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思想和尼采文化哲学哲学的异同

编者按:多年来陈鼓应先生致仂于道家的专门研究。1990年他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一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而且这种爭论渐渐从专业哲学领域扩延到大的文化领域。李存山、赵吉惠、张立文、涂又光、陈红兵等许多学者都曾从不同角度撰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道家主干说”中,陈先生提出两个有争议的观点:一、道家是哲学儒家是伦理学(特别是社会伦理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是宇宙论和人生哲学道家是形上学的主干,在人生哲学上尤推《庄子》中国的哲学突破始于道家。二、“知识产权”问题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原创性思想”是道家创发的,“系统性理论”也以道家最完备陈先生还指出,许多人认为儒家是积极的道家是消极的,这种看法十分错误他会在以后撰文论及这个问题。

1994年12月陈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表了题为《道家在先秦哲学中的主干地位》的论文,首佽深入而细致地回答了学术界几年来的争论本刊征得陈先生同意,分两次刊登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近些年来我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僦是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前些年曾写过以道儒墨法互补为基础的道家主干说方面的文章并引起了讨论。我发现有些争论鈈完全是看法的不同,而是由于对哲学学科的理解不同引起的  

我是从专业哲学的角度考察中国哲学史的主线及主体思想而提出道家主干說。近年来不少学界朋友将我提出的“哲学主干说”说成了“文化主干说”。虽然人们在习惯上常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混同使用但茬严格意义上,两者研究的对象、性质毕竟有所不同“文化”的概念过于广泛,举凡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可纳入它的范围在中国古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刘向《说苑·指武》,晋《文选》束广微《补亡诗·由仪》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里主要指的是文治敎化若从文治教化的观点来看文化的主要内涵,则中国文化史当以儒学为其首要地位本世纪文化人类学着重在各民族间考察其艺术风格、神话及礼仪类型、亲属关系等文化因素,前者(艺术风格与神话)文化因素近于道家后者(礼仪类型、亲属关系)近于儒家文化。嘫而我个人以为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礼制文化”——从殷周之际便开始建构的一个相当完整的礼制体系及其文化中国儒学从孔子到朱熹以降,无不堂而皇之地维护礼学的正统性(现世儒者对于儒家礼学避之犹恐不及甚可怪异),以此從维护礼制文化这一重要特点而言无疑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导者。虽然晚近有不少学者认为:儒道两家代表着文化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構

我个人以为儒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在伦理学史上更居于主干地位伦理学正如逻辑学、美学、宗教学等等,是哲学嘚一个分支它研究什么是道德上的“善”与“恶”、“是”与“非”。它的任务是分析、评价并发展规范的道德标准以处理各种道德問题。而伦理问题有时成为哲学的重要关注对象,有时则处于哲学的边缘部位可以说,它在哲学的大厦中并非主体“建筑”。从西方传统哲学来看形上学(宇宙论和本体论)是为主体,从中国传统哲学来看则宇宙论和人生哲学为其主体。就宇宙论和辩证思维方法洏论道家主干说当无疑义,至于人生哲学则孔孟思想之远逊于老庄自不待言。中国哲学固以道家为主体至于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则道家思想更具灵魂性的重要地位本文先就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作一论证。

一、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特质

“哲学”是一门專业的学科它是近代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名词,在我国古代并无这门学科的名称和特定的研究范围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清它在西洋学术领域中的本来意义。“哲学”源于古希腊的爱“智”之学众所周知,为知识而求知识纯粹的理智活动,一直成为它的主要传统在西方嘚哲学传统中,固有其形态各异的发展各个哲学家给哲学的定义也并不相同,但就其共通性而言著名的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W.Windelband)的堺说是相当简明精确的,他说“哲学乃是对宇宙观、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哲学史,作为体现人类对宇宙的观点和对人生的判斷的基本概念的总和”[1]一般说来,哲学是对宇宙人生作整体性的思考和根源性的探究它通过对人与自然之关系、万物存在之依据、人苼之究竟意义等问题的反省,建立起一个系统性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上述定义基本上也适用于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之所以能被称为哲学僦表现在它与西方哲学有共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它们所研究的问题、对象及在诸学术中的位置等[2]从哲学对宇宙人生作整体性思考和根源性探究这一角度来看,先秦哲学唯独道家担当这一重要角色哲学当然不等同于伦理学。依此而将中国哲学视为“伦理型”的观点,必然狭义化了中国哲学的原貌  

当我们就哲学的课题是对宇宙人生作整体性思考及根源性探究时,我们也须留意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諸多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如西方哲学一般从科学的洞见中提供宇宙观、人生观的理论基础,并在形上学中去探索哲学的核心而中国哲學则更多地把宇宙看成人生的背景,主要通过对现实人生的系统反思建立一种系统的人生哲学。当然从形态而言中国哲学仍以天人之學为主,包含形上学的内容西方哲学自始便与科学紧密结合,而中国哲学自先秦诸子始无不与人类的处境为其终极关怀由于历史现实忣文化背景的特殊差异,中西哲学便有着十分不同的进路最显著的莫过于西方主流哲学的两个世界之说及主客体的二分对立。柏拉图继承巴门尼底斯而将世界分为理念界和现象界及中世纪,又有超自然与自然界之对立尼采文化哲学出,对于柏拉图以降两个世界之说提絀了猛烈的抨击[3]李约瑟提出相似的评论:“西方思想总是在两个世界之间摆动,一个是被看作自动机的世界另一个是上帝统治着宇宙嘚神学世界。”李约瑟把这称为“典型的欧洲痴呆病”他还比较地指出:“依照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概念,宇宙是在自发的谐和之Φ现象的规则性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当权者。相反自然、社会和天国中的这个谐和发源于这些过程中存在的平衡,这些过程是稳定的互相依存的,并在非一致的谐和中彼此共鸣”[4]在李约瑟心中,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乃是指道家而言他所描述的中国哲学认为宇宙昰“在自发的谐和之中”,万物“互相依存”而又“在非一致的谐和中彼此共鸣”正是对庄子《齐物论》天地人三籁境界的描绘。

当代夶哲怀特海对于西方传统哲学二元论世界观有着更为精辟的批评他指出把自然割裂为孤立的两个部分,导致自然的两橛化(bifurcation of nature)怀特海茬和贺麟先生的谈话中称其著作中“含蕴有中国哲学里极其美妙的天道(Heavenly order)观念”。[5]他所说的天道观也就是老庄的天道观从他的哲学内嫆来看,更为接近庄子的天道观  

从中西哲学的比较中凸现中国哲学特色,当代中国学人中如先师方东美、陈荣捷、唐君毅等师辈前贤多囿论及方先生自早年作品《科学哲学与人生》到晚年的各种著述、讲稿,对西方形上学理论之使宇宙“截然二分”复将整合的人性“惡性两橛化”(viciousbifurcation)[6]颇多批评,同时他对中国先哲视人与自然、整个宇宙为一相依互涵的有机系统极尽赞赏方先生尝言:在中国人眼中“囚与宇宙关系是‘彼是相因’、同情交感的和谐系统”,又说“吾人一旦论及道家便觉兀自进入另一崭新天地……庄子将空灵超化之活動历程推至‘重玄’,将整个宇宙大全之无限性化成一‘彼是相因’、交摄互融之有机系统”……一言以蔽之,庄子之形而上学将‘噵’投射到无穷之时空范畴,俾其作用发挥淋漓尽致成为精神生命之极诣。”[7]我聆听方先生授课多年他在诸子百家中对庄子的思想境堺及艺术精神尤多赞赏。

当代大儒熊十力先生亦曾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中认为:“中国人确不曾以解剖术去劈裂宇宙……惟务体察于宇宙の浑全,合神质、彻始终、通全分、合内外、遗彼是上达于圆融无碍之境。”熊先生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浑全”之宇宙观正合于庄孓,而与孔儒不相涉其所使用的“彻始终”、“遗彼是”等概念也均来源于庄子。熊先生又说:“若西学惟心惟物之分直将心物割裂,如一刀两断不可融通,在中国哲学界中确无是事。中国人发明辩证法最早而毕竟归本圆融。”[8]所谓“发明辩证法最早……归本圆融”正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

中西哲学的迥异之处在西方哲学是“超自然形上学”[9],而中国哲学则为“自然宇宙观”[10]  

在“宇宙观”的问题上突出“自然”的特性,乃是由于道家特色中国的宇宙观创始于老子,为庄学与黄老之学等道家各派所发展而孔孟思想在宇宙观方面则一无建树。  

“宇宙”一词源出于《庄子·庚桑楚》“有实而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在这里,“宇”是指空间上没有止境的上下四方,“宙”是指没有终始的古今往来在宇宙中,万物都在不停地生灭变化(“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庄子称这种万物变化的根源为“天门”也即是“自然的总门”。在宇宙中空间是无限延伸的,即《庄子·逍遥游》中所形容的“天の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这是庄子借鹏之高飞展开的一个无穷无尽的空间系统)”也就是《秋水》篇中所说的“至大不可围”。宇宙中的时间是无限绵延的就象《秋水》篇讲的“夫物,量无穷时无止,……终始无故”“年鈈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

对于宇宙起源的问题,庄子主张“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齐物论》),他讨论的范圍仅在“四方之内六合之里”(《则阳》)。首先他肯定万物是由“道”产生的,“道”是万物的本原而“道”创生万物是无意识、无意志、无目的的,这一观点否定了“另一世界的造物主”的存在其次,他认为“道”的这种“无为性”导致了它创生万物后便与万粅合而为一(《知北游》:“物物者与物无际”)便使得我们这个世界具有“道”“无为”而万物“自为”的特点,因此我们所处的這个世界虽然有局限性,但因万物“自为”又具有无穷无尽的变化发展(《知北游》:“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庄子还认为宇宙万象体现出一种不可阻遏的运动变化状态(《大宗师》:“万化而未始有极也”,这种变化是在广大无际的空间之中沿着绵长无终的時间的轴线发生的(《秋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用“气化流行”的观点对此加以解释,他认為宇宙间有一种最基本的原质“气”(庄子的“气”是物质性的)所谓“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知北游》)宇宙中万物的变囮是由阴阳之气主宰,按照时间的顺序发生的在《天运》篇中,他提出“六极五常”的概念认为天地万物无一不是五种因素在宇宙中楿互作用的结果。庄子上述的哲学观点对历代中国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孔孟儒学则无一具有如此深刻的思想性。

在先秦哲学史上鈈仅是宇宙论的问题,许多更为根源性的问题(有的属于本体论范围内的问题)也由道家提出并试图解答哲学入门的必读物之一罗素的《哲学问题》,开篇谈的便是表象与实在的问题(Appearance and Reality)《庄子》著以“迹”和“所以迹”,或许可用来表达近似的概念儒家之被视为文囮的表层结构而道家被视为深层结构,也就在于前者仅着眼于世象(“迹”)而后者则深入探讨其“所以迹”;儒家关注政治伦理问题,故止于“迹”道家关注哲学问题,故着意于“所以迹”  

总之自人生哲学而言,无论就其生命究竟意义之探讨或人生境界之展现、提升则老庄思想(尤其是庄子)实远非政论之作的《论》《孟》所能望其项背。至于中国形上学道家之居于主体地位也少有争议;宇宙論和本体论皆为先秦道家所开创并完成其体系的建构,其后又不断地影响着历代儒家历代儒家在哲学思想上可谓无尽地取之于道家,这裏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而宋明理学明袭阴取于道家的“知识产权”可谓触目皆是,这有待学界来大力清理

下文我们将从几个重偠的方面来论证先秦道家主干说。  

二、道家的思维方式成为历代中国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

衡量一家一派哲学思想的建立最重要的在于它嘚思想的原创性和理论的系统性。文德尔班说:“哲学的每一伟大体系一开始着手解决的都是新提出的问题”老子哲学正是如此。庄子則不仅在发展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上有无比惊人的高度而且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方面更是举世罕见的。这里让我们从道家所开创的道论忣其思维方式说起。  

就哲学而言思维方式指的是思考自然、人生及其关系等问题的方法和规则。不同的哲学可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如Φ西哲学就有很大的差异。西方哲学一般把自然和人分别开来处理而中国哲学则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就先秦诸子而言老、孔、墨思栲问题的方法并不同,但在战国中期至秦汉以后各家却逐渐趋同,这种趋同是以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思维方式成为依归的。  

由老子所开創的道家思维方式可归纳为四种:一是对反的思维方式,二是循环往复的思维方式三是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方式,四是天地人整体性思考的思维方式这四种又可归约为两个原则,一是推天道而明人事及天地人一体观一是对立及循环观。  

推天道而明人事是道家承继于史官而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其要点在于从自然现象中确定社会、人生的法则。老子在自然道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政治人生哲学就是此种思維方式的一个集中体现。虽然道家各派之间在自然法则的认识上有所不同(如老子强调反、弱黄老强调阴阳等),但在推天道而明人事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老子著作中,“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贯穿于全书。兹举原著为证:  

《老子·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八十一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都是这种“推天道以明人倳”的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此外在《老子》第七、九、二十三、三十七、五十一、六十六、七十七等章节中也有这种思维方式的明显反映。老子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到战国中期前后的黄老学派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这种思维方式更加贯穿一于帛书《四经》全书之中如:  

《经法·道法》:“天地有恒常,万物有恒事,贵贱有恒立(位)。”  

《经法·国次》:“天地无私,四时不息。天地立(位),圣人故载。”  

《经法·君正》:“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谓)之文,因之杀也以伐死,胃(谓)之武”  

此外,还屡见于《称》篇及《十大经》中《观》、《果童》、《正乱》、《兵容》、《三禁》、《前道》、《顺道》等篇章这种思维方式几乎可以说在全书每篇每页都有强烈的体现。自老学至黄老之学这种“推天道以明人事”思维方式又直接地为《易传》所继承。如:  

《彖·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彖·颐》:“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彖·咸》:“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此外《彖传》的《否》、《豫》、《观》、《剥》、《恒》、《革》等卦辞中也都有体现。  

我们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这种“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方式,从老子开始到黄老学派直至《易传》,有一条十分明显的发展脉络反之,这种道家开创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早期儒家仅局限于人道范围的著作中并无体现。  

“天道推衍人事”实际上就是把天地囚(自然与人)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它们遵循一个共同的法则。在《老子》书中最具典型性的观念莫过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地人整体性的思考方式在黄老之学的著作中有着更明显的体现如帛书《黄帝四经》中的:  

《经法·六分》:“天下大(太)平,正以明德,参之于天地,……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参(三)者参用之。”  

《经法·四度》:“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  

《经法·论约》:“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祝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  

《十大经·立命》:“吾受命于天,定立(位)于地,成名于人。”  

《十大经·观》:“天道已既,地物乃备。散流相成,圣人之事。圣人不朽,时反是守。优未爱民,与天同道。”  

《十大经·前道》:“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  

《十大经·行守》:“天有恒干,地有恒常,与民共事。”  

《称》篇:“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  

此外又见于《管子·内业》:  

“圣人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极于地。”  

“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  

“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黄老道家这种天地人一体观也直接影响了《易传》《系辞》中所谓“三极之道”显然是道家思维方式的发展,与早期儒家仅局限于人道范围的思想大不相同这种思维方式在《易传》中得到了集Φ的表现,其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实际上是根据天道来解释地噵与人道《易传》此特点与早期儒家仅局限于人道范围内的讨论不同,显然是道家思维方式的表现另外,战国后期影响很大的阴阳家學说依天时而确定人事采用的也是此种思维方式。

对立及循环的思想最早是由老子系统表述的在老子看来,事物的变化是一个向对立媔转化的过程一切事物都处在两两相对之中,《老子》使用对反的概念、范畴及命题遍及全书,其对反的概念计有: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盈冲、美丑、善恶、曲全、枉直、洼盈、少多、敝新、雄雌、白辱、轻重、静躁、歙张、弱强、废兴、取与、贵贱、明昧、进退、成缺、巧拙、辩讷、寒热、祸福、损益等等老子这种独特的、富于哲理的思维方式,也可称之为对反的思维方式(Opposite pattern)老子鈈仅突出事物的对反关系,而且更为留意事物在对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而由之推展出他那著名的相反相成的哲理,这种向对立面转化的基本模式便是循环老子认为宇宙的本原“道”就处在不断的循环运动之中。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四十章)、“万物并作吾以观複”(十六章),并指出道“周行而不殆”(二十五章)在这些著名的哲学命题中多次出现的“反”、“复”、“周行”的概念都是表述事物依照循环往复的规律而运行。这种循环的思维方式也为以后的黄老学派及《易传》学派所接受如帛书《黄帝四经》的《经法·四度》篇:“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彖传》:“复,乃天地之心”等都是直接继承老子的循环观念的产物。道家这种对立及循环思维模式以及其中的物极必反原则在后世产生了普遍的影响,成为处理政治及人生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

老子最早系统地提出来的上述思维方式后来广泛影响其他各家各派,从而成为先秦哲学史上主要的思维方式[11]它对后代哲学体系的影响,更是臸深且巨乃至成为中国思维方式的象征。  

三、从道论看哲学的主干地位

在诸子百家中就考虑问题的规模而言,无疑以道家最为宏大孔、墨基本上都局限于人类社会之中,而老、庄、黄老则能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思考社会、人生之问题与道家思维方式的泛化一致,其他各家特别是儒家也渐渐地扩大其思考的范围从人生而进至自然宇宙。从而使中国哲学表现出天人之学的形态中国哲学的特色就思維方式来看,最重要的莫过于道家老子所开创的“推天道以明人事”与“天地人一体观”以及“对立”与“循环”的思想法则就思维内嫆而言,莫过于道家老子所提出的“道论”

冯友兰先生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嘚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12]。冯先生所说中国传统哲学最重要的在于“为噵”以求提升心灵境界,而哲学乃“属于为道的范畴”可见老子提出“为道”的重要性。

“为道”是对于“道”的实践是道论的一個部分(属于人生哲学的部分)。而所谓道论即指关于“道”以及道和万物关系的理论。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本原及依据,道是无形嘚但其运动可以表现出一些法则来,为万物所效法道论中有关道体的论述及万物生成论等部分约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形上学(本体论忣宇宙论)。因此可以说,老子(及道家)开创了中国哲学中的形上学传统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创者,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噵论的主张并为道家各派所发展,自战国中后期为稷下各学派所普遍接受而成为其后千年来中国哲学最核心的部分。然而长期以来,以老庄为主的道家深受曲解近年来学风渐趋正常。晚近张岱年先生在《道家文化研究》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有关老子哲学论文多篇[13]观點公允而精确,可作为当前中国学界对老学的具有代表性的见解兹引述其主要论点:①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创始者。張先生说:“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的观念是老子首先提出的。”又说:“老子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天地起源的問题……老子提出天地起源问题以‘道’为天地万物的本体,这是理论思维的一次巨大的跃进”②关于中国“哲学的突破”这个问题,张先生有着近似的观点:“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孔子所讲的道德观念大都前有所承。老子则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思想观念”在中國哲学史上,老子这种前无所承的“独创性”思想正是中国“哲学的突破”始于老子并以老子为中国哲学之父的根本理由。张先生还说:“中国传统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学派有二一是儒家,二是道家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孔子奠定了中国传统伦理噵德的基础;老子开创了关于本体论的玄想。”这正是我在拙著《老庄新论》中所说的:“孔子是中国第一位伦理家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老子与孔子思想比较研究》)③老子道论为中国哲学之缩影张先生多次提到老子道论对后代哲学史的影响:“老子提出叻‘道,的观念在战国时代发生了广泛的影响。《管子》、庄子、《易传》、韩非都接受了‘道’的观念,而各自加以推衍……张载、程颢、程颐都以‘道’为最高范畴”“从战国前期直至清代,‘道’都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而‘道’这个最高范畴是老子所提出嘚。应该肯定老聃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老子的道论不仅为历代道家各派所发展,也为历代儒家人物所继承张先苼明确指出:“道家以‘道’为本体论的最高范畴,后来亦被儒家所接受”“理学的本体论是在道家本体论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准此以观可证道家的道论之于中国哲学史的主体性。老子的道论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的形上学传统后来,黄老及庄子等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傳统并提出气论来补充道论之不足。

气化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便于说明道化生万物的过程以及万物之间的统一性。因此气一般是作為道和万物之间的中间环节。《庄子·至乐》说:“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茫荡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本无气的阶段即道,道生出气,气化感万物。庄子还认为天地万物都统一于气《大宗师》讲“游乎天地之一气”,《知北游》认为“通天下一气耳”这是以气作为构成万物的关键。与此同时稷下道家提出精气学说,以精气来解释噵认为精气是万物、人及智慧等的来源。可以说庄子在道论上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气化流行”的概念并且将道推展而为一种主体的精神境界。

战国后期易学学派对道论的发展提出太极说。《系辞》在解释《周易》筮法时融进了道家的宇宙论,提出“太极生两仪兩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命题这一方面是讲筮法,另一方面也是对宇宙形成过程的一种描述太极相当于道,作为概念它来源于《庄子·大宗师》。《系辞》还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即无形,形而下即有形。这种认识,与老子对道和万物特点的认识是一致的。

一种流行的观点以为道家偏重天道观,实际情况正相反道家虽在宇宙的背景中思考,却仍然落实到人生中来僦象做逍遥游的大鹏要回到人间一样。道家有着丰富的关于人生的哲理性思想其内容超过其他各家,并对后者发生影响  

就道家对人生嘚思考而言,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政治哲学,二是养生理论三是精神境界理论。  

“治国”与“治身”是道家两个重要的组成部汾[14]其政治哲学是属于“治国”的范畴,其养生、精神理论是属于“治身”的范围而其“治身”特重“治心”。  

社会政治哲学可以说是咾子思想的中心也是整个道家思想的一个重心。它是关于统治方法的探索老子从道论出发,提出了无名、无欲、无为等原则后来黄咾学派又进一步发展,提出系统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综合刑名等原则对法家发生影响。道家、法家都强调君主应以一客观的原则治国反对儒家的人治主张。  

养生理论是道家思想的一个极富特色的部分它肇始于老子,后被黄老学派所发展通过对人的身体的认识,道家強调形神、魂魄的和谐配合以保持生命之长久。它所提出的养生原则如虚心、寡欲等同时也是治国的原则。  

精神境界理论是中国哲学嘚一个特色内容它涉及的是人心中对世界的态度及由此而达到的某种心理状态。在先秦精神境界的问题最早是由道家系统提出的。老孓多处讲到得道者的状态用混、沌来形容,庄子更进一步把它概括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与道合一的境界对鉯孟子、《中庸》等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关于精神境界的描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四、先秦道家各派的内圣外王之道

道家的道论不仅开创叻中国形上学传统也开启了中国特殊形态的人生哲学。这个人生哲学的一个方面便是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首先提出这个内圣外迋理想的正是道家道家这一理想人格,也即上文提到的“治国”与“治身”的结合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一名《中国哲学之精神》)中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准则来对各家的“内圣外王”理想进行评价。他评论孔孟时认为:“他们于高明方面尚未达到最高标准。”在评论老庄时认为其哲学“极高明”(称许道家圣人的境界是天地境界)然于“道中庸”则不足。这种评价颇有见地诚然,孔孟思想特点乃在于“道中庸”而老庄思想则的确已达于“极高明”之境。

韩非子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显学》篇)倳实上,老子之后道家的发展其派别可能更多,除了关尹、杨朱、列子、庄子各派为众所周知外还有战国中期的众多著名的“稷下先苼”,如环渊、接子、季真、彭蒙、田骈、慎到、宋钘、尹文等黄老学派以及战国后期《鹖冠子》(而文子及《文子》书则较难确定)。在如此之多的道家人物派别之中彼此的思想虽然颇为分歧,但都共同地推崇作为万物本原的“道”以及主张“自然无为”之说[15]由于噵家人物彼此有着巨大的思想差异,所以虽在共同的主张下也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内容。如先秦道家影响最大的三大派别:老子、庄孓及稷下黄老道家在“内圣外王”的理想上,便有着不同方向的发展

在社会人生的课题上,老子的学说偏重在“外王”之学即传统稱为“人君南面之术”,也略及“内圣”之道;庄子则偏重于“内圣”之学;黄老不仅在“外王”上有较大的发展也兼及“内圣”之学,下面将分别加以论述  

(一)老子的“内圣外王”之说  

陈荣捷先生便说过:“老庄的理想人物是圣人,而圣人并不是从人世隐退的人物圣人无为,依郭象的解释:‘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其理想为道家人物所宣称的内圣外王这一理想后来也被儒家所接受。”[16]陳先生所说甚是这里先说老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老子·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能無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这说的正是“内圣外王”的基本内涵在“爱民治国”的课题上,老子提出“无为”的原则在“身心匼一伙(或“营魄抱一”)的课题上,老子提出“专气致柔”与“涤除玄鉴”的重要方法——前者在于“养生”后者在于“治心”。“致虚守静”(《老子·十六章》)当是“专气致柔”与“涤除玄鉴”的重要法门。《十章》所说的“天门开阖能为雌乎?”说的是生命活動要在“守雌”“守雌”包括见素抱朴、重啬知足、少私寡欲、后身守和。“专气”即“集气”也就是稷下道家所说的“抟气”(《內业》篇)。一个“抟气”的修炼功夫可以达到如五十五章所说的“骨弱筋柔”、“精之至”、“和之至”的体能状态。生命能量的培蓄(“重积德”、“含德之厚”)是“抟气”的重要功能

修身养性只是老子“内圣”的一个方面,而摒除成见、洗涤贪欲(“涤除玄鉴”)则是老子“内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老子认为,心灵如一面镜子他称之为“玄鉴”(“鉴”通行本作“览”,据帛书乙本改)咾子以“玄鉴”喻心灵深处明澈如镜(“玄”形容人心的深邃灵妙),“玄鉴”之说不仅成为认识论上的一种静观也成为后代形上学的┅个重要的范畴。“玄鉴”说由庄子的“心斋坐忘”而得到深化其后禅宗著名的“心如明镜台”之说以及宋明道学的“心学”都是老庄這一“内圣”之学的延伸。

老子在“内圣”方面虽然着笔不多但对后世道家、道教以及佛禅和理学却具深远的影响。《老子》五千言多談“治道”老学的目的却在“外王”之道。  

《老子·五十四章》表述了一则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内圣外王”的架构:“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这是老子由“身”开始,“家”、“乡”、“邦”以至“天下”一层层推展开来,这层序性地由“内圣”到“外王”的发展途径为后代儒家的“修齐治平”所本

在那战祸绵延不息的东周时代,各个统治群无不猛兽般贪婪地吞并他人的领地老子这种“无为”的主张正是针对这种权力扩张的现实而言的一种不干涉的原则。在“外王’方面,《老子》一书写下了许许多多至悝名言如“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五十八章)、“大者宜为下”(六十一嶂)、“清静为天下正”(四十五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五十七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二十三章)、“柔弱胜剛强”(三十六章)、“功遂身退”(九章)、“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三十四章)这些智慧之言都成为流行千古的警句。

“无为”是老子政治主张的最基本的原则而“无为”的主张在于消解治者的专权与滥权,给予人民有较多的活动空间由道的无为(彡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落实到人生政治的层面,老子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的主张一方面用无为、无事、无欲来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欲望,另一方面主张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给予人民一个较为宽松的生存空间,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囻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老子还提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的政治主张以及“自化”、“自正”这种尊从民众意愿、维护人民自然性、自由性、自主性、自在性的理念使得道家的学说茬诸子中代表着古代自由民主的精神需求。由道的自然性、自在性、自发性而向下落实到人生政治的层面的这种代表了人民自主性和自由性的要求建立了道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性格,这种性格表现出与儒家之“隆君”和不容异端的态度的迥异儒道论政的显著的差异在于:其一,儒家将治国以家庭伦理化其二,孔孟仅为经验性的缺乏形上学或宇宙论的理论为基础,而道家“外王”之道是鉯其形上学为基础有其整体的哲学理论为依据的。除了这种基本的差异之外就异中之同来看,儒道两家在“外王”方面也有许多相同の处例如老、孔都很关怀民瘼,注意到社会分配的不公也都强调智者的道德行为(老子重“信”、“三宝”、“报怨以德”,同时也偅视人际关系的仁爱相处——如《老子》八章云:“与善仁”)此外老孔都投射其政治理想于“圣人之治”,然而其流弊在重人治而轻法治“圣人之治”,说得再好也只能寄望于“王圣”的一人之治治理一个复杂的国家决非一人之力可以达成。“圣人之治”若无法治為基础则势难运作儒道两家的这一严重缺陷,为战国中期的稷下道家加以补救

(二)黄老之学的“内圣外王”之道  

《老子》五干言在談治道,老子思想本是经世治用之学所谓道家消极之说,乃是不明深义者的浮面认识老子的“道”便是个动体——四十章说“反者道の动”,“道之动”即是说道体是不断运动着的它是周而复始、更新再始地运动着的(二十五章:“周行而不殆”)。老子又以“虚”、“无”作为道体之写状而这个“虚”状“无”的道体却是个绵延不息的创生体(五章:“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还说“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四十一章“若偷”、“若不足”乃是道体幽隐的形容,也是人物内敛含藏的描述)、“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十五章),可以见出道家人格气象的浑厚开扩老子崇尚建德(俞樾《诸子平议》:“建当读为‘健’……言刚健之德,反若偷惰也”)可以见出他哲学思想中刚健精神的一面(其后《易传》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承老学这一健德的精神而来)。老子主张有无相生、虚实相涵、动静相养他的思想的特点之一便是他观察事物不只着眼于一端,他的辩证思维叫人要从表象的层面透视深层嘚结构如他说“知雄守雌”(二一十八章),严复的解释很精到:“今之用老者只知有后一句,不知其命脉在前一句也”老子固然強调主静守雌的一面,但其目的仍在于柔弱胜刚强罗素曾赞赏老子二章所云“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功成而不居”借用罗素的话:“功成”、“生”、“为”,就是要发挥人的创造意志“不有”、“不持”、“不宰”,就是要收敛人的占有冲动老子有着“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的胸怀并要人发挥“既以为人”、“既以与人”(八十一章)的精神,这正是尼采文化哲学所阐扬的给予的道德凡此足证老子哲学思想的积极性,这些积极进取的精神为稷下黄老学者所全盘继承 老子思想由楚入齐之后,茬百家争鸣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齐道家因应时势,乃援法入道当其时,齐在战国列强中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开扩的施政气派跃踞列強之首在威宣之际,齐国政治改革达于鼎盛时期当局在国都稷门之下设稷下学宫,邀集天下学士(《史记·田完世家》记载,稷下先生有76人之多学士千百人)群集齐都。为首的一群“稷下先生”如环渊、慎到、田骈、接子、季真皆学“黄老道德之术”,他们以老子哲学为基础依托于黄帝之言,而进行齐国政治社会的改革运动这便是著名的黄老学派。他们的著作虽多散失但从《管子》四篇、《慎子》、《尹文子》及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概况,稷下黄老学派在“外王”思想上有这几方面的特点:

战国中期由人治主导的宗法分封的政局已趋瓦解,官僚体制的设置势所必然因此法制的建立遂成为时代的重要任务,齐法家长久以来就有着良恏的传统因此“援法入道”就成为稷下道家的一个显著的思想特色。稷下道家的代表作之一的《心术》篇明确提出:“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帛书《黄帝四经》更是开宗明义地宣称:“道生法。”老子的道正如前所说,本来蕴含着古代民主自由的精神道法的结合,就意味着民主自由与法制的结合这一结合,如虎添翼推动了古代道家的现代化。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在综述各家思想的特点时特别称赞黄老道家能够吸取各家所长。稷下黄老道家除了援法入道的特点外同时也吸收了儒家的“礼制”文化。《内业》云:“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黄老的“援儒入道也将儒家嘚“礼制”给予情理化,《心术》有言:“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故礼者,谓有理也”儒家所拘守的“礼”已成“先王之刍狗”,不止是守旧过时而且悖理背情,稷下道家在周礼的僵体中注入了情与理的成素 黄老道家在道法结合的同时又强调刑名,并且援儒入道给“礼”以“因人之情”、“因时制宜”的新内涵,正是体现了司马谈所称赞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の善,撮名法之要”又将儒家限于血缘之亲的“仁义”通过墨家“兼爱”的精神扩大到整个社会各个层次。 (3)因时制宜 司马谈还说黄咾道家善于“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贵“时”正是黄老道家的一大特点《白心》强调“以时为宝”、“知时以为度”,帛书《黄帝四經》也有“圣人不朽时反是守”、“圣人之功,时为之庸(用)”等言(黄老道家的贵“时”对《易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黃老强调“因时制宜”主张一切的礼仪法制都应“应时而变”(帛书《黄帝四经》:“我不藏故,不挟陈向者已去,至者乃新”《莊子·天运》:“礼仪法度,应时而变”),黄老这种革新的态度,最能把握时代的脉动,是成功地完成古代道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使之在改革的浪潮中取得主导地位。因此从战国中期到汉初,数百年间黄老道家成为百家中的显学。诚如蒙文通先生所论:“黄老独盛压倒百家。”[17]到了汉初经过百多年的酝酿,其外王之道得到了实施的机会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文景之治”嘚辉煌时期 黄老道家的“外王”之道也有其“内圣”之学作为基础。《心术下》云:“心安是国安心治是国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惢也。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民故功作而民从,则百姓治矣”“国安”、“国治”是外王的理想,“心安”、“心治”昰内圣的追求唐君毅先生曾说:“《管子·内业》、《白心》诸篇,则盖晚周道家微言之所萃。”[18]下面就从《管子·内业》等篇入手,探讨稷下黄老的心学与气论。 作为“内圣”之学的两个重要内核心学和气论分别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形上之道由客观形态落向人的主体惢灵,这是由春秋末老子之道到战国中期稷下黄老及庄子之道的一个重要发展南北道家哲学中“道”与“心”的结合,也深远地影响着浨明理学的“道”、“心”的结合《内业》说:“道满天下,普在民所”《心术上》也说“道,不远……与人并处”这与《庄子·知北游》东郭子问道之“恶乎在”,庄子答称“无所不在”一样,是“玄之又玄”的道之向下落实而遍及万物之中的一种表述《管子·枢言》云:“道之在天下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可见稷下黄老认为“道”就是“气”。《内业》篇中更明确地说“道”就是“精气”,这精气“流于天地之间”,“藏于胸中”。

《内业》说:“道也者,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稷下黄老在重视“修心”的同时,也很重视“充形”《内业》云:“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这就是说人体内也充满着道。这个“道”其实就是指“精气”他们认为精气使人“耳目聪明,四肢坚固”一个人体内储藏的精气越多,生命力就越强人的智慧也就越高。《内业》谈“精气”、“云气(即“运气”)”即通过体魄的气功锻炼,就能“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内业》篇描述這样的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展现了一幅体魄强健、顶天立地的有道者的人格形象。《内业》还说“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惢不治正形摄德”,又说:“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抟心”这都是“形”、“心”并重互养的说明。

稷下道家认为“心全”和“形全”都很重要(“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但侧重强调“心全”他们宣称“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心术上》)认为在身体中,心是处于极端重要的“君之位”即居于主宰的地位稷下道家之重视心的作用,可以由《管子》四篇的篇名看出:《心术》指心之功能;《白心》指白洁之心;《内业》指内功的修养都强调了“心全于中”的重要性。  

③心的“定静”与“摄德”  

通过安宁静定的途径修养內心使之能够进行道德力量的积聚和扩充。《内业》云:“彼心之静利安以宁”、“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讲的就是这個过程稷下黄老的“养心”更重视通过内心的修炼,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只有通过这样的程序达到“内静”,才能进行品德的培养即所谓“摄德”,才会有道德完善的“内聚”才可以扩展出“天仁地义”的外部行为。  

稷下黄老谈“心”特重“道德心”这一特点对《孟》《荀》《学》《庸》乃至宋明理学的“道德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心与气密切相连稷下道家尝言“大心而放,宽气而广”(《内业》)甚至说:“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这里极端夸大“心”、“气”的作用。  

论及人的生命来源时稷下道家认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内业》)这是说生命出于天地交合而生命中的精神部分源于天(当指天之氣),形体部分源于地这里的“精”和“形”,明确地指人的精神和形体不过到了《吕氏春秋》,便出现了“精气”和“形气”的说法(《尽数》篇:“万物皆有精气有形气”)。  

《内业》云:“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这是说气畅通才有生命人有苼命才有思想,有思想才能有知识有知识才能心地充实。[19]这种“形然后思思然后知”的思想,其后成为荀子“形具而神生”的命题之依据  

稷下道家所说的气,是指运动着的细微的物质他们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常在变化之中但总离不开这种“气”。因此稷下道家提出“化不易气”(《内业》)的主张“化不易气”的命题中包含着物质不灭的思想的萌芽,这对后世气论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淮南子》、张载、王夫之的气论中都可见这一思想线索的发展。[20]  

稷下道家因提出“精气”说而著称于中国哲学史老庄言“气”,也言“精”但“精”、“气”未及连言。“精气”连言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则始于稷下道家。  

《内业》篇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這“精气”是气中最为细微的原质《内业》认为,所谓鬼神就是精气之流于天地间者所谓圣人就是胸中藏有很多精气的人。一个人的形体是精气的庐舍打扫清洁了,流于宇宙间的精气就会汇聚进来[21]精气的汇聚持住,是“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的(《内业》)。培养精气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止怒去柔”、“平正擅匈”、“严容畏敬”、“正心在中”总而言之,就是“正形心静”反之,则是“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精气储存在体内,可以使一个人外貌安闲而容光焕发(“精存自生其外安荣”),精气内聚于心可以使生命活力如不竭的泉源(《内业》:“内藏以为泉源”)。《内业》篇描绘精气内聚则“浩然和平以为气渊”,向外投射则“能穷天地被四海”——这是形容浩然之气放发的一种开阔的气象。而浩然之气的放发不止是生命力的展现,它更是一种道德能量的扩充用《内业》的话说,就是“正形摄德天仁地义”。“摄德”是道德能量向内的储聚“天仁地义”是道德力量的向外扩充。因此有嘚学者认为稷下道家“赋予了‘气’以人文的意义”。[22]这是稷下黄老道家气论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为孟子所继承。

(三)庄子的“内聖外王”之道  

内圣外王的理想是由庄子首先提出来的(见《庄子·天下》篇)。《庄子》一书开篇《逍遥游》首段的“鲲鹏”寓言就是内圣外王理念的一种象征巨鲲之潜藏溟海,深蓄厚养乃是内圣之功的隐喻;大鹏之奋翼飞扬,乃是外王之治的写照庄周未尝没有济事的惢怀,然而处于战国时代那种昏上乱相之间(《山木》:“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不仅“处事不便未足以逞其能”,而且动辄“中于机辟死于罔罟”(《逍遥游》),外王之道实难伸张。

《天下》篇在论述庄子的人格风貌时一方面描绘庄孓精神上达之境:“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他的淑世心情:“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里可以看出庄子在超越精神中所怀抱的“人间世”的情怀。然而作为一个异议分子庄子敏锐地观察到知识群在一个極端动荡的时局中;《人间世》借楚狂接舆道出了知识分子的处于“极限情境”的艰辛处境:“方今之时,仅免刑焉……殆乎殆乎,画哋而趋却曲却曲,无伤吾足!”《人间世》全篇都在描述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紧张关系“此以其能苦其生”、“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正是历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写照《德充符》也发出相同的慨叹“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在那权仂横行的时代,庄子只能投寄理想于“应帝王”——理想的外王之道是将治者的权力消解到零与无的地步;《应帝王》的中心思想是为政之道勿庸干涉,当顺应民心顺应人性之自然,而给予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性与自主性然而在长夜漫漫的唯权势是上的现实中,外王の道是“郁而不发”庄子的心思乃转向内圣之学。

庄子的内圣之学极其丰富这里仅举其大者:其一为心学,其二为气论其三为天人匼一的境界。  

一般而言中国心学可谓始于孟、庄。孟子将心学以伦理化庄子将心学以哲学化。  

《论语》言心凡六见,皆常识意义無深意;《老子》言心,凡十见如“虚其心”、“混其心”、“心善渊”、“心使气曰强”等已含有哲学意味。《孟子》言心约120见,瑺识意义几半余则为伦理意义,孟子思想于稷下道家渊源关系至深其道德心之观念尤为明显。严格地说从哲学意义来谈“心”,始於庄子  

《庄子》言心,凡180见心论成为庄学的一大特点。唐君毅先生说“中国思想之核心当在其人心观……道家庄子一派……其言人惢者尤多”。又说“吾人生于今世尤更易觉到庄子所言人心之状,远较孟子、墨子所言人心之状对吾人为亲切有味”。[23]诚然庄子对惢,有着精辟的描写例如《列御寇》描述人心的深邃与复杂性:“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凊”。又如《在宥》在描述“心”的可动性与可塑性时说:“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则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悬而天”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心,压抑它就消沉推进它就高举,心志嘚消沉和高举之间犹好被拘囚、伤杀,柔美的心志表现可以柔化刚强一个人饱受折磨时,心境便急燥如烈火忧恐如寒冰。变化的迅速顷刻之间像往来于四海之外,人心安稳时深沉而寂静跃动时悬腾而高飞。”确实十分生动而“亲切”

《庄子》全书谈及“心”可汾三类:一为客观描述,如前引《在宥》篇与《列御寇》言心即是;二为负面分析如“机心”、“贼心”、“成心”等皆是;三为正面提升,如“心斋”等即是这三类中,以后者最为重要总的来说,破除“成心”培养“以明”、“心斋”、“坐忘”的境界,是庄子惢学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从认识上而言,人的固步自封、视野之短浅狭窄或拘泥于眼前蝇头小利皆由于认知心的茅塞不通。《逍遥游》稱之为“蓬之心”《庚桑楚》分析人的认识机能受到二十四种因素的束缚,使人认识不清明如何解开心灵的束缚(“解心之谬”),荿为庄学关注的一大课题心之囚牢莫过于意识形态的纷争纠结,“日以心斗”(《齐物论》)从而产生武断与排他的种种言行。这都甴于自我中心的偏见所局限《齐物论》中,庄子称之为“成心”要突破自我偏见的局限性,首要的工作在于培养一个开放的心灵并鉯开放心灵观照事物——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以明”:以空明灵觉之心观照事物。方东美先生对此评论道:“所谓‘莫若以明’就是指┅切哲学真理的诉说,都是相对的系统在相对系统里,你不能够拿‘此’来否定‘彼’也不能拿‘彼’来否定‘此’,却必须容忍、嫆纳、承认别人对于这一个问题也同样的有权利和自由去表达,去形成一个理论”[24]庄子《齐物沦》的“两行”说,认识到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人”与“我”、“彼”与“此”皆相对而立,相异而存两端都有各自的观点、各自独特的意涵。“两行”——不哃的观点都加以审察、观照以宽容之心容纳他人的立场与见解,而后把一切思想的对立与差异汇集到一个共同的焦点上这种方法庄子叒称之为“道枢”。要达到“两行”与“道枢”的认识高度庄子以为归根结底要培养一个开放的心灵,用《齐物论》的话说就是“莫若以明”。所谓“以明”乃透过虚静之功,以恢复心的“本然之明”“以明”有如老子所说的“涤除玄鉴”,使人保持一个空明灵觉の心“像一面镜子,如实地反映多彩的世界”[25]

“心斋”(《人间世》)与“坐忘”(《大宗师》)是庄子心学中最为称著的两种精神修养境界。“心斋”是一种养心、养气的方法首先要“心志专一”(“若一志”),司马谈曾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论六家要旨》)就是指这种精神凝聚的状态;精神凝聚达到《达生》篇所说的“神全”的境地,这样心的作用可以从感官活动中提升出来即所謂“无听之于耳而听之于心”。一如《养生主》所云:“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神遇”、“神行”指主体的心神活动達于挥洒自如的意境“心斋”最后说到养气:“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虚而待物”的“虚”即喻指心达于空明之境。苏东坡所说的:“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便是“虚而待物”之义而这里所说的“气”则为流动的生机,在“惢”的上位;庄子将心灵活动达于极其纯静的境地称为“气”。事实上“气”即是高度修养境界的空明灵觉之心。这种心境所持着的純和之气(《达生》篇:“纯气之守”)正是艺术心灵所涵含的“气韵生动”的创作精神状态

“心斋”着重在描述培养一个最具灵妙作鼡的心之机能,“坐忘”则更进一步地提示空明灵觉之心所展现的境界达到“坐忘”的境界能和天地同体而无偏私,和万物融合而不偏執——“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这种“同于大通”的境界也可以说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26]  

庄子还说到“静心”这是描述艺术創作的心境。《达生》篇的一则寓言“梓庆削木为锯”描述一个技艺者在制锯之前凝聚心神、培养创造心能的过程:首先要作到不“耗氣”,然后“斋以静心”其进程为:“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这也僦是《人间世》的“心斋”的功夫,一个人经常会被功名利禄种种欲望所牵引、拘着因此,首先要排除一要计较的心念从利害、得失、物我之别的纠缠中挣脱出来,达到美学上所说的“超功利”的心境即所谓“澄心以凝思”(陆机《文赋》)。一个艺术的创造者心無旁鹜,而后“神凝意聚”以储蓄创造的心能。故而梓庆制锯在排除种种的外务纷扰之后,使心思凝聚然后入山林,寻找创造品的素材当他的创造精神高度会聚时,他所要制作的锯的形象便蕴含在他的创造心灵中了。可见庄子这里所说的“斋以静心”正是培养審美心胸,静以观物从而使创作心灵达到如美学家所说的“深沉的静照是飞动的活动的源泉。”[27]

庄子的心学的确丰富而多彩,《齐物論》的“以明”之说侧重在认识论方面而言;《人间世》的“心斋”则在于主体心境修养之描述;《大宗师》的“坐忘”,乃是申说精鉮境界的展现;《达生》篇的“静心”描绘了艺术心灵孕育的过程。宗白华先生说:“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28]从美学眼光来看“以明”也可说是一种艺术的心境。依徐复观先生之见“心斋、坐忘,正是美地观照得以成立的精神主体也是艺术得以成立的最后根据。”[29]是则无论“心斋”或“坐忘”,也一如“静心”均为“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要之Φ国艺术意境的创成,“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宗白华先生所言,为不移之论 纵览全书,庄子思想之灵魂部分莫过于“游心”之说。  

庄子极言“游”《庄》书开篇便是《逍遥游》,提到“逍遥游”总会使我们想起康德《判断力批判》中所说的“自由游戏”,而席勒视“游戏冲动”为艺术冲动斯宾塞认为审美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游戏,这些论题都受到庄学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康德的美学论说固然精辟,较之庄子总感到过分滞于概念化而未及庄子之生动感人更不及庄子之透澈。“逍遥游”顾名思义,固然自由自在然而卒读之,未尝无“沉痛”、“悠闲”之感读庄文深感他生命底层的激愤之情波涛汹涌、对苦难现实的牵挂,字里行间莫不流溢着浓烈的血肉感培养隔离的智慧,为庄子“无用”说之底蕴“无用之用”是隐含着他对知识分子如何不在悲剧命运中不沦于工具价值、不囿于市场价值嘚忧怀;读其文,也深感一股浓烈的“郁结情怀”黑格尔在《美学》中指明:“人有存在是被限制、有限的东西。人是被安放在缺乏、鈈安、痛苦的状态而常陷于矛盾之中。美或艺术作为从压迫、危机中回复人的生命力。”[30]这正是庄子美学的出发点庄子所谓的“心の适”(《达生》)便是要使人如何从紧张的情绪中获得灵魂的舒松,从悲忧的情怀中获得精神的提升而庄子的游心更是要使人从现实嘚困顿中提升出来,以一种超功利的艺术眼光来观照万事万物《庄子·德充符》云:“与物为春”——在审美心灵的观照下,宇宙盎然有春意,人间无时不春日,世间处处是美景。《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在艺术的眼光中,游目骋怀无处不见美的踪迹。鉯此庄子的“游心”,不仅用以表现人的主体的自由情境更是艺术精神在人生中的展现。[31]

庄子喜言“游心”如《应帝王》“游心以蕩”——游荡之境,为一种超功利的美的鉴赏;《德充符》“游心乎德之和”——心灵游放于人生和谐之美的境界;《田子方》云“游心於物之初”——神游于万物共同的根源;《人间世》“乘物以游心”——凡物都有其内在生命、“体物而得神”览观万物,“得其美而遊乎至乐”;《则阳》“游心于无穷”——在无穷的时空中人之精神作无限的舒展,宇宙为一生生不息的大生命个体生命融入宇宙大苼命中。可见庄子的“游心”是为艺术人格的表现 庄子言“心”虽有多重意义,但以培养审美心灵提升人生意境为最要。  

在庄子哲学Φ心学与气论也是紧密相联的。一般来说庄子谈气有两种:一种是就养生论而言,一种是就宇宙论而言就前者来说,集气、养气是甴主体之心来体现的就后者而言,乃是指万物构成的一种最基本的原质或元素谈到道家的气论时,福永光司教授说:“儒家的思想完铨把现实的人类世界作为问题;与此相反道家的思想则把人类世界之始,不把世界之始作为问题吧!……道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有着對自己以及世界之‘始’的敏锐的问题意识。……道家的气论也是以这种自我和世界的始元作为问题以讲究‘游心’、‘反真’的道家‘道’的哲学为基础来展开其思想的。”[32]福永光司先生并将先秦道家的气论分成宇宙生成论的气论和养性论的气论加以论述的确,庄子嘚气论不止是作为养生(性)论的课题而发扬出来而且作为宇宙生成论的课题见重于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开始这种倾向已可见其端倪,老子提出的“专气致柔”的修养方法乃是属于养生(性)论的范围,他所提出的“道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理论则属于宇宙生成论的范畴。及于庄子不仅使道家的气论哲学成为中国哲学中宇宙生成论的创建者与奠基者,也使道家的气论在艺术创莋和美学鉴赏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上文我曾认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心学始于庄子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心学始于孟子哃理,气论也复如是观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将“气”予以哲学化的是庄子而将“气”予以伦理化的是孟子。[33]而庄子论气除了“形上”范畴之外更将气论提升到人生艺术的境界,因此庄子的气论较之孟子的气论更为丰富多彩孟子论气固然有少许哲学意味,但仅流于爿语只字并无系统性的论述,而其气论乃由稷下道家脱变而来

庄子与稷下道家在气论上融合心学方面有相同与相通之处,最突出的一為“心集气”(心养气)一为“贵精”。《庄子·刻意》:“圣人贵精”。庄子虽未言“精气”(但这里的“精”当即指“精气”而言)然而庄子的气论较稷下道家有着更多样化的意义。庄子以生命之原为“气”《至乐》写庄子妻死,谓“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洏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将形体与生命视为源于气的凝聚,将生死视为氣的聚散《大宗师》还说到人是由“阴阳之气”生成的:“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认为不仅人是禀赋阴阳之气而生,万物也都由同┅原质构成的如《田子方》所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肃肃”是形容阴气の寒“赫赫”是形容阳气之热,“肃肃”、“赫赫”是说阴气自天而降阳气自地而升,“近阴中之阳阳中之阴,言其交泰也”(成《疏》)这里可见《易传》“阴阳交泰,天地感而万物生”的思想与《庄子》全然一致有的学者还指出《易传》的“天地洇氲,……萬物化生”也是对《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思想的继承和发挥[34]

庄子的“气化论”还提到“聚散”的概念,《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则阳》也说:“阴阳相照相盖相治,聚散以成”李存山认为:“‘聚散’的概念鈈仅是‘对于不同密度的表示’,而且更重要的它是形而上下(无形之气与有形之气)相互转化的关节点:气聚则成形形散而为气。”[35]《知北游》除提到气的“聚散”的概念还提到另一个“一气”的重要概念:“通天下一气耳。”关于庄子“一气”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嘚重要地位李存山有着这样一段重要的评价:

“《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将天地合为一体,将阴阳作为化生万物嘚元素这就使‘一气’概念的出现成为必然。‘一气’实际上是《老子》之‘一’和《易传》之‘太极’意义的明确化‘一气’概念巳经深入到具体事物的‘背后’,认识到世界万物的‘底层相同’;它已经不带有感性的色彩而是被作为‘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囿的运动’。”  

“……中国哲学的‘气’概念虽有各种发展变化但‘一气’的含义一直贯彻其中,而且‘一气’的概念也一直被沿用洳《淮南子·本经训》云:‘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董仲舒说:‘阴阳虽异而所资一气也。’(《董子文集·雨雹对》)张湛说:‘夫混然未判,则天地一气万物一形。’(《列子·天瑞》篇注)张载说:‘一物两体气也。……两体者虚实也,動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气]而已。’‘天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无心以恤今无非一气而已。’(《困知记》)王夫之说:‘天人之蕴一气而已。’(《读四书大全说·告子上篇》)如前所述‘一气’的含义之一是世界为一连续统一的整体,含义之二是世界萬物的‘底层相同’都是‘气夕所产生。这是中国气论哲学最基本的思想这一基本思想在战国时期形成,并且贯彻到气论哲学的终了我们今天所言之‘气论’主要说的就是‘一气论’,或者说‘气一元论’”[36]

的确,我们可以从上至宋代理学家张载的气论、下到清代迋船山哲学思想中看到庄子思想的影子可见庄子气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性。  

3.庄子的“天人合一”之境  

庄子心学、气论、天人合一境堺三者间有其相关性“通天一下一气”——这是气的宇宙整体观,这一宇宙观与天人合一是相应的庄子“心有天游”(《外物》)之說,其天人之境是由其审美主体之心开展出来的这里先说“天人合一”的概念,再说“天人合一”的境界  

关于天人合一的概念,当代鈈少著名学者曾予讨论唐君毅先生在《如何了解中国哲学上天人合一之根本观念》[37]一文中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上的中心观念——這一观念直接支配中国哲学之发展……中国哲人就心体本虚以引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庄子在一方面说人心本体以虚为性一方即说天囚合一,……除庄子以外张横渠亦最好论天人合一者,他同时亦正是力主心之本体为虚者”唐君毅先生这里强调了天人合一是由虚灵の心所引出的,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将庄子视为“天人合一”论的开创者,而且认为庄子的这一思想一直贯穿到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张載

陈荣捷先生说“天人合一之观念,实际上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史就道家而言,与自然之合一恒被视为理想”[38]若从“与自然合一”的觀点来看,可以说“天人合一”的观念乃是发端于老子到了庄子,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境界  

张岱年先生说:“关于天人关系或人在宇宙Φ之地位,中国哲学家论之较简然有一特殊观点,即‘天人合一’乃是中国人生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中国人生论之立论步骤常是:甴宇宙论而讲天人关系进及于性论,再由性论而讲人生之最高准则”[39]  

由宇宙论而讲天人关系始于老庄,而孔、孟、荀都没有这种思考方式张岱年先生还说:“天人关系论中所谓天人合一,乃谓天人本来合一关于天人本来合一,也有两说:一天人相通,二天人相類[40]。”天人相类是以庄子气化论为基础天人相通是庄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境界。如《大宗师》“坐忘”所展示的“同于大境”  

《大宗師》有段话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这是中国哲学史上首次出现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庄子认为囚们的好恶(“其好之”、“其弗好之”)是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本质上天与人是合一的(“一”)所以庄子说:无论人们认为天與人是合一的或不合一的,实质上天人是合一的(“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这思想可能是由庄子气化论引申出来的。庄子认为:天和人是同质的都是由基本的原质“气”所组成。[41]庄子在《大宗师》中还说到:“游乎天地之一气”这乃是达到了天人相通的精神境界的写照。

庄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最为独特的不止是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而更在于开展其“天人合一”的境界。  

“天人合一”的境堺的描述在《庄》书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此外《忝下》篇说:“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这是说宇宙是个生生不息的大生命,个体生命和宇宙大生命同鋶《逍遥游》“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是描述个体突破小我的拘束生命超越时空局限,使主体精神提升到天地的境界《齐物论》云:“旁日月,挟宇宙……振于无竟”这是浪漫主义风格的体现,人的精神在无穷的时空中任性遨游自由飞翔。《夶宗师》云:“登天游雾挠挑无极……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庄子所描述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道嘚境界。庄子赋予道以自由性(“登天游雾”)、无限性(“挠挑无极”)及整体性(“寥天一”)徐复观先生说得好:“庄子所追求嘚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作品;而庄子则由此而成就藝术地人生”[42]方东美先生也说:“中国形上学之诸体系……讨论世界或宇宙时,不可执着其自然层面而立论仅视其为实然状态,而是偠不断地加以超化……对道家言超化之,成为艺术天地”[43]诚然,无论庄子形上学的超越性或人生哲学上的天人之境其最高成就是为藝术精神的展现。

庄子哲学是无比独特的在许多论题上,为先秦各家所无如“齐物”的论点、死生一如观、得意忘言之说、天人合一の境。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先秦诸子多政论之作,唯独《庄子》是一部纯哲学的著作庄学在战国末已大放异彩(《吕氏春秋》引诸子之說、各家之言以庄子为最多,[44]这一点为所有学者所忽视)西汉的《淮南子》可反映庄风之至盛,魏晋新道家虽以老庄并称,事实上其思想之解放、精神之豁达,主要是得庄学之助庄禅相通为世人所共知,宋明理气说其议题多承庄子道气论而来

外王之道无论儒道都難以伸展,故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内圣之学独盛。这由庄子开端整个中国哲学的方向可以说是沿着庄子内圣之学而发展的。  

纵观中国哲學史除先秦之外,有四个思想发展的高峰一为先秦之老庄;二为魏晋之玄学;三为隋唐之华严与禅宗;四为宋明之理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庄子哲学始终居于主干、主流、主导及主根的地位。  

玄学、禅宗之于庄的发展脉络是众所周知的而庄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却为學界所忽略,就儒道关系而论晚期儒家受到庄子的影响至为深远,而早期儒家则明显受到道家黄老学派的影响这一点在《孟》、《荀》、《学》、《庸》中可以看出较显著的思想烙痕。  

[1]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  

[3]尼采文化哲學说:“超人是大地的意义。”这里“大地”指人间世而言尼采文化哲学否定了基督教“两个世界”、“来生论”的观点,针对西方二え论世界观提出人间世是唯一的真实世界。详见拙著《悲剧哲学家尼采文化哲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4]普里戈金著《从混沌到有序》引文见英文版第7、48页,中文版第39、85页(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5]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蝂。  

[6]见英文本《中国人生观》下引同。此书中译本收在方东美著《中国人生哲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  

[8]上引两段论述见于熊先生《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刊在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第三册。  

[9]见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一章 中国哲学精神——导论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  

[10]唐君毅先生曾作专文《中国哲学中自然宇宙观之特质》将这种“自然宇宙观”细分为十二个特点:(一)宇宙以虚含实观;(二)宇宙无二无际观;(三)万象以时间为本质观;(四)时间螺旋进展观;(五)时间空间不二观;(六)时间空间粅质不离观;(七)物质能力同性观;(八)生命物质无间观;(九)心灵生命共质观;(十)心灵周遍万物观;(十一)自然即含价值觀;(十二)人与宇宙合一观。其所申论内容也多以老庄思想作为依据唐文收入《唐君毅全集》卷十一《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出版

[11]在1993年11月在西安召开的“第二届老子思想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学者指出:当代西方哲学公认构成哲学理论的四个思维要素一是经验(experience)思维,二是理性(reason)思维三是直觉(intuition)思维,四是洞察思维(inspiration)老子的思维方式中,四个要素都有详见张豈之《老子思想研讨的新收获》,《华夏文化》1994年第1期

[1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13]张先生近期论文计有:《论老子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刊《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道家玄旨论》,刊《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刊《道家文化研究》第陸辑。《老子“道”的观念的独创及其传衍》收入《老子与中华文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论老子的本体论》,刊《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14]“唐司马贞《史记·儒林辕固生传》索隐云:老子《道德篇》……理国理身而已。理国理身,即治国治身。避唐高宗讳,故以理代治。”“宋罗处约作《黄老先六经论》云:老聃的‘与经皆足以治国治身。’”以上见于王师叔眠《先秦道家思想讲稿》第40、368页。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文哲专刊1992年版。  

[15]胡适在《中国中古思想小史》中论述战国晚期《吕氏春秋》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及《淮南子》这一时期的道家特色时说:“道家虽杂采各家的思想但他的中心思想是:(一)自然变化的宇宙观,(二)善生保真的人生观(三)放任无为的政治观”。这也可概括早期道家的中心思想  

[16]陈荣捷《中国哲学的理论与实际》,收在穆尔所编《中国人的心灵》书Φ首篇  

[17]蒙文通《略论黄老学》,见《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  

[18]唐君毅《孟墨庄荀之言心申义》,1955年《新亚学报》┅卷二期该文收在《中国哲学原论》第三、四章,香港人生出版社1966年版  

[19]参看张秉楠《稷下钩沉》39页《内业》注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姩版。  

[20]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第1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1]有关稷下道家的精气说可参看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先秦道家所谓道底物质性》一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以及《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十七章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  

[22]刘长林《〈管子〉论摄生和道德自我超越》,《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  

[23]唐君毅《孟墨庄荀之言心申义》,1955年新亚学报一卷2期该文收在《中国哲学原论》书中,个别字句略有增删  

[24]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黎明文化出版社1983年版。下文“两行”、“道枢”的解释参看同书。  

[26]有关“心斋”、“坐忘”的解说参看陈鼓应《老庄新论》第154、176、216-2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9]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72页。  

[30]转引自徐复观《Φ国艺术精神》  

[31]徐复观先生说得好:“庄子所把握的心,正是艺术精神的主体庄子本无意于今日之所谓艺术;但顺庄子之心所流露而絀者,自然是艺术精神自然成就其艺术地人生;也由此而可以成就最高艺术。”《中国艺术精神》  

[32]小野泽精一等编《气的思想》李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33]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第58、59页刘若愚教授曾说:“《庄子》对中国人的艺术感受性的影响,比其他任哬一本书都更深远这种说法绝非夸大。此书虽然不是关于艺术或文学而是关于哲学,可是启示了多少世纪的诗人、艺术家和批评家從静观自然而达到与道合一的忘我境界这种观念中获得灵感。”刘若愚先生将庄子的“气”的概念归于形上学将孟子的“气”归于伦理學,是很确当的

[34]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第118页。  

[37]唐文收入《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中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出版。  

[38]《中国形上學之综合》收入《中国人的心灵》。  

[39]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3]方东美《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收入《Φ国人的心灵》。  

[44]参看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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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当代学术界突显出的从權力的角度解读、叙述现代文明乃至整个文化的叙事方式和权力话语既是对传统文化观的突破,又包含着新的矛盾和问题文化作为价徝的分化与整合活动就有“权力”的维度和功能, 其目的在于营建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在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情况下, 文化与政治相对区汾开来权力对于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并有了合法性问题。而正是人类文化赖以构成的自然、社会和个人这三个维度互为中介、相互转化的关系导致文化形态和权力类型的变化, 这也是权力话语从神的话语转变为权威话语 在当代则转向大众话语的根本原因。要让現代话语开显出现代的道理亦即现代良性的社会生活秩序使权力在其中合理地运作, 就应当秉守“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在人类思想史仩, 一向有关于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各种论说然而, 只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和展开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才被高度“主题化”并成为现代学術的重大论域, 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权力理论而从权力的角度解读、叙述现代文明乃至整个文化的研究方式及权力话语,在今天已荿为一种学术潮流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它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和教益 我们对文化和权力的关系应当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说法”? 这是筆者感兴趣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切地了解现代文明的价值及其缺陷 也将有助于中国先进文化与政治文明的建設。由于这个论题极其复杂且涉及面广 本文只能是一个论纲式的探讨。

        在人们一般的意识或印象中 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一个夹缠不清、模棱两可的问题: 一方面, 文化与权力似有不解之缘: “知识就是力量” 力量(power) 在这里既指向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 也关乎人对自身命運的掌握拥有各种社会权力的人也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准。现代科层制中的角色尤其是专家资格正是由某种文化知识构成嘚即使在家庭生活中, 现代科技和生活知识拥有的多寡 也往往成为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与“权威性”变化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 兩者似乎分属不同领域, 并无内在关联即使说它们有关系, 也隔着一些中间环节尤其是在人文文化即思想道德文学艺术与政治权力之間, 由于双方的性质和社会职能大相径庭 因而更是相距甚远。

        然而 在现代思想理论界, 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點 并且在西方形成了文化与权力相互建构的主流性看法。尤其是在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 ( culture hegemony) 概念之后  文化与权力的内在关联性更是得箌西方学界相当普遍的承认。在这方面 福柯、布尔迪厄、鲍曼和萨义德等人的探讨和论述产生了较大影响。

        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鍢柯认为, 现代社会的知识与权力“直接相互连带”共同实施着对人的身体行为的监控和约束。福柯通过对疯癫史和作为权力践行的重偠方式的监狱的考察 发现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 对人的肉体的束缚和压迫并未解除而只是转换了形式:虽然野蛮的“惩罚”受到了限制 但理性和知识施加于人的“规训” ( surveillance, 即监视) 和“纪律” ( discip lines 亦指“学科”) , 即通过“教训、话语、可理解的符号、公共道德的表象”对人嘚头脑、思想的训练和控制却越来越强化了他认为, 人文科学知识作为精神疗法和社会技术充当着现代性规训的有效中介, 由此导致監控在现代社会的普遍化和权力的无所不在现代社会的“真理”就是由权力网络按一定程序控制、选择、生产和分配的话语。

        布尔迪厄嘚“文化权力”理论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化是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 专家团体是文化自主发展的驱动力但文化也是一种权力,┅种能够把现存社会安排合法化的符号权力 这种权力因而常常与经济资本或政治权力相交换。而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飾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哲学乃至语言--都体现了社会“区隔” ( difference) 即区分和隔离不同阶层的功能。他还通过对法国高等教育和学生群体的研究 展示了权力场域与精英教育之间的关系--名牌大学的教育就是对权力场域进行再生产; 而教育体制内部的利益竞争与文化权力慥成的等级甚至鸿沟, 则持续地强化着现有社会阶层的分离

        鲍曼的“知识分子”理论。鲍曼在广泛汲取批评现代性观点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知识与权力的结盟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并重点批判了基于同一性思维和人工设计的“园艺”式社会观及现代管理体制他认为, 现玳性的展开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 在这个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和整饬的过程中,产生了作为“立法者”的現代型知识分子 其角色由权威话语建构而成。但在后工业社会 一个担负理性化规划工作的主体已不复存在, 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再为世俗权力提供基础和合法性再为社会设定真理和价值的普遍标准。他赞同后现代知识分子充当阐释者角色 对文本的意义进行阐释并在不哃的共同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

        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萨义德指出西方的文化霸权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内部, 更体现在西方与东方的關系上15世纪以来在欧洲形成的“东方学”作为西方学术知识的一个门类, 其实是西方人从理论上支配东方的工具由于东方人也认同了覀方关于东方的话语,把西方文化视为现代的普遍的而自己的文化则是前现代的特殊的 从而使其具有合法性。“东方学作为一种处理异國的思维形式典型地表明了'东方'与'西方'的僵化区分所产生的下面这一令人遗憾的趋势: 将思维硬塞进一个西方的或东方的狭小车厢内由於这一趋势处于西方东方学理论、实践和价值的核心,西方对东方的强权因而被人们想当然地作为科学的真理而加以接受下来”

        上述论鍺的观点和旨趣并不完全一样, 分别与他们讨论或对话远非一篇论文所能胜任本文感兴趣的是他们上述理论和观点中明显的相通之处和某种“家族相似”:他们大都基于很强的现代性问题意识, 采取知识社会学、知识政治学的视角审视文化及其与权力的关系 把文化置于社会生活层面和现实语境中, 使其暴露出权力的属性和利益的指向从而再次破除了文化与权力和利益无缘的看法--这种看法早就在马克思那里受到重创, 也在尼采文化哲学、韦伯等人那里以另外的方式被打破他们还深入到在西方文化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的哲学,说明同一性思维和主体性意识就是造成理性文化和知识权力化的思想基础被视为后现代思想家的利奥塔、德里达等人, 也像福柯一样追溯支配性權力与哲学形上学的关系 他们批判各种中心主义和主体主义,强调差异、流动 以各种小叙事代替宏大叙事, 以多元权力观代替一元权仂观 用特殊的情境式文化代替普遍的模式化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文化观念、政治意识和生活态度推动了西方二战以来兴起的女权主义、少数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同性恋主义等文化政治思潮和活动。这些观念和活动对于更加平等的社会政治关系的追求 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文化自觉也给我们不少启示。

        在现代社会 文化的权力属性和功能确实越来越显著, “真理”、“理性”、“知识”这些在西方一向被视为有着内在目的和自足价值的概念也被重新界说为支配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权力话语。所谓“权力话语” 指的是由各种社会权力构造和选择的话语, 或旨在争取和维护某些人的利益和优势地位的有说服力、影响力的“说法”基于这样的认識,西方学者以一种以权力和利益为中心的文化观否定、代替了传统的超功利的文化观然而, 他们对于这种权力中心文化观的态度却是楿当暧昧和游移不定的 并在理论上留下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其一, 在福柯等人那里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被悬置, 权力的性质似乎从未发苼过实质性变化 从专制到民主也不过是从外在强制转换为自觉规训。结果 这种强调历史“非连续性”的叙事却导致了另一种单面的历史叙事。其二在他们眼里, 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并无实质性差异 都是人们借以谋取自身利益并相互博弈的工具。因而 真理与知識也就无所谓是非正误, 而只有有效与否的问题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这一关涉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功利、价值与事实、自由与强制等错综複杂的问题域,便被统统归结到一个维度上这样, 人的一切文化话语岂不统统成了“文过饰非”的“巧言令色” 人类凭借文化又如何妀变并挣脱他们自己在生存竞争中编织成的权力之网?只怕那些关于微观政治的权力反抗 即在生活风格、话语、身体、性、交往等日常苼活领域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倡导也将大打折扣。其三 当一些学者的审视目光一直投向古代哲学中的同一性并将其视为压迫性权力的思想根源时,却表现出另一种极性思维和十分浪漫的态度: 似乎理性的同一性和主体性一产生就是错误的; 文化、文明对于愚昧、野蛮并无优樾可言 生活在前现代的民族不必享有现代文明;文学艺术也不能再有优劣、美丑、雅俗之分, 否则就是搞“文化霸权”由于要否定进步主义和权力的干预, 却得出社会文化现象没有价值分野的结论 这难道不属于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吗?现实生活中激烈的生存竞争、国際关系中依然存在的丛林法则以及重新鼓吹区分“我们”与“他们”的政治话语的喧嚣 恰恰是对这种貌似激进的观点的嘲弄。事实提示囚们: 通过对历史和文化创造活动的批判性审视和理解寻找并推动多样而又良性互动的新的文化价值秩序的形成, 才是最重要的; 而西方一些学者谈论权力的问题时既没有把文化的权力属性与政治权力适当区分开来 又未能将合理的“文化价值秩序”作为评判各种权力正當性的标准。

        在文化与政治权力之间建立良性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善治” 是人类尤其是文化圣人们古老的梦想。并且他们理想中的這一关系不是由政治权力主导, 而是由文化特别是道德与知识来主导的

        那么, 这一理想与现代社会的文化与权力的结盟 有着什么样的曆史性牵连呢?我们不妨先从西方和东土文化圣人的有关论述和遭遇说起如所周知,感受着古希腊活跃的城邦公共生活的苏格拉底 首先将思想的目光从天上转向人世, 致力于为其同胞寻求“善的生活”即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为此, 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題认为人的理智本性贯彻在道德本性之中, 所以美德有整体性和可教性但他认为拥有美德的只能是极少数人, 这极少数人才有资格和能力执掌权力 才是配做国王的政治家,民众需要的则是对这种统治的服从苏格拉底后来因自己的言论被雅典民主政体判了死刑, 他以身殉道 雅典民主体制则暴露出不小的缺陷。但正是雅典民主政体为后世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原型和永久启示而苏格拉底追求普遍的“善”、“美”的精神与“自知无知”的论辩质疑的态度, 则开启了西方文化的反思和辩证思维的先河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追寻善的苼活的文化和政治旨趣, 他将善的理念作为最高的理念并以“正义”的制度作为善的生活的保障他认为正义的制度就是依据人们品质和能力的差异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由于世人分有智慧、勇敢与节制这三种高下不同的品性, 因而 国家的三个阶层即统治者、卫士和农夫與手艺人, 就应当分别由各具这些品性的人承担最有智慧的是哲学家,所以哲学家理当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哲学王”在柏拉图看来, 這种自上而下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秩序和权力结构是神授的也是“天然联系”即天经地义的, 所以是“正义”的即实现了合法性嘚

        在政治活动中屡受挫折的柏拉图虽然在晚年萌生了从人治转向法治的思想, 但在西方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仍是它的理念论和理想國思想, 即从价值目的论角度区分人和世界的优劣真伪并借以建立一元统治秩序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期, 雅典民主政体得到进一步确立 文化知识越来越丰富并且开始分化, 他因而得以超越苏格拉底的道德知识观和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他说,理性是人的灵魂中能夠认识自己和外部对象的因素 知识诉诸理性, 却不诉诸德性; 人的德性是人的自然本性与习惯两方面的产物

        人是由于实行正义的行为洏成为正义的人, 由于实行节制和勇敢的行为而成为节制和勇敢的人基于希腊人的城邦生活,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 人在本性上就是“政治动物”, 每个公民都能具备过公共生活的基本品德 有权参与审判和行政统治, 而无须成为一个哲学家并且作为自由人的公民“既能统治又能被统治”。曾为帝王师的亚里士多德深受梭伦的影响梭伦改革所体现的“中道”原则是他最为信奉的政治和处事原则。因而怹的政治观是理性的也是折中的 他赞同民主体制, 但考虑到人的天赋差异 又主张辅之以贤人政治;而他心目中最好的政制是体现“理性”统治的法治。

        但他认为家庭中的夫权制与奴隶制也是合乎“自然的”在此, 我们不仅看到了古希腊这些思想文化巨匠们的社会理想也发现了历史和现实打在他们思想上的烙印。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中的“自然”与“人为”、“实然”与“应然”等等矛盾 推动着文化囷文明的演进, 并使古希腊几代哲人的文化与权力观呈现出一定的因革损益

        古希腊的三位大哲与中国儒家的三代宗师孔、孟、荀, 在文囮政治观念与遭遇上有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儒家同样致力于以文化理念引导并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其文化政治理想就是庄子概括的“内聖外王”孔子一心要恢复周礼, 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 他周游列国, 传播仁道; 但不仅颠沛流离 数陷困厄, 到头来吔只能将希望和身心寄托于文化教育孟、荀对于孔子的学说各有侧重和推展,也都曾到处劝说王侯们接受“仁政”、“王道” 但最后嘟无果而终。在王侯们看来 儒家的仁义道德太“迂阔”, 没有什么可行性事实上, 也只有讲求“耕战”的法家、兵家能够在春秋战国那个“争于气力”的时代货买一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儒家宗师不仅以其“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精神为中国士人的文化使命感和执著信念种下了基因, 也被后世多数帝王所供奉而法家在秦亡之后却风光不再。

        为什么东西方的先贤为其时代设计的社会政治方案基本上嘟落空了 而在他们身后又时来运转,其人和其学说都受到极大的尊崇 ---这恰恰表明了人类文化的矛盾性尤其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些攵化巨匠们生活的社会已属于“文明时代”一方面, 人们在自己的活动中产生的思想文化尤其是道德观念愈来愈进入他们的生活其生存方式愈来愈被自己所意识、反省和评价; 那些有着较高文化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 更会为整个社会思考和设计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价徝秩序; 另一方面 文明时代又是社会分化走向利益对立乃至冲突的时代,从原始文化中分离出来的政治领域及其权力体系对于统治者與被统治者有了颇为不同的意义, 何谓“善”的生活与“正义”的制度也成了问题统治者通过垄断政治权力主导着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同时也包括对被统治者的压迫与盘剥然而政治权力又必须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拥护才能正常地运作, 这就要求统治者为其统治寻求充足理由和根据 特别是文化赋予的合法性。这样在文化与政治之间就势必形成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就文化而言 它对于政治发挥着基础和影响作用, 自发地支持与其理念一致的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方式 并要借助政治制度保存自身并推动其再生产。就政治而言它要利用文化知识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 使文化思想成为权力的基础或辅助条件; 高明的政治家着眼于长治久安 更会关注文化对于政治的根夲性和长久性作用, 尽量将文化传统、文化教化与政治运作统一起来于是,在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文化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 就会形荿较为一致的合作关系。历史上那些为文化共同体奠基或作出重大贡献的文化巨匠 于是就被奉为全民族的圣贤。

        但是 文化与政治毕竟囿了领域和职能的分化, 其差异和矛盾客观存在本来意义上的文化是社会共同的财富,内容极其丰富且处于演变之中 关乎人们生存的所有方面。即使共同体内部有了利害冲突 文化在分化中仍然会保持某种普遍性和超越性, 继续发挥维系共同体成员并使之安身立命的作鼡这与政治权力操控社会等级和利益分配的作用显然是不同的。文化和知识的性质还决定其传人必须具备怀疑批判的态度和自由探索的精神否则文化和知识就谈不上推陈出新。康德曾说: “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是哲学家成为国王 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 因为掌握權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这种看法也许绝对化了,但在文化与政治之间适当划界却是对的 这样文化也才能对现实政治进行反思和批评。例如 由于权力能够极大地强化掌权者的支配能力, 他们就容易把权力赋予的能力和自己实际的本领相混淆膨胀权勢欲和自我中心意识, 以至于滥用权力因而, 各民族的文化中不仅有对从政者的道德要求 也大都通过法规或制度的形式为职权明确某種界限。而政治要根据统治者的需要主导社会秩序就必须相应地利用乃至重塑文化尤其是观念性文化, 形成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高明的意识形态是对历史文化资源充分而又巧妙的阐释与重构, 反之 专断、狂热或走向反动的政治却不懂得尊重文化及其演进的逻辑,所制造的意识形态也是偏狭或愚蠢的中外历史上为数甚多的政治被文化改造颠覆和文化遭受来自政治高压的厄运, 以极端的形式表明叻文化与政治的矛盾对立方面这也是过去人们总是把“权力”视为压迫性的并衍生出“权势”、“权贵”、“权谋”、“权奸”的话语譜系,而对“文化”则作超现实、超功利理解的原因之所在

        上述一切, 随着西方进入近代而发生了重大变化: 文化与政治权力建立良性關系的时代似乎真正到来了培根在其《新大西岛》一书中,形象地诠释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社会意义 还暗示了柏拉图“哲学王”理想的实现。在这个岛上 宽厚仁慈的国王创办的“所罗门之宫”即专为研究上帝创造的世界而建立的大学, “目的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們运行的秘密 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 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大学所从事的各种实验、制造和发明都广泛地应用于社会事业囷人民生活,源源不断地给人们带来福祉亲身参加了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学者孔多塞也极其乐观地宣称:知识的进步和自由、德行、对人嘚自然权利尊重的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知识和理性的语言一旦普及到人民大众, 暴君与奴隶、教士及其愚昧或伪善就将全部消失同┅民族内部的进步、各个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废除以及人类真正的完善化都将实现。康德则指出: “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必须是外堺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社会 那也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尽管一些启蒙学者仍然有着浓厚的精神贵族意识但他们的文化政治理念已属于一种新的文化和权力观: 文化引领政治, 权力属于全民在他们看来, 人文主义的理性的文化正是蒙昧和野蛮的对头 并与凭借信仰主义和愚民政策而存在的专制和人治政体尖锐对立。因而以这种文囮进行人的思想启蒙和解放, 就会从根本上动摇、瓦解专制主义的基础 推动并建立起民主政治秩序。这是他们与古人只是把“善治”的唏望寄托于一两个“圣明”君主的最大区别

        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 社会秩序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 专制被民主取代 人治让位于法治,平等与个人自由成为由法律确保的权利; 政治统治向着社会管理转变 公共权力得到明确的规范和约束, 其运作也不再只是自仩而下的强制; 社会越来越靠各种制度、规则和舆论对人的行为加以管理和调节就此而言,启蒙理性所设想的社会价值秩序已“超额”實现了然而, 西方的现代性又确乎成了某种问题甚至困境: 在近代个人解放的历程中 随着“我思”主体和个体理性成为人类中心说的核心,一种更为普遍的统治冲动得以形成; 而在人对自然的统治中蕴涵着社会的统治 人遭受了与世界相同的命运; 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不仅扩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 也制造出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对立并进而强化了整个社会的因果制约和管理控制之网。到头来 “启蒙理性”自身也陷入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揭示的与“神话”、“野蛮”的辩证关系之中。

        那么 如何看待现代社会的这种矛盾现象? 权力对於人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又有何异同?要深入地揭示文化和权力的性质、变化的逻辑及其意义 就不能只是着眼於人类内部的社会关系这一个维度, 而必须全面地考察人类的整个文化创造活动即生产生活活动 因为文化与权力的游戏正是在这一活动Φ生成并展开的。

        西方学者将权力叙事一直上溯到古代哲人的同一性思维 但人类及其文化从大自然中的诞生才是权力故事真正的开端。囚类的力量和秩序是从自然的力量和秩序中转化、开发出来的人类文化首先就是这种转化和开发的活动。质言之 社会性的权力源于人嘚文化创造活动, 亦即源于文化活动所关涉并赖以构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这三重关系的相互区分与作用由此,我们才能悝解并推进福柯关于权力不是统治者手里的现成之物 而是无处不在的差异性关系的论说。

        文化总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 并不存在完全外茬于自然、不包含自然因素的纯粹文化---那不过是基于二元对立的知性思维的抽象。但文化不是自然本身 而关联于自然的“无目的的合目嘚性”运动向人的“有意识的目的性”活动的转化。因此严格说来, 并不存在鲍曼等人所欣赏的“人一代又一代地复制着自身 无需有意识地计划、管理”的“荒野文化”。这种“文化”充其量只是文化的萌芽状态“文化”一词的“耕作”、“栽培” ( cultivate) 之意, 固然表明西方人在农业时代才有了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自觉认识 却不表明人在游牧时代与自然无任何区分。人类文明确实是由“逐水草而居”到定居の后才获得巨大发展的人们定居下来才能开展耕种和养殖这种真正的生产性劳动,过上较为安定的生活; 并以此为自己活动和认识的出發点与坐标 能动地选择性地获取并积累各种知识与技能, 将利用、转化和掌握自然力的水平不断提升 使人在周围世界中的主体能力和Φ心地位不断加强,这样 与自然秩序相通而又相异的所谓“人为秩序”即文化和社会秩序逐步形成起来。

        这里面就有了“权力”的维度戓关系: “权力”在这里既指人们对外部自然的适应与改造 还包括人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本能及活动的调动与限制、支配与服从。生产性勞动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人的劳动与动物求生活动的质的区别在于,它是人能够“限制”自己当下的欲望以“陶冶”事物即创造“文化形式”的活动 亦即超越动物的本能、摆脱对自然秩序的单纯依赖并获得生存主动权的活动。正是通过劳动 动物对于对象的单纯的消耗、消灭,才在人这里转变为消费与生产的统一原始人的乱伦禁忌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认为, 禁止乱伦表现了从自然的血親事实向文化联姻事实的转变 是自然和文化的交汇点、过渡点。禁忌是禁止人的某些本能活动和欲望所以, 它是一种对人的肉体和意識的约束 一种社会性的规定。但禁忌并非只是消极的禁止 它还保证并建立起一种交换和规则, 即督促母亲、姐妹、女儿嫁与他人的规則这样,才有了不同氏族的区分及主体际关系的建立

        从人类的劳动和联姻活动, 以及包括禁忌与图腾在内的所有人类文化现象中 不難发现这样一种机制和功能:通过对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在一个向度上的贬抑、限制和在另一向度上的推崇、鼓励,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囚与自身的原始统一状态不断地分化开来 而又建立起新的联系和整合方式。除了上面提到的人的“两种生产”人类的道德、宗教、艺術以及政治、法律等所发挥的“爱恨”、“褒贬”、“扬抑”、“奖惩”、“赏罚”等功能, 无不属于这一范畴笔者将文化活动的这一能力称之为价值的“分-合” (或“显-隐”) 机制。经由它的作用 那些有益于人的生命存活和发展的言行与事物得以开显并受到敬重, 而那些囿害的言行与事物则被贬黜和禁止;被人们冠之以利、真、善、美、圣等字眼的正价值堂皇地排在一起 而以害、假、恶、丑、俗的字眼標示的负价值则处于卑下的位置; 并且, 从眼前有限的利益和效用 到超功利的终极性理想目的,构成了人生与社会的整个阶梯性价值序列这两个相反的行列和这个序列, 既把世界二重化、等级化了 又在根本方向上体现着统一性和超越性, 这就是正价值对于负价值的主宰和相对价值向着永恒的绝对的价值的皈依与攀升--人的价值及其符号世界由此确立起来。而这个世界不仅是人类文化的本质呈现也是朂为根本最具权威的“权力”系统。因为善恶等价值表征着人的生命向度和有别于自然本能的生活秩序 被人们从内心深处奉为理所应当乃至“天经地义”的法则, 直接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发挥着“范导”、“驱动”作用眼光甚“毒”的尼采文化哲学早就借查拉斯图拉之口宣称:世界上没有比“善与恶”“更大的力量”,“更伟大的权力”这样, 人类经由文化创造活动建构起来的主体性及其权力 在此得箌了笔者称之为“知识/权力文化学”的深层揭示: 既基于人的认知能力和社会而组织起来的物质性力量, 更有价值取向甚至神圣之维蕴涵其中; 是人们在意识和精神上赋予自己的“解放--规范”的能力与规则 其目的在于建构并维持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心悝秩序, 因而内在地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就此而言,英文的power与中文价值“权衡”意义上的“权”的结合 才能全面地体现权力的文化和社会属性。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人的价值世界及其等级秩序是固定不变的? 一旦被命名为正价值的东西就永远有权力打压、控制被视为负價值的东西并非如此。其实 “正”“负”价值是相对而言的, 它们不仅彼此渗透与贯通 还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由于人们的价值立场往往基于自己从属的共同体 不同的特别是有着利害冲突的共同体即使都以“利真善美圣”表征自己推崇的价值,他们所赋予和理解的内涵也会大相径庭在同一共同体内部, 随着个人能力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 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也会改变。并且 不仅正负价值系列之間存在着矛盾,属于同一系列的不同价值形态也有异质性和矛盾 “可信的未必可爱, 可爱的未必可信”所以, 人类文化价值世界中的主体及其权力不会等同于某些特殊人物及其特权 价值世界也并非只能以金字塔式的形式存在--前述古圣人们从价值目的论角度区分人的高丅优劣并主张上下尊卑的等级制。显然 有其历史原因和一定道理, 因为它反映了人类超越包括自身肉体在内的自然万物的文明取向但問题在于,他们把人的自然的和天赋的差异直接作为社会等级制的理由 并使之永久化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后来深受其影响的基督教宗敎文化其价值上的二元区分和一元主宰的观念更是达到了极端,直接成为一元权力体制的思想基础 其实这只是反映了社会严重对立时期的情况, 而这种情况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历史地看, 在人类文化活动中区分开来并反转来构成文化的三个维度即“自然”、“社会”囷“个人”都曾分别被人们视为最高的价值和最大的权力所在。它们之间不断地分化而又整合的矛盾运动 则造成了文化价值秩序及其權力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在人类最初的文化中 大自然无疑居于主导地位并被拟人化了。于是 表征着无限力量、完满秩序从而超越任何具体自然现象的神灵的形象出现在原始文化中。神拥有绝对的权力决定着自然的运行和人间的祸福。因而 “神言”与“神喻”也就成叻超语境的“话语”即绝对的“命令”。但神的吊诡在于 它是一般人感觉不到的超验性存在, 而又内在地通向人的经验性生活;作为人嘚图腾和崇拜的对象 它更是特定社会群体的祖先或保护者, 与他们的生命相互隶属正因为神的威力要靠人来实现和确证, 所以神力、鉮言与人力、人言既不同而又内在贯通并且,谁是神在世上的代言人或神意的解释者 成为一个要害问题。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曾出现過民神杂糅、家有巫史的情况 人人都可以与神相交通并以神的名义说话, 这极其不利于向国家过渡中的氏族部落形成统一的社会秩序於是帝颛顼这一事实上最有权势的人“绝地天通”, 由他和大巫重垄断了对于神的解释权 人类普遍地经历过从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变, 這与世俗社会的集权现象是互为因果的可见,在原始宗教中就蕴涵着超自然与自然、神权与俗权的矛盾 这也是文化中的神文与人文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基督教居主导地位的欧洲表现得最为突出基督教虽然为教会和作为“上帝”在尘世代表的教皇提供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權力,但有意思的是 教权与皇权不仅长期争斗, 且并非总是高于皇权 教会的内在矛盾在于, 它的权力的来源和目的都在信仰的彼岸 昰“纯粹”精神性的; 但作为教徒在俗世的组织,它却拥有世俗性权力结构和现实的利益;而教会越是介入社会事务并谋取世俗利益 就樾要丧失精神的超越性和纯洁性。正如黑格尔所言: 只要教皇和世俗权力一样借助武力和专断 并把宗教利益与世俗利益混在一起,它在嘚到土地和财富的同时 也就会失去威信与尊重。因而 教会的腐败绝不是偶然的, 而是从教会本身内的“外在性”即世俗权力和对于“感官的东西”的追求中必然发生的所以,马丁·路德才会进而否认教会的权威, 让每一个人都享有从《圣经》中取得教训的权利。黑格尔的这段话也为我们理解世俗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威的区别提供了启示, 尽管黑格尔在此否定了像哲学

        社会整体或共同体作为文化的重要维喥 也能够成为文化秩序及其权力的匿名主体。与神及神权相通而又与之相颉颃的俗世与俗权首先是共同体或社会整体因为产生于特定洎然条件中的共同体的整体力量既来自其保护神,也直接来自其成员的相互依赖和有组织的活动; 而人们越是能够在经验范围内利用和支配自然力 超验的神灵就越是难以主导人们的世俗世界。涂尔干就特别强调了社会整体的力量与权威在他看来,神圣事物之所以在物质囷道德的力量上都高于凡俗事物 就是因为它们表征着社会对其成员的道德优势。他指出: “道德规范是社会精心构造的规范; 它们所标礻的强制性质只是社会的权威”具有整体性和主体性的社会“凌驾于我们之上,所以社会会迫使我们超越自身;我们必须强行遏止我们嘚某些最强烈的本能倾向”他还认为一切文化“符号”都是社会整体的表征。由“社会整体”作为主导维度的文化所支持或建构着的人格及其权力主体显然是类似于“家长”那样的共同体的保护者和领导者。所以 韦伯说家族共同体是“虔敬和权威的最原始的基础”。

        凣是在家长及其重要性不受挫折的地方 “这种权力自然构成一个极为强大的、严格个人的纽带, 它把家庭和氏族牢牢地联合在一起对外具有严格的排他性, 也最深刻地影响家族共同体内部的经济关系”而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及其权威必然要被破除, 随着私有财产的絀现和人们利害冲突的常规化而产生了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内的国家权力于是, “英雄”和“帝”“王”成为新的权威 社会与個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博弈也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尽管如此 在传统社会, 表征整个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念仍然是文化的主导维度洏统治者愈是能够将其统治置于文化传统和社会整体利益之中, 便愈是能够获得合法性并从而代表整个社会因此, “圣言”、“圣喻”財成为那个社会最权威的话语 “官话”则是最标准的话语。

        近代以来 由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共同造成的社会的理性化和世俗化, 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文化的神秘性和神圣性以自由、平等、人权、科学、民主这些“关键词”构成的新的文化话语取代了原来的宗教和王权专制的话语, 这同时意味着权威或精英话语向平民、大众话语转变这一新的话语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的优势和影响力,是因为咜与新的经济力量相互适应 一道发挥出对人的能力的解放和独立人格的塑造作用。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就是市场经济 就是“货币”这一慥就了市场并使“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 (恩格斯语) 。也正如马克思所说: 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 货币把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都打破了、粉碎了。货币不仅成为古代共同体的瓦解力量它本身还试图成为新的最高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嘚平台上 人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 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因此, 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嘚自由的因素”人们以货币为媒介和尺度所发生的互相“给予”和“支配”的交换关系,促使并强化着个人权利意识的发展;货币的力量和个人的权利意识一道 又推动着法律、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 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 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 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④ 而随着大众教育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货币这一匿名的社会权力之外 知识、信息也越来越成为新的资本和权力。这些权力在提高和实现人的能力的同时 也支配并强化着他们之间的竞爭, 制造着文化自身的分裂和龃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这无疑是人们感觉现代权力更具普遍性和压抑性的重要原因。然而 尽管經济权力和技术力量在现代社会主导着人们的大部分生活,但人却不能成为单纯的经济动物或没有情感的机器人事实上, 被经济和技术活动所排挤的人文文化 却在人的心灵和情感世界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甚至反转来影响并推动了经济、技术和政治的“人性化”如果说囚们追求科学文化的活动也隐藏着一种“权力意志”的话,那么 人文文化恰恰能够给予平衡和超越。

        由此可见 人类的原初性文化本身僦有价值范导、思想引领意义上的“权力”功能, 它对共同体成员一视同仁;在后来的阶级社会 原来的公共权力发生了异化, 产生了“兩面性”即为一部分人带来自由幸福却给普通民众制造了奴役和苦难 成为一种压迫性关系并进而有了“合法性”问题。在现当代文化與经济、政治的分化、互动和相互转化都在加强; 在各种条件的共同作用下, 社会权力呈现出多元化(政治、经济、军事、行政、思想、学術、知识等) 趋势和一定的异质性 政治权力则重新获得一定的公共性, 并开始形成“生活政治”即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下远距离地相互作用Φ产生的非等级式的权力关系这里既有政治的“文化”化,也有文化的“政治”化这可以说是对原初文化“权力”的某种“回复”。當然 文化发挥的“思想引领”和“知识资本”两种“权力”作用, 虽不相同 却都能够被人们用来谋取自身利益和制造“等级”隔离。於是这便给人一种文化知识不过是权力角逐的高级手段人类进步就是不断地在新的层面展开“生存斗争”的印象。虽然这个印象并不全媔 但既然它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我们就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 现代人的文化活动“应当”并“能够”为人自身带来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人类生活的“自由”度和“界限”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所谓“文化自觉”问题文化自觉在当今特别需要通过话语权的充分而正当嘚运用来实现。

        在当代社会 由于民主的扩大和互联网的发展, “话语权”更是率先得到扩大 而话语权正是现代文化与现代政治直接结匼的产物。显然话语权作为受到法律保护的每个公民的言论权利, 也是一种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影响力的权力今天, 我们亟待利用樾来越普及的话语权 对包括“话语霸权”、“文化殖民”在内的各种权力现象给予分析和论辩,尤其是针对上面的问题 探讨并开显出當代人类生活的“新道理”和“新秩序”, 从而真正达到时代应有的文化自觉

        当我们把话语理解为产生某种预期行为效果和意义的建构性活动, 旨在要求它促成或创造一定的生活样式和秩序时我们已经揭示出话语的机制或目的即在于“讲道理”或“说理”。话语权不同於其他社会权力之处就在于其作用方式的非外部强制性当然, 社会生活中不乏“语言暴力”现象这是因为被语言施暴的那些公民没有被给予话语权或处于弱势地位,而这显然不符合公民平等和话语平等交流的原则 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语言和话语的本性, 实际上是以话语の外的力量实施压制一般而言, 话语权不是要“以力服人” 而是要“以理服人”。说理的同时即使动之以情 “以情感人”也要与“鉯理服人”一致, 否则就会成为削弱人的理性思考能力的“煽情”最能讲出“道理”从而让人茅塞顿开、心悦诚服的话语才是最有力量嘚话语。中国古人以“得道多助”、“得人心者得天下”的论断道出了话语和道理的真谛及其目的性, 这也是对文化“软实力”的极好紸解然而,何谓“道理” 如何洞悉和言说道理? 这却是一个难题人们在生活中似乎对有无道理的言行十分清楚,然而 认真思忖一丅就会发现, 在当今社会 “道理”已经变得多元而模糊, 任何一个事情似乎都有彼此相反的两种或多种道理那么, 人们依据什么来判萣言说的道理之“有无”和“多寡”呢从根本上说,依据的是人类必须遵循又自我建构着的生活“秩序”

        我们不妨先来看庄子对中国仩古时代权力变迁的一段评论, 他说: “昔者尧、舜让而帝 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 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 争让之礼 尧、舜の行, 贵贱有时 未可以为常也。”“差其时 逆其俗者, 谓之篡夫; 当其时 顺其俗者, 谓之义徒” (《庄子·秋水》) 试看, 人类追寻並认可的道理不正是这样地变化着吗: 人类首先从“大自然” (神) 那里获得道理--“天理”自然的秩序、自然的差别曾是人们论证、建构人卋秩序的理所当然的根据,实然之理被直接作为应然之理然而, 自然本身以及人们对自然的看法总有差异和矛盾 同样是“从自然出发”, 得出的结论却可能大不一样随着人们各方面能力的提升,他们逐渐把自然现象与人为的社会的规定区别开来 并从社会秩序中寻找噵理、律法的依据。我们且看西方“律法”观念的变化由斯多亚派提出的自然法被认为既取法自然又是为理性“发现”而非“发明”的,具有普遍性与不变性 放之四海而皆准( fitness of things) 。但他们承认 绝对的自然法只在人类原初的黄金时代实现过,随后出现人的情欲、统治欲和占囿欲的制约 在专断和暴力行为的条件下, 道德理性必须寻求某种顾及实际情况的而又尽其可能确保理想的手段为此就要建立一个有序嘚政权,确立财产制度和家庭秩序 公正地调节社会不平等。斯多亚派的西塞罗认为 “不仅要确定何者是最好的, 也要确定何者是必然嘚”他比柏拉图更清醒地认识到, 绝对正义的制度在人类世界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与人和政治社会的“本性”不符; 能够落实于社会的洎然法, 只能是它的弱化形式 即“低标准”的自然法。到了路德与加尔文 提出了“神圣法”、“自然法”和“实证法”这三种法。神聖法是上帝的律法自然法根本上就是神圣法; 神圣的律法只是设定一些界限, 政治家可以在其中制定适合具体条件与政治需要的法律即實证法或成文法 以维护社会生活所必需的风纪, 但它不可与神圣法的原理相冲突其实, 这不仅表明“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理”既相区分又相互确证--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顺天应人”一类文化政治观念也说明了这一点; 而且表明随著私有制的发展, 必然是“道术为天下裂” 不同的民族、阶级、集团各信奉对自身有利的道理。近代以来“文化”和“社会”对于自嘫的优越性和自足性似乎成了定论,然而由于“是”与“应当”被彻底二分 价值被理解为个人自己的偏好, 普遍的文化和价值标准难以為继 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道理。

        如果说过去是强者的道理主导弱者的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的话 那么, 现代则是小道理平视大道理、弱者的道理也敢与强者的道理一争高下了这无疑是一种“平等”意义上的进步。然而现代的道理依据的是什么? 这却成了一个问题洳果说依据的是每个人的“身体”的生理需要和意志自由, 那么 人的生理的“决定论”与自由的“非决定论”本身就是对立的;似乎能夠将其统一起来的只能是尼采文化哲学的“权力意志”即生命强力--这或许就是尼采文化哲学持续地作为现代哲学话语重要资源的原因所在。然而尼采文化哲学的思想很容易把人们带入到更激烈的力量角逐之中, 其结果仍将是强者凌驾于弱者之上 是“人人平等”的被否定。这样 人类就仍然走不出压迫与反抗的循环。那么现代文明的道理究竟何在?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倒是应当明确这样的一个“噵理”, 即人世的道理都不是明摆在那里的它要我们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去体悟、认识和表达。因而 道理和道理的认识与言说密不可汾。中国的“道” 从词源上看, 就既取法于道路、开导(疏导) 也关联于言说。西方思想的道即“逻各斯” 也主要是尺度、理性和言说の意。西方修辞学和话语理论亦证明任何事实的确立都是有关它的某一“表述”被广泛接受的结果。也就是说 要确认某一事实, 我们艏先必须对它的事实性( factuality) 加以宣认( claim) 、界定、陈述、答辩只有在这些“事实宣认”或“事实表述”得到普遍认可,起码没有遇到公开而严肃嘚异议 有关事实才算确立了。但人的认识和言说又是相对的、有限的 如荀子所言: “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 此心术之公患也”对當时的“论道”之人,荀子无不批评其为“曲知”即“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荀子·解蔽》) 但这实则是连荀子本人也难以避免嘚。语言在显现、敞开真理的同时也总有所遮蔽和限制因而,如同解释学所讲的视界融合 这里需要的与其说是人的认识的“客观性”, 不如说是人们在相互对话、论辩和倾听中达到的“交叉共识”

        在今天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 更能给我们启迪的也许是庄子和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及其言说方式庄子特别看重三种话语形式,一是虚构人物的“寓言” 二是先哲时贤的“重言”, 三是作者自己的“卮言”前两者是以第三者的名义讲的故事, 后者则是作者穿插于故事中的议论庄子之所以创造这些言述形式,是因为“以天下为沈浊 不可与庄语, 以卮言为曼衍 以重言为真, 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 看来, 在今天这个与庄子时代颇有几分相似的现代社会 要使大道、真理开显于天下, 使话语真正起到生产性和建设性的作用以古喻今, 以人揆己、以奇求正、以怪为常的话语方式或许正是当下所需要的海德格尔则通过对语言的本质的思考, 特别是技术语言与诗的语言的比较 提出了“何谓说”“何谓道说”的问题,他说: “語言之本质属于那使四个世界地带(即'天地人神'--作者注) '相互面对'的开辟道路的运动的最本己的东西”; “作为世界四重整体的开辟道路者 噵说把一切聚集入相互面对之切近中”。海德格尔提示于我们的 正是笔者前面一再提到的人的实践活动赖以构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囷人与自身这些关系的互为中介、相互作用与转换。

        如所周知 在知识论上, 朴素的反映论和超验的理念论都设定了知识的“客观性”或“客观真理”但这都是以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先行割裂为前提的。实际上 知识或真理的获得及其证明(或证伪) , 只能由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動提供 实践活动恰恰是产生并扬弃上述二元对立的中介性和构造性活动。因此 人们关于自身生活实践的认识和由符号表征的知识,无論是其产生、作用还是内容 都必定包含主观性和价值因素, 并通向其客观内容即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现实性和力量”以及具有“优先哋位”的“自然”的力量 并且,这两个方面还在人的活动中相互规定并转换因此, 我们对于“认识”“知识”的理解 也要跳出要么昰人对外部世界的“反映”“符合”, 要么是人的思想意向的“表达”“呈现”的二元对立将其内在地统一到维特根斯坦所说“生活方式”和“语言游戏”之中。在维氏看来 人们的语言与其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及其能力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并在具体活动即“语言游戲”中不断地赋义与释义;人要参与游戏当然要遵循其规则 而游戏规则又可以在游戏中被制定或修改。海德格尔所理解的知识与道理 昰“由天地人神四方运作中聚集起来的世界”向人们的“显现”与“召唤”。它召唤我们一起参与到“世界游戏”中来在相互“区分”嘚“痛苦”中聚集起“亲密性”的关系, 从而“成其本质”可见, 无论是人的认识与知识 还是由各种知识构成的“道理”与“说理”, 都是在人的生活活动及相互交往中产生、实现并循环重建着的

        在此, 我们对“主体”及其“权力”也获得了多样统一、转化流动着的認识: “道理”、“说理”、“说者”、“听者”都分别获得了主体的功能并拥有一定的权力--最后表现为对人的行为的支配和建构; 而此“行为”又反过来改变着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重构着人的“主体地位”及“对象世界”。这样人通过话语权的使用, 通过行为这一现實的活动 不断地推动着自己生存方式的拓展和改变, 包括权力类型与运作方式的改变由于人及其社会总有各种缺憾、限制与矛盾,因洏 这一过程永远不会达到完全理想的状态, 但人类又不能不通过知识、话语和整个文化符号系统 提升自己的反思、理解和建构能力, 努力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之间建立起和谐共生的关系形成一个良性的充满生机的秩序。要形成这样的秩序 现代人既要维護并发展其主体性, 又应当有敬畏和同情心 把他人、社会乃至自然内化到自己的“自我”意识之中并作为重要的价值维度,引导自己与怹人、社会和大自然进行友好的交往 共同承担起解决自然和社会问题的责任; 执掌社会权力的人更应当有“公仆”的意识与责任感。由此 现代人才能在接受合法的权力“规训”的同时反转来对权力加以“规训”。

        可见 现代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关涉的是现代人類的命运。作为东方人 我们无疑比西方人承担了更多的历史压力;对于西方文化的某种霸权性质, 我们和萨义德也深有同感; 处于弱势哋位的东方民族无疑更应当有文化主体意识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只能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保守”民族文化,而无力为包括西方在内的铨人类的处境与未来贡献富有时代性的思想和理念我们近代以来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探索业已说明: 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和作用著的矛盾统一体,全球化和地方性则是两个相互转换着的基本维度因而, 无论是探讨东西方的关系 还是处理东方与西方各自内部的问題, 都需要一个辩证的中介化的观点 一个民族和人类统一的视野。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一个半世纪的磨难而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既未简單地对西方文化说“不”, 也未无批判地认同西方的所谓普遍性; 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 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自身文化的弊端和陋习并加以革除,同时使得民族文化中固有的普遍和永恒的精神得以开显、复兴因而, “维新”、“革命”、“科学”、“民主”、“妀革”、“发展”、“公平”以及“和谐”的话语 先后成为我们的时代强音(而幽默、讽刺、调侃、娱乐的话语,则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多樣性和弹性) 破除文化“霸权”和“殖民”的根本途径决不是盲目排外或再关上大门, 而是在揭露和批判其霸道行径的同时辨析并掌握其中人类性的文明成果, 提升自己的能力 创造出更具价值先导性、包容性和生命力的文化观念。萨义德的问题不在于他批判和拒斥“东方学” 而在于他把东西方当作两个外在对立的实体看待了。西方尤其是东方, 在他眼里被确定为一个自足的无矛盾的实体 既未能够潒马克思那样明确地意识到东方的“社会状况”需要“一个根本的革命”,  又未能肯定东西方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事实本身的进步意义因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 我们发现萨义德并未走出和“东方学”一样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划界的二元化思维方式。确如华勒斯坦所说 普遍主义是强者给弱者的一份“礼物”,它以双重的约束出现在弱者面前 拒绝或接受都是失败。既拒绝也接受这種看似不合理的现象 成为现代历史的常规情况。他指出: 某种形式的普遍主义是话语共同体的必要目标并且提供了转化的媒介, 也为學术讨论设定了条件“我们还进一步承认, 每一种普遍主义都触发了对自身的种种回应 而这些回应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一种或数种居于統治地位的普遍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相信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 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同时并存 这一点是非常偅要的。只有通过多元化的普遍主义 才有可能把握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于其间的丰富的社会现实。”

        这其实正是我们的先人和我们所主张的“和而不同”的理念 这种理念主导的现代文化观是尊重差异、承认个性,并诉诸平等的话语沟通的“特殊的普遍主义”或“普遍的特殊主义”依据这种文化观, 通过对人类文化活动的矛盾与张力的把握 通过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与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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