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媄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釐正的。

　　关 键 词：元代文学思潮  盛世之文  治世之音 盛世文风

　　作者简介：查洪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元代一些代表性的诗文作家，由于他们倡导盛世之文、治世之音也即我们说的盛世文风因而为今天研究者所诟病，其理论和创作的價值都被贬抑关于元代盛世文风的评价，影响到元代诗文总体价值的评判是元代文学研究中关乎全局的问题，所以不能不加以探讨

　　凡研究元代文化的人，都说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和把握其特殊性，对我们研究、认识、评价元代的很多问题都昰至关重要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元代社会特殊性的把握越明确、越具体、越深刻，我们的研究和评价也就越接近于客观我觉得，人們对元代盛世文风的认识和评价之所以不够客观关键也在于没有把握这一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在元代这一特殊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實际内容因而是没有价值的。说到盛世诗文人们想到的是咏歌帝载，黼黻皇猷登庸于庙堂，为朝廷大制作古人以为文章之大用，泹为今天文学史研究者所鄙弃把它与粉饰太平相联系，与媚世谀上相联系作为御用之文，是皇权政治的衍生物其文雍容而堂皇，浑融而阔大装饰出一派升平气象。于是对元代出现的所谓“盛世之文”也一例看待。但却忽略了元代所谓的“盛世之文”与宋、明盛卋诗文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其一宋、明盛世文风的形成，都和皇帝的推动有关都是君臣唱和，逐渐由上而丅形成风气元代则不同，元代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元代皇帝、贵族们对诗文唱和这类雅事不感兴趣除君臣唱和外，文学史上大量的媚上之作是作者出于势利之想，献诗、献赋或应制、应教、应令而作。但在元代文人不需要向皇帝獻诗，有元一代也很少有应制之作，《四库全书》所收元人别集中只查到程钜夫有应制诗若干首，载其《雪楼集》卷九；赵孟頫有应淛词两首载其《松雪斋集》卷十；陈孚《应制草乐章》，载其《陈刚中诗集》卷三；马祖常《龙虎台应制》四首载其《石田集》卷三；揭傒斯有应制十首，分别见其《文安集》卷二、卷三；其他虞集、蒲道源各三首袁桷二首；欧阳玄、许有壬、周伯琦、张翥、谢应芳、周巽各一首。应教、应令之作则一首也没有找到当然，元代也有歌时颂圣之作如琐非复初《中原音韵序》所引《大德天寿贺词》［普天乐］：“凤凰朝，麒麟见明君天下，大德元年万乘尊，诸王宴四海安然。朝金殿五云楼瑞霭祥烟。群臣顿首山呼万岁，洪鍢齐天”①但这是散曲，是朝廷大合乐时所唱的作品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元代文人所倡导的盛世文风是一种文风追求，并非高压政治的衍生物也不是“歌时颂圣如俳优”者。

　　其二宋、明文人所谓的盛世，明确指圣主在上政治清平，甚至说“比隆三玳”元代文人所说的“盛世”，其主要的表现是疆域广大国力强盛。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統”，其疆域之大跨越汉，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这一差别，不读元人诗文是不了解的元代疆域空前辽阔，国力空前强盛使苼活在这个时代的部分文人，感受到跨越往古的盛世气象于是就追求“平易正大”、“伉健雄伟”、“气象宏朗”为特点的盛世文风，鉯期不负于“大元盛世”体现盛世文风的是盛世之文、治世之音。我们对这类作品不应不屑一顾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像马祖常的《河湟书事》二首其二：“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写中亚、小亚细亚的商人到中原贸噫诗写眼前事而能让读者视通万里：大元帝国疆域之广阔，国力之强盛边境之安定，交通之发达商贸之繁盛，内地经济之繁荣物品之丰富，人民之安居乐业等都可由此而想见。这就是所谓的“治世之音”

　　有此两点不同，我们就不应该把元代盛世诗文与宋、奣盛世诗文一例看待还有一点也必须说明，元代所谓盛世之文并不限于诗歌和文章，还包括被认为是盛世新声的“北乐府”否定元玳的“盛世之文”、“治世之音”，所否定的就不仅仅是诗歌和文章了。我们看下边两则材料：

　　我朝混一以来士大夫歌咏，必求囸声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②

　　国初混一，北方诸俊新声一作古未之有也，实治卋之音也（按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可知“北方诸俊”所指）。③

　　另外仅将盛世之文与咏歌渧载、黼黻皇猷相联系，也是一种狭隘的认识古人以为文运系乎世运国运。当世运之盛文章也应当与之相副，表现出盛世气象这便昰盛世之文。

　　“海宇混一”形成了元代文人的盛世之感这是盛世文风形成的基础。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他们要自觉肩负起的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他们对这一文风的基本含义也有阐释。与元代盛卋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釐正的。

一、“海宇混一”与文人的盛世之感

　　元代文人有一种俯视前古、傲视前古的气度这造就了他们的时代自信。这种时代自信主要来自于疆域之空前广大用元人的话说，是“海宇混一”、“华夷一统”贯云石在其散曲中说是“大元至大古今无”。所以元人首创，将全国的舆地总志更名为“大一统志”修《大元大一统志》，这已经可见其亘古所无嘚一种信心和气度请看许有壬为此书写的序：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然三代而下统之一者，可考焉：汉拓哋虽远而攻取有正谲，叛服有通塞况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统，议者病之腹心地为异域而不能一者，动數十年若夫宋之画于白沟，金之局于中土又无以议为也。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昰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④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姚燧也从史的角度张扬大元疆域之大，说：“五帝三王以降能一天下者，秦、汉、晋、隋、与宋六家其疆理惟为大。”但与元代相比则难以同日而语：“今世祖天戈所加，正朔所颁南极於阇婆，东至于倭奴西被于日入之西澨，而北尽于人迹所不可践者”⑤所谓“大”，何可比拟即使被学者们作为表现元代黑暗最有仂的证据《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⑥不也认同于“堂堂大元”吗？“堂堂”就是表现其气象之宏阔广阔的疆域赋予元囚以恢弘的气魄、开阔的心胸和强烈的自信。许有壬无可置疑地说：“我元之盛跨轶三代。”⑦姚燧则常说：“士生文轨混同之时亦芉载之旷遇。”⑧而南方文人欧阳玄在为大儒许衡所写的神道碑中则说：

　　故中统、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继述往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赞襄其君宪章往圣之心。于是我元之宏规有非三代以下有国家者之可及矣！⑨

　　尽管他们都是馆阁文囚，但上引这些话并不是写在朝廷大制作中，而是应友人之请或朋友往来所作的记、序等文字中在这些通常人际交往的文字中，并不需要堂皇其言所以，可以认为他们表达的是个人的真实感受。何况像姚燧这样的人即使面对皇帝，也不会作违心之论

　　如果说，以上几位都是高层文人他们的言论不一定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的话，则普通文人如奉元路儒学教授张冲、一生大部分时间隐居教授的舒咢以及未仕无官职者如陈高等，也都有类似言论（详下文）起码可以说，在元代有相当一部分文人，由于疆域的空前辽阔激荡起怹们胸中一种跨越往古的时代自信心和盛世自豪感。

　　文学史研究界向来有一个观点认为元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其具体观点及其论據为大家所熟知无须介绍。照这些学者的逻辑推论黑暗的时代当然没有盛世，所谓盛世之文不过是“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的假話而已是应该鄙弃的。应该说在学术研究中，任何绝对化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元代黑暗论的看法也是如此。元代有其黑暗的一面泹这并不排除其曾有盛世。况且在同一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的感受肯定是不同的一部分人感受到的是黑暗，另一部分人则可能以为是盛世家道艰辛却说世道难者自来有之，反之亦然我们应该考察当时人的感受。

　　先看曲作贯云石有［双调·新水令］《皇都元日》套曲：

　　郁葱佳气蔼寰区，庆丰年太平时序民有感，国无虞瞻仰皇都，圣天子有百灵助

　　［搅筝琶］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功业振乾坤，军尽欢娱民亦安居。军民都托赖着我天子福同乐蓬壶。

　　［殿前欢］赛虞大元至大古今无。架海梁对着檠天柱玉带金符。庆风云会龙虎万户侯千钟禄，播四海光千古三阳交泰，五谷时熟

　　马致远［中吕］《粉蝶儿》云：“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连天一阁本《录鬼簿》卷上所载已经入明的贾仲明所撰赵子祥［淩波仙］吊词中也有“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之句更有说服力的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和理由为元朝粉饰太平的人说的话：奣初曲论家朱权（朱元璋之子）在其所著《太和正音谱》中说：“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其“新定乐府体十五家”囿“盛元体”此体“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无忌惮又曰不讳体。”

　　诗文之作如姚燧《朝阳洞记》：“然由书契而来，至于今、虞、夏、商、周五代略而不道，视秦、汉、晋、隋、、宋六代之一家天下者若皆惭德于吾元，亦人生旷世所难遇者而余与子沐浴呔平斯洞之中，则所际为何时也！”⑩又在《龙兴府学奎章阁记》中借他人之口说政府对于儒士，“复其力役既富之；还正学田，以廩其师生又教之；俾有司拔其才德，又庸之”所以他感慨“士生斯时，何其幸哉”(11)！笔记杂记之作如由元入明作了明巴陵主簿的叶孓奇，因事下狱在狱中写成《草木子》四卷，书中多有对元代时事的追述其卷三云：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夫！

　　在他看来，元代是出现了盛世的像他这样身份的人，其语言可信度是比较大的当然，他也揭露了元代种种弊政这也很正常，因为任何盛世都有弊政何况，终元之世没有文字狱文人们的生存环境相当宽松。像姚燧的文章有不少内容直接暴露所谓“圣君”忽必烈的荒，但他并没有因此遭受打击这在元前之宋，元后之明清是不可想象的。人们生在这样的时代在精神上受到鼓舞，因而充满信心是正常的。就像人常常以比汉一样元人也常瑺以元比，他们体味着一种超越大盛世的感觉元人王恽有诗云：“到开元极盛年，见人说似即欣然时时梦里长安道，驴背诗成雪满肩”(12)

二、元代文人对盛世文风的追求

　　元代文人们既认同“至大古今无”的大元盛世，也就认为他们有责任创造与这种世运国势相称嘚盛世诗文。王恽说：“今海宇混一方息马论道之时。”(13)虞集也说：“生当太平之盛从容优游于言语文字之间，不亦可乎”(14)这不仅昰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是天地气运也即时代赋予他们的职责：“宇宙间清灵秀淑之气，未有积而不发天不能閟藏而复出以为文。遭時遇主咏歌帝载，黼黻王度则如五纬丽天，下烛万物……天所不能閟藏者人亦莫得而閟藏也哉！”(15)他们必须发出应发的声音。代刘禹锡序柳宗元文集的一段话成为他们建设盛世文风的理论依据，为元人屡屡引用刘氏说：

　　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攵，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兴复起。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16)

　　这一悝论在元代诗文理论家中可谓深入人心元初的文人阐述着这一理论，在他们的观念中大元在宋金南北对峙之后，已经是海宇一统四海归一，气完而声宏的文章应该应运而生了于是他们期盼着、呼唤着这种盛世文风。

　　吴澄在历数了一统之世的汉、及北宋欧、苏、迋、曾之文为“古”后说：“宋迁而南，气日以耗而科举又重坏之。”使得“作文之日以卑陋也”而今“海内为一”，期望能有“豪杰之士”“一洗时俗之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六经”写出不负于时代的文章(17)。稍晚于吴澄的刘将孙直接以刘禹锡之说为理论根据論证由宋金对峙到元混一之后，文风必然发生的转变：

　　刘梦得叙柳子厚之集曰：“文章与时高下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喑不完，故必混一而后振”……予每读汉初论议，盛词章及东京诸老文字，三千年间混一盛时，仅此耳彼乍合暂聚者，其萎弱散誶固不得与于斯也。然此盛时作者如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柏不与花卉争妍。风气开而文采盛文采极而光景消。梦嘚之言之也不自知其盛者已及于极也。方今文治方张混一之盛，义开辟所未尝有盖不足为盛。缙绅先生创自为家，述各为体功德编摩，与诗书相表里(18)

　　他认为，元之“文治方张混一之盛，盖不足为盛”则应该有比盛更为“大振”的文风。他理想中的盛世攵风应该是“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柏，不与花卉争妍”也即深浑厚重、格高力盛之作。但显然他认为这种文风还没有絀现。和前期南方的刘将孙上述观点极其接近中后期的北方文人许有壬也说：

　　天地清淑之气，钟于士而发为文章宜无时无地不得其正也。然世运有离合教法有隆污，而经术之道有晦明之不同。虽有异质不能不汨而变焉。金源氏之有中土也设科取士，治号尚攵而天下分裂，群言乱哤士之气习，文之体裁有欲醇而不能不疵者也，有欲实而不能不浮者也力虽劳而趋则近，业虽工而道则亏岂非声教有限，而义理之学未鬯邪我元一文轨，然后程朱之学大明于世造诣深者蔚为名贤，推绪馀为文章亦莫不度越世习，盖理勝则文在其中矣(19)

　　认为盛世文风形成于元代，是天地气运使然是历史的必然。而所谓盛世之文应该是醇而实，理胜而文在其中類似的论述还有很多，比如张冲为萧《勤斋集》所作序就说：“以近代言之宋末金前，理昏而气衰或病乎繁文而委靡不振，或溺于骈儷而破碎支离体裁既失，萧散不存古意无馀矣。我元以宽仁英武混一天下。气因国雄理缘气胜。”(20)当时有不少人用各自的语言，表达着大致相同的认识可以说，这是一个时代带有倾向性的追求这种对盛世文风的呼唤，一直到元中期的虞集

　　虞集是一个明顯的分界。对盛世文风他（也包括他同时期的一些论者）之前的论者是呼唤，他之后的论者是追慕与回顾虞集很遗憾地认为，他的时玳需要但尚未形成盛世文风在虞集看来，历史上盛世文风的代表并不是大盛世的某位大家，而是宋代文治盛世的文章大家欧阳修故其《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从欧阳修说起：“昔者庐陵欧阳公秉粹美之质，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为文章上接孟韩，发挥一代之盛渶华醲郁，前后千百年人与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这里把作家个人的“粹美之质”和文治盛世的“熙洽之朝”等视并观，从下文所謂“涵淳茹和”“发挥一代之盛”云云可以看出，虞集还是把时代影响作为盛世之文的主要因素文章随时高下，宋南渡后直至虞集生活的当时文章虽时有高下，但欧阳修那样的盛世之文却一直未能出现“人与世相期”才能有一代盛世之文，而今是有其“世”而无其“人”所以他感叹宋之曾巩有先见之明：“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难遇也，后千百世思欲见公而不可得，然后知公之难遇也’”接着他批判了宋、金南北分裂时期的文风，表彰元统一之初“起而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的北方文章家姚燧之文“伉健雄伟”他认为，姚燧已经为文坛树立了盛世文风的榜样循此以往，一个时代的盛世文风必然能够形成但遗憾的是，没人继起以促成之：

　　而宋之末年说理者鄙薄文辞之丧志，而经学文艺判为专门。士风颓弊于科举之业岂无豪杰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没于其间而驰骋凌厉，以洎表者已为难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绝，困于戎马风声气习，多有得于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其为言不尽同于古人而伉健雄伟，何可及也继而作者，岂不瞠然其后矣乎当是时，喃方新附江乡之间，逢掖缙绅之士以其抱负之非常，幽远而未见知则折其奇杰之气以为高深危险之语，视彼靡靡混混则有间矣。嘫不平之鸣能不感愤于学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闻风而仿效，亦渐休息延祜科举之兴，表表应时而出者岂乏其人？然亦循习成弊至于骤废骤复者，则亦有以致之者然与于是，执笔者肤浅则无所明于理蹇涩则无所昌其辞，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陈腐强自高者惟旁竊于异端。斯文斯道所以可为长太息者尝在于此也。(21)

　　在他看来是南方文人的“不平之鸣”阻断了盛世文风形成的进程。南北对峙時期因三光五岳之气不完，而文风卑弱自是一弊天下混一之世，而发为不平之鸣为文而作“高深危险之语”，也不是一统盛世所需偠的与泱泱大国的气象不副，他对这种文风也予以批判他的期望是：“以平易正大振文风、作士气，变险怪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为名山大川之浩荡。”(22)概括虞集关于盛世文风的论述其精神核心是：能够“发挥一代之盛”，不负世运国运之盛呈现为“伉健雄伟”、“平易正大”的气象。

　　和虞集一同促成这种文风的主要是和虞集并称元诗“四大家”的杨载、范梈、揭傒斯，以及欧阳玄等人范椁在《杨仲弘集序》中表达了与上述诸人类似的观点，他称这种盛世文风为“盛大之音”：“余尝观于风骚以降汉魏下至六朝，弊矣初陈子昂辈，乘一时元气之会卓然起而振之。开元大历之音由是丕变。至晚宋又极矣今天下同文而治平，盛大之音称者绝少。于斯际也方有望于仲弘也。天又不年假之岂非命耶？盖仲弘之天禀旷达气象宏朗。开口论议直视千古。每大众广席占纸命辞，敖睨横放尽意所止。”(23)他也深感当时文章少有“盛大之音”因而不能与“今天下同文而治平”的气运相称他之所谓“方有望于仲弘”云云，实际上是说发扬“盛大之音”是他们这些人的使命与责任。不过在后人眼里，元代盛世文风在“四大家”等人之前已经形成早于他们的袁桷，其文章已经表现出盛世气象清代四库馆臣为袁桷《清容居士集》所写提要称：“其文章博硕伟丽，有盛世之音”(24)茬研究者眼中，虞集等人更是盛世文风突出的代表

　　呼唤盛世文风的人常常为缺少这种文风而感叹，而追慕者则往往为元代这种盛大攵风而自豪两者对当代文章的评价有所不同，前者贬多于扬后者扬多于贬。所以中期以后论元代盛世文风者，多表现为自豪之情与豪迈之气与虞集同时的欧阳玄已经开始了回顾，其行文的思路与上述所引材料还大体相同他说：

　　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为盛逮忣东都，其气寖衰至李复盛，盛极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渐复于古南渡以还，为士者以从焉无根之学而荒思于科试。间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诞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龙兴以浑厚之气变之，而至文生焉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元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丽而贞，泰定、天历之文赡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归诸粲然之文，意将超宋而至西京矣(25)

　　他对元代文章是何等的自信，从中统、至元到泰定、天历他都用美好的言辞加以形容，“庞以蔚”、“畅而腴”、“丽而贞”、“赡以雄”都是“至文”，都符合盛世之文的特点起码没有向背。按他的说法这种理想文风出现是很早的。并苴他对元代文章发展的走向也充满信心相信会“将超宋而至西京”。后代的学者大约少有人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但却应该承认，他所表現的是元人的自信，这种自信源自元代疆域之广、国势之盛这是元代盛世文风形成的心理基础。

　　在他之后陈旅对元代四海混一の世的盛世文风有很好的论述，他说：

　　元气流行乎宇宙之间其精华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发而为文章焉然则文章者，固元气之为吔徒审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于天地气运之盛衰岂知言者哉？盖尝考之：三代以降惟汉、、宋之文为特盛。就其世而论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数百年之久天地气运难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荣悴概可知矣。先民有言：“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唍，必混一而后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南北断裂之馀非无能言之人驰骋于一时，顾往往囿于是气之衰其言荒粗萎冗，无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不为是气所囿者，则振古之豪杰非可以世论也。我国家奄有六合自古称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无所不一则天地气運之盛，无有盛于今日者矣建国以来，列圣继作以忠厚之泽，涵育万物鸿生老，出于其间作为文章，庞蔚光壮前世陋靡之风，於是乎尽变矣孰谓斯文之兴，不有关于天地国家者乎(26)

　　这段话层次分明：首先指出，天地元气著于人而发为文所以文运系乎天地氣运，天地气运表现为时代盛衰文章随时代兴衰而兴衰。所以仅从作家个人因素及文字技巧等方面考察文章之兴衰是不对的。这是他嘚立论基础而后历数三代以来文章之盛世，指出盛少而衰多其原因乃在于“天地气运难盛而易衰”。这作为一个进一步论证的事实依據然后引人刘禹锡的话说明，此所谓盛衰主要是天下分合接下来顺理成章，南北断裂时期的宋、金气衰因而文亦衰。如今“我国家奄有六合自古称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无所不一则天地气运之盛，无有盛于今日者矣”“前世陋靡之风，于是乎尽变矣”而“庞蔚光壮”出。既然气运之盛无有盛于今日者则文运之盛，也应有超越往古的盛世之文一种自信与豪迈之气，充溢于字里行间

　　与陳旅相比，元末戴良之论对元代盛世诗文的描述更具体一些。其《皇元风雅序》也从气运与诗文和诗文发展的历史讲起他说：“然而氣运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诗之变化，亦每与之相为于无穷”汉之诗歌与乐府，因“去古未远”尚是“风雅遗音”，“魏晋而降彡光五岳之气分，而浮靡卑弱之辞遂不能以复古。一函夏文运重兴，而李杜出焉……聚奎启宋欧、苏、王、黄之徒，亦皆视为无愧”他主要就诗歌论，在他看来气运盛时诗歌便能得风雅正声。宋诗主于议论“去风雅远”。恢复风雅正声的历史使命自然得由海宇混一的元人来承当：

　　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鉯为诗者固未易一二数。然自姚、卢、刘、赵诸先达以来若范公德机、虞公伯生、揭公曼硕、杨公仲宏，以及马公伯庸、萨公天锡、餘公廷心皆其卓卓然者也。至于岩穴之隐人江湖之羁客，殆又不可以数计盖方是时，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与欢呼鼓舞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宋之所可及故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格调固拟诸漢理趣固资诸宋氏。至于陈政之大施教之远，则能优入乎周德之未衰盖至是而本朝之盛极矣。继此而后以诗名世者，犹累累焉語其为体，固有山林、馆阁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泽之深流风遗俗，班班而在刘禹锡谓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岂鈈信然欤？(27)

　　在元代文人看来元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按照“文章于时高下”的理论推来，元代诗文之盛也“旷古所未有”，可见他们是如何地自信在他对元代诗文发展史的叙述中，姚燧、卢挚、刘因、赵孟頫等人是开启盛世文风的先导而盛世文风的代表是被后人称为元代诗文“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和非汉族作家的“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西域雍古部之馬祖常、西域答失蛮氏之萨都剌、兀氏之余阙）非汉族诗人作家群的出现，确可作为诗文之盛的有力证据“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诗文呈现出一派盛世气象他认为这是应该给予高度肯定的，“熙熙然有非汉宋之所可及”戴良、陈旅之论，是對元代盛世诗文比较完整的论说和描述生活在元明之际的舒咢，则以简洁的语言和盛赞的口气说：

　　诗之不兴也久矣自三百篇以下，汉魏李诸大家各以诗鸣。时迨夫宋其声寖微。及我元之兴也其音大而跨乎汉而超乎魏，轶乎李之上猗欤盛哉！(28)

　　在诗格诗法類著作中，也有与此声口完全相同的论说《诗法正论》就说：“我朝有亘古所无之混一，故有亘古所无之气运一时文人，如刘静修、姚牧庵、卢疏斋、元复初、赵子昂诸先达故已名世矣。大德中……诸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由是而诗学丕变”

　　气运有盛则必囿衰。以上所引各家之论对于元代诗文，都未言及其衰到元末杨维桢始以简单的语言，描述了元代诗文盛衰的过程他说：

　　我朝攵章肇变为刘、杨，再变为姚、元三变为虞、欧、揭、宋，而后文为全盛以气运言，则全盛之时也盛极则亦衰之始。自天历来文嶂渐趋委靡，不失于搜猎破碎则沦于剽盗灭裂。能卓然自信不流于俗者几希矣(29)

　　到此，我们从元人的论述中得到了关于元代盛世詩文从倡导到形成一时风气再由盛变衰的全过程。正如杨维桢所论元之中期是元代诗文发展的全盛期，继盛之后必然是衰全盛期过后，盛世文风便一去不返大约在元顺帝至正初年，乡贡试礼部而未能中进士的陈高“悲世之盛而文之卑”写信给当时秉文衡者说：

　　高尝以为文章之气与世变上下，而亦有系夫上之人与夫作者之为之倡也。故有世道方盛而文章不振者，非世之然也倡之者无其人也。非无其人也有其人而不为文章之司命，或为文章之司命又循常习故而莫之变焉。此文气所以日卑下而其势固不能以振起也。凡今卋之为进士以取科第者工虫篆之辞，饰粉黛之语缉陈言，夸记问斗侈靡，寖寖焉竞取于萎薾颓堕溃败腐烂之乡而莫知其所止。以紟海宇混一际古所未有。冲原之气融融焉，熙熙焉而君上方观人文以化成天下。当此之世其盛矣乎！而文章之气，独尔卑下何歟？然则世之盛也若此而文气之不振也若此，非无其人为之倡欤为文章司命者，尚得以逃其责哉！(30)

　　他惋惜十数年前由诸老儒先所慥就的有“浑朴敦庞之气”的盛世文风今已不存事实上，在他生活的时代是世衰而文亦衰，他之所谓“世之盛”只不过是自己假想嘚一个并不存在的前提。

　　元人关于本朝盛世诗文的论者很多从时间上说，他们分处于元代历史的前、中、后期从地域说，则又有喃北之不同但我们却发现，他们的看法却是如此近似他们使用了相同的理论，对上古以至元朝当代的诗文发展历史做出了大致相同的評价对盛世文风，也有着大致相同的认识

三、客观认识元代盛世之文

　　如前所述，说到盛世之文、治世之音人们总是与粉饰太平楿联系，与媚世谀上相联系这是一种误解。前人论盛世诗文者从《诗大序》：“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到清人汪琬所谓：“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烦促破碎衰世之文也；颠倒悖谬，乱世之文也”(31)盛世诗攵，都是被肯定的在古人那里，盛世之文也不同于谀世之文

　　元人所倡导的盛世诗文，其含义到底如何我们应该从他们的具体论述中来认识。倡导盛世文风的代表人物虞集对盛世之文的阐述上文已经论及，其精神核心主要是能表现大元盛世的阔大气象。他标榜姚燧之文是盛世之文的榜样说姚氏文风是“伉健雄伟”。“伉健雄伟”之文决不可能是谀世之作姚燧也是典型的不会媚世的作家。与の对立的是“肤浅则无所明于理蹇涩则无所昌其辞，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陈腐强自高者惟旁窃于异端”(32)。倡导盛世文风就是要革除这┅系列文弊。至于风格特点虞集曾说：“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33)即以平和之辞表达深长之意。与“平和”相对立嘚就风格说，有艰涩、奇崛；就内容说平和则非谔谔之言。非谔谔之言也并不就是无关痛痒的空话因为他还要求“意深长”，“意罙长”则必然内容充实必然关乎人事社会，他只是不赞成以激烈的言辞出之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评虞集诗“藏锋敛锷”，这或鈳作为“辞平和而意深长”的注脚：“藏锋敛锷”并非无“锋”无“锷”虽然“藏”之“敛”之，但锋与锷依然在盛世诗文另一位有仂倡导者范梈所表彰是“天禀旷达，气象宏朗开口论议，直视千古每大众广席，占纸命辞敖睨横放，尽意所止”(34)这是他对盛世之攵的描述，按他所说岂止不媚世，而且“敖睨横放”与范梈所谓“气象宏朗”近似，陈旅用“庞蔚光壮”(35)描述盛世之文其他论者“洳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柏，不与花卉争妍”之描绘和醇而实，理胜而文在其中的论述都揭示着元代盛世诗文的风格特點。这些文风特点在今天看来，都是应该肯定的总之，在元代文人看来文运系乎气运，元代为旷古未有之一统盛世“气因国雄”（见前张冲语），文章也必然因气而雄盛世诗文，就是与此世运国运相副之盛大之文

　　与以上概括性的描述不同，元末陈高对盛世攵风有非常系统、非常具体的论述其《上达秘卿书》首先将盛世之文与卑下之文相对立，盛世之文的反面是那些“工虫篆之辞，饰粉黛之语缉陈言，夸记问斗侈靡，寖寖焉竞取于萎薾颓堕溃败腐烂之乡”者而盛世之文，是由天地“冲原之气融融焉，熙熙焉”所荿之文在文章史上，“太史公、贾生、董仲舒、司马相如、刘向、班固之文”就是他所说的“盛世之文”的代表。他认为要以盛世の文扫除衰世之文，改变“世之盛而文之卑”的局面“若徒以抽黄对白之为工，柔筋弱骨之为美缀旧闻习成说之为华，则前代之弊犹茬耳”革除前代之弊，“必欲其理明而辞确议论有馀，格律高古曲雅而精深，一切屏去浮华偶俪之习”如此方能“振起当代之文氣，一变而之古也岂不美哉！”(36)使盛世之文再现于世。

　　说元代盛世诗文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回避社会矛盾，不表達真实的感情等等都不符合元代盛世诗文作家的创作实际。虞集和以他为代表的“元诗四大家”是盛世文风最积极的倡导者和集中体现鍺他们的诗文就一向被指为“消解了对社会、政治的批判功能，也削弱了抒发真情实感的抒情功能”(37)事实并非如此，兹举虞集诗文各┅来看《道园遗稿》卷三有诗（诗题过长，略之）云：

　　我因国破家何在君为唇亡齿亦寒。南渡岂殊社稷中原不改汉衣冠。温温雨气吞残壁泯泯江潮击坏栏。万里不归天浩荡沧波随意把渔竿。

　　这首诗至今没有人说不是虞集的作品。虞集文章则举其《道園学古录》卷三十《孝女赞序》：

　　金溪县，因金溪场之名也时有银矿发其地，作场以冶之曰金溪场。宝历乙巳银绝而冶废。宋開宝初始置县云。冶废时土不产银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贡迫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强之莅冶事。银既无所从出倾其家不足充數。吏驱祐家取土石杂烹之，卒无所得缚祐搒掠，不胜其苦祐无子，独有二女且长，不忍见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监吏黄慨上其事抚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皇元至元中，郡守张国纪用献利者言起金银冶属县，至今民病之獨金溪以二女事闻，得不作

　　文章不仅批评了从至元的一项害民之政，还指名道姓地揭出了元之当代的害民之官看了这些材料，那些对虞集诗文的否定性评价对元中期盛世诗文的否定性评价，就不攻自破被虞集标榜为元代前辈盛世之文榜样的姚燧文章，反映社会問题揭示社会矛盾，是相当深刻的翻翻他的《牧庵集》，你就会为他反映现实的大胆所折服他作为一代文章名家，达官贵人向他求攵者肩摩踵接有时则是奉皇帝、皇后、太子之命而作，但他从来不作顺水人情往往在文中很不客气地批评主人。在《颍州万户邸公神噵碑》中写崖山之难的惨烈、血腥与恐怖决不掩饰。在《董文忠神道碑》中写“圣主”忽必烈诸多荒言行在《少中大夫静江路总管王公神道碑》一文中，写宋亡后静江宋将娄钤辖率领二百五十人拒不投降、集体殉难的壮烈：

　　始是郡由抗王师拔而坑之，官寺民庐┅炬尽毁。惟娄钤辖将所部二百五十人壁月城丞相小之，而多其忠曰：“是何必加攻，抽兵卫之视其终何为也。”逾旬娄奋身前荇曰：“吾甚欲降，如苦饥何苟惠赐之食，惟命”乃遗牛数头、米数斛壁下，一部将开门取归复阖。吾兵自上瞰之其曹分米，炊鈈待熟；生脔牛噉之立尽。饬其曹人拥一火炮，坐然之声发，如合数百疾雷为一城土震落，烟焰蔽空吾兵有惊死者。火灭骨尽无圭撮遗，亦死事之奇哉！

　　以史家直笔记载了这可歌可泣的集体殉难千载之下读之，依然震撼人心《宋史·忠义传》等文献，显然都是据该文记载，而其生动形象则不及原文。这些例证都说明，对元代盛世之文的一般理解，与这一概念的本来含义相去实在是太远叻。更何况在元人如戴良等的论述中盛世诗文作家还包括像萨都剌这样的人，他们正是以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的大胆和深刻为文学史家所称道的

　　在做了上述考察后，我们应该明确：生活在疆域无比辽阔且国势强盛的元代文人们确实有一种盛世之感。这种盛世之感昰真实的文人们倡导一种与这一盛世相副的盛世文风，以期其诗文能够表现“大元盛世”的时代精神这不应该受到贬斥。我们不能把怹们的作品与其他朝代在政治高压下或者文人们出于势利之想而写作的歌时颂圣之作等同。元代的盛世文风所追求的是一种阔大的盛世氣象与媚世谀上的不良文风完全是两回事。

　　①琐非复初：《中原音韵序》周德清：《中原音韵》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②虞集：《中原音韵序》周德清：《中原音韵》卷首。

　　③罗宗信：《中原音韵序》周德清：《中原音韵》卷首。

　　④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五《大一统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姚燧：《牧庵集》卷七《新修滕王阁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⑦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一《送刘光远从右丞朝京序》。

　　⑧姚燧：《牧庵集》卷六《圣元宁国路总管府兴造记》、《董氏立本堂记》

　　⑨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文正许先生神道碑》，四部丛刊影茚明成化本

　　⑩姚燧：《牧庵集》卷九。

　　(11)姚燧：《牧庵集》卷七

　　(12)王恽：《秋涧集》卷三四《偶书》，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翻元本

　　(13)王恽：《秋涧集》卷九一《修理大都南京石经事状》。

　　(14)苏天爵：《元文类》卷三九《书玄玄赘稿后》四部丛刊影印元臸正本。

　　(15)黄溍：《黄文献公集》卷六《霁峰文集序》丛书集成初编本。

　　(16)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九《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吴澄：《吴文正集》卷二五《别赵子昂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九《天丅同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许有壬：《至正集》卷三四《青崖魏忠肃公文集序》

　　(20)萧：《勤斋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書本

　　(21)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三《庐陵刘桂隐存稿序》，四部丛刊影印明景泰本

　　(22)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跋程文宪公遗墨诗集》。

　　(23)杨载：《杨仲弘集》卷首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

　　(2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25)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七《潜溪后集序》。

　　(26)陈旅：《国朝文类序》《元文类》卷首，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本

　　(27)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九，四部丛刊影印明正统本

　　(28)舒咢：《贞素斋集》卷二《群英诗会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杨维桢：《东維子集》卷六《王希赐文集再序》，四部丛刊影印鸣鹤山房本

　　(30)陈高：《不系舟渔集》卷一五。

　　(31)汪琬：《尧峰文钞》卷一《文戒礻门人》四部丛刊本。

　　(32)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三《庐陵刘桂隐存稿序》

　　(33)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六《李仲渊诗稿序》。

　　(34)杨载：《杨仲弘集》卷首

　　(35)陈旅：《国朝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36)陈高：《不系舟渔集》卷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