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盲人 他们也可以看电影

法国在视听残障人群的文化普及方面颇有经验，打开电视机，一键就可以切换到视听障碍版本；去博物馆或电影院，有专门面向视听障碍人群的讲解耳机可以租用。不仅如此，对于更广义上的观看障碍人群，比如行动不便者，也处处有专业设施来帮助他们。

　　周云蓬有一首歌叫《盲人影院》，他在歌词中写道：

　　“银幕上长满了潮湿的耳朵 / 听黑蚁王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孩子 / 九岁时失明 / 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

　　从早到晚听着那些电影 / 听不懂地方靠想象来补充”

　　这首歌讲述了他年少时的成长经历：九岁时失去了视力，从此耳朵便成为他的“眼睛”。他常年在一家盲人影院里听电影，那些电影里的故事成为他最早的艺术启蒙——对于视障人群，尤其是后天失明者来说，听电影让他们重新回到了色彩斑斓的世界。

　　中国是世界上残疾人最多的国家，其中视听残障人群超过3000万。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商场、街道、餐厅、博物馆、电影院、公共巴士等各个地方经常能看到视障人群的身影，但在中国因为基础设施不齐备，视障者无法像其他人一样自由出行，多数时间只能待在家里。

　　每个公民都有满足精神需求的权利，而电影作为最综合、最大众的一门艺术，理应有机会被更多视障人群欣赏。好在，有一些人正在为此默默努力着。

　　今夏某周一早上八点半，在这个非热门时段的场次，很多盲人朋友早早来到上海老字号国泰电影院门口。他们大部分是中老年人，有的三五结伴而来、互相牵着衣角，有的是在家人陪同下，还有的独自一人牵着导盲犬。他们等待观看的是拍摄盲人旅行家曹晟康的纪录片《盲行者》。

　　距离开场还有半个多小时，观众已经开始陆续摸索着进场。影院工作人员检票时会告知是几排几座，几名志愿者来回奔走，协助观众找到座位。一位中年女性非常不好意思地询问第一排的观众，“我可不可以跟你换个座位？我的眼睛坐前面能看到一点点光。”对方爽快地答应了。

　　活动开始。上海无障碍放映发起人蒋鸿源老先生今年已经77岁，看起来精神矍铄。他拿起话筒作开场白：“感谢市残联每个月为我们放电影，今天观影之后，主创会来跟大家见面。今天为我们讲电影的是顾卫芳，大家掌声欢迎！”

　　顾卫芳是一名退休人士，从事无障碍放映志愿工作已有两年。她年轻时参加过朗诵比赛，一开口就是浑厚的播音腔。场灯暗了，顾卫芳坐到第一排中间一张桌子前，打开台灯，照亮台本，伴随影片的开场音乐熟练地讲解起来：“今天放映的影片是《盲行者》，主演曹晟康，导演韩轶，这个故事讲述的是……”

　　所谓无障碍放映，指的是在原有影片的基础上加入音轨或现场解说、手语、字幕等，以便于视听残障人士欣赏。此次《盲行者》活动属于视障人群专场，采用现场解说的方式让盲人观众“听电影”。大部分解说都是简洁明了地描述画面内容，比如“长城，一双男人的手，抚过斑斑驳驳的砖头”，个别时候为了辅助视障观众更好地理解电影，也会在影片开头提前给出部分剧情简介和主人公概况，在结尾适当地抒情一下：“他是盲人的骄傲。”

　　像这样专门讲述盲人题材的电影很有限，之前娄烨的《推拿》也曾做过无障碍观影活动。盲人观众会对其中的情节格外产生共鸣。在《盲行者》里，男主角老曹到了泰国的寺庙后凭感觉自拍“到此一游照”，摸了摸寺里的柱子撇撇嘴说，“没有咱们的故宫大”；聪明的老曹察觉到小面馆欺负盲人，让服务员补足面条分量……观众听后会意地笑了。

　　影片结尾，老曹一个人拄着一根盲杖，一步一个脚印地继续踏上环球之旅——曾经他是一个因为失明差点想放弃生命的人，如今终于圆梦成为一名旅行家，足迹遍布全国31个省和世界上的35个国家。

　　许多盲人观众看完电影都感动到落泪，他们聚到台前，拉着主创和讲解员的手踊跃表达观影感受，请他们在票根上签名留念。

　　一位老阿姨哽咽着对导演说，“我是20岁的时候失明的，谢谢你拍出我的心声。”这样的场面常人恐怕很难想象，一场电影放映能引起观众如此大的情绪波动。2012年6月，国泰电影院挂牌成为上海市首家“无障碍电影院”，上海走在了全国前面，至今已是中国无障碍放映做得最好的城市，但这样的观影机会每月也只有一次而已，他们格外珍惜。

　　郑泉是《盲行者》发行和影展相关事宜的负责人，她透露，出于时间和成本考虑这次采用了现场解说方式，但之后还是希望能做出一个内嵌音轨和字幕的版本，让更多视、听残障人士都能在家或者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

　　启发郑泉的是之前她在法国留学期间的感触——法国在视听残障人群的文化普及方面颇有经验，打开电视机，一键就可以切换到视听障碍版本；去博物馆或电影院，有专门面向视听障碍人群的讲解耳机可以租用。不仅如此，对于更广义上的观看障碍人群，比如行动不便者，也处处有专业设施来帮助他们。

　　无障碍放映的设备、技术、成本门槛非常低。比起这些，它更需要的其实是更多人的关注和用心。

　　以上海国泰电影院来说，它没建设盲道和引导设施，也没有专门为无障碍放映采购器材，仅靠蒋鸿源等志愿者和上海残联的热心组织，就将无障碍放映活动从2012年持续做到了今天。蒋鸿源毕业于上戏，在上影集团跟电影打了一辈子交道，晚年由于视网膜脱落导致失明。他放不下电影，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无障碍电影志愿服务工作。在蒋鸿源的推动下，目前上海17个区县已经全部拥有无障碍影院专场，每月有3000人次通过这种渠道享受观影乐趣。

　　在中国各个城市，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蒋鸿源”。

　　北京的首家无障碍影院也是老字号，叫红楼电影院，可惜已于2012年停业，后来被改建成了公共藏书楼。另一个做得比较久、也比较知名的无障碍放映项目是心目影院，由王伟力和郑晓洁夫妇发起。

　　2003年，王伟力在家看美国大片《终结者》时，帮身边的一位盲人朋友讲解了一遍，没想到看完朋友激动地抱住他转圈，说这是他36年来第一次看到电影……这让王伟力意识到，盲人群体比常人更渴望和珍惜看电影的机会。他和妻子郑晓洁商议后决定放弃生意，开创了红丹丹文化教育中心，为视障人群提供媒体制作培训和文化产品推广等公益服务。

　　2005年，“心目影院”在北京鼓楼西大街的一个四合院里成立。虽然设备简陋，只有一个液晶电视、一台DVD和一些折叠椅，但每次的放映活动都座无虚席。从2005年到2017年底，心目影院累计放映电影超过700场次，参与的盲人观众近2万人次，志愿者6400余人，王小丫、崔永元、欧阳夏丹、林依轮等名人都曾来担任过志愿讲解员。

　　今年，心目影院的四合院被告知无法继续租用，放映一度被迫终止。直到7月终于盼来好消息，心目找到了新的大本营。北京保利国际影城天安门店愿意支持这一项目，承诺每周六上午提供一个场次，心目影院终于可以继续为视障影迷们放电影了。7月7日，《金蝉脱壳2》放映场还得到了《偶像练习生》出道选手王子异粉丝团“无声默片?王子异”的支持，他们以做公益的方式为爱豆生日献上一份贺礼。

　　上海和北京的经验给其他城市带来了启发，这几年来，天津、南京、南通、长沙、成都、沈阳等地也先后尝试举办无障碍观影活动。但它们覆盖到的人群比起中国2000万视障群体的基数还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欠发达地区仍处于“盲区”。

　　热心人士、志愿者有了，中国的无障碍放映还有几大“障碍”有待克服：一是人才不足，二是片源有限，三是设施缺失。

　　无障碍放映需要的人才包括解说撰稿员、讲解员等。首先是撰稿，“把大银幕上的画面用语言讲出来”这件事听起来简单，需要专业训练和经验积累。电影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太阳，你可以描述为，“太阳升起来了，带给人火一样的温暖”，既准确描述了画面，又将视觉转化为盲人更能体会的触觉内容。王伟力总结过类似的“视觉意识”经验，他描绘直升机时会说“像一个倒扣的汤勺，勺背上有个旋转的扇叶”，“一个梳着奇怪发型的女人出场”不如“一个梳着面包形状发型的女人出场”更容易理解。

　　还有，哪些信息对盲人观众是有效的，哪些是无用的，也需要一定筛选。你可以说某某从哪个方位进来，拉开椅子坐下去；但如果说“天空很蓝”，那么尤其对先天性盲人来说，可能会产生疑惑。再有，描述当然是要相对书面化、尽量中立客观，如何在客观描述字句中拿捏情感倾向的尺度，也是个需要摸索的问题，总不能直接替观众感叹一句“好宏伟啊”“好漂亮啊”吧？

　　去年河濑直美的新片《光》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该片女主角就是一名“音声制作师”，工作职责是为视障人群撰写电影讲解音轨。一开始她对如何写面向盲人的描述性语句感到无从下手，直到遇见男主角，一名即将失明的摄影师，她才渐渐掌握写作方法，并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多么意义非凡。

　　台本写完还不算完，还要结合实际讲解情况反复修改。因为讲解音轨不可以盖住电影原有的对白，所以每段间隔里能写多少内容也是有限制的。语速、发音、情感态度等等都是讲解员需要磨练的技巧，这一工作通常都要由主持人、广播员或经过专门训练的志愿者来担任。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门面向视障人群，负责制作、解说到发行、放映一条龙服务的专业化影视机构。

　　那么，什么样的电影适合改编成无障碍版本？首先当然是一些故事性较强的电影，比如《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这样的经典老片；其次是题材容易引起视听障碍人群共鸣的电影，比如前面提到的《推拿》和这次的《盲行者》。现在的很多商业大片，尤其是好莱坞动作片，节奏太快，并不适合给视听障碍人群观看。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片源和版权，除非是片方和影院主办的活动，否则版权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留给视障观众的选择十分有限。

　　最后便是中国城市普遍欠缺无障碍设施的问题，就算现在电影院里有无障碍专场了，可是盲人观众该怎么搭乘公共交通去？去了以后怎么保证能安全踏过层层台阶和门槛？导盲犬该如何安置？想去洗手间怎么办？目前，城市和影院空间设计对视障群体还远不够友好。

　　这样看来放映的硬件需求，反倒是目前看来最容易解决的。“技术上并不难，就是目前没有足够内容给到，去敦促厂商做出改变。我们需要更多《盲行者》这样的片子进入市场，如果它们进入商业院线发行的话，我相信在硬件上会有很大进步空间。” 《盲行者》负责人郑泉说。

　　郑泉咨询过法国公司，得知有一种很便捷的技术正在国外推广：影片开始前银幕上会有一个二维码，用手机去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获得视听障碍版本的音轨，视听障碍者只需要插上手机耳机，就可以和其他观众一起看电影了。这样一来，影院就无需特意预留专门的无障碍场次了，所有公共场次都可以向视听障碍人群开放，这是未来较为可行的改进方向。

　　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差不多与大陆同时起步，都在新世纪之初开始认识到无障碍电影的必要性。2002年台湾成立“口述影像发展协会”，专门研究面向视障人群的口述影像，这也是全球目前唯一一个相关学术研究机构；香港则在2009年由盲人辅导会成立“香港电影口述影像发展计划”，培养专业口述员和编剧，政府拨款支持。大陆在社会热心人士的推动下也在逐渐进步——2013年，“举办无障碍电影日活动”被正式写入《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其他省市也纷纷向上海取经，相信无障碍人群的权益会越来越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障。

　　在美国，视障服务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电视台就已经开始在副声道提供口述服务。2002年起，美国更以法律形式规定，各大电视台每季度至少提供50个小时的黄金时段节目解说。现在好莱坞近一半的电影都会特别制作视听障碍版本。

　　比起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无障碍电影事业起步较晚，并且没有形成专业化运作体系。制作电视节目、电影、DVD光盘时请人多做一条视听辅助音轨，本身并不需要很大一笔预算，也无须多么复杂的技术支持，就能惠及一个为数不少、却一直被忽视的群体。同理，各行各业的产品、服务，或许都是时候该考虑一下“无障碍”化了。

　　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视听障碍朋友？“不要看低也不要看高，最恰当的姿态就是记住，他们和我们一样”，郑泉说，“他们也爱拍合影，也发朋友圈，也想去KTV唱歌，也用手机和电脑。”他们的生活有常人想象不到的精彩，更有外人想象不到的艰难。我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对他们多一些了解，在需要的时候帮他们一把。

　　相信在未来中国的“盲人影院”里，会坐着更多像儿时的周云蓬那样，眼睛看不见、心思却早已通过银幕奔向大千世界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