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网友讨论中国美食未来会是怎样的,知华派还真不

第一点,多数中国人还是希望国家稳定,把稳定作为一种价值来追求。为什么把这列为第一条?因为如果社会中的多数人追求国家稳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发生大规模的尤其是全局性的动乱。

希望社会稳定,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老百姓都这么想的,但中国民众抱有这种心理似乎要比很多国家的民众更强烈,他们是把稳定作为一种价值去追求的。

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都是不稳定的,战争、贫困、内乱,造成社会不稳,直到文革结束国家发展才步入正轨,因此,中国人也就特别渴望稳定;二是执政党对稳定的强调到了一种近乎执着的程度,也是鉴于这百多年的历史,执政党非常在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稳定是硬道理,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这已形成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首要的价值目标,并在执政党的再三教化下,多数民众也接受、认可了稳定的重要性,故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人希望社会发生动乱。

第二点,执政党有很强的学习应变能力或本领。关于这一点,其实沈大伟在自己2008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作了精到的阐述。他用了一个词“调适”来形容执政党应对挑战的应变能力。在沈看来,过去二十多年执政党一方面在收缩,一方面又有很强的调适能力。用他的话讲:中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一直从世界其他国家寻找合适的模式和思想,引进并嫁接到本土的文化根茎是创造一种“兼收并蓄型国家”,该书的核心结论是,为了解决所面临的许多挑战,执政党吸取了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失败的教训,正在主动地进行自我制度改革和建设,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从而维护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

确实,从执政党的历史来看,它一直强调根据实际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思想、路线、政策和策略。比如,新领导人上台后,就强化了改革、反腐、法治,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规划。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政党向中国的执政党这样重视学习了,学习历史,学习实践,也从错误中学习,不能说执政党的学习和调适都有效果,但起码它愿意去学习、去改变。

2015年3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见面会称,中国反腐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对于腐败行为,不管贪腐官员的职务有多高,均采取零容忍态度。

第三点,与第二点有关,执政党也在给人民许诺,改善治理,带领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尽管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多,但执政党也在给人民承诺,它会努力去解决那些与民众切实相关的问题,改善自身治理,用良好的服务赢得民众的支持,并在经济发展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无论何时,执政党都在强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虽然从实际效果来看,与承诺有一定差距,但承诺本身及为此所作的努力会给执政党带来合法性。

事实上,无论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竞争,执政党赢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用良好治理和服务去拉近和民众的关系,改善和提高民众的生活。为此,中国的执政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按照这个目标,人民生活水平届时会有很大提高;另外,执政党也通过反腐和改作风等,试图改善与人民的关系,这些都有助于执政党建立新的合法性。

第四点,民众的经济和社会自由还是能够得到国家一定程度保障。自由先于民主,自由是创造之母。一个社会没有自由就没有活力,当然就谈不上创造和创新。中国改革30余年来,社会之所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精神状态之所以和过去截然不同,原因固很多,但国家将自由还给人民是一个最本质的因素,不管这种自由当初是被迫还是主动还给人民的。正是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让人们有了创造财富的激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大多数人。这当然不是讲,人们今天拥有的自由就非常充足了,在很多方面,自由还十分欠缺,即使是经济自由,还有许多门槛。

然而,也应该承认,在经济自由方面,比起过去来有了很大改善,得到国家一定程度的保障。尤其在十八大后,国家简政放权,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将许多原来由政府管制的权力还给社会和市场,它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有利于创业和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现在正是中国经济困难的当口,要想使经济不出现大的长期的下滑,就必须充分调动市场和民间的力量,而赋予民众更多的经济自由是不二之选,简政放权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各种税费的减少,都有利于增进民众的经济自由,激发市场活力,造成一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这种局面能够减缓中国经济下行对社会产生的震荡和冲击,再加上国家社会保障的完善,至少不会使社会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在未来恶化。

第五点,中国特殊的社会代际结构亦有助于抑制社会动荡,保障社会稳定。第一点谈到中国多数人不希望社会出现动荡,这其实跟中国特殊的社会代际结构有很大关系,所以需要把它单独列为一条。这个特殊的代际结构就是,中国当前的主流人口是50、60、70、80年代生人,而90、00年代生人则至少要到未来20年后才能在社会唱主角。

若说中国社会会出大问题大乱子,不大可能在前四代人之间,而会在后两代人成家立业之后。

为什么需要有这样一个代际分野?因为前面4代人与后面2代人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简单说来,50-70这三代人出生和成长于物质匮乏和社会动荡年代,他们的记忆所及就是吃不饱、饿肚子,所以他们在乎的是物质条件的改善。但90、00两代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前几代人的饥饿感,从他们记事起,物质就是很丰裕的。所以他们不像前几代人一样有个新旧对比,在他们看来,目前的物质条件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80年代人则介于两者之间,但他们成长的上世纪90年代物质生活也没现在丰富,而且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目睹了父辈的艰难。因此,把他们划在前一类。

这个区分的意义是,前四代人懂得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因而会倍加珍惜,更倾向于维护社会稳定;后两代人没有这种艰难经历,当他们成年后,一旦经济形势恶化,从物质丰裕跌入物质匮乏,那么,他们会认为这是政府政策错误之故,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反社会反政府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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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首先要重温习近平同志讲的一句话: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众多的挑战。

沈大伟,美国人,是西方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请过他来讲课。我两次访美,与他有过会谈,不能说沈大伟是一个亲华派,但他至少是一个知华派,对中国非常了解。

Crack-Up,(《正在到来的中国崩溃》)。他在文章中分析说:“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将超过许多人的想象。”为此,他阐述了五点理由:第一,大批经济精英人士移民海外;第二,思想不自由、言论表达受限;第三,对执政党的忠诚不真实;第四,猖獗却难以根除的腐败;第五,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最后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切都证明中国快完了,而且很快要完了。

我当时看到这篇报道后觉得很奇怪,我两次访美与他会谈,对沈大伟很了解,给我们的感觉,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我当时的第一印象就是,沈大伟怎么脑子进水了,他依据什么认为我们快完了?当前我们正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强力反腐,军队实施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变革,作为军队的一员,我深知这个变革的分量,他该说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腾飞才对啊。

在沈大伟3月6日发表“中国崩溃论”之后,我们3月20日在北京与基辛格先生举行会谈。当时参与会谈的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龚显福先生就问基辛格先生:怎么回事啊,难道美国人现在又开始炒作“中国崩溃论”了?基辛格不知道情况,听了一愣。他说,你们都是中国的大学者,怎么老看美国的小报呢?要多看大报,不要老看小报,不要老拿小报的消息跟我讲,小报纯粹是为了博取眼球,登广告吆喝赚钱的,你们不要以小报的消息为依据,不用理睬它。

我们当时就跟基辛格先生讲,这次不是小报,是 《华尔街日报》,而且也不是个小人物,是大人物,研究中国问题的沈大伟。在美国学者中研究中国问题名列前茅的,第一是兰普顿,第二是李侃如,第三就是沈大伟了。基辛格一听又是一愣,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基辛格真不愧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思索片刻后说,沈大伟想当副国务卿嘛。

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以为是个学术问题,却是个政治问题。美国有“旋转门”之说,即学者通过“旋转门”成为政府官员,当年基辛格就是通过“旋转门”由大学教授变成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沈大伟也想旋转一把,想弄个副国务卿干干。基辛格跟我们讲:你们不要太担心,他当不成副国务卿,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到今年底以前,他会知道的。所以,今年底以前,他的观点会改过来的。

基辛格真是老谋深算,唯一没算准的就是时间。他说今年底以前,就是2015年年底。我们2015年6月访美,7月3日离开美国,7月1日的 《华尔街日报》已经刊登了沈大伟的另一篇长文——《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他的观点已经改过来了。我说七一就改过来了,说明文章起码6月中旬就写好了吧,想必6月初他已得到明确的消息,当不成副国务卿了,只好回归学术。

于是,我又跟基辛格讲,说我是工厂的优秀学徒工,我的家离工厂是全厂最远的,我一次都没迟到,年年被评为工厂的优秀学徒工,但就是那天迟到了,因为西单路口堵了我50多分钟,疏散又用了20多分钟,耽误了一个半小时,到工厂第一次迟到了。全场哄堂大笑。紧接着是会谈茶歇,茶歇完了,下一轮会谈又开始了。谁也没想到基辛格做了一个动作,我没坐在会谈桌的正面,坐在他的座位稍微侧面点。只见他站起来,把身体转向我,先鞠了一躬,说:“现在为43年前那次耽误你上班,我今天在这里,正式向你道歉。”全场人员鼓起掌来。我被搞了个猝不及防。

今天回顾那一幕,历历在目,当基辛格先生向我鞠躬时,我情急之下只想起一句话。因为当时我们跟基辛格已会谈了三天。习近平主席会见他时,基辛格讲,真不敢想象,中国和美国终于有一天能一起讨论整个世界未来的和平与进步。于是,我就跟基辛格先生说,我借用你讲过的这句话:真不敢想象,43年前被尼克松车队堵在西单路口的一个小学徒工,今天能跟你坐在一起会谈,并接受你的正式道歉。当我讲到这里,全场热烈鼓掌,参加会谈的中美双方人员都鼓起掌来,那一刻给我印象特别深。

我后来想了很长时间,基辛格为什么要向我鞠躬,凭什么?因为站在我背后的是一个强大的崛起的中国。如果是个衰败的、没落的中国,就别想基辛格每年四五趟往北京飞,更别提跟你会谈,向你鞠躬道歉了。而我本人如果生活在一个衰败没落的旧中国,我早就是一个街道小厂的退休老工人了,早休息了吧。

我们有幸,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在那一刻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一个人就是一滴水,能融入大海,你就永不干枯;脱离大海,你很快就会干枯。我们有幸,我们的成长、进步已与祖国的成长、进步联系在了一起。从我们个人的变化,可以看整个国家、民族的变化。今天又有谁能想到中国的国力和军力发生了这种历史性的大变化。当今世界,我说未来扮演主角的就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今天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只有两个国家:美国17万亿美元,中国10.5万亿美元;国防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的只有两个国家:美国5900亿美元,中国1500亿美元;卫星数量超过140颗的只有两个国家:美国530颗,数量在不断地减少,中国170颗,数量却还在不断地增加,我们马上200颗、300颗。又有谁能想到中国会走到这一步。中国被西方冠以红色中国、共产党中国、赤色中国,在中国前面往往会加上个定语,但我们要时刻保持警醒,因为这个定语是可以随时变的。谁能想到共产党中国、红色中国发展到今天,这是谁都没想到的。所以我们要高举红旗,大旗不能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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