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会梦见现实中发生的事？比如说我的高考文综成绩。真的是一分都不差。 - 知乎16被浏览5533分享邀请回答2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1 个回答被折叠（）想上一本二本，高考文综要考多少分？(图)_网易新闻
想上一本二本，高考文综要考多少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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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老师应邀赴河北衡水讲座　　葛老师文综清明、五一讲座火爆报名中！2014年自主招生面试正在火热报名中！
　　1.平时文综模考超过260分，高考不到170分。文综一科300分，众多优秀文科生因文综考砸落榜。
　　2013年高考，我省文科一本线，十年最低、文综最难，文综难度逐年提升。政、史、地单科分开考都很好，一旦综合考分大幅下降。葛老师分析造成文综考分普遍低的原因是：学生没有对政、史、地三科有机结合，发散思维能力没有形成，学校缺少文综老师串讲。
　　2.高考不仅考查学生的能力，更考查学生的心理素质。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葛老师传授学生做题方法，强化学生信心。
　　葛老师从事一线高考教学十多年，自编讲义，准确把握高考文综的命题方向，传授文综做题方法，突破学生的惯性思维，也提高了学生语文阅读和写作能力。当学生出现焦虑不安时，葛老师用他独特的方式去优化学生的情绪，引导学生以平和心态应对高考。
　　葛老师简介
　　葛老师从事文综教学十多年，一人讲三科，把握高考文综命题方向，引导学生跨学科思维。
　　葛老师先后受邀到河北衡水、湖北黄冈、漯河高中等省内外重点公办名校授课，并被全国部分重点高中和正阳教育局聘为客座教师，并颁发了聘书。
　　年高考，葛老师的学生夺取驻马店、漯河、濮阳、郑州四地市文科第一名；3名学生夺得河南省文科第三、第五、第十二名；新乡获嘉一名学生夺得河南省文综第一名；8名学子被清华、北大和香港名校录取。
　　2013年高考，葛老师的学生勇夺郑州外国语、郑州一中、郑州四十七中等六所中学文科第一名；濮阳、商丘市文科第三名。
　　温馨提示
　　距离高考还有80多天，文科生不是哪科差补哪科，而是哪科最容易大幅度提分补哪科。上一本、二本，文化生、艺术生、复读生必须攻下文综300分。
　　电话：
　　地址：郑州市文化路与任寨北街交叉口联盛大厦三层
本文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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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徐必常
腊月二十日，伊兰就开始忙活了。
伊兰是我老婆。
她一忙，我心里就堵。
我真想扇她几耳光，解解我心中的怨气，但我一直认为，打老婆是畜生干的事。
我不是畜生，尽管我有怨气，还是没有动她一根毫毛。
不打她，不等于我不报复她。
我开始不理她，我整天把脸拉成一张马脸，像谁借了我的谷子还我的糠似的。伊兰装着没有看见。没看见，我更气。于是我故意摔东西。先是摔橘子皮，再就是摔塑料袋，摔到玻璃杯的时候，心好像被玻璃碴刺了几下。我一心疼，就去拾碎了一地的玻璃碴，玻璃碴误会了我的好心，以为我还会拿它怎么着的，就抓住时机咬了我一口，那一口正好咬在中指尖上，十指连心，这回是真的痛了。她还是装着没有看见。我肺都气炸了。我提着豆子没有锅炒，心中那股气，就是顺不下来。
痛和气交织着，像两条相互咬着我拼命放毒的毒蛇。我想再摔东西，可再也舍不得了，就是针头线脑，都是我俩用汗水换来的啊，再这么糟蹋，怎对得起自己的汗水？
往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夫妻双双出没于各种市场，虽然穷，但日子过得有朝气，我不知道别人家过年的日子是怎样的，我家过年的日子，绝对是有滋有味的。那个出双人对的劲头，就像比翼飞翔的鸟儿，是好多家庭的镜子。
今年，她先是想把买年货的事扔给我，她独自去忙她的事。我发觉，左邻右舍的人，都在拿狗眼睛看我。有的还怀疑我在外面另有新欢，私下为伊兰打抱不平。他们说，像我这种四十出头的大叔，会在女人堆里畅销。但这话是没有道理的。那些在外面有新欢的主，不是有钱的就是有权的。有钱的人不是人骚而是钱骚，有权的人也不是人骚而是权骚。但归根结底，有钱的不如有权的。权是真金白银，钱只是纸。而我，两样东西都与我无关，我是一个教书匠，国家重视教育，给涨了点工资，但工资涨一寸，物价和房价就涨一尺。即使不涨（那是不可能的事呵）．也不是枪打来的，更不是上厕所踩翻石板不小心拾到的，是一声一声地叫卖挣来的，那些可是血汗钱呀！
伊兰也教书。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不是同学就是校友。我们是青梅竹马。
伊兰忙活之前，是和我商量过的。我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开始我坚决反对。后来她就哭。她一哭我就心烦。我的心一烦，就让了步。我说，你爱干啥干啥去。
伊兰要做的事，是给学校领导拜年。我想，我老大一把骨头了，还从没有给谁谁领导拜过年呢！给别人当孙子，这个脸，我丢不起，你爱丢，你丢去。
事情起源于年终表彰会上。往年我们两口子是当惯了先进，就像那些吃惯了嘴的食客，一吃惯了，有一回没得吃，心里面就窝火，就受不了，就要发作，就难免有一两句牢骚话，就难免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自从刘校长上任以后，学校从教研组长以上都换了人，业内的人都说，刘校长把人都换成了他的人。虽然我们两口子的教学质量是一流的，可校长眼睛瞎了，硬是看不见。看不见就算了，先进不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在年终表彰会上却成了教育对象。虽然没有点名，但是人都听得出来。刘校长说：我们学校某些人，自恃会教点书，鼻子就翘上天了，就目中无人了，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开飞机不用油？我这条航线不让你开，除了王屠夫，不会连毛吃猪肉。散会后，一个诨名叫“快嘴婆娘”的老师就对伊兰说，刘校长讲的是你们两口子，人家去年全校教职工都去给刘校长拜年，就你俩没有去，人家早就放出话来了，除了王屠夫，不会连毛吃猪肉。
刘校长三十出头，是我们常在镇干部年轻化的产物。
伊兰回家就坐不住了。我劝伊兰，怕个屁，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即使东南西北方都黑了，那我们就点盏灯。我说的点灯，就是到私立学校去。这是行话。那天晚上是我做的饭，儿子到同学家去给同学过生日去了，家里就只有我们老两口。
伊兰吃完饭，把筷子一放，就要出门。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到快嘴婆娘家去。
伊兰从快嘴婆娘家回来后，就要和我合计，年级组长怎么走，教务处主任家怎么走，正副校长家怎么走。
我说：走个卵。
伊兰看见我发脾气，她没有理我，自个去张罗她的去了。
我看到她第一次不把我的态度放在心上。她像吃错了药，我行我素。我就冲她吼了一句：出这个门，就别回这个家。
然而她回应我的是——摔门，走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摔门的声音。
第二天，儿子去了他乡下姥姥家，她在外面忙她的鸟事，我在家里成了孤家寡人。
更可气的是，伊兰学会了打麻将。
我的天！人到四十，还有好多光阴让你虚度？大半辈子都学不会的东西，不学就算了。她历来就是反对打麻将的，特别是那些死赌烂赌的。比如说我舅舅，就在几天前，她还严厉地批评过他。她甚至看不起他。
没有我的支持，她就整天和快嘴婆娘打得火热。她们一起上街，一起买东西，一起到校领导家去走门子，一起去打麻将，深夜一起回我们这栋教师公寓。她们亲如姐妹，更有点像同性恋。
每一回回家，把门打开，她就先把脸笑成一朵花。关公不打笑脸人。我还是没有打她。
我早就讲过，我不打女人，但我就不给她好脸。
就这样，我们家的空气，有时一半是冷的一半是热的，有时全是冷的。
但时间还是一步一步地朝前走。在此期间，我根本不管家里的事。我一天三步曲：吃饭，上网，睡大觉。
吃饭到街上快餐店去吃。吃饭的次数多了，快餐店的小姐给我端饭时，就在碗底下用她的手捏我的手。我知道她们想做什么，她们在推销自己。有几回，她们把被劣质口红涂得像猴子屁股的嘴巴送到我耳根子说：要不要吃快餐？我问：这不是快餐？她们说：老土。
我老土什么？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我们办公室的那几个“脚猪”，早就教育过我了，我又不是外星人，我生活在这个世上。
我有点作呕。我索性换一个地方吃饭。
伊兰忙的同时，还要抽出一定时间顾及家。尽管她的身体一直不那么好，再累，她还是像蚂蚁搬家一样，把年货采购得很丰盛。尽管她这么努力地去做，我还是不给她好脸色。我讨厌溜须拍马，原来她也厌恶，我们臭味相投，所以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一走就是几十年。而现在她自己变成溜须拍马的人了。她都变了，我对她的态度变一点，又算什么？
男人狠下心，就不在乎自己身边的女人受不受罪。
伊兰还是尽量抽时间把饭做好，但她做的饭，我就是不吃。我不吃，我也懒得看她，一到吃饭的时间，就跑出去吃快餐，或者去粉店吃一碗粉。我横下心一条：伊兰，我不打你，我不骂你，我气死你还不成？
我在街头找到一家比较清静一点的快餐店。这家快餐店明显比前一家冷清得多，整个下午几乎没有人。我一进去，服务员就像苍蝇一样，把我当臭肉一样围了上来。
我要了一份六块钱的。尽管我一再生老婆的气，可还是尽量节省。进店时，我本来想吃三块钱一份的，虽然近几年涨了点工资，但家里还是没有几分屁眼钱的。这你们晓得，以前教书匠工资少，那点钱只能够一家三口填肚子，即使有一点钱，还要给双方乡下的父母表点心意。这几年工资高了一点，又忙着买房子。房子住上了，钱也花光了，但我们两口子还是过得快活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那些像我们这把年纪还在住出租房的人来说，我们已经小康了。至于说那些好的，我根本不和他比，你牛逼让你牛逼去。问题是，儿子已经上高中，上大学是转眼间的事。大学的门坎高，要钱垫起才能迈过去，而我们，除了那几分工资以外，又没有其他额外收入。以前还有点，给差生补点课，出卖一点工作以外的时间，可现在不行了，有时间也不让卖，镇教站下了一个文，谁收补课费谁下岗。这怎么个世道？有力气都不准卖，卖自己的力气就要下岗。你们报一个名都要收二十块钱的报名费，你们的灯省油？我又不是吃饱饭了撑着了不消化，我想补课，是因为我饿。你们睁着眼睛看看，那些差生，不是贪官污吏的儿，就是大老板的崽，家里面的钱堆成金山银山，所以才不思进取。没有办法，卖力气的路子被堵死了，我们只有从嘴巴里一分一分地往外抠了。
但有一个服务员喊了我一声：任老师。我回头一看，是我那班的一个女生。在学生面前，老师还是要面子的，那三块钱一份的快餐肯定不能吃了，我心一狠，要了一份六块的。但我摸出另外那三块钱时，有一把刀子在割我的肉。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我走出店门，寒风一个劲地往我脸上扑，不时听到一些零星的鞭炮声，整个街头冷冷清清的，几乎看不到有人在街头上走。
我回到家时，伊兰已经出门了。我一开门，桌上有一张纸条，被开门时的风扇得跳了几下，但很快又躺了下去。我走过去一看，是她留的一张条子，上面说，她到某某主任家去了，说如果我累了，就别等她，她要在那里玩一会麻将。
谁等你呢？我吃饱饭撑了？
我又打开了我的电脑。点音乐时空，听那些当红艺人唱几首歌。
艺人尽管很卖力，我还是听烦了。昕烦了我就关闭主页，还了我耳朵的清静。
下一步点什么？读书？今天没有那份好心情。显示屏幕飘着小贴画：我是女孩没人疼。那女孩，有一张好看的脸。这样的小贴画以前我从来是不点的。但今天心太烦了，来，点一次。接下来出一个对话框，要我输人手机号。要手机号？我索性不疼这些女孩了，你看，她一边在对你笑，一边把手伸进你的腰包里掏钱。
我第一次进聊天室。揣着一颗偷鸡摸狗的心。
后来，在网上，我竟然男盗女娼。我想，伊兰，要变大家都变，你哪天不溜须拍马了，我哪天就不在网上男盗女娼了。
腊月二十八，儿子从他姥姥家回来。在我们常在镇的农村，对过年这个节日看得很重。此时，我和伊兰还在冷战。我心里总窝着一团火。有时我真想把这火点燃，把整个地球烧个通透。
儿子回来后，伊兰还在忙活她的拜年活动。只是她在做这些活动时，似乎还顾及儿子。她的活动不再耗去太多的时间，更不像前几天来个夜不归宿。在儿子面前，我和伊兰还是恩恩爱爱的样子。我想儿子不会认为我们在演戏，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演戏。在恩爱中发生一点变故，就像在一堆优质产品中偶尔掺一回假，一般情况下是蒙得了人的。
日子就这样遮遮掩掩地过，从外表看，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但最后还是发生了。这事发生在除夕。
为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我们各忙各的。虽然我们心里都不快，也有些隔阂，但这一点隔阂，搅不乱这么多年的默契。我甚至一边做年夜饭一边唱歌，我甚至忘了我和伊兰之间这几天发生的不快。
也许伊兰好久没有看到我开心了，也许是见不得我这么开心，她趁着我开心，就把她那长长的嘴朝我右脸伸过来。我的右脸一热。我想，你都四十大几了，还用得着在我脸上亲一口这种方式向我祝福吗？想是这么想，心里早就伸着鹭丝颈子，在那里等了，还是希望她那张嘴早点伸过来，发出那个再也熟悉不过的响声。虽然这门功课早也练得滚瓜烂熟，但我此时的心情，就像等待一首最打动我心弦的老歌的第N次重复播放，从而达到心灵与音乐的共鸣。
然而我的等待是一厢情愿的。伊兰伸过来的嘴说：她今天晚上要到刘校长家去打麻将。
我等，等来的是这个结果。我冲口而出：伊兰，你还要不要这个家了？大年三十的不在家里面好好待着，打你妈。我没有看伊兰的脸。不用看，我知道伊兰是挂着泪冲进卧室的。
一种报复后的快感是发自内心的。伊兰，你四十多岁才学会拍马屁。学会拍马屁的代价是失去家庭的温暖。你觉得值，你就这么做好了。我甚至感觉到和整个社会的歪风邪气斗争的畅快。我甚至有点“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感觉。
儿子在上网。他在和他那帮狐朋狗友在网上聊天，我和伊兰之间演出的这一幕，他不是观众。他两耳不闻电脑以外的事。他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感受着他那个年龄赋予他的快乐。
我突然想到，这是一个缺了谁都能照样活的时代。我缺了伊兰我照样做年夜饭，伊兰缺了我照样能够在卧室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球照样围着太阳转。与刚才和伊兰较劲时相比，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小时，儿子在电脑上从聊天转到网上游戏了．我甚至能感觉到那游戏已经到了肉搏的程度。外面的世界不时传来阵阵鞭炮声。我也万事齐备，只欠炒菜了。
菜炒好后，我把儿子请出了电脑室。下一个仪式要他共同参与。我们要给逝去的先人们敬香，敬酒，烧纸钱。每当我做这些时，我就像要把祖传秘笈传给下一代一样，把儿子招过来。他是我的儿子，是我们任家的香火传人。我甚至想到我有朝一日老去，他会在我的灵前，像我给先人一样上一炷香，敬一杯酒，烧一堆纸钱。我甚至想到他把这种仪式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又传给他儿子的儿子，源远流长，长生不息。
我儿子对这项仪式很配合。仅凭这一点，我没日没夜地用心疼他。
再一个仪式就是吃团圆饭。我让儿子去请伊兰。在这种场合，也只有儿子具有杀伤力。伊兰不会在儿子面前流泪的，更不会在儿子面前斗气，她得乖乖地听儿子的召唤，尽管她此时也许想一嘴吞下我，连骨头都不吐。
我端着酒杯向伊兰和儿子敬了一杯酒。说了一堆新年祝福的话。伊兰在笑，但我感觉到，她那笑是装出来的。不是装给我看，而是装给儿子看。而她在装给儿子看的同时，又一点不遮拦地露出她的原形。她那双哭得红肿的眼皮，和那眼皮里面的怨恨。
我有点幸灾乐祸。
我得感谢儿子的粗心。如果他不粗心，伊兰的戏是演不下去的。演不下去的直接后果是，我要受到儿子的严厉批评，甚至是教育。在我儿子这个年纪，嘴是不会饶人，谁都敢教育的。
吃完年夜饭后，伊兰还是去刘校长家打麻将去了，儿子还是去上他的网，到他那虚拟世界里去过他的年。我像一个包袱，被他们扔到客厅，独自地面对一台电视机。一种酸楚从喉咙里冒出来，后面跟着一串凄楚。
在十二点钟以前，伊兰还是回来了。她回来了正好，她回来了我好睡觉，把她一人扔到客厅，让她感受一下什么是冷清。
她回来是参与另一个仪式。结婚二十年，我们都是以这种方式辞旧迎新、感受人生的快乐，让快乐与日月同在，与日俱增——那仪式就是：做爱！二十多年的规矩都定下了，家里的规矩又不是法律，是不需要成文的，需要的是默契，需要的是用心去维系。
但是这一晚，我们没有做。我已经不想，我对伊兰最近几天的作为很反感，一反感就想到报复。
初一的儿子、初二的女婿，初三初四、朋友亲戚。初一我和儿子回了一趟老家，初二我和儿子去了一趟他姥爷姥姥家。这些，我们都得按规矩做，谁叫我是他们的儿子、女婿？谁叫我儿子是他们的孙子？
但伊兰没有去。伊兰待在家里面，什么地方也没有去。父母问我，伊兰为什么没有回来？我说，伊兰在家里学电脑。
但我被儿子出卖了。儿子说，我和伊兰吵了架。我骂儿子：放你娘的屁！我举起巴掌，要扇儿子的耳光，而首先被扇的，竟然是我。我左脸被扇一记，右脸接着也被扇了一记。左脸的那记耳光要重些，那是我父亲扇的；右脸那记耳光，自然是我母亲扇的了。我母亲扇我的耳光时很费力，她站着扇我的耳光，够不着，她是跳起来才扇到的。我们这里的老人，扇儿子耳光是有规矩的，男左女右。如果像我这么四十出头的人，同时被扇两记耳光，那一定是犯了天大的错。
父母问我儿子我打伊兰没有，我儿子实话实说：没有打，只骂了几句。
我父母说，没有打就算了，扇这一记耳光让你长个记性，你狗日的放着好日子不过，和老婆吵架，长出息了？
往后父母下死命令：要我在初九把他们的儿媳妇给他们带回去，一起过散九。
过完散九，新年就过完了。
儿子在一旁幸灾乐祸。我真想抽个时间揍扁他。这个小畜生。
到他姥爷姥姥家时，儿子没有给我烧火。当老人们问及伊兰时，我儿子首先回答是在家里学电脑，他说他妈说的，派我们俩爷崽来做代表。
但是我看得出，两位老人不相信。他们是明眼人，不把问题挑破，给我留点面子。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破天荒地在老人那里住了一晚上。夜晚和几个舅子轮番喝酒。
从那里回来，我就隐居了。我把儿子赶出了电脑室，我也要有一个虚拟空间。我又进了那天那个聊天室，那天和我聊的那个人挂在那里，问我死到哪里去了。我说我没有死，但活得不快活。
儿子在客厅给伊兰汇报我回家被打经过。儿子在那里哈哈大笑。他说死老爸，在家像老虎，回老家像豆腐，要是我再奏他一本，那脸上就不只是一边一耳光的事了。
我是感觉到伊兰在笑的。尽管她没有笑出声，我还是能够感觉到。
那晚，伊兰做的晚饭。伊兰做饭时，一边做一边哼着歌。
吃饭时，伊兰看着我的脸笑。我知道她在笑什么，我就是不理她。儿子说，我的脸上开了花。其实在脸上开花的，是他们娘儿俩。
初六，伊兰在家里请了一回客。是快嘴婆娘和她一起张罗的。我在家装死，我装得样样都不会做。做饭做菜她们全包。我顶多就是给她请来的这帮爷儿们削点水果，端点茶水。
吃饭的时候，客人没有醉我先醉了。这醉，一半是装出来的，一半是喝出来的。不管是怎么出来的，反正我是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了，我得借点酒，让自己抽开身。
我被扶上床。等扶我的人出去，我打着赤脚过去，把门反锁了。我从枕头边翻到一本书，那是我先前准备好了的，我开始静下心来阅读。
外面的麻将声吵不了我，我已经进入书里面去了。
初七不出门。初七的一整天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我甚至没有抬头往窗外看。
散九怎么带伊兰回去？这是个问题！父母已经下了死命令，如果不执行，他们会跑进城来扇我的耳光的。
儿子早已把爷爷奶奶的精神传达给伊兰了。儿子说：我妈没有反应。
这真是个难题。
晚上我们还是在一个床上睡觉，但明显没有什么激情了。我想到一个成语：同床异梦。我们现在就是同床异梦。一对活男女，在如狼似虎的年龄，在床上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不是同床异梦又是什么？
初七的晚上伊兰用手肘子拐了我一下说：老任，明天我们去你家，过完散九就回来。
明天是初八。初八不归家。到我家去是一个好去处。
也许是伊兰把我父母给我的那道难题给解了，还是埋在心底里的情感复苏了？总之，我把伊兰紧紧地抱着。
之后就是吻她，再后就是她哭，再后我们就融在一起了。
融在一起的时候，伊兰坚持要在我的上面。她在上面手忙脚乱的。我说那不是你的位置，你找不到感觉。然而她坚持在上面。
我问伊兰，今晚你为什么硬要在上面？伊兰说：今晚我说了算。
接下来她没有睡意，我也投有睡意。她就把她过年期间的行踪强行灌进我的耳朵。虽然我不愿意听，还是被她灌得满耳都是。
她说，过年她出去串门和打麻将，花去了我们两口子一个多月的工资。她说我们还算好的，快嘴婆娘家男人下岗，全家的生活就靠快嘴婆娘一个人的收入支持了，然而，快嘴婆娘花的不比她花的少。她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如果和快嘴婆娘比起来，我们算是划得来的。
我本来想和她争，今晚我真的得罪不起她。如果得罪了她．她明天不和我回家，我又要被父母扇耳光的。父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
照伊兰这么说，我还是占便宜了。这是哪家的逻辑？狗日的，一个臭校长就这么吃人。
我肚子里面窝着火。我想操人，开始我不知道该操谁，后来弄清了，想操刘校长的妈。
伊兰的手碰到我，以为我兴致来了，就来迎合我。她说：还是你说了算吧。她不知道，这回她不让我说了算是不行的，我爬了上去，把伊兰当刘校长的妈。
伊兰当然到了高潮。她甚至想叫床，又怕住在隔壁的儿子听见，她索性咬着我的肩膀，她把我的肩膀咬出了一块死血。事后她说，好久没有这样舒服过。在夜里，我满脸奸笑。
过完散九，我们回家的时候，年迈的父母一直把我们送出村口。母亲用她那干柴棒一样的手握着伊兰的手说，兰兰，任崽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我现在管不了啦，我把他交给你。我听我母亲对伊兰说这一番话时，我的脚就打抖。我想起上小学时，母亲拉着老师的手，特意交代老师一句话，该骂就骂该打就打。所幸的是，母亲只交代伊兰管我，而不是打我，要不然，伊兰就成了我的老师了。
父亲在那里扬扬手，母亲也在那里扬扬手。那是一个再见的姿势。这个姿势马上被我儿子误读。
我儿子说：老爸，下一次再对我妈不好，当心爷爷奶奶扬起的巴掌。
伊兰在那里乐。开始是偷着乐，接着就是显山露水地乐，再后就乐得像个孩子。
然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夜晚我和伊兰躺在床上，我们没有做爱，我们在回味这一个年。
伊兰说，老任，我了解你，但你也应该知道我的苦，学校连骨头都烂了，我们这些皮毛，撑得了吗？
我显然比前几天冷静得多。我说：伊兰，人可是活一口气呀，我们连最后的一口气都吞下去了，我们还是什么人？不就是一个行尸走肉？
伊兰说：我也不想当行尸走肉，可我们的儿子上高中了，我们折腾不起。
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
最后她说：要不，我当贱人，你当贵人，我还在学校混，你另谋高就，你保全你的人格，我保全我的儿子。她说完这些话时，又拿以往那双恩爱的眼睛看着我。我知道她在等我的回答。
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之前我问过几个到私立学校谋生的同学，他们说，其实到哪里都一样，都是在同一片天空下。
我把头扭过去，看了桌上的闹钟，还差十分钟就到了初十。就余下这十分钟，是不是还得把这个问题扯下去？
我来个出其不意，一把把她搂在怀中。
开始她挣扎了一下，后来就小鸟依人一样，依在我臂弯里。
时间一秒一秒地朝初十走。
& & 作者：邓炬
县公路养护段道班工人杜某，是鄙人同乡。虽出生在同一条街上，但因从读初中起，我便离开家乡，似乎从未谋面，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才偶然相识。
其时，我已是县中教员。一次因急事搭乘货车回家，途经马灵坳道班，车爬坡，轮打滑，进退两难，十分着急。突见一矮墩黑壮的青年，扛一铁锹赶来，在车前轮处松土、铺砂、平实，后轮处加土、垫石……埋头运作，汗流如注。随后又招来同伴，叫司机发动推车，终于翻过坳顶。本人十分感动，趁驾驶员稍作休息，忙上前向那满头大汗的青年敬烟，但他执意不接。那时，刚度过三年“暂时困难时期”，香烟也算奢侈品，还没有到烟酒不分家的份上。我改换方式，和他拉扯几句家常，方知他姓杜，和我是同乡，坳上相逢也算缘分，如此他才不好意思地接过香烟，但没有急着抽。上路时，憨厚地向我招呼：“老师，慢走……”他也叫我“老师”？不过，代名词尔，也无不可，由他叫吧。
此后，大多次数回家是走路。车少得可怜，路程仅二十来公里，人又年轻，不算什么。这样一来，每次经过马灵坳，总要去道班房歇歇脚，和小杜（他比我小两岁，又叫我“老师”，“倚老卖老”，我就叫他小杜）聊一聊。他人朴实、本分、有孝心，每月都要从微薄的工资中省出钱来，供养因眼疾几近失明的母亲和辍学在家照顾母亲的妹妹。除护路养道外，马灵坳上下哪家有急难事，诸如抢种抢收啦、修房建屋啦、抬送病人去县城医院啦等，只要招呼一声，他便实实在在去帮忙，口碑甚佳。
岂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竞刮到偏辟孤寂的马灵坳上，当我再一次见到浑浑噩噩地被卷入其中的小杜时，真让人大吃一惊！记得那是1967年的盛夏，我们这批“臭老九”正顶着红太阳的灸烤清扫着县城大街，忽见一彪人马，头戴藤帽、肩扛钢钎、身着劳动布工装、配戴鲜红袖箍，齐呼“文攻武卫，保卫红色政权”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小跑前行……蓦然发现：小杜这个熟悉的身影，竞在其中！后经打听方知：在省城“西南春雷”的隆隆革命声响中，经造反派夺权县城建立了红色政权；但县里不能像大城市那样有产业工人武装起来捍卫红色政权，只能从县农具厂、综丝社、养护段等单位抽选年轻力壮者组成“赤卫队”，来担负起捍卫红色政权的神圣重任。这，也可算是“时势造英雄”吧，一向安分守己老实善良的小杜，也就成为了“赤卫队”中光荣的一员。
此后，便不断听到小杜的消息和见到他的身影。第一次面对面，是他们小队长带着他在大街上巡逻，恰逢我们正在扫街。他见到我很高兴，但刚叫了一声“老师”，便立即遭到小队长的训斥：“叫老师？叫这些臭老九？要叫老九！臭老九！”此后，二次、三次便把“老师”改“老九”且逐渐叫顺了。不过，反正就这么回事，由他叫吧。后来，听说他多次奉命去抄家、抓人，常得到头头的表扬。
大约是在1967年冬，其母病危，妹妹到县城找他，时逢他们正奉命去执行特殊任务：踏平对立派的黑窝。他是员猛将，头头自然不准假；他也知忠孝不能两全，便毅然奔赴战场。那一仗，打得十分惨烈，最后是他生擒了对立派的黑头头。
于是，小杜荣升为小队长，其代价是自己被打瘸了一条腿，有眼疾的母亲也因病重不治而身亡……为了照顾杜小队长，头头不叫已经半残的他去冲锋陷阵了，只派他在县城大街上巡逻，走走看看，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谁知，大问题就出在这方面！
杜小队长是忠于职守的。虽拖着一条残腿，但总是每天一大早就上街巡视，午夜才回窝休息。大街上的熟人当面叫他“小队长”，背后戏称“杜傻儿”，把他当成“活宝”耍：“报告小队长，十字街百货公司旁边出现了几条资本主义尾巴……”闻讯，杜小队长真有责无旁贷之感，拖着瘸腿匆匆赶去，把几个进城卖点小菜换盐巴钱的农妇轰走。诸如此类的革命工作，他虽干得兢兢业业，但终因没有发现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老觉不安。
忽一日，见县一中篮球场边围了一大圈人。“有情况！”杜小队长突然有此预感，急忙赶去扒开人墙，一看，又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原来，县一中美术教师龚某，正奉命为装点“红海洋”画伟大领袖的肖像。为了画好关键部位，他把画框由室内移向室外，靠放在篮球架的两根柱子上。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小心翼翼地点了睛，下午正画耳朵。为防球场的灰尘，也为了便于操作，龚老师用白打字纸把整个头像罩护住，只留下画左耳的部位，一丝不苟地专心勾画，终具雏形。恰在此时，杜小队长赶到，横看竖看，不得要领，四周响起阵阵嘻笑声，隐隐听到“杜傻儿”“杜傻儿”的呼叫……杜小队长闷着气，向龚老师发问：“老九！画些哪样？”龚老师耳背，不知是真没听见还是装没听见，不理不睬，停笔眯眼欣赏起那一只尚未完工的耳朵来。
“杜大（不是小）队长，你看画的是哪样嘛？”围观者连讽带刺的诘问，加上臭老九的不理不睬，以及现场十分刺耳的“傻儿”“傻儿”之声，杜小队长闷在胸中的怒气直往上涌，终于冲出喉头：“看，看，看个‘球’！这帮臭老九吃饱了没事干，画，画，画他妈个什么东西！我看画得像他妈个大花卷。大花卷，你们吃不吃嘛……”
场上，骤然沉寂：画版上那只未完工的耳朵，也真有些像只大花卷——不！不！这是极大的不恭，天大的污蔑！仅仅瞬间沉寂，随即就有人揭下罩在画板上的白打字纸，露出耳朵尚待完工的伟人头像，紧接着便有人高叫：“不准杜傻儿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随即，呐喊之声四起，唾沫、泥沙向杜傻儿飞去。突然明白过来的杜小队长吓得忙跪在篮球架边，对着即将完工的头像，频频叩头请罪……小小的县城，真出现了“新动向”——杜傻儿如何如何恶毒诬蔑伟大领袖的情由，不但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而且大街上立即出现了一条又一条大标语：“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杜傻儿！”“杜傻儿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为“平民愤”，县“群众专政指挥部”组织了几场对小杜的批斗会，昔日的战友们押着一瘸一拐的他上台下台，似乎也毫不手软。怒其不争的县革命委员会头头鉴于小杜家三代贫农出身，本人为革命立过战功，决定对他从宽处理：送回马灵坳道班劳动改造。
半月后，我又一次回家途经马灵坳，仍然一如既往地去道班房看望重操旧业的小杜。见到我，他觉意外，呆滞的眼神中似有泪珠在滚动，嘴唇嗫嚅着在颤抖：“老……”我知道，他是为把对我的称谓由“老九”改回“老师”而羞于启齿……唉，可叹可悲的人！
中学教师吉某，人精明、喜动脑、善算计。虽处在举国上下心只准往一处想、戏只能唱几出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他仍不安分，成天琢磨着，不时谋划着想干点什么。但，考虑到自己先天不足（出身富农家庭）、后天亏损（不幸当了臭老九），且年近不惑，确乎进取无门、钻研无路，只能夹起尾巴做人，暂时定位在但求无过或少过之上。因此，一门心思用在儿子身上。
虽然，“读书无用”早已深人人心，“知识越多越反动”已成了青少年耳闻目睹的现实，但老吉总不甘心让儿子天天背着语录包，成群结队地去四处瞎起哄。他真是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教背古典诗词，儿子不愿意，好心人亦提醒他再不要搞封资修了；学练书法，又怕儿子乱涂误写惹事……
其时，恰逢小小银球风靡神州大地，“小老虎”出尽风头，《怎样打乒乓球》一文经伟大领袖评点让全国人民学习。就在当年（1966年）九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国乒乓球健儿夺得了“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六金五银的消息，且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真是天赐良机！让儿子打乒乓球，既顺应潮流，又切实可行。“对，就从这里杀出一条活路来！”思于此，老吉像弹簧一样从床上蹦起，在烟盒里抽出一整支香烟（那时市面上卖的香烟不带过滤嘴，一般他是把一支香烟剪成两段，一次用烟嘴抽半支。一为节约，二为不向人让烟），猛吸几口。于是，一个周密的计划形成，且立马付诸实施。
其子名果，年方十岁，算来应该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父子俩在久无人光顾、所有的报刊早被洗劫一空的学校图书室里，用两张大阅览桌拼成乒乓球台，两块砖头架上横杆做成球网，用预算改抽经济牌香烟可省下的钱买了球拍，如此这般，父子俩便抽空坚持天天对练起来。
开始，老子手把手地给儿子示范；不料，不到三个月，老子已不是儿子的对手了！老吉为儿子的天赋灵性而激动不已，更为自己的“英明决策”而窃窃欣喜。于是，一方面在小县城里四处为儿子寻师求教，另一方面则精心设计着儿子的前程：一年内打进地区少体校，三年后打进省体工队，又三年力争进入国家队……天啦，那时果儿还不到十八岁哩！啧啧，不到十八岁就可以成为“国手”了！
一日下午，老吉在完成了他每天的“功课”——打扫学校大小七间厕所后回家，还没有来得及打扫个人卫生，便异常兴奋地向妻子描述儿子力克地区少体校尖子的动人场面：“人家那孩子是地区少体校的尖子，果儿向他扣了一板、两板……你猜多少？连扣了十一大板，才拿下关键的一分！五比三，胜了！……”正绘声绘色，突然，房前喊声大作：“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吉明德揪出来示众！”“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吉明德！”……两口子还未反应过来，大队人马已涌人室内，“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两壮汉几大步跨到老吉身旁，熟练地扭腕、压背、按头、挂牌，随即让老吉“坐”着“喷气式”飞机，押赴十字街广场专设的批斗台上。除少数人留下抄家外，其余的人亦尾随押送，一路喊声连天。霎时，批斗台下看客如云。
起初，事故突发把老吉搞蒙了；继而，细听口号，偷看挂在胸前的黑牌，方知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仔细琢磨，自觉心中无鬼，怎么也“现反”不起来，因而估计虽有一轮“误打”，但总会真相大白，遂松了一口气；及至被推到批斗台，突见果儿早跪在台上，且有一根细绳系着两块乒乓球拍，挂在果儿干瘦而细长的颈子上，有如他胸前的黑牌，拍子上面似乎也写上打了红叉的黑字……老吉顿觉五雷轰顶、地转天旋！两“群专”壮汉还未来得及“导演”让“罪人”曲腿、弯腰、低头、下跪等一系列的规范动作，老吉已昏瘫在台上……
原来，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天上午，小吉果以十一大板扣杀拿下关键的一分，取得了那场胜利后，名声大振，中午即在小小的县城里传为佳话。对此，地区少体校的尖子十分不服，当天下午，指名向小吉果挑战。年少气盛的小吉果在众多县城球迷的鼓动下，未经他爸爸应允便欣然应战。当时，阅览室里围观者众，小吉果亦信心十足。当双方第一局打到二十平后，对方放来高球作诱饵，小吉果在呐喊声中一板二板三板地抽杀，不料在第四板上，有备而来的对方改变旋转方向放过一超高球，急于求胜的小吉果跳起身子，用尽全力，狠扣一板：球，打飞了！球，飞向阅览室正前方的木板墙上。木板墙上，挂有伟大领袖的肖像，由于阅览室长期无人管理，肖像早已发黄变脆了。一板打飞的银球正好击在发黄变脆的肖像上，且洞穿左眼！顿时，室内一片混乱，继而惊动“群众专政指挥部”，于是，老少现行反革命被押赴批斗台上。
此事件轰动了小小的县城。县“群众专政指挥部”接连组织了数场批斗会，要老吉小吉交代是如何处心积虑、精心策划、周密算计向伟大领袖实施毒手的。几轮几番整得死去活来，老吉不是装聋作哑，便是东拉西扯，一点不得要领；而小吉，几次都被吓得不是拉尿便是拉屎，批斗会上，臭气熏天。
“是可忍，孰不可忍！”激怒的“革命群众”坚决要求将父子俩逮捕法办。但，利用乒乓“飞球”作案也实属“史无前例”，与其他“恶攻”现行反革命罪行有别，的确不好决断。几经研究，由县公检法军管小组作出裁定：把老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到革命群众手中，将其全家遣送回农村管制劳动改造，倘有不轨，可立即将帽子戴在头上。
谁知，这一“遣送”就是十余年，小吉果早超过了十八岁这个当“国手”的预设年龄。不过，这些年父子俩在农村琢磨种植养殖技术，到1981年落实政策时，他们已是远近闻名的专业户、万元户了。据说，20世纪90年代初，父子俩又赶时髦，开起了县城里第一家保龄球馆，且人气旺盛、生意红火。这，自然是后话。
县第一中学的单身教工宿舍是一排平房，共10间，每间12平方米。学校配有一床一桌一椅，床靠墙、桌面窗。窗外是一条与房平行的大路，路的另一边，一排垂柳下是一口大鱼塘。临窗能观大路上熙来攘往的行人，跨过大路可以去柳荫下鱼塘边纳凉。这，对一群青年教工而言，的确是个难得的住处。
然而，当1966年“红八月”来临之际，红色风暴一扫这里的祥和与宁静，一夜之间，这一排平房变成了临时牢房——隔离审查室。原住在这里的教工被扫地出门，凡几经批斗拷打仍不低头认罪者，便被押送至此单间关押，强令其交代问题或检举揭发他人。红卫兵小将们则坐在柳荫下的石凳上，严密监视着囚犯们的动向，按时（一般是每天上午九时左右）催缴书面检查或揭发材料，倘有交白卷者，或吼骂，或抽打，或罚跪，或断水，或扣饭，或不准上厕所……整人的套路层出不穷，惨叫与呻吟之声常常惊吓住不少过往的行人。
教工团支部书记小方带着遍体鳞伤，也被押到他半月前被强令搬出的这排平房。这里，令他熟悉而又陌生，多少往事自然涌上心头：三年前，他告别了有天堂美誉的家乡，在华东一所著名的师范学院毕业后，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登上西行的列车，哼着“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的歌曲，自愿到这山区的小县城来教书。迎新会上，老周校长鼓励他做“红教师、能教师、名教师”的期望深深地打动着他年轻而火热的心，更坚定了他扎下根来，为山区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决心。此后，每天清晨他便去鱼塘边锻炼身体，在柳林中读外语、背诗词；上班前，打扫好教研室的卫生；早读时，义务到教学班去辅导学生……教学之余，读马列、学毛著，涉猎多种有用的知识，还常和青年同伴一起恳谈理想、设计人生、畅想未来。年近花甲的老校长，既是他们的长辈又像他们的挚友，常给他们不少启迪、温暖和爱护。生活，对小方这个来自异乡的青年，依然是那么充实而又美好呀！
如今，老校长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挨批斗写检查外，便是打扫马路；学校里凡是有学识而又认真教学的教师，全被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或牛鬼蛇神，除挨批斗写检查外，便是清扫大小厕所……而作为走资派“红人”和青年教工“黑支部”书记的小方，不但没有积极投身到这场革命运动中去，反而心存疑虑，并反复用伟大导师的有关教导与当前的现实对照，总觉得“运动不正常”；同时，还主动对成天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小将们讲解诸如“造反有理”是毛泽东同志1939年庆祝斯大林60诞辰时所说的一段话中的一句，应全面正确地去理解最高指示的积极含义，如此等等。这个不识时务且又怀疑运动和贬低最高指示的“异类”，自然会激起革命师生的义愤，于是，挨批、遭打、关单间，便在所难免了。
在单间，一夜未合眼的小方虽然抽完了一整盒香烟，但让这个不肯盲从的青年想不通的若干问题，仍然一个也没有想通；而摊在桌上供写检查交代或检举揭发材料的白纸上，自然一个黑字也未落上。这些天来，全校一百多名教工，除一个长期生病卧床不起的教师没有被写大字报外，无一幸免；老校长虽有缺点或错误，但绝没有带领大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去贯彻一条又粗又长又黑的反动路线：“造反有理”总不能肆意烧毁学校的档案、捣毁实验室的设备……“这运动正常吗？”他把心中的疑团告诉了好友、由他介绍入团的青年教师小卢，岂料当天晚上便被小卢揭发了出来！第二天，批判他的大字报真是铺天盖地，“保皇狗”“拦路虎…‘小爬虫”等“桂冠”，也如雪片似的飞来。这，令心地善良而又单纯的小方十分痛心。他多次想：情愿是自己错了，是广大革命师生干对了——只要是真能使国家永不变修，事业兴旺，人民安康，个人挨批、遭打、被辱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惜，自己究竟错在哪里？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真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吗？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是外乡人，在当地无亲无故，连自认为最可信任的同志也对他反戈一击，还能找谁排解心中的疑团呢？自然，他早想到过老校长。虽然明知老校长第一个被揪出，不久前他还是偷偷地去找过，但老校长家门口有红卫兵把守，只能远远地看看。小方发现，已戒烟两年的老校长，又咳咳吭吭地边抽烟边在写什么。这，更使小方难过：老校长解放前是地下共产党员，三次被国民党逮捕，长期的监牢生活使他落下了哮喘的老毛病。两年前老伴病故后，他下决心戒了烟，但如今又抽上了。这一戒一抽，足见他的凄楚与无奈！
想到香烟，小方下意识地抓起桌上的空烟盒，揉成一团，掷向墙角。顿时，连打哈欠，眼角湿润，不由得作深呼吸状——一夜未合眼，倦了，烟瘾也犯了！恰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老人的哮喘声和着扫帚着地的唰唰声在窗外响起，小方忙推开窗，见老校长正在窗前的大路上打扫卫生。小方一如既往地向他打招呼，老校长抬起头来忙示意：别讲话！看着小方布满血丝的双眼以及打哈欠疲惫不堪的神态，心疼的老校长一句话也没说，只向小方的窗口递去一支香烟，算是传递了全部的心情，又埋头扫路去了。接过香烟的小方，泪眼模糊地看着老人佝偻的脊背逐渐向大路的另一头移去，热泪终于夺眶而出……
不幸的是，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荒唐年代，这饱含深情的一幕，却被坐在柳树下监管的红卫兵发现。他们如获至宝，立即向司令部的头头们作了报告。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头头和高参门听了“目击者”的报告，异常兴奋。经过分析、综合、判断，得出的结论是：这不只是“走资派还在走，保皇狗还在保”的典型表现，而且很可能隐藏着破坏运动的更大阴谋。于是，兵分两路：一路审讯“走资派”，一路围斗“保皇狗”。
当一名头目带领数名手持铜头皮带的小将闯入小方所在的隔离室时，明知来者不善的小方却表现出文明人的大度与从容：“诸位请坐呀！”站起身，让出了唯一的椅子，并向床沿一指。
“少来你他妈那一套，快把那东西交出来！”一屁股坐上椅子的头目吼叫着。
“对不起，”小方扶了扶眼镜的框架，指着桌上的一叠白纸，“由于思路没厘清，一个字也没有写，交不出……”
“鬼扯！”头目一掌击在桌上：“谁叫你交那个呀！是叫你把密码——走资派传给你的小纸卷交出来！”
“密码？小纸卷？……我不懂呀！”小方话未说完，便挨了头目狠狠一个耳光，他捂着疼痛的脸，对凶手怒目相视：“你……你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实事求是……”
“好，好，好！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头目揉了揉也被反作用力击痛的手，然后对一红卫兵说：“把你们亲眼看到的一切，揭发出来。”
于是，这个红卫兵清了清嗓子，开始了他的揭发：今天上午八点半钟，走资派周洪涛利用扫大路的机会，鬼鬼祟祟地窜到保皇狗方维民的窗下，用扫帚唰、唰、唰地连连发出几声接头暗号，保皇狗打开窗户，两个眉来眼去地又对了一阵暗语，最后走资派把写有密码的小白纸卷交给了保皇狗……早打好腹稿的小将侃侃道来，最后还发出正告：“别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一切阴谋诡计，都逃不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的火眼金睛！”
理直气壮的红卫兵小将们原以为，在亲眼目睹的“铁”的事实面前，保皇狗会吓得浑身发抖，面无人色。岂料，在听罢揭发后，小方却异常镇静，且娓娓道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的得出都是在调查研究之后。你们讲的那个……什么密码小白纸卷，该不是我向老周要来吸的一支香烟吧？昨晚，我的一整盒烟抽完了，今早上正发瘾，便向扫路经过窗前的周洪涛要了一支来过瘾，喏，你们看，那便是我抽完那盒烟的空烟盒。”边说边拾起并打开，的确是一只空烟盒。
听了小方解释，几名手持铜头皮带的红卫兵交换了一下眼色，对“密码小白纸卷”的说法也觉玄虚，并似有“解除武装”的动向。洞察秋毫的头目立刻警觉起来，转向小方：“一支香烟？那你把那支香烟交出来！”
“抽了。”小方答了两个字，指了指满地的烟蒂。
手持铜头皮带的小将们以为可以就此收场了，正准备把“家伙”系回腰上，头目一见，这还了得！于是，急出“撒手锏”：“抽了？烧了？想毁灭罪证？就是吞在肚子里，也要吐出来！周洪涛已交出了你们破坏运动的黑纲领、联络图，你这个保皇狗还死藏着密码不交出来。快给我打！打！打！”
一声令下，训练有素的小将们立刻反应过来并进入状态，熟练地抖动铜头皮带，尽情挥舞，顿时小方皮开肉绽、血涌口鼻，双目爆突、抽搐窒息，以致昏死过去……
当小方苏醒过来，触着遍体伤痕，感到浑身疼痛时，已近黄昏时分了。一醒来，便听到窗外喊声不绝：“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周洪涛不交出黑纲领，就叫他灭亡！”“周洪涛不交出联络图，就叫他死无葬身之地！”小方挣扎着爬到窗前，往大路上一看，那触目惊心的一幕，顿时把他惊呆：老校长的双手被捆在胸前，绳子的另一端则系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一红卫兵骑着自行车，时而飞跑，时而骤停，老校长跌跌撞撞地被拖着时跑、时停、时趴、时滚，口吐白沫，血肉模糊……周围的小将们则不停地吼骂呼叫，还不时吐唾沫、掷石块、洒泥沙……这，是史无前例的又一创造：开拖拉机“拖”斗走资派游街。
小方气得浑身颤抖，他顾不得满身伤痛，立即在桌前奋笔疾书，一张张白纸上，都落下了黑字……
次日清晨，人们发现：单身教工宿舍前、大路上、鱼塘边撒满了传单，均署名方维民。上书：“抗议：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反对灭绝人性的野蛮暴行！”“我以我血唤良知，甘为真理上祭坛！”“提倡实事求是，反对捕风捉影！…‘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与此同时，人们在鱼塘边发现了半浮于水面的小方的尸体；在老校长的床上，发现了因超量服用安眠药而长眠的老校长的遗体。
此后，自然是鞭尸三百，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开展对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走资派和保皇狗的批判，从而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所县城中学，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一家人的高考&
作者：王鹏翔
王鹏翔，彝族，20世纪60年代生于贵州水城一个叫阿嘎屯的地方，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著有散文诗集《被雨湿透的歌唱》《爱的皈依》，散文集《诗情高原》《村庄的背影》，编著有《新世纪贵州散文诗选》等。作品入选《中国散文诗大系·贵州卷》《2004中国年度散文诗》《中外华文散文诗选》《中外散文诗作家词典》《西部散文百家》等。鲁迅文学院第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现居贵州水城。
题记：养大一个孩子，是一家人的长征，而高考，是长征的最后冲刺！孩子已经冲刺完了，而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由于家长的低级失误，还要让孩子再冲刺一次！
把孩子送到补习班，和班主任老师打了招呼，然后就冒着小雨回来了。这天也像我的心情一样，阴沉沉的，饱含雨意。
孩子今年高考，应届生，考得还不错：文史546分。高出一本线30分。今年也是个好机遇，录取比例很高。孩子能上一个不错的大学。
但就一个不经意的失误，最终把孩子送上了补习的道路，而不是大学的校门。
一种跌落的失意笼罩着全家。这个悔啊，欲哭无泪！
有人说：高考是考孩子，填志愿是考家长。我这个原来自信满满的家长被考倒了，一塌糊涂，得了个大大的零分！
回家来给孩子整理书房，散乱的试卷和书本，真正的题山书海。孩子本来就不想再补的，是我的不严谨，把他逼到了补习的长跑中。而这一届，是课改前的最后一届，也就是说，只能悲壮地补习这最后一年！而明年的高考，是一个无法预知的结果。
看着那些做过的试卷，那些贴在墙壁上的励志的纸条，以及那些经日翻读已被揉皱的书本，孩子的努力和辛苦，历历在目。
妻子的哭泣和责怪，同学、朋友的询问和埋怨，让我更加地内疚。一个同学发来信息：请慎重说和做来年再高考一次的事情！本来人家考这么好的分数都因为你家长填志愿水平低给害了，现在你更应该办正确的事了，不要勉强孩子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还打来电话，西政最高分都只取到530多分，不失误报志愿能上不错的大学。这使我的悔恨达到了极点！
直到决定孩子补习，直到把孩子送进补习班，我都没有勇气给他爷爷打电话告知详情。
只有一个好友发了个稍让我安慰的信息：让孩子跨过心理障碍，反正我是考上的，不是落榜生，只是学校和专业不好，为考个更好的学校再努力一年。她当年为侄女填志愿，也不经意间犯了不该填的学校却填了的错误，最后孩子只好将错就错，读了不想读的学校，至今说起来还在后悔不已。
好在孩子还很自信：以退为进，明年考个更好的！他说：老爸老妈，你们可要坚强哦！我会更强壮，结交更多的同学朋友，学更多的知识。
我内心稍有所安：我有一个懂事的好孩子！
这要追溯到高考填志愿。
孩子分数出来了，我认为是一个“倒尖不秃”的分数，觉得志愿不好填，高不成低不就。但亲朋老师都说不错了，连他爷爷都很高兴：我们家终于出个重点大学生了。我的大学老师徐成淼先生还说：不管取哪个大学，都已经超越了你，比你强了。孩子的小学班主任陶老师还因为我们没有给她报告孩子的考分，发短信来责怪我：你家好抠，有好消息不让我知道，舍不得与我们分享！
要说我对填志愿不重视，其实也冤枉了自己。孩子分数出来，我就在盘算他的志愿，找了不少关于填志愿的文章看，在网上搜了和他的录取分数接近的大学的资料。最后几天，算近年录取平均分，找录取线差，看录取位次，还把要填的学校的相关资料组合起来研究。孩子也很重视，把他觉得可以录取的学校进行了分类，查找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初步锁定了要报考的大学。
从孩子接近高考到高考分数出来，陪孩子踢球、爬山、跑步，给孩子放松，单位上的事情没有主动过问，还被领导喊到办公室去刮了胡子。
差错就出在对提前批次学校的定位上。开初，确定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后来孩子觉得不保险，再研究了一个：某大学某语系。《高考金刊》上说，该专业全国第一，就业率100%，多在某部委工作。我也就没仔细研究，听了孩子从《高考金刊》上看来的一面之词，草率地填上了这个学校。居然还把中青政取消了，把那个某大学填在了提前批次的第一志愿。
第一批次的志愿，研究得很透彻。按照两冲两稳一保的原则，给他填了中央民大、兰州大学、云大、西南民大等学校，还填了中央民大预科。连二本的学校都进行了研究，填了浙江传媒、北京城市学院等学校。就算不能去他很想去读的中央民大，至少也会被兰州大学或者云大取走。还请省教委的同学、中央民大的朋友关注他的录取，认为万无一失。
只是在提交志愿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坚决反对填报那个某大学，认为那里太远，太冷，她说她养大的孩子，怕吃不了那个苦。还说孩子有鼻炎和慢性咽炎，怕适应不了太冷的气候。我说尊重孩子的选择，就把志愿提交了！提交了之后，孩子冷不丁冒出一句：如果被某大学录取了怎么办？但这时木已成舟，已经修改不过来了。
在市三中开招生咨询会的那天，我们一家人都去看了。兰州大学的老师了解了他的情况，觉得他的分数正是在兰州大学录取的范围内。一家人都信心满满地等着好消息呢！
孩子还向我的朋友借来了吉他，准备给自己注人一点文艺细胞。也准备练字，把那手很臭的钢笔字练一练，不给一个文科生丢脸。有空就和同学踢踢足球，打打乒乓球。孩子心理上已经做好了进大学的准备。
7月9日夜，孩子的短信响了：恭喜你！王献一同学，你已被某某大学某语专业录取。贵州省招生考试中心。
儿子向我报信的时候，接近午夜了，我正在双水一个乡亲家里聊天。我向父亲报了信息，父亲说：好啊！十年寒窗终于出头了。等我回家躺在床上，觉得哪里总不对劲，起床来翻了翻当时填志愿时的那些资料，唯独没有该大学。手机上网查了该大学该专业的情况，就业前景并不乐观。孩子的理想是大学毕业考名校的研究生，但这个专业是语言不是基础学科，考研路子窄。仔细看，居然是个二本。而且该大学在校不能转专业。
在我在双水家中辗转反侧的时候．孩子也在黄土坡学校附近租住的家里辗转反侧。遥远的学校，寒冷的北国，前景不乐观的专业，让他很纠结。
他母亲也看出了蹊跷，问了他情况，便气得哭了起来。
一家人就这样在录取的“喜讯”中受着煎熬，一夜无眠。天欲晓，妻子打来电话，一股脑儿地责怪我：让你们不要填你们不听，这下好了，想读的学校得不到了！都怪你，你这个家长就是对填志愿不重视。要是孩子考得不好还有个说法，就是你的问题害得孩子录取不到他想读的大学。就是一个老文盲也不会犯你这种低级到白痴水平的错误，还作家呢！狗屁！
我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希望该大学能退档，让孩子取个我们研究得很充分的一本。
我给省教委的同学发了信息，说明了情况。即刻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这时才早晨7点过钟。他说，找当地教委招办的和省招生考试中心联系，请省招生考试中心与该大学交涉，然后个人写出申请退档。要在第一批次录取之前办成，孩子才可能参加第一批次的录取。
而此时，离第一批次录取只有两天时间了。我写好了申请，把工资存折上的钱全部取出来，随时准备着去省城。
和市招办的不熟悉，找到了我在市里任职的高中班主任，请他和教委的领导打招呼，由领导和招办的负责同志说明情况，请他们帮忙。
我又找了本县招办主任，咨询了这种情况。他说，一般不会退档的。你只有和该大学联系，请求他们退档。你填了他的学校，录取了你不去，是你不诚信，大学是不会退档的，除非你有过硬的关系和他们协调。
这个过硬的关系在哪里找啊！
我肠子都悔青了！当初为什么鬼使神差填了这所大学，孩子却又偏偏被这所大学录取，还要让孩子背上不诚信的包袱！
我硬着头皮拨通了该大学招生办的电话。一个很清脆很甜美的女声。你的孩子录取了我们学校的哪个专业？某语。你为什么想退档？孩子身体单薄，又有鼻炎和咽炎，南方孩子怕适应不了。海南的都有，何况是你们那里？你孩子的这个专业已经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专业了，很多人想取都取不进来，已经很好了。他母亲坚决不同意，希望你们给个机会，把他的档案退了。我们肯定不会退档！孩子不来读了，给他退档吧！求你们给孩子一个机会。这是不可能的！不来读你就让他重考啊！
我彻底失望了！还是抱着一点渺茫的希望，给我的老师打电话，催问市教委那边的消息。直到晚上，还是没有一点回音。
我的老师告诉我，几年前，他的一个同学孩子录取到一个不想读的大学，亲自开车到湖南某大学去把档案提了回来。我哪有这个实力啊！
当年我录取大学的时候，档案首先是投到贵师大的，后来请求我的这个老师给招办的同志打招呼重新投到了贵州民院。我高考的头一年，就是我的这个老师搞招生。
而现在，录取都是在网上进行。退档当然会更方便，但却没有那时的人情味了！
解放前，学子报考大学可以报考多个学府，被哪个学府录取了，可以选择读与不读。国外的大学由考生自愿申请，还可以同时申请多家大学，你可以选择任何一家！而今天的高考录取，不愿去读的大学不能退档！我们的应试教育，这么多年来，除了给学生和家长巨大的压力外，我看不出有哪一点的以人为本！
退档是没有一点希望了！马上要进行第一批次的录取了。
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去该所大学就读或者补习。
走进那所大学，就决定了孩子的人生，他只能在那个专业的限制之内，去竞争，去刨食，这与他的人生目标有很大的距离。
而读补习班，意味着孩子还要熬更守夜一年，还要紧张地钻进那些书山题海中一年，还要背着沉重的书包食不甘味没有快乐一年。大人还得当陪读一年，为孩子早起做早餐，晚睡等孩子收书本上床，担着怕孩子吃不好睡不饱的心一年。
孩子的同学，只要上二本的，都纷纷表示不管什么学校都要走了，甚至三本也不愿再补，再也不愿再读一个高三。那紧张的高三简直要把人逼疯！
要孩子再补习，很多具体的问题就出来了！
孩子读高中，我们是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现在房东也要到这套房来带孩子读高中，得把房子还给人家。因为没有这个打算，没有提前租房，学校周围的房子早被别人租完了。很多日用的东西已经被陆陆续续搬到了双水的家中，还得搬回来。
真是伤透脑筋了！
决定还是让孩子补习。
孩子的母亲又忍不住哭泣落泪。要是孩子没考好，再补想得通。就你的一个失误，让一家人要遭多少罪！
是啊！孩子是一个家庭的中心思想。当妈的为这个中心思想能更丰满突出，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对于孩子，她最有发言权。
孩子的母亲一直在哭着数落我。
我们结婚在最困难的时候，怀孩子时，妻子连吃饱都成问题，更不要说营养了。那时候，妻子在乡下供销社当营业员，我还带着弟妹在水城读书。虽然大学毕业有了工作，我仍然穿着补巴裤子。生活相当拮据。妻子想吃水果，没有！想喝甜酒，没有！只能喝柜台上过期的麦精汽酒。晚上饿得肚子咕咕叫，还是跟小姐妹要了两个冷馒头。有一次狠心买了几个青苹果放在挎包里，等去找来吃时，被不知事的弟弟们早吃光了。在乡下自己做饭吃，到井里挑水，爬楼时连人带桶摔倒在楼梯上，孩子居然没有流产。每星期从乡下回来要坐车走二三十公里坑洼不平的山路，抖得人胃里翻江倒海，孩子居然没有流产！
孩子还是早产了，离预产期还有20多天。顺产，产下来不足五斤，只有47厘米长，整个脑袋上长满了皱纹，活像一个小老头，一看就是一个营养不良的早产儿！他的娟姨去产房看见，给四姨妈说，建玉姐的孩子太丑，怕以后连媳妇都找不到。
后来一家三口租了间民房居住，后面安床，中间用绳子拉上旧床单隔开做饭。门前是条臭水沟，终日流淌着熏鼻的臭水。隔壁人家是卖烙锅洋芋的，每晚都炒辣椒，呛得一家人睡不着！
生活条件差，营养不好，妻子缺奶。小子不喜欢吃奶粉，经常半夜饿醒，饿得哇哇大哭。
妻子哭诉：在最困难的时候，有谁帮过我们？现在这么苦这么累，就是为了弥补一下孩子。孩子在那种情况和环境里怀胎，生养，没有成为一个白痴，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想到这些，我也不禁眼窝子发酸，
后来我到老家乡里任职，也把一家人带去了。那时孩子长到了两岁。在妻子精心的照料下，孩子总算健康起来，活泼可爱。
妻子的确很辛苦。我在乡里任主要领导，经常顾不了家。她既要管家管孩子，还要喂猪。两头猪很强壮也很疯狂，经常把圈门撬开跑出去，妻子要顾孩子不是要赶猪也不是，家人看到，居然坐视不管！每周要到星期六才能买到苞谷喂猪，猪面没有了，早上撮了碗家里的猪面，晚上就找不到了。后来一气之下，把猪卖了搬到乡里街上做生意。
孩子的童年是在乡间度过的．没有上过幼儿园学前班。他骑过牛，在乡间的池塘边用蜘蛛网扑过蜻蜓，在菜地里追逐过蜜蜂，在苞谷林里看过蚂蚁打架、搬家。
孩子不是很聪明，在我教他背古诗的时候被我打哭过。
我们对孩子都很严厉，从小就给他讲自己受过的苦，也教他树立正确是非观念。
记得孩子三岁的时候，妻子在街上开了个小卖店，一个熟人来买东西，给了孩子5毛钱，妻子用筷子打红了他的小手，让他找出那个人，把5毛钱还给了人家。四岁的时候，晚上带他到同楼的朋友家去玩，他把朋友家孩子的小玩具悄悄带回了家．被筷子教训了一顿之后，第二天逼着他送回了玩具。
孩子从小很懂事，也知道家庭的艰辛。一次上街看到卖葡萄的，孩子说想吃，把我们拉到水果摊边，一问要十元一斤，他倒把我们拉走了：不要，贵得很。那时孩子五岁，还又瘦又小。
记得台湾某教授在解释《易经》中的蒙卦时说：你要戕害一个孩子，你就让他心想事成！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我们是没有让他心想事成的，倒让他跟着我们受了不少的苦。
妻子的数落还在继续！
我的负疚感进一步加深！
本来孩子经过十年寒窗苦读，眼看就要脱离苦海了，就因为一个二本的提前志愿门槛放低了，又把孩子推进高三补习的苦海！
孩子一直很努力。从小学起，老师同学都喜欢他。他懂事，有礼貌，宽容大度。成绩不拔尖也不差。一次同学恶作剧绊了他一跟斗，把前门牙打断一颗，我们要去找人家理论，他说算了，反正牙齿长得不好，以后都要修补的。倒是一次同学在课间疯玩，一个同学跑来撞在他手上，指甲把脸上划了个小血口，那家家长把他逼着带到医院，还是老师打招呼：有什么事情你找他家长，不准动孩子一指头。回家后我们问他，那家家长打他没有，他说没打，只是威胁他。我们要去找人家理论，他阻拦说：过去了的事情，没必要！
孩子不和别的孩子比吃比穿，他要一元钱，你给他两元他都不要。在我和他母亲发生争吵的时候，他会劝解。在我们家庭事业遇到波折的时候，他会用道理来说服我们：损失了钱财可以挣，重要的是身体！
孩子不上网，不看电视，一心扑在学习上。
小学毕业，他们班成绩最好的男同学跟他妈妈说：我最敬佩的就是王献一。他大度、宽容、善良、有思想、有理想。这个孩子的妈妈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很欣慰。
初中，他的成绩渐渐好起来，他有了自己的大学目标，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学校的尖子班。基本上每学年都是三好生，也获得过优秀学生、优秀团员的奖励。还成了班上党员发展对象，只是后来年龄不够没有入党。
他的情商比我高。在班上，成绩最好的是他的好友，成绩最差最调皮的也是他的好友。有一年，大概是高二吧，那学期他考了个班上第二十一名，班上推选三好生，由学生投票决定，五个三好生他居然是第四名。我说你考了个第二十一名，怎么可以当三好生？从得到高考分数后他请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共聚，我就知道他的人际交往不错。
进入高二，孩子很努力。我的一个朋友给他和几个孩子补过课。朋友说，乍一看着不是很聪明的那种孩子，但勤奋，学习很踏实，所以知识很牢固。
而我们居住的楼下是一个烙锅店，通宵达旦的食客，不是喝酒猜拳，就是发酒疯打架，由于生意好，晚上还把摊子摆到楼下的花坛上来。楼下还有打麻将的，搓麻将的声音整夜不绝。上楼梯口的楼梯间下，二楼刚搬来的一个刑满释放犯喂了几只狗．经常狂叫不已，有一次放出来喂，正好孩子放学回来被咬了，和他理论半天，差点酿成打架，最后是自己掏了数百元给孩子打了狂犬疫苗。楼下的嘈杂经常让人难以入睡，或者刚睡着就被惊醒。打了几次110，来了也只是走走过场，而那些搞“双创双建”的，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楼下的嘈杂依然不减。为了孩子，只好搬离那个鬼地方，重新租房子住。
进入高三，孩子真是拼命了！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过了才上床。看到他的辛苦，大人都有些不忍：不要太拼命，努力就行，能考什么学校就算什么学校。但孩子有他的人生观，还振振有词：人生分很多阶段，该学习的年纪就要努力学习，该创业的时候就要创业，该成家抚养孩子的时候就要成家抚养孩子。努力了，人生才不会后悔。
好在孩子自制力很强，生活学习都很有规律，也知道自我减压调整情绪。早上起来，先跳一百个绳，再做二十个俯卧撑，二十个仰卧起坐，然后吃了他母亲或者我做的早餐去上学。中午饭后强迫自己在床上躺二十分钟，起床走到学校，刚好赶上上课。每周周末约同学踢场足球或者打场乒乓球。当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听听歌，或者跳跳绳，还居然学会了难度比较高的双摇。他说，老爸，运动是最好的减压良方，不信你试试！
孩子一直在为他的不会后悔的人生努力着，而我却没有尽到一个家长的责任，在另一场考试中彻底失败！
应该说，孩子能考到高出一本线30分，他是尽力了的，我们也基本满意。孩子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的辛苦也得到了安慰。
但就是我不经意的失误，耽误了孩子！不管我怎样自责，事实已经造成了。既成的事实，也只能面对。
要养育一个孩子长大，是一个家庭的长征。从屎一把尿一把把孩子拉扯大，到操心孩子的衣食住行，操心孩子的读书，到孩子高中毕业，要18年！18年是多少个日日夜夜？6570个日日夜夜！而把孩子送进大学，一个家庭的革命还没有完全胜利，还要挣钱让他读大学，毕业了还要操心他的就业，住房，成家……
而高三，不仅仅是孩子十年寒窗的最后奋斗，简直就是一个家庭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后冲刺！
孩子已经冲刺过来，而且取得了还算不错的成绩，现在却要他重新咬紧牙关再冲刺一次，还要让他苦熬365个昼夜，实在是有些不近人情！
我只能将功补过，希望自己能当好一个父亲的角色，当好一个陪读的角色。我承诺孩子，早上陪他锻炼，平时给他找高考知识点，帮他把作文提高。
决定进补习班，他还和我开玩笑：读完补习班，我就成为“老男孩”了。然后他用手机放了《老男孩》这首歌，我才知道“老男孩”是一首好听的歌曲。他又说，一切都是天意，还有更好的机遇等着我。然后他又用手机放了刘德华的《天意》，我也才知道“天意”是一首歌：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他踏着《天意》的音乐节奏哼着歌，一脸的刚毅。
晚上拿他的高考分数来进行了分析，哪些科目是有增分潜力的，能增多少分，他也基本同意我的看法。
看到他很自信地走进补习班，我的心情稍微轻松了一点。
我的老师一直没有得到他所托的人办退档的信息，给我打电话问情况和打算，我说已经送孩子到补习班了，给他说了孩子的心态，他开玩笑说，看来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正如妻子所说，我不期望孩子当官发财，但要让他考一个不错的学校，出来能堂堂正正做人，能不要太艰辛混碗饭吃。至于大任吗，看他个人的造化了！
人生之大幸，我有一个听话、懂事、有理想的孩子。不至于像有些家庭，因为孩子不争气，父母操碎了心。再陪他艰苦一年，我心甘情愿。
来年高考，孩子会考更好的分数，我也不会再犯今年这样低级的错误！
& & &电影院
& 作者： 两岸
若要分出城市和乡村的区别，我认为不在风景，而在电影院。我们家从乡下搬到镇上以后，最高兴的是每天晚上可以到镇公所前面的坝子上看露天电影。露天电影院四周是很高的围墙，虽说是露天电影院，却是要买票的。那时，每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端着板凳到电影院去占位置。天刚蒙蒙亮就去，也已经有一两张板凳摆在最好的位置了。
卖票的窗口永远都挤，买了票的人被困在最里面，挤出来比挤进去更不容易。两个检票员，一边一个站在电影院门口等着检票，只有镇上最冷酷、最不讲情面的人，才能谋到检票员的职位。一天，瞎了一只眼睛的冯三伯挤到售票窗口，递给售票员五分钱。“一角钱一张。”售票员说。“是啊，但是我只有一只眼睛噻。”冯三伯慢条斯理地回答。
一张电影票可以带一个孩子进电影院，所以每天晚上吃过晚饭，许多孩子都焦急地站在售票口，寻找手里拿着票的熟人。由大人带进门的时候，不买票的孩子都是半蹲着，缩头缩脑地进去。不过只要一进门，头就昂起来了，嚷着跑向自己白天摆好的那根板凳，稳稳坐下来。
住在我家隔壁的岳小强比谁都聪明，他先爬上围墙．再从围墙上跳到一棵大树上．顺着树干滑进电影院，接着，假装出去上厕所，在检票员手里拿了票，把票退了，再从围墙到树上到电影院。
露天电影院的土墙很厚．不过墙角还是被孩子们刨了个坑。专门负责清场的张老头每天放映前都要端一盆水把那个洞灌满，以免有人从洞里钻进电影院。根本不起作用！孩子们仍会奋不顾身。有一天，张老头端着一瓢粪水，阴险地站在洞口。不一会儿，只听“哗”的一声，一个小脑袋伸进洞之后很快又缩回去了。张老头幸灾乐祸地拿着一只空瓢站在洞口。那个带着恶臭的身影，在夜幕下没命地往大堰河跑。那个洞之后就相当于被堵上了。
无论什么电影，看过几遍，我的兴致都不会有一丁点儿减少。坐在一阵轻过一阵的风里，电影情节常常让人不知所措。少年的心还没有长到能装下那么多痛苦和纠葛。在换胶片的时候往后仰，发现最后那排人全都站在板凳上。有时看着看着，胶片一下子给烧去一截，瞬间的黑暗立刻变成一束强光。个子高的就跳起来，把手或脑袋印在银幕上。等到胶片接好，给烧掉的、隐去的一截，每个人自己在心里接上。
好几次，电影快开演了，二姐还在家里找手绢。因为在看电影之前，就准备好去痛哭一场。
有时候，电影放到一半突然下起小雨来，人们就把外衣脱下来顶在头上，把身体尽可能压低，以免挡着后面的人。没有人离开。也有大雨把放映机淋坏的时候。因为是端着板凳撤离，越想挤出去，板凳与板凳越是卡得死死的，人都堆在门口。
露天电影院的围墙、周围住户的窗口、阳台，什么时候都挤满了免费看电影的人，因为电影，白天的苦事儿都不苦了。
有时电影开演好一会儿了，仍没有找到熟人，我只好硬着头皮，拽着不认识的阿姨的衣角进门，让检票员误以为我是那个阿姨的孩子。跨进门的一刹那，要是检票员把目光转向我，我就跟被开水浇了似的脸烫心焦。好在“鬼门关”一过就万事大吉了。
有时虽然进了门，但是银幕前面和下面都挤满了人，就只好站在银幕的背面看反电影。字幕是反的，那场电影也怪怪的，说不出哪儿不对头。
后来露天电影院搬到了粮店旁边，和我舅舅家只有一墙之隔，舅舅在我心里突然变亲了。几个表哥表姐也喜欢电影。每晚，我站在高板凳上，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引起舅舅一家人反感。围墙很高，站在板凳上也要努力踮着脚，没有人感到不适。有一次电影结束后，二表哥忘了自己站在高板凳上，悬空踩下，扭伤了膝盖。第二天晚上，用“金鸡独立”的姿势，二表哥又准时站在板凳上了。
再后来室内电影院取代了露天电影院，这着实让我这样的穷孩子痛苦了一番。傍晚极其难熬，站在门口，看着大人孩子三三两两往电影院方向走，就站在门口数数，去那个方向办事的，也把人家数进看电影的人数里去。
我买铅笔和本子的次数少了起来．因为攒一张电影票钱并不容易。当我规规矩矩地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恨不得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我，以及我手里那张电影票。
供销社的墙上随时都挂着一块牌子，提前公布当天晚上将要放映的电影。有时已经跑去看过三回了，牌子上写的，还是头天放过的电影，不知是在邻近的小镇上放映的影片没有送到，还是写电影名的谢姐姐有事耽误了，大家打听来打听去，好像天塌下来，也还是要等到看完电影再说。
有天晚上，大姐带我去看电影，走在路上，我问她电影叫什么名字，她说《流氓》。一路上我都在纳闷，心想大姐怎么会带我看这样的电影呢？到了电影院，我们刚找到座位，就听见观众边拍椅子边喊“放错了！”“不是这个。”过了十多分钟，电影又从头开始放，可是观众还是边起哄边拍打椅子。最后，工作人员只好改放另一部武打片。原来，那天去看电影的人大都是街上的混混，都是冲着电影名去的。他们把《牛虻》听成了《流氓》，和我一样。
《画皮》是我看过的第一部恐怖片，那场阴森森的电影，把电影院弄得像坟地。有的女孩开演不久就不敢看银幕了，躲在同伴身后打听剧情，任何角落发出尖叫，她们都要跟着惊叫一声。很多人都经不起一声咳嗽或椅子的响动。等到剧终，灯光亮开，人们才仿佛从“墓地”走出来。
《抓壮丁》是那个年代的“喜剧之王”，一阵一阵的哄笑无时无刻不是要将电影院的房顶揭下来。在潮水一样的笑声里，自己的笑声刚出口，就不知被卷到哪儿去了。散场的时候，因为笑得直不起腰而蹲着，像块石头似的挡着人流的，不止一个两个。“潘驼背”“王保长”第二天就成了某些人一生也没有摘掉的绰号。
《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影片，因为邻近的镇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加映，我甚至对那个镇的人产生了不好的印象。电影名两个星期前就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在那样的心境下，一分一秒都似乎被任意拉长了。等一部片子有点像求雨，眼见天色变暗，乌云在滚动，雨就是下不下来。《妈妈再爱我一次》被盼来的时候，电影院门好像是道悲伤的闸门，在里面，不是被剧情弄哭，而是被旁人的情绪左右也说不定。我们是中午由学校组织去看那场电影的，散场的时候，刺眼的阳光像盐一样撒在眼眶周围。《世上只有妈妈好》这支插曲，让每个孩子从此有了一首自己的歌，到老都可以唱的歌。这部电影在我们镇放映了三天，一天三场，也就是邻近的镇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映的时间。
《少林寺》开演那天，母亲买了一袋面粉，几斤肉，十几斤白菜，把乡下的亲戚全都通知到了，让他们到街上来，吃着饺子看电影，似乎那是世间最好的招待。每一场，我手里都差不多握着一两张电影票，在电影放映五分钟后才人场，因为总有亲戚晚到或者无法赶来。唏嘘声、叹息声、毫无遮拦的笑声和热泪，观众的喜怒哀乐似乎没什么两样。电影院的迷人之处是让你置身于情绪的海洋，一点点喜悦和恐惧，在这里都随了巨浪。你不是孤立的，而是推波助澜的一分子。电影院唯一的缺点是看侦破片的时候，唯恐身边坐着一个看过一遍的人，提前指认凶手。
《瓦尔特保护萨拉热窝》《桥》《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流浪者》在我们的天空里，岂止是夜晚的星星？卓别林、高仓健、梦露、周璇，岂止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以背电影机为职业的刘三爷说，露天电影院放映第一场电影的时候闹过这样一个笑话：当时放映的是一个战争片，电影结束以后，很多人跑到银幕下面去捡子弹壳。
银幕上打出的“剧终”提示我们，什么都应该告一段落。记不清是在哪一场电影“剧终”后，我转过身，发现我的小学同桌，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姑娘。
我和妹妹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刚开始住在大姐家，后来学校重修宿舍楼，我们便住进了学生寝室。
站在门口往里看，学生寝室像个监狱，二十多张双层铁床挤在一间大屋子里，上铺连着下铺，中间仅留一个狭长的过道。挂着蚊帐的床铺看起来像两层白盒子整整齐齐地堆在屋子中间。管寝室的芮老师五十多岁，戴了一副仿佛有许多层玻璃的眼镜。她面无表情，说话的声音又沉又冷，很像警匪片里的监狱长。
寝室一共住了二十二人，一个乡下姑娘当室长。室长从长相到眼神都像牢头狱霸，她学着芮老师的样子随时随地都板着脸，说出的每一句话都结了冰。住进寝室的第一天，我和妹妹分到连在一起的两个下铺，高兴得做什么事情都找不到头绪，几个小时了，还没有把衣物整理好。就在我们准备铺床单时，灯突然关了。我说了声“床单还没铺好”，立刻，一句凶巴巴的“不要讲话”让我住了嘴。我和妹妹摸黑上了床，一句没说完的话也给强行掐断。接着，一个人翻身，十多个人跟着翻身，铁床发出一连串吱吱嘎嘎的响声。我和妹妹睡不着，就像往常那样说了一会儿悄悄话。没有第二声喝令，也没有警告。第二天，我和妹妹的床位就被调开了，并且罚我们打扫一个礼拜的寝室卫生。
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室长并非是不笑的，她对住在她左边和右边的两个女生很好，因为那两个女生的床头常常堆有零食。靠门的位置是室长行使权力的地方，谁露出不满的情绪，谁就被调到那儿，去挨着扫把、簸箕和拖把。每天晚上负责关门。
每隔两个星期，芮老师就要组织大家训一次话，偷盗啦、邋遢啦、晚上偷偷起来煮吃的啦，总之是当着我们的面给室长树立威信，这样她这个“监狱长”就可以甩手什么都不管。
有一次给我们训话，芮老师批评晚上悄悄起来“煮吃的人”，我们的室长就背着手，表情比芮老师还严肃，向站在一旁的男寝室的宿舍生们表明她是主持人，而不是煮吃的人，我和妹妹就暗地里给室长起了个绰号叫“煮吃人”。
一个学期后，我发现熄灯后的片刻是最难得的。随着灯线弹回去的“啪嗒”声，什么都得收起，学业啦、前途啦、牢头狱霸啦，全都不再缠人。偶尔有磨牙的声音传来，仔细听才听出是有人在偷偷地嚼麻花；被窝盖住的电筒光在谁翻身的时候，闪电般地一闪就不见了；住在上铺的人说了几句梦话之后，下铺的那个不一会儿也跟着说起来……
住在我旁边的袁欣欣和我一样恨“煮吃人”，她年龄最小，又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晚上想家的时候，只要哭出声来，哪怕那声音被压抑成了大口大口的呼吸，“煮吃人”也要厉声请她到外面去哭。
一天夜里，于小丽的阑尾炎突然发作，尖叫声把全寝室的人都叫醒了。她从床上滚到地上，又使劲往床底下钻。仗着是芮老师的亲戚，平时她傲慢又骄横，连“煮吃人”也不敢冲她发脾气。但那一刻，大家似乎忘了于小丽平时的所作所为，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到医务室。从医务室回来后，于小丽主动参加值日了，早晨起来也学会轻手轻脚的。
有一个周末，“煮吃人”回家了，全寝室顿时觉出家长不在家的感觉。大家把自己的油辣椒一人倒一点在锅里，做了一锅火锅，然后关上门，等着天黑。寝室晚上才有电，而且是禁止用电炉的。饭下午就打好了，菜也洗干净了——一盆蒜苗。操场附近无菜可偷，我们就扯了人家差不多半块地的蒜苗。正吃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全都吓傻了，从敲门声来判断，不是“监狱长”就是“煮吃人”。大家赶紧把锅塞进床底，一个个躲进被子里装睡，留一个人开门。打开门才发现，原来是男生寝室的同学闻到了火锅味儿，故意敲门吓唬我们。门被重新关上，藏在床底的锅也以最快的速度端出来。突然，大家傻眼了，先前慌慌张张把锅往床底下塞的时候，不知把谁的一只鞋铲进了锅里。迟疑了约莫一分钟，一只手把鞋捞了出来，大家什么话也没说，继续吃起来。
张佳英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站在镜子跟前的。哪怕已经打了预备铃，只要她觉得不满意，也还是要把头发解开来重梳一遍。有天早上，我还没出寝室，张佳英就回来了，倒在床上就哭。我猜测一定是她家有人去世了，后来才知道，她早上穿衣服的时候，风衣帽子里装了一个乳罩就进教室了。
冬天的寝室冷得像冰窖，谁进寝室的第一个动作，都是脱鞋进被窝。一个人感冒，大家都被传染。一关灯，寝室里全是咳嗽声。那种感觉很像在医院里。
“煮吃人”比我高一届，在即将高考的那段时间，她的架子一天放一点下来。高考结束，她整个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和谁都笑着说话的人。在得知高考落榜那天，“煮吃人”收拾衣物准备离开。没有人安慰“煮吃人”一句，没有人与她道别。她的行李还放在寝室的一角，新选出来的室长已经把床单铺在了“煮吃人”的床铺上。
新室长和“煮吃人”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芮老师根据多年管寝室的经验，已经把室长的人选，刻成了一个模子。
我和妹妹每顿只打一份饭菜分来吃，说是怕长胖，其实是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一份。一次妹妹打饭回来，不小心摔进了寝室门口的阴沟里，倒下去的一瞬间，饭盒高举着，一颗饭粒也没有洒出来。
寝室里没有几天是平静的，二十二个人的喜怒哀乐凑在一起，每件事都要沾上点别人的欢喜和忧愁。偷油辣椒、偷饭票甚至偷短裤，寝室相当于一个小社会。在那里的三年时间，我感到抵触、压抑和失望，离开时，却唯有不舍。
五舅去世，大姐、妹妹和我一起回到了从前居住的小镇——安底。一切已生疏：税务所搬到了新街后面，烟叶站搬到了环城路上，水巷子那口井连同它周围的几亩地，成了一座新型小区。当时的粮店已变成许多店铺里的许多米箱子——好在羊肉粉馆还在。
我们从正街朝陡滩方向走，那里有许多成片的浅滩，石板被细流冲刷得很滑，也浸出了许多洞。只要你的眼睛盯着浅滩看上几秒钟，就会发现鱼和小虾在这个洞或那个洞里。“安底醋”刚开始是陡滩的一家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如今这家小作坊已成了一间工厂，“安底醋”也远销国内外。安底人对醋的挑剔和偏爱因这家作坊而起。把调味的醋做到跟盐和糖一样重要，除了水源和配方之外，似乎还有开作坊的黄氏家族的性情在里面。曾有港商来找黄氏家族合作，要求做“安底醋”的外包装，接着做成上市公司。黄氏家族的负责人拒绝了，他说，“安底醋”之所以香，除了配方，跟水源有很大关系。如果做成上市公司，必然要迁到大城市，离开了陡滩，就等于挖了水源的根。
我们吸着带酸味的空气，想起那个夏天，我和妹妹在陡滩旁边的小水沟里洗澡，下去才发现水浅得要命，就是趴着，也不能把身子完全泡进水里。我们赶紧爬起来，把身上的青苔和淤泥用手弄干净，尴尬地穿上衣服。而在下水之前，水上的亮光让它看上去完全可以把人淹死。
白虎山还是那样高高屹立．我们站在山脚，搜寻着由灰和黄汇成的小路，灰色是石块，黄色是泥土，它们是被绿色挤出来的，不看绿丛，正好可以看出一条小路的曲折程度。听说上山的路如今已经修成了马路，车可以直接开到山顶。有一家人还在山顶开了间餐馆，想必那餐馆比寺庙还冷清吧？如今上山容易，人们反而去得少了。
大姐提议到民校去看看——我们从前的家就在校园里。然而，民校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所学校，我们从前的卧室、厨房以及操场旁边的几棵老树，连影子也找不着了。从前，那几棵老树比教学楼还高，四五个人伸直双臂才能环住。有一年冬天，凝冻了，冰结了几厘米厚。杨老师的儿子小能在操场上玩，突然发现有只老鹰在树上一动不动。他捡起石头打树上的老鹰，只听“扑通”一声，老鹰直直地掉了下来。原来，夜里老鹰在树上睡觉，翅膀被冻住了。小能一吓唬，老鹰想飞又张不开翅膀，便从树上掉了下来。小能拾起地上的老鹰，飞快地跑回家报喜。杨老师听了儿子说的情况，断定树上还有老鹰，便带着儿子来到树下。果然，后来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把另外三只冻僵的老鹰从树上吓掉下来。
从民校下来，我们接着往新贵医院方向走，那里不仅有从前的“周末”，还有撇下我们独自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二姐。我们在新贵医院周围的树林里来回走了几趟，没有找到二姐的坟。这么多年过去了，坟墓的大概位置我们也回忆不起来了，只好在一个树桩旁烧了几沓纸钱。谁也没有掉泪。
后来，我们去了小龙井。那里的温泉还是那么温和，只是被承包商圈了起来，每滴水都标了价。而在从前，没钱买票的孩子是可以在沟里的水流里洗热水澡的。那时澡堂的票价也不贵，两毛一张，水龙头把温泉大股大股地放出来，就一个开关——冷暖由大地调节。感觉太热，只能冲一会儿赶紧闪开……
走回小镇，我们在做米皮出了名的尹叔叔家吃了一碗米皮，又买了三十多斤准备带走。住在尹叔叔家对面的时候，尹叔叔制作米皮的每一道工序都从不回避我们。那时，起床就能看见尹叔叔将一勺黏稠的米浆，倒在绷直的棉布上，慢慢滚成一个圆，然后放进蒸锅里蒸几分钟，再用一块竹条把成型的米皮挑下来放平整。所有工序当然还包括：把发霉的米磨细；无所谓地把一只苍蝇从米浆里捞出来：把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米皮择起来，把上面的头发和泥块择干净……无论哪一道工序，都不会降低我对米皮的喜爱程度。
从尹叔叔家出来，我和妹妹站住了，大概我们同时想起了一桩事。有一天，妹妹睡得很早，过一会儿她起来上厕所，接着又回来睡了。不多会儿，有人敲门，听声音是对面卖糍粑的老头：“小幺妹在家没得？”接着是父亲的声音：“早就睡了，什么事？”
“她赊了十个糍粑，我来收钱。”
“不会哟，她天黑就睡了。”
“她才在我摊子上赊的，你问她嘛。”
我看见妹妹像条泥鳅似的从床上一骨碌爬到床底下。爸爸进屋看到被窝里没人，又看了看床底下说：“出来吧，我把钱给人家了。馋嘴。”我不敢相信妹妹背着我吃独食，两天没跟她说话。
我们又继续走，看到了从前祖祖家住过的房子。祖祖当时是小镇的“五保户”（无儿无女且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和我们家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可因为祖祖和外婆同姓，母亲就把她当作亲人照管。记得有年春节，母亲让妹妹提着猪肝去给祖祖拜年，快到祖祖家时，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一条狗，一口把猪肝叼走了。妹妹提着手里的半截绳子，既不敢去祖祖家，又不敢回家，伤心地站在路上哭。
另一条路一通向何校长家，有一年冬天，刘老师的儿子小王虎去给何校长拜年，王虎放下鸡蛋就慌慌张张往外跑，结果跌了一跤，哭着趴在地上不起来。等到何校长把他抱起来时，发现他裤兜里流出许多黄色的水汤——带去拜年的十个鸡蛋，小王虎不知什么时候拿了一个悄悄揣在裤兜里……
另一条街上的徐五嬢，应该已在去世的名单里。她并不丑，可不知什么原因终身未嫁，在我们搬到徐五嬢家隔壁的第一天，白发苍苍的她见我端着碗站在门口，招手叫我过去，把锅里煮的灰灰菜夹了一筷子给我。我尝出一股很特别的味道，以后也多次在徐五嬢家尝过那种味道。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猪油过期的哈喇儿味。
一个雨夜，几声“救命”的呼喊把我从梦中叫醒，等我和隔壁的几个人跑过去，发现徐五嬢家的门大大地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