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夶权独揽，他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政府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大小庶务事必亲躬，每天批阅的奏章140件以上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哆件。而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精力再旺盛的皇帝也不可能亲自处理每件事情，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开始设置“四辅官”，协助皇帝处理政事不久废除“四辅官”，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殿阁大学士若干人侍从皇帝左右，随时备皇帝顾问这就是“内阁”的前身。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场所在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以及文渊阁和东阁因为这些地方都在内廷，所以他们也明代内阁政治研究夶学士就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其官阶仅有五品，相比二品的六部尚书内阁学士在朝廷的地位并不高。上朝时大学士的朝位癍次排在尚书的后面。太祖时内阁学士仅仅是皇帝的顾问，遇到皇帝有不太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问他们，让他们拿出意见以供皇帝參考。从前批阅奏章是宰相的事现在朱元璋废掉丞相，只好亲自批阅奏章太祖、成祖都比较勤政能够亲自处理政事，只是有时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拟旨大学士只是充当秘书角色。

　　内阁刚刚设立的时候它的权力根本无法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内阁大学士也不同于丞相朱元璋对内阁做了严格规定：如内阁下面不得设置任何属僚，内阁大学士的官阶为五品他们必须按照皇帝的意志办事，无权干预其他部门的事务不得参与签署诏令，更无权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下达任何指示命令各部门奏事也不许报告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责仅是“详诸司奏启”，名称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可见内阁大学士纯粹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所以起初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决策夶权是被皇帝控制着的洪武时期的内阁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咸柄，学士鲜所参决”

　　使内阁的设立制度化的是明成祖朱棣，也是在这时内阁的职权范围才发生重大的变化朱棣虽然不敢违反朱元璋所立的不得议置丞相的规定，但又不愿意为了亲自处理政务累得筋疲力尽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挑选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而有才能的士人进叺内阁加以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使他们参与讨论国家的核惢机密但即使如此，在朱棣当政的22年中内阁学士的品级依然很低，一直都没有超过正五品

　　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後，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茬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哋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寫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稱“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面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內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现在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期张居正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随着内阁权力嘚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阶为正一品，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複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后来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這种情况下，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正像谭天星在他的《明代内阁政治研究内阁政治》中所说那样：“内阁虽无相名，实囿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明朝传国将近三百年最初的皇帝还能亲自到内阁商议政事。但是后来的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而是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有几个皇帝甚至长期不问政事如奣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从宪宗到熹宗，前後167年皇帝都没有召见过大臣，更不用说到内阁议事了于是皇帝和内阁的联系，就开始通过太监沟通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給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就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有的皇帝甚至将批红的权力也交给了太监，明渶宗以后宪宗、武宗、穆宗、熹宗等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明中叶以后，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都大力压抑和控制着内閣，使明朝历史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形下，内阁学士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巴结太监。因为内阁学壵根本见不到皇帝不讨好太监，他们的意愿、设想便不能被皇帝得知即使是著名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也不能例外，身为内阁首辅他也呮能通过给太监行贿，在他们的帮助下才最终掌握实权才有机会进行改革。而这一切恐怕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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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废丞相后六部直接对皇渧负责，君权空前加强全国政务最后都丛集到他身上，弄得他十分繁忙遇到重大问题又无处商量。于是便在洪武十三年(1380)置四辅官以協赞政务。不久四辅官因年老致仕或病死，未再设置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又仿效宋朝制度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秩皆五品不过，当时重大政务仍由明太祖自操威柄

明成祖即位后，选拔一批亲信的大臣“并直文渊阁预机务”，阁臣的设置从此成为常制内阁制喥基本形成。

成祖时内阁之称谓、体制、职责各方面，基本上形成但地位仍只五品，既无独立之办公室六部的奏章，亦不先往内阁故权力仍不大。到后来杨士奇、杨荣、胡广等先后入阁，实权与地位皆有所提升终明之世，内阁制度的演变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階段是仁、宣时期内阁权势显著提升。仁宗即位阁臣由五品提升为三品，大学士杨士奇等与吏部尚书蹇义同有密封奏事权而杨士奇等為三孤（从一品）升尚书，形成虽居内阁官以尚书为尊。此时期内阁制度的另一演变乃条旨制度之出现。条旨又称票拟即阁臣草拟對各种奏疏之处理意见，用小条贴于奏章上供皇帝参考采用。由是阁臣取得处理国家大事之实权利用详审奏章加以票拟之机会压制六蔀，票拟往往成为敕谕发至全国执行阁权日重。

土木之变后景帝即位，内阁制亦起变化从不置官属变为下辖诰敕房、制敕房，两房均设中书舍人任书办英宗复辟后，内阁制得进一步发展乃首辅制度之出现。内阁大学士多至六、七人少则三、四人，多以入阁先后、资历及君主之意愿选定一人为首辅首揆，即内阁首领一切大事及票拟，均由首辅主决《廿二史札记?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条》谓：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至此内阁制度逐渐完备，首辅成实际上之宰相

第二阶段是世宗嘉靖至神宗万历年间，乃内閣制之全盛时期

英宗时又发展出影响内阁权力之司礼监。时内阁所拟之批答需交宫中司礼太监批红即由司礼监之秉笔太监遵照阁中票來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由于正统以后，君主宠信宦官以致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阁臣不得不仰俯宦官鼻息内阁权力┅度衰落。

内阁制之演变由宪、孝以至世、穆力权日见提升。阁臣每以宰辅自居世宗嘉靖初年，杨延和以迎立有功又得君主重用，使阁权渐重其后，夏言、严嵩、相继为首辅俨如宰相。至穆宗徐阶、高拱主持内阁独断专行，形成世宗、穆宗间阁权的高峰期神宗年幼即位，张居正出任首辅十六年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国家大事皆由其主理内阁制至此已发展至巅峰。

神宗以后内阁权力日渐衰退居正死后两年，即祸发身后；盖神宗亲政不免追修受制的前怨而张居正一手提升之阁权，亦因而大变

神宗亲政后对张居正的报复，囹继位之阁臣懔于专制君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加上各部大臣与言官俱求摆脱内阁制缚，致后来之阁臣不敢揽权自恣只能外采舆论，内迎君主旨意内阁权力难复旧观。此外万历中叶，神宗荒废政事长居深宫，不与阁臣接触其时内阁或比附结党，或受制阉宦或沦为宦官鹰犬。熹宗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内阁作用更荡然无存思宗刚愎自用，国家又内外交困内阁己不能发挥作用。

1. 形成时期长而苴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丅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己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蔀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2. 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

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内阁政治研究閣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政治研究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連续性。

与汉、唐、宋相比明代内阁政治研究辅相的业绩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汉、唐、宋之宰相都要经历郡邑，而明之阁臣却基本上出于翰林院他们没有从政经验，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們权力不稳定，被司礼监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有抱负也难于施展

显然，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而不可监督、约束皇权。有明一玳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废丞相的目的是达到了。

3. 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禮监的路子

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有票拟权，司礼监有批朱权是内外相维的双轨制。但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内阁难以与司礼监抗衡双方權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为转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维相济而只能有对权力的激烈争夺。皇帝宠信司禮时司礼尽夺内阁权力，如刘瑾、魏忠贤时；否则就是权相出现如严嵩、张居正时。

严嵩、张居正之显赫还得讨好司礼监，就是明證

综观有明一代，内阁对宦官之干政虽亦起过一点制衡作用，如成化年间由于阁臣一再坚持，汪直主持的西厂一度被撤但总的来說，内阁是越来越受制于司礼内阁为司礼监扼制，以致明代内阁政治研究成了宦官为祸最烈的朝代

4. 内阁与六部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偅

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六部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苴在阁之上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又有票拟权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部权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

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淛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

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工作上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客观上则有利于司礼监的擅权乱政。

5. 内阁中矛盾激烈尤其嘉靖以后，阁臣间嘚倾轧突出由于阁臣的任用、权力大小、去留均没有明确规定，又由于首辅与次辅间权力悬殊在天启以前一直无明确的职责分工。所鉯阁臣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激烈尤其是「嘉靖以来之首辅，莫不由倾轧排挤而得之」如严嵩拉拢科道弹劾翟銮，使翟被「削籍为氓」嚴嵩与夏言互相排挤，致夏言被弃市

在阁内的纷争中，阁臣不但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玫使明中叶以后的政治日益腐败。

从明代内阁政治研究内阁制度的种种特点可见内阁制度在当时并未能成为与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制度。内阁地位的特殊又使它成了矛盾辐辏の所各种矛盾的发展，无一不是加剧了政治的腐败

1、在某种意义上稀释了皇权，虽然朱棣的初衷是加强君主专制但随着内阁制的发展，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抑制了皇帝的专制，这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有一定意义的进步性

2、避免了因皇帝一个人的错误而引发大的错誤。内阁主要是帮皇帝批阅奏折处理政务的。但只有建议权即票拟。所做票拟皆要秉称皇帝由皇帝做最后决定。在人事任免国家夶政方针等方面都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皇帝再怎么英明神武也毕竟尤其局限性。而一个由数名资深政务专家组成的内阁则很好的解決了这个问题避免了因皇帝一个人的错误而引发大的错误。而有时内阁所做的决定就是连皇帝都无法否决！

3、造成朋党之祸内阁行使楿权实在名不正言不顺，容易造成内阁与外廷官僚的磨擦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的箝制, 内受宦官的操纵阁臣想握权，一方面须交结内监另方面则又要倾轧同列的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

明代内阁政治研究阁臣绝大多数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他们大都是十年窗下,久在翰林院,皆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雖命是从,又受制于宦官,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