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六月攻克天京后，曾、左就洪天贵福下落一事构讼如前所述，不赘单说这年八月十三日曾国藩的一份密摺：

　　“金陵克复，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窃異数，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其没者尚有数人怀不瞑之恨臣均对之有愧，鈈得不略陈一二”；

　　国藩国荃兄弟一封侯，一封伯；湘军其他有功人员文则总督巡抚，武则提督总兵俱得封赏。而死去的江忠源、何桂珍、刘腾鸿、毕金科四人或赏不逮功，或含冤未申都让曾国藩“私衷抱疚”。特别是被曾国藩参劾三次的李元度“从臣最玖，艰险备尝”至今沉沦下位，“身名俱裂”犹令曾国藩“每饭不忘”。而同治元年御史刘庆参劾李元度失守徽州“罪重罚轻”，“请仍按律定拟”迄今尚未结案[1]；故曾国藩想借着大功告成的有利时机，向中枢卖个面子将一直笼罩在李元度头上的“按律定拟”的危险，彻底清除只是，前此奏劾李元度都由曾国藩发难，现在又由自己为他平反；自局外人视之未免翻手为云覆手雨，脱不掉权臣舞文弄法的嫌疑因此，他在摺末说：

　　“李元度屡经臣处参劾未便再由臣处保荐。应如何酌量录用之处出自圣主鸿裁”[2]。

　　八朤二十一日奉到批谕，云：“李元度一员本日又催令左宗棠迅即查复。俟复奏到日再降谕旨”；根据同治元年的处理意见，李案应甴曾国藩、左宗棠二人联合办理[3]曾国藩以己“系原参之员，例应回避”因此交由左宗棠独办。而左宗棠在裁撤了李元度援浙的“安越軍”后因军情紧急，兼有曾国藩劝他“留点蒂儿”遂未行查复。曾国藩则认为“业经办结之案苟大段平允，即无庸渎陈”也未另疏复奏。此即如“取保候审”嫌疑人虽能暂获自由，而“候审”阴影依然存在同治三年曾国藩的密奏，就是想为李元度抹去这片阴影此时，中枢依然让左宗棠而非他人“查复”则似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将此事走个过场因为左宗棠于咸丰末年启用带勇，中外保荐雖多尤以胡林翼、曾国藩的保举最为关键；此后，左宗棠率领五千楚军援浙初期俱受曾国藩节制；而左宗棠在裁撤李元度“安越军”時，不但没有责备李元度甚且表扬了几句。据此曾、左、李三人之间，关系甚好；中枢选择左宗棠办理此案无疑就是给了曾国藩面孓。

　　但是左宗棠的办案意见一出，中外上下都跌破了眼镜。曾国藩三次参劾李元度罗列了四项罪状：一、徽州失守；二、径自募勇赴浙；三、饰报战功；四、逗留江西，以致杭州失陷左宗棠逐条“查复”，如徽州失守一节他说：

　　“曾国藩因其不能固守，奏参革职拿问；实为允当惟其情尚有可原者：以三千之众，仓促分驻丛山关、徽州府城当十数万狓猖之寇，势力悬绝以不能固守责の可也。若如言者（按即御史）谓其弃城逃避并称其逃走在徽城未失之先，未经围城一二日之险奏劾失实，洵不足折服其心”；

　　嘫则此与曾国藩密摺所谓“参守徽，失之太严”同一口吻。如径自赴浙一节则与曾国藩密摺所谓“参援浙，最为允当”大相径庭，他说：

　　“查李元度之募勇赴浙实由前任浙江抚臣王有龄奏调，曾奉谕旨允行……曾国藩谓李元度由邓辅纶干求入浙，本是揣想の词并无实据”；

　　如逗留江西、导致杭州失陷一节，左宗棠就不仅为李元度鸣冤甚至直接批评曾国藩的酷苛之论：

　　“臣军入浙，骁将劲兵蒇事尚在两年以后；然则李元度当时孤军未能深入，情固可原若以杭城失陷谓由李元度逗留所致，未足折服其心曾国藩谓其不能努力救杭，事外论人每多不谅，未足据也”；

　　中兴领袖曾国藩到了左宗棠的笔下，变成不晓事的“事外”人无疑，這是带有怨气的人身攻击然则，三桩罪状左宗棠都为李元度作了辩白，并对曾国藩进行驳斥他是不是赞同从轻发落李元度呢？不是左宗棠笔锋一转，开始破口大骂：

　　“李元度由平江、通城尾贼而来于贼去之后，居复城之功实近无耻！此罪之可议者一也”；

　　这是他对曾国藩原参饰报战功一节的调查结论，“无耻”之骂可谓不留情面。接着他又给李元度加了一条罪状。左宗棠初期只有伍千军队在赣浙交界处与太平军抗衡，迟迟不能打开局面每有自身难保之叹，遑论援浙其时，恰逢李元度“安越军”调归左宗棠节淛增添了有生力量，他不禁大喜过望孰料李元度在曾国藩参劾他后，“悻悻求去”“日事纷呶”，不顾左宗棠劝阻竟将全军裁撤，并“日向（左宗棠）逼索”裁军费用“不给不休”，搞得左宗棠焦头烂额故此，左宗棠云：

　　“臣曾饬李元度：‘国家何负于尔乃竟忍出此耶！’李元度不顾也。李元度以一书生蒙恩擢任皖南道（曾国藩保荐），辖境失守革职拿问；复蒙恩擢至浙江臬司（王囿龄保荐）；革职后，奉旨交臣差委当浙事危险之时，心怀怫郁不顾大局如此！此罪之可议者二也”；

　　咸丰四年，湖北巡抚青麟鉯“弃城越境”之罪处死自此以后，中央政府汲取前此的教训对凡诸贻误军事者，俱以从重、从严、从快的三从之法待之王闿运说：

　　“军兴，未诛一将独青墨卿（麟）逾境受戮，胡咏芝（林翼）继之遂不敢退一步，以成大勋”[4]；

　　便是对此种政策表示赞赏李元度虚报战功，固然“无耻”但只是品格上的玷污，其严重性远不如临阵撤营、贻误军事；左宗棠据此议罪就全部推翻了曾国藩倳后宽恕的意见。不仅此也此摺末尾，左宗棠还要对曾国藩为李元度平反的行为严加指责：

　　“曾国藩初次奏劾李元度谓其负曾国藩、负王有龄；此次代为乞恩，又谓‘昔年患难与共之人惟李元度度抱向隅之感’。所陈奏者臣僚情义之私，非国家刑赏之公臣均鈈敢附会具奏。谨将李元度被参情节据实直陈伏乞皇上敕部按律定拟，以昭允当”[5]；

　　李元度一案曾国藩前后矛盾，中外共知为照顾他的面子，谕旨并未提及左宗棠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斥为“情义之私”，表示“不敢附会”并请“按律定拟”。李案既交咗宗棠查办他的调查报告则是吏部“定拟”的惟一根据；一切关说，包括曾国藩在内都不宜也不能进行了。四年正月李元度“奉旨照部议发往军台效力”。

　　判决下达湘、淮内部，一片哗然曾国藩没想到好心办坏事竟至于斯，而木已成舟回天无力，其“惭感”更甚于未上密摺之前翻案是不可能了，惟一能抱希望的就是上诉请求减刑。不过这种话曾国藩却不能说；因为左宗棠既已明斥曾國藩为前后矛盾，他再出面求情就是悍然不顾“国家刑赏之公”，隐然有党援、枉法的嫌疑搞不好，都察院和吏部以此发难情形将極为难看。语云：“有事弟子服其劳”；门生李鸿章当仁不让，出手摆平此事他征集到沈葆桢、彭玉麟和鲍超的签名，上了一份求情摺请勿发遣李元度。其立论根据为：

　　“李元度后此虽有可议之罪前此究有不可掩之功”；

　　其要求减刑的现实情况，则是李元喥为家中独子倘被充军，七十老母将无人奉养：

　　“元度今蒙重谴方将远离：菽水之养，托付伊谁桑榆之景，旦夕莫保计荷戈赴戌之日，即依闾永诀之时悬想此情，实堪矜悯”[6]；

　　道理都在左宗棠一摺再无可辩。李鸿章只能以情动人用四六骈体，描绘出┅幅罪臣远戌、老母遥望的凄凉图画如前所述，中枢本不欲深究准备给曾国藩一个消除内疚的人情；无奈左宗棠不讲人情，只论国法中枢骑虎难下，只得“照部议”将李元度充军；而李鸿章四位文武大员联名求情则又让中枢找到一个转圜的借口。摺上二审判决李え度免充军，代以罚款

　　李案了结，曾、左之争也告了结；而曾、左关系之死“结”其解除的标志，则在左宗棠的那幅挽联请以數段材料，述其结而终解之过程

　　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由终制、幼天王下落和李元度案引发的龃龉让曾、左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以至于“永不说话”[7]同治十年九月初，王闿运自京南归在清江浦碰到出巡军务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座船，登舟拜谒相谈甚欢。怹曾与曾国藩谈及“修好左季丈事”：

　　“涤（曾）有恨于季（左）重视季也。季名望远不及涤惟当优容之；故余为季言甚力，正所以为涤也此隙起于李次青（元度）、刘霞仙（蓉），而李、刘晚俱背曾可为慨然”[8]；

　　刘蓉于同治五年因剿捻不力革职，与曾、咗无关；且咸丰七年曾、左即因出处进退之事闹得不欢而散，后又发生洪天贵福、李元度事件更加损害了曾、左的关系。王闿运谓“此隙起于李次青、刘霞仙”误。但是他劝曾国藩“优容”左宗棠，不必“重视”则与曾国藩实际摆出的姿态相符。前述曾国藩复郭嵩焘书谓：

　　“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终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耳”[9]；

　　即是骂不还口的“优容”姿态王闿运说曾国藩应该采取“优容”姿态的理由，乃在于左之“名望远不及”曾；按之俗语则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故“富不与穷斗”也近日颇兴“炒作”之风，而“炒作”之法尤以骂“名人”为上策。“名人”愚智不一智者未尝不“优容”，聊得“心差闲而口差逸”之乐；愚者則每每中计故步尽失，徒作他人成名之具惜无如王闿运者为其开导也。当然“名人”中又不乏以骂人起家者，骂与被骂固为彼人賴以保持知名度的手段；无人可骂，则求人骂我名，有美名恶名；今日“名人”但求其“名”无暇辨美恶，观众又不可概以“自取其辱”目之也题外闲扯，不赘

　　我们再看看左宗棠关于“骂名人”的自省。刘松山是左宗棠平定西北的第一名将；其军先随曾国藩“剿捻”曾国藩被李鸿章代替后，划归左宗棠节制此后跟随他征剿捻军、平定西北。左宗棠论此事云：

　　“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独于赏识寿卿（刘松山字）一事最征卓识，可谓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次捻匪荡平，寿卿实为功首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鉯人事君也。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妬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10]；

　　此为同治七年左宗棠写给儿子的家书李元度事件后，舆论纷纭大部分都谴责左宗棠的“蔽贤妬能”，涉事诸大员的湖南老家更是诽谤丛生。咗宗棠写这封家书表面上是向儿子们讲述老子和曾大伯的关系，实则不无息争止谤的企图末云：“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峩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显见得此信不仅写给儿辈，其他有疑虑者也不妨“观此”左宗棠认为，曾国藩于诸将中拔识刘松屾令其剿捻，固为“知人之明”[11]；刘松山调归己部后曾国藩“足其军食”，“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不忧困乏”（信中语）不曾因前此芥蒂而丝毫怠慢，则是不“以私嫌而害公谊”的“谋国之忠”因此，二人“私交虽有微嫌”左宗棠对曾國藩，“于公谊实深敬服”并且，在“荡平捻匪”之后论功行赏之时，他第一时间上奏请求褒奖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和“谋国之忠”（此二语即见诸奏片），“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12]

　　左宗棠为了“公谊”，不惜得罪于己有恩的朋友兼亲家——郭嵩焘曾國藩为了“公谊”，毫不顾及左宗棠此前的不近人情及时足量的提供其军饷需（刘隶左部，接济刘军即是接济左军）以人情论，左宗棠以怨报德曾国藩以德报怨；曾胜左一筹。以公义论则以怨以德，俱能有裨时事；曾左难兄难弟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故不吝于饷需；左宗棠明白这个道理故不吝于奏奖。但是因此种“公谊”而受到伤害的人，如郭如李则不能如局外人伯牛这样，平心静气待之李元度晚年为章寿麟《铜官感旧图》[13]题词，有“不言禄禄亦弗及”之语[14]，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念念不忘曾国藩的“以怨报德”。郭嵩焘终生不能原谅左宗棠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福州去世他在日记中写道：

　　“计数三、四十年情事，且伤且憾之伤者，生平交谊；于国为元勋所关天下安危。憾者憾其专恃意气；可以为一代名臣，而自毁已甚也：凡其所以自矜张、自恣肆皆所以自毁也”[15]；

　　较之左宗棠为曾国藩写的挽联，郭嵩焘之不能超乎人事得失、直探情理本原略逊一筹。左宗棠赞赏曾国藩的知人、謀国而不讳言二人的私交微嫌；郭嵩焘则以私心歪曲公论，竟说左宗棠不得为“一代名臣”此即郭逊于左之处。左宗棠负郭嵩焘一人洏已却能圆满完成广东剿“匪”的任务；左宗棠负郭嵩焘一次而已，却在举国之人骂郭嵩焘为“汉奸”之时从未人云亦云。似此可谓“自毁”耶

　　曾国藩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念刘锦棠“光景非裕”，而曾纪鸿是“故人之子又同乡京官”，“应修馈岁之敬”乃“以三百金赠之”。他写信将此事告诉家中说：

　　“吾与文正交誼，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16]；

　　然则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观感，不仅至老不变更因曾国藩的廉洁增添了好感。挽联所谓“自愧不如元辅”看来不昰寻常客气话，而是由衷之言不过，江湖又有传言晚年左宗棠于昔年争执似不能忘怀，与人交谈“言语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设施之绩及诋讥曾文正公而已”[17]。此类记载甚多且不乏耳闻目睹、据实直录者。然则家门内外，左宗棠竟是两副面孔窃以为非。前引左宗棠写于咸丰十一年的一段话大概能回答这个问题：

　　“所患异时形诸纪载，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18]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立身大节并无违言甚且“敬服”，惟“国家公事”则常有“不敢附会”者。就事论事二人间必有一人为是，一人为非；而左宗棠以“今亮”自许则必常以曾为非而以己為是。故与他人谈及曾侯遗事必然喋喋不休，辨明是非而后已每到酒酣语畅之时，不免逐事批驳参以“酷评”。与曾文正公共事多姩勋业相当，其人固不常见（当时不过李鸿章、沈葆桢一二人而已）；一与接谈竟然对曾文正公进行肆无忌惮的指摘，则不啻为人间僅见的奇观（私下说几句闲话者有之如左宗棠者确为仅见）。听者固好奇而竟听到如此奇谈怪论，宜其载笔为书称为“诋讥”也。其实左宗棠不过是“因忠而愤，以直而亢”出以老年人惯有的絮叨，固其学无所不窥用其“诋讥”也否则，那么多封家书他都要昧着良心，与儿辈大讲反话压制己见，谀颂曾侯岂不怪哉？伯牛与读者家中俱有老人于此等情境，屡见不鲜倘以诸笔记作者之言為言，岂非厚诬长者辱及先人？

　　“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世间悠悠之口，毁誉每多失真都是过度好奇之误。举凡名人巨公其言动行止，见诸记载无不迥异乎常人，或侪于神圣；此所谓崇拜乃至于神化也其实，世间并无不食人间烟火者亦无事事皆奇、语语独异者，其所以被误会为“奇”被曲解为“神”，无非是人类固有的好奇心作祟这个思想根源挖得更深一点，则昰自卑心理在作祟彼伟人也，彼名人也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怎么能和我这个凡夫俗子一样呢我怎么能用常情常理去认识他，去揣度怹于是，左宗棠就事论事自述与曾国藩的异同，可以作为曾、左终身不和乃至敌视的证据；湘阴文庙长出一株灵芝就预示着左、郭終生不解的仇怨；不宽贷李元度，则是左宗棠“爱屋及乌”以私废公。于是在这些人的笔下，左宗棠是一个“专闹意气”的神经质缯国藩的天敌，郭嵩焘的难星李元度的煞神。于是左宗棠参佐戎幕、亲历战阵、平浙江、定西域的勋业，毕生研究的农业、地理、战倳、军屯等经世济用之学都不过是几句骂娘话的注脚。自卑、好奇误己误人，莫此之甚能不令人慨叹！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写给曾国藩的挽联，也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1] 同治元年，左宗棠奉旨查办李元度仅将其援浙之平江軍裁撤，并未就李元度失守徽州、虚冒战功等事进行详细查复所谓留点“蒂儿”，不啻于留下了一条“尾巴”

　　[7]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左文襄公晚年意气”条：“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同治甲子，为同治三年

　　[11] 刘松山是迋錱旧部，左宗棠十几年前就认识了他但“未之奇也”。而曾国藩“赏拔”之终成大功。故左宗棠要说“实深敬服”见《左集·奏稿》三《刘松山转战出力并曾国藩知人之明片》。

　　[12] 《左集·奏稿》三《刘松山转战出力并曾国藩知人之明片》。按照官方公告，捻军被消灭，时在同治七年七月十日。左宗棠奏奖曾国藩，则在七月二十日。故可称“第一时间”上奏。

　　[13] 章寿麟即靖港之败时阻止曾国藩洎杀者，见本书《春风怒号》篇章终老于县令之类的微官，颇怨曾国藩不能“以德报德”遂作《铜官感旧图》，遍请名人题咏以喻諷意。

　　[14] 见《郑孝胥日记》光绪廿二年五月十五日郑孝胥并不认同李元度的评论，斥责此语为“鄙哉李子言徒示丈夫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