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中，60年是一个甲子，一个生命的周期。从日到日的60年里，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放到一个长背景中予以理性的辨别析。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中国人民的素质。这些年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无论是在中文的学术和传媒圈里，还是在我本人读到的以英文为主的外文圈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都非常的刺激。这个问题不久前又因为海内外火爆争议演员成龙有关“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言论，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近期中央高层频频表态的“中心思想”之一。事实上，国民财富重整一直在进行着，且不停的冲击社会各阶层，但其间的张力却不断紧绷——地王与蜗居，民资与国资，煤老板与国有矿……，地产商、失地者、蜗居者、煤老板、电影大亨、创投玩家，乃至医生、教师以及从大都市逃离的异乡人……。梦想与泡沫同在，欢呼与叹息齐鸣。
【热点聚焦】
“十八大”选干工程启动
十多年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柏林墙倒塌将近十年后预测，就像自由导致柏林墙倒塌一样，自由在中国必将胜利，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终结。但是十多年过去了，克林顿之后美国又有了两任总统，仍然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政权走向终结，倒是近来一个新概念正在国际社会流传，即导致中国崛起的“中国模式”。
《广角镜》文章称，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堪称“中国奇迹”；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不同，应当用心的“北京共识”取代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这个所谓的“北京共识”即所谓的国家主导增长的模式，实际上是一位美国记者创造出来的词，虽然这个词已经为一些中国学者所采用，但并没有获得太多的认同，中国总理温家宝拒绝了这个词，温总理在埃及的记者会上正式否认了这个说法；也有学者指“中国模式”并不完整，经济成就显然，但社会政治问题并没有因经济发展而妥善解决，中国式的专制国家资本主义，在系证有自由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箝制思想言论自由。
中共中央政治改革意愿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新加坡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中国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同时，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复杂性都世所罕见。要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准的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赋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未来的道路将如何继续走？
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前夕，中国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文章，贾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实行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国家，由于各党派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中国学界、政界普遍认为，此时发表贾庆林的这篇长文，展示了中共中央坚持的未来走向。
俄罗斯《俄罗斯记着》载文说：中国政治精英发展党内民主，关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模式的讨论因试点的展开而愈加热烈。中国准备实行党内领导选举制而不再单由上级任命。当然目前暂时还只是在县市一级。首批试点已经展开。四川省通过竞争选举出乡镇党委书记，南京选举了部分社区党委书记和副书记。试点被认为是成果的，南京市委发言人说，在全国市一级推广民主改革的时候到了，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尚属首次。这将打破中国不会改革政治体制这一流传已久的神话。中国确实没有直接的一会和领导人选举。但早在1988年，中国就曾搞过最初的差额选举，这几乎与苏联首批类似选举同时。
中国最先认识到什么事差额选举的是农民。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生效后，农民获得了自由选举村委会的权利。到去年底，中国有六十点四万个村委会，百分之九十五的村庄实行了直接选举，投票率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继农民之后，城市居民也得到了选举居委会成员的权利。从上到下扩大选举试点的决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的意愿相当强烈。这种改革似乎推进得非常缓慢，但这多半是外界的一种错觉。
例如，山西一位候选人在村委会主任选举前承诺，如果胜选，将发给每位村民一百元，总共有五千名村民。此举引起村民的广泛反响，他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并兑现了承诺。这种慷慨是不无原因的，因为在该村所属的土地上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矿。而土地租赁的分配大全就掌握在村委会主任手里。因此，如果不是此事被地方党委发现并取消了选举结果，他就能很快收回竞选成本。这种行为影响恶劣，但远非一例。
腐败是中国政治改革所存在的主要弊端之一，也是扩大差额选举的一个主要障碍。200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村委会选举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贿选现象严重，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但中国共产党没有退缩。出路就在于“严格规范”候选人的行为，并对企图收买和恐吓选民，或对计票造假的人给予处罚，包括开除公职及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试图通过把外国经验与本国传统相结合的办法，改革自己的政治体制。在可预见的将来，多党轮流执政、划分权力和两党制这三种可能在中国都不会有，因为中国议会现在并没有按党派归属于划分议会党团、委员会和席位。中国人认为，用这种办法可以成果杜绝院外活动。
为政治改革勾画蓝图的理论家们比官员走的更远。例如，“协商民主”这一构想愈来愈受到关注。这是现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思想、苏联经验中建设性的部分以及中国传统模式相结合的共生体。实质在于平等直接的普选并非根除腐败和专制的灵丹妙药，因为仍为操控社会与论系留了广泛的空间。建立公开讨论和协商的条件与机制有助于更有效地代表选民的利益。在这种条件下，允许胜选将付给每位选民一百元的候选人将很难轻而易举地成为村委会主任。
十八大后备干部遴选工程
中共中央目前正在为十八大做组织准备，将全面展开“后备干部“遴选工程。在试图令党员干部的营理走到阳光下之际，如何在大规模选干中纳入阳光，成为新政治课题。
按中共中央近年来例行政治安排，每两届中共中央党代会的中期，安排“后备干部”选拔。这个工程在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三级展开，分阶段分层进行。其目的不仅是为日常干部替补升迁展开选拔，也为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代表大会的换届做出人事准备。又由于中国共产党组织机构上党政不分、人事的以党代政，这一选拔也是为人大、政府的全面换届做准备。
美国《世界日报》说：这次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干部”选拔有三个新动作，首先是按规划，而且是按中期规划进行。今年2月，中共中央首度制订出一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建设规划，而这一规划由今年定到2020年，时间是规划十二年，届数是由中共十八大准备到中共二十大。
第二个新动作，是正由于按规划进行，就不像过去是由各级领导层组织一个班子，自定下一些规章，如选某方面的人多点，是强调学历还是强调年龄，甚至在性别、年龄等上面临时定出框框，经领导层圈定后推行。这次选人用人的原则、条件上，在选人类型的比率上，基本要按规划展开，算是一大进步。
第三个新动作，是这次大选拔，要求扩大选人用人的视野，一是在选人上，要在不同领域来选，比如到工矿企业、科研院所等去找优秀人才，不能再局限于官场之内；而是要上下交流，不能只在同一层级中选人，还要跨层级选人，更要跨越机关和基层之间的障碍。当然，人们可能较感兴趣的，还有选拔人才的年龄线的制订，民族、女性等优先比率如何定等。
这次大选拔更可能成为焦点的是选拔方式可能出现较大变化。据目前的消息，至少在选拔省部级干部的进程中，将引入民意投票方式，即由中共中央组织系统的负责官员到地方，组织一定层级者与会，现场投票选出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中共中央组织部带走选票，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参考。由于这一方式在中共十七大的领导层选拔中，曾在一定层级里试用，这次势将扩大试行范围。这一方式的好处，就是在一定范围中，可以收取到党心民意，而不会全盘受现任领导层或个别领导人的操控。
去年年尾，中国解放军高层将领又出现新一轮调动，新任者都是“五〇后”（出生于1950年或以后）将军。例如，五十七岁的海军装备部政委王登平接替即将到龄退役的李光中将升任北海舰队政委。王登平原马陆军政工军官，曾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局长，近年调到海军，先后任青岛基地副政委、政委等职，2002年晋升少将。陈东登少将升任总参军务部部长，陈长期任职国防大学，先后任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2007年调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副教育长。六十岁的辽宁省军区司令钱南忠少将届退役年龄，其职务将由驻长春的第十六集团军副军长鲍铁印接任，鲍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1998年任第四十六摩步师师长时，曾在抗洪抢险中荣立一等功，后升任十六军参谋长。2005年7月晋升少将。出生于1952年的第一集团军副政委朱争平少将将调任江西省军区政委。其前任、五十九岁的王清葆少将已调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另一方面，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吉文明少将已调任南京陆军指挥学院院长，接替月前升任总参谋长助理的陈勇少将。
司法腐败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再被提起的法治之痛。中国政法系统近期进行了一轮人事调整，涉及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维稳办等一批强力部门。在这批调整中，以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整力度最大，先后有四名副部级高官履新。包括原司法部政治部主任李如林调任最高检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最高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陈连福升任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最高检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发言人童建明和侦查监督厅厅长杨振江则双双晋升为最高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曹建明先后签署命令，晋升李如林、童建明、杨振江为二级大检察官。此外，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晓峰扶正，晋升为一级大检察官。
公安部方面，8月底先后涉及有六位部级领导人职务调整。两位部长助理黄明和陈智敏同时升任副部长；副部长刘金国接纪委书记的工作；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调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兼任中国维稳办主任；原最高检政治部主任尹晋华調任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属于李如林对调职务。
有观察人士指，履新的政法高官多为年富力强的高学历专才。如杨焕宁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被认为是反恐专家；生于1963年的童建明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硕士，四十六岁即跻身部级行列；尹晋华是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研究所，延续一校几十位高官的“西南政法”现象。
官场出现异动种种
当然，在买官卖官盛行的中国官场，这种投票方式仍有相当的局限性。比如形形色色的拉票活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为此提出“四个不用”，即不用以权谋私者民众不信任者，不用不负责任拉私人关系者，不用不讲原则不分是非者，不用不干实事无所作为混日子者。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加速清腐的同时，为之加速“立家规”，特别是6月底拿出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文件。
在此期间，引人关注的是北京市海淀区出现的高层异动。贾庆林前秘书、海淀区委书记谭维克遭贬社科院担任闲职。北京市委常委赵凤桐空降海淀出任区委书记，谭维克是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主政福建、北京时期的秘书。这一被外界视为非常规的人事调动，为北京创造了人事调整的一项“第一”，市委常委首次出任区委书记。据说厦门远华大案走私头目赖昌星与谭关系密切，逃往加拿大的赖在书中自爆与谭有“礼尚往来”。2007年4月，时任海淀区区长周良洛因违规批地被中纪委立案拘查。2008年北京两会期间，由四川调来的市长郭金龙上任不久，谭维克陪同郭参加海淀区人大的小组座谈会，当场就有代表向郭“发难”：提出“像谭维克这样的‘贪官’还在台上”，令人侧目。
虽有这样的努力、这些新规，对这次涉及约七万人计的大规模选干仍难放心。因为目前还有三个“没有根本变化”：一是在高频率打击之下，一些干部贪腐之风，没有根本变化，令人们对后备部队不放心；二是官本位没有根本变化，对政治生态已造成极大破坏，重新培养新的价值，建立好制度尚需时日；三是中共中央选人用人的“大官选小官”，“一把手一把笔”，“少数人选少数人，自己人选自己人”的状况，没有根本变化。
今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五个严禁”的规定，同时向社会公布了举报电话。随后，5月最高法院正式开通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jubao.）直接受理涉及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对象的举报，成为进一步建立民意沟通和表达机制，进一步拓宽社会监督渠道的重要举措。举报中心网站开通六个月，据说刚开通的前二十天，日均点击量曾达到六万余次，日均提交的信息达到二百五十条左右。到10月底，举报中心网站流量次数约五六七万余次。共收到网民提供的信息二万零八百七十四条。
也有消息说，由于网络监督威力无穷，中国很多要员忧心忡忡，生怕自己的负面消息某一天被网民抓住，沦为网上笑柄影响升官之路。似乎是看准了这种心理，众多网路危机公关公司纷纷涌现，“删除网站”成为生财之道。此类公司声称可以有针对性地删去企业负面消息，维护品牌形象，删帖价格大概四五千元一单，方法是找网站内部人员去操作删帖，私下给钱。在2007年三鹿奶粉事件中，有人收了钱删除了三鹿毒奶粉的新闻。现在“职业删帖”俨然已成为一种产业，这令众多政治网民担忧不已。
河南小伙子孙中界在上海被设局栽赃开“黑车”，被交警判罚后，剁指盟誓以示清白。时间引起传媒关注，逐步揭出上海大规模执法部门腐败、滥权黑幕。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知悉事件后指示改正，强调不能因为有旧账就不改正错误。另外的消息却说，深圳颁布新规《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有条件地限制民众上访。禁止民众到北京中南海、天安门等政治敏感地点上访，也禁止在深圳市委政府门前聚集，上访是也不呼叫口号甚至自杀等“非正常上访者”追究刑责，甚至“劳动教养”。当局在发布时解释称,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现以信访形式大量表现出来,一些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心态，采用在国家机关门前聚集、举标语、呼口号、组织大规模集会、堵塞交通等超出信访范畴方式，扰乱正常实惠公共秩序。
中共中央这轮人才大选拔不可能完全改变“三个没有根本变化”的现状，但理应做出更多努力，而成本较低的方法，就是打开天窗，纳入阳光。组织系统不再把干部选拔当作党的机密，如果把选拔规划、基本原则、各项条件比率公布出来，相信更可获民众支持和帮助。（顾克农）
【社会民生】
编者按：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近期中央高层频频表态的“中心思想”之一。事实上，国民财富重整一直在进行着，且不停的冲击社会各阶层，但其间的张力却不断紧绷——地王与蜗居，民资与国资，煤老板与国有矿……，地产商、失地者、蜗居者、煤老板、电影大亨、创投玩家，乃至医生、教师以及从大都市逃离的异乡人……。梦想与泡沫同在，欢呼与叹息齐鸣。
北坞村民“暴富”后的忧虑
北坞村已经成为一片瓦砾，薄薄的细雪铺上去，显得格外空旷。远处，只有两座寺庙和一座留有文革痕迹的戏楼，作为海淀区的文物保护单位保存了下来。
废墟甚至引来了一对安徽夫妇。他们放弃了回家过年，从废砖烂瓦里挑出完好的砖块，然后以每块0.17元的价格卖掉。两个人每天都可以挖出几百块砖，得到几十元钱，一个月下来就是一两千元。不过他们称，这只是北坞村拆迁中最为渺小的收益。
“一拆迁，这个村的人都是百万富翁了，不过他们还都不愿意拆呢。”他们笑着说。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玉泉行政村下属的北坞村，在2009年成为北京市绿化隔离地区城乡一体化试点村。根据政府规划，村民们将腾退宅基地，“上楼”。最终，这个建于辽代，拥有800多年历史的村子，将以北坞嘉园这样一个城市化的名字重新开始。
失去农家院落的村民将以宅基地面积1：1的方式置换回迁安置楼房面积，除此之外，他们还将获得每平方米3000元的补偿以及每平方米200元的装修补助。几乎一夜之间拥有了两三套楼房，以及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现金，看起来的确是“暴富”了。
“暴富？这也叫暴富？连日子都过不了了。”北坞村村民张北青(化名)不无夸张地说。她家有一块240平米的宅基地，真是让人舍不得。
从房子养人到人养房子
北坞村其实是个漂亮的地方。它与颐和园、昆明湖紧邻，在村里就可以望见玉泉山上的宝塔。就在这座村庄北边不远的地方，新开发的御园别墅现在每平方米已经卖到22万元。
日试点启动，3月18日“北坞嘉园”开工，3月24日村民通过腾退方案，6月7日开始腾退拆迁第一家民房。
但张北青不太愿意再提拆迁。“都已经拆完了，还提它干吗。”她很不情愿与媒体对话。他们家是村里比较早“配合政府工作”的，二层楼房在2009年6月就被夷为平地。
张北青家的二层小楼还是两年前举债建成的，总共有20多间房子，每个月能收到七八千元租金。“如果再晚拆一年，我的债就可以完全还掉了。”
地处市区边缘的北坞村常住人口2600多人，外来人口却达到了16000多人。租房是村民最主要的收入。
虽然张北青的工资只有1000多元，但这些租金让他们一家生活得非常舒适。“你瞧瞧现在的他，这么大冷的天，自己就停了暖气了。”张北青指了指身旁的同事。
两年前，这个50多岁的男子全家“上楼”。目前他的月工资也是1000多元，一年1万多元收入。新房子的物业费和暖气费一年要4000元。
“以前是房子养着我们。现在是我们要养房子，我们的收入那么低，怎么养得起。”张北青细细地算着账，“老是说每平方米2万了，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卖掉房子，我住哪里？”
张北青一家五口人：他们夫妇二人，儿子儿媳，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孙子。儿子在一家肯德基店上班，收入不高。在这次“腾退”中，张北青家的240平米宅基地换了三套房子和80多万元补偿金，包括两套两居室、一套一居室。
这看起来是令人羡慕的。不过对于张北青来说，她宁要以前的“地”，不愿要现在的“房”---收入微薄，“这就要坐吃山空了”。
80多万确实是张北青这辈子拥有的最大一笔钱。但“上楼”的同事说，他当初也得了数万元补偿，早已在日常生活中消耗殆尽。
从宅基地到小产权房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张北青就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房出租。虽然按照规定，村民的宅基地不能用于出租，更不能出售，但这并不能阻挡村民“分享”大北京发展的利益。
城乡结合部一直是“北漂”生活的主要区域。“房租便宜，每个月就几百块钱，外来人都能够接受。”张北青说，这是北坞村外地人多过本地人的原因。
虽然说“上楼”之后张北青拥有了三套房子，但现在看来能用于出租的只有那套一居室。“怎么着也得租个千把块钱吧，外来打工的怎么能租得起呢？”张北青说，即便能租出去，与她过去的收入还是相差甚远。
宅基地对于张北青来说不只是住处，还是资本和依靠。
张北青还是“上楼”了。在政府的规划中，这是在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摆脱以前环境脏乱差、人口密集的状况。政府希望在北坞村的土地上有所作为。
据介绍，在此次北坞村城乡一体化试点中，北京市给予的产业用地相对较多，可以安置村民就业，并且有意让村民参股村集体产业。此外，北坞嘉园参照经济适用房办法管理，可以上市交易。
可在张北青看来，他们获得的仍然是“小产权房”。村民的理解是，经济适用房是用来安置低收入城市户口的家庭的房子，他们仍然是农民。虽然在一些文件中有了农民转居民的说法，但目前北坞村的老人还领着每月500多元的农民养老金，比市民标准低了一半还要多。
而且对于农民来说，宅基地就是家产，“老宅子”可以代代相传。“小产权房”却不知道是什么政策。即使参照经济适用房办法管理，这些房子在转让、出卖过程中都会有麻烦。
对于“上楼”后的变化，张北青还没有感觉到。他们家现在正以每个月2400元的价格租住在门头沟村。虽然有些不习惯，但拆迁期间的租房补贴标准是每人每月560元。张北青算了算，每个月还能有40元的结余。“这还算不错。”她说。
“让我们变成市民吧”
拿到80多万元补偿金，张北青花了八分之一给儿子买了一辆北京现代。“儿子上班离得远。我们只要能承受，就会满足儿子。”张北青说，补偿金还剩下五六十万。
同村人都觉得，有钱之后生活上的开销身不由己地大了起来，这些钱花不了几年。他们也没有别的投资渠道。“再买房子？现在房价那么高，万一跌了我不就赔了？够住就行了。”张北青说，即使现在房地产投资火热，他们也不敢尝试。
张北青实在没想到，北坞村这么快就变成一片瓦砾。2006年底的时候，北坞村刚刚改造过，修路、下水管和自来水管全是新的，路灯、厕所也都是新建的，砖也铺到了门口。现在，连下水井盖都被掀了去。
“别再提拆迁了，实实在在的给我们涨点工资，让我们变成市民吧。”张北青说。处在北京城边缘的他们虽然户口本上标记着村民，但村里的自留地早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现在宅基地也没了。
一个重点校老师的“小算盘”
过年了，但中学教师郑平(化名)的心里不太痛快。
事情是在几个星期前开始的，当时这座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市重点中学停发了期末考试的监考费。
这使得之前老师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改革以后，区里就不再给学校钱了，学校也不能给老师发工资了。过去，监考费都是区里和学校一起出的。”郑平抱怨说。
他说的“改革”，是指2009年初启动的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改革。根据相关文件，教师工资主要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构成。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总量的70%作为基础性部分，主要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岗位职责等因素，另外30%作为奖励性绩效工资，由学校按照规范的程序和办法自主分配，主要体现工作量和实际贡献等因素。
改革的目的是增加教师收入，缩小城乡教师待遇差距。虽然目前只确定在义务教育阶段，但在郑平所在的高中，已经开始试水。
它的背后，一场波及范围巨大的分配制度改革正在展开。
根据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在全国事业机关推行绩效工资改革。作为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绩效工资改革从日起先在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第二步配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从日起，在疾病预防控制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第三步从日起，在其他事业单位实施。
而眼下，这次收入上的重新分配看起来将对郑平似乎不利。
北京目前的中小学教师工资体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建立起来的。当时为了解决教师流失等问题，主管部门推出了“结构工资”制度：各校可以通过自办校办企业、收取赞助费等创收方式自筹经费，提高教师工资水平。
后来，重点学校和市中心学校的工资越来越高。2006年的一次教师工资水平调查显示，北京不同区域的教师工资差距达到了2.5倍。
十年前，郑平就是在“结构工资”的制度下，从房山的一所中学调入了丰台的这所市重点中学。他当时已经是骨干教师，原学校对他的离开非常不情愿。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此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根据改革前的工资条，他最后拿到手的大约有5000多元。
“一部分是属于国家直接拨款的，我这部分是980元；第二部分就是结构工资，根据教师的任教年龄、水平等等很多因素定级，我算是比较高的一级，应该有2000多元；第三部分是岗位津贴。”
岗位津贴就是通常所说的课时费，郑平这一年都在教高三，“一般一周上7节课，一个月2000多元。这样下来一个月5000元总是有的，还不算上毕业班周末补课给教师发的劳务费。”
但是据郑平说，这个工资在北京市的重点中学里还不算最高。
他的一个小师妹在海淀区一所重点小学教语文，“她得有我的两倍。”
对于改革，郑平曾仔细给自己未来的收入水平算了个账。
“学校领导还没有商量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所以现在只在国家拨款的部分做了调整。”国家拨款的部分从过去的980元涨到了1180元，一个月涨了200元。这个政策在今年初开始实行的时候，他还收到了过去10个月的补款，一共补发了2000元，
不过郑平并没有因为这2000元感到高兴，他担心这是“捡着芝麻丢了西瓜”。
“国家拨款的部分在我们的实际收入里所占的份额太小了，如果取消了结构工资和岗位津贴，总数上和郊区的学校看齐，那我们的工资还要降。”郑平愁眉苦脸。
不过对于远郊区县普通学校的老师来说，工资改革还是让他们“多收了三五斗”。
大兴旧宫中学的体育老师花艳红是郑平的好朋友，他们学校早已全面实施了工资改革。“改革前，我们学校教师的工资普遍不到2000元，现在我的工资已经涨到了2800元左右，平均每月涨了八九百元。”花艳红觉得改革对他们这些郊区的老师来说，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花艳红说，旧宫中学现在实行的工资制度分成好几级，每一级又分三档，“我也不清楚具体怎么分档，反正我的工资属于中等偏上的。”
他说，他们单位的老师很支持改革，“不过，像老郑他们那些市里重点中学的老师，恐怕工资涨幅不会太高，没准还要降呢。”
一提起工资改革，郑平的小师妹有些埋怨。她所在的学校是重点学校，她又担任班主任，在改革之前，她的月收入经常接近万元。
在实行工资改革后，级别将是决定一个教师工资收入水平最重要的标准。这将使她这样的骨干年轻教师成为最大的“受损者”——他们往往没有资本评上比较高的级别。
但她说，实行工资改革之后，最着急的是学校领导。
“刚公布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很多老师意见大得不得了。”她回忆说，当时校领导给全体老师开会，安抚大家的情绪。“校领导跟大家许诺，改革实行后，不会让老师们的收入比现在低。”
郑平的领导们，也在为改革的事情烦恼着。
“我们校领导给老师开过一次吹风会，大概的意思就是改革以后学校和区里就不再给老师发工资了。但是怎么给老师的工资定级别，这个方案迟迟没有出来。”
郑平觉得，对于重点学校来说，改革的推进是有困难的。
“虽然大部分远郊区县的老师涨工资了，这个比例可能超过60%，但是市里好学校的老师都可能会降薪。他们如果反对改革，能量大着呢。”郑平推测，学校会出台一个新的工资制度，又符合改革的要求，又不让老师们经济上受到太大损失。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校领导恐怕还真得研究一阵子。
过去多上一节课就多拿一份课时费，以后岗位津贴取消了，课时跟工资就可能不挂钩了。“这样到底是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还是打击了大家的积极性呢？”郑平没想明白。
最让他耿耿于怀的还是教师工资级别的设定。
“谁来给我定级？一定是学校领导，他们依据什么来判断一个老师的工资级别呢？有没有一个可行的标准？”郑平忧心忡忡，担心自己这种平时不太会跟领导搞关系的老师可能吃亏。
教师之间已经互相传说，在广东等地学校领导借改革的机会给自己大幅增加工资。
教师们确实觉得改革有许多问题。比如说在市区与郊区、名校与一般学校看齐这一点上，市区的教师们觉得，这里的房子更贵、生活开销更高，甚至家长带来的压力也更大，理应获得更好的收入。而名校一般都在市区。
为了让自己今年的收入能够“稳中有升”，郑平心里也有一些小算盘。
48岁的郑平有一个读初中的儿子，妻子没有工作。5000多元工资加上一些做家教的收入，家庭生活还没有问题。
“将来工资就未必有这么多了，我还得早做打算。”郑平跟不少重点中学的老师都私下里交流过，“我们都觉得，学校的压力比我们大，如果教师工资改革带来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教师工资没区别，学校就可能流失一批骨干，学校领导肯定不会放任这个结果的。”郑平深信，学校还是会用一些形式来补贴和奖励他们，至少让他们的待遇不低于从前。
“虽然这个结果可能违背国家教育均衡化目标，但是哪个重点学校真的愿意自己的名望、升学率被均衡掉呢？”而除了观望和等待，郑平还有另外两手准备。
从年初开始，他就在注意社会补习班的各类消息。“这样的补习班我也教过，工资还是很高的。”但是因为过去学校工作太忙，几乎每周末、寒暑假都要给学生上课，所以郑平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外面挣钱。
这些补课又都是计入工作量的，学校会给一部分报酬，这个数字也不低。“如果以后工资都是一定的了，那谁愿意节假日给学生义务补课？”郑平说，这样可能会有很多空闲的周末和假期，他打算开拓“新空间”，多挣点儿“活钱”。
对他来说，还有一手准备，就是干脆从体制里退出来。
郑平现在工作的学校周围有几所经营情况还不错的私立学校。“过去我们和他们的工资差不多，我们的福利还更多一点，所以私立学校对我们这样的老师来说吸引力不大。”
不过，现在郑平的想法已经变了。如果工资改革的实行，让他们的工资比过去还低了，学校又没有其他的补贴措施，他会认真考虑去私立学校。
郑平说，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工资改革他不敢有什么期望，不过心里也不是太着急，“改革要真的在我们学校开始，怎么也得年末。”
浙江煤老板的寂寞呼喊
2月1日晚5点半，蔡骅穿着灰色西装，打上真丝领带，站在西湖边的一个酒店大厅内，等着与清华大学EMBA学员共进晚餐。
年轻的学员们蜂拥而入，把蔡骅围起来，其中一个学员冲上来握着他的手：“我跟朋友说了，那个为浙江煤老板说话的人，就是我老师。”
蔡骅感到不好意思。
日，浙商投资促进会(下称“投促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蔡骅代表浙江在山西煤矿业投资群体向国务院上书，要求对山西最新一轮煤矿兼并重组改革中两份政府文件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
在多次试图与山西官方接触无果后，今年1月9日，投促会在杭州举行“2010中国经济走势解读”论坛暨迎新酒会。蔡骅当众宣读“致全球浙商公开信”，在宣读完浙商投资最佳城市榜单后，蔡骅又临时加了“一道菜”---浙商投资预警区域---山西和迪拜。
他忍不住揶揄：“拉上迪拜，是为了给山西一个面子。”
代表失败者的愤怒
今年44岁的蔡骅，早年曾做过一家机关报的记者，后到浙江省经济建设开发促进会当会长秘书。当时担任会长的是袁芳烈，袁是温州改革开放后第一任市委书记，曾以亲自给“投机倒把”的八大王披红戴花进行平反，被认为是“浙江改革英雄人物”和“温州模式的缔造者”。
“他是个敢作敢为的人，胆魄和能力让人钦佩，对温州的改革开放事业和温州模式的贡献功不可没。”蔡骅对他的老领导评价很高。
但是，蔡骅做梦都没想到，现在自己声誉鹊起会与温州的煤老板有关。
2009年9月以来，山西省政府对小煤矿进行“兼并重组”，这被外界称为“煤老板的终结”。另一方面，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遭遇集体性亏损，其中温州炒煤团500多亿元资金被困山西。许多煤老板向投促会求救。
日，蔡骅高调向媒体宣告，投促会已上书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以及山西省人大、政协和省政府六部门，质疑山西省政府主导的“兼并重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11月18日，一场由投促会举办的“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一贯低调的煤老板们集体亮相，与全国各地赶来的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一天的研讨，对山西“兼并重组”的煤改政策进行详细剖析。
此前十天，各种消息充斥各大媒体，投促会盛情邀请山西省官方到杭州来参加研讨会，曾有媒体报道山西省将派出一位副省长率团出席。
“我们当时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山西方面放出的一个积极信号，可能会给事情带来转机。”蔡骅回忆说。
浙江省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在听取完蔡骅的汇报后，一位浙江省主要领导告诉蔡骅，如果山西方面顺利成行，浙江方面将派出同级别领导接待。蔡骅对这场民间搭台、官方参与的交流会充满期待。
11月18日，研讨会如期举行。山西方面未派人参加，“山西省人民政府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代表”、“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代表”三块牌子后空无一人。
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此次山西煤改形成了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但是，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程序首先要合法，应该通过协商解决。
会场气氛火爆，煤老板们抢话筒讲述自己的投资史，诉说山西煤改“对他们财富的剥夺”。
这场活动是不是煤老板出资举办的？蔡骅否认，他介绍说，这场耗资20多万元的研讨会，全部花费由投促会出，“我没拿煤老板一分钱，相反，我还请他们吃了一餐中午饭。”
很多人认为，山西方面并没有来人，意味着这次研讨会的失败。可蔡骅却认为，研讨会最重要的是把山西煤改的过程了解清楚，至少通过媒体让公众知道，这次改革的过程是怎样的，哪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些煤老板的哪些产权应该得到维护。
但是，对于结果他还是有一些遗憾，“如果借助这个平台，山西方面和煤老板之间可能会形成一个好的交流气氛，甚至是通过一种高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排行榜与论战
1月初，温州籍煤老板唐建国(化名)在杭州接受采访，与2007年4月他在山西大同接受媒体采访时光鲜夺目的外表判若两人。当年他名牌傍身，手拿LV皮包和数万元一台的手机。如今的他显得疲惫不堪，言语中有些许愤怒。
“想全身而退很难。”他如此评价他的同行。作为煤矿投资的先行者，本世纪初他就介入煤矿开采，以数百万的高利贷起家，如今赚得数亿“黑金”。对于山西方面的煤矿整合政策，他形容是“收走了下蛋的母鸡”---他的价值一个多亿的矿现在被当地一家大型国有煤炭兼并收购，数千万元余款没有到位。
“矿都收走了，多少钱也就无所谓了。”他显出一番无奈。作为业内人士，他对兼并后的小煤矿生产也并不看好。“年产几十万吨到一百万吨的小矿，上综采设备不够档次，停产炸井又会造成资源浪费，最后等风声过后，肯定还是让承包给个人去经营。”
对于2009年11月投促会举行的研讨会他并未参加，甚至连名都没报。“这些都没戏，现在只有让大家知道，我们并非十恶不赦。”
山西成就了他发财的梦想，也成为他的伤心地，“从此对山西的事情不再过问，钱能赔到多少算多少。”
“花500亿元买到的教训应该引起浙江投资者的反思，作为商人，应该赚受人尊重的钱。”蔡骅认为。
在他的理解中，受人尊重意味着这个钱除了合法之外，还没有道德成本。他觉得，煤老板的赚钱方式是在挑战中国商业文化的底线。
日，投促会再度高调亮相，宣读一封致会员及全球浙商的公开信，同时发布“2010浙商投资(中国)最佳城市”候选名单及“2010浙商投资预警区域”候选名单。
对于最佳投资城市，媒体并未太多关注，而山西和迪拜并列年度投资预警城市则引发各界关注。按投资环境给地方城市排名，并预警浙商小心投资，这份榜单也被称为“红黑榜”。
蔡骅此举除了叫好声外，很多浙江商界人士认为欠缺理性。曾为浙江煤老板鼓与呼的律师吴族春对媒体表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是一个协会，投促会的2000多个会员都会收到我们的这份报告。”蔡骅对外界的各种争议并不在意。他表示，排行榜一年一发，但“黑榜”是首次出现，预警区并不意味着不能投资，只是告诉浙江商人存在比较高的风险，“政策性的投资风险应该避免”。
培养浙江的资本家
在第一次发榜后，外界有人怀疑这次放黑榜是投促会的噱头。事实上，之前的蔡骅已经研究了十多年民间投资，他还兼任清华大学职业经理人训练中心华东教学中心主任。他说，自己要在浙江“培养资本家”。
对于山西煤改，蔡骅也试图用资本运作的方式来解决。在与煤老板接触后，他曾提议，把各人持有的煤矿分别评估，按照价值折成股份，再找一家浙江国企做兼并主体，实行内部整合，这样煤老板就变成了股东，既保住了煤矿，也能利益共享。据他回忆，这一方案也得到山西方面的认可，并要求这家新成立的企业必须挂靠在一家山西大型的国有煤炭企业名下。
但是这一方案遭到了煤老板们的否定。
蔡骅说，自己2010年的主要工作还是做工业投资项目对接的平台搭建。他的同事于微微告诉记者，蔡骅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关注各地的招商引资项目，把好项目发给投促会会员，有时甚至实地暗访，考察投资环境。
蔡骅认为，这只是投促会的基本工作。“招商引资其实是两个概念，招商是引进项目，引资是引进资金。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混淆了。”
他说，每个城市都各有特点，浙江各地的企业家各有性格。“温州的企业家喜欢做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生意，杭嘉湖一带的企业家喜欢做纺织实业，宁波一带的企业家偏爱大融资项目。招商一定要找准他们的胃口。”
蔡骅介绍，投促会已经尝试着把全国主要城市的各类经济指数纳入到一个测评体系内，通过数据量化的方式来体现各大城市的投资价值点，此为“城市投资测评体系”。这一课题主要由浙江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团队任研究员，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类经济数据，同时参考网络投票和专家意见。“数据、投票和意见各占1/3，我们在2009年已经开始做了，到2010年基本完善。我们每年都会做排行榜出来。”
对于这一项目的前景，蔡骅充满期待。他认为，浙江作为民间资本最为充足的省份，需要适合企业家的各类项目，他把这一排行榜视为浙商的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海南岛又见“炸药包”？
肖增建说，一个多月前自己从上海飞回海口，同一航班上有六拨温州炒房团。他听了听，多是刚从迪拜撤回来的。这些人就像沙漠里的旅行者，刚刚望见了一片绿洲。
“海南又沸腾了。”机舱里这些热情地讨论和设想，让肖增建恍惚回到了20年前。
1988年，海南建省，十万人涌向天涯海角。35岁的肖增建偶然在寸土寸金的海岛拥有了一块近400亩的土地。不过终究，他还是“很仓皇地离开了海南”。
如今，当海南的土地又热得烫手的时候，肖增建已在海南拥有自己的事业。热潮之下，这些“受过伤”的“老海南”们何去何从？
那张3000万的支票
2009年初，海口这座从来不堵车的城市开始堵车了。
几乎一年之后，当2010年1月国务院公布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意见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先知者早已前来布局。
虽然海南省负责人否认热钱大量涌入海南炒房，但肖增建却发现，在飞往海南的班机上有大约一半的乘客都在谈论如何投资房地产。
最近，三亚新房的均价已超过每平方米2万元，而且是无房可售。
面对汹涌的房地产热浪，海南凯迪网络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增建表现得很平静。
肖增建曾经有过一块地。那是1992年，在海南儋州市。
他在1988年来到海南时，原本看重海南宽松的审查体制，希望搞一家影视公司。肖增建说，国家给予海南的特殊政策，使得海南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独立王国”。中国人民银行甚至都已经制作了“琼币版”，“除了国籍，其他都是开放的。”
想搞文化产业的肖增建却在无意中得到了一块地：当地政府以促进文化开发的名义给了他395亩。按照规划，肖增建将在这里建设一座影视城。
这使肖增建和许多人一样，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房地产行业中。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海南，395亩的土地可能带来数亿元利润。“别不相信。”肖增建说，“当时的海南就是这样。”
肖增建刚拿到项目，就有一位企业家带着银行行长找来。对方直接开出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项目与土地他们都要了。”肖增建回忆说。如果他愿意，项目还可以由他去做。
这可能是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时刻：曾经有一张3000万元人民币的支票摆在他面前。他只要把这个影视城的项目与土地一转手，那张画满零的支票就可以放进口袋。
“遇到这样的机会，九成人都会把项目与土地卖掉。钱到了我的账上，就是我的。”肖增建说。
仓皇地离开
20年前的情形，如今开始重演。就在不久前，当海南的土地再次升值后，一个刚刚向肖增建借了100元钱的邻居，只用了三天就开着豪华车把钱还了回来。
钱来得很简单：这个年轻的女孩把自己的公司和土地卖掉了。仅仅转移了一个合同，钱就来了。
但20年前的肖增建却犹豫了。他知道对方接下来就会用这块土地抵押，从银行获得相当于几十个3000万的贷款。最终，银行将会为海南的一切埋单。
“我胆子太小，怕这样会对我自己形成债务。”说起如何丧失这样一个发财的机会，肖增建哈哈大笑。作为一名经历过“文革”的“50后”，即使面对3000万元支票，肖增建仍然没有激情起来。
他后来发现，用这种方式挣钱的人中相当一部分是转退军人。“他们胆子大。”肖增建说。
时间到了1993年上半年，海南房价曾达到了最高的每平方米7500元，这远远高于今天许多省会城市的房价。也是在这一年，国家整顿海南，四大银行海南行的行长被抓，资金被强令撤回内地。据报道，一天之间就曾有200亿资金撤离海南。
“别墅养猪、地基养鱼”由是成为海南一景。银行得到的抵押楼几乎都是空中楼阁，其中许多还被抵押过多次。肖增建说，直到现在，海南还有房子搞不清谁是真正的业主，“更悲哀的是，银行还会发现，那些都是大坑的地基还欠着施工队巨额垫资款。”
对于肖增建这样的梦想者来说，最为致命的是整个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银行汹涌的贷款被封上闸门，他们只好自掏腰包投入了几百万元。
然而整个海岛已再无当初的人气。那座名为南洋风景的影视基地成为一个无底洞。肖增建与朋友坚持到1995年，资金链断裂，美梦终于破灭了。
“很仓皇地离开了海南。”肖增建形容说，395亩土地随后也被政府收回。
“海南没准备好，银行也没准备好，那是一个双失控的时代。”肖增建觉得，在那些年里“胆子大的人都成功了，而想做些事情的人反而吃亏了”。
他说，直到现在许多人讲到海南还是会哭。成功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只能仓皇而去。肖增建的一位朋友对他说，凡是在海南呆了五年的人，都是遍体鳞伤。后来，这位朋友也移民国外了。
“不可否认，海南的那五年造就了一些精英。”肖增建说，那一轮海南房地产泡沫的参与者们，后来大都成了中国房地产业的领军人物。那五年，对他们似乎是一次特训。海南沉寂了，他们也都散开了。
谁最后接到炸药包
对于曾经摆在面前的3000万元支票，肖增建禅悟似的说：“说不定那笔财富会害了我呢。”
那时一个手机要八万元，“如果跟哪个小姐玩得好，直接就把手机送给她了。”肖增建回忆起那些“暴发”的朋友们：即便是送房子的事情，也并不鲜见。钱来得太容易，出手免不了阔绰。
在肖增建的印象中，他们现在几乎全都移民到了国外，“拥有了这些财富，他们不敢在国内呆着。”
他们偶然相聚回忆往事，就会谈到那个蛮荒时代的海口：没有红绿灯，没有公交车；好多人没地方住，一到晚上街上到处都是唱歌的人；由于电力不足，店铺门口都有一个雅马哈发电机。
离开海南后，肖增建在广州闯荡了几年。1998年，他重返海南创办了“凯迪网络”。那时，每月花几百元就可以在一片萧条的海南租到四星宾馆的套间。低成本孕育了凯迪网络、天涯社区等一批互联网公司。
如今，这些中国最著名的网站很容易吸纳资本然后投身新一轮“开发热”，至少成为外部资本进入海南的平台。
海口早就变了样子。肖增建说人们这次来海口目的很明确，“就是来炒作地皮赚钱的。”
特别是那些刚刚在中国各地受到整合、清退的资本，终于发现了一个新出口。
“海南的领导班子应该是非常担心的。”肖增建说，国际资本也进入了海南，连一向排斥投资海南的李嘉诚也进来了，“或许这会使海南的经济更加规范一些。”
“最后还是银行垫底。”肖增建说，“看这些炸药包最后会落到谁的手里。”
肖增建很享受在海口的生活：“没有挤压感。”在海南，一双拖鞋可以穿一年，没有人穿袜子，白天城市在睡觉，一到夜里就活跃了起来。
1988年，他来到海南的时候是35岁，如今已年近花甲。“这么多年，我想通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这辈子只能做一件事，这是许多人到死都没能想明白的。”
肖增建说起新的“开发热”有些淡然。在他看来，现在的房价上涨与1993年前后的海南地产泡沫一样，都是在传递炸药包，“看最后会落到谁的手里。”
显然，那些曾经沮丧的经历仍然影响着“老海南”。无论对于进军房地产还是吸纳热钱，肖增建在谈及这些“发财机会”的时候都异常谨慎。
不过，所有海南人仍将再次身不由己地卷入这一轮热潮。即使肖增建也声音沙哑着说，“如果价钱合适，我会卖掉我的房子。”
【焦点透视】
海南：隐秘的高尔夫热
如果你从西面飞抵海口，就能够看到它。坐在飞机右侧向窗外望去，它就在那里。俯瞰之时，这片广袤的狭长土地看上去并不怎么样——乱蓬蓬的绿色植被、一堆堆朦胧的火山岩、一条条杂乱无章的红褐色土壤带——但再过几年，这里将创造历史。当地人用代号称呼这片区域：791项目。不久后，它将以海南观澜湖(Mission Hills Hainan)的名字将为大多数人所知——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尔夫球场。
项目的规模之大令人震惊。长期以来，海南省一直被誉为中国的夏威夷。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位于海南省东北部，占据了80平方公里的森林与灌木林——面积与香港岛相当。完工后，这里将有22块高尔夫球场，一举将海南现有的球场数目增加一倍。项目于2006年开工，两年多来，数千名工人一直在砍伐树木、搬运泥土、修建草坪、高尔夫球道、俱乐部会所和豪华酒店。
然而，项目的前景依然和它所在的岛屿一样神秘。事实上，与海南观澜湖项目关系最紧密的那个人甚至否认项目的存在。
与观澜湖集团副主席、中国蓬勃发展的高尔夫行业最具权势的人物之一——朱鼎健(Ken Chu)初次会面时，我鞋子上套着黄色塑料袋。会面地点约在一栋售价1100万美元的别墅——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Mission Hills Golf Club)内沿着球道修建的众多别墅之一。我被告知，每个进入样板间的人都必须穿鞋套。我拖着脚走过一架白色的钢琴，来到一间最好是用新里波拉齐（neo-Liberace，美国表演家、钢琴家，舞台造型华丽夸张——译者注）风格来形容的客厅，找了个座位坐下。朱鼎健进门的时候，我首先注意的是他的鞋子——时髦的黑色皮鞋，没有穿鞋套。我起身迎接这位35岁的高尔夫巨子，脚下的廉价塑料窸窣作响。
目前，深圳观澜湖自诩为“世界第一”，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予以配合，将这个面积20平方公里、拥有12个高尔夫球场的俱乐部评为世界第一大球会，尽管中国东北的南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比它多63个球洞。深圳观澜湖由朱鼎健的父亲、香港亿万富翁朱树豪(David Chu)于1994年创立，将高尔夫做到了极致。12个球场，每一个都是由高尔夫界最有名的人士设计的，从费度(Faldo)到尼科劳斯(Nicklaus)再到诺曼(Norman)。深圳观澜湖还拥有世界最大的俱乐部会所、亚洲最大的Spa，此外还有亚洲最大的网球中心。
采访临近尾声时，我提到了海南，问朱鼎健计划在那里修建多少块球场。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了紧张的神情。“我们，呃，那里主要不是建球场，”他吞吞吐吐地说道。“实际上，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甚至还没有讨论这个项目。它还在筹备中、在讨论中，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高尔夫项目，而是一个旅游度假地。”
“也就是说，现在说什么都为时过早？”我问道。“现阶段或许是这样，”朱鼎健表示，“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是去年的7月份。8月份我去海南时，发现不仅有值得讨论的东西，而且项目的很大一部分已接近完工。6块高尔夫球场已经成型，并开始播种。还有3块——包括作为样板的“巡回赛场地”——进度甚至更快。它们看起来郁郁葱葱，完全可以用来打球了。当地妇女头戴形似蒂芙尼灯罩的斗笠，正在对白色沙坑进行最后的修饰。
巡回赛场地极其出彩。不规则的线条和沙坑让它看起来粗糙而又天然，尽管这里没有多少东西是天然的。设计中融入了以前居住者留下来的杂草蔓生的火山石围墙和拱门，还有一些躲过了被砍伐命运的成熟荔枝树、榕树和金合欢树。结果，整片景观看起来就像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而不是只有几个月。沿着球车道用碎火山岩铺设的行车道有一种侏罗纪游猎之旅的味道——不过，那是在你看到地平线上隐隐显现的雄伟酒店与俱乐部会所之前。
这一切都非常上镜，而且经过精心设计。据说，海南观澜湖巡回赛球场2011年将成为高尔夫世界杯(World Cup)或汇丰冠军赛(HSBC Champions)的举办地。高尔夫世界杯目前固定在深圳观澜湖举办。奖金700万美元的汇丰冠军赛被称为“亚洲顶级赛事”，吸引了高尔夫界的一些重量级人物，自2005年创办以来一直在上海举行。我听说，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PGA)的代表已经参观过海南观澜湖。而朱鼎健每隔一周就会飞来视察一下项目进展。
锤子敲击金属的砰砰声已经取代了18号球道旁沼泽地里传来的蛙鸣。吸烟不断、被热带阳光晒得皮肤黝黑的工人们辛勤地修建着两座引人注目的建筑。这两座地中海复兴风格的建筑构成了球场最后一个球洞的背景——白色墙壁映衬着红色和黑色的瓦状屋顶。
事实上，这里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座自给自足的高尔夫之城。它的22块球场将涵盖能够想到的所有风格——从草地到沙地，再到奥古斯塔(Augusta)似的完美——还包括一些完全反传统的设计。想象一下你将球击入瀑布、穿过洞穴、绕过火山或是飞过一段仿造的长城。城中有多个中心区域，配有奢华的别墅与公寓、酒店和Spa、购物中心以及布满餐厅和酒吧的街道。朱氏家族正在将乡村变成城郊居住区，无疑会提升周边的地产价值，同时创造数千个工作机会。
但当我问及海南开发项目时，朱鼎健为何会保持缄默呢？为什么一个高尔夫球场要代号呢？用一个词就能回答这些问题：中国。中国最新的高尔夫球场建设限令是在5年多前实施的，严格来讲，迄今依然有效。在中国，高尔夫依然是一种昂贵得高不可攀的精英运动——在许多人心中不可避免地会将它与腐败联系在一起——而且有人认为，高尔夫运动的发展与胡锦涛最关心的一些问题相悖：其中包括环境问题、农民的困境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一个占用2000万英亩空旷土地、直接影响到数万个贫困农村家庭的项目必然会引起争议。对观澜湖集团而言，现在越低调越好。
既然如此，为什么这样一个大胆的项目能够被放行呢？为什么还会有人考虑尝试建设一个面积为曼哈顿1.5倍的高尔夫俱乐部呢？建设工程怎么能够进行了一年多却几乎无人察觉，也没有报道呢？这些问题也有一个答案，还是那个词：中国。政府宣布所谓的高尔夫球场建设禁令以来的几年里，球场数量近乎增加了两倍，估计在600块左右。在中国，你总能找到对策。
在海南尤为如此。如今高尔夫已经被看作海南省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中国的第一块高尔夫球场于1984年开业，而海南直到4年之后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省份。当时，中国内地的大多数人对于海南依然既好奇又恐惧。尽管海南毗邻大陆——其省会海口距离广东省南端只有30公里——但几个世纪以来，海南一直被描绘成一个易受台风袭击的偏远之地，居住着神秘的土著、残忍的海盗、流放的犯人和遭贬谪的官员。事实上，唐朝遭谪宰相李德裕在公元848年被流放至海南前，曾著诗称自己将赴“鬼门关”。
这个名声流传了下来。一位海南当地人表示，当他上世纪80年代来到内地上大学时，同学们发现他没有长尾巴，都感到很惊讶。但也是在这10年改革期间，高层官员们开始把海南称为中国的“宝岛”，这既是因为当地自然资源丰富，也因为这里的海滩阳光灿烂、棕榈树成行。虽然贫困、落后而腐败，海南却拥有潜力，但似乎没人能够就此达成共识。
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持续壮大，海南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逐渐显现出来。去年，在经过数十年不成功的尝试后，海南省政府宣布计划让旅游业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与泰国的普吉岛和印尼的巴厘岛等地竞争。曾被共产党视为资产阶级思想而遭到禁止的高尔夫运动，有望在这一重新定位中发挥巨大作用。根据最新测算，面积略大于比利时的海南拥有22个高尔夫球场，不过许多人相信，这个数字在5年内就会轻松达到100。
尽管打高尔夫的人口比例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却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几个高尔夫球场建设蓬勃发展的国家之一。“只要考虑高尔夫球场设计的人都在中国这里，”观澜湖全部34个中国球场的设计公司——美国Schmidt-Curley Golf Design驻海口的中国业务副总裁理查德·蒙(Richard Mon)表示，“如果不在这里，你就没有工作。世界其它地区的建设都已经完成。”现代中国的高尔夫运动正处于初期阶段，在中国的寿命比塞吉奥·加西亚(Sergio Garcia)的职业年龄还要短4年。该运动被列为2016年奥运会比赛项目，无疑会加速它的发展，会在曾经持怀疑态度的中国政府眼中拥有一些合法性。
然而，目前不太确定的是，在海南建设100个高尔夫球场——更别提一位政府官员吹嘘的200到300个球场了——是否有意义。海南岛拥有850万人口（主要为农民），只有约3000人打高尔夫。尽管在冬季的旅游旺季，海南多数球场都被预定一空，但在热得令人难以忍受、雨水不断的夏季，几乎就连最敬业或是最节俭的人也不会来这里打球（在淡季，草坪费通常会打很高的折扣）。步履维艰的全球经济也对业务造成了影响。
不过，这种吹毛求疵可能忽略了海南和中国很多地区开发高尔夫球场的更重要事实：高尔夫球场的数量与选手的多少没什么关系。高尔夫球场的存在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为了帮助销售豪华别墅。只要周边的房产可以卖出去，开发商才不关心球场是否有人去打。到目前为止，在海南售房并不是问题。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中国中部煤炭大省的富有老板们飞到这里购买别墅，有时一买几套，通常支付的是现金。在中国，在高尔夫球场拥有一幢房产并不一定意味着打高尔夫。它更多的是一个身份问题。就像豪华汽车和手袋一样，高尔夫是展示财富的另一种方式。
但在规划和建议阶段，高尔夫很少被提及。开发商就是这样绕过国家的球场建设禁令的。“现在没人称之为高尔夫球场，”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我，“而是将它称作绿地、马场或练习场。他们很有创意。但政府心里明白。这就是漏洞。”
例如，2008年，《中国青年报》(China Youth Daily)报道称，“高尔夫”一词没有出现在观澜湖与当地政府签订的海南开发协议中。该报称，文件描述了一个将“提升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土地整理”项目。
海南自诩为中国最环保的省份，在很多方面，这里的确像人们所赞誉的那样，是一个热带天堂，来自内地的旅游者可以真正呼吸到新鲜空气。但过去几十年的房地产开发及乱砍乱烧的农业，破坏了岛上的生态环境。与海南目前的许多高尔夫项目一样，观澜湖项目占用的主要是政府列为荒地的土地。但这只是意味着，这块土地要么从未被人使用过，要么不再被人使用。它没有考虑生态价值。“如果它们只是在真正的荒地上建设，就没有问题，”海南一位活跃的环保人士表示，“对我而言，毗邻海口的（观澜湖）地区并不是荒地。如果是在香港，那里可以成为一个郊野公园，一片非常美丽的森林或是一个原生态公园。”
观澜湖项目北区距海口市中心不足30分钟车程，西临一座围绕火山喷发口而建、面积108平方公里的国家地质公园。长久以来，由于其绿色景观和清新的空气，这两处地产所在地区一直被誉为海口的城市“绿肺”。大约3年前，海口一家游说集团以为自己获得了该地区约825英亩的土地，以修建一座森林公园，帮助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其成员在项目上耗时两年，争取政府支持，吸引投资者，并以中间人身份安排与当地村民达成土地协议。但2007年，村民们突然中止了对话。就是在这个时候，集团的组织者第一次听说了“791工程”。
“他们甚至没有通知我们，”集团的一位成员对我说，我们中间隔着一壶普洱茶。“政府只是告诉村民不要再和我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工作、金钱和精力，都浪费了。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伤透了心，感到自己如此渺小和无足轻重。我们知道自己永远战胜不了他们。你怎么能和政府作对呢？”集团受到警告，不许做出任何可能妨碍观澜湖项目的举动。在海南，非政府组织从来都不是真正非政府的。与政府交好是生存所必需的，反对据信让众多政府官员中饱私囊的高尔夫业，不是明智之举。在观澜湖工地，由于颇受当地官员欢迎，一条业已完工的球道已经有了“政府球洞”的称号。
该游说集团成员并不打算掩饰自己的沮丧。 “他们称之为生态修复？”他满腹狐疑地问道。“的确，他们或许会种几棵树——但他们也毁了一座山，将把它变成一座湖。”哦，是的，山。确实，尽管某些树种和灌木丛能够在这片火山地貌繁茂生长，但多岩石的土地并不适合多数农耕形式，也不适合修建和规划需要几米厚表层土壤的高尔夫球场。有何解决办法？观澜湖买下了距建筑工地几公里远的一座“山”，并开始挖掘，直到这座山变成地上的一个洞。成队的卡车将红土运至工地，堆积成巨大的平土堆，看上去就像是亚利桑那高原。
与环保一样，土地所有权在海南省农村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去年，在一个名叫龙桥的小镇，村民们发现观澜湖付给当地政府的买地钱与分到自己手中的钱数相差悬殊，于是发起了抗议。抗议者掀翻了一辆政府用车，政府动用武警驱散了聚集的民众。这种公开表达不满，常常是心存不满的村民唯一可诉诸的途径。他们通常没有正式文件支持他们对一块土地的权利主张。他们只能大声抗议，或者是聚集在球道上，挥舞着手中的镰刀。
在高尔夫球场工地外，我遇到了马继广（音译）。元旦后，他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店，100码外，工人们正在修建高层宿舍楼——日后将容纳数千名观澜湖员工。在他只有一间屋子的水泥房后面，37岁的马继广修建了一道砖墙，以此作为自己的地产与观澜湖交界的地标。除了村里的房子，这是他剩下的唯一一块土地了。
“我们有果树，所以我不想卖地，”马继广表示。这时，满脸倦容的工人们漫步走进他的商店，寻找冰水和啤酒。“但他们已经占了，测量过了。我能怎么办？政府告诉你一个价，不管你愿不愿意卖，他们都会把你的地拿走。作为普通老百姓，你怎么能和政府官员作对？”
和许多我与之交谈过的人一样，马继广称，尽管这片地区被称作荒地，但肥沃的火山土壤很适合种植果树。当地的荔枝尤其出名，在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马继广总共向观澜湖项目交出了10亩地，政府支付给他约20万元人民币。对于普通中国农民而言，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但马继广知道，自己的土地值更多钱——他声称，观澜湖付给政府的钱是自己拿到的五倍——而且没有了果园，他不知道自己将来该如何谋生。尽管一部分村民乐于卖地，因为他们的地里满是石头，但马继广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曾表示过抗议，但遭到了拒绝。他声称，第二天，当兵的就来到他朋友的土地上，用推土机推倒了他的果树。
一辆小汽车停在马继广小店门前的泥土地上，走进来一位身穿白色短裤，白色高尔夫球衫和夹趾拖鞋的人。这是马继广的表兄李广华（音译），一位当地镇级政府官员。他向我保证，海南的观澜湖将比深圳的更大更好。“我去过深圳的观澜湖，”李广华骄傲地说道。在土地交易最终敲定前，他曾与大约100名村镇代表到过那里，进行过为期一周的公费旅游。
“你想进去看看吗？”李广华指着观澜湖所在地问我。“我很乐意，”我说。“但我们能通过保安吗？我听说管得很严。”李广华似乎受到了冒犯：“谁能拦我？”他不屑地说道。“谁敢拦政府的车？”（丹·沃什本）
开发商1.8万亿的暴利哪里来？
2009年在房价暴涨的支撑下，商品住宅销售额猛增了八成。对中国的开发商来说，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和“可圈可点”的一年：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报告表明，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3713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42.1%。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增长43.9%；当年的商品房销售额也比上年增长75.5%，高达43995亿元。
尽管到了年末，中国国务院常务会出台了新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调控政策措施，但决策层对2009年房地产市场总的评价看起来也“很正面”：高层不仅肯定了房地产救市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效”，而且还认为当年的中国房市“对于提振信心、活跃市场、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促进住房消费和投资，实现保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2009年房地产市场“欣欣向荣”的背后，作为决策层似乎忽略了它对社会政治层面所产生重大影响：以高房价和房地产暴利为特征的2009年中国房市，究竟给中国城市社会的各阶层的财富分配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这样的“逆向二次分配”，在极化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同时，给社会的稳定和谐又带来了多大的负面效应；它所引发出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又该如何解决。
国际上通常用房价收入比来分析国民的买房负担。根据各国的惯例，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为合理的房价水平。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加权计算，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为9.7.，这比国际上公认的房价最难承受地区（房价收入比为7）要高出近40%。实际上，如果走进中国大中城市的现实之中，一套市区90平方米商品住房的平均房价，已达到房价收入比的15—20以上，超过25以上的大城市也绝不是少数。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计算，2009年中国城镇销售的商品住宅的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4571元。如果扣除所包含的经济适用房的因素（2007年全国商品住宅的平均价格比经济适用房价格高出一倍以上），2009年中国城镇商品住宅的平均价格每平方米至少超过5000元。
这里就引出一个关键而核心的问题：中国城镇居民为高房价及超高的房价收入比所多付的支出，究竟落到的谁的腰包。
开发商总是竭尽所能大造舆论，宣称高房价是由高地价和高税费所导致。确实，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中国的政府部门、尤其是各地的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费中不当过度获利。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高房价的大头，都是由政府拿去的呢？让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
众所周知，商品房的成本主要由土地出让金（商品房中的地价）、造房的建安费和各种配套费、税费和经营管理费用所组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土地出让金和建安费。由于中国商品房的开发周期较长，开发商故意囤地捂盘现象比较普遍，所以，从开发商竞拍拿地，到完成开发和销售两个周期，加起来至少3年以上。我们就以3年时间计算，2009年全国商品房所用土地，平均拿地时间应为2006年。而根据中国国土部“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提供的权威信息，2006年“全国主要城市”用在“居住用途”上的“地价平均值”为每平方米1681元。由于我们比较的房价是全国城镇所有的商品住房，不仅范围要比“主要城市”大得多，而且土地出让金的均价也要比“主要城市”低不少。保守估计，全国城镇商品住房的平均土地出让金价格比“主要城市”的居住地价低三分之一。再以1.8的容积率计算（目前大多数城市容积率已超过2，不少大城市已超2.5），分摊到每平方米住房中的“楼面地价”，就只有 623元。全国城镇造房的建安费，我们高估为每平方米1000元（以比同期中国农村建房成本高一倍计算 ）。其他的配套费、税费和经营管理费，全国城镇的平均费用我们推算为600元。综上所述，2009年全国城镇商品住房的平均成本，每平方米仅仅只有2223元（大中城市成本要比这高，但房价水平更高，利润率更大）。
国际上房地产业的利润率一般在5%上下，中国工业品制造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也在这个范围。据此推论，中国的商品住房的利润率也应在5%左右（注：这点在去年全国两会上，也由中国最大的开发商之一，恒大地产才许家印所强调）。如果按照这样的利润水平，中国城镇正常的商品住房平均房价应为2334元。除此以外的房地产利润，都属暴利。由此计算，2009年中国城镇商品住房的每平方米暴利平均就高达2666元（已扣除经济适用房因素）。它表明，在中国城镇的商品住房的房价中，一半以上（超过53%）是开发商的的暴利，暴利率高达正常房价水平的114.2%。这就是说，在市民买房的所有支出中，有一半以上是为开发商的暴利“打工”。
那么，中国的开发商在2009年一年，究竟获取了多少利润呢？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2009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报告计算，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商品住宅销售额36769亿元，比去年增长了80%；销售的商品住房面积为8.0438亿平方米。由此可以得出：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商，仅在对城镇居民销售的商品住房上，一年赚取的利润就高达亿（全年的36769亿元销售额 — 全年开发商商品住房成本亿元）。其中，属于超过行业正常利润水平（5%）的暴利部分，就高达亿元。
这近1.8万亿元，还仅仅是开发商在销售给城镇居民的商品住房上一项攫取的暴利（不包括开发商在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和其他方面所获取的利润）。把它放在整个国民财富分配的格局中去分析观察，人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天大的秘密”，彻底了解中国的开发商利益集团，通过在国有全民土地进行商品住房的开发，从土地主人——中国城镇居民的身上，攫取暴利已经达到何等的“惊天动地”的地步。
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月13日的报道，“2009年中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9514.7亿元，同比增长9.8%”；另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增长11.7 %”；此外，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09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比上年增长8.8%”。以上述数据做比较，得出的结论令人难以置信：
2009年中国开发商仅在居民商品住房上获取的暴利，已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总收入的30%；
这1.8万亿元商品住房上的暴利，同样相当于2009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26.3%。也就是说，开发商一年仅在商品住房上的暴利，比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还要多；
把这1.8万亿元和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就可发现开发商在商品住房上的“暴利之财”，已相当于全国城镇1.05亿人全年的可支配收入；
如果把这1.8万亿元分摊到全国城镇居民的身上（2009年城镇居民以6.23亿人计），相当于开发商从每个城镇居民的头上攫取了2857元超额利润。而2009年国家从每个国民身上收取的平均税收，也就是4454元（2009年全国人口以13.36亿人计）。这就是说，中国城镇居民为开发商暴利所付出的“人头费”，已接近国民平均税负的三分之二（64.1%）。
再把这1.8万亿元的暴利，平摊到每套商品住房的话（以每套100平方米计算，8.0438亿平方米就是804万套），则表明2009年的每个买房者，平均须为开发商的暴利，多付出了22.39万元。这相当于他们平均每户（以三口之家计）仅此就要多掏4.35年的全家可支配收入（这在一般国家已经够普通居民买到一套像样的住房了）。实际上，在一些大中城市，买房者为开发商暴利所多付出财富，早已超过这些家庭十年以上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这就是在现今的开发商模式下，高房价和房地产暴利对中国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洗牌效应”。实际上，这样的状况不是现在才有，而是在2003年下半年中国的房价开始疯涨后就不断的显现出来。
为了验证房地产已成了中国“暴发户的制造器”和“首富的生产流水线”，笔者曾经对开发商和“富豪”及“首富”的关联性进行过跟踪分析。结果发现，在各种各样的富豪榜上，都充斥着“房地产”三个字。在福布斯公布的“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不仅一半左右“富豪”的“主要产业”都是“房地产”，而且在前十名的“首富”中，至少有8人主营项目中有房地产（其中两个未标注“房地产”的全国家电大亨张近东和黄光裕，房地产也是其主业之一）。其实“房地产出首富”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早在“2006胡润百富榜”上，登上前十名“中国首富”中，也有6人是靠房地产一举暴富。这六人的“身价”财富，都在100亿以上，最高的达到了160亿。据报道，上了房地产富豪榜的50位房地产富豪，一共拥有的财富总值高达2010亿元；平均每个房地产商的财富为40.2亿元。而能够登上房地产富豪子榜的，房地产商的个人财富起码要达到15亿元，行业的门槛之高，远远“盖过”了其他所有的子榜。不过这些还是前几年的“行情”。这几年，随着房地产市场高房价愈演愈烈，中国房地产大亨们的财富聚集速度也大大加快。曾经登上中国首富宝座的广东碧桂园老板杨惠妍，在鼎盛时身价曾高达1300多亿港币；重庆龙湖地产的老板吴亚军，其公司在香港第一天上市，身价也达到300多亿港元；同样来自广东的恒大集团老板许家印，也通过上市，使其身价超过400多亿元人民币，一举成为中国大陆新的首富。可以说，这几年大陆的首富的宝座，基本上是在几个开发商之间“转来转去”。
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到2008年底，全国共有房地产开发业87881个。据此推算，在2009年全国1.8万亿元的商品住房暴利中，大约有1.5万亿元集中到私营或以个人大股东为主的股份制开发商企业的手里（全国绝大多数开发商为这两类企业）。他们的总人数全国估计有20—30万人左右。这也就是说，仅2009年一年，这些“私字头”的开发商人均就从商品住房的市场攫取了500—750万元的暴利。相当于仅通过商品住房暴利一项，平均他们每个人就可以把3—400人的城镇居民的全年的可支配收入“一扫而光”。从财富的“积聚能量”来说，现在的开发商已远远超过任何朝代的“剥削阶级”，“当之无愧”的称得上当今中国的“超级大地主”阶级。
而与高房价制造“中国首富”和开发商暴富阶层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普通市民在住房上的无奈和愤懑。多数人终身的收入，买不起大中城市一套像样的住房。普通的市民要买一套体面的住房，不仅要为开发商的暴利多“贡上”四五年、甚至十来年的家庭全部收入，而且也只能通过上啃老、下拿小（让后代“前赴后继”还房贷）来实现基本的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正像一个房地产界人士几年前对笔者所言，现在的卖房，是一笔买卖赚了三代人的钱。房子，不仅使刚刚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成群结队”的重新成为“城市新贫民”，而且也使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为给开发商终身打“长工”的“新贫农”——房奴。
让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使高房价对全民财富“重新洗牌”效应达到登峰造极的，恰恰是政府对房地产的“救市政策”。不过，当“被救”的开发商在政府政策大力扶持下一个个赚得“盘满钵满”、实现了意想不到的“暴利倍增”后，人们也在耐心的等待，在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上，政府和决策者再三强调的“社会公平正义”之手，何时才能高高的举起。
事实证明，高房价和房地产暴利，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制造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的最大“土壤”，也是全社会最大的“财富洗牌器”。从本质上来说，它也成为社会影响最大的“隐形财富分配机制”。 试想一下，在中国有哪个方面的利益调节，可以像房价的高低这样决定人们的富裕与贫困。不管是加多少级的工资，降低多少税负水平，还是提高养老和医疗的社会保障标准，这一切在“高高在上”的房价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
当房地产成为中国最大的劫贫济富的工具并成愈演愈烈之势，公众对房价和住房政策的审视的角度，也逐渐由经济和民生问题，越来越多的转变到社会和政治的视野。人们有理由发出疑问：现今房地产制度体系造成的数以万计的“超级大地主”和数以亿计的“房奴”，究竟是“市场经济使然”，还是“新剥削制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沈晓杰）
房价泡沫难靠“理性”挤压
无论用任何指标来衡量，中国房价之高，泡沫之严重，都是令世界叹为观止的。
所谓高处不胜寒。任何依托房地产的经济体，都经历过泡沫破灭带来的巨大痛苦。中国能成为唯一例外吗？如果我们把中国远远脱离民众购买力的房价称为一个神话，那么，泡沫再多也期望它不破灭，无疑在制造另一个难度更大的神话。
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现实中而非神话中。
从“营业税征收2改5”，到“国四条”，再到“拿地首付不低于50%”、“督办全国18宗房地产闲置土地”，再到“国十一条”，调控声声紧，伴随着调控，一线城市的商品房成交面积明显下滑，但价格跌幅依然非常有限。而另外一些地方的房价，则乘风破浪，屡书传奇。《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前后，海南房价暴涨。海口某一楼盘2008年的售价为每平方米4000多元，2010年1月已经高达1.7万元，翻着倍上涨。
海南房价疯狂，让其他地方心生“小巫见大巫”之感，对本地房价的上涨空间，陡然生出无限的遐想来。中国房价真的疯了！在当下，这种疯狂是很难实现理性回归的，它的结局只有一个：在疯狂中走向崩溃，通过崩溃之痛，人们彻底正视风险而回归理性——其他经济体走过的痛苦轮回，将在中国重现。
政府也曾试图通过调控手段挤压房价泡沫，但是，其所有的选择，都是首先确保自身的利益不被压缩，不仅不被压缩，还要在调控中增长。于是，我们看到，在一系列调控政策当中，增税总是成为首选。除了自身的利益，GDP增长压力，也使政府的行为受到约束。这直接影响了其政策选择。
房价要回归合理，必须构建起多元化的市场供应主体，而现在这一供应渠道是单一的——基本上都通过开发商建造的商品房来满足需求，而没有诸如自建房、合作建房这样的供应方式与商品房形成竞争关系，加之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商品房一手遮天，开发商这一群体在事实上具有了垄断定价权。而在垄断之下，价格必然被操纵。
政府难道真的连这点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吗？应该是太明白了才对。
各地政府在建设保障性住房方面的动力严重不足。全国人大报告指出，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慢，截至2009年8月底仅完成投资的394.9亿元，完成率为23.6%（即使这一数字也有很大水分，比如，一些地方建造的福利房也列入到所谓的经济适用房当中，公然窃取民众的福利而没有丝毫的廉耻与愧疚感）。出现这一结局的原因一点也不难理解：地方政府如果建设足够多的保障性住房，会拉低当地的房价，进而拉低地价，不仅会减少地方的财政收入，更会直接拉低当地的GDP指标，在GDP而非民生指标来考核干部政绩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做何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不难看出，中国的房地产调控，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悖论当中：调控房价直接损害地方政府官员的切身利益，作为调控的主导者和具体实施者，他们对房地产调控的措施只会阳奉阴违，做一点面子活，或者仅仅是喊一点动听的口号而已。只有到拯救房地产的时候，地方官员才会加倍用力，使得相关措施高效率地执行。
另一个悖论是，2008年年底大规模的救市政策，不仅成为房产商等利益集团的救命稻草，也把需求房子者的希望再次冷却，而另一部分人的热情则被熊熊燃烧，那就是投机群体——许多人对政府不会让房价下跌这一结论深信不疑，以至于更放心大胆地投入到炒房当中去。也因此，投机热鹊起，不计其数的资金，涌入到炒楼的洪流中。海南房价在中央调控政策出台后，我行我素的高速上涨，除了开发国际旅游岛的利好消息，与这一心理因素也不无关系。
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决策者会痛悔当初的那个选择。
但现在不会，画出来的一个又一个圈，成为力托圈中房价的有力推手。许多人在这种快速增长中，感受到的是无法抑制的喜悦，而住房民生，成为官员作秀的一个道具。然而，所有的行为都有极限。GDP魔咒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错误的行为，正在一步步地把这个多难的国家，引向歧路。
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官员，很好地利用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旗号。就开发商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强调房地产对GDP的重要贡献，而换取政策层面的强力支持。在这个冠冕堂皇的旗号下，这一群体悄悄攫取着巨额利润，而把所有的风险给推给了国家。商人目之所视，永远都是利益至上，即使这种利益是摧毁道德体系、损害民生和民族利益的，也在所不惜。事实上，久经暴利侵润的中国地产商们，已经习惯了借助权力的羽翼快速累积自己的财富。政府官员也一样，他们或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及利益相关者，或明或暗地做着房产商，借助权力的羽翼，快速地累积财富。偌大的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楼盘，成为强势利益集团载歌载舞的平台，成为权力与商人媾和交易的巨大妓院。
房地产构筑的光环，繁花似锦，而房地产之外，一片疮痍。
房地产领域中最重要的利益主体：官员、开发商、银行、投机者……都没有真正抑制房价的意愿，希望房价下落的普通民众又缺乏足够的利益诉求渠道，难以对房价真正产生影响力。尤其是权力者，缺乏对民生遭到伤害的痛感。他们可以便宜买到福利房，可以吃专供的食物，对民众之苦怎么可能有丝毫的切肤之感呢？在北京《向高房价宣战》新书发布会上，第一位提问的读者说：“高房价说白了就是我们手中没有选票，有了选票，房价还可能如此之高吗？”
在高房价催生房奴的环境下，摆脱奴隶身份本身就已经成为奢望。民主永远都是民生的基础和前提。在民主之下，民生是一种权利而非施舍。
因此，中国的房价走势，不可能有什么理性可言，也不可能有什么理性的政策挤压泡沫。人们所能够欣赏到的，无非是形形色色的表演而已。房价只能在既得利益集团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推高之时才能发生根本性逆转，唯一的结局便是房价的彻底崩溃，由于缺乏购买力的支撑，这种价格的崩溃将延续较长的时间，直到所有的下跌动能释放殆尽。
中国的房价早已踏上疯狂的不归路。由于市场已经疯狂，市场主体已经丧失理性，官商构成连体儿，政策被房地产绑架……中国的房价在相关利益主体痛感减弱时虽然会有回调，但难以真正实现理性回归，而只能通过一次痛苦的洗礼完成泡沫的挤压过程。（时寒冰）
我们的城市是一堆一堆的积木
通常认为美国是一个没什么历史的国家。建国才两百来年，很多人谈到这点时，不免几分不屑：哈，跟我们的上下五千年怎么比？但逛了一趟美国之后，我的结论恰恰相反：是美国，而不是我们，更珍重历史，历史保存更完整。
美国很多老城，几乎就是一座座城市发展史的露天博物馆，两百年前的建筑，一百年前的建筑，五十年前的建筑，大片大片保留下来，有如巨树的年轮，脉络清晰可见，几乎就没有破坏的痕迹。走在寂静的旧街区，会常常产生一种错觉，时空仿佛已经倒置，自己不是走在二十一世纪，而是回到了两百年、一百年抑或五十年前。
后来我去了俄罗斯，印象也大抵如此。再没去过其他国家，但从媒体报道上不难发现，他们的城市肌理也往往是几百年一脉相传，很少人为断裂。无论现代化怎样突飞猛进，并不影响历史的延续。现代化不是跟历史冲突，跟历史彼此排斥，而是从历史中点点滴滴地自然生长出来。这么一来，几百年积淀的物质财富，几百年积淀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几百年积淀下来的生活方式，几百年积淀下来的价值观，就都层层叠叠地完整传承下来了，没有被推翻，被砸烂，被摧毁，而是代代相传，代代受益。
但凡是这样的国家，即珍重历史的国家，即重视历史积累的国家，大多不需要经济上狂飙式的高速增长。因为它的历史积累是不间断的，所以每代人的发展成果都能留下来，都会留给后人享用。既然人为破坏减到最低，有历史的不断滋养，他们就可以有很厚的家底，可以很自信，很从容，不那么着急。
说这么多外面的事情，归根结底，当然还是为了对比我们自己的事情。如果说，人家的城市往往是有着两百年，三百年，甚至上千年完整年轮的参天大树，那么我们的城市是什么树？广州，成都，南京甚至北京，从南到北，几乎所有历史名城，能找得出哪座城市有完整的年轮吗？很沮丧，完全找不到。那些号称千年古城的名城，除了经过千辛万苦才抢救下来的个别盆景式的历史建筑外，你还看得出它们两百年前、三百年前抑或一千年前是什么样子吗？说那么远实在太奢侈，坦白地说，实际连五十年前、三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是什么样子，大都了无痕迹了。人家的城市可以不停歇地向上生长，不间断地长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我们是十年一拆，五年一建，甚至换一任地方主官就一次大拆大建。仿佛一棵树长几年就砍，长到碗口粗就砍。就这样不断地砍砍长长，我们的城市永远长不成参天大树，永远在推倒重来，永远在从头再来。
毋宁说，我们的城市是一堆一堆的积木。任人堆砌的积木。今天想这么堆就这么堆，明天想那么砌就那么砌。换一任地方主官就换一套思路，换一套思路城市就换一种颜色。不管你走到哪个城市，城市的哪个角落，你会发现楼永远在拆了建建了拆，路永远在修了挖挖了修，折腾永远没有休止的时候。物不是，人亦非，随着城市景观变动的，是市民也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铁打的地皮流水的城，更有流水的人。即便你是业主，其实你也不知道你能在自家的院子里住多久，只要哪天早上大红的“拆”字突然写上你家的墙头，而你又没有唐福珍自焚的勇气，那好，你请乖乖地走人吧，到近郊或者远郊的安置房等着过渡去吧。
流动的当然不只是城市景观，或者人。物人两非，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整个城市文化、整个生活方式的面目全非。文化是个特别娇气的东西，她是需要积淀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点滴积淀的。但是不停顿地大拆大建大迁徙，那么还有什么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能够不受打扰地持续地积淀下来？那么还有什么城市文化可言？所以，我们的城市总是簇新，我们的城市总是时尚，我们以此自豪。岂知，簇新和时尚不是没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之一，就是整个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的空心化。看起来越是簇新和时尚的城市，越可能是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城市。它的簇新，它的时尚，其实与你无关，你并不能从中得到些许方便，些许温情。它不服务于你的生命节律，你只是它的一个匆匆过客，多你不多，少你不少。
这就是中国城市最致命之处。积木中是没有人的，中国城市也是没有几乎原住民的城市。任何一次商业开发，开发者会考虑被开发的街区还有那么多生于斯长于斯的市民吗？他们不需要考虑的，原因很简单，给点补偿就可以打发。实在打发不掉怎么办？也没关系，反正有的是强大的城管，有的是推土机、挖掘机，以及催泪弹。
这就是说，当下的城市开发，或者叫做城市经营，实际上是在白纸上画图，在没有人的白纸上画图。但我们都知道，城市事实上并不是白纸，并不是没有人，而只是故意当作没有人，故意对原住民视而不见罢了。开发者从不承认原住民的概念，他们眼里只有过客，或者说，只有租客。所有市民对自己脚下那块土地都只能暂时租借，而且能租多久不由你说了算，就算契约有规定，如果哪天人家发现可以卖更高的价钱那就没商量，契约会马上作废。所有市民都是游牧民或者说都是佃户的城市，所有市民都扎不下根的城市、都做不了主的城市，那么它随时要大拆大建大迁徙，随时要变着法子折腾，还有什么力量挡得住呢？
欧美的城市发展大致都谈不上快。但这未必那么可怕，最可怕的从来不是发展慢，最可怕的从来都是折腾。把发展变成猴子掰包谷，掰多少丢多少而且永不间断地丢，这样的发展再高速，也不要指望能给后人留下多少财富，家底永不会厚起来，起点永不会高起来。而要城市血脉能够延续，就必须明确一点，城市不是积木，城市是家园，是属于千千万万原住民的家园。千千万万原住民才是城市的主人。这就需要给城市原住民充分赋权，即充分赋予公民权利，使他们有力量捍卫自己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以他们坚实的公民权利，来组成城市社会和文化生态的防护林。（笑蜀）
【人物广角】
“在奋斗的路上”
——这是这一代人目前最重要的人生主题
“在这个国家，年轻叛逆者的数目正在如此迅速地扩张，就像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嬉皮。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名称：另类。这个词曾经是贬义的，意指品格低劣的流氓。而在今年最新修订的《新华词典》——中国最权威的词典中——对‘另类’的解释则是‘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不再有贬低的含义。”《时代周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