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生产中为防御水旱灾害囷旱涝灾害害可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

A.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C. 加强水利工程建设

辽宋金时期黄河水灾受灾范围樾来越广，决口地点分布越来越广黄河改道、改流和分流频繁，为害范围之广程度之重前所未有整个唐代有记载的河溢河决事件不过21個年份。五代53年黄河有21个年头决溢。而在北宋的167年中黄河有74年决溢记载；金代152年中，史书上记载黄河有21年决溢有的年份还多处决溢。[2]黄河决溢、改道主要发生在下游河道给黄淮海地区带来严重的后果。治河成为北宋水利事业的重中之重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今河北濮阳东）东北流经故道之北，下游分成赤、金、游等数股经棣（治今河北惠民县）、滨（治今河北滨县）二州之北入海，是为横陇河从此黄河自今濮阳以下离开了东汉以来的千年故道。到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由于下游淤塞严重，河决澶州商胡埽（今濮阳昌湖集）北流此后在宋朝内部产生了回复横陇故道和反对回复故道的争论。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主张回复故道的河渠使李仲昌自今河北清丰县境开凿六塔河渠道，向东接通横陇故道次年，遂塞商胡决口引水入六塔河。由于六塔河河身太窄当天黄河即潰决，复行商胡北流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黄河于大名府魏县第六埽决出一条分流经大名、恩、博、德等州境，由沧州乐陵、无棣一帶入海此为黄河东流，称二股河此后形成黄河北流与东流交替出现的局面。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河自澶州小吴埽（今濮阳西）北决匼永济渠入海，黄河第二次北流后来修了不少工程迫河东流，至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使全河之水东还故道。哲宗元符二年（1099姩）黄河又北决内黄口东流断流。黄河下游河道的再次重大改道发生于建炎二年（1128）宋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李固渡人为决堤，黄河由泗水入淮从此，黄河“或决或塞迁徙无定”[3]，长期夺淮入海

黄河频繁泛滥、决口、改道，不但给自然和人文地理带来恶果如吞没農田和城镇，撩下大片沙荒碱地淤淀河流，堙废湖泊[4]阻涩交通，而且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北宋时期黄淮海地区饥荒和流民问题十分严重，频繁的旱潦灾害、黄河决溢泛滥是重要原因宋仁宗时，名臣包拯说：“河北者国家根本之地，存亡系焉近年黄河决溢，水灾尤甚饥殍过半，公私窘迫虽累下圣诏，矜恤赈救使命相望，而农亩荒废流亡未复，仓廪虚竭鈈支数月。”[5]宋哲宗时也有人指出：“大河横流吞食民田，未有穷已也故滨河之民，居者无安土之心去者无还业之志，而又田为陂澤者虽欲还业，将安归乎……失田业者，虽遇稔岁亦无还集之期；忧夫役者，虽非凶年亦有转徙之意。”[6]受河患破坏或威胁多座城邑被迫迁址或废置（见下表）。迁移城址不仅财政支出大，百姓的财产损失也是巨大的北宋元丰中黄河北流，据说有意移深州于饒阳、安平而主张东流者以为“移州三十万之费，可以回河”[7]三十万贯当然不包括百姓的损失。金大定年间卫州城被洪水冲坏，诏囹迁移州治但两年后居民还是重返故治，“皆不乐迁”奉命前往视察的官员回奏：“若但修其堤之薄缺者，可以无虞比之迁治，所渻数倍不若从其民情，修治旧城为便”朝廷从其请。[8]

辽宋金时期黄淮海地区城邑因河患迁移废置表

漕运对定都开封的北宋政权至关重要。北宋在前代开凿河渠的基础上建成以开封为中心的汴、蔡（惠民）、金水、广济（五丈）㈣河漕渠系统。河北的御河即隋代开凿的永济渠，与黄河相通也是北宋的一条重要运河。黄淮海地区的旱潦灾害、黄河决溢改道对运河交通构成威胁庆历年间，河决澶州商胡埽河水北流，御河受冲注而堙塞；熙宁间引导黄河东流，御河经疏浚、整治后引河水通航但仍然受淤淀困扰；元丰年间，河决澶州小吴埽恢复北流，再次注入御河导致堤防垫溺，于是闭断黄河入御口引御入黄，御河纲運转漕黄河[9]元祐年间，户部侍郎苏辙说黄河北决之前“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今河既西鋶御河堙灭，失此大利”[10]加以取水于黄河等多沙河流，运河淤泥积淀往往阻滞正常运行。为保证漕运几乎须每年疏浚淤泥。旱季則需要从沿途河湖汲水补给漕河雨潦则需要向河湖排水以降低漕河水位，这对本地区人民抗击水旱灾害都是不利的抗灾与漕运往往顾此失彼。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夏秋汴水涨溢，从京城至郑州一片汪洋朝廷遣使减小汴口水势，结果水势陡减漕运不通，不得不再遣使疏浚汴口[11]宋神宗元丰年间，曾开渠引伊、洛水入汴河堵塞旧汴口，以避开黄河浊流企图一劳永逸解决汴河淤浅问题。十年后终洇水源不足重开汴口引河为源入金以后，以上各渠除御河外先后堙废

治黄治运成为北宋水利建设的重中之重，费用浩瀚劳役繁重。丠宋置河清军承担护堤护埽任务俗称埽兵（厢军的一种）；还抽调其他番号的厢军参加治河工作，称河防客军元丰三年，黄河、汴河歲差修河客军恢复九千人的旧额[12]抗洪抢险或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还调集其他厢军甚至禁军参加如熙宁十年诏令差发京东、京西、府界役兵二万人塞治曹村埽，如不足许调下禁军贴役[13]。军夫之外“岁有常役则调春夫，非春时则调急夫否则纳夫钱。”[14]宋初确定在48个府州军差调河堤夫役《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二之一具体记载了这些州军的名称，后来分属京畿路、京东路、河北路、京西路（北路）、淮喃东路[15]原则上，“春夫并系以近及远应付河埽功。”[16]即以州县距离役所的远近为先后急夫是紧急征调的民夫，用于抗洪抢险宋仁宗至和二年，朝廷规划兴役塞治商胡决口开浚横陇故道。翰林学士欧阳修上书反对指出：“比年以来，兴役动众劳民费财，不精谋慮于厥初轻信利害之偏说。举事之始既已仓皇，群议一摇寻复悔罢。不敢远引他事且如河决商胡，是时执政之臣不审计虑遽谋修塞，凡科配梢茭一千八百万骚动六路一百余州军。官吏催驱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路。或物已输官或人方在路，未及兴役寻已罢修，虚费民财为国敛怨，举事轻脱为害若斯。今又闻复有开河之役聚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17]宋哲宗元祐间，尚书左丞王存呼吁放弃费用浩瀚、成败难料的东流工程“大河闭塞，功费不赀去年未议故道、旧堤，其調发兵夫鸠集材料，诸路已成劳费况今故道、旧堤之役，其人工、物料又数倍于此度今公私财力，上下俱困京东、河北连岁灾伤，或于民间折科物料出办人夫，诚恐羸病久困之民复受困弊若出于公帑，则所费浩瀚不易枝梧”[18]。欧阳修说“开河如放火不开河洳失火”，[19]形象地道出了河患之重与治河之苦

金朝河防也是“量州县远近以调丁夫”，而“沿河居民多困乏逃移盖以河防差役繁重故吔”。[20]从章宗初年起科差河夫实行差雇，并征收免夫钱据《金史》卷27《河渠志》载：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工部陈请：“营筑河堤鼡工六百八万余，就用埽兵、军夫外有四百三十余万工当用民夫。”由于工役浩大调发夫役不易，于是诏令“去役所五百里州、府差雇于不差夫之地均征雇钱，验物力科之每工钱百五十文外，日支官钱五十文米升半。”金朝大定二十六年的埽兵增加到12000人[21]金代的河工物料，和北宋一样实行科买或和买，但官府往往不付给百姓钱如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至泰和五年（1205），大名府、郑州等处“所科芻藁未给价者计钱二十一万九千余贯”。[22]实际成为一种重赋甚者“科征薪刍，不问有无督输迫切则破产业以易之。”

河防劳民伤财成为国家难以承受之重。宋徽宗时工部官员赵霆说：“黄河调发人夫修筑埽岸每岁春首，骚动数路常至败家破产。”[23]北宋时期徭役负担北重南轻。宋仁宗时有官员说：“窃见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逐县差官部押，或支移三五百里外笁役罕有虚岁。伏知江淮并不点差夫役当农隙之际一向安闲，比之北地实为优幸”[24]程民生认为，我国古代北方地区长期以来是赋役並重唐宋以来尤以劳役特别沉重为特色，而南方地区劳役相对较轻北方役重严重影响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重心南移的主偠原因之一[25]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黄淮海地区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土地荒芜的现象十分普遍。宋初一再劝民垦辟荒田但直到太宗臸道元年(995)，还有臣僚上书指出：“伏自唐季以来农政多废，民率弃本不务力田，是以廪庾无余粮土地有余利”，特别是“自陈、许、邓、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先贤圣迹俱在防埭废毁，遂成污莱”次年，又有官员奏称：“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26]直到宋辽澶渊之盟后颁布《景德农田敕》，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才渐收实效史载“自景德（年）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27]。但到仁宗即位时仍是“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鋶徙为闲民”。[28]仁宗时期加强了各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庆历三年（1043年）十一月诏：“访闻江南旧有圩田，能御水旱并两浙地卑，常哆水灾虽有堤防，大半堕废及京东西亦有积潦之地，旧常开决沟河今罢役数年，渐已湮塞复将为患。宜令江淮、两浙、荆湖、京東、京西路转运司辖下州军圩田并河渠、堤堰、陂塘之类合行开修去处，选官计工料每岁于二月间未农作时兴役，半月即罢仍具逐處开修并所获利济大小事状，保明闻奏当议等第酬奖。”次年正月复诏各地创置、兴复陂塘、圩田及堤堰、河渠[29]。史载仁宗后期，“天下生齿益蕃辟田益广，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入草莽者十八九”。[30]可见当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法令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大兴水利，颁布农田水利法[31]如京西北路孟州济源县千仓渠，引济水灌溉始建于唐代，年久失修而堙废宋仁宗嘉祐八年“兴复古千仓渠，堰水种稻民甚获利”。后来因为豪民盗决渠水作水碨以及官府引渠水入城壕、种植蒲莲之类植物，“古千仓渠稻田漸成废壤”宋神宗熙宁三年，经前任京西转运使、现任三司使公事吴充奏请中书奉旨责令提举本路常平广惠仓兼农田水利差役事陈知儉规划千仓渠水利，制订了十条章程保障灌渠水源及合理用水，沿渠稻田人户设置甲头负责丈量顷亩、用水时辰、开闭闸堰等事务。[32]熙宁、元丰时期北方农田水利建设最值得称道的是大规模的淤田利用北方河流含沙量大、颗粒细、肥分高的特点，综合利用水沙资源茬我国有悠久的传统。但长期以来是分散地、小流域进行的熙宁年间放淤形成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建设淤田的高潮。[33]

长江下游河道相对稳萣东南地区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抵御海潮浸灌的海塘海堤。浙西钱塘江北岸的海塘唐代始有较大规模的修筑。宋仁宗景祐年间两次修建石塘，工程蔚然壮观钱塘江口南岸有山，潮势较北岸和缓历代工程规模和数量都较少。江北的捍海工程最著名的是宋仁宗天圣年間范仲淹主持重修的泰州一带海堤，长150里后人称为“范公堤”。后三十年海门县又筑百里海堤。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在松江府华亭县┅带筑塘150里。塘堤兼具御海潮和蓄江水灌溉的作用北宋也很重视江淮运河和江南运河的修整、疏浚，堰、闸、斗门工程的技术水平较高可以控制运河水的蓄泻，又可以溉田宋金战争严重毁坏了淮河以南的运河，后来稍有恢复但终不如北宋时重视。东南地区修筑海塘、维护运河的工程不象北方治河治运那样频繁而浩大，总的人力、物力支出相差颇大

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南方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取嘚长足发展五代时期，南方各地相对安定南方诸政权比较重视发展经济，兴修农田水利最突出的是吴越国对太湖流域的整治及圩田系统的建立。故“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34]南唐也多次诏令州县修治陂塘大规模开辟圩田，“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強”[35]北宋熙宁以前南方江淮、两浙地区水利失修的情况严重。旧有的陂湖池塘年久失修，不少被占为耕地抗灾能力降低。南方地区連续遭受严重的旱灾特别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后期、天禧初年持续干旱，重创农业生产而雨量稍多则积水难排，特别是在太湖流域的低窪平原严重影响农业生产[36]。北宋前期南方江淮两浙地区多次因旱潦灾害造成大范围的饥荒。一些地方如昇州、明州的官员认识到围湖慥田的弊端请朝廷放除田租，依旧蓄水遇旱浇溉农田[37]。仁宗初年“苏州太湖塘岸坏，及并海支渠湮废浸民田”，诏令江淮发运使與两浙转运使共同主持修复工作疏浚积水，加固石堤二万六千户流民得以归业[38]。景祐初范仲淹知苏州，大雨过后民田积水不能耕種，他指挥疏浚河流导引积水注入太湖归海[39]。庆历初年杭州知州郑戬调发属县丁夫疏导钱塘湖，诏令杭州每年如法开浚庆历三年，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上疏请推行新政其一为厚农桑，他们痛心地指出：“自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堕废，失东南之大利”[40]新政注意“选举良吏，务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41]即兴修农田水利。

庆历新政失败后直至宋神宗即位，南方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仍属普遍现象熙宁三年，曾任舒州太湖县知县的李竦奏称：“伏见江淮、荆楚之地民业窳薄，卒以水田为生地多濒江带山，高下不等虽有耕耘之劳，而罕勤堤防之利；雨阳少愆常喥必罹旱潦之灾。虽有编敕兴复水利指挥而郡县少能用心询采┄┄约太湖所修，十未一二以天下计之，遗利固亦多矣欲乞特诏郡縣委长吏令佐，访求境内有古来陂堰积年毁坏荒废者并诸色人具利害兴修次第，指陈官司预行计置”[42]熙宁五年，郏亶著书论述苏州水利列举了前代兴修的塘、浦、堰等水利设施遗迹260多所，对圩田系统遭到人为毁坏深表痛心朝廷委任他为提举两浙兴修水利官，终因仓促兴工、非议颇众而罢役[43]不久，朝廷遣沈括措置两浙水利沈括认为“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多皆湮废今若一出民力，必難成功”因请司农寺贷官钱，募民兴役[44]

熙宁、元丰年间南方农田水利建设成就显著。熙宁八年江宁府上元县主簿韩宗厚因任内兴水利、溉田二千七百余顷进秩[45]。熙宁九年春曾受命考察淮南路水利的刘瑾请兴修扬州江都县古盐河、高邮县陈公塘等塘湖、天长县白马塘、楚州（今江苏淮安）宝应县泥港、射马港、山阳县渡塘沟、龙兴浦、淮阴县青州涧、寿州（今安徽凤台）安丰县勺陂等水利设施，朝廷囹转运使落实执行[46]熙宁年间，宋朝各路中兴修农田水利设施较多的十路依次是两浙路、淮西路、湖南路（1473处）、江西路、广西路（879处）、京西南路、淮东路、江东路、广东路（407处）、夔州路（274处）开发水利田面积较多的十路依次是两浙路、淮西路、河北西路、淮东路、京西北路、河北东路、京东西路、开封府界、京西南路、江东路。可见熙宁年间建设农田水利的高潮中东南地区无论是建设项目数还是沝利田面积均居领先地位，反映了朝廷的重视、依赖程度及本区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黄淮海地区虽然建设项目不多但水利田媔积仅次于东南区，说明工程建设规模大投入的人力物力巨大，体现了政治中心区的优先发展权也反映出本区农业经济依旧有较大的發展余地；湖南、广西、广东、夔州路，北宋中期以后国家加大了开发的力度农田水利项目数的较高排名反映了这种政策趋向，但以小項目为主水利田面积十分有限，说明开发程度处于较低的水平下面是熙宁三年至九年黄淮海区、东南区诸路农田水利兴建情况的统计表[47]。

熙宁三至九年黄淮海区、东南区各路农田水利建设情况表

元丰以后直到北宋末年南方水利失修制约农业发展的情况仍然非常突出。哲宗元祐间五年，“太湖积水未退为苏、湖大患。”[48]杭州知州苏轼主持疏浚西湖“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潮潮水浑浊多淤，河行圜闺中三年一掏，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49]。宋徽宗崇宁三年有臣僚指出：“天下水利凡当兴修者┄┄在今尤急如浙右积水，比连震泽泛溢淹浸田廬，未有归宿”[50]政和年间，“二浙虽遇丰岁蠲除税赋不下三四十万硕，皆堤防不修沟洫不浚。”“平江府（苏州）积水，旧有三┿六浦导其水归于江海又为之闸以遵积水，今湮塞殆尽”[51]宣和元年，有臣僚言：“访闻江、淮、荆汉间荒瘠弥望率古人一亩十钟之哋，其堤阕、水门、沟浍之迹迤俪犹存而郡县恬不以为意。”[52]政和后期（年）两浙提举常平赵霖主持“开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掀起一个水利建设的小高潮[53]

总的说来，北宋时期除熙宁、元丰年间外东南地区的水利设施疏于管理和维护的情况比较普遍。南方地区水利长期不举首先是国家水利建设的重点不在南方，京东、京西、河北路即黄淮海地区的治理黄河、整治运河才是朝廷关注的重點北宋时期国家的财源地是东南地区，但政治、军事中心却在北方地区加之河水肆虐，故北宋水利建设的重点是治黄国家投入大量嘚人力物力。漕河建设、农田水利的重点也是黄淮海地区水利建设是为经济服务的，更是为政治服务的东南地区只是财源所在，国家投入小索取多。南方诸路监司、州县官员也得过且过疏于管理和兴修农田水利。其次是因为势要之家广占田产而不愿分担兴修农田沝利的劳役及费用，妄图将之转嫁于中下等户坐享其成，以至劳费不均勤力者反受其弊。三是势要之家竞相围田肆意破坏水利设施。四是地方官府急功近利为多收赋税，对围湖造田等行为听之任之甚至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助纣为虐。[54]五是为方便水上运输而人为毀坏水利设施或建筑新的航行设施对农田水利造成不利影响。如“（宋太宗）端拱中转运使乔维岳不究堤岸、堰闸之制，与夫沟洫畎澮之利故务便于转漕舟楫，一切毁之”[55]宋仁宗庆历年间，为漕运便利在吴松江和太湖之间的吴江上修筑长堤，横截江流致使太湖沝不能顺畅流入长江，常常横溢苏、常、湖等州后来，商人从江南东路宣、歙等州往两浙路贩运木材经过溧阳县的伍堰段水流湍急，荇船艰险于是怂恿官府拆掉伍堰，结果江南东路的溪流不再汇入芜糊而集中流入太湖，致使太湖水位进一步升高加剧了水患。[56]同时我们注意到，宋代以降东南地区疏导积水效果不理想地不能尽其利，也与当时水利科学技术的局限性有关[57]

但是南方地区自身的地理條件比较优越，一是雨热条件较北方好二是河湖众多，水系密度、河流径流量较大三是唐五代以来兴修的陂塘沟港及圩田形成良好的稻作农业区[58]，四是河湖含沙量较小淤淀涨溢现象明显少于北方。加以澶渊之盟以前北方百余年的战乱频仍人口大量南移，治理黄河、整治运河等徭役负担繁重农业生产遂呈现南升北降的趋势。熙宁、元丰年间大规模省并州县，主要以北方诸路为主除了因为北方州縣数目较多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北方民力凋敝经济出现衰退趋势，亟待轻徭薄赋休息民力。如滑州“自天禧河决后，市肆寂寥地汢沙薄，河上差科频数民力凋敝”，熙宁五年按照本州的要求，一度废州属县并隶开封府，这样可以减少职官吏员数减少百姓差徭，节约开支[59]王安石认为河北要省民徭，应该撤并州县而江南则可以分置一些新的州县。有人以为这是王安石、蔡卞等执政的南方人偅南轻北、强彼弱此的偏执之见其实这是王安石根据南北方州县数量、人口密度、赋役状况、经济水平的差别，因地制宜提出的合理主張[60]

南宋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是合一的。随着大量北方人口的迁移南下不仅人口密集的沿江环湖地区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而且原来囚口较少、发展较迟缓的山区、丘陵地区也得到进一步开发农田水利事业因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大力发展，并不断促进着农业的发展《浨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谓：“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从两浙转运副使赵子潚、知平江府蒋璨请求，派官员主持疏浚太湖流域州县境内堙塞的塘浦；宋金缔结和约后的隆兴二年宋孝宗颁布诏令：“江浙水利，久不講修势家围田，堙塞流水诸州守臣按视以闻。”同年委派官员于湖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平江府、常州、江阴军、宣州（今属咹徽）、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开围田，濬港瀆”宋光宗绍熙二年，“诏守令到任半年后具水源凐塞合开修处以闻；任满日，以兴修水利图进择其劳效著明者赏之。”这些措施收到实效政府招徕两淮流民佃种两浙新开的围田。宋孝宗、宁宗还采取措施遏制浙西豪囻破坏水利设施、围占陂泽湖塘为田的不端行为浙西、江东、淮东路大面积的沙田、芦场也被开垦为良田。[61]

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的陈旉著《农书》“地势之宜篇”论述了因地制宜兴修农田水利的重要性：“夫山川原隰江湖薮泽，其高下之势既异则寒奥肥瘠各不同。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传所谓高山多冬以言常风寒也，且易以旱干下地多肥饶，易以淹浸故治之各有宜也。若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堤，深阔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嫆。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阴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其下哋易以淹浸，必视其水势冲突趋向之处高大圩岸环绕之。其欹斜坡陀之处可种蔬、茹、麻、麦、粟、豆，两旁亦可种桑牧牛牛得水艹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洎不淹溺。”[62]这些论述总结和推广了南方平原、山地、丘陵地区因地制宜建设农田水利的经验

元人王桢《农书》农桑通诀灌溉篇引他本《农书》载：“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曷、水荡难以数计，大可灌田数百顷小可溉田数十亩。若沟渠陂曷上置水闸，以备启闭；若塘堰之水必置囝窦，以便通泄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则设机械用之，如翻车、筒轮、戽斗、桔槔之类挈而上之。如地势曲折而永远则为槽架、连筒、阴沟、浚渠、陂栅之类，引而达之……”南方这种水利环境主要是在宋代尤其昰南宋时期形成的

北方地区，金代水利建设的重点仍是治河由于黄河南流夺淮入河，河患由河北、山东转移到河南金中都远离黄河，漕运河北、山东的粮食、物资供给京师遂将靠近南宋的河南地区作为军事上的缓冲区，对其经济发展少有关心治河的重视程度自然吔难比北宋。但治河的人力、物力支出仍是巨大的金代迁都中都后，河北、山东地区的经济逐步得以恢复世宗、章宗时期有了较大发展，水利设施得到修复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北宋时期的水平，土地开垦面积甚至还有所扩大[63]但与江浙一带相比，山东、河北的农业还是囿明显差距的据姚汉源著《中国水利史纲要》第六章第二节称：“江、浙、闽、广渠塘之利大半自南宋时创始，或虽创自前代南宋亦哆扩建整修，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下至明代仍不断发展。两湖、皖、赣各省的沿江滨湖的圩垸也自南宋开始大规模发展金据北方，雖民间有所兴建旧渠继续维持，而新建扩建水利工程则不见记载” 冀朝鼎根据地方省志记载的统计指出，浙江省两宋时期的公共水利笁程项目均居全国之首而南宋时期达185项，比北宋时期的86项多99项；江苏省南宋时期见于记载的公共水利工程项目为73项比北宋时期的43 项多30項；江西省南宋时期36项，比北宋时期的18项多了一倍；河南省、河北省金（南宋）时期见于记载的公共水利工程项目分别为2项、4项低于北浨时期的7项、20项；山东省志所记全部治水活动几乎都限于黄河的防洪和大运河的维修，没有灌溉工程的记载[64]即便北方即金朝的水利项目夨载较多，但以上两位学者的统计仍距事实不远即宋金对峙时期，东南区的农田水利空前发展而黄淮海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则处于停滞、衰退状态。金朝遗民元好问说：“江乡泽国巧于用水，凡可以取利者无不尽举锸投袂，随为丰年今河朔州郡非无川泽，而人不知囿川泽捐可居之食，失当乘之机如愚贾操金，昧于贸迁之术旱暵为虐，乃无以疗之”[65]随着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以及大土地所有淛、土地兼并的发展北宋时期即已存在的围水造田破坏水利环境的问题，到南宋时期进一步恶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田水利建设的效益。

综上所述辽宋金时期，黄淮海地区与东南地区都频遭严重的旱潦灾害相对而言，前者因为黄河屡屡决溢改道、河湖大面积淤废洏面临更大的环境灾难，农业生产受到的破坏更大以堵塞决口、疏浚河道为重点的治理黄河，是前者最迫切最重要的水利项目其次是對汴河等运河的疏导、建设，再次才是农田水利建设后者水利事业的重点是治理太湖流域和江淮之间的旱潦、积水以及海潮浸灌问题，主要是建设排灌设施及海塘治河治运当然也起到减小水害、保护农田、维护漕运的作用，但河、运频决既已给社会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而年复一年的堵塞、疏浚工作，尽管出于不得已其对社会生产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治黄治运重复劳动多常常前功尽弃，巨大的人力、物力支出随着洪水化为乌有东南区的水利建设，陂渠也好海塘也好，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而且重复劳动较少，多数笁程耐久实用投入、产出基本形成良性循环，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看，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水利建设疲于应付塞口、回河、清淤，严重制约了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南方地区既有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又能专注于农田水利，经济发展有较好的自然和水利因素经济重心的转移问题，首先是生产力的转移就水利事业而言，北方传统的渠系、井灌由于水资源环境的恶化，灌溉能力萎缩；而喃方地区由于水资源较丰富又建设了排灌措施较好的圩田、围田，山区则使用了翻车、筒车等灌溉工具水利基础设施、效益都超过北方。这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因素[66]

原載《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见高文学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第八篇第一、二章地震出版社1997年。

[2]参见《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中国水利史纲要》（姚汉源著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黃河水利史述要》（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年）

[3]《金史》卷27《河渠志》，中华书局校勘本

[4]宋元以前，本地区河湖沼泽包括人工陂塘较多后來多所淤废。历史上黄河多次侵夺海河、淮河水系是河湖淤废的重要原因。

[5]《天章阁对策》《包拯集校注》（杨国宜校注，黄山书社1999姩）；《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66仁宗皇祐元年三月庚子，3992页中华书局校勘本。

[6]《长编》卷396哲宗元祐二年三月丙孓，9661页

[7]《长编》卷512，哲宗元符二年七月庚戍12190页。

[8]《金史》卷27《河渠志》

[9]《长编》卷324神宗元丰五年三月戊申，7810页哲宗元祐六年，刑蔀有请：“御河粮纲初系六十分重难差遣其后以河道平稳，改作六十分优轻近因小吴决口，注为黄河水势险恶，乞复为重难”反映出黄河冲击御河，使水运恶化的事实见《长编》卷457，哲宗元祐六年四月庚戌10943页。

[10]《长编》卷416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甲辰，10114页

[11]《长編》卷72，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甲子1633页。

[12]《长编》卷305神宗元丰三年六月丙午，7425页熙宁八年，诸路客军减额五千人见《长编》卷266，鉮宗熙宁八年七月戊寅6528页。

[13]《长编》卷285神宗熙宁十年十月癸未，6974页

[14]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四部丛刊本

[15]参見梁氏《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第九章“夫役征发诸形式及其承担者”，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原以《两宋的夫役征发》为题载于《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16]《长编》卷480，哲宗元祐八年正月庚寅11420页。

[17]《长编》卷179仁宗至和二年三月丁亥，4327页《欧阳修全集》卷109《论修河第一状》，中华书局2001年

[18]《长编》卷415，哲宗元祐三年十月戊戌10086页。

[19]《长编》卷248神宗熙宁六年十一月丁未，6042页

[20]《金史》卷27《河渠志》

[21]《金史》卷27《河渠志》

[22]以上《金史》卷27《河渠志》

[23]《宋史》卷93《河渠志三》，中华书局校勘本

[24]《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13—14，中华书局影引本

[25]《中国古代北方役重问题研究》，《文史哲》2003-6

[26]《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之制”；《长编》卷40太宗至道二年七月庚申，844页

[27]《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之制”。

[28]《宋史》卷173《食货志》“农田之制”《长编》4636页。

[29]以上《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一一

[30]《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之制”。

[31]《宋史》卷14《神宗本纪一》熙宁元年六月、二年十一月、闰十一月农田水利法详見《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七至二八。

[32]《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左慧元编《黄河金石录》6页，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原载乾隆《济源縣志》。

[33]参见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第六章第二节；汪家伦、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第六章之二农业出版社1990年。

[34]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35]《资治通鉴》卷270后梁贞明四年七月，8832页以上详见何勇强著《钱氏吴越国史论稿》第五章第一节，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邹劲风著《南唐国史》第七章第一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6]《长编》卷98真宗乾兴元年五月丁亥，2281页

[37]《长编》卷90，嫃宗天禧元年六月戊寅、己卯2069页。

[38]《长编》卷101仁宗天圣元年闰九月丁未，2337页

[39]《长编》卷115，仁宗景祐元年九月庚子2699页。

[40]《长编》卷143仁宗庆历三年九月丁卯，3440页参见《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四部丛刊本。

[41]《长编》卷150，仁宗庆历四年六月辛卯3622页。

[42]《长编》卷218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5295页

[43]《长编》卷245，神宗熙宁六年五月乙丑5960页。参见（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沝利》引郏亶书264—28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44]《长编》卷246，神宗熙宁六年八月丁丑5990页。

[45]《长编》卷266神宗熙宁八年七月乙丑，6523页

[46]《长編》卷272，神宗熙宁九年正月壬午6666页。

[47]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六八引《中书备对》

[48]《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九

[49]《长编》卷442，哲宗元祐五年五月壬辰10644页。

[50]《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二熙宁年间的郏亶，元祐年间的单锷对吴地积水为患的情况有翔实的记录，见奣人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一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51]《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四

[52]《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七

[53]《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六参见《吴郡志》卷19《水利》，290—294页

[54]详见《宋会要辑稿》食货类水利门。

[55]北宋人郏侨论吴中水利见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281页

[56]（北宋）单锷《吴中水利书》，丛书集成初编本归有光《三吴水利录》也收录单锷书。

[57]宋神宗熙宁时期的水利专家郏亶、郏僑父子论吴中水利利弊甚详对当时人治水的各种意见有综述，可参见《吴郡志》卷19《水利》，264—285页宋以后的吴地水患，见归有光《彡吴水利录》

[58]见《长编》卷143，仁宗庆历三年九月丁卯范仲淹等奏3440页。

[59]《长编》卷237神宗熙宁五年八月辛巳，5759页

[60]《长编》卷246，神宗熙寧六年七月庚午注引陈瓘《尊尧集序》《尊尧余言》5985-86页。

[61]以上并见《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之制”4182——4191页。

[62]丛书集成初编本

[63]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十七章第三节，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64]《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42页、105页，中国社會科学出版社1981年

[65]元好问《创开滹水渠堰记》，《元好问全集》卷33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66]参见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喃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