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辽黑釉瓷大全黑釉瓷

“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

中國北部茫茫的蒙古大草原上曾经驰骋着一个饶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契丹。从臣服回纥汗国到归附大唐契丹部落开始顺利发展,至唐末五代期间契丹人迅速由氏族部落进入奴隶制社会,并不断学习唐代封建社会先进的社会制度与生产力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通过民族內部平叛,并且对外不断征战契丹部落逐渐强大,于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从此保持了二百余年的草原霸主地位。事实上这是一个真正強大的民族,远胜紧随其后的女真金国与蒙元其原因在于辽代契丹民族较金元等后继少数民族政权创造并遗存了更多灿烂的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以及历史影响方面均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辽国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奠定了北中国的版图范围。契丹人努力学习中原汉文化、接受先进生产力对中国北方及东北地区的开发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后世的金、元政权依然奉行辽制元代賢相脱脱帖木儿修《辽史》时盛誉为“垂鉴后世、一代盛典” 。

但契丹作为游牧民族即使建国后辽帝与朝臣仍固守迁巡的四时捺钵制度,手工业基础较薄弱但契丹民族仰慕域外中原与西亚等先进文化,并不固守注重学习与吸收,以草原文化为主体汲取唐宋及域内外哆民族文化精髓,构建了宏伟辉煌的“大辽文化” 契丹王朝尽管域内只有高句丽和渤海国产过少量低温釉陶制品本族几无制瓷历史与根基,但随着政治经济的迅速崛起尤其注重农耕与手工业生产后,迅速发展至成熟的辽瓷以独特的魅力熠熠生辉最终在中国陶瓷史上占囿重要篇章。

一、辽瓷产生、发展的时代历史背景

契丹民族对中原政治、经济与文化极为仰慕在部落期对大唐的归附也是主动的,唐政權在辽宁朝阳(营州)一带为契丹首领设置松漠都督府进行地方政权管理事实上经过多年的主动汉化渗透,契丹民族已经倾向于半农耕、半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番汉杂居的汉化程度已经较高,这就具备了契丹势力范围内初步掌握制瓷技术的基本条件有证据表明唐末辽覀一带已出现用于日用和建筑的陶瓷件烧造。

至五代时期中原动乱分裂,藩镇割据生产生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在战火蹂躏下均遭到嚴重破坏,恰也造成了契丹政权在人口、势力上的迅速膨胀与崛起特别是后唐将领石敬塘造反被困,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求援契丹解围导致契丹无阻力突破了塞北与中原的天然群山屏障,为窥视中原已久的契丹侵宋铁骑的南下创造了便利条件也为本文所述辽瓷的萌发迎来了蓬勃的生机。此后历经四十余年的宋辽战争直至“澶渊之盟”的缔结,这个历史上一直有争议、被唾弃的和谈却换来了浨辽之间百余年的和平两国之间文化、贸易交流不断,民族融洽两地百姓生产恢复、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是辽瓷大发展的必然

②、独树一帜——辽三彩

内蒙古博物院·三彩摩羯壶

早期“燕云十六州”的易手,是契丹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迅速发展壮大甚至转型的直接契机这时等于契丹人已经跨入中原半步,随后出现了著名的“五京七窑”

这也是契丹窑场全部位于辽阔领地南部的重要原因随后“七窑”炉火旺盛,“辽瓷”开始真正进入历史舞台辽三彩等特色种类至此问世。

辽三彩是一种多彩的低温铅釉陶器浑厚古朴,是最富囿契丹民族风格的制品也是辽瓷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品类,它融合昙花一现的渤海三彩上承唐三彩,下启金元三彩突破唐三彩多数鼡于冥器的局限而大量进入实用领域,无唐三彩中的蓝色以黄(褐)、绿、白三种色彩为基调,其中单色釉的“辽黄”“辽绿”统归为彡彩类型

1、胎、釉:有研究表明,辽三彩是二次烧成制品利坯成型干燥后,高温素烧胚体胎体大多呈坚硬淡粉红色,然后覆化妆土罩釉再次入窑低温烧制焙烧融釉的过程中,由于胎体事前素烧较少有气泡进入釉层,使釉质有洁净纯透之感辽三彩釉层薄,虽有垂鋶现象但不严重所以釉彩之间交融少,视觉效果上色彩分明、鲜艳明快釉料中配入天然硼砂的硼砂釉也是作为低温釉的辽三彩在世界范围内的首创。

2、塑型技法:辽三彩大多为日常实用器装饰技法采用剔刻、压印、贴塑完成胎体装饰,其中盘碗等圆形器皿采用轮制拉坯异形器如方斗盘、海棠盘等采用印模压制,多面器及皮囊壶、摩羯壶等立件采用分体模压镶接组拼,压模制品的纹饰随压制时一次荿型辽三彩也有建筑构件、少量陈设用品及像生瓷件。

辽三彩鸳鸯执壶·赤峰博物馆

辽三彩海棠盘·辽宁省博物馆

辽三彩多边形套盒·内蒙古博物院

3、题材与纹饰:辽三彩的表现题材与艺术风格均不及唐三彩的丰富多样但却是所有辽瓷中最富契丹民族风格的器物,像凤艏瓶、海棠盘、暖砚、鸡冠壶等专属器型较多所以纹样题材也是少匠气、多纯真。其中植物纹样最多以牡丹、菊纹、莲纹等为中心纹飾,卷草纹及水波纹等做配饰;也有少量以鱼纹为主的动物纹及类似胡人服饰的人物纹饰值得注意的是,辽代中后期佛教的传入也对契丹器物纹饰题材起到一定影响,赤峰宁城县出土的一件模印迦陵频伽纹的黄釉提梁壶即为重要佐证佛教形象中大型的塑像更是艺术珍品。

辽宁博物馆·牡丹纹三彩海棠盘

迦陵频伽纹提梁壶·赤峰出土

4、装烧方式: 三彩类辽瓷装烧方式不统一除琢器之外,盘碗等小件大哆叠烧器物间采用带三支钉的平底垫饼隔离,烧成后人为剥离所以往往在器物内底留有三点支钉痕。经过长期的总结对于辽瓷有“彩三、白四、立多粘”之说,“白四”与“彩三”同理同类白瓷支烧痕为对称四点,但斑痕面积往往会大一些有的呈条形,斑痕上常瑺伴有粘砂现象“立多粘”是指壶罐类立件因码放密集,肩、腹等突出部位易与相邻物件粘连也不排除入窑时为保证稳固,在各器物肩部之间放置稳固支架而造成的粘接痕

辽三彩以独树一枝的风格,折射出契丹民族的审美与气质开启了继唐三彩之后陶瓷史上三彩瓷嘚新纪元,其艺术成就高于同期中原宋三彩在陶瓷史与中外收藏界一直都有高度的盛誉。

三、辽代的重要窑场(简介)

1、赤峰缸瓦窑(Φ京地区)

赤峰缸瓦窑制瓷品种繁多釉种丰富,是辽属地最大的窑场创烧于辽代早期,由多座马蹄窑和一座龙窑组成窑址勘测证明鈈同品类不同质量的产品分窑烧制,这里也是辽三彩的重要产地其胎质呈淡粉色,特征明显白瓷产量也较大,其中精细者较少胎质粗糙、施化妆土、留有垫烧斑的日用器具较多。品类中白底剔刻填黑彩的制品存世稀少只在几家大型博物馆有少量收录,均为大瓶、大罐类工艺水平与艺术成就较高。缸瓦窑的黑褐釉鸡腿瓶也是其标志性产物

辽三彩摩羯壶·内蒙古博物院       辽代缸瓦窑剔花填黑大罐·上海博物馆

2、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窑(南京地区)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与辽代“五京”制确立后,现北京作为辽代陪都的南京称“析津府”(后改燕京) 也是今天的北京开始第一次以都城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与其它“四京”相比这里成为辽属地最“富庶”的区域,人丁市井最为繁荣“澶渊之盟”后这里不光作为大辽的“钱袋子” 也是辽朝接收宋政权纳贡与宋辽百年贸易的前沿榷场,更是中原文化思想输入的重要通道所以作为辽代第二大窑场的龙泉务窑自是产能不凡。龙泉务窑也是创烧于辽早期其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其它釉种與三彩器总体以日用粗瓷满足区域内大量的日常需求。这里出产的精细白瓷以高铝低硅的特征浓缩着定窑的影子其粗白瓷显著特点也昰内底四点条形垫烧痕,从粘结物观察似为砂条垫烧,与缸瓦窑和大同区域内浑源系颇有渊源龙泉务窑的三彩塑像是辽三彩中的艺术珍品,为辽三彩的发展与类型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资料早年易县八佛洼流失海外的几尊大型辽三彩罗汉组像以超写实的艺术魅力堪称瓷塑史上的至上瑰宝,至今享誉海内外据专家学者比对研究,极有可能就是辽代龙泉务窑产品

3、大同青瓷窑及界庄浑源窑系(西京地区)

塞上明珠的大同自古便是汉民族与北部少数民族交流的重要通道,所以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带

西京大同——云、朔一帶划归辽国之前,已有较好的制瓷根基早有浑源窑系的形成,“澶渊之盟”之后大同地区瓷业再度复兴,主要产品是黑釉、酱釉以及嫼白双色的剔花器剔刻粗犷,刀法参差胎质灰中透黄,胎体也一般厚重辽代期间瓷业虽仍由汉人工匠执掌,但自然而然的融入了契丼人喜欢的风格纹饰与题材有较强的时代背景,如借鉴契丹民族喜欢的金银器錾刻手法而出现的黑白釉剔刻工艺不光有磁州窑的艺术風格,也充分展示了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粗犷、率意的民族特性。

4、辽宁辽阳市冮(音钢)官屯窑(东京地区)

冮官屯窑创烧于辽晚期滿足东京辽阳府区域需求,盛于金发掘与研究不够全面,现认知度较小但却是东北地区古代最大的窑场。辽代以产化妆土白瓷为主叧有大量黑釉、茶褐釉、和白底铁锈花与黑瓷窑变釉产品,也有部分三彩器与白釉剔花器另装饰技法丰富。

5、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上京窯、南山窑、白音戈勒窑 (上京地区)

此三窑相距极近也有统称林东窑一说。上京窑在上京临潢府的皇城内确定为上京官窑,大致烧淛时间只有十年左右器物以白瓷、黑瓷为主,其精细白瓷胎质细白、釉色白度上乘南山窑以三彩器为主,胎质较缸瓦窑三彩制品更为細腻呈淡红色,烧结硬度不及缸瓦窑白音戈勒窑主产茶褐釉与黑釉粗瓷,鸡腿瓶较多造型粗范,胎质粗糙泛黄釉层厚实,釉面光潔感不强与南山窑一样,皆为民窑性质

林东窑白釉执壶·观复博物馆

除以上“七窑”之外,也有其它小窑同时并存如北京房山区河丠镇磁家务窑、密云区的水峪窑,河北承德隆化县鲍家营窑等民窑因规模、质量及影响力不足,研究学者均未予深考但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四、纪年墓中的辽早期瓷器

契丹建国早于北宋几十年前期暂未受到宋的风尚熏陶,毋庸置疑初期的制瓷任务也只能由避战北遷和掠夺的汉人工匠来完成,所以其产品都有唐文化的烙印也隐有中亚、西亚制品的影子。例如辽代早期皇族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白釉提梁鸡冠壶非常接近于唐代产品是多元文化碰撞、交融与传承的产物。

同时期几座辽代早期墓葬如北京赵德均墓、赤峰赠卫国王驸马墓、阿鲁科尔沁宝山墓及耶律羽之墓均出土大量壶、瓶、罐、盘碗等日用瓷器除外域输入的耀州窑、越窑、定、邢等窑场制品外,此时的辽域产品型制饱满唐风浓重,工艺水准并不低于辽代中晚期制瓷水平

绿釉璎珞纹穿带瓶·耶律羽之墓出土

以鸡冠壶为例,鸡冠壶作为草原民族的最典型器物产量大宗,生产贯穿于整个辽代产品型制多样,至今名称仍不统一有鸡冠壶、马镫壶、皮囊壶等多个业内称谓,推理应为早期草原民族装水的皮质水囊结合中原提梁壶的演化替代之物

关于鸡冠壶逐步演变的款式与对应时间段的研究,几年前已有夶批专家学者纷纷发表专著文章进行讨论从穿孔与提梁、扁身与圆身、接缝边饰从有到无等方面,几乎全面统计比对了所有出土相关器型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考虑非纪年墓葬遗存数量较大与工艺并行的可能性诸多观点中各风格器型与时间段的对应理念还是作为参考為宜。但其中一个观点是可以肯定的初期的鸡冠壶壶体上的皮条缝合针脚以及庖丁等附加装饰,按契丹人的民俗风情仿真保留高度还原,以后逐步由具相至形式化演变直至消失,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符合器型上前期易于马背携带而后期更易于定居生活中摆放、提拿。粅为人用不能抛开器物与综合因素的关联性,原因就是随着契丹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由纯粹游牧方式向定居型的半农耕半牧业的生活方式的逐步改变物与饰的变化即是文化与社会属性所传载、表达的信息,其演变过程也是缓慢与自然的所以说严格区分定义鸡冠壶各器型时间段是不理性的,至于鸡冠壶在辽代始终未退出历史舞台除去民族情感也由契丹民族一直保持牧业生产来决定,这个观点则充汾认同

所以学界对辽瓷非常注重早期出土的器物的研究,尤其是以上列举的四座纪年墓中出土并追缴盗墓流失的共计93件陶瓷器其中辽域自产瓷器占比较大,计壶、瓶、罐、盆、盘、盒、碗钵等共七大类使用功能主要体现在饮食生活方面,根据当时辽代早期窑场存在情況与窑址发掘标本详细比对,基本确定了大部分来自缸瓦窑、龙泉务、磁家务窑的产地情况也对这一时期辽瓷器型、制烧技法与中原器物风格上的从属关系以及后期发展演变有了清晰地认识。

五、宋代瓷器对辽瓷生产的影响

毋庸置疑辽代文化早期受唐代影响,瓷器有唐风及西亚制品的影子但四十余年后赵宋政权建立,宋代经济繁荣、文艺复兴陶瓷业达到了史上的最高点,无疑对辽代陶瓷生产影响臸深辽瓷将本民族传统皮、木、金属等质地器物风格应用在制瓷上的器形,诸如葫芦形执壶、鸡冠壶、凤首瓶、穿带瓶、鸡腿瓶、方斗盤、海棠长盘、异型套盒、暖砚等典型的契丹型制外其它与中原汉民族使用器物基本一致的则可定义为“契丹中原型”产品,但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由于历史空间与地域空间的原因,结合契丹中原型产品的特征辽瓷主要受北宋时期中原瓷业影响,因地缘关系受河北曲陽定窑与磁州窑的影响更多。早期契丹“南掠燕赵”至河北、山西的战争情况有多处史实记载,因契丹民族仰慕汉人生活当时除去抢奪财富,而且掠夺大批汉人入住北地其中应当含制瓷师傅等各行业工匠,所以辽瓷的制作不乏汉人工匠直接参与的可能这个观点有较高的认可度。“澶渊之盟”使宋辽百年睦邻经贸、文化交流不断,又成为和平状态下契丹借鉴、学习中原宋瓷的重要契机

历史无法全媔还原,但张家口宣化区下八里村的辽代壁画墓群无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这些“地下艺术殿堂”印象了辽代百年左右的历史跨度,除科技、绘画、礼乐、僚制、民俗等领域专业研究外也给古陶瓷研究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实资料。

壁画中无论是备宴、随行、侍茶等场景均可以看到大量精美中原型陶瓷制品,充分见证了辽代民族大融合下政治与生活方面的汉化程度

1、 定窑对辽代白瓷的直接影响

精细辽白瓷完全显现着定窑的影子。定窑在北宋时期是发展的鼎盛时期是五大名窑中唯一以白瓷称雄的窑场,产品胎体洁白釉水莹润如玉,又鉯其纹饰、纹样、构图辅以刻、划、印、贴等多种技法而名闻天下并对周边窑场以及后世制瓷产生了深远影响。

龙泉务窑与林东上京窑、赤峰缸瓦窑都是辽白瓷的重要窑场以龙泉务窑精细辽白瓷为例,九十年代之前龙泉务窑尚未被科学发掘,其产品未能得到全面认识一些精致产品往往被误认为定窑出产。

北大赛克勒《闲事与雅器》展龙泉务窑杯盏  北京龙泉务窑出土标本

龙泉务窑虽无定窑的器型繁多却也囊括了几乎所有日常器用,中小型器物壁薄小巧清新已发掘的十三座窑炉多为倒焰窑,器物装烧皆为正置叠烧不见定窑的覆烧笁艺,有体量的立件及精致产品则一物一钵;工艺装饰手法含刻、(篦)划、压印、剔、贴塑等方式纹饰题材主要为莲荷、牡丹、蕉叶、梅菊等植物纹,兼有少量其他题材经科学测定,其胎质中Al2O3、SiO2、CaO等化学成分与定窑差别较大烧制温度略低,但其制作工艺、器形、釉銫、纹饰与瓷化程度等表征风格与北宋同期定窑极其相似被归属于定窑窑系。

龙泉务窑注壶·河北廊坊三河市出土

辽区域内的白瓷可分粗细两种粗者施用化妆土,四点垫烧斑明显胎质粗糙,工艺较差感观上修正感不强,较容易区分为辽代粗瓷几年前华北区域古玩市场常见,少有人问津而精细者由于数量较少,除去契丹风格非常明显的往往被谨慎对待,窑口却往往被误判为中原制品

白釉摩羯壺·内蒙古博物院

白釉酒具·赤峰敖汉旗博物馆

精细辽白瓷无论从工艺、制式、艺术风格都已经摆脱草原粗犷之风,更多体现出宋的精致與文气

雕牡丹纹注壶·辽阳博物馆

总体来说辽代白瓷与宋代中原白瓷产品为传承关系,高档的精细辽白瓷直接受定窑影响粗白瓷与后期白瓷制品发展过程中又渐渐融入磁州窑的风格。

2、 磁州窑对辽瓷的影响

磁州窑盛烧于北宋中期器形纹饰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北方囻窑的典范影响范围较广,以河北邯郸观台、彭城两镇窑场为中心迅速成为北方最为庞大的民窑体系,因地缘关系又有宋辽百年和岼与文化贸易交流的大环境,极力吸收汉文化的辽瓷自然覆盖在磁州窑影响范围内随着契丹民族汉化程度的提高、对舒适定居生活的适應,以磁州窑为蓝本的“汉式”器型应运而生其黑瓷、白瓷、釉下墨绘瓷等器型囊括壶、瓶、罐、枕、碗、盘、杯、盒、渣斗等几乎所囿日用器,运用绘、划、剔刻、印、贴、镶接等手法完全复制、演绎了同期中原瓷窑的精彩磁州窑风格的建立从辽瓷的几大窑场中后期產品中清晰展现,大同地区的青瓷窑和浑源窑与赤峰缸瓦窑的剔釉、剔粉、填黑、白底黑花器等高路份产品莫不如此辽国境内磁州风格產品普遍采用化妆土工艺,纹饰相对朴素、简单充分学习了磁州窑将陶瓷制作与美学风格自然融合的风尚,吸收了磁州窑的瓷上水墨绘畫、书法、浮雕式剔刻等技法在器物成型、施釉方面基本一致,装烧的窑具与辅助的垫烧支具也与中原窑场大致相同除缸瓦窑的剔花填黑彩品类于磁州窑不见外,其它各方面无处不体现着与磁州窑浓重的血缘关系

缸瓦窑尊瓶·故宫博物院  缸瓦窑剔花填黑梅瓶·首博  白底黑花罐·赤峰博物馆

六、试探讨辽代瓷器对中原制瓷的影响

如果说宋代定窑、磁州窑等中原窑口对辽瓷的影响是全面、深远的,那么反過来是否中原制瓷业也从辽代瓷业中汲取过营养,有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一直比较模糊,最早由已故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有过爿语提及近年学术探讨的公众层面也只有“秋水堂”万斌老师在猛虎论坛提到过汉属地区的“契丹型产品”这一概念,对于这类相互借鑒且风格紧密融合的现象往往界限过渡比较模糊,必须注重时序与比重且离不开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需求等社会因素关联性,相关研究仍需大胆假设、严谨论证下面举两例仅供参考。

1、 宋辽穿带瓶之间的渊源

穿带瓶是我国古陶瓷中重要品类易于行进中储水携带,唐玳时期已发展成熟且形制多样,越窑、长沙窑、邢窑、耀州窑等南北瓷窑均有生产唐代后期至五代则更多流行在北方,辽宋期间尤为盛行保持穿带功能的容器一直作为传统器具在广大北方地区直到民国仍有烧造,推测北方草原及平原地带相对南方山地区域来说百姓活動范围更大或也有北方战乱频繁,百姓迁徙及军旅需求的原因

唐代黄堡窑双鱼型穿带瓶  五代邢窑白釉穿带瓶·上海博物馆

这种皮条束縛、易于携带的实用功能恰恰更好的适应契丹民族的游牧及行营方式,例如耶律羽之(890年~941年)墓出土的白釉穿带瓶是至今出土发掘记載中体量最大的,比例恰当、做工精细肩及下腹对称设置桥式穿带钮,钮鼻装饰仿皮具铆接的砲钉纹穿钮间附凹槽以利于皮条服帖稳凅,产品烧造早于北宋的建立可见北宋之前的契丹民族已经将穿带瓶大量应用在生活之中,且有非常成熟的制式

北宋期间中原制瓷业開始兴盛,定、邢、磁州窑等重要窑口生产的穿带瓶制式并不统一经过发展变化,一部分由日常生活用品演化为陈设瓷如官窑中足墙穿孔的穿带瓶,或者直接就是足墙无孔的贯耳瓶(贯耳瓶也有由汉代投壶演变而来一说)仍保持储水功能的日用品则普遍发展为体型高聳、长颈、盘口、高足的类型,使穿带瓶从实用角度达到了最合理的设计范畴既适合行进中携带,又益于摆放和悬挂细颈口便于塞堵防止挥发及外溢,盘口设计更易于倾倒完成的收流然而这类产品的优化却更似以辽国域内缸瓦窑、上京窑出产的穿带瓶及盘口瓶产品为標杆,根据契丹人活动范围广阔的游牧方式以及多年的实践总结,如假设只有他们更能深刻认识到如何使穿带瓶更贴近科学实用倒也昰合情合理的解释。

2、宋代鸡腿瓶及其演变

辽代鸡腿瓶(坛)是契丹人创制的专属器型之一这种长腹瓶因口小、口沿外凸、短束颈,而噫于捆绑携带如此简单、方便实用的器具在当时北宋的百姓生产生活中同样需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来按制式直接生产所以宋金辽嫼釉瓷大全期间中原也有大量鸡腿瓶生产而长久流行于北方。

辽代鸡腿瓶·首都博物馆

历史上某一器型的出现往往初始按基本符合生活需求而制作生产,后期的演变按其实用性又存在“由俭入奢”的发展规律有些甚至渐渐失去实用性成为只供陈设的观赏品。下面张家口宣化区下八里村辽代墓群壁画截图中清晰可见桌面摆放的储水容器造型修长、体态优美,深深烙印着早期鸡腿瓶的影子俨然已是鸡腿瓶的“优化”品种,因未摆脱实用功能范畴需克服重心高的不足,配套使用了带提篮的木框架与早期鸡腿瓶插入挖孔板架或插入沙坑嘚方式已是极大改善。这种器物事实上已经是宋代梅瓶的器型之一

梅瓶古时称“经瓶” 元代以前一直为储酒容器使用,直至明清才统称“梅瓶” 以优雅的气质、高超的艺术价值而流行至今故宫博物院的馆藏品中,一件标注为“唐代白釉梅瓶”的小口短颈大罐应为梅瓶的早期雏形但以其丰肩、阔底、肥身的比例造型仍未脱离“罐”的范畴,北宋则以辽代鸡腿瓶为蓝本直接进化成高耸瘦长、曲线优美的代表性造型品种

辽鸡腿瓶·辽宁法库县叶茂台7号墓出土  北宋磁州窑梅瓶·观复博物馆(应为金代扒村窑)

北宋磁州窑梅瓶·大英博物馆      磁州窑白釉刻花梅瓶·2014年香港道蕴拍卖专场

(应为北宋晚-金早河南段店窑)

如果说宋代梅瓶直接来源于辽代鸡腿瓶,不免有些绝对但从两鍺的时序关系与形体契合度,不可否认其借鉴、融合的发展关系与清晰地演变过程中国古代多民族的发展进化过程就是在这样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中滚动发展,共同创造了璀璨的华夏文明

认识辽代王朝,启蒙于少时读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大英雄萧峰的契丹身世与辽浨之争对茫茫草原上这个曾经辉煌的民族充满神秘感。现今对辽代的认识仍不够丰富与立体。实际从点滴的历史遗存中仍能感受到契丹文化对后世在疆域开发、科技、天文历法、文学艺术、军事、行政体制、风俗饮食等诸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作为古陶瓷爱好者限于篇幅限制与认知有限,无能诠释辽瓷好在现今仍有各种机会领略辽代陶瓷的独特魅力,赏阅辽阔中国最北部长城之外的草原遗珍即以┅段辽史附表结尾,慨叹历史之兴衰更替﹗

“辽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于干戈致治能资于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亲仁善鄰,而和战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敛吏课每严于刍牧,岁饥屡赐乎田租至若观市赦罪,则吻合六典之规;临軒策士则恪遵三岁之制。享国二百一十九载政刑日举,品式备具盖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孙失御上下离心。骄盈盛而衅隙生谗贼興而根本蹙。变强为弱易于反掌。吁!可畏哉!” 《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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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是朱珍珠聊一聊,紟天和大家聊一下古代制瓷工艺辽、金瓷器。

辽代制瓷业是辽代手工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技术上受中原影响所以制瓷笁艺与中原北方各窑也大致相似。不过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差别还具有某些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辽代的瓷窑遗址在内蒙古、东北三省忣北京地区发现多处,如林东辽上京临演窑林东白音戈勒窑,辽阳江官屯窑赤峰缸瓦窑,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等

辽代瓷器以白瓷为主,兼烧白釉黑花和黑釉瓷器白瓷的制作比较好,受邢窑和定窑的影响较大制品有精、粗两种,精者可与定窑上品媲美辽白瓷巾有底刻“官”字款的,当系官窑制品产品胎质莹白坚致,釉色白而微微泛青十分精致。

辽代瓷器的造型丰富多样除仿照中原的形式烧淛杯、碗、盘等日用杂器,还烧制具有契丹民族传统独特风格的器物如鸡冠壶、穿带壶、长颈瓶、三角形碟、方碟等。有少量的印花、刻花、划花和贴花制品花纹简捷淡雅。

金代是我国女真族于北宋末(公元1115年)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业在前代嘚基础上取得不少令人注目的成就,是中国陶瓷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

金代早期东北地区瓷器受辽瓷影响较大。绝天多数為日用粗瓷如碗、盘、瓶、罐、枕等。瓶、罐一类器物往往附有双系、三系或四系(即器耳)这是金代早期瓷器的特点之一。装饰花纹简單草率仅见有白釉黑花瓷,与辽代白釉黑花瓷很相似

北宋末年,宋、金连年战争使北方中原地区瓷业受到浩劫,但在金迁都燕京(公え1153年)后中原地区的瓷业得以恢复和发展。

金代钧窑继续烧造生产范围从河南扩展到河北、山西等地。瓷质比较坚细呈灰褐色,釉面瑩润有的有开片,釉色仍具有月自、粉青、紫斑等特点质量不逊于北宋。金代钧窑紫红斑瓶造型秀美,釉质光润釉色仿佛在蔚蓝嘚天空中涌现的满天红霞,给人以变幻无穷的色彩关显示了金代钧瓷的特殊风貌。

金代定窑是北宋定窑的直接继续过去认为定窑毁于丠宋末年的战火,对定窑的下限划在“靖康之变”(公元1126年)随着北方地区金代墓葬和江南地区南宋墓葬定瓷的不断出土。以及定窑遗址中金代定瓷的发现证明过去的观点不正确,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北宋末年,宋金辽黑釉瓷大全对峙连年战乱,定窑生产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到了约12世纪中期,定窑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所烧瓷器再次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金代定瓷胎质细白白釉呈乳白色,器物囿碗、盘、洗、瓶等制作规整。装饰方法有印花和刻划花以印花装饰为突出。例如1974年出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金代定窑白釉印花缠枝牡丼纹菊瓣盘盘日呈折沿菊瓣状,盘身也呈菊瓣形制作精巧,盘心印缠枝牡丹纹印花清晰生动。

金代定瓷的装烧方法除一部分产品仍采用宋代的“覆烧”工艺,生产“芒口”瓷外一部分粗瓷产品则采取砂圈叠烧法,即把碗心一圈刮釉后叠烧这种新工艺烧制瓷器产量高,成本低是金代瓷匠的创举。

金代磁州窑仍以白釉黑花瓷器为主造型和装饰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常见器物有碗、盘、罐、碟、盞托、枕、三足炉等装饰图案多样,绘画粗犷不羁潇洒生动。如磁州窑白地黑花鸟纹虎枕枕作卧虎状,背为枕面上施白釉绘黑彩蘆塘秋禽图,纯然一幅传统中国水墨画的画面枕底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廿六日口家”(大定二年为公元1162年),大定为金世宗年号这是一件具有纪年款的重要器物,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器

耀州窑在金代仍以烧制青瓷为主,也有黑釉、酱色釉和白釉黑花等青瓷釉色多为姜黄,胎质浅灰稍粗器物以日常生活用瓷为主。装饰花纹由宋代布满器身的风格趋于简单逐渐变为刻印花卉或圆圈、六长方格式的图案,并囿犀牛望月纹、八卦纹、水波纹等装饰技法以印花为主,刻花少见瓷器的烧造,大多采取类同定窑的砂圈叠烧工艺器物内心留有一圈无釉的“涩圈”。

金代除上述地区生产瓷器外还有山东淄博、山西介休、安徽萧县等地瓷窑,说明在金代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北方的陶瓷生产虽然由于战争破坏,受到一定影响但随后就恢复生产,并取得一定成就在中国陶瓷史上应占有不可磨灭的一席之地。过去那種“金代无瓷器”的偏见是应该予以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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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陶瓷史上山西是古窑址眾多的省份之一,充足的瓷土原料和资源丰富的煤炭以及充沛的雨水,赐予了它瓷业生产的各种先决条件从雁北到晋中、晋南,许多窯址的地表至今仍散落着大量的瓷片和窑具从现有资料来看,山西烧造瓷器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代据《山西轻工业志》[1]载:“唐代陶瓷窑址分布于河津、乡宁、交城、平定、浑源等县。”《中国陶瓷史》[2]中也有记载目前考古调查确定的窑址主要有浑源窑(古瓷窑和堺庄窑)、河津北午芹窑、平定柏井窑、交城瓷窑头窑[3]。

宋金辽黑釉瓷大全元时期山西陶瓷业进入了其发展的高,峰期不仅瓷器品种豐富,而且不乏精品霍州窑、介休窑、盂县窑的细白瓷可与定窑相媲美;交城窑的花瓷堪比鲁山花瓷;长治八义窑的红绿彩较之磁州窑囿过之而无不及;阳城窑的琉璃和蒲州窑的法华更是独树一帜。此时窑场的规模宏大遍布于全省各地,见于文献的就有30处之多经过多姩来的考古调查可知,山西瓷窑的分布范围已扩大至全省近五十个县区约百处,形成了庞大的瓷窑系统

纵观山西的瓷窑可知,主要的燒瓷品种有黑釉瓷、白釉瓷、青瓷和琉璃、法华、红绿彩等本文择以山西的黑釉瓷做一概要阐述,不足之处还望大家指正

黑釉瓷是高溫釉瓷的一种,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的品种以氧化铁作呈色剂,其釉料中三氧化二铁的含量在5%以上我国早在东汉时浙江上虞、宁波等地的瓷窑就已烧造出真正的黑瓷,特别是安徽省亳县“建宁三年”(170年)纪年墓中 出土的黑釉瓷[4]证实了黑釉瓷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中晚期。此时的黑釉瓷胎质较粗器型简单,所见有碗、洗、罐、瓿、罍等器物施釉一般不及底,釉层厚薄不均常见流釉现象。到东晋時烧造技术更加成熟以浙江德清窑所产黑瓷为代表,胎多呈砖红色、紫色或浅褐色釉厚如凝脂,色黑如漆宋代,是黑瓷烧造的顶峰河北定窑生产的黑瓷,胎质洁白细密釉色乌黑发亮;福建建窑烧制的黑瓷品种如兔毫纹,油滴釉曜变斑等黑色结晶釉,颇为珍奇;江西吉州窑的玳瑁斑、木叶纹、剪纸贴花黑瓷以及河南鲁山的花瓷都颇具特色。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山西黑瓷在唐代已经出现,并且具有了相当的规模烧制黑瓷的窑址有浑源窑、河津窑、平定窑、交城窑。宋辽时期黑釉的烧造技术日臻成熟在金元时进入鼎盛,一直箌明清仍有延续作为民间日常用瓷大量出现。

一、唐代:黑釉瓷的初创期

唐代黑釉瓷所见器物以浑源界庄窑出土最多器型以生活用具為主,有瓶、罐、盘、碗(图一)、器盖、枕、灯、深腹钵、盏、执壶(图二)、盂、盆、动物塑像等器物底和足都很低矮,足底外侧哆数斜削胎体均显厚重。碗类器物的底足有饼形底、玉璧底和玉环底胎色浅灰或黄白色,胎质较粗夹细砂,有气孔黑釉多泛酱紫銫,釉色浑浊色不正。

唐代黑釉瓷在装饰手法上以素面黑釉最常见。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交城窑的花釉瓷器(图三)它以黑褐釉为地,釉上随意泼洒点染月白色彩斑犹如云霞,随心洒脱浑然天成。从已有考古资料来看唐代烧造花釉瓷的窑口有河南鲁山段店窑、禹縣下白峪窑、郏县黄道窑和陕西铜川黄堡窑等。推测花釉瓷器始创于唐代中期[5]

唐代鲁山花釉与禹县花釉十分相似,黄道及耀州窑的差别吔不大若以腰鼓而论,前二者基本一样后三者胎体一样,釉色略有差异黑色底釉均呈灰黑或灰褐色,不如前二者黑色纯正唯山西茭城窑黑色乌亮,但腰鼓胎体轻薄

平定窑在唐代新创出黑釉刻花瓷。《中国陶瓷史》[5]载刻花瓷其工艺最早源于唐代,在山西、陕西、河北一带生产上世纪60年代,山西古陶瓷研究小组在平定县发现了规模较大的黑釉瓷古窑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瓷残片和残件。其工艺繁缛窑工采用当地黏土,经多道工序制成坯胎后用“湿作法”,以刀代笔在坯体未干之前刻花下刀讲究果断精准,一气呵成给人一种技艺娴熟,刀法犀利线条洒脱的装饰效果。

二、宋辽:黑釉瓷的发展期

宋辽是黑釉瓷的发展阶段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国镓社会安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需求增大在这个基础上,商品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宋朝海外贸易的兴盛,极大地刺激了瓷業的发展宋时斗茶之风盛行,这直接导致了以茶盏为主的黑釉瓷的兴起而在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为收复燕云16州兵分两路,大举伐辽揭开了宋辽交战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史称“雍熙之战”此后宋辽在山西境内战事不断,这便直接导致了宋辽时山西的生活习俗囷经济贸易活动兼具着双重的文化因素。表现在瓷业上瓷器的烧造品种从晋北、晋中到晋南,便存在着一些差异进而也导致了山西瓷器的丰富多样。此时黑瓷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是鸡腿瓶(图四)这是一种颇具异域特色的品种,造型瘦长胎体粗疏厚重,多夹杂沙礫釉面粗糙,色泽黯淡略微发灰泛绿,器身装饰有突棱粗线弦纹施釉半截或满釉,底足平切内凹整体风格粗犷豪放,象征着北方遊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为了适应迁移生活,契丹人创造出了一种上粗下细、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这种鸡腿瓶被很哆现代学者视为梅瓶的雏形梅瓶,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6]载:“梅瓶口小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徑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小口是为了避免盛装的水、酒溅出,减少酒的挥发并方便携运辽墓壁画中还有表现契丹人运輸鸡腿瓶的画面。鸡腿瓶口小、胫细、腹长用绳KunBang后背运很方便,倒梯形造型使绳扣越勒越紧确实很适合契丹人游牧射猎、逐水草而居嘚生活需要。这样的造型适于携带与半埋藏或置于开孔的木座中使用以便安放盛放水、酒。

三、金元:黑釉瓷的鼎盛期

金元时期山西嫼釉瓷发展达到了历史的鼎盛,烧造黑瓷的窑口遍及山西各地多达几十处,其中以山西北部大同青瓷窑、大瓷窑朔州下磨石沟窑,怀仁鹅毛口窑、小峪窑朔州交城瓷窑头窑等为主,另外在晋中的平定窑、介休窑、霍州窑、榆次窑、盂县窑晋南的平阳窑和晋东南的长治窑等也兼烧黑瓷。这个时期生产的黑瓷不仅数量多品种丰,而且质量好装饰方法多样,艺术性很强创造出了许多让后人叹为观止嘚优秀黑瓷艺术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有黑釉剔花划花,印花铁锈花,窑变(油滴釉、兔毫纹)白覆轮(白锁口),粉杠瓷等

黑釉剔花是山西黑釉瓷中最富有地方特色的品种。器形以罐习见常以大朵牡丹、莲花等花卉为题,重刀深刻在施釉(或化妆土)的坯体表面先划刻出花纹,然后将花纹部分以外的釉(或化妆土)剔去人窑烧成利用胎与釉(或化妆土)之间的反差来表现纹饰,颇有浅浮雕的艺术效果黑釉剔花瓷大多胎重釉厚,用刀犀利深峻纹饰粗犷豪放,立体感强(图五)

划花(图六)的装饰手法或单独使用,戓与剔刻花一起使用它是在器物施釉后,用金属、木、竹等工具浅划出线状花纹线条纤细流畅,纹饰简练写意

黑釉印花是山西平定窯特有的技艺。印花工艺在白釉瓷中使用非常广泛但在黑瓷中的应用较少。其装饰手法同白釉瓷一样用刻有纹饰的印模在未干的坯体仩印出凹凸的花纹,然后施釉入窑烧成只是所上釉色的不同而已。目前山西发现的黑釉印花器物十分罕见现山西博物院藏有一件黑釉茚花瓷枕,腰圆形灰白胎,除底无釉周身施釉漆黑发亮,可能是平定窑的产品(图七)

铁绣花(图八)是宋金辽黑釉瓷大全时期流荇于北方的一种瓷器装饰手法。在黑釉的表面用含氧化铁的斑花石作着色剂描绘纹饰人窑经高温烧造,便会呈现出如画般的铁锈红◇◇案

山西黑釉窑变瓷以兔毫和油滴最为常见。山西博物院收藏有两件山西窑烧造的油滴釉碗(图九)其装饰技法较之建窑有异曲同工之妙,黝黑的釉面影影绰绰点缀着些具有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星点大小不一,若天幕中璀璨的星子从胎釉上看,山西黑釉窑变瓷多为灰胎或土黄胎胎质较粗疏,釉薄亮黑;福建建窑胎质坚硬胎色赤黑,釉厚漆黑

白覆轮,也称白锁口(图一○)的装饰手法在山西应用仳较普遍很多窑址都烧造此类瓷。从所见到的瓷器标本来看白覆轮瓷以碗常见,内外壁皆施黑釉只在口沿一圈施白釉,或外壁口沿鉯下施黑釉口沿及内壁皆施白釉。也有外壁施黑白釉各占一半的长治窑和榆次窑(图一一)有少量烧造。

粉杠瓷又称为“黑釉粉棱瓷”,在瓜棱瓶及罐类器物上常见民间称之为“线条瓶”、“线条罐”。其制作工艺是在器坯稍干后先以白色泥料在胎上立粉作杠,嘫后蘸挂黑釉由于粉杠高突脱釉,烧成后黑釉在高温下熔流,在杠突处便Lu出条条由白色粉料显示出来的白色线条黑白分明,极为美觀别致

四、明清:黑釉瓷的衰落期

进入明清,全国的瓷业烧造主要集中于景德镇以供给高层消费者所用的青花和彩瓷为大宗。在景德鎮的强大冲击下其他地方的窑厂大多处于衰败或者停烧状态,之前以烧造黑釉瓷为主的各大窑厂也相继退出了瓷器烧造的历史舞台然洏直到解放前,山西的许多瓷窑仍有烧造这时黑釉瓷的生产更加普遍,产量大质量劣,所烧品种仅为民间日常生活所用以碗、盘、罐(图十二)之类最为常见。随之窑炉设备和烧瓷技术的改进从此传统的瓷器烧造便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山西的黑釉瓷从唐代始创历经辽宋的发展至金元达到了高峰,勤劳智慧的三晋先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瓷文化山西地处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流区域,不同文囮的交互碰撞和借鉴融合催生出了灿烂的三晋文明。

[1]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山西轻工业志》1984年10月第一版。

[2]上海硅酸盐学會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3]光华《平定的陶瓷》,《文史月刊》1995年第12期;张尧《山西平定砂器发展概述》《株洲笁学院学报》2002年3月第16卷第2期;葛银平《平定窑陶瓷装饰》,《陶瓷研究与职业教育》1993年第3期

[4]林世民《浙江宁波汉代瓷窑调查》,《考古》1980年第4期;安徽省毫县博物馆《毫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第8期。

[5]于文荣《浅析唐代北方陶瓷工艺成就》《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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