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故宮周刊》第四百三十三期和第四百三十四期介绍:“造云石”原置抚辰殿后惠风亭之西北隅。高一尺九寸,左端高七寸四分,宽二尺一寸一分,侧面高一尺六寸五分,上宽一尺七寸,中宽一尺五寸四分,下宽一尺二寸八分。石质系灵璧,色深褐,间以黃晕石纹,叩之其声清越若铜。为元代顾瑛玉山草堂旧藏,题刻至夥。“造云”二字在石之额间,款属廉夫,为元杨维祯笔。“玉山草堂精玩”篆文六字,排列侧面上部。郑元祐记事位于“玉山草堂精玩”六字之次。文曰:庚寅(1350)秋七月,玉山主人置酒芝云堂,琅玕万个,灵石错出。中列一卷,如天风遏云抱崖绮布之势。适杨廉夫弄笛其傍,余偶以佩牙击赏,发声清越,铿肰中律,时凉颸送爽自林树间来,相顾乐甚。廉夫遂题“造云”二字于石之额端,盖取郦善长(郦道元)造云壁立句也。仲瑛欲移近几席復自著铭。坐客若袁子英、李廷璧、方外友、张伯雨、琦元璞皆有句。遂昌郑元祐记其事。顾瑛铭文在记事左端,大篆八字,文曰谐(误传喈)”,款瑛銘,钤印二,曰‘阿’‘瑛’。“句曲外史(张雨的号)醉后抚观”八字在石之背面下方,为张雨书(张雨即张伯雨)。
《故宫周刊》详细介绍了奇石上的元代的五处题刻,尤其郑元祐的记事题刻将当年文人骚客在观赏这块奇石场面描写的活灵活现。但是在题刻辨识辑录时出现一些错误,再有奇石上三位明代大家的题刻没有介绍。辨识错误在顾瑛小篆题刻的八字中。其八字题刻为“弍峰独秀八音克谐”。“二峰”当指顾瑛玉山草堂里的两块奇石,其一为“寒翠石”上有苏东坡题刻,再有就是此“造云石”,但是“造云石”由于是灵璧石,敲击声音悦耳,又有“八音石”之称谓,所以从“造云石”敲击声音悦耳来讲两块奇石中自然此石“独秀”了,但是都把“弍”错认为“弌”了。再有“八音克谐”都错辨成“八音克喈”了,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八音克谐” 出自《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顾瑛这里使用“八音克谐”比喻他们吹笛、敲击“造云石”作乐时的音律和谐优美。
“造云石”上另有三处明人题刻。石头前方有“崐崙山人張诗与晏伯谦同觀”的题刻,张诗是明后期诗人,晏伯谦应该是信佛云游之人,明诗人方太古曾听晏伯谦讲禅而即兴作诗。奇石后面元人题刻的下方分别是顾璘(右侧)和董其昌的两处题刻(左侧)。
顾璘的题刻曰:“余往之浙经界溪,緬當年玉山之胜,緬不可得。傾謝子象(谢承举)游吴門歸,與一石遺余曰:‘江左風流,今歸於公,此石乃玉山堂中物,当列公屏幛间。’予见其嵌空飞翥,摩挲(误传掌)擊賞,清音中律,并讀諸銘識,愈神游碧梧翠竹湖光山色間飛若。玉山文采甲东南,余何能(误传敢)。嘉靖十年三月(1531年),東橋居士識”。钤印“東橋”。根据这段题刻可知,到嘉靖十年昆山界溪之畔的玉山草堂已经没有遗迹可寻,只有玉山草堂遗物“造云石”为謝承举(谢子象)所藏,后赠与顾璘收藏。这里也有两处误读错误,就是“摩挲”误为“摩掌”、“余何能”误为“余何敢”了。
董其昌的题刻内容是“天清日華巨靈守,岳奠(误传寘)山立八鳌負,光氣(误传华)萬仞依北斗。”落款“董其昌”。董其昌题句似乎并不完整,说是七绝但又缺句,这里只能认为董其昌顾自谦逊,不留班门弄斧的口嫌,因为前面顾璘都说“玉山文采甲东南,余何能”了。其实董其昌这三句题句是根据元代诗人柳贯描绘山景诗而改题的,柳贯诗里有“……鞭石障夘风,无乃巨灵剖,川岳奠方维,坤舆鳌背负,岂为一比丘……”。但是历来说到董其昌这三句时都把“岳奠”误为“岳寘”、“光气”误为“光华”了。
故宫武英殿“四僧”画展前的造云石
元代杨维祯题写的“造雲”二字,落款“廉夫”
“玉山草堂精玩”,没有款识不知是谁题刻
元代顾瑛小篆题写“弍峰独秀八音克谐”,右是“谐”字的篆书:
元代郑元祐记事题刻(一)
元代张雨(张伯雨)题写“句曲外史醉后抚观”
明代顾璘题刻,不知顾璘与顾瑛是否有什么亲属关系?
明代张诗题刻“昆仑山人张诗与晏伯谦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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