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常州试验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
在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改革主张。“供给侧改革”――这个新的经济学名词，目前正成为中国政商界的一个新热点，预示着产业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也就是这几天，我们不无欣喜地看到，常州，已在实践中为即将展开的“供给侧改革”探索新的试验路径。
通俗而言，“供给侧改革”是希望从供给端彻底改变当今中国产销市场的错配现象：历经3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能生产全球最多的商品，可是，老百姓居然还要远赴海外去抱回奶粉和马桶盖。“供给侧改革”的思路提出，就是试图加大供给端的结构性改革，通过提高技术含量及效率，以破解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难题。
常州是改革开放之后涌现出来的第一批新型工业城市，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它就以“苏南模式”闻名全国，并且是最早全面推行厂长责任制改革的城市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常州30余年的工业化演进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样本，几乎集中体现了改革的所有成效与困境。它走过了产业经济变革的“中国三部曲”：苏南模式激发出了基层集体经济的活力，一大批企业能人的涌现让常州经济迅速完成了工业现代化的第一次惊险飞跃；其后，靠成本和规模优势崛起的块状经济遭遇成长瓶颈，随即向外向型经济转型；进入本世纪之后，轻工业资本溢出，向上游的重工业转移，制造业的规模优势逐渐减弱，进入新的调整转型期。常州当今正在进行的产城融合创新，是30余年产业演进的一次合理升级，它是在新的技术背景下发生的，工业智能化技术、材料革命、互联网浪潮及新的资本模式为制造业的迭代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就本质而言，这是一次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内的要素革命。
对常州，我们看到了一系列让人惊喜的成果：
首先是“常州制造”向“常州智造”的技术跃进。石墨烯、机器人、光伏组件及特种电缆等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同步的新兴产业的崛起，它们重构了常州的制造业格局。
其次是人才的聚集及能量喷发，数以万计的高级人才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常州，使得技术研发和突破的力度大大加强，从而实现了人才的全球化接轨。
第三，绿色之城的战略实施，让人们对一座工业城市的旧有印象彻底改观：没有所谓的“第一高楼”，却在每一处建筑里嵌入绿色基因；没有北上广那样的快节奏，却让每一个人体味到生存和生活的差别；不把GDP挂在嘴上，却孕育出藏富于民的民营经济和商业繁华。
中国产业经济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几乎都是基层政府和企业家合力创新的结果，它们从来不会自动地发生，而无一不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痛苦探索。正在发生的这场常州试验，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方面，它的探索方向符合“供给侧改革”的战略取向，另一方面，它的经验心得可供很多同样陷入成长困局的制造业城市借鉴观摩。
期待有一天，再赴常州，目睹那里的创新。
创新，让新的增长点破茧而出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兼金融研究所所长）
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逐步深化，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商业模式都正在发生较大的调整，我们欣喜地看到，常州正按照中央指出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调整，新的增长点破茧而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大逻辑，新常态指的是多重因素变化的综合优化过程，它指向两个目标：一是从经济发展方式上，我们要真正实现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益改善，可持续增长的良性生产方式；二是体制定型，形成一个更加成熟和更加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新常态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稳态，从供应看，要素供给效率下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潜在增长率下移这些问题依然严峻。
新常态是一个动态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特征正在发展壮大，另一些特征正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常州的做法正是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产业结构、产业动能向双“中高”迈进，走出一条增长与转型良性互动、发展与生态相得益彰，人与城市和谐相生的转型路径。这正是引领新常态的行动维度。
关于投资维度。在新常态下，稳增长依然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目标之一，动力依然来自投资。从常州产城融合的实践来看，投资更多地投向消费和生态建设，投向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包括文化、教育、健康等，发展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节能环保产业、生态修复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
第二，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通过全面创新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源，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新常态时期，我们已经不可能依靠要素规模驱动来支撑未来发展，必须不断提高要素质量，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技术进步，引导资源要素向优势产业、优秀企业、优质产品集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培育壮大新动能，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尤其要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让创新成果产业化，让创新与创业水乳交融，科技与产业比翼齐飞。所有的经济活动要靠劳动、资本、技术进步三要素来推动。我注意到，石墨烯、智能装备、机器人、文化创意等产业在常州之所以呈现蓬勃生长的态势，就在于常州“举重若轻”，没有自觉不自觉地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党委、政府主要去做什么呢？着力三点，一、创造并维护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二、在创新的公共产品领域，发挥主导、引导、关键作用，汇聚政府、企业、资源、机制、环境等多种创新力量，做好创新服务、营造创新生态，做公共平台，做产业研究院，让大家共同使用，让新兴增长点在这个产业苗圃里破壳而出，迎风而长；三、像投行那样行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有效融合，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也是改革政府行为的一个着力点。
第三，产城融合的最终落脚点是实现市民安居乐业、践行包容性增长。在过去相当长时间中，由于过度追求速度并高度依赖投资，造成了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使得利润占国民收入中比重过高，而与此对应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占比过低以及劳动者社会流动性不足。这就导致了我们国民收入分配的差别，久而久之造成了社会不公平。这种格局如果长期持续，会强化两级分化，使得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常州通过民本的制度设计，在保障起点公平、均衡发展、切实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等方面下功夫，成为全省、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差距较小的地区，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新常态，新方向。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并观察改革的进展。以城市为单元进行产城融合的改革探索，正在稳步、坚定地展开。这是一幅壮丽的转型画卷。
产城融合，增强综合改革穿透力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过去十几年我们城市有很大的进展，无论是人口战略、城市的比例，还是城市规模的扩大，都令人瞩目，对这个变化有很多人点赞，也有很多人吐槽。产城融合的综合改革目标清晰、简单，围绕增加城市内涵的产、城、人三个核心议题，穿透力就强。常州是江苏确立的产城融合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期待做出这样的融合精品。
聚焦产业的品质革命。尽管在经济下行期，但是制造业是我们所有行业繁荣的基础，全球化大有机会。去年8月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了《全球制造业成本变迁报告》，如果以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为100，那中国是96，只比美国低4个点。但我们的比较优势依然明显，一个是成本优势，另一个是独到性优势。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国开拓新兴市场的潜力巨大。面对经济减速的现实，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都要紧抓新机会，发现新市场，寻求新突破。常州智造的高铁走进全球市场，说明现在的“中国制造”不仅仅靠的是China
price，更积累了资本、技术，这就是学习曲线。常州一家企业生产的手机讯响器，成为全球隐形冠军。如果把这样的变革凝聚起来，有的是市场，品质好的东西一定有市场。小米为什么这么火，就是把东西做得好而已。我们钢的产量过剩差不多要把行业压垮，但是小到一个指甲刀却做不过日本人。品质革命将会激发我们巨大的制造潜力。所以无论是制造业的品质、服务业的提供便利，市场都非常广阔。
城市的空间集聚再布局。城市，从来以影响力、辐射力论英雄，而不以总量、范围大小论短长。从实际出发，我国城市化的下一程，要对密度、集聚、便利以及更广义的城市生活质量给予更高的关注。产城融合的关键在于破解产城不融合、大城市病等上一程城镇化留下的问题，其中的经验教训，也非常值得总结。但更重要的是面对未来，以问题导向的态度推进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形象一点说，在撑开的城市骨架上好好长点肉，好好发育城市肌体，是产城融合的重点。否则，城不像城、乡不像乡，哪里谈得到外溢、辐射与影响力？在国际城市理论的思想潮流中，有一种“紧凑城市”(compactcity)的主张，反省了城市蔓延带来的生活不便利、环境不友好，反其道而行之，倡导更充分利用现代技术与管理，通过合理提升、而不是降低城市密度，来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成长。日本的六本木HILLS，一共11公顷的地面，建成76万平方米的各式建筑，集家居、办公、商业、餐饮、社交、艺术展示、图书馆、学院、酒店、媒体、出行枢纽等所有你能想到的城市功能于一身。就在这么一个步行可及的范围内，常年居住着800户人家约2000人，每天有2万名各行业员工在此上班，每年有4000万人次的观光客和消费者上门。54米高演艺厅的楼顶，居然一片田野风光，种树种花种草之余，还有一方水稻田！什么叫城市化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你到了现场就知道。
让“城市事业家”活跃起来。城市是人的城市，以便利人的活动为上，以人气为王。城市发育的设施硬件等“骨架”一旦撑开之后，关键就转到有没有一批“城市事业家”能组织更积极活跃的城市生活。要尽可能创造让创新创业人才聚集的知识生产空间，集聚起大学和研究所、一批创新产业园、一批创投基金和一批创新公司，集聚起创新“群”的环境。上一程我国的城镇化，似乎比赛的是谁家征地多，谁家新区远、马路宽，谁家的建筑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到了换赛季，要比一比新本领，赛一赛哪个城市、哪一个街区、哪一个建筑群的人气更旺，活性化程度更高，经济文化活动的品质更好，让普通市民生活更便利，宜业又宜居。
工业智能改造升级的常州路径
孙肖远 顾新华
常州作为长三角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明显加快了工业智能改造升级步伐，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成效初显的智能制造发展路径：
一是走一条促进产业集聚的内涵式发展之路。常州提出重点打造“十大产业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采取规划引领、政策引导、强化服务等方式，通过“建链”、“补链”、“强链”等途径，纵向上全力延伸产品链、技术链、价值链，横向上推动产业链企业之间相互聚合、融合、耦合，促进产业集聚高效发展。
二是走一条增量带动与存量优化并举的价值提升之路。按照产业链发展的要求，瞄准国内外龙头型、关键性的大公司、大企业，通过引进一批整车、整机、终端类的大项目以及关键零部件、核心配套产品的好项目，推动新兴产业裂变式发展。大规模改造提升冶金、纺织、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大力提升制造工艺和装备水平，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高端攀升。
三是走一条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产城融合之路。依托产城融合试点试验平台，积极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十大产业链”和现代服务业等现代产业体系推进机制，促进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双提升”；推动三次产业的价值链向高端攀升，促进高端产业与高素质人口“双集聚”。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产城融合体制机制，加快人口资源、产业资源、空间资源的平衡配置，推动生产、生活、生态的良性互动和深度耦合，以现代城市的形态满足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和高素质人口的生活需求。
常州工业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小企业数量众多，转向快、活力强是一大优势，但改造升级面临着产业散、融资难、人才缺乏等问题掣肘，需要培育一批大企业大集团，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整合集聚作用。常州普遍企业规模虽小，但细分行业的“单打冠军”却有不少，需要通过组建紧密型的产业联盟，扩散其品牌效应。推动企业集中、产业集群、资源集约、功能集合是提升工业经济整体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产业之间、企业之间、产品之间分工科学、协同配套、合作共享的工业智能改造升级重要路径。智慧制造是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一种新型工业形态，可以说，是追求高度自动化的智能制造的升级版。智能制造需要嫁接智慧服务，才能升级为智慧制造，而智慧制造需要以智慧城市为重要支撑，智慧城市一般又是以智慧制造为经济基础。由此可见，推进智慧制造和智慧城市一体建设，是常州实施“产城融合”发展战略的目标指向和具体要求，也是常州在制造领域“互联网＋”创新走在前列的必然选择。
实现由智能制造向智慧制造的转型升级，需要把发展智慧服务作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一大重要内容，实行工业智能改造升级双轮驱动。制造是工业城市的主要功能，工业城市未来发展仍然改变不了这一功能，但内涵会发生很大变化。常州的工业城市定位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其特有的禀赋所决定的。智慧制造是智慧工业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智慧工业城市的智慧不仅表现在城市管理上，更应体现在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的企业智慧化上。智慧制造通过大批量定制技术、分布自治制造技术、智慧制造装备等，使企业小型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智慧工业城市按照企业智慧化的特点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的空间布局，使企业的生产更具高效性，使员工的工作和居民的生活更具便利性。从根本上说，人的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智慧化程度，智慧工业城市建设是以发展智慧制造为目标，通过提升城市人的创新能力来推动企业的智慧化。因此，推进智慧工业城市建设，一方面要通过对城市中的制造企业进行科学布局、集成优化，提高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对制造企业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和谐和生态环境进行统筹协调，增强制造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提升员工职业道德修养和创新能力。
常州工业经济在智能制造方面已经走在前列，能不能升级为智慧制造，取决于制造服务业发展的智慧化程度。智慧制造的核心是通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改变企业内部之间、企业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交互方式，以提高交互的明确性、灵活性和响应程度。智慧制造企业依靠互联网、无线网、物联网，连结感知层、数据层和应用层的数据，汇集来自各用户、各企业、各种设备、各个流程和系统的信息，感知与企业息息相关的各种信息，并对信息的处理分析作出快速响应。智慧制造企业具有海量数据和关系的清晰化、企业管理和控制的精确化、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高效化、人机协同的有机化等特征。制造包括生产和服务两个环节，工业化时期注重的是生产环节，而生产加工环节往往处于产业链利润的低端，获取高端利润需要发展基于智能制造的智慧服务，实现生产和服务的智慧一体化。发展生产环节的智慧服务，就应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研发设计的工具，优化开发流程，加快产品的开发周期；运用信息化手段将企业物流与采购、生产、销售无缝对接，对企业的所有物流活动及商业活动进行优化集成，提升产品流通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发展制造服务环节的智慧服务，就应在业务外包、系统设备远程监测、系统维护与故障诊断、制造资源维护、数据管理、呼叫中心、后台服务等方面大量运用信息技术，构建面向产业集群的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
（孙肖远：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顾新华：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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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5-12-14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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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5-12-14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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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觉得吴晓波这个折伤没什么档次，但最近觉得此人好像又找回些良知，也许被骂后反省了，欢迎类似的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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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阅读并同意、中的全部内容！外行人如何评价一个学者的水平——和陈安兄商榷和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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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系统分类:|关键词:外行人,评价学术成就|
& &外行人如何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压根评论不了！比如让我评价物理、化学、数学等领域学者的学术水平孰高孰低，纯粹就是老太太玩变形金刚——瞎掰。但即使瞎掰，可能也会凑热闹跟风胡喷乱评一气。 & &那作为一个外行，我是如何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呢？陈安兄替我给出了答案。昨天看到安兄的博文“”，这篇博文本来是写饶毅教授的，结果把我也顺带捎带了几句： & 【自觉以下结论没有什么偏爱：中国所有的大学数学系加起来的成就都无法和中国科学院数学方面的成就相比。当然，说到这里，赵明老师肯定不同意了，他喜欢谈奖励和多长时间的报告，他一定会列举彭实戈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面的一小时报告，尽管赵明兄对于彭院士的科研工作究竟是什么应该是不了解的。】 & &陈安兄说得没错，我作为数学外行，评价一个数学学者学术水平的高低的确是看这个学者所获得的奖励和多长时间的报告。我知道陈省身、丘成桐是华人里面数学最牛的学者之一。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知道陈省身获得沃尔夫数学奖，丘成桐获得过菲尔茨和沃尔夫双奖。而这两个奖项恰好是数学领域的最高奖，是有数学界业内人士评选出来的。而获得这两项大奖的学者基本都是公认的大师级人物。比如柯尔莫哥洛夫、怀尔斯、佩雷尔曼、陶哲轩等。 & &当然我也承认，没有获奖的学者未必就比获奖的学术水平低。因为只要是评奖，而且是人来进行评奖，就一定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就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 & &但对于像诺贝尔奖、菲尔茨奖、图灵奖这些学术界公认的最高奖项，再看看这些获奖人以及他们的学术成就，基本上是名至实归。正如最近几年每次诺奖开奖前或开奖后，科学网一些内行博主都撰文评价获奖人的学术水平，基本是众望所归。这也充分说明这些大奖是比较公平和公允的，是得到业界人士高度认可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外行人通过获奖来评判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应该还算靠谱吧！ & &至于评价那些未获奖的真正高人，那是内行人的评价，我们压根就不知道或者只能转述一下别人的评价而已。 & &另外，对于在世界数学家大会邀请做多长时间的报告问题，这也是数学界公认的评价一个数学家学术水平的一个很高的标准（公认的顶级会议才算，一般的会议不算数）。因为很多数学大师都曾被邀请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做过一小时报告。我也仅仅是曾经拿这个数学界公认的标准和安兄理论了一下而已，结果让安兄抓住不放了 & &被世界数学家大会邀请做分报告的中国学者也就十几位，包括华罗庚、冯康、陈景润、吴文俊等大家。而山大的彭实戈院士在年召开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上被邀请做小时报告，也是至今为止大陆数学家第一人。这最起码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彭院士在金融数学领域做到了世界级水平，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当然，我并没有说彭的成就可以和华罗庚、冯康比肩，可能还差不少。 & &如果一个学者神马奖都没获得，业界的世界顶级会议也不被邀请做报告，那么这个人的学术水平和在业界的地位到底几何？我们这些外行人是不可能评价的。除非内部人透露给我们这些外行，说这个人实际上水平特高，但对这些奖项和报告从不感兴趣，属于大隐隐于朝的江湖高人。 & &最后，安兄在这篇博文里写到：“中国所有的大学数学系加起来的成就都无法和中国科学院数学方面的成就相比。”。这句话我也基本认可，因为中国大学数学系加起来的成就都无法和华罗庚、冯康的成就相比。就好比全世界物理学家的成就加起来也未必有爱因斯坦的成就大。 & &至于安兄在博文里批评饶毅教授跨界评论北大和中科院的数学水平孰高孰低那句话“北大的数学如果不是比科学院数学的整体要好的话，也是差不多。”，我到认为那不过是饶毅转述北大数学院有关教授的评论而已。我断然不相信是饶毅教授自己做出的独立评价！ & &北大数学学院现任院长是丘成桐的大弟子田刚院士。实事求是的说，田刚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和水平不知道现在中科院数学所有谁可以相媲美？中科院在后华罗庚、冯康、吴文俊、王元时代，还有哪位数学家能挑起中国数学界的大旗？还有几个才俊能横扫北大、复旦、南开数学学院？我们这些个外行还真不知道。还有请陈安兄列出名单和成就，给我们答疑解惑。 & &所以在这里也向安兄请教一下，外行人如果不靠获奖、报告时间、高影响论文、内行人透露这四条路径，如何评价一个非本专业领域学者的学术水平高低？ & 当然，可能还有第五条路径，那就是摒弃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老观念，自己宣传自己。比如科学网博主都知道安兄是中国应急管理第一人；孤魂兄的成果遥遥领先世界水平5、6年；小邪秀清兄的黄氏理论；刘岩兄是N多国家的外籍院士和N多国际顶尖杂志的编委；民科陈楷翰的环保技术号称国内第一等等。至于他们各自是否获得了行内专家的认可，我们这些外行人就不好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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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者这样评价某国政治制度演进：“较少的腥风血雨，较少的声色惧厉，较少的深思高论，只有一路随和，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着障碍走，怎么消耗少，怎么发展快就怎么走，……温和中包含着刚健，渐进中累积着进步。”他评价的是近代的哪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建立（&）A．英国4 Y+ c7 C, L) `B．德国* I2 B5 C5 E; c- Q, D; NC．美国* e! J9 V( X' P& D/ G9 _$ TD．法国# H, i% \" @$ N$ f8 @; V( d
解析试题分析：分析题干所描述的这种演进特点，再联系所学史实，德国经过了三次王朝战争，美国经过了激烈的独立战争，法国经过了巴黎人民三次大起义，才确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以都不符合题干所描述的特点。只有英国经历了温和的“光荣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以答案为A。考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点评：此题难度中等，解题关键是准确理解题干所述这种政治制度的演进特点，再在熟练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分析各个选项。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如何评价一个学者
　　对于一个学者，首要的评价标准不应该在于他是否有“良知”，而在于他为社会提供了多少“真知”和“新知”。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6/view-2159577.htm　　 　　最近一个叫冯军旗的青年学者受到很多关注，他在北大社会学系所作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引起了很大反响，其核心内容发表在《改革内参》和《南方周末》上。在最近的几次饭局上，许多朋友都问我，你看冯军旗的这篇论文写得好不好？在我看来，这个作品很难简单地用好或者不好加以概括，因为判断好或不好的标准太多了。如果将这个作品当作报告文学来看，那么这个长达25万字的作品毫无疑问是一个好作品，因为它的第一手资料丰富，数据详实，叙述也很有现场感，阅读趣味浓厚。更重要的是，它以“中县”为例对中国基层的政治生态做了细致的解剖，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基层政治增添了许多认知价值。如果将这个作品当作新闻作品来看，那就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了。冯军旗以两年的挂职锻炼为基础进行经历创作，无疑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如此深入的调研报告，比起许多记者浮光掠影的报道更有专注，更有力度。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中县干部》都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然而，若是从学术论文的角度来看，《中县干部》则不怎么合格。因为学术的标准与报告文学和新闻作品的标准不同，它更强调知识的创新性。如今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年代，信息到处都是，而一个学者的任务，就是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新知”。何谓“新知”呢？比如某个事实社会普遍是不知道的，而你的研究揭示了这个事实，或是表面上大家知道某个事实，但你通过研究，给社会提供了重新认识和解释这个事实的新角度。一个学术作品的好坏，不在于其文字有多少，或是资料有多翔实，而在于它为社会提供了多少有说服力的“新知”、“新见”。再看冯军旗的《中县干部》，叙述很详细，资料很丰富，但结论是什么呢？是中国官场盛行裙带关系，许多干部子女进入政治系统。这个事实，中国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像王跃文这些人的官场小说把该讲的都讲了，因此冯军旗的论文并未给社会提供多少新知识或是看问题的新角度，因而以学术标准来看，其作品并没有多么出彩。 　　当我讲出上述观点之后，饭桌上就有朋友跟我抬杠了，说中国的许多学者都没有将研究精力放到这方面上，而冯军旗这么做了，因此他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请大家注意，这位朋友用了“良知”这个词，他说的当然没有错，从这个意义上讲冯军旗确实做得很好。我们知道，有些职业是具有道德代表性的，比如法官、检察官，因此我们可以形容他们有良知。而对于一个学者，首要的评价标准不应该在于他是否有“良知”，而在于他为社会提供了多少“真知”和“新知”。而如今中国许多人在赞扬一个学者多么优秀的时候，往往不谈其在知识上的创造，而大谈其道德有多么高尚，令人啼笑皆非。 　　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在于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而在于缺乏具体在什么尺度下品评好坏的标准。对于冯军旗这样的青年学者，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我们以一个公共的、民间的标准来评价他，说他“有良知”；而对于韩寒这样的公共明星，一个带有很强的商业色彩和娱乐色彩的人物，我们却又用学者的标准评价他，要求他思想深刻。这种标准的错乱，造成了许多无谓的争吵和混乱的评价。 　　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错乱，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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