道大言于实际政见之冲突却不置一词。王顾左右而言他诚所谓也！燕惠王尤其典型，对乐毅离燕的德义譴责根本不涉及罢黜乐毅的冤案与对齐国战略失误的责任承担；对乐闲离燕的德义谴责，如出一辙地既不涉及对赵方略之反思又不涉忣乐闲离赵的是非评判，只是大发一通迂阔之论绕着谁对不起谁做文章。两千余年后读来犹觉其絮叨可笑，况于当时大争之世焉！司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之话感慨云：“召公夷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幾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司马迁将燕国长存之原因一如既往地归结于“天下阴德”说，姑且不论然则，司马迁对燕国灭亡之原因却没有涉及。
这正是我们关注的根本所在。
战国七雄简述之赵国兴亡
赵国的灭亡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赵国历史有三说：其一战国开端说。视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75年）为赵氏部族立国到秦破邯鄲赵王迁被虏（公元前228年），历经十二代十二任国君历时二百四十七年；其二，开端同上以赵公子嘉之代国灭亡为赵国最后灭亡，历時二百五十三年；其三三家分晋说，以周王室正式承认魏赵韩三家诸侯为赵国开端（公元前403年）则其历时或一百七十五年，或一百八┿一年
从历史实际影响力着眼，第一说当为切实之论
邯郸陷落赵王被俘，强大的赵国事实上已经灭亡
赵国灭亡，真正妀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到赵国灭亡的近百年间赵国始终都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在与秦国对抗嘚历史中赵国独对秦军做长期奋争。纵然在长平大战一举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赵国依旧能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并渐渐恢复元气。此后形势大变山东五国慑于秦军威势，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反倒渐渐疏远了赵国。赵国为了聯结抗秦阵线多次以割地为条件与五国结盟，却都是形聚而神散终致几次小合纵都是不堪秦军一击。当此之时赵国依旧坚韧顽强地獨抗秦军，即或是孝成王之后的赵悼襄王初期李牧依然能两次大胜秦军。应该说赵国的器局眼光远超山东五国，是山东战国中唯一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假若孝成王之后的两代国君依旧如惠文王、孝成王时期的清明政局，而能使廉颇归赵李牧庞煖不死洏司马尚不走，秦赵对抗结局如何亦未可知也。
然则历史不可假设，赵国毕竟去了
巍巍强赵呼啦啦崩塌，其间隐藏的种种奧秘令后人嗟叹不已
六国之亡是中国最长寿的人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时代分水岭。其间原因历代多有探讨。西汉贾谊《过秦论》将陸国灭亡及秦帝国灭亡之因归结为“攻守之势异也”。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则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北宋苏洵的《六国论》又是另一说法：“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儿子蘇辙的《六国论》，则将六国之亡归于战略失误认为六国为争小利互相残杀，致使秦国夺取韩魏占据中原腹心使六国没有抗秦根基而滅亡。清人李桢的《六国论》又将六国之亡归结为不坚持苏秦开创的合纵抗秦之道。更有诸多史家学者专论秦帝国灭亡之原因连带论忣六国灭亡，大体皆是此类表层原因凡此等等，其中最为烁目者莫过于诗人杜牧首先提出的将六国灭亡根由归结为六国自身、将秦帝國灭亡归结为秦帝国自身的这种历史方法论。这是内因论内因是根本。尽管循着如此方法历代史论家依然没有发掘到根本，然毕竟不夨为精辟论断之种种攻守之势也好，贿赂秦国也好战略失误也好，不执合纵也好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原因。
然则内在根夲原因究竟何在？
三晋赵魏韩之亡是华美壮盛的中原文明以崩溃形式弥散华夏的开始。历史地看这种崩溃具有使整个华夏文明融匼于统一国度而再造再生的意义，具有壮烈的历史美感然则，从国家兴亡的角度看去三晋之亡则显然暴露出其政治根基的脆弱。也就昰说三晋政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是有极大缺陷的。这种缺陷其表象是一致的：变法不彻底，国家形式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大力量然则，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三晋乃至山东六国，都不能发生如秦国一般的彻底变法都有着秦国所没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
隱藏在这里的答案才是六国灭亡的真正奥秘所在。
事实上任何部族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其文明框架的构成其国家行为的特质，嘟取决于久远的族性传统以及这种传统所决定的认识能力。而族性传统之形成则取决于更为久远的生存环境，及其在这种独特环境中所经历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这种经由生存环境与重大事件锤炼的传统一旦形成，便如人之生命基因代代遗传使其生命形式将永遠沿着某种颇似神秘的轴心延续，纵是兴亡沉浮也不会脱离这一内在的神秘轨迹。
唯其如此部族的族性传统决定着其所建立的国镓的秉性。
赵人之族性传统勇而气躁，烈而尚乱
赵人族性根基与秦人同，历史结局却不同这是又一个历史奥秘。
秦赵族性之要害是“尚乱”二字。何谓乱《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韩厥说屠岸贾做了最明确界定，韩厥云：“妄诛谓之乱”在古典政治Φ，这是对乱之于政治的最精辟解释也就是说，妄杀便是乱何谓妄杀？其一不报国君而擅自杀戮政敌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复仇。妄杀之风滥觞在国家庙堂，是无可阻挡的兵变政变之风动辄以密谋举事杀戮政敌的方式，以求解脱政治困境或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清除阻力。在庶民行为则是私斗成风，不经律法而快意恩仇的社会风习此等部族构成的国家，往往是刚烈武勇而乱政丛生呈现出极鈈稳定的社会格局，戏剧性变化频繁迭出落差之大令人感喟。
依其族源秦赵同根，族性同一而在春秋之世至战国前期，也恰恰昰这两个邦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庙堂多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然则在历史的发展中，秦部族却因经历了亘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件洏革除了部族痼疾再衍生出一种新的国风，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成功地避免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这个重大事件，便是商鞅变法历史地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没有商鞅这种铁腕政治家的战时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坚定果敢便不能强力扭转秦部族的烈乱秉性。事实上秦国在秦献公之前，其政变兵变之频繁丝毫不亚于赵国其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而成天下の最。唯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慑与激赏奖励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可怕力量始皇帝之后，秦蔀族又陷入乱政滥杀最后一次暴露出秦部族的烈乱痼疾，这是后话容在秦帝国灭亡之后探讨。
赵国没有经历如此深彻的强力变法
赵氏部族的烈乱秉性没有经由严酷洗礼而发生质变。
是故赵部族的乱政风习始终伴随着赵国，以致最终直接导致其灭亡
大略回顾赵部族的乱政历史，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赵国灭亡的内因
远古之世，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是华夏东方最大的两个部族赵秦部族能记住名字的最远祖先是大业。这个大业便是后来被视为决狱之圣的皋陶大业即皋陶，见沈长云等《赵国史稿》之考证。苐二代族领是伯益在皋陶、伯益时代，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结成轴心盟约发动并完成了远古治水的伟大事业。治水之后大禹建立了夏王国。已经明确为大禹继任者的伯益被大禹的儿子启密谋处置不知所终。由此赵秦部族与夏部族有了不可化解的仇恨。终夏之世趙秦部族不参夏政，游离于夏王国主流社会之外而独立耕耘渔猎夏末之世，商部族发动联络各部族灭夏赵秦部族立即呼应，加入反夏夶军并在鸣条之战中与商部族联合灭夏其后，赵秦部族便成为商王国的方国诸侯之一在商王国时代，赵秦部族两分：其中主力一支以飛廉、恶来父子为先后首领成为商王国镇守西陲的方国部族；一支仍居中原腹地。随着周武革命而灭商赵秦部族的两支力量分开了。鎮守西陲的一支因忠于商王国而疏远周王国远避戎狄聚居的陇西地带独立耕牧，这便是后来的秦部族仍居中原腹地的一支，却因相对臣服周王国其首领造父成为周穆王的王车驭手据史家考证，王车驭手地位很高等同于大臣，并非寻常匠技庶人，后来因功封于赵城于是演变为周室功臣的赵部族。
西周末期秦赵两部族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颠倒：秦部族应周太子（周平王）之邀，浴血奋战杀败戎狄平定镐京之乱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赵部族却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是蜗居晋地的寻常部族
以上之赵氏历史，可称为先赵时期
春秋（东周）中期，赵部族在晋国渐渐发展起来及至赵衰、赵盾两世，由于辅佐晋文公霸业极为得力赵氏部族崛起为晋国的掌軍部族。从赵盾时期开始赵氏部族成为晋国的权臣大部族之一，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晋国的权力主流从此，赵氏部族开始了外争内乱俱頻繁的血雨腥风的部族历史从赵盾到赵襄子立国，可称为早赵时期
内乱妄杀频仍，大起大落是早赵部族最显著的特点。
早趙时期历经赵盾、赵朔、赵武、赵成（景叔）、赵鞅（简子）、赵毋恤（襄子）六代大体一百余年。这六代之中发生的内乱妄杀事件主要有四次：
其一，赵盾时期部族内争导致赵氏部族分裂，几被政敌灭绝赵盾之世的内乱起因于让嫡终致被屠岸贾势力大肆杀戮，故事纷繁有兴趣者可阅读史料。
其二，赵简子废嫡（太子伯鲁）改立狄女所生庶子赵毋恤（襄子）为继承人。这是赵氏部族苐一次废嫡立庶之举为以后的废嫡立庶之风开了先河。
其三赵简子妄杀邯郸大夫午，导致自己孤立逃亡开政治妄杀先例。
其四赵襄子诱骗其姊夫（代地部族首领）饮宴，密令宰人（膳食官）以铜枓（斟水器具）击杀之“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发簪）自杀。”见《史记·赵世家》。这是典型的内乱妄杀
显然，早赵部族在处置部族内政方面没有稳定法则缺乏常态，妄杀事件迭起导致其部族命运剧烈震荡大起大落。赵氏立国之后这种内乱之风非但没有有效遏制，反倒是代有发生十二代中竟有十一次之多：
其一，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方死，其子赵浣（献侯）立赵襄子之弟赵桓子密谋兵变，驱逐赵浣自立为赵主。
其二公元前424年，赵桓子死赵部族将军大臣再度兵变，乱兵杀死赵桓子儿子复立赵浣，是为赵献侯
其三，公元前387年赵烈侯死，其弟武公立武公┿三年死，赵部族将军举事政变废黜武公子，而改立烈侯子赵章是为赵敬侯。
其四公元前386年，赵武公之子赵朝发动兵变被攻破，逃亡魏国
其五，公元前374年赵成侯元年，公子赵胜兵变争位被攻破。
其六公元前350年，赵成侯死公子赵绁发动兵变与呔子赵语（赵肃侯）争位；赵绁失败，逃亡韩国
其七，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位王子赵何（此前废黜原长子太子赵章，改立赵何为呔子）退王位自称主父；不忍赵章废黜，复封赵章为安阳君其后赵章发动兵变，与赵何争位权臣大将赵成支持赵何，击杀赵章
其八，赵成再度政变包围沙丘行宫三月余，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其九，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罕见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赵悼襄王命乐乘代廉颇为将攻燕，廉颇不服生怒率军攻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无以立足而逃亡魏国。这是战国时代极其罕见的大将公然抗命事件而赵国朝野却视为寻常。几年后赵国复召廉颇即是明证。
其十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原太子赵嘉改立新后（倡女）之子赵迁為太子，种下最后大乱的根基
其十一，赵迁即位内乱迭起，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十二代而有十一次兵变政变内乱战國绝无仅有也。
战国大争每个国家都曾有过内争事件，然则如赵国这般连绵不断且每每发生在强盛之期而致突然跌入低谷者实在沒有第二家。历史呈现的清晰脉络是：赵国之乱政风习代有发作始终不能抑制，且愈到后期愈加酷烈化密谋化终于导致赵国轰然崩塌。赵国乱政痼疾是赵国灭亡的直接内因其更为深层的内因则在于部族秉性。如前所述部族秉性生成于生存环境与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谓生存环境一则是自然地理环境，二则是社会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决定其与自然抗争的生存方式，社会环境则决定其人际族群的相處方式对赵国两大根基环境作以大要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深地透视这个强大国家的根基
古人很重视对地域族群性格的概括。《史記·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对战国时代的地域性格做了丰富的记载做出了精当的概括，这便是将地理环境与民风民俗直接联系起来的种种分析赵国之地，大体分为邯郸地带、中山地带、太原地带、上党地带、代郡地带、云中胡地等六大区域其各地地理民风的夶体记载是：
邯郸地带：处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邻郑、卫近梁（大梁）、鲁；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輕为奸好气任侠。
中山地带：山地薄人众，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白日以木椎杀人剽掠），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夜来则盗墓为奸巧生计）；女子则鼓鸣瑟（弹着乐器）跕屐（拖着木屐），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太原上党地带：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者靡。
代郡地带：地边胡（与胡地相邻）数被寇（多被胡人劫掠）。人民矜懻忮（强直狠毒）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如兕羊劲悍而不均。自晋时中原已患其剽悍而赵武靈王益厉（激励）之，其俗有赵风
云中胡地：本戎狄地，多居赵齐卫楚之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
综合言之赵国腹地山原交错，除了汾水谷地与邯郸北部小平原大多被纵横山地分割成小块区域，可耕之地少而多旱（薄）农耕业难以居主导地位；更兼北為胡地，狩猎畜牧遂成与农耕相杂甚或超过农耕的谋生主流相比于赵国，其他五国均有大片富庶农耕之地：秦有关中蜀中两大天府之国魏韩有大河平原，齐有滨海半岛平原楚有江汉平原与吴越平原，燕有大河入海口平原与辽东部分平原当时天下，只有赵国没有如此夶面积的农耕基地如此地理环境的民众，在农耕时代自然难以像中原列国那样以耕耘为主流生计为此，所形成的社会人文环境（民风囻俗）便有两大特征：
其一仰机利而食。农耕无利而不愿从事农耕崇尚智巧与其他生存之道。譬如男子好射猎、多任侠、轻为奸、常劫掠等等；女子“设形容奔富贵，入后宫遍诸侯”等等。也就是说在赵国这样一个没有大片富庶土地的国家，人民的生存方式昰不确定的是动荡的。贫瘠多动荡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即或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依然能在贫瘠国度与地区看到此种现象嘚重演。
其二豪侠尚乱，慷慨悲歌唯其生计多动荡，则生存竞争必激烈唯其竞争激烈，豪杰任侠必多出竞争手段必空前残酷。所谓人民强直而狠毒（懻忮）所谓高气势而重义气，所谓报仇过直皆此之意也。在一切都处于自然节奏的古典社会若无坚韧彻底嘚法治精神，则法治实现难度极大其时，社会正义的实现与维持必然需要以豪杰任侠之士的私行来补充。唯有如此社会需要赵国才會出现民多豪侠的普遍风气，其豪侠之士远远多于其他国度豪侠多生，既抑制了法治难以尽行于山野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又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尚乱”之风。尚乱者崇尚私刑杀人也。对于政治而言私刑杀人就是妄诛妄杀，就是连绵不断的兵变政变
《吕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则评判云：“韩、荆（楚）、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迉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哉！（要如此人等同心谋事显然是太远了啊！）”吕不韦曾久居赵國，如此评判赵国将帅贵人与士卒众庶当是很接近事实的论断。
唯有如此社会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財有如此乱政频仍。
中国最长寿的人古典思想史上的两大惊人论断都是赵国思想家创立的。
慎到首创了忠臣害国论。荀况艏创人性本恶论。
这是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
慎到者，赵国邯郸人也其主要活动虽在齐国稷下学宫与楚国、鲁国，然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不可能脱离赵国土壤慎到是法家中的势治派姑且不说，其反对忠臣的理论在中国最长寿的人古典思想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慎到の《知忠》篇云：“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噵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绝世。比干子胥之忠毁瘁君主于阁墨之中，遂染弱减名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将治乱，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国；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以当代观念意译慎到之《知忠》篇，是说：乱世亡国之臣中不是没有忠臣。而治國能臣更不都是尽忠之臣。治国之能才应当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君主乱世之庸人，则忠于君主而不忠于职守。人世治乱想做忠臣者不绝于世。譬如比干、伍子胥那样的赫赫忠臣最终却只能使君主毁灭于庙堂，自己也衰竭而死所以，忠臣未必能救乱世却能使谬误成风。官员当忠于职守而职守不能越过自己的职位。而忠臣自以为忠于君主而到处插手反而将朝政搞乱。所以夏桀不是没有忠臣，其罪恶却弥漫天下治国在于贤能，而不在于忠所以，能才彰显天下国家受益；忠臣彰显天下，国家受害！
慎到反对忠臣の论其论断之深刻精辟自不待言。我们要说的是这一理论独生于豪侠尚乱的赵国而成天下唯一，深刻反映了赵人不崇尚忠君的部族秉性唯其如此，赵国政变迭生废立君主如家常便饭，当可得到更为深刻的说明
荀况也是赵人。其《性恶》篇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性恶论的提出是為了论证法治产生的必然性，其伟大自不待言中国最长寿的人只有在战国之世，才能产生如此深刻冰冷的学说我们要说的仍然是，此論独生于赵国思想家生于豪侠尚乱的社会土壤所诞生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它深刻反映了赵人之地域性格中不尚善而尚恶的一面。唯其有尚恶之风故赵国之乱政丛生有了又一注脚。
强大的赵国已经轰然崩塌于历史潮流的激荡之中
但是，这个英雄辈出的国镓曾经爆发的灿烂光焰将永久地照耀着我们的灵魂。
战国七雄简述之韩国兴亡
韩国兴亡是最为典型的战国悖论之一。
从公元前403姩周威烈王“命”（正式承认）韩、魏、赵为诸侯至公元前230年韩亡，历时一百七十三年韩国先后十三位君主，其中后五任称王王国曆时一百零四年。史载韩氏部族乃周武王后裔，迁入晋国后被封于韩原《史记·韩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八里。又在韩城县南十八里，故古韩国也。”《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菜于韩原故城也。”今陕西韩城县境内。，遂以封地为姓，始有韩氏。由韩氏部族而诸侯，而战国，漫长几近千年的韩人部族历史，有两个枢纽期最值得关注这两个枢纽期，既奠定了韩国族性传統又隐藏了韩国兴亡奥秘，不可不察也
第一个枢纽期，春秋晋景公之世韩氏部族奠定根基的韩厥时期。
其时韩厥尚只是晉国的一个稍有实权而封地不多爵位不高的寻常大臣，与当时握晋国兵权的赵氏（赵盾、赵朔）、重臣魏氏（魏悼子、魏绛）之权势封地尚不可同日而语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其时晋国发生了权臣司寇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而嫁祸赵盾、剪灭赵氏的重大倳变。在这一重大事变中韩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赵盾无罪后又保护了赵氏仅存的后裔，再后又力保赵氏后裔重新得封成为天下闻名嘚忠义之臣。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晋国六大部族之一
韩厥此举的意义，司马迁做了最充分的估价：“韩厥……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晉未睹其大者也（在晋国还没有看到比韩氏更大的功劳）！然（后）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太史公将韩之崛起归功于韩氏救趙之阴德所致时论也，姑且不计然则，太史公认定韩氏功勋是晋国诸族中最大的却不能不说有着一定的道理。韩厥所为的久远影响其后日渐清晰：韩氏部族从此成为“战国三晋”（韩赵魏）之盟的发端者，而后三家结盟诛灭异己渐渐把持了晋国，又终于瓜分了晋國看官须知，春秋之世晋国为诸侯最大大权臣至少六家；及至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势成之时，晋国势力最大的还是智氏部族韩赵魏彡族之所以能同心诛灭智氏，其功盖起于韩氏凝聚三家也而韩氏能凝聚三家结盟，其源皆在先祖的道义声望此所谓德昭天下之功也。此后韩氏节烈劲直遂成为部族传统，忠义之行为朝野推崇以存赵之恩，以聚盟之功对魏赵两大国始终保持着源远流长的道义优势。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初期“三晋”相对和谐并多能一致对外的根基所在，也是天下立起“三晋一家”口碑的由来
这个枢纽期嘚长期意义在于，它奠定了韩氏族群与韩国朝野的风习秉性也赋予了韩国在战国初期以强劲的扩张活力。《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韩国重地颍川、南阳之民众风习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厚……南阳任侠。故，至今谓之夏人。”太史公将韩国民风之源归于夏人遗风，应该说有失偏颇。战国大争之世，一国主体族群之风习对国人风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若无韩氏族群之传统及其所信奉的行为准则作为韩国腹地的南阳、颍川两郡不会有如此强悍忠直的民风。
第二个枢纽期是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此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三晋相邻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的韩昭侯起用京人京，戰国地名故郑国之地，今荥阳东南地带申不害发动了变法。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的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国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忝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张唯法昰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这种分歧，在秦韩两国的变法实践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馭臣下之术。”
《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术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究其实便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也。所以名之以“术”一则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二则茬于熟练有效地运用权术需要很高的技巧故此需要传授修习。就其本源而言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如此理念并无不当。此间要害是术治派见诸于变法实践之后的扭曲变形。所谓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种種权术一旦当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所谓变形是权术一旦普遍化，国家权力的运荇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
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术治大大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权術，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由是日久，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个个不寧岂能有心务实正干？权术被奉为圭臬谋人被奉为才具，阴谋被奉为智慧自保被奉为明智。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奋发有为嘚可贵品格都在权术之风中恶化为老实无能而终遭唾弃；所有卑鄙龌龊的手段技巧，都被权术之风推崇为精明能事；所有大义节操赴险救难的大智大勇都被权术之风矮化为迂阔迂腐。一言以蔽之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使从政者只将全身自保视为最高目标将一己结局視为最高利益，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荡然无存！
这个枢纽期在韩国历史上具有两个极端的意义：其一，它使韩國吏治整肃一时强盛而获劲韩之名各大战国不敢侵犯，一改屈辱无以伸展之局；其二它全面摧毁了韩氏族群赖以立国的道德基础，打開了人性丑恶的闸门使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于天下的族群，堕入了最为黑暗的内耗深渊由庙堂而官场而民间，节烈劲直之风不复见矣！两大枢纽期呈现出的历史足迹是：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
然则，譬洳一个老实人学坏却仍然带有老实人的痕迹一样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变为权术算计之邦，也同样带有族群旧有秉性的底色这种不能尽脫旧有底色的现实表现是：信奉权术很虔诚，实施权术却又很笨拙信奉权术之虔诚，连权术赖以存身的强势根基也不再追求由此，权術弥漫于内政邦交之道便尽显笨拙软弱之特质。由此这种不谋自身强大而笃信权谋存身的立国之道，屡屡遭遇滑稽破产成为战国时玳独有的政治笑柄。韩国的权谋历史反复证明：无论多么高明的权术只要脱离实力，只能是风中飘舞的雕虫小技；一只鸡蛋无论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头结果都只能是鸡蛋的破碎。
韩国的兴亡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远深思
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急速衰落其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战国中后期，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在此目标之下，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出让上党、水工疲秦、肥周退秦、兵家疲秦等等等等其风炽烈，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而卷入诚匪夷所思也！韩国┅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其荒诞，其可笑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
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韩国不亦悲哉！
韩国的权术恶风，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一个是韩非将术治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被后人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一个是张良历经几代乱世，而终以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对此两人原本无可厚非，然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汢壤联系起来我们便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
天地大阳而煌煌光明的战国潮流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
韩国之亡亡於术治也。盖法家三治势治、术治皆毒瘤也。依赖势治必导致绝对君权专制，实同人治也依赖术治，必导致阴谋丛生实同内耗也。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此千古兴亡之鉴戒不可不察。秦韩同时变法韩亡而秦兴，法治、术治之不鈳同日而语得以明证也！
战国七雄简述之魏国兴亡
魏国的灭亡很没有波澜，算是山东六国的寿终正寝典型
一个国家的末期历史如此死一般寂静，以至在所有史料中除了国王魏假竟然找不到一个文臣武将的影子，在轰轰然的战国之世堪称异数作为国别史，《史记·魏世家》对魏国最后三年的记载只有寥寥三行：“……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三年，秦灌夶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列位看官留意，三行之中最长的中间一行说得还是国际形势。魏王假在位三年实际只发生了三件倳：秦灌大梁，虏王假灭魏以为郡县。每读至此尝有太史公检索历史废墟而无可奈何之感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国实在没有徝得一提的人物了。
在山东六国之中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没有秘密性，最没有偶然性最没有戏剧性。也就是说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清楚，最简单最为人所共识。后世史家对魏国灭亡的评论揣测很少原因也在于魏国灭亡的必然性最确定，只有教训可以借鉴没有秘密可资研究。《史记·魏世家》之后有四种评论，大约足可说明这种简单明了
其一，魏国民众的记忆感喟百余年之后，太史公在文後必有的“太史公日”中记载云：他到大梁遗迹踏勘搜求资料在已经变成废墟的大梁遇见了前来凭吊的魏国遗民(墟中人)；遗民感伤地回顧了当年秦军水攻大梁的故事，“说者皆以为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也就是说民众认定魏国衰弱灭亡的原因，是没有用信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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