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战场
第08章 难忘，生死线上那情，那泪，那大爱
　　★云山战斗，一块弹片打在我脑壳上
　　云山战斗，是志愿军三十九军入朝作战的第一仗，也是我入伍后第一次走上战场与敌人面对面搏杀。想不到，第一次上战场我就负了伤。
　　那天夜晚，我跟随机枪连二排的两挺水压式重机枪，支援担任突击任务的尖刀连四连作战。
　　突入到云山街区后，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我在机枪射击位置的右侧，正忙着帮助往机枪上装填子弹时，突然感到右边头皮像被刀子划了一下似的刺痛，棉军帽也好像是被人往左边推了一下，随后就感觉有一股热流顺着右眉毛流向右脸颊。当时，我一点也没在意，注意力全在赶紧装子弹上。
　　战斗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中。为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掩护步兵冲击前进，机枪必须猛烈地射击。机枪射击的速度太快了，机轮上下猛烈地跳动，迫使我必须拼命地去装填子弹，唯恐延误战士们冲击前进的脚步，给战士们带来伤亡。那时刻，我思想高度集中，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也没觉得头皮有多刺痛，更顾不上抹去脸上流下来的东西。
　　热流顺着右脸颊流到了脖子里，我以为是因装子弹的紧张动作而流下的汗水。也没想，天那么冷，气温在零度以下，怎会热得流这么多汗。我感到脖子里湿漉漉、黏乎乎的，不舒服，便迅速抽手在右脸颊上抹了一把“汗水”，用力一甩。
　　“咦，汗水怎么是红的！”在机枪火光的映照下，我看见自己手掌上鲜红鲜红的，猛然一惊。
　　“是血！”我这才意识到刚才头上的刺痛是受了伤。
　　有了受伤的意识后，我感到头上的刺痛比先前厉害得多了，顺着脸颊不断流向脖子的鲜血也似乎更多了。
　　“你受伤了，快下去包扎，我一个人装子弹！”在我右侧的一个战士看见我满脸满手全是鲜血，知道我受了伤，边说边用力把我往右边一拉。
　　我迅速移动身体，离开机枪一米远，坐在地上。这时，我才感到有些惊慌，心情紧张起来。也就在这时，我才有时间观察了一下自己身处的战场，看见敌人发射的迫击炮弹一颗接一颗地落在离我约50米外地方。
　　“轰、轰……”炮弹在连续不断地爆炸，爆炸后的弹片在我头顶和我周围飞啸而过。
　　“噗、噗……”敌人为了压制我们机枪的射击，射出的子弹打得我们左右的尘土飞溅。
　　照明弹在天空升起又坠落，我们周围的空间一会儿明亮，一会儿黑暗。
　　在照明弹短暂的光亮下，看到自己的鲜血在流淌，我不免有些慌乱。
　　“快包扎，止血！”我努力想使自己镇定下来，赶忙用已沾满鲜血的右手把头上的棉军帽往左一推，取下帽子，准备自己包扎伤口。
　　照明弹又一次升起在空中，我看见帽子上有一个指甲盖大的小洞，准是刚才被弹片穿透的。我用手捏了一下帽子，一个指甲般大的硬片从棉絮里滑落下来。划破我头皮的就是这该死的东西！照明弹的光亮迅即熄灭了，我也没看清这个硬片究竟是炮弹爆炸后飞出的弹片还是被炸飞的石片？
　　我迅速从自己挎包中取出一个急救包。这是战前发给每个战士的，我的挎包中有6个急救包，是准备抢救别的伤员包扎用的。作为连队文化教员，连长指导员给我的任务有两项：一是抢救伤员；二是登记牺牲了的同志，并写一个条子放在他身上，让负责掩埋的人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我对这任务不满足，正好我跟机枪排二排的余排长很要好，所以我就跟着他，积极争取参加战斗。重机枪的构造我都熟悉，打响之后，我就负责装子弹。
　　按照出国前军医到各连队教给战士们的自救要领，我快速地打开了急救包，用消毒纱布紧紧地贴在正在流血的伤口处，用绷带紧紧地在头上缠绕3圈。
　　很快，血止住了。虽然头皮还在刺痛，但我还能忍受得住，看来我的伤还不算太重，至少脑壳没被打穿，不至于危及生命。我立即松了一口气，情绪也逐渐平静了下来。
　　这么快就包扎好了，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我剃了光头。
　　记得在入朝前的几天，按照连长和军医的要求，战士们一律要剃光头。
　　有些战士不解，到朝鲜去打仗，又不是去当和尚，为啥要剃光头？军医说，都是为了你们，战斗中如果头部负了伤，光头便于止血和消毒包扎。
　　当时，连队的理发员可是忙得不亦乐乎，日夜到各班去为战士们剃头。我是干部，按规定允许留个平头，但为了生命安全，我狠了狠心，主动要求和战士们一样剃了光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次负伤，我能够自己迅速地进行自救包扎，而且能很快止血，不正是得益于这当初一念么！要是那时留个平头，现在麻烦就大了，怎么能这么快就包扎好？我不禁心里暗暗庆幸。
　　我这么做也是受了老同志特别是排长们的启发。他们大都经历过多次战斗考验，有过负伤的经历，知道剃光头的好处，同时他们也是要用自己的行动给战士们做个榜样。
　　为剃光头，记得在各连几乎都曾引起小小的风波，就有那么几个战士“头难剃”，怎么说也难舍一头青丝。班排长们为此可费了不少口舌。他们现身说法，说我们是战斗连队，剃光头不光在负伤后便于止血、消毒、包扎，还有利于个人卫生健康。在战争条件下，是不可能经常洗澡的，头发长了生了虱子怎么办？我们不能因为头发而危害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那将会直接削弱部队的战斗力。战士们想想，对呀，不就是这个理么？想通了，头也就不再“难剃”了。
　　其实，一些战士一时难舍一头黑发也在情理之中。
　　人，天生就有爱美之心。战士们也不例外，他们毕竟不是和尚，而是20来岁的年轻人，内心深处自然隐藏着对自身美的渴望。在平时，留有一头黑发，显得漂亮又精神，他们心里会乐得美滋滋的。他们虽然表面上很少公开张扬自身之美，内心深处却是很在乎自个儿头脸的，就像他们在照相时那样，总得要把军装穿得整整齐齐，挎上冲锋枪，将自己打扮得十分精神、帅气、威风，然后再将那照片寄给自己的未婚妻或者亲人。
　　想想我自己，何尝又不如此？看着自己又黑又密的头发散落在地上，我也曾着实感到心疼可惜，有些不舍。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战争呀！上了战场，自己连命都可能要舍去，难道还舍不得失去头发吗？
　　哎呀，扯远了，还是回到当初负伤那会去。
　　“教员，你真够光荣的，枪一响，你就挂彩（负伤）上了。还没来得及给别人包扎，你倒先给自己包扎上了。”六班战士小李看到我头上缠着白色绷带，风趣地笑着对我说。听了这话，我却笑不出来，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知他是在赞扬我呢，还是在笑我缺乏战斗经验？
　　我确实没有战斗经验，头一回参战，枪一响就挂彩了，一时之间竟不知道下面我该怎么办：是退出战斗下去休息呢，还是继续坚持战斗？正在我犹豫不决时，突然敌人一束子弹从我头顶飞啸而过。我本能地一低头，心头掠过一阵惊怕。
　　隐隐约约地，看见指导员正猫着腰向我跑过来。他看见我头上缠着绷带，知道我负了伤。他弯下腰看着我的脸，轻声而十分关切地对我说：“教员，你伤得怎么样？要不要紧呀？如果实在不行，你就退出战斗，下去休息。”
　　在我心神不定的关键时刻，指导员这一声深情的询问，使我顿感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给我注入了勇气，给我增添了力量。
　　这时，我脑海中闪电般地出现了入朝前为战士们代写决心书的情景。几乎每个战士的决心书中都有这样的话：“要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战斗中，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每写好一份决心书，我就念给战士听一遍，战士就咬破手指，滴着鲜血，在自己的名字下摁一个血指印。每摁一个血指印，都使我激动不已。我自己也写了决心书，决心书中也有这样的话。决心书是我亲手交给指导员的。从交上决心书到现在才十几天。现在，我真的负伤了，难道我就不认账了，要食言？
　　“不！我虽然头部负了伤，但脚还能走，手还能动，我不能下去！”我心头猛然一颤，暗暗对自己说。
　　就在这时，在照明弹的光亮之下，我抬眼望见就在离我20米外的地方，有的战士手臂上缠着白色绷带，将一只手挂在胸前，另一只手提着枪，有的也和我一样头上缠着绷带，他们正急急匆匆地往前跑。他们都没有退出战斗，而是继续跟随自己的连队往云山城里冲击。
　　这情景，令我震撼，使我振奋！
　　“我的伤不要紧。”我猛地站起身，大声而坚定地对指导员说，“我的脑壳比钢盔还硬，炮弹也没能打进我的脑壳里去，我不能退出战斗！”说完，我就快步上前追赶重机枪，继续战斗去了。
　　“教员说，他的脑壳比钢盔还硬呢！”云山战斗结束后，听到有的战士在笑传我负伤后对指导员说的话。这笑声，带着几分赞许，也带有几分诙谐，俏皮而风趣。
　　其实，当时我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多想，就那么突然从嘴边蹦出的。也许，在我的潜意识中，隐藏着一种鄙视敌人的情绪：不是说你美军大炮厉害吗，怎么也没打破我的脑壳呢？但后来想想，这个战士在向前跑动中，被敌人射过来的一梭子弹击中，牺牲了。他是在离我不到10米的地方倒下的。我想，弹片力道再大一点，或者再低几公分，不是击中我的棉帽，暴露的部位，那我的脑壳再硬恐怕也扛不住的，好玄乎！
　　我还想，要是我们入朝时，部队能发给我们像美军士兵头上戴的那种钢盔，那我可能也就没有这次负伤，许多战士也可减少头部的负伤，没有必要非得剃光头不可了。但我们当时没有呀！我们只能用我们的劣势装备，倚仗不怕死的精神，义无反顾地冲锋搏杀。
　　我们的战士实在太可爱太可敬了！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经历了一次次凶险战斗的磨炼而变得坚强起来的。而我，还只是经历了这一次。我要向他们学习，像他们那样勇敢无畏地去走这条生死磨炼之路！
　　负伤后的第三天，指导员宣布，由于我在战斗中积极勇敢，轻伤不下火线，给我立三等功，并发给我200元朝鲜币，作为我这次的负伤费。
　　立功，得负伤费，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惊喜。我觉得自己首次参战实在很平凡，许多战士都是这样做的，也是每一个志愿军战士应该做也能够做到的。
　　发给我的两张朝鲜币，我觉得挺新奇，以前还没见过呢。我仔细地看了看，只见浅红色的纸币上印有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将军的肖像，还印有“100”的数字，代表100元，另有一些朝鲜文字，我就不懂是什么意思了。
　　对这两张纸币的价值，当时我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用它可以购买多少东西。当前战争这么残酷，老百姓生活物资极其匮乏，整个朝鲜看不到任何集市和商店，没有任何商品可买，更别指望用它购买能补养我身体的食品了。但这两张纸币毕竟表示了朝鲜人民对志愿军战士的心意，所以我还是将它收藏在衬衣口袋里。
　　就在我差不多完全忘掉这两张纸币的时候，想不到在我第二次负伤时竟还可以用它来表示一个志愿军战士的感激之情。
　　这是后话了。
　　★元旦凌晨，我倒在了马智里盆地
　　日，大约在凌晨1点，也就是在我们突破临津江8个小时之后，我跟随营司令部在马智里盆地跑步向南行进。
　　“轰、轰……”敌军的炮弹像爆豆一样在我们周围爆炸。他们占领着盆地环形山，居高临下，从三面集中火力向我们射击。
　　突然，我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跌倒在地上，我以为是脚绊着石头摔倒了，爬起来又跑了30米左右，再一次倒在了地上。我使劲想爬起来，却怎么也站立不起来。
　　腿！是腿有问题了，右腿还能动，左腿不听使唤了，想抬也抬不起来。我这才意识到可能是左腿负了伤，当时因为精神高度集中，在奔跑中也没感觉到疼痛。
　　“教员，你怎么啦？”后面传来营部医助的声音。他在我后面约20来米的地方跟着跑，发现我倒在地上起不来，便迅速跑过来。
　　“伤到哪里了？”医助弯下腰，两腿呈跪姿，紧挨在我身边。
　　“看来是左腿。”这时，我已开始感觉到左大腿根处刺心地痛，左腿部的棉裤管已经被血湿透。
　　医助迅速地从红十字包里取出剪刀，从我左腿膝盖处下剪，向上将棉裤剪开一条长长的口子，直达皮带下。看见了，伤口就在屁股和大腿连接处，露出了拳头大的一个洞，鲜血直往外流。这是被炮弹爆炸后的弹片所伤。医助判明伤情后，熟练而敏捷地用急救包堵住了伤口，用绷带对大腿根进行了包扎。
　　“注意，减小目标，你快卧倒！”我提醒医助。
　　敌人的炮火依然猛烈，炮弹爆炸后的弹片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子弹“噗噗”地落在地面，飞溅的雪土纷纷洒落在我们身上。医助采用跪姿为我包扎，目标过大，太危险了。
　　“不要紧，趴在地上不便操作，会延误时间，使你流血太多。”医助只顾给我包扎，全然不顾炮火的威胁。伤口包扎好了，他又用纱布为我捆绑被剪开的棉裤。
　　就在这时，他突然栽倒在我身边。
　　“医助！”我呼叫着。
　　他没有应声。
　　我拖着伤腿用力往前爬，尽量靠近医助，伸手去摸他的脸。医助已经停止了呼吸，没来得及哼叫一声。炮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和胸部，左胸部的棉衣被弹片打了一个洞，鲜血浸透了半个胸部，后脑勺淌着血，流向脖子里。
　　“医助！”我喊着，发傻似的看着他，心里非常难过。他的牺牲，完全是为了救治我。他个子高，跪在地上为我包扎，整个上半身直挺挺地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目标显然太大了。
　　我后悔，如果不让他为我包扎伤口，如果他能趴在地上慢一点为我包扎，本是可以避免牺牲的。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只顾忙着为我止血，着为我包扎……
　　我后悔，止不住泪水流淌。
　　天还未亮，大部队追歼敌军已经南下，地里一片寂静，显得空荡荡的。
　　我独自一人，守着为我而牺牲的医助。他蜷曲着身子，紧闭着双眼，面容干净，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像睡着了一样。
　　“怎么办？”我默默地问自己。我四处张望，周围一片死寂，的感觉袭上心头。我不忍心离开医助，想守着他陪着他到天亮。天亮后怎么办？我拿不定主意，不知怎么办才好。
　　朦胧中，我突然发现百米之外好像有两个黑影，正向我这边移动着。
　　是人？不可能吧！这么死寂的深夜，怎么会有人来呢？开始，我以为是幻觉，睁大眼睛看去，黑影越来越近，确实是两个人影。
　　是什么人呢？是被打散的敌人，还是我们自己人？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身边的卡宾枪。糟糕！卡宾枪刚才已被弹片炸断。如果走来的是敌人，手中没了武器，咋办？我有点紧张了。
　　两个人影越来越近，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我的存在。我只好躺在地上装死，不动，不发出任何声音，只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他们向我走来。如果卡宾枪没坏，等他们再走近些，发现是敌人，我会毫不犹豫射击的。现在，我手中没了武器，爬也爬不起来，还能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喂！”待到两个人影离我大约10米时，我发现来者非敌，是我们自己人，是我们营司令部的描图员和理发员，不禁大舒一口气，兴奋得喊叫起来。
　　“啊，教员！怎么是你？”描图员和理发员听出了我的声音，快步来到我身边。“我腿被炸伤了，你们怎么样？”我急切地问他们。描图员是负责军用地图的，他伤在左肩胛骨。理发员伤在右手腕处，被子弹打穿。他们手上都缠着纱布绷带。
　　我们三人互相说了负伤的情况后，他们就给我捡来了一根树枝当拐杖用，扶着我向200米外的两块大石头走去。那石头有房子般大小，到那里可以隐蔽一点，还能避风。
　　这段路，我非常吃力地用了20多分钟才走到。每走一步，我都要回头望一眼医助的遗体，万般无奈地离开了他。
　　两块岩石下方，有一条小河沟穿过。河面白花花的，已结了很厚的冰。描图员和理发员扶着我坐在露出冰面的石头上，两脚踩在冰面上休息。这里倒是比较安全，不易被人发现，只是十分寒冷，冻得我浑身有些发抖。可能因为失血过多，喉咙发烧似的，非常干渴。我让描图员用石头砸来一块冰，吃了后才觉得好多了。
　　盆地里很静，隐隐听到南面远处有枪炮声。描图员说，部队正在向汉城方向攻击前进，还有40来千米，还要战斗两天才可能打到那里。
　　“你们出去找找看，看看有没有敌人丢下的武器？”
　　我们三人都没了武器，如果遇到被打散的敌人，那就太危险了。
　　“刚才过来时，好像路边有一支枪。”理发员说。
　　他们出去转了一会儿，捡回来一支美国半自动步枪和几个弹夹，还有5颗美国鸭嘴手榴弹。这下好了，我心里踏实多了。我的双手是好的，可以用枪射击，他俩各有一只好手，可以甩手榴弹。
　　心情平静下来后，伤口却开始钻心地疼痛起来。我想，他俩一定也很疼的。但我们谁也没有哼叫，只是默默地忍耐着。有时我们互相瞅一眼，朦朦胧胧中也看不清脸上的表情。困倦，太困倦了，慢慢地忘了疼痛……
　　“咳、咳……”一阵咳嗽声把我吵醒了。是描图员，他平时抽烟，可能嗓子痒痒的，止不住咳嗽起来。一看手表，已是7点30分，天已大亮了。
　　我一只手扶着石头，一只手支撑着拐杖，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在冰上坐了几个小时，全身已冻得僵硬而发麻。
　　“呵！”也许站立时用力太猛了，我刚一动弹，伤口便像撕裂似的痛。还是在突破临津江前吃了一顿饱饭，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全身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
　　我叫醒了理发员，对他和描图员说：“咱们得到上面去看看，不能总是躲在这小河沟的石头下面。”
　　我们小心地从石头缝探头张望，从远处到近处，从山峦到盆地，认真仔细地反复扫描了几遍。
　　夜幕下的恶战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大部队已经远去，后续部队也许会选择别的行进路线。此刻，盆地和附近的山峦空荡荡的，死一样的寂静无声，只有山腰和山顶有几处地堡和树木飘升着缕缕淡绿色的青烟。那是在激烈战斗中引燃的，好长时间了还未完全熄灭。
　　昏黄的太阳慢慢地爬上东面的山顶。
　　这是1951年元旦的太阳！
　　整个盆地已看得很清楚了。在南边约500米的地方，有几间民房，但看不到有人员出入活动，大概老百姓早就跑光了。
　　我们很希望能看见自己的人。假如能有一支后续部队从这里路过，该有多好！
　　我们失望了。
　　我与描图员和理发员商量，需要寻找一个干燥避风的地方，好让我们临时栖身，我们总不能老坐在冰沟里。
　　“好，我出去找。”描图员说。他走出冰沟，我用枪掩护他，怕万一出现敌人。
　　半小时后，描图员回来了，说在一块较高的耕地地头发现了一个地堡，里面很大，约有8平方米，还铺有稻草，既能避风又可躺下休息。我们高兴极了。
　　他俩扶着我，一拐一拐地往地堡挪去。
　　这个地堡修得挺隐蔽，上面盖着土，从外面看像个土堆，不留意观察还真发现不了。进到里面，我们三人伸开四肢躺在厚厚的稻草上，感觉舒服极了。饥饿、疲倦一齐袭来，我再也不想起来了，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足足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后觉得手和脚暖和了许多，精神也好了许多。
　　“嗨！醒醒！”我叫醒了他俩，跟他们商量，“我们不能就这样呼呼大睡。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轮流值班，从地堡3个射击孔向外观察。不然什么情况也不知道那可不行。”他们都点头同意。
　　“我先值班。”我说，“你们先休息，两个小时一换班。”
　　我们三人，我是排级干部，他俩是战士。在这里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俩总会将目光投向我，希望我来做决定，恰恰我的实际战斗经验不足，我只有处处同他们商量着办。他俩的年龄虽然都比我大，却处处尊重我。看着他们放心地睡去，我更感到自己肩头责任重大。
　　我从三个射击孔向不同方向瞭望，而目光停留最多的则是我负伤的地方。
　　“医助呢？遗体怎么不见了？”
　　凌晨一场恶战，志愿军开辟了从这里通向汉城的道路，也付出了不小的牺牲。我反复观察，却连一具遗体也没发现，估计是在夜里被后面部队转运走了。
　　我的眼睛总是不愿离开医助为救治我而牺牲的地方，眼前不停晃动着他在我面前倒下的身影。
　　医助是河北人，入朝前从军医学校来到部队，23岁，共产党员，名字记不清了。他的救治技术非常熟练，动作也十分敏捷。自云山战斗以来，在多次战斗中，他抢救过不少伤员，荣立战功，深得营首长的赏识和战士们的信任。
　　时光流逝。5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自己的伤腿，都会想起医助，在脑际浮现出他那高挑的身材、英俊的面庞，仿佛看到他正背着一个红十字皮包奔跑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看到他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负伤战士的身旁，看到他那熟练敏捷的救治动作和那无私无畏的表情。每当这时，我都会在心里感到难过而要流泪，总觉得对不起他，愈发加深对他的怀念和崇敬之情。我想，他要是活着，早就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医了。他对祖国的贡献，远远超过我们这些被他救治而幸存的人们。
　　医助，还有营部通信员江西“老表”冯松生，一个在我负伤后为救治我牺牲了，一个在我负伤前我看着他牺牲了。我对他们的印象太深了。他们静静地长眠在临津江岸的山峦中，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当年他们都只有23岁，正值青春年华，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我曾在梦中多次见到他们奔跑在山间树林中，快乐地喊叫着。鲜活的面容，总是那么亲切。快乐的叫声，总是那么响亮。在奔跑中，他们的身体不断地喷射出金色的光辉。他们不同我说话，只是看着我笑着跑着……
　　不知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是觉得完成了共产党员在战争中的最高使命而欣慰呢，还是因为报效了祖国而快乐？
　　这种梦境已出现过多次了，而且每次都是这种情景。每次当我从梦中醒来后，都深深地沉浸在无尽的怀念之中。
　　我不得不问自己，难道人死后真的有灵魂吗？如果真的有灵魂的话，那么是不是他们的灵魂在告诉我，他们虽然只活了23年，却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神圣的使命，实现了对祖国的誓言，因为这样，他们快乐，他们高兴。
　　理性的声音提醒我，人死后是没有灵魂的。
　　情感的声音却说，不，人是有灵魂的，即使在他离开我们后。
　　我宁愿相信有灵魂，这样就可以满足我对他们的思念之情。
　　但愿这种无言的相见和深深的思念，能持续到我生命的终结，让我们的灵魂能永远相伴！
　　★绝望中，天边走来阿妈妮
　　日，我们从冰沟里转移到地堡后的第二天。
　　上午8点多钟，“咕噜咕噜”鸣叫的肚子将我唤醒了，饥饿让我再也睡不着了。
　　我拖着受伤的腿，一步步爬出了地堡，想观察一下外面的环境，晒晒太阳，使自己心情好一些。围绕着地堡，我爬一会，坐一会儿，望一望四周的山岭不敢离地堡太远。
　　寂静的盆地，空旷的山，不见人影，也不见鸟兽的踪影。
　　饥肠辘辘，令我首先想到，我们必须想办法搞到一些吃的东西，不然我们将会饿死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如果找不到咋办？难不成就这样待着等死？不行！我暗下决心，如果今天再看不见我们自己人，无论如何要让描图员和理发员先向北走，去寻找志愿军部队。因为腿伤，无法行走，只能我一人留下来，不能三人都饿死在这儿，连累他们。他们向北走，总有希望能找到自己人的，我就不相信几十万志愿军在朝鲜，就碰不到一个！一旦他们能找到自己人，只要那时我还没饿死，就有获救的可能。想来想去，我觉得只能这样办，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上午10点左右，我突然看见南面远处山林下有一个小白点在向我们方向移动。
　　我叫醒了他俩，说有情况。理发员迅速拿着枪出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白点慢慢变大了，是个人影。我们三人共同辨认，既不像是敌人，也不像是我们的人，可能是一个穿白衣服的朝鲜老百姓。
　　我们赶紧回到地堡内，继续观察。
　　“一场恶战，把这里的鸟兽都赶跑了。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老百姓独自一人往这边来呢？”
　　我心中暗自奇怪。
　　白衣人影越来越近了。我们看清了，原来是一位朝鲜阿妈妮。待她走到离我们约50米时，我叫描图员走出地堡给阿妈妮打招呼。
　　阿妈妮走进了地堡，约莫50来岁，脸上露出高兴的神情。
　　我们用学会的朝鲜话，加上手势比画，告诉她，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又用手指点着我们的手和腿，示意是打仗受了伤。
　　阿妈妮用朝语，夹杂着汉语，结合手势比画，告诉我们，她躲在山林里，太阳出来后，发现了我在地堡外的行踪，就下决心来这里看看。
　　阿妈妮的到来，使我们三人惊喜不已。她示意叫我们躺下休息，不要出去，她回去给我们送点吃的来。我留意到，当我们将自己的伤势指给阿妈妮看时，她看到我的伤在大腿根部，脸上立时流露出为我心痛的表情。我不禁感动得双眼满含泪水。阿妈妮轻轻抚摸着我的伤腿，随后又用手轻轻地替我抹去眼角的泪水。
　　阿妈妮向我们告辞，离开了地堡，迅速向南边的山林走去。寒冷的北风吹拂着她那白色的衣裙，很快就消失在山林之中。
　　阿妈妮的突然到来，让我们感觉到似梦幻一般，惊喜，激动，感到有了希望。
　　随着她的离去，我们又似梦醒一般，情不自禁地议论起来。
　　“阿妈妮真的还会来吗？真能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吗？”
　　“这可是在三八线之南哪，万一……”
　　“万一”什么？三八线之南，是南朝鲜管辖的地盘，这里的老百姓长期受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的反动宣传，难免会受其蒙蔽。即使阿妈妮真对我们友好，还可能会有其他人对志愿军采取不友好的态度，甚至将我们的行踪报告给敌人。“万一”如此，那可糟了。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有所防备。
　　我们擦去了枪上的尘土，做了分工，“万一”有敌人来，由我负责射击，他俩准备扔手榴弹，直到将最后一颗留给我们自己，以便与敌人同归于尽。
　　我们三人不敢再睡觉了，焦急地等待着事态的变化，究竟是凶是吉，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行，我们不能这么提心吊胆地等下去。”我望着描图员和理发员，将早晨我在地堡外暗自筹划的主意说了出来，“你们俩腿没受伤，赶紧离开这里，向北去找我们自己人。我留下，看情况如何变化……”
　　“那怎么行！”没听我说完，他俩便一口回绝，“要死我们三人死在一起。我们有枪，有手榴弹，如果敌人少就可以拼一拼，敌人多也可以用手榴弹同归于尽。再说，看阿妈妮刚才的样子，还是挺同情我们的，我们也不能只往坏处想。”
　　听他们这一说，我也就不再坚持要他们先走了。特别是他们最后一句话，更是打动了我。凭我的直觉，阿妈妮就像是我的妈妈，当她用手抚摸我的伤腿并为我抹去眼泪的时候，那眼神，那动作，都是只有母亲对孩子才会有的。
　　我们的直觉判断没有错！
　　下午3点钟，一个白点从山林边走出，向地堡方向移动。白点越来越大，白色的身影后面并没有人跟着。
　　阿妈妮真的来了！
　　她头上顶着一个黑色的东西。渐渐地，看清了，那是朝鲜老百姓用的水罐。
　　“阿妈妮！”阿妈妮走到离我们不远处，描图员和理发员高兴地走出去迎接。
　　阿妈妮微笑着进了地堡，两手一伸，从头上将水罐取下。我看到，水罐上面盖着一个大铜碗。阿妈妮真的给我们送来了吃的喝的，就在这罐里装着呢！
　　阿妈妮望着我们，边说边用手比画，脸上流露出歉意，表示家里没有粮食了，只能给我们送来一点点小米粥。她先倒了一碗给我。
　　我喝了一口，真香！
　　小米粥，淡黄色的小米粥，虽然小米很少，却是救命的粥！
　　我深情地望着阿妈妮，感到心酸，喉咙哽塞。为了救我们的命，阿妈妮把自己家仅有的一点小米都拿出来了。我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感激，泪水止不住顺着脸颊流淌。
　　阿妈妮也深情地看着我，就像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样。她看出了，我们三人中数我的年龄最小，伤势又最重，所以将第一碗小米粥盛给了我。看着我喝完这碗粥，阿妈妮又给描图员和理发员分别盛了一碗。随后，用温暖的手，不断抹去我脸上的泪水。当时，我真想扑向阿妈妮的怀抱里。
　　我们喝完了粥。阿妈妮提着水罐向外走去，走到地堡门口，她看了我们一眼，这才将水罐顶在头上。视线牵着我们的心，跟随者他的身影。
　　阿妈妮走远了，“嗖嗖”的寒风掀动着她白色的衣裙，迅速地消逝在中。送走了阿妈妮后，我的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我感激这善良而伟大的母爱。
　　夜里，我眼前一会儿闪现出阿妈妮的身影，一会儿又闪现出我母亲的面容。
　　记得在我5岁多时，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浑身抽搐，口吐白沫，肚子痛得在地上打滚，奄奄一息。母亲坐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喊着我的小名：“满儿！满儿你不能死呀！”哥嫂姐姐们都在哭泣。三姐把我抱在怀里，泪水不断地滴在我的脸上。
　　不知是哪个邻居说了一句：“这孩子恐怕是不行了，给他找件干净的衣服换上，找几块木板钉个小棺材吧，总不能用稻草卷呀！”在当时的农村，在那无钱、缺医少药的年代里，幼小生命的夭折是很平常的事情，几乎每家都会发生，想摆脱这种命运是很难的。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我父亲跑出去，讨来一粒黄豆粒大的黑色鸦片烟泡，用水在碗里捣碎了，撬开我的牙齿灌了下去。十几分钟后，奇迹出现了，我的眼睛睁开了，嘴也不吐白沫了，抽搐停止了，肚子不痛了。三姐惊叫起来：“睁开眼了！睁开眼了！”大家围了上来，母亲迅速地从地上爬起来，把我从三姐的怀里抱了过去，嘴里连连不断地喊着：“满儿醒了！醒了！”滚热的眼泪不断地滴到我的脸上。
　　我流着泪，用微弱的声音喊着：“妈妈，妈妈，肚子不痛了。”母亲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不断地哭泣，用那粗糙而温暖的手，不断地为我抹去泪水，就像阿妈妮下午为我抹去泪水一样……
　　第二天上午，太阳高照，整个盆地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白色的雾气，周围显得十分清静。我们的心情也因得到阿妈妮的关爱，变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我们想办法生火吧，给地堡内加点温。”我说。
　　描图员和理发员立即响应，开始把地堡内的稻草卷靠在两边，在中间清理出约一平方米的地方，捡来一些石块圈成一个火坑，捡来干树枝生起了火，地堡内迅速温暖了起来。
　　我们在地堡内呆了三天。每天阿妈妮照例在下午给我们送一次小米粥来，每人只有一碗，以维持我们的生命。
　　第三天，在我们喝完小米粥后，阿妈妮用手势比画着，告诉我们，等太阳落山后，要把我们转移到北边很远的屋子里去。
　　啊，我们明白了，她是要送我们到三八线北边去！阿妈妮想得真细，她知道只有送我们到那边，我们才能找到自己人，她也知道只有夜里送我们走才能躲过美国人的飞机。
　　我们高兴极了，连忙感激地点头，表示明白了她的意思。
　　阿妈妮究竟要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心中对她是一百个信任，相信她一定能把我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这时，我们心中已再没有“万一”。
　　这是儿子对母亲的信任！
　　天快黑时，阿妈妮领来了两个年轻的妇女，她们用自制的担架来抬我走。
　　这两位妇女，一个很年轻，约20岁，一个稍长些，30岁左右，穿着一身洁白的衣裙，胸前飘着红绿绸带，脚上穿着朝鲜民族习惯穿的脚尖高过脚背的像小船一样的胶鞋。
　　她们放下担架，给我弯腰施礼。朝鲜民族非常有礼貌，特别是妇女对男性十分尊敬。她们嘴里说着什么，我听不懂，从表情可以看出，她们像是抱歉似的，说来晚了，示意要把我抬到很远的能睡觉的屋子里去。
　　夜幕降临了，两位妇女扶着我躺到担架上。她们抬着我，走在没有路的野地里。
　　地面崎岖不平，我感觉出她们抬着担架很吃力，有几次几乎要摔倒。阿妈妮用手扶着我的肩头，跟着担架走，护着我，怕我掉下来。描图员和理发员跟在担架后面走。
　　走了很长一段耕地后，一行人就沿着一条小山路一直向三八线以北走去。每走半个小时，她们就放下担架休息一会，用毛巾擦一擦脸上的汗水，喘着粗气，很少说话。
　　累呀，她们已累得无力说话了。
　　灰黑的夜空，看不到星星，只有寒风在“呜呜”地叫着。
　　我躺在担架上不能活动，浑身冷得发抖。阿妈妮几次把我的军帽往下拽，看到我冻得发抖，干脆把自己的围巾围在我的脖子上。我立刻感到一股热流流遍我的全身，身上暖和了许多，虽然当时我的嘴已冻僵了说不出话来，但我心里非常明白，由于我负伤时流血过多，这几天又只靠一碗很稀的小米粥延续生命，身体已经很虚弱，饥饿难忍，寒冷难当，发抖是很自然的。
　　担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总是在不停地摇晃，很快我就进入昏昏沉沉的梦境之中。
　　我梦见小时候，我光着的小脚丫被冻得冰凉发红，好冷好冷。我在用嘴哈着热气暖和冻得发麻的小手时，突然看见了我的妈妈。我便大声地喊叫着：“妈妈啊，妈妈！快冻死我了！”
　　妈妈听见了我的叫喊声，便急忙挪动她那尖尖的小脚，三步并作两步地向我奔来，一把将我拉到怀里，心痛的目光落在我冻得红红的小脸上。她将我冻得冰凉的小脚丫放在她那温暖的肚皮上，随即我感觉出妈妈打了一下冷战。她没在意，又用宽大粗糙的蓝布衣襟严严实实地裹着我的小腿，一双温暖的大手，紧紧地包住我被冻得像小红萝卜似的小手，妈妈解开她的领口，将散发着热气的脖颈紧紧地贴在我冰凉的脖子上，我像是睡在妈妈温暖的怀里，感到好一阵暖和……
　　伤口的剧烈疼痛把我从昏沉沉的梦境中惊醒。我不知道，担架已经走在积雪结冰的山路上，抬担架的两位年轻女子突然两脚踩滑，担架猛一震动，差点将我从担架上摔落下来。我的嘴已被冻僵，不能说话，微睁开眼，蒙眬间依稀看到有人站在我的身旁，扶着晃悠悠的担架，正用一只手紧握着我的右手，又用另一只手压塞我脖子里的围巾。
　　“阿妈妮，妈妈……”昏昏之中，我心中已经分不清身旁站着抚摸着我的究竟是梦境中的妈妈，还是现实中的阿妈妮？身上一股热流涌动，几滴热泪从眼角滚下……
　　时而清醒，时而昏沉，待我觉得身上暖和时，我睁开了眼，只见我们已经来到一间屋子里。一位六十多岁的阿爸基出现在我的眼前。原来，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艰难行进，阿妈妮她们已越过三八线，将我们送到了一处坐落在半山腰的屋子里。
　　阿妈妮正与阿爸基说着什么，从他们说话的表情中，看得出阿妈妮和阿爸基很熟悉，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果然，后来听阿爸基说，他们是亲兄妹，阿妈妮嫁到了三八线南一户人家，那两位抬担架的年轻女子，一个是阿妈妮的女儿，一个是儿媳妇。1945年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成南北朝鲜。一线阻隔，阿爸基和阿妈妮兄妹就再没见过面。真要感谢上苍眷顾，让我们遇上了阿妈妮，这才能将我们送到了位于三八线之北的阿爸基家里。
　　阿妈妮要走了，她们要赶在天亮之前越过三八线。阿妈妮弯下身子，又一次用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脸，抚摸着我的伤腿，一边抚摸一边对我说着什么。
　　“阿妈妮，阿妈妮！”我连声喊着，两眼泪水蒙蒙，看不清阿妈妮的脸部表情。从她说话的语调中，我感觉出她说出的每个字、每句话都那么沉重，那么缓慢，是亲切的叮咛，是难舍的惜别！
　　丢下了担架，阿妈妮她们空手往回赶路去了。
　　沉沉夜幕，掩没了阿妈妮她们的白色衣裙，但我的心却追随着她们的身影，飘忽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上……
　　像一个天边的白点，阿妈妮飘忽而来，又飘忽而去，但她那慈祥的面容却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里。此生此世，我永远忘不了她对我的救命之恩，永远忘不了她对我的无私关爱。
　　我觉得，虽然此生历经磨难，但我却比别人幸福，因为我不但有湘西大山中生我养我念我的母亲，还有在朝鲜战场生死一线救我护我爱我的异国母亲，使我获得了双份神圣而又伟大、纯洁而又无私的母爱！
　　停战回国后，我曾想过，如果有机会再去一趟朝鲜，我一定要专程去看望一次阿妈妮，以释放我心中积淀得很深的对异国母亲的思念情结。
　　如果真能这样，我想扑向阿妈妮的怀抱，跪在她的跟前，深情地叫几声“阿妈妮”，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可惜我去不了朝鲜，就是能去也到不了阿妈妮生活的地方。她住在三八线以南，那是南朝鲜管辖的地区。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我为无法实现我的愿望而感到心酸无奈，我的眼前不知多少次浮现出阿妈妮那亲切和善的面容，不知有多少次在千里之外。祝我的异国妈妈健康长寿。
　　阿妈妮，那夜你离开我们后，那一段日子是怎么度过的？后来这些年里，你生活得还好吗？我想，一定会好的。好人总有好报，何况你是这样一位对异国儿子也充满慈爱的母亲！
　　阿妈妮，也许到今天，你已和我母亲一样不在人世了，但我相信，你在天国里定然生活得很愉快！还有你那女儿，你那儿媳妇，我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但我相信她们一定还活着，我多想能再见她们一面，用朝鲜话对我的异国姐妹说一声：“高马斯米达（谢谢）！”
　　★大山中，阿爸基和他的大黄狗
　　这是我负伤的第五天了，我和描图员、理发员终于离开了三八线南边的马智里盆地，阿妈妮将我们转移到阿爸基家中，在这所屋子里住了下来。
　　阿妈妮走后，我一直没有睡着。天渐渐亮了，周围的景象慢慢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只有四五所房子，坐落在半山腰。山下是一条小路，路下面弯弯曲曲地躺着一条小河沟，白色的沟底泛着光，那是冰。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描图员。他说，身边没有军用地图，判断不出位置，估计离三八线至少也有15公里。
　　阿爸基看到我十分困倦的样子，用两手掌贴在脸上，示意让我们睡觉休息。随后，他便背着一个背柴草用的背架，向房后的山上走去，身后跟着一条大黄狗。在这空旷的山谷中，在这孤寂的村子里，这条大黄狗大概是他唯一的伙伴了。
　　也许是一个军人在战争中的职业习惯吧，我虽感到困倦，还是强打精神从炕上爬起来，挪到屋门处，来到一个新地方，总得先了解一下周围的地理环境。
　　远望南面山谷，既无炊烟，更听不到鸡鸣鸟叫，一种寂静透着凄凉的感觉掠上我的心头。
　　拄着拐杖，扶着墙壁，我又挪到屋子的后窗户下，打开了半扇窗户，一股寒风扑面而来。我打了一个冷战，头脑清醒了许多。我立刻关上窗户，从窗户缝中向后山坡上望去，那里有一片稀疏而枯老的栗子树林，叶子全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枯树中也夹杂着几棵松树，松针叶黄绿相间。
　　山坡上，栗子树下，一片片积雪间露出一堆堆枯黄的小草丛，干黄的树叶落在雪面上很是显眼，形成了各种不规则的黄白分明的图案，有的像人头，有的像狗、猪、兔子等，好似西方抽象派的画，你想象它是什么就像什么。
　　这图案把我的思绪拽回到我的儿时，一个深秋的夜晚，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挂，明亮的月光洒向我家屋侧的橘园，穿过橘叶，洒落在地上，影映出各种图案，极像我眼前这雪草勾勒出的图案。在这凄凉情景中勾起的思乡情结，使我吃惊，也使我有些伤感。
　　看来，战争已使其他人全都逃离了，小村庄里只留下阿爸基一人。这所房子空荡荡的，显得阴冷，只能避风。灶间里，没有一束柴草，我掀开朝鲜民族所独有的圆盆形的铁锅盖，冰凉的，锅内生出一些黄锈斑，说明主人已有许多天没有生火做饭了。阿爸基吃什么？是没有粮食呢，还是不在此吃住呢？我暗自询问却没有答案。
　　“这里离三八线不远，我们还是要有所警惕。”我与描图员和理发员商量，“为了防备特务袭击，我们必须轮流值班，还是两个小时一换。”他俩都同意。
　　我值第一班。他们两个继续睡觉，头边放着美国手榴弹。我抱着美国半自动步枪，透过窗户用心辨听着外面的一切声音。
　　大约一个小时后，由远而近传来脚步声，阿爸基回来了。他背着一些干树枝和枯草，大黄狗紧跟在身后。阿爸基将柴草放在灶间，可能是想在天黑后、敌人飞机不来时生火做饭，也让炕能暖和些。随后，他又将一只黑色的水罐顶在头上，准备下山到河沟里去取水。临出门前，他仍示意让我们睡觉休息。
　　这次，大黄狗没有跟主人下山去。它用灵敏的鼻子来回嗅着我们三个陌生人的脚和衣服，看来是想熟悉一下我们身体的气味以便识别我们。大黄狗肚子扁扁的，显得有些无精打采，看来已经多日没有吃饱肚子了。它分明已将来客认作一家人，对我们很友好。过了一会儿，它爬上炕来，和我们一样趴在炕头，将头平伸，疲倦无力地在我身边睡下了。
　　多么可爱而又可怜的大黄狗啊！
　　不一会儿，阿爸基头顶着一罐水回来了。他将水倒进锈迹斑斑的锅里，又从房后隐藏得很好的地窖里取出八九个玉米棒子，剥去外皮，放进锅里浸泡着。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饭食了。也许是因为条件反射吧，我顿时觉得饥饿难忍，头上身上都冒出了虚汗。
　　阿爸基盘腿坐在我身边，可能是看出了我身体虚弱的状态，便用大铜碗给我端来了一碗凉水。我喝了一半。他发现我并无睡意，就开始和我交谈。他告诉我，他唯一的儿子当人民军已牺牲，老伴和一个5岁的孙女下山取水时，被美国飞机打死了。这个村庄只剩下他一人，他的一人之家已一无所有了，只有大黄狗跟随前后与他作伴。另外，还有一头老黄牛，被他藏在后山一块大岩石下，防止敌人飞机的扫射。
　　阿爸基六十多岁，穿一身白色的肥大得像裙子似的棉裤和短紧的上衣，下巴留有三寸多长花白的山羊胡子，胡须向前翘着，眼角和嘴角都透着刚毅和坚强。当他将目光投向我们时，眼神中满是一种慈父般的宽厚和怜爱。当说到敌人特别是美军时，他眼里立刻喷射出仇恨的目光，气得胡子微微地颤抖着。
　　在我们交谈中，阿爸基的眼神始终没离开躺在我身边的大黄狗，好像是在沉思着什么。他告诉我，在这里我们还得住三天，才能把我们送到30里外的志愿军野战医院。他将目光落在我的伤腿上，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流血太多了，身体太虚了，要补补。”说到这里，他脸上流露出发愁的神色。我猜度，他是在发愁家里什么好吃的也没有，如何才能既不让我们饿着，又给我们增加点营养呢？
　　过了片刻，阿爸基又看了一眼躺在我身边的大黄狗，突然他用右手掌侧立着像用刀砍的样子指着大黄狗对我说：“把它杀了，你们吃了，补补身体。”
　　“不行！这不行！我们还能坚持！”明白了阿爸基的意思之后，我毫不思索地几乎喊叫着说。
　　这条大黄狗，是阿爸基眼前生活中唯一的伙伴，没有了它，在这寂静的山村，阿爸基将会何等地孤独！
　　“不，不，阿爸基不能没有它！”我望着默默趴在我身边的大黄狗，喊叫着。我被阿爸基这份深情感动得泪水涟涟，几乎要哭出声来。
　　中午过后，阿爸基手里拿着绳子，口里招呼着大黄狗，向后山走去，不一会，传来几声狗的惨叫。
　　“唉——”我长叹一声，身子猛地一激灵。阿爸基终究还是将大黄狗杀了！我的劝阻没起作用。阿爸基是一位性格倔强的老人，是不容易改变的。
　　泪眼模糊中，我看到阿爸基将砸死的大黄狗拖回了灶间。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渗露出深深的伤感，连那山羊胡子似乎也在微微颤抖。他发现了我脸上的泪水，也看到了我的目光紧盯着他的脸。他迅速扭过头去，避开我的视线，像怕我发现他什么秘密似的。
　　我的心在颤抖。我想，阿爸基为什么宁愿承受在这寂静山村孤独一人生活的痛苦，这么果断地杀死唯一能同他做伴的大黄狗让我们吃？阿爸基心里一定蕴藏着巨大的爱和恨，他爱已失去的亲人、爱眼前的志愿军战士，又把对自己亲人的爱和对志愿军的爱揉在一起了。他恨毁了他的家、践踏朝鲜国土的美国侵略者，恨到了极点。战争期间，这不只是阿爸基一个人，而是整个朝鲜人民的心态。
　　阿爸基用刀迅速地剥离狗皮。大黄狗又瘦又长血红的身躯露出来了，骨架大肉少，也就十几斤重。要不是战争，像这样又高又大的狗，怎么也该有三四十斤重，可现在连人都没有吃的，狗怎么可能肥胖呢！
　　阿爸基用一只草袋把剥去皮的狗装进去，放在背架上，迈着并不稳健的脚步向山下河沟走去。一个小时后，他又将草袋背了回来，将狗肉剁成拳头大的块，一块块放在铁锅里，只等太阳落山生火了。
　　太阳西斜，阿爸基开始在灶间生火，一只锅煮狗肉，一只锅煮玉米棒子。天还没全黑，灶间熄了火。他用大铜碗给我们每人盛两块狗肉半碗汤，放上一个玉米棒子。我用眼角余光扫了一下阿爸基，他的碗里没有狗肉，只有半碗汤，也吃一个玉米棒子。
　　我不晓得，阿爸基是不忍心吃曾和他相依为命的大黄狗呢，还是自己舍不得吃而留给我们吃？我想，或许是两者都有吧。我端着碗，默默无语地凝望着阿爸基，沉思着。阿爸基躲过我的视线，回到灶间去了。
　　我不敢多想，喝了一口汤，和着泪水，啃了一口玉米，感到咸咸的。
　　这是我负伤6天来最好的一顿饭食。夹着狗肉，我不忍下口，但这是救命的饭食呀，不吃也不行！
　　我想着，用什么来补偿阿爸基呢？按志愿军的纪律，吃用老百姓的东西是要偿还的，可我们身上却什么也没有啊，又如何偿还？
　　正发愁时，突然想到我的内衣口袋里还有200元北朝鲜币，这是我在云山战斗中负伤所得的挂彩费（负伤费），一直没处用。我迅速从内衣口袋里将钱摸出来，双手激动得有些发抖，捧送给阿爸基。我觉得这不只是钱，是我的一颗纯洁滚烫的感激之心。不管有多少钱，也不能等价于阿爸基对我们的爱心，纯洁的真诚的爱心是无价的。
　　看到我拿出钱，阿爸基顿时露出生气的神色，连连摆手，拒绝接受。
　　“阿爸基，这不只是钱，多少钱也不会这么沉重的，请收下一个年轻的中国士兵的心吧。”我不管阿爸基听得懂听不懂我的话，只管自言自语地说。
　　我泪流满面，已经控制不住喷涌的情感。我挣扎着想爬起身来，给阿爸基跪下，可由于我的腿伤又不能跪。也许是心灵相通，阿爸基迅速地将衰老的身体移向我，接过钱，紧紧地搂住我的肩膀，头挨头，含着泪花，用他那粗糙的手不断替我抹去连串的泪珠。另外两个伤员也不断地抹着泪水注视着阿爸基。
　　这一刻，我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我父亲的身影。父亲没有上过学，全靠自学，会开不少中医药方，给人看病开方从不收钱。在儿女面前，他很刚强，从没见他流过泪。但在我5岁那年突然患病、生命垂危时，他毫不迟疑地撒腿跑出屋外，很快又气喘吁吁地赶回来，不知从哪儿讨来鸦片烟泡给我服下，居然救活了我。那一刻，我看到他流泪了，无声地流泪了。那眼中的泪花，就跟阿爸基现在眼中的泪花一样。
　　此刻，我真想喊一声“父亲”！“父亲——阿爸基，阿爸基——父亲！”阿爸基真像我的父亲一样，在我生命受到威胁时，倾其所能，毫不迟疑，只盼能救我的命！
　　多么善良的老人啊，多么深沉的父爱！爱心是没有国界的……
　　吃了阿爸基煮的狗肉后，我觉得浑身发热，把许多天来身上的寒气赶跑了。炕被烧得暖暖的，我们睡了一个温暖舒适的觉。
　　我们仍然是每天只吃一顿饭食，就是每人两块狗肉半碗汤，一个玉米棒子，身体觉得好多了。阿爸基的脸上也露出得到安慰的笑容。
　　第三天下午，阿爸基开始做送我们走的准备工作。不到太阳落山，我们就吃完最后两块狗肉和玉米棒子，喝了一大碗汤，既当饭又当水，准备上路了。
　　夜幕即将降临，敌人飞机不会来了。阿爸基从后山大岩石下牵来了一头黄牛，这可能是阿爸基一人之家中最值钱的东西了。他用两只装稻谷的草袋子搭在牛背上，让我左试右试，想让我骑在牛背上。但我腿伤未经治疗，怎么骑也不行，阿爸基只好让我趴在牛背上，用草绳子五花大绑似的把我捆在牛背上，防止我被摔下来。
　　上路了，阿爸基在前面牵着牛走，另外两个伤员跟在牛后面。
　　雪还没有融化，天黑，牛蹄经常踩滑石头，震得我伤口疼痛。我全身被捆绑着，一路动弹不了，任凭寒风吹打，浑身又冷又僵硬，腿像抽筋似的酸麻胀痛，这种滋味实在难以忍受。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凭借毅力忍耐着。
　　不停地走了三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了一所志愿军临时野战医院。
　　阿爸基解开绳子，我已经被冻僵得不会动了，由两个女兵护士把我抬下。
　　我躺在屋子里，嘴已被冻得不会说话了，但心里很明白。
　　过了片刻，阿爸基俯身在我耳边用缓慢而深沉的朝鲜话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懂。随着话音，他用手从我的头、脸、手到我的伤腿轻轻地抚摸了一遍，随后抽手想走。
　　我紧紧拉住阿爸基的手不放，泪水滚落在脸颊上。
　　阿爸基望着我，嘴唇翕动，用手指着我的腿，说着刚才我听不懂的那番话，似像叮咛我要好好养伤。说完，他下决心似的抽手转身就走。
　　我想喊却喊不出声，唯有一颗心蹦跳着，伴随阿爸基的脚步声和牛蹄踏雪声逐渐远去。
　　阿爸基走了，走向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山谷和村庄。
　　我怀念这位仁慈刚毅的阿爸基，半个多世纪来，记忆的神经上始终铭刻着他的身影。
　　要是阿爸基现在还活着的话，该是一百多岁了。
　　我曾后悔回国后没能设法去找他。不是没想过，而是没机会。
　　我不止一次想过，如有机会定要再去一次朝鲜看看，打听打听阿爸基的下落，可惜多年来这样的机会一直没遇上。转念一想，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也不一定能找到阿爸基，我说不出那叫什么村子，更不知道阿爸基的姓名，那又该怎么寻找呢？
　　阿爸基，可敬的阿爸基，他只是战争期间伟大朝鲜民族千万个阿爸基中的一个，而我恰恰有幸在生死一线与他相逢，可谓此生无憾！
　　阿爸基，可亲的阿爸基，我想他念他却没能再见到他，不能向他倾诉永世不忘的感激之情，这又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的一大憾事！
　　★伤好了，伤残证也被我撕掉了
　　负伤10天之后，我和描图员、理发员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终于可以放心地疗伤养伤了。兴奋、踏实，伴随着对救我护我的医助、阿妈妮和阿爸基的思念、感激，心里头真可谓五味杂陈。
　　阿爸基送我们来到的那所志愿军临时野战医院，位于三八线北约40公里的一个山沟中，名为“医院”，其实只有八九间民房。不过，冠以“临时”二字，倒也名副其实。它只是一个临时接收伤员的医院，主要是对伤员进行一些应急处理，然后就等汽车来把伤员运到平壤去，以便再用火车送回国内去继续治疗。我和描图员、理发员在这里只住了5天。5天后我们这批伤员就被汽车转运到了平壤附近，随即被抬上闷罐铁皮火车送回了祖国，安排在辽宁省锦西高桥镇的第十五陆军医院。
　　在高桥镇，我们也只住了10天，按伤势情况，我不得不与描图员和理发员分手，分别到不同的医院接受治疗。
　　我被送往徐州陆军医院，这里住有近500名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伤情较重的伤员。
　　在这里疗伤、养伤，四个多月里，我受到了精心的治疗和照料。
　　住院后不长时间，医生就给我做了取出弹片的手术。手术很成功，不到一个月，我的体力便日渐恢复，伤腿也日渐好转，开始能活动了。
　　疗伤期间，有两个伤员战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是与我同病房的李广斌，一个是我隔壁病房的李振一，至今我仍保存有与他们一起的合影。
　　李广斌是我们一一六师一个战斗连队的班长，24岁，来自云南，傣族人，为人忠厚、真诚、直爽，说话简练而缓慢。他和我都是腿部负伤，一起从锦西高桥镇陆军临时医院转到徐州陆军医院。
　　在一次战斗中，李广斌带领全班与敌人白刃格斗。他们班7个人，消灭了5个敌人。他特别不能忘怀的是他们班的副班长。在肉搏战中，副班长小腿被敌人的刺刀穿透，不能站立，但他依然用双手死死卡住一个敌人的咽喉，硬是将敌人按倒在地。他没有了武器，手又不能松，咋办？用嘴，用牙齿！他张开嘴咬敌人的腮帮子，咬下了一块肉，又咬住一块不放。就在这时，另一个敌人过来了，用刺刀穿透他的后背。副班长牺牲了，嘴里还含着从敌人脸上咬下的一块肉，满脸都是血。
　　讲到这里，李广斌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竟“呜呜”地哭了起来。别人问他当时是怎么同敌人拼杀的，他只说我是党员，我对得起党，我不想说我自己。别人指着他的腿，问他怎么受伤的，他只说了一句：“在我刺倒一个敌人后，另一个敌人刺透了我的大腿。”
　　三年后，李广斌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说他回到部队后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了一年，后来转业到重庆一家医学院，不知是学医还是从事其他工作。
　　住在我隔壁病房的李振一，是一个炮兵师的排长，身上带有敌人炮弹的弹片，来这里后差不多与我同时动的手术。这个炮兵师是与我们同时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的。我来自步兵团，当时我们大炮很少，步兵分队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每每要受敌人大炮的欺负，因此我特别想听李排长说说我们的炮兵是怎么惩罚敌人的。他讲了好多，最难忘的是一个炮兵装填手的故事。
　　一次，李排长所在的炮团支援步兵向敌人发起进攻。敌人的榴弹炮群向他们炮阵地实施毁灭性的压制打击，几百发炮弹把他们炮兵阵地炸成一片火海，浓烟滚滚，每门炮与炮之间都充满烟尘，相互间都看不清了。他们炮排的一名装填手小于，只有19岁，是东北人。战斗中，小于的左手和胸部都负了伤，鲜血湿透了他的上衣。为了能及时装填炮弹，迅速发射出去，还击敌人，他用一只右手，加上自己的脖颈，硬是把几十斤重的炮弹抬起，使尽全身气力，最后用头把炮弹顶进炮膛。炮弹飞向敌人，他却倒在了地上，牺牲了。后来，在他身上发现了他的入党申请书，但已被他自己的鲜血完全染红，看不清字迹了。
　　说到这里，李排长低下了头，用手抹着泪水。他在想念他的战友。
　　当时，我接触到很多伤员都跟李振一和李广斌一样，讲起朝鲜战场的战斗经历都很少说自己，总是忘不了那些牺牲了的战友。
　　三个多月后，我腿部的伤口愈合了，身体渐渐强健起来，重返朝鲜、再赴前线的念头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强烈。
　　但我也受着情感的煎熬。
　　悄悄地，有一个姑娘爱上了我。
　　悄悄地，我也爱上了她。
　　初尝爱情的滋味，我感到甜蜜。这滋味当时感到甜，比蜜还甜。后来的几十年里，一再回味，我感到甜也感到有些苦。不过，暂时不想在这里细说，我将另章写出，我会把我心底的私密和盘托出的。
　　还是让我收起思绪，回到当时那个年代。
　　重新归队，重返前线，这强烈的念头，让我战胜了个人的情感。
　　我不能再等了，我要再赴朝鲜，我要回到我的老部队。
　　1951年5月，我从徐州陆军医院伤愈出院，乘火车来到辽宁省辽阳市。这里有我们三十九军的健康团，我们军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伤员伤愈后都要到这里报到登记，复查身体，以便确定能不能重回前线作战。
　　“医生，我还能回前线打仗吗？”从徐州陆军医院出院时，医院给我评定为三等乙级伤残。拿着这伤残证，我惴惴不安地探询。
　　“你骨头没有受到严重损伤，还年轻，如果今后能把身体锻炼好，还是可以的。”陆军医院的军医给了我一个含糊的回答。
　　到健康团报到后，我又打探，得知凡下肢伤残的，一般都不许可重回前线，因为打仗要行军走路。
　　我在疗伤时不怕疼痛，坚持锻炼，不就是为着重返前线么？现在，前线部队伤亡很大，正急需补充人员，难不成就让这伤残将我阻隔在鸭绿江这边？
　　我想起入朝作战时自己曾立下誓言：祖国的安全没有得到保障，和平未实现，决不停止战斗！现在，我还没有完成祖国交给的任务。
　　突破临津江前，营部党小组长、被大家称为江西“老表”的司令部通信员跟我说过，党支部已决定要发展我火线入党。虽然他已牺牲在向汉城进军的路上，但他的话还在我耳边回响。我记得，在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刻，曾命令似的对我说：“丢下我，去战斗！”我还记得，我跟他说过，跟那些英勇无畏、血洒疆场的共产党员们比，我还有差距。他给我留下了三个字：“努力吧！”
　　“去战斗！”
　　“努力吧！”
　　现在正是时候。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现在正是大敌当前、国家民族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如果不能以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国家，那又如何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呢？既然要准备不惜牺牲，那伤残证留着又有什么用呢？
　　我下决心，要以我亲眼见到的那些不惜牺牲的共产党员为榜样，同敌人战斗到底。
　　就这样，我偷偷地将伤残证撕了。
　　“别看我腿上伤疤很大，但骨头没有损坏，我要求重返前线！”当健康团的军医要我脱下衣服检查伤情时，我忍着痛，先在地上蹦跳了几下，证明我的腿没有问题。
　　我的“计谋”得逞了。
　　军医放行了！
　　不过，我心中还是有些打鼓，真回到前线，如果急行军时间长了，赶不上队伍怎么办？
　　管他呢，我还年轻，身体恢复得快，到时即使有些疼，咬着牙也要坚持下来！
　　当时，军教导团参谋训练队的领导正从伤愈归队的伤员中选拔参谋人员。我被他们一眼相中，到训练队学习了近一个月的司令部参谋业务知识。
　　1951年6月初，我回到了三四六团。当时，我们部队正在朝鲜顺川地区休整。团参谋长看我经过参谋训练队培训，便问我是留在团司令部还是回二营，我说回二营。我想，那里一定还有许多我认识的老熟人，几个连队我也熟悉，从负伤到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心里真想他们，还是回营里好。
　　待我回到营里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的熟人几乎都不见了，大多数都牺牲了或伤残了！
　　想来也不奇怪。元旦那天夜里我们突破临津江、强攻192高地、冲向马智里，那一路战斗中，多少人牺牲了，多少人负伤了！我就是那时倒下的。后来，部队继续南进，攻向汉城。第三次战役结束不久，又参加第四次战役，到日第五次战役结束时，5个月中几乎不停顿地与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军连续作战，伤亡哪能不大？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高兴，我终于回到了我的部队，回到了朝鲜战场。
　　部队经过休整之后，我们进入了防御战阶段。
　　★补充采访：撕掉的伤残证，57年后又“复原”了
　　为重返前线，何宗光略施“小计”，撕掉了伤残证。
　　“不撕掉不行吗？”日，头一回与老何见面，记者曾问他。
　　“不行！”老何说，“那是很容易‘露馅’的。你想啊，那时我们行无定踪，住无定所，身边也没有个箱子什么的，连手提包也没有，往哪儿掖呀？还是撕了最保险。不过，这还不是当时最主要的原因。我说过，从一开始踏入朝鲜战场，我就做好了随时喋血疆场、不惜牺牲的准备，这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事实上，从云山战斗到突破临津江，我两次负伤，如果不是幸运之神眷顾，我就会跟其他战友一样‘光荣’了。特别是第二次负伤，如果不是遇上营部医助拼死救助，如果没有阿妈妮、阿爸基救我护我，能不能活下来真是很难说的。养好伤后，我决意重返前线，同样做好了随时可能牺牲的准备。真的，谁知道还会有多少场战斗在等着我。既然要准备牺牲，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献出，留着那伤残证又有何用！这是真心话，直到今天，我对自己重返前线、撕掉伤残证的做法都不后悔！”
　　“伤残证撕了，伤痕犹在。回国后，不打仗了，那也该补办一个才是。”老何不语。“这事不是没想过。停战回国后，我本可以重新办个伤残证的。”过了好一阵，老何才说，“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实在不愿想，也怕想。在朝鲜战场，我亲眼看见那么多战友都为国牺牲了，而我自己却仍然活着。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我很幸运，也很知足。”
　　“几十年里，我始终没有对与我一起工作的同志讲过我曾经是一个革命残疾军人。一提到这件事，便会使我想起那些牺牲的同志，特别是我第二次负伤时，为了抢救我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军医。想起他们，我就会伤心难过。战士们为国牺牲的精神，当年战场残酷激烈的战斗情景，都会使我情绪激动，难以自制，所以就不想再提这件事。”
　　“现在你已写出了这本书稿，这段经历是无法回避的，该恢复自己革命伤残军人的本来面目了吧？”记者笑道。
　　“倒也是。”老何也笑了，“我已76岁了，不把自己的记忆留下来，说不定哪天就被我带走了。一些略知我战争经历的同志，也像你这么说，建议我应该根据国家新颁布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向民政部门提出补办伤残证，恢复革命伤残军人的身份。他们说，这不是为计较几个伤残金的问题，而是一种荣誉，是体现社会对一个曾为国家负伤流血的致残者价值的承认，也是对自己亲属和后代的一个交代。我觉得也对。这样能让后代认识到，一个人只要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点点有益的贡献，人民、社会、国家都不会忘记他。”
　　老何说，这件事已开始办了，正在办的过程中。他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的同志对此都很热心。
　　“有他们这份热心，不管办得成还是办不成，我都感激，我都满意。”
　　2008年春节后的一天，记者打电话问候老何。老何在电话中通报消息：57年前被撕掉的伤残证，春节前已“复原”了！
　　果然，第二次见到老何，他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大红的封面上有庄严的国徽，内页有大红的印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随后，老何又补写了一段最新的“记忆”，他感激那些为他操心、为他奔忙的人。
　　为我补办伤残证，需要有当年负伤的证明材料。这就难了。
　　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相隔太久了。当年一起战斗的战友，绝大多数已经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一些负伤回国的战友也都分别回到各自的家乡。他们当时的年龄都比我大，恐怕不少幸存者现已作古。当时战斗那么激烈而残酷，人员变化又那么大，组织上是难以留有我负伤情况的记载的，而当年我负伤时的证明人也不知他们还在不在了，更别说去哪里找了。到哪里去寻找我当年负伤的证明呢？虽然现在我的身上还留有伤疤，但又怎么能够证明这是当年的伤残呢？
　　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民政科的秦正彦同志，知道了我的经历和想法后，便向朝阳区民政局反映了我的情况，得到民政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们不辞辛苦地帮我分析、寻找证明材料，终于从档案中发现了我在朝鲜战场野战医院疗伤的点滴记载。接着，他们又帮我分析，让我回忆可能还有哪些老战友健在。
　　真碰巧，打听到了，在北京就有一个，1950年在团司令部任作战参谋的周永复同志。我立即同他取得了联系。他听说后，非常兴奋，便积极主动地为我出具了我当时负伤的证明材料。
　　三十九军军史办的同志也帮我打听到一位健在的老领导，当年在朝鲜突破临津江时我们营的副营长王振斌。
　　王振斌已是84岁的高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从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副师长的岗位上离休，现在鞍山军分区干休所休养。
　　我跟他通了电话。得知我还活着，王振斌既兴奋又激动。家属劝他不要激动，他十分感慨地说，那场战争，我们能够走过来，而且现在还活着，真不容易啊！
　　于是，他主动为我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证明：“何宗光同志当时是我部文化教员，在日突破临津江战斗中，他跟随担任突击任务的尖刀连一起冲锋。该连在这次战斗中伤亡很大，也包括何宗光同志在内。”
　　在电话中他告诉我，突破临津江后，他看战报，知道我已列在战斗减员的名单中，不知生死。当时他以为我已经牺牲了。那时，每打一仗下来，单位就要清理人员，有多少牺牲的，有多少负伤的，连里向营里报，营里向团里报，不管大仗小仗都这样。在我负伤3天后，即日，在攻打汉城外围的战斗中，王振斌也负伤了，头部和右肩负伤，至今头部还有弹片未曾取出。几十年没有联系，我们都以为对方已经不在人世。他一再叹息地说：“当时我们真不容易啊！现在我们都要好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才好。”
　　民政局的同志在获得上述证明材料后，都为我高兴。他们积极帮我联系，去医院检查身体，由多名专科医生评审我身体的伤残情况。
　　就这样，在日，由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恢复我为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为战伤六级，发给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春节前，民政部门的同志还专门登门对我进行慰问。
　　我感到温暖，舒心。
　　人民、社会、国家都没有忘记我这个极普通的战士，还记着我在国家危难时刻所作出的一点贡献。
　　真为这位老战士高兴。
　　“你呀，应该是属‘猫’的。”记者跟老何开玩笑说，“猫有9条命，你在朝鲜战场，不说是‘九死一生’，却真是‘三死一生’，两次挨炮弹，一次被‘活埋’，居然都能大难不死，真是命大！”
　　“哈哈，没法解释，只能说我运气好。”老何笑了。
　　两次“挨炮弹”，不用再说了。
　　一次被“活埋”，是怎么回事？
　　还是让老何自己来说吧。
　　★“轰”的一声，我被埋在观察所内
　　我第三次负伤，是在1952年9月初的一天。
　　当时，我们部队在位于朝鲜三八线的马良山一带防守。与我们对峙的敌军占有高旺山地势之利，双方阵地相距500米～800米。前不久我们刚刚袭击了高旺山一侧的131高地，敌军十分害怕我们攻击其主阵地，加强了对我营防守的主阵地的观察和炮火袭击。
　　那天，我正在观察所里观察记录敌人的活动情况。
　　那天，天气出奇地好。上午9点左右，晴空万里，蓝蓝的天幕，那么清澈，那么透亮，没有一丝云彩。山间的雾气散尽了，能见度很高，800米外的敌军阵地尽收眼底，地形、树木等地貌地物肉眼都能看清，用望远镜观察就更清楚了。
　　一阵阵凉爽宜人的秋风顺着山谷吹来，含着几分湿润，阵地战壕两边的小草随风摆动着。晴空下，阳光带着暖意洒向大地，使人感到特别舒适。一连几天的雨水，将山川洗刷得干干净净，树上的叶片、山地的野草显得格外苍翠。
　　好熟悉的山色，好亲切的山景！多像是我家乡湘西雨过天晴的景色！恍惚间，我的思绪飞离了脚下的战场，竟将我拽到了儿时放牛砍柴的山野，心间满是与小伙伴嬉戏的欢乐。我猛然意识到，这是不是在思念家乡、思念亲人？我明明白白是在观察所内，正聚精会神地观察敌情，怎么突然萌生出这种感觉呢？我也没有存意去思念家乡啊！
　　我赶紧收敛心神，继续认真地观察着敌方阵地。突然，我发现对面山顶上，敌人将坦克炮的炮身转动了180度，正瞄向我方。不好，敌人可能要向我们阵地射击了！正想着，已有一发炮弹落在我观察所正后方50米处，随即又有一发炮弹落在我观察所前方30米处，硝烟和掀起的尘土挡住了我观察的视线。
　　情况不妙，我所在的观察所可能被敌人发现了！这一前一后两发炮弹正是敌人在测试我观察所的准确位置。
　　我没想到敌坦克的炮弹会来得这么快，更没有料到这是在瞄准我。
　　“轰！”我还没来得及反应，第三发炮弹已落在我观察所的一个角上，一声巨大的震响过后，我便两眼发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昏昏沉沉中，我苏醒了过来。
　　也许是十几分钟之后，也许是过了半个小时，我意识到自己已被埋在观察所里。我试图活动一下腿脚，却不能动弹，下半身全被木头和泥土压住了。我想用手摸摸头，看是否受了伤，可双手也被泥土压得死死的，怎么也抽不动，只觉得手臂酸麻胀痛，不知骨头是不是被砸断了？
　　“喂！我还活着！我没有死！”因为疼痛，我高兴了起来，我确信我还活着，我试着用力喊叫了两声。
　　没有任何回音。左耳嗡嗡作响，好像全被棉花堵塞了似的。我没再喊，也没有力气喊了，只觉得胸口有些憋闷，大概是里面空间太小缺乏氧气。我闭着眼，感到有限的空间一片漆黑，倒塌的泥土快把观察所填满了，但还留有一点空间。我的手脚被压住了不能动，幸而头部和胸腹没有被压住。如果全身被压，那我肯定被压死了。
　　“战友们知道观察所被炮弹炸了么？他们会不会赶来挖我？”我想，如果外面的人还不快点来挖我，那我不是被闷死就得被饿死。我没有办法自救，只能听天由命了。
　　昏昏沉沉中，一阵睡意袭来。
　　“满儿——”突然，嗡嗡作响的耳边似乎传来了我儿时最熟悉的声音。我一激灵，睡意消去大半。
　　是母亲在喊我？！
　　奇怪，就在我要睡去的时候，我似乎隐隐约约看见了母亲，听到了她的喊声。
　　“妈妈！”我在心里轻轻喊着。莫非妈妈怕我睡去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想起母亲，我再也不想睡了。我眼前浮现出母亲的面庞，仿佛看到她因劳累过度而显得黑瘦的身体，看到她走路时显得很艰难的一双小脚，看到她那双粗糙的被猪草汁染得发绿的手；又仿佛看到她两眼流露出无奈而发呆的目光，一会儿注视着我，像是要伸开双臂把我揽入怀中，一会儿又望向远方，似在等待她的小儿子归来……
　　我的母亲田洪音，小脚，不识字。在我印象中，母亲总是手不停，脚不停，从天不亮忙到天大黑，忙着种菜、锄草、割猪草、喂猪、喂鸡、做饭、缝衣……
　　她心地善良，遇事总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伤害别人。她是虔诚的信佛者，每逢初一、十五都吃斋，或去附近寺庙烧香，祈祷菩萨保佑全家平安。遇到乞讨要饭的人经过家门口，宁愿自己少吃，也要给人家一碗红薯饭。
　　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姊妹10个，我最小，上有5个哥哥、4个姐姐。我出生后，父亲按家谱排辈给我取名宗光，母亲则给我取了两个小名满儿，十儿。意思是满盈了，老十是最后一个了。按当时农村的习俗，“添丁加口”又是一个男孩，应是一件大喜事。但如何养活这第十个儿子，让我活下来，长大成人？难！实在太难了！自能记事起，我从母亲眼神中看到的多是忧伤和无奈，很少能看到一丝喜悦。
　　为了能让我活下来，母亲除了给我喂一些米汤菜叶之外，还特别延长了对我的哺乳期。奶水越来越少，最后没吸几口就没了，饿得我哭叫不停。母亲见到这情景，每每将心酸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
　　想到母亲，忆起儿时，我心里突然涌出一阵难过。
　　4年前我参军时，母亲并不知道，是我大哥后来告诉她的。我多么希望能在战争结束后回到她的身边！
　　现在，远在异国他乡战场上的小儿子，是生是死，实难预料。
　　“妈妈！我还没来得及孝敬您老人家，难道我就这么无奈地与您永别了！”
　　我觉得实在对不起母亲，我这一生可能再也无法报答她对我的养育之恩了。在短暂的昏迷之中，我好像听到她喃喃自语地叫着我的乳名：“满儿！你去吧！我知道你是为了保卫国家，只要你有这份心，妈就知足了。”
　　泪水终于溢出眼眶，我想抬手抹去泪水，但手不能动，只能任其流淌……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心灵感应？
　　在停战回国之后，哥哥来信告诉我，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家乡的老百都知道国家派了许多军队开往朝鲜前线去作战，保卫国家安全。但我母亲并不知道她的小儿子是否真的去朝鲜打仗了。她只是猜想，这么多当兵的都去了朝鲜，我儿子可能也会去的。
　　于是，母亲感到心情紧张，总是在担心我。她三番五次地要哥哥给我写信，嘱咐我保护好自己。可她哪里知道，儿子在离开祖国之后，就再也不能同家里通信了，更不可能收到家里的来信，以致我与家人中断联系长达3年之久。
　　哥哥们为了能安慰母亲，只好每隔几个月，便拿着一个空信封和一张写有字的纸“哄”母亲，说：“老十来信了，他工作太忙，他身体很好，不用惦记他，再过几个月他就回来看您。”母亲不识字，纸上写什么她也不知道，只凭哥哥说什么是什么。
　　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呀！当母亲的总是这样放心不下儿子。
　　虔诚信佛的母亲，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到附近的寺庙里去给菩萨烧香，祈求菩萨保佑儿子的平安。由于心情紧张，母亲精神一度变得有些恍惚。她经常一个人在村子里走动，自言自语地或碰见村里人便说：“我十儿保国去了，我满儿他很好，有南岳菩萨保佑他，过几个月就会回来看我的。”
　　“十儿，满儿！”可怜的母亲，就是这样天天日日念叨着我的小名，在村子里走动着，游说着……
　　听哥哥诉说着母亲对我的思念，我哭了。我猛然想起被埋在观察所里时，耳边幻听到的母亲的喊声：“满儿——”莫非那就是当时母亲在村里走动时喊我的声音？
　　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心灵感应！
　　昏昏沉沉中，我等待着。
　　我相信战友们一定会来挖我的，就是他们认为我死了，也会来挖的。他们一定会把我挖出来，不会让我就这么埋在观察所里的。
　　想到死，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冒出一股愤怒的情绪。死，我并不怕，在刚进入朝鲜时，我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按我本来的想象，如果要牺牲，我一定要像许多英雄那样，用刺刀、用手榴弹、抄起机枪，同敌人直接拼杀，要死得英勇而壮烈，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在敌人面前高呼着：“为了祖国！”只有那样，我才能安然地闭上眼睛。
　　可现在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敌我相隔得这么远，敌人的坦克炮一发炮弹就将我埋在泥土中，我没能做出任何的抵抗，就结束了我年轻的生命。我觉得这实在太不合算，太亏了，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我不服气，我无比愤怒，可又毫无办法。
　　临死前的这种心情，别人是无法知道的，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我觉得如果就这样死去，实在太平淡无奇。
　　因而，我不甘心！
　　这股无名火使我呼吸急促，觉得热血从胸腔直冲头顶，想要冲开厚厚的泥土而喷向天空，想让我的身体飞越山谷，端着刺刀杀向敌人！
　　我心里向往着英雄们，觉得只有像他们那样死去，那才是对我最好的安慰，那才是最理想的结局。可惜，我却无法实现。
　　我心里羡慕着英雄们。他们在临牺牲时，能够庄严地面对着敌人，能够完全充分地把自己对祖国无限的爱和对敌人无比的恨释放出来。我觉得那才是最豪壮的身影，那才是最悲壮的告别。可惜，我却没有机会这样做，我只能将自己对祖国的爱、对亲人的思念压抑在心中，徒然激愤而无奈。
　　昏昏沉沉中，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微微觉察到压在我身上的木头和泥土有了震动的感觉。
　　“啊，是不是战友们来挖我了？”我用心仔细地体会着这种感觉，是真实的震动，并不是心理作用。我想，一定是在挖我，心里一阵高兴。过了一会儿，震动的感觉又消失了。怎么回事？我又怀疑起来了。不久，震动的感觉再次出现了，而且越来越明显，我都能听到挖土的响声了。
　　后来，我得知，敌坦克炮击观察所之后，战友们开始并不知道我已被埋在里面。观察所只是被炸塌了一个角，并没有整个塌下来。待发现我被埋之后，战友们来挖我，也不能摆开架势来挖。对面就是敌人，敌人的炮口还在瞄着我们的阵地哪！战友们来挖我，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他们只能由三四个人在观察所的后面，猫着腰甚至趴在地上，隐蔽地、慢慢地挖，不可能快了。
　　“喂！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外面挖掘的声音停了一下，我喊声了，挖掘的速度越来越快，响声越来越大。不久，现在我的身体下方，里外相通了。
　　“我还活着，没有死！”我又用力喊叫了一声。
　　“还活着，快挖！”我听见外面的人高兴地叫着。
　　欢叫声中，洞子扩大了，他们首先看见了我的脚。我听见参谋长指挥着说：“别用铁锹，别伤着他。用手快点抠！三个人轮流抠。”
　　我终于被挖了出来。
　　一望日头，已是午后，被埋三个多小时后，我终于重见光明。
　　幸亏有母亲的大爱抚慰着我，幸亏有英雄们的胆气鼓舞着我，我才熬过了这难熬的时光。
　　生死一线重相逢，战友们蹦跳着，我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军医立即对我的身体进行了检查。还好，没有伤着骨头和内脏，只有前额、手、脚被砸破了皮肉，左耳听不见声音，可能是耳膜被震破了。半个多世纪后的2007年，为给我补办伤残证，医生给我体检，还说我左耳的耳膜仍有一个洞。
　　巡游在战场上的死神又一次离我而去，这是第三次。
　　营长拍着我的肩膀，用力握着我的手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好好休息几天，叫炊事班做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就算我和教导员慰问你。”营长还发给我200元朝鲜币，算做负伤费。
　　在我休息的几天中，一个新的更隐蔽的观察所又建了起来。
　　参谋长来看我，在聊天中对我透露说：“听营长昨天从团里开会回来说，团长要调你到团司令部当作战参谋，营长说你负了伤，现在不行，给推掉了。”参谋长继续征求我的意见，“去团里，营长肯定不同意，要么去机枪连当连长，我看你还是不调好，咱们都合得来，情况也熟悉。”我寻思，当连长，我的作战经验和智慧能力都还不够，那是关系到全连战士生命的大事，责任太大了。目前到哪儿都是一样打仗，我还是当我的参谋吧！
　　5天后，我又进入到新的观察所，继续观察敌人的一切动态。
　　又一次望见了对面山头上敌人的坦克，我恨死了，心想将来如果我能当上坦克兵，一定要用我们的坦克狠狠地惩罚它们。事情也真巧，一年后，我真的被调到了坦克部队，当上了一名坦克兵，心里那份高兴真是难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