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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定由陈锡联取代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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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锡联1976年主持军委工作后的三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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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联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常委兼北京军区司令员身份担任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后，应该说在指挥唐山救灾和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立有大功，但是，在上任不久，他却因为三件事先后得罪了叶剑英、聂荣臻和老上级邓小平，这三件事，严重影响了他以后的政治生命。
就在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时，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还附上另外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2月6日，在江青一伙策划下，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全军积极参加“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2月16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在叶剑英处境困难时，许多老战友、老部下来探望，给以宽慰。余秋里从广州回来，劝他到南方去休养一段，叶剑英回答说，不，这个时候，我哪也不能去，要坚持斗下去！
2月6日这一次军委常委会议的信息极为缺少。
日，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全国各地。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主持全面工作。这一天，陈锡联正式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开始到岗履职，和三总部的杨成武、胡炜、李达、彭绍辉、王尚荣、梁必业、田维新、张宗逊等见面。
2月4日，张春桥提出要召开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去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
2月5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一文向全国普通群众公布。
2月5日，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按照陈锡联打的电话内容，发出召开军委常委会议的通知。
2月6日，陈锡联担任军委主持人之后第一次主持中央军委常委开会，参加会议的有王洪文、张春桥、苏振华、粟裕、汪东兴、徐向前，一共七人。列席会议的有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兴初、总后勤部长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
而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没有到会。邓小平没有参加会议，在《邓小平年谱》、《邓小平的文革岁月》没有参会的记载；《叶剑英年谱》没有记载叶剑英参会，刘伯承1973年后已经是病重卧床，后来丧失了思维能力，当然不可能到会了；至于聂荣臻，在《聂荣臻年谱》可以看到他是没有参会的。
2月6日，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全军积极参加“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2月16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
这次会议从2月6日开到8日结束，在王洪文、张春桥主导下对去年七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陈锡联作为军委主持人第一次和支持会议，结果他给众多开国将帅留下不好的印象。
　　2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熊向晖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熊向晖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
2月8日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将军委关于1975年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和中央的《通知》(2月16日《通知》代拟稿)送叶剑英时，叶剑英表达了三条意见：一、军委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军委常委已经讨论通过，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二、“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是主席的指示，也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正是为了落实主席指示。请考虑，是否在第一个问题中，把军委扩大会议强调整军备战是正确的这个意思加上去。三、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两个讲话有错误，我负主要责任。下面是执行的问题，没有责任。请考虑，是否在报告第二个问题后面，加上错误的责任在军委常委，下面没有责任这个意思。
三条意见，可谓感人至深。第一条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既然军委常委已经讨论通过，个人应该首先服从。第二条则明确申明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是毛泽东的指示，强调整军备战是正确的，表现了共产党人原则的坚定性。第三条把主要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既为邓小平减轻了责任，也为了不致因对自己的批判而祸连全军将士。这种在复杂局面下相忍为党的品格，充分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宽广襟怀。
2月16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检查一九七五年七月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报告说：军委常委于二月六日开会，对去年七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一、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二、军委扩大会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这个报告当天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三号文件发到省军级。
中央军委检查报告称邓小平、叶剑英在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自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后，邓小平实际上被停止中央的领导工作，叶剑英实际上被停止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初期，叶剑英多少也受到猜疑，但又未能抓住他什么辫子，毛泽东只好以生病为由让其“休息”，而实际上叶剑英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而影响工作的病。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打招呼会议），传达经毛泽东批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其中，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又说：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十二个省、自治区、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领导人会议，当众诬蔑邓小平是“反革命两面派”、“法西斯”，“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作为第一书记、空军政委的张廷发，当然要参加这个会。此外，还有两名空军党委常委参加会。对于江青召集的会，张廷发持谨慎的态度。江青要与会领导同志“转弯子”，并公开点了空军的名，说“空军政委不听话”，威胁要解决空军的“问题”。
毛泽东得知江青的讲话后批评说：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就江青要求把她讲话的部分内容印发全国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批邓”问题在党内公开。
3月中旬，军委常委会几次听取国防工委和七机部汇报运动情况，国防工委负责人（政委陶鲁笳）提出聂荣臻已经不分管国防工业可以还是在插手，他说：“让他的秘书参加科委会议做记录，起草科委体制文件。”
&此事的实际情况是，日，张爱萍刚任国防科委主任，第一次召集国防科委负责人陶鲁笳、萧向荣、陈彬、马捷开会。
　　因张当时还没有秘书，他同聂办的秘书熟悉，提出以私人名义请聂办秘书帮个忙，到会做记录。
　　聂荣臻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王洪文等听了汇报，如获至宝。
王洪文发言：“中央、军委没有分工叫他管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事情，他自己擅自插手管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事情，是完全错误的。是把他和邓小平一起批，还是集中批邓？”
陈锡联表示：“建议你们把群众的揭发材料报告中央”“关于点聂荣臻名的问题……现在运动开展起来了，势必联系到国防科委、七机部，就是要对聂本人触他一下，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到聂荣臻，凡是修正主义的东西都要批。”
陈锡联召集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其中讲道：在我分管的单位中，体委、国防科委、七机部问题较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批示去做，这些单位要主动，错了要自我检查……
这样国防工委系统又开始进行揭批聂荣臻的运动。
这一次讲话，让陈锡联给众多开国将帅留下的不好印象加深。　　
聂荣臻对此事非常气愤。
　　他说:从1975年2月重新参加军委工作以后，我除了在军委会议上对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发表过意见而外，没有单独找这两个单位的负责人谈过话，怎么又批起我来了，又是要搞欲加之罪了。
4月3日，聂荣臻写信给陈锡联，提出请病假两个月，不参加军委会议。
4月5日，陈锡联批示：聂帅，您的病情已向中央同志报告过，同意您较长时间休息，注意治疗。
　　聂荣臻告假两月，“中央领导”却叫“长期休息”。这件事，让聂荣臻对陈锡联很有看法。
　　这跟叶剑英的处境一样，叶没有写病假报告，中央一号文件却说“在叶剑英生病期间”。
&四月第三把火
在对待“四五运动”，陈锡联是主张出兵的。
一九七六年，新中国历史进入了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初，毛泽东病危，周恩来病死，党内各派势力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一搏。
当时的中央大致可分左中右三派：一派是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派，一派是以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为代表的文革温和派，再一派就是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为领头的反文革派。
当时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回忆：
&《人民日报》的鲁瑛（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写了一个条子送到在大会堂开会的政治局，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周围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骂哑了都没人管。江青在政治局会上暴跳如雷。倪志福参加会议回来讲：江青指着陈锡联说“你是司令”，指着纪登奎说“你是政委”，“还有北京的那个二吴（指吴德、吴忠），我们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没有？”中央会后，吴德给我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嗓子都骂哑了没人管，要立即抓起来，要放跑了拿你吴忠是问！我们相处这么多年，吴德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过话。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吴德个人对我吴忠使这么大劲干什么？要拿我是问！我听了有点反感，但要执行啊！接电话后，我就派公安局副局长、指挥部的管纪江（音）去执行这个任务，让他带几个公安人员，卫戍区值勤的戴上袖标，维持秩序，掩护一下，把那两个人抓起来。管纪江带了十来个人出去不久，吴德、倪志福就坐车到我的小红楼来了；在楼下碰到管纪江抓的两个人正往车上放，吴德问是不是这两个人，管纪江说是；吴德、倪志福上楼来告诉我那两个人已经抓了，然后吴德打电话到大会堂向政治局汇报，这件事情就算了！
这时，陈锡联同志召集会议，要我和吴德去参加。吴德是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我一到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已经散了，吴德、纪登奎在那里；看到陈锡联、纪登奎同志，这两人的情绪非常不好，也不知为什么，口里嘟嘟噜噜地说着一句什么话。到了那里以后，有秦基伟同志，印象里有梁必业，陈锡联是主持军委工作的，还有我、吴德。陈锡联讲了两件事。第一讲情况，说南京、成都、太原、重庆，是发展的趋势，南京不是群众游行吗？保定很乱，保定离首都很近，对首都威胁很大，意思是说事态在发展。第二，凡是调到北京境内的部队，统一由吴忠、卫戍区指挥，部队往北京调由军委下命令，命令由军委下，只要进北京境内就由吴忠、卫戍区指挥。
事态继续发展，警卫一师、二师维持秩序已经没有能力了。他们站岗、放哨的部队已经展开，卫戍区站岗放哨的部队11个团，本来机动力量就很少很少，维持不了这个秩序。这时吴德来了，还有杨俊生同志，吴德主持我们几个在场的副司令、副政委开会研究，是否调三师、四师进城，不进城维持不了秩序。吴德同志要我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打电话，我直接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说警卫一、二师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态一直在发展，冲东门的情况还没解围，我们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都是徒手。陈锡联同志同意，说可以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调多少，你们和吴德同志研究。做好计划后，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
吴德回忆：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我说，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我又说：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这样，就有了张春桥、江青分别提出的两种发表广播讲话的意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同志后来也同意让我出面发表广播讲话。这样就定下来了。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8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
　　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我，多次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我，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迫不得已，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
我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
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
　　关于4月7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7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都到达后才开始。
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总司令戴上老花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
　　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在军界 政界浮沉不定的陈锡联和李德生(1)
&&&&﹣&&&&﹣&&&&﹣&&&&﹣&&&&﹣&&&&&&&&陈锡联，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陡山彭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8年参加革命。在多年战火的考验中，他成长为“人民解放军功勋卓著的一代名将。”建国后，陈锡联历任人民解放军军委炮兵司令员、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过程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从中共七大至十五大，陈锡联始终是大会代表(十五大为特邀代表)。自1982年起至离休，他一直担任中顾委常委。&&&&&&&&比陈锡联小一岁的李德生，日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柴山堡李家(今属新县)一个同样贫苦的农民家庭，同样于1928年参加革命。在斗争中，他成长为我军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建国伊始，李德生率部抗美援朝，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他声名鹊起，历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委。&&&&&&&&1955年，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被授予上将军衔。从中共九大至十二大，李德生始终是中央委员。自1985年起至离休，他一直是中顾委常委。目前，他在家中安度晚年。&&&&&&&&从上面的履历中可以看出，李德生、陈锡联是两位在中共党史、军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在这两位中共党史、军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之间，有着浓厚的战友情谊……&&&&&&&&在陈锡联逝世后，李德生曾用沉痛的笔墨写道：陈锡联同志是“与我相交60余年、情深谊笃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战友。”由于同出生于大别山地区，李德生对外一直讲“陈锡联同志与我是同乡。”&&&&&&&&陈、李二人早期的革命经历有相似之处：先后出生于腥风血雨的大别山地区，都是喝黄连水长大的穷娃子；两人自幼都生就天不怕、地不怕、敢斗争、敢反抗的刚毅性格；两人同年参加儿童团工作，陈是勇敢的儿童团长，李是机智的儿童团员，都参加过打土豪，斗劣绅的农民革命运动；两人先后加入鄂豫皖苏区红军(红四方面军)，经历过多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红四方面军艰难西征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后，两人都参加过反四川军阀“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作战等，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立过战功……&&&&&&&&不同的是，被李先念称赞为“打仗数第一”的陈锡联一再受到擢选重用：他参加红军时年仅14岁，入伍一年多就担任了连政治指导员，在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等战役、战斗中屡建奇功，使其很快进入团、师级领导岗位。而与此同时，比陈只小一岁的李德生因受张国焘错误路线残酷迫害，一度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这或许是1955年授衔时陈、李相差悬殊的原因之一。&&&&&&&&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北上，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时年仅20岁的陈锡联担任红十师师长，在李先念指挥下一路夺关斩将，于懋功率先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不久，部队在四川甘孜进行了整编，受到处分的李德生被调到陈锡联师交通队当传令兵班长。由此，二人相识并开始缔结长达60多年的真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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