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
& 研报 & 正文
全部 沪深 港股 基金 美股
兼论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与模式:日元国际化过程中值得关注的若干问题
&&&&二战后,日本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了经济崛起。然而,在货币国际化方面却未取得成功,进入后,甚至还出现了倒退迹象。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实力提升、储备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本文通过对国际化的分析表明,储备增长不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充分条件,只有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实力、加快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才能加快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
如果你对财经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
财经视频高清大片
新闻排行数码汽车科技财经
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您的位置： &
货币国际化：条件与影响的研究综述
优质期刊推荐哈继铭：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具备什么条件_EMBA资讯_新浪财经_新浪网
哈继铭：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新浪长安讲坛第65讲，长安讲坛总第196期，做客专家是论坛特邀专家、高盛香港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他演讲的题目是：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探索。
　　以下为演讲实录：媒体来源：新浪财经
　　很荣幸有机会来到清华大学与老师、同学们交流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我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那是我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一个工作，主要从事别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研究，这些工作与一国的汇率以及汇率改革密切相关。之后在香港经管局从事我国经济研究，大家以为我在香港经管局时已离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不是，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年，从93到04年，只是中间有两年停薪留职，到香港经管局的研究部。香港经管局工作很有意思，香港汇率与美元挂钩，它是另外一种极端的汇率制度安排，而资本账户是开放的，在汇率几乎没有腾挪空间的前提下研究其他经济政策也是一种挑战。相比之下，人民币当时也是盯住美元的，但资本账户不开放，对这类经济体的研究更具挑战。
　　04年回国担任中金首席经济学家，正赶上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的酝酿和启动。在中金这六七年期间，关于人民币政策方面也写了一些东西，出了一些观点。在半年前，我离开中金加入高盛。我在高盛不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而是做投行业务，但是依然和人民币，和汇率密切相关。因为我现在做的业务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微观层面上与人民币国际化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有银行和企业，甚至于国外的企业和银行，愿意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利率相当低。有很多企业的债券利率才2%到3%，远低于境内贷款利率，因为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觉得买了人民币的产品，一年之后获得2%、3%的利息，人民币升值4%－6%，实际投资回报可能是6%－9%。
　　应该说这一路工作经历下来，从宏观到微观，从政策的制订、分析，到从商业的角度来寻找人民币以及汇率政策改革所带来的业务机会来做一些微观层面的工作。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探索”。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国际化的意义在哪里；在国际化的进程当中，我们可能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未来我们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整个国家宏观层面来看，如何探索人民币国际化未来的道路。我想就这些内容，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最近有部电影《让子弹飞》，我觉得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让人民币飞，就是让人民币飞的越高越远。飞不远，刚一出去，立马就回来，可能还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能够让货币出去之后，在境外绕好几个圈，成为在境外持有者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结算货币，才能说是真正国际化了。如果只是利用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想方设法把人民币弄出去，然后再把它弄回来，为的是在境外套一个比较低的利息，或者说是为了规避国内的货币收紧的影响，这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初衷。如果人民币先流到香港，然后从那里流去东南亚、流去拉美，流去俄罗斯去，成为当地贸易的结算工具，最后流回国内购买商品或进行投资，绕一圈回来，使得它在境外的乘数效应最大化，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国际化。如果国外的央行，能够把人民币作为它的外汇储备之一，它就会影响该国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影响货币供应和整个经济。这样，人民币才能飞的高、飞的远。
　　不妨看看美元是怎么飞的。许多国家的央行为什么怎么持有大量美元资产？因为它可以在美国之外的地区成为贸易和投资的结算工具，而且有庞大的美元投资品市场。随着美元不断流入一国央行，其基础货币迅速增长，影响着该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是使其成为别国央行的储备货币之一。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这个问题其实在几年前我就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事到今天，可能这方面的认识，还不是很一致。有人认为人民币何必国际化，国际化又有什么好出呢。甚至有人认为人民币根本不具备国际化的条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那么低，货币能国际化吗？一般而言，储备货币国，无论是美国、欧洲、英国、日本，人均GDP都比我国高很多的。然而，一国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并不在于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多少。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后，另一个重要条件，即资本账户开放，也将更易推进。
　　一、本国的总体经济规模。二、通货膨胀率。三、汇率的稳定性或者波动性。&&& 四、国家的金融市场的规模。
　　经济规模越大，它的货币就越有资格成为储备货币，例如欧元的崛起，与欧共体的形成有关的。日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也是因为日本在70、80年代经济腾飞。中国经济规模全球排名第二，超过了日本。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从1978年改革初期占全球1.8%，达到去年9.3%。出口总量中国是全球第一。通货膨胀过高的国家难以实现货币国际化。如果货币购买力不断被通货膨胀削弱，这种货币的国际需求难以维持。所以通货膨胀一定要温和。我国通货膨胀过去十年平均1.56%，低于美国、欧元区和英国，当然比日本高，因为日本一直在通缩。所以我们从通货膨胀指标来看，人民币满足国际化条件。从汇率波动来看，人民币有效汇率标准差在过去十年是0.14，低于许多储备货币，说明人民币汇率也是相当稳定的。不像有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某几年可以大幅升值，之后又大幅贬值，那样的国家经管经济规模也很大，但它的货币难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从资本市场的情况看，中国的股市这几年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超过了英国。按目前的增速，未来将超过更多的国家。也就是说从这四个基本条件来看，我们基本上都是满足的。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可行的。货币国际化的政治逻辑
——美元危机与德国马克的崛起
发布时间：作者：赵柯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5
摘要：后进国家的货币要想真正实现国际化需要在宏观层面有一个“机会窗口”，这主要表现为“在位”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严重失误，或者因遭受重大冲击而国力衰落。
　　【内容提要】 作者在文章中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德国马克如何从一个战败国的弱势货币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 主流经济学界对德国马克实现国际化的独特动力和机制缺乏相应的解释力，而政治经济学更为强调货币国际化进程是对国家间财富分配格局的重建，认为其根本动力是各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对国际货币权力的竞争、限制和占有，国家间的政治性制度安排是实现货币国际化的有效手段。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视角比较符合德国马克崛起的经验事实。作者认为，美元的&过度特权&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造成的沉重压力和负担是马克国际化的直接推动力，20 世纪 60 －70 年代的历次美元危机以及美国过于自负的对外货币政策所引发的全球&大通胀&为马克国际化打开了&机会窗口&，德国抓住这一时机在美元体系之外建立了马克主导下的欧洲货币体系，为德国马克的国际化的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治合法性。马克国际化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元的流通域逐渐被侵蚀和挤压，随着欧元的正式流通，美元势力最终被&驱逐出&欧洲大陆。德国货币马克包裹在欧元的外衣之下让德国获得了更大的国际货币权力。
　　【关键词】 德国马克； 货币国际化； 国际货币权力； 美元危机
　　一 引言
　　1948 年 6 月 21 日，德国马克( Deutsche Mark，简称 D － Mark) 正式在联邦德国流通。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之上的马克是当时西欧国家货币中最弱的一个，丝毫看不出有成为强势货币的迹象。但是在 1958 年实现自由兑换之后，仅仅过了 15年，联邦德国的马克就超过英镑，在 1973 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作为二战后的一个战败国家的货币，马克为什么能够在战后克服种种不利的政治经济条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地实现了国际化？
　　主流经济学一般将货币国际化归结为市场力量的推动，一国货币能否最终被市场所选择成为国际货币的关键在于： 国家的经济规模要足够大，宏观经济政策要得当以及具备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并且实现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国际货币的地位会给发行国带来一定的负担，但相较之下其创造的收益要更为巨大。一国货币一旦成为国际货币，其先入为主的优势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网络外部性( network externali-ties) 效应，这会使得后进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十分缓慢。德国马克崛起的历史却与这些主流理论的解释不尽相一致： 首先，德国的金融市场并不发达，按照德国金融学家京特&弗兰克( Guenter Franke) 的说法，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德国在现代金融工具和资本市场理论的运用上还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德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英国，甚至还落后于法国等欧陆国家，同时德国一直保持有相当程度的资本管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才逐步解除，最终实现了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说马克是先实现了国际化，然后德国资本账户才最终完全开放。其次，根据网络外部性效应，后进国家的货币国际化进程是十分缓慢的，但是数据显示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这短短的 20 年内，马克国际化进程几乎是一夜之间启动，并且进展迅速，这又是为什么呢？ 最后，作为第二大国际货币的马克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利益，为什么德国后来又果断放弃马克引入欧元呢？ 主流经济学对德国马克的崛起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一过程显然缺乏相应的解释力，其不足之处在于过于重视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市场逻辑，从而忽视了国家权力和国家间冲突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政治经济学则为货币国际化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分析视角。
　　二 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货币国际化和德国马克之崛起
　　货币国际化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跨越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疆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流通并履行货币的各种职能，这样的货币也被称之为&国际货币&或者&储备货币&。本杰明&科恩( Benjamin Cohen) 较早地定义了国际货币，认为当一国货币所承担的三种基本职能( 交易中介、价值尺度和价值贮藏) 扩展到了国际层面时，其也就从国内货币转变成了国际货币。汇率发生变化的影响下，生产性资源、商品和劳务的一个边际再分配过程对于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成因，主流经济学虽然没有完全否认国家的推动作用，但基本上认为可供国家政策发挥的空间很有限，国家的角色主要是辅助性地降低形成一个开放的国内金融市场所需要的成本，过多地介入反而会适得其反。主流经济学视野下的货币国际化是一个以效率原则为主导，在全球开放的宏观经济发展背景下，不同国家货币在国际金融与贸易市场上受供求关系决定，进而通过市场竞争逐步走向均衡( 不同货币在各类国际交易中的使用所占份额保持稳定状态) 的一个过程，货币国际化的动力根源在于市场参与者对效率和利益的追求以及对交易风险的回避。
　　而政治经济学则更为强调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对国家间财富分配格局进行重建的动态过程，货币国际化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舞台上所开展的激烈竞争，由各国货币竞争而最终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全球性资源与财富分配机制，处于塔尖的国际货币发行国因其在这一全球性分配制度中的主导地位而获得了大卫&安德鲁斯( David M． Andrews) 所提出的&国际货币权力(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即一种国家因为在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关系中居于优势地位而具有的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货币国际化的过程是各国对&国际货币权力&的竞争、限制和占有的过程，首先是一种政治现象。这种权力的存在主要来源于国家间经济往来中的一个客观事实，这也是导致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经济关系时常遭受痛苦震荡的关键原因，即只要开放的国际经济的运行仍建立在以不同民族国家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基础上，任何国家都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约束： 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所获取的收入不足以抵偿其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和劳务而必须进行的对外支付。这也就是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国际经济失衡，解决失衡问题则必须进行国际收支调节，科恩将国际收支调节定义为&在相对价格、收入和汇率发生变化的影响下，生产性资源、商品和劳务的一个边际再分配过程&，其结果往往导致财富的跨国流动和再分配。
　　在国内层面，任何一种调节方式都是有代价甚至是充满&痛苦&的，也都会产生一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会损害国内某些阶层或者某些领域从业者的福利，因而任何一种主动调节措施在政府政治层面都是不受欢迎并且会遭遇到强大的国内阻力，很自然，每一个国家都倾向于让其他国家&主动调节&，而自己&避免&或&推迟&调节。所以说，谁需要调节？ 调节成本如何？ 由谁承担？ 何时以及采用哪一种调节方式？ 这些问题关乎每个国家的现实利益，这里的关键就是每个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因为国际货币与国际收支失衡调节具有相互替代作用，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国际货币是各国在相互交易中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清偿手段(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一国拥有的国际货币越多，它就越不需要主动调节自身的国际收支失衡，因为它可以利用所掌握的国际货币为本国的逆差融资( financing) ，成为国际货币发行国，使其在国际交易中拥有近乎无限的清偿手段，不仅可以在宏观层面更加灵活和自由地应对自身的国际收支调节问题，最大限度地从他国汲取财富，同时也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其他国家进行国际收支调节的政策实施、时机选择和成本收益，进而也可以在微观层面对国内和国外的经济个体的行为和偏好具有影响力，这是&国际货币权力&的核心。安德鲁斯和埃里克&赫莱纳( Eric Helleiner) 对国际货币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与机制进行了分类总结。
　　正是因为国际货币的权力属性，国际货币发行国一般会制定出&国家货币战略( monetary statecraft) &，有目的地利用国际货币权力来实现国家利益，特别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方面是一些国家尽力推动和保持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货币权力； 而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国家又通过各种方式来努力抵制这种国际货币权力的过度扩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间冲突和博弈成为了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国家( 特别是大国) 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塑造者。早在 1971 年，苏姗&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就倡导要发展出一种&国际货币的政治学理论&，因为政府的外交行为和国际关系政策在未来会越来越多地关注金融与货币事务。所以，持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学者一般都不会把货币国际化单纯地看做是一个市场过程，而是更为强调其与背后的国家权力和货币势力范围的扩张与反扩张紧密联系的一面。与文献中对货币国际化的论述主要分为主流经济学视角和政治经济学视角两大研究方向相似，学者对马克国际化的研究也主要是在这两种视角下展开的。
　　学术界对德国马克国际化的关注与研究开始得相对较晚，直到 1991 年才出现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对马克国际化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论文。乔治&塔弗拉斯( GeorgeS． Tavlas) 的论文运用主流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将马克国际化的原因归结为低通胀率与有信誉的货币政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对金融市场逐渐放松的管制以及德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同时他也对反映德国马克国际化程度的各项指标数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但是塔弗拉斯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 1985 －1989 年这段时间马克的国际化进展，而对马克国际化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的迅速启动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内快速进展，塔弗拉斯对此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虽然他补充说明了马克持续提高的国际地位也源于欧洲的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但并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在欧元诞生前夕的 1998 年，德国联邦银行组织编写出版了《德国马克 50年&&1948 年以来的德国中央银行与货币》，此书强调了作为初始条件的战后初期盟国对德国西占区的一系列政治改造和安排以及作为中央银行的德国联邦银行在德国货币治理结构中的独特作用等因素在马克崛起的背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本书基本上是把德国马克的崛起作为一个德国内部自身逻辑演变的结果，而没有把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货币竞争的背景下来理解，诸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黄金危机、70 年代的全球性通货膨胀以及美元危机等对当时国际货币体系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在本书中基本上都被轻描淡写地处理掉了。另外，由于该书所产生的影响力导致此后学者对德国马克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德国联邦银行的独立性及其货币政策上，并将德国马克的成功也归功于此。
　　与经济学家视角不同，关注德国马克问题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更为强调&权力&和&冲突&。彼得&亨宁&勒德尔( Peter Henning Loedel) 认为在德国的政治体制下货币政策的制定来源于两个权力中心： 联邦银行和联邦政府。虽然联邦银行杰出的货币管理能力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但在货币事务的决策上并没有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两个货币权力中心之间不同的理念、偏好、利益和政策手段的互动和碰撞最终决定货币政策的制定。威廉姆&格伦&格雷( William Glenn Gray) 通过对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相关档案资料分析观察到，德国马克是在 1968 年末到 1969 年初这短短的几个月中&突然崛起( sudden rise) &的，当时外汇市场对德国马克的疯狂追捧甚至迫使德国临时关闭外汇交易市场，而这一现象无法从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中得到解释，而与当时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密切相联。关于对马克国际化起到至关重要推动作用的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和起源，埃德蒙德&戴尔( Edmund Dell) 认为是由于当时德国施密特政府为回击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和不断强加给德国的不合理要求，而最终下决心走欧洲货币合作之路。显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马克国际化的考察更为突出权力之间的博弈，但其相关研究是剪影式和碎片化的，缺乏对德国马克国际化进程的全景式研究，从而使人无法从这些文献中对于马克国际化的动力、机制和进程有一个清晰、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如罗伯特 － 蒙代尔( Robert A． Mundell) 所说，货币因素在许多政治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同时，国际货币体系取决于成员国的权力格局。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良好的经济指标与国际货币地位之间并不是一种必然的关系，两者之间还存在诸多需要跨越的鸿沟。历史经验表明，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往往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巨大的结构性变革联系在一起。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笔者认为，美元的&过度特权&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造成的沉重压力和负担是马克国际化的直接推动力，20 世纪 60 －70 年代历次的美元危机和由此所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剧烈动荡则为马克国际化打开了&机会窗口&，尤其是美国在 70 年代过于自负的对外货币政策导致欧美严重对立，德国则抓住这一时机在美元体系之外建立了马克主导下的欧洲货币体系，这一政策选择为德国马克的国际化的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治合法性。马克国际化的结果就是，美元的&流通域&逐步被侵蚀和挤压，随着欧元的正式流通，美元势力被最终&驱逐出&欧洲大陆，而德国马克包裹在欧元的&外衣&之下则让德国获得了更大的国际货币权力。
　　三 德国马克国际化的起点： 黄金与美元危机
　　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动荡不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空前的人类间相互厮杀之后，西方世界在战后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安排上达成了共识：货币的稳定需要&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货币竞相贬值政策所造成的投机性资本大规模流动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而这正是大萧条形成的重要原因。德国接受了这种共识。这一&战后共识&的核心在于各国接受美元的主导地位，各国货币以美元为中心形成全球性的货币制度安排。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这一&战后共识&的具体体现，但这一安排本身存在被称为&特里芬难题&的内在矛盾，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从 20 世纪 5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开始恶化； 到了 1960 年 7 月底，外国央行和私人部门持有的短期美元债务以及外国债权人持有美国政府债券总额达到了 189． 46 亿美元，超过了同期美国 186． 85 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总额，这引起了市场对美国能否能够坚持 1 美元兑换 35 盎司黄金这一平价的怀疑，从而导致了世界范围大规模抢购黄金并抛售美元的风潮，这引发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以此为契机，戴高乐政府领导下的法国政府开始试图以货币为武器冲击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领导权，法美之间的这次&货币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货币版图的重构和德国马克的崛起。
　　在 1965 年 2 月 4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法国总统戴高乐猛烈地抨击了美元所享有的&过度特权( exorbitant privilege) &，表示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被滥用而且变得危险，美元作为国际经济的基础是不可接受，因为它不具备任何实际价值，他号召欧共体成员响应法国重返金本位的倡议。戴高乐政府开始采取对抗性的激进手段，要求美国提高黄金与美元之间的比价，或者重返金本位。借此来达到约束和削弱美国的&国际货币权力&的目的。从 1965 年初开始，法国大规模地将自己的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法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兑换行动带动更多国家的参与，进而形成对美国强大的压力。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法国不仅自己向美国兑换黄金，而且将相关的金融信息透露给新闻界，同时还鼓励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其他国家将持有的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这引发了市场上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投机风潮，第二次美元危机爆发。但要使美国真正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做出妥协，需要给美国继续施加更大的压力，仅凭法国的力量是不够的，这需要欧洲经济头号强国德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因为德国当时是美元储备的最大持有国之一，可以对美元走势施加更大的影响，所以争取德国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德国其实一直对法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立场持同情态度，在 1967 年年初，德国政府曾经认真地讨论了加入戴高乐要求提高黄金价格的倡议的可能性，美国同样认识到德国对于继续维持美元主导地位的重要性，在 1967 年 4 月 24 日写给林登&约翰逊( Lyndon Johnson) 总统的备忘录中，国务院明确提出在国际货币问题上要使德国同法国分离转而支持美国；1967 年 6 月 6 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哈米尔&福勒( Henry Hammill Fowler) 写信给德国经济部长卡尔&席勒( Karl Schiller) ，强烈反对欧共体国家将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根源归结为美国的过度需求超过其经济生产能力，同时美国以逆差的方式来汲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源的这种说法，福勒认为美国的生产与消费是平衡的，逆差源于美国因为其特殊的地位而对世界经济和安全所负的责任，假如美国大量削减开支不仅将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而且会威胁到世界和平。如果德国和其他欧共体国家不在货币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美国将在国会和公众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或者限制美国人到欧洲旅游，或者更严格地限制资本输出和对穷国的援助，或者削减为保护自由世界的安全所付出的费用。所以德国和其他欧共体国家要支持美国倡议的用创建特别提款权( SDR) 来增加国际储备的计划，否则将是不明智的。福勒已经非常清晰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美国不可能按欧洲人所要求的主动以紧缩国内经济的方式调节自身的国际收支失衡，欧洲人也不能以此为借口拖延美国所倡导的创建 SDR 的方案。福勒之所以能够这么有底气，关键就在于他所说的&保卫自由世界的安全&，美国二战后在德国有 20 多万驻军，美国驻守德国的军队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苏联入侵西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重新武装&后的德国军事上&东山再起&威胁欧洲安全，这一安排是战后以北约为中心的大西洋安全格局的基础。德国政府有义务以不同形式支付一定的美国驻军费用，这主要由双方定期签订&补偿协议( offset agreement) &来完成。通常的做法是，德国直接支付一定金额的款项或者对美军事采购，但是在第二次美元危机期间，美国将关于&补偿协议&的谈判作为迫使德国不能与法国合作向美施压，而必须支持美元的有力工具。
　　时任美国总统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弗朗西斯&巴特( Francis M． Bator) 在给约翰逊总统的一份关于德美&补偿协议&谈判的备忘录中建议，一方面，要使德国承诺将投资于美国财政部的中期债券，使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回流到美国； 另一方面，更具价值的是要求德国联邦银行写一封公开信，承诺不将其持有的美元兑换黄金。巴特认为这样将产生示范效应可以说服其他欧洲国家也这么做，这将使得欧洲国家在事实上进入了&美元本位&，如果计划成功，只要逆差规模不至失控，美国将不用再担心国际收支逆差问题，巴特的建议基本上成为了后来美国政府的实际政策，这让德美关系之间形成了一种&货币换安全&的制度性结构。德国联邦银行原本只想投资于更具流动性和低风险的美国政府短期债券，并且德国联邦银行也不愿做书面承诺而是想口头约定不将所持美元兑换黄金，但美国以从德国撤军相威胁，在冷战的背景下对处于东西方对抗桥头堡地位的德国而言，苏军跨过边境长驱直入并非仅仅只是一种低概率事件，而是现实的危险，前几次柏林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国家安全考虑，德国只能遵从美国的要求。1967 年 3 月 30 日，时任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布莱辛写信给美联储主席，承诺德国不会把所持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这封信是战后国际货币史上的一份重要文件，被称为&布莱辛信件( Blessing letter) &。而要求德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条款则相当于迫使德国把&人质&放在华盛顿，保证德国对美元的持续支持。由此，美德之间关于驻军费用的&补偿协议&成为了维护美元主导地位的&保证书&，在美国和法国之间，德国不得不选择站在了前者一边。曾在 1969 －1971 年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助理、负责协调白宫对外经济事务的伯格斯坦在 1975 年写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顺差国，德国明确承诺不将其持有的美元储备向美国兑换黄金，是二战后美国能够隔离外部对其( 黄金) 储备压力的最重要的步骤。
　　由于没有德国的明确支持，法国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特别是从 1967 年开始法国经济增长放缓顺差减少，同时其国内局势出现动荡，无力再同美国正面交锋，但由法国主动冲击而引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动荡却并没有因为法国的&鸣金收兵&而恢复平静，相反愈演愈烈。到了 1971 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 110 亿美元，而美国政府的短期负责已经达到了 250 亿美元，这意味着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元中只有 44%得到了黄金保证，因此美元信用迅速下降，第三次美元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市场又一次出现了抛售美元资产抢购黄金的浪潮。美国不堪承受黄金储备迅速流失的压力，尼克松总统于 1971 年 8 月 15 日单方面宣布关门&黄金窗口&，终止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走向了终点，这一事件也被称为&尼克松冲击( Nixon shock) &。与第一次美元危机不同，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美元危机中，不仅大量美元被兑换为黄金，出于保值和避险的需要，德国马克由于其稳定的币值和德国国内的低通货膨胀而受到了市场的疯狂追捧，各类资金争相兑换成德国马克，一时间德国马克成为了&明星货币&。戴高乐时代的外交部长米歇尔&德布雷( Michel De-bre) 认为，&1968 年 11 月，马克的强势让德国人第一次有底气大声说话。货币强势确保其经济霸权地位，经济霸权地位则确保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欧洲的主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 1972 年的年度报告中也第一次提到了德国马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作用，正如前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埃明格所说，因为美元的持续走弱以及源自美国的货币和资本流动所造成的频繁动荡，最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德国马克作为欧洲最为坚挺的货币&不情愿地&成为了美元的&对手&。正是在美元与黄金危机中德国马克开始崛起。
　　四 去美元化： 德国马克主导下的欧洲货币联盟
　　当尼克松总统在 1971 年 8 月 15 日突然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性，这让德国持有的大量美元储备的价值顿时大打折扣，并且面临不断缩水的威胁，这对遵守&布莱辛信件&中承诺的德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因为就在这之前几个月，美国的财政部长还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元不会贬值。另一方面，美国逆差规模的不断膨胀造成的美元泛滥直接威胁到了德国国内的物价稳定，使德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剧烈动荡行将解体之际，德国突然发现自己掉进了&美元陷阱&，或者用德国人自己的说法是陷入了&内部与外部平衡之间的紧张冲突&。
　　但是相较其他欧洲国家，对于如何走出&美元陷阱&，德国的反应和行动还是比较迅速的，一方面在具体的政策层面通过马克主动升值和灵活的利率政策来抑制通胀，稳定物价； 另一方面从战略层面德国人开始认真考虑要摆脱美元的影响。在 1969 年12 月的欧共体海牙峰会上，德国总理勃兰特就倡议建立一个永久性固定汇率的货币联盟，并表示在联盟成立之后德国愿意将自己外汇储备的一部分交由欧共体机构管理，但这一建议被其他欧洲国家所拒绝。在 1971 年 5 月美元危机期间，德国经济部长席勒再次建议欧共体国家货币联合起来统一对美元浮动，但是被法国和意大利拒绝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各国在货币一体化中的利益存在巨大分歧，更重要的是在货币问题上主导当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理念的还是英美所达成和推广的&战后共识&： 各国货币以美元为中心组建成一个稳定的全球性货币体系，进而促进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在美元之外&另起炉灶&只是一种激进的非主流思想，大部分国家认为其既不现实也无助于稳定全球经济，就连戴高乐在向美元发起挑战时其本意也不是要彻底击垮美元、推翻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是想通过这种激烈的手段把美国逼到谈判桌前，迫使美国修正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全球性货币秩序。戴高乐的这一行动所造成的客观后果却加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但是，随着西方工业国为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而签署的《史密森协定》在运行了不到 15 个月后破产，欧洲国家开始逐步放弃&战后共识&，不再寻求与美国达成统一的全球层面的货币运行机制，不再以单方面合作的态度无条件地维护美元的绝对主导地位，而是要在美元体系之外&自立门户&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战后共识&的消解标志着欧洲和美国在货币理念上开始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德国果断地抓住了欧美这次在货币领域的分野所提供的历史机遇，极大地推进了事实上由德国马克主导下的货币一体化进程，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全球层面的国际货币权力格局。
　　&战后共识&的消解并非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西方国家普遍经历的国际性&大通胀( great inflation) &。欧洲各国怀疑美国是否有决心紧缩货币政策，减少逆差，缓解因美元储备大量流入世界其他地区而引发的全球通胀。特别是在德国人看来，美国没有解决国际收支逆差的政治动机，美国并没有认真对待它所有关于改善国际收支逆差的声明。德国人认为死守美元体系意味着其他国家美元储备尤其是欧洲的美元储备继续上升，投机者就会相信现有汇率已经不合适，且必然会改变，从而大举抛售美元买入马克。如果对此不采取任何措施，欧洲尤其是德国货币当局必然面临持续货币创造的局面。美元大规模流入，即使不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对抗通货膨胀的斗争也会因此而更加艰难。在美元&一币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与美国达成稳定货币协定，无异于与虎谋皮，美国不可能接受调节国际经济失衡的负担。唯一的出路就在于使欧洲经济逐步减少直至彻底摆脱美元的影响，也就是需要一个&去美元化&的过程。德国人的考虑也代表了当时许多欧洲人的想法： 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美元的持续贬值和美国淡漠其国际义务的对外货币政策虽然让欧洲各国经济备受煎熬，但却为欧洲&去美元化&进程的实质性启动和开展提供了动力。
　　1978 年年初，德国总理施密特就决定要倡议在欧洲建立一个货币稳定区。在1978 年 2 月 28 日的波恩峰会上，施密特告诉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 Roy Jenkins) ，为了应对美元问题，他将在下次哥本哈根峰会上提议采取迈向货币联盟的重要一步，将欧共体国家的货币储备放进一个共同的池子里，如果其他国家同意这么做，一个欧洲货币集团( A European Monetary Bloc) 将形成。1978 年 3 月，法国总统德斯坦向德国总理施密特提议在欧洲建立一个比&蛇形浮动&更为稳定的货币体系，这正中施密特下怀，他当即表示同意。德斯坦提出这一建议主要是想解决三个问题： 首先，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法郎很不稳定并屡次受到来自资本市场的冲击，法国经济不断地遭受着法郎贬值和通货膨胀循环交替的折磨，法国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欧洲范围的货币体系使法郎能够有效避免来自外部的冲击，从而改变法国国内财政纪律松弛、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局面。其次，在通货膨胀率高企的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的通胀率是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最低的，其货币的购买力也最为稳定。成功地避免了 70 年代的&大通胀&给德国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许多欧洲国家主动将其汇率与德国马克挂钩，这让马克成为欧洲&蛇形浮动&体系中的天然领导者。在这种形势下，当德国根据本国经济状况调整货币政策的时候，包括法国在内其他欧洲国家也不得不被动跟随。相反，法国却没有办法让德国的货币政策配合其国内经济的发展，德国也没有这个义务，所以法国希望在欧洲建立一个更为对称的货币体系，能够平衡和约束德国人手中不断扩大的&货币权力&。最后，德斯坦担任过戴高乐政府的财政部长，亲身经历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法美之间的&货币战争&，他非常清楚直接去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更有效、阻力更小的路径是避开与美元的直接冲突，在美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在美元和欧洲国家货币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从而达到隔离美元风险的效果。
　　而德斯坦的倡议之所以被施密特很痛快地接受，其原因也在于这一倡议有利于解决德国所面临的国内难题。首先，解决美元持续贬值所带来的马克升值压力。通过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可以将马克升值的压力转嫁到体系内的其国家，可以避免马克单方面持续升值而削弱德国工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其次，由于德国持续、大量的贸易顺差，不仅美国而且欧洲国家也向德国施加压力，敦促德国刺激国内需求、削减贸易盈余，让德国承担调节国际经济失衡的负担，而这恰恰是德国所不情愿做的。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调节负担合理地分配给体系内其他国家，从而避免激化与欧洲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最后，施密特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之间围绕美国在欧洲部署中子弹的问题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让他最终下定决心迈出&去美元化&的实质性一步。
　　在欧洲人已经放弃货币安排上与美国人事实上达成的&战后共识&的背景下，&施密特 －德斯坦倡议&顺利获得其他欧共体成员国的赞同，1979 年 3 月 13 日，欧洲货币体系正式启动。与之前的&蛇形浮动&相比，欧洲货币体系有了两个根本性的变革： 首先，欧洲货币体系实质上贯彻了&去美元化&原则。成员国货币的汇率变动不再以美元为参照，而是以&欧洲货币单位( European Currency Unit) &&&埃居为中心，成员国之间的结算使用埃居，由此埃居成为成员国外汇储备的构成部分。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成员国之间建立了中短期融资机制，保证成员国有足够的能力在外汇市场出现动荡时及时有效地进行干预。这意味着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所承担的三种基本职能在欧共体国家内已经被弱化和逐步取代，美元的&流通域&在欧洲大陆被严重挤压。所以，在欧洲货币体系建立之初，美国人就认为，无论是对美元还是对 SDR，埃居都将成为一个潜在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次，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相当于从法律上和制度上保证和确立了德国马克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由于马克币值的稳定和其在构成埃居的&货币篮子&中占据优势的权重，欧洲货币体系所规定的成员国货币汇率与埃居固定，在实际运行中变成了与德国马克固定，并且成员国有义务要维护这一固定汇率。这降低了德国马克与其他欧洲国家货币间的汇率易变性( volatility) ，外汇交易者使用德国马克的成本大大降低。马克具有的这一优势使其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取代美元成为欧洲外汇市场中最重要的&工具货币( vehicle currency) &，而在这之前，美元一直是欧洲外汇市场交易中能够承担这一职能的唯一货币。
　　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不仅大大推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将&美元势力&逐步&驱逐出&欧洲大陆，欧洲在货币领域摆脱了单方面对美元的依赖。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让德国马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货币，欧共体国家也从以前的&美元区&逐渐变成了&马克区&，每次德国调整其货币政策，其他国家都不得不被动跟随，德国具有了影响他国经济政策的能力。
　　五 创建欧元： 德国马克国际化的&升级版&
　　法国对于欧洲货币体系调节机制的这种不对称性以及由此而日渐确立的德国&货币霸权&非常敏感，时任法国总理的巴拉迪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制度&，更具体地说就是要确保法国能够在由德国单独掌控的欧洲货币事务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拥有否决权，矫正法国和德国在货币权力上的失衡状况也就成为了密特朗政府时期需要优先处理的议题。历史往往会不断地重复自己。苏联在 1949 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接下来的 1950 年又爆发了朝鲜战争，这让当时西方阵营感觉苏联红军长驱直入欧洲不再仅仅是可能，而是一种现实的威胁。由此，英美决心重新武装德国，但这一计划所带来的德国在军事上重新崛起无疑是法国人的一个噩梦，法国的应对之策是在 1950 年提出的&舒曼计划&，倡议将两国的战争物资煤和铁置于共同的管理之下，实行煤钢联营，从而避免两国间再次爆发战争，之后建立煤钢共同体则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在平衡德国人&货币权力&的问题上，法国人遵循了 1950 年&舒曼计划&中所蕴涵的逻辑&&建立货币联盟，将德国的货币主权置于欧共体成员国的共同管理之下。1990 年德国的统一不仅极大地加快了货币联盟付诸实施的速度，更让货币联盟承载了维护欧洲和平的历史使命。这是因为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安全格局，欧洲国家害怕统一后的德国脱离欧洲一体化的轨道，威胁到整个欧洲的安全。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德国统一后的第一年( 即 1991 年) ，欧共体首脑就迅速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 简称为《马约》) 成立欧洲联盟，并且其中关于货币部分的规定最为清晰明确，没有任何的含糊和外交辞令，还为统一货币定下了具体的时间表，要求所有欧盟成员都必须履行使用统一货币&&欧元的义务。欧洲各国支持德国统一，而德国&交出&马克，与其他欧洲国家共同创建欧元，从而达成了新的&货币换安全&协议。欧元的诞生表面上宣告德国马克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实际上德国马克从未消失，欧元在本质上是马克存在的另一种形式，它反而进一步放大了原先德国所拥有的&国际货币权力&。第一，欧元的治理模式和货币政策理念完全是德国化的。在《马约》的谈判中德国坚持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其不受成员国和欧盟行政机关的政治影响，这一方面是德国人想把本国中央银行的治理模式整体移植到欧洲中央银行的运行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其他成员国干涉欧元的运行，在货币问题上占有比德国更多的发言权。同时把保持物价稳定作为欧洲央行唯一的货币政策目标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反映的正是德国人的政策偏好。
　　第二，德国工业的竞争力被大大强化。欧元的引入实质上等于让德国获得了相对&便宜&的汇率，同时为&德国制造&彻底地消除了因成员国之间货币&竞相贬值&所带来的风险。所以，&德国制造&在欧元正式进入流通之后迅速地占据了欧盟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保证了德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从图 1 可以看出，在欧元引入之前德国的贸易盈余在欧元区国家总量中的比重并不大，并且增长幅度较为平稳，当时欧元区其他国家大多处于顺差或者贸易平衡的状态。而在欧元引入之后德国的贸易盈余出现了跳跃式增长，在欧元区贸易盈余总量中的比重急剧增加，并且德国的贸易盈余已经超过了欧元区总量，这说明此时欧元区中许多国家已处于逆差状态。图 2 则为这一变化提供了解释，数据显示在欧元启动之后德国贸易盈余来自欧盟成员国的部分不断增长，并且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2007 年达到顶峰，占到了其贸易盈余总额的 60%左右。而仅欧元区国家就吸纳了德国出口总量的近 50%。这说明欧元引入后欧盟内部经济出现了不平衡的状况，一方面是德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另一方面是其他成员国不断增加的逆差，而正是这些逆差构成了德国顺差的重要来源。这表明统一货币让&德国制造&已经牢牢地确立了在欧盟市场中的领先地位。欧元让德国经济享受到比马克时期更多的竞争优势，所以当年德国工业界是统一货币坚定的支持者，并且积极地游说科尔政府接受欧元。
　　第三，德国决定了欧盟成员国国际收支调节的方式和融资能力。在实施统一货币的谈判中有两个条件是德国非常坚持的： 一是要求保持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允许其直接为成员国债务提供融资； 二是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严格限制成员国对内和对外举债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成员国想获取额外的资金只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提高税率或者开辟新税种，以征税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这显然在政治上不受选民欢迎，政府的支持率会因此而下降。第二种是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力，通过赚取贸易盈余来获得收入。这显然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达到，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政府急需资金的情况下显得有些&远水解不了近渴&。其他成员国之所以最终仍然同意了德国人提出的苛刻条件，这是因为实施统一货币后其他成员国事实上可以&免费&使用德国人在资本市场上拥有的良好信誉，借此可以筹集到十分&廉价&的资金。
　　如图 3 所示，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其长期利率都大大高于德国，加入欧元区使它们的长期利率开始逐渐与德国趋同，无形中其他成员国可以&搭便车&分享德国的融资能力，以很低的成本从资本市场借钱，巨大的利差让许多成员国获利丰厚。如果没有欧元的话，像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内通胀率高、财政纪律松散的国家根本不可能从资本市场以接近德国的成本融资，这也几乎成为了它们获取资金的唯一渠道。&搭便车&的代价就是欧盟成员国自身融资能力的独立性大为减弱，同时加深了对德国的依赖。这种依赖在正常的经济发展时期是一种&皆大欢喜&的局面，许多成员国对此&甘之如饴&。但是在经济衰退和危机时期，这种&依赖&意味着要遵循德国人的&指挥棒&。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许多成员国国债利率急剧提高，与德国的利差迅速拉大，&搭便车&的机会瞬间消失，并且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了衰退。但这个时候欧洲央行根据法律规定不能直接对陷入危机的成员国施以援手，而成员国自身又缺乏独立的融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提供解决危机所需资金的国家必须是财政状况良好，并且可以低成本从资本市场融资，符合这一条件的主要就是德国，危机的解决很自然也要依照德国人的路径来走。此次欧洲债务危机本质上还是传统的国际收支危机，解决之道也很简单明了： 要么是作为顺差国的德国刺激内需扩大进口，削减贸易盈余； 要么就是以希腊为代表的发生危机的国家紧缩经济，抑制内需扩大出口。然而德国并没有重新调整其政策的意愿，而是要求发生危机的国家实行顺周期的紧缩政策，通过降低工资和福利水平，减少开支来重新提高竞争力，最终欧洲人还是决定采用&德国模式&来应对此次主权债务危机，这实际上是让出现危机的国家承担调节的成本和负担。德国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其手中实际掌握的&国际货币权力&。
　　与当初其他欧洲国家借统一货币来约束德国&货币权力&的初衷相反，欧元的引入反而强化了德国的&货币权力&，特别是随着这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扩散和深化，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德国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紧缩政策并不能有效地应对目前的危机，恢复市场的信心从根本上来说需要欧洲的团结和凝聚力。与危机初期生硬地反对救助陷入债务危机的成员国的态度相反，德国现在不但积极地主导制定具体的救助机制和措施，并且进一步明确主张建立欧洲政治联盟，但是与此同时仍然坚决反对发行统一欧元债券和允许欧洲中央银行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直接从一级市场购买成员国债券，这一态度看似前后矛盾，实际上这正是德国人的一贯策略。德国其实并不是真要顽固到底彻底反对，仅仅是因为德国人想要得到的条件还没有被满足，无论是发行统一的欧元债券还是允许欧洲央行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最终侵蚀的是德国自己的融资能力和对其他成员国融资能力的控制权，德国人只有在能够得到更大回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让这些权力，这一回报就是其他成员国的&财政权&。如果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加深，那么在这场&融资能力换取财政权&的博弈中，德国胜出的机会可能会更大一些。到那个时候，&德国人的欧洲&可能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停留在学术层面的探讨，而会是一种现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欧元其实是德国马克国际化的&升级版&，它让德国获得了单单运用马克根本无法实现的更为强大的&国际货币权力&。
　　六 结论
　　后进国家的货币要想真正实现国际化需要在宏观层面有一个&机会窗口&，这主要表现为&在位&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严重失误，或者因遭受重大冲击而国力衰落。比如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这时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连意大利的里拉、比利时的法郎和奥地利的先令在世界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也高于美元。但是由于一战对英国实力的重创，到了 1924 年美元在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就已经超过了英镑，而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各种商业融资票据则是英镑的两倍。德国马克之所以能够崛起，其直接原因就在于 20 世纪 60 －70 年代持续的美元危机给其打开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而当时德国的领导人则果断地抓住了这一机遇，在欧洲建立了有利于马克的制度安排。但德国马克国际化并不都是政治家有意设计的结果，比如法国等欧洲国家推进统一货币的初衷是约束德国的&货币权力&，但欧元引入的结果却强化了德国的&货币权力&，出现这些货币权力博弈的&非故意的后果(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的根源在于德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也就是马克国际化的微观基础。一方面，德国联邦中央银行近乎偏执地维护作为唯一货币政策目标的物价稳定，并且拥有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无可比拟的独立性和政治权威，其结果就是德国马克币值异乎寻常的稳定； 另一方面，与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对美元国际化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撑相对应，德国极具竞争力的完整现代工业体系为马克国际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在欧元引入之前德国出口产品的 80%是以德国马克来计价的，德国制造商的议价能力和德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由此可见一斑，这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市场对德国马克的真实需求。
译品2013年8月号
智库观察2014年9月号
版权所有 & & &
穗公网监备案证第7号
Copyright @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