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已经赞过此文了。
克林顿《我的生活》第二十四章 在1987年没有选择竞选总统
发表时间：浏览量：10018评论数：0挑错数：1
1987年春，尽管当时我才40岁，我对竞选总统是有兴趣的，原因有三。第一，从历史标准看，民主党重新掌管白宫的机会非常大。第二，我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必须改变发展方向。第三，我觉得我了解美国正在发生些什么，并能够向美国人民解说清楚。
但是，“比尔.克林顿尚未做好当总统的准备，而且，阿肯色州需要克林顿州长”。
在年没有选择竞选总统
受益于四年一届的州长任期，受益于我手下工作人员和内阁成员的敬业精神和出众能力，受益于与州议会的良好工作关系，受益于我所在政治组织的实力和活力，我也有了挺进全国政治舞台的机会。
由于我在教育、经济和福利改革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也由于我担任了全国州长协会和美国教育委员会的主席，我在年收到了很多去州外做演讲的邀请。我接受了个州发来的超过场演讲的邀请。尽管其中由民主党主办的活动只有场，但参加这些活动对扩大我的人际关系网络很有好处，而且越来越多人揣测，我可能会参加总统竞选。
年春，尽管当时我才岁，我对竞选总统是有兴趣的，原因有三。第一，从历史标准看，民主党重新掌管白宫的机会非常大。很明显，布什副总统将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而到那时为止，只有马丁范布伦成功地从副总统的位置直接坐到总统宝座上，那是年，他继任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位置，当时民主党没有强劲的对手。第二，我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必须改变发展方向。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国防开支的大幅增加，还有大幅降低税收，结果只是不成比例地使最富有的阶层得益，迫使财政赤字增加。巨额的赤字导致利息升高，因为政府必须与私人借款者争夺资金，结果又抬高了美元的价值，使得进口货物更加便宜，而美国的出口货物更加贵了。在这个时期，美国正着手提高自身在世界上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但我们仍然在渐渐失去制造业的许多就业机会和农场。另外，由于预算赤字，我们在教育、培训和科研等方面的投入不够，而要在全球经济体中保持高薪水和低失业率，这些方面的投入是必要的。这就是自年代中期以来，％的美国人实际收入下降的原因。
我考虑竞选总统的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我了解美国正在发生些什么，并能够向美国人民解说清楚。另外，因为我在打击犯罪、福利改革、教育工作能力核定、财政责任等方面取得了使人信服的成绩，我不认为共和党人可以把我描绘成民主党中的极端自由分子，据他们称，这种人不积极接受主流价值观，认为政府可以拿出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我相信，只要我们民主党能够摆脱自年以来共和党一直贴在我们身上的“异类”商标——年卡特总统的竞选成功除外——我们便可以重新人主白宫。
这似乎是个苛求，因为要让人民改变他们的政治理论很不容易，但是我认为我也许能够做到。我的一些州长同仁也这样认为。春天，当我去观看印第安纳波利斯赛车比赛时，遇到内布拉斯加州的鲍勃克里州长。我非常喜欢鲍勃，觉得他也是很合适的总统候选人。他在越南战争中获得了荣誉勋章，和我一样，是财政保守主义者和社会进步主义者，在一个远比阿肯色州更具倾向共和党的州当选为州长。让我惊讶的是，鲍勃鼓励我竞选，并说如果我参加竞选的话，他愿意担任中西部选区的竞选主席。
在阿肯色州还存在一个影响我参加总统竞选的障碍：戴尔邦珀斯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的问题。从年底以来，我一直鼓励他竞选总统。年他差点就参选了，而这一次他赢的可能性极高。他二战时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州长的工作也做过很出色，在参议院也是最好的议长。我知道邦珀斯会成为一位称职的总统，他赢得大选的几率比我大。我本来是很愿意支持他的。我希望我们民主党能赢得大选，改变国家的发展方向。
月日，我正沿着小石城的主要大街慢跑，当地的一个记者追上我，告诉我说邦珀斯参议员刚刚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他不会竞选总统。他就是不想参与竞选而已。几个星期前，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做出过同样的决定。我对希拉里和贝琪说，我要认真地考虑一下参选的问题。
我们为初始阶段的工作募集了一些资金，贝琪派人去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方的其它一些州做竞选的准备工作，这些州将在下一年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过后不久的“超级星期二”（总统竞选初选日）作为一个集体一起进行投票。月日，我在初选获胜的可能性更大了，因为此时加里哈特参议员与唐娜赖斯的绯闻被揭露出来，曾在年差点就意外击败副总统蒙代尔的加里退出了竞选。我觉得加里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对媒体使激将法，要求媒体跟踪他，看能否发现他的任何不良行径，不过我也为他感到难过。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极有创新精神的政客，他总是关心着美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加里的绯闻被曝光后，我们中一些生活中有这样那样的瑕疵的人根本无从知晓媒体曝料的准则。最后，我做出决定，任何相信自己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应该参选，去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指责，去信任全美国的人民。毕竟，如果你不能忍受非常的痛苦，你就做不了一位成功的美国总统。
我确定月日为下定决心的最后期限。在过去的政治角逐中结识的几个老朋友都来到了小石城，有米基坎特、卡尔瓦格纳、史蒂夫科恩、约翰霍勒姆和桑迪伯杰。他们都认为我应该参选总统；似乎这个机会太好了，不可放过，尽管如此，我仍然踌躇不决。我知道我已经有能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总统候选人，但是我不敢确定自己生活的经历是否足够多，是否获得了一位优秀的总统必备的才智和判断力。如果当选，我将是岁，麦金利总统遇刺之后，西奥多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时差不多就是这个年纪，而且比约翰肯尼迪当选时还小一岁。但是他们都来自在政治上显赫、富裕的家族，从小就在权力圈子里长大，早就习惯成自然了。我最喜欢的两个总统，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岁才当上总统的，非常成熟稳重，对他们自己和总统这个位置的职责驾御得当。十年之后，在我岁生日那天，艾尔戈尔给我讲述了切罗基印第安部族对人的成熟过程的看法。切罗基人认为不到岁，人是不可能完全成熟的。
让我烦恼的第二件事是竞选总统活动将对我履行州长的职责造成困难。年是施行学校教育标准的最后期限。我已经召集了一次州议会特别会议，为学校和过分拥挤的监狱募集资金。那曾经是一场猛烈的斗争，导致我和几个州议员的关系非常紧张，要不是在最后关头我们艰难凑齐足够的选票，我们几乎就以失败告终，而无法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情。我知道，十有八九我得在年初召集另一次议会特别会议。我下定决心将学校标准全面贯彻下去，并且在此基础上再图发展；为了阿肯色州大多数穷人孩子能够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他们的唯一机会。切尔西就读的小学里有大约％的学生是黑人，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我记得她邀请一个小男孩来州长官邸参加自己的生日晚会，而那个孩子因为买不起生日礼物，差点没来。我决心给那个男孩一个机会，一个比他的父母拥有过的更好的机会。
《阿肯色州公报》在过去每一次竞选活动中都支持了我，这次却刊登了一篇社论，认为我不应该参选，原因与我自己心中所想的不谋而合。社论承认我有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巨大潜力，但上面还写道：“比尔克林顿尚未做好当总统的准备，而且，阿肯色州需要克林顿州长”。
雄心壮志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想当总统的雄心使得许多总统候选人忽视了他自身的限制，也忽视了他当前所在办公室的职责。我总以为自己能够抓住任何时机，能够承受最严酷的考验，并且能够同时开展两件或三件工作。年，我本来可能会基于自信和受雄心的驱使而做出一个决定，但是我没有。最终替我下定决心的是我的生活中与政治无关的那一部分：切尔西。卡尔瓦格纳也有一个独生女儿，他作为一位父亲，对我说道，我必须要甘心接受在接下来的个月里的多数日子里，无法与切尔西待在一起。米基坎特正在和我深入剖析要不要参选的时候，切尔西问我，暑假我们一家去哪里玩。我说如果竞选总统的话，我可能哪儿也去不了；切尔西回答：“那么妈妈和我自己去玩，不带你。”这句话帮我做出了决定。
我走进州长官邸的饭厅，朋友们正在吃午餐，我告诉他们说不打算竞选总统了，对邀请他们大老远地跑过来感到抱歉。随后我来到怡东酒店，向两三百名我的支持者们宣布我的决定。我尽力向他们解释清楚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但最终放弃的经过：
我需要时间和我的家人待在一起；我需要一些私人的时间。政客也是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忘了这一点，但他们的确只是普通人。我，或者其他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唯一可以吸引选民的东西是我们的内在品质。是优秀的品质点燃了人们的激情，赢得了他们的信心和选票，不论他们住在威斯康星州、蒙大拿州，还是纽约州。我生命的这一部分需要得到更新。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竞选总统的活动可能会对我女儿产生某种影响。我起步这么晚，其他的候选人都已经准备了差不多两年了，如果我要想获胜，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直到最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路上拉选票，而且还要让希拉里也这样做……我见过很多孩子在这样的压力下长大，很久很久以前，我对自己发誓说，如果我有幸生儿育女，我决不让他或她在长大的过程中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
尽管希拉里说无论我做何选择，她都会支持我，她对这个决定还是松了一口气。她认为我应该完成我在阿肯色州开始开展的事业，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增强支持我的基层阵营。她也知道这不是我离开家人的合适时机。母亲在麻醉工作上出了问题，罗杰刚刚出狱两三年，希拉里的父母正准备搬到小石城。年月，我在向州议会进行宣誓就职演讲的时候，休罗德姆突然倒在椅子上。他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到了“学院医疗中心”，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他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身边。当发现他的神志是清醒的时候，我说：“休，我的演讲还不够好，没有让所有的人都犯心脏病！”年，他经受过一次较轻微的中风。休和桃乐西没有必要独自待在帕克里奇。我们希望他们待在我们身边，他们也盼望着搬过来，主要是为了离唯一的外孙近一些。尽管如此，搬家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次大的生活调整。
最后一点，希拉里对我放弃竞选感到高兴是因为，她和传统观念看法不一样，认为民主党不一定能够赢得年的大选。她觉得“里根革命”（年，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年，他向国会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其中之一就是“取消不利于工商业发展的规章约束和严格控制通货流量”。它所体现出的经济主张，有人称为“里根经济学”或“里根革命”）的时代还没有结束，虽然发生了伊朗门事件（是发生在美国年代中期的政治丑闻。是指美国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后而造成严重政治危机的事件），但她仍相信乔治布什将以温和版的里根这个形象赢得选举。四年之后，布什总统的支持率超过％，民主党获胜的前景比四年前要黯淡得多，希拉里却鼓励我参选。照旧，两次她都分析对了。
在我宣布放弃竞选总统的决定之后，感觉仿佛从肩上卸下了天大的担子。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好父亲、丈夫和州长这些角色，不受约束地对全国性的争议问题发表意见，以及作相关工作，而无须被当时的抱负束手束脚。
月，我和希拉里、切尔西一起去密歇根州的特拉弗斯城参加全国州长夏季会议，为我为期一年的主席使命做收尾工作。我的继任者是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约翰苏努努，他许诺要继续我们在福利改革方面的努力，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不错。会议休会之后，民主党的州长们去了麦基诺岛，在那里，吉姆布兰查德州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与所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见面，包括参议员艾尔戈尔、参议员保罗西蒙、参议员乔拜登、众议员迪克格普哈特、杰西杰克逊牧师、亚利桑那州前州长布鲁斯巴比特和州长迈克杜卡基斯。我觉得我们的候选人都很出色，但我最看好杜卡基斯。马萨诸塞州在他的管制下，高科技经济成功得到了发展，也平衡了财政预算，在教育和福利改革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他是作为一个“新民主党人”在治理这个州，他也有过因遭受负面抨击输掉选举之后又成功当选的经历。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马萨诸塞州是一个自由主义主导的州，但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帮他得到选民的喜爱，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州长，能够避免前几次总统竞选中对我们造成致命打击的错误。何况，我们也是朋友。迈克听说我不参选时，舒了一口气，他提前送我一份生日礼物，是一件恤衫，上面印着“岁生日快乐。克林顿将在年成为总统。那时你才岁！”
在会面结束的时候，吉姆布兰查德州长组织了一场精彩的摇滚音乐会，汇聚了汽车城底特律年代出名的一些艺术家，包括“四尖子乐队”、玛莎里夫斯和范德拉兄弟乐队，还有小沃克，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能吹出我们这些凡人中多数吹不出的八度音阶。演出快结束之际，一个年青女子走到我跟前，邀请我加入所有乐队成员一起，用萨克斯吹奏他们的常备曲目《在街上跳舞》。我已经三年没有吹过一个音符了。我问，“有乐谱吗？”她答道，“没有。”我问，“乐曲是什么调？”她答，“我不知道。”我问，“我可以练习几分钟吗？”回答又是否定的，“不行。”我没有办法，只好回答说，“那好吧，我来吹一个。”我上了舞台。他们递给我一个萨克斯管，并迅速地在喇叭口附上了一个麦克风，演奏开始了。我尽可能地吹得轻一点，直到我调好音，找着调。随后我融入了曲子中，表现得很不错。我现在仍然留着和小沃克一起即兴演奏爵士乐的一张照片。
月是个忙碌的月份。新学年即将开始，我和接替特雷尔贝尔出任里根内阁教育部长的比尔贝内特一同出现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媒体”节目里。我和贝内特相处得不错，他赞赏我对教育工作能力考核和在学校对学生进行基本价值观教育的支持，当我说各州需要联邦政府为孩子的早期教育计划提供更多的资助时，他也没有表示反对。当贝内特批评全国教育协会阻挠教育工作能力考核时，我说，我认为全国教育协会在这方面的表现越来越好，并提醒他说，另一大教师组织美国教师工会的领导人艾尔尚克尔既支持教师能力考核，也支持价值观教育。
不幸的是，我当上总统后，与比尔贝内特的关系趋于紧张，他开始致力于提倡德行，这成了他的生计来源。尽管他曾经送给我一本书，上面他的题字是“赠比尔克林顿——言之有理的一位民主党人”，但是很显然，他渐渐开始认为，要么是他当初看走了眼，要么是与他赠书时相比，我已经变得不明事理了。
大约在我接受“会见媒体”节目访谈前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拜登参议员要我作证，反对里根总统提名罗伯特博克法官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我知道乔要我作证是因为我是来自南方的白人州长；我曾经跟着博克学过宪法，这是一个额外的有利因素。在我答应之前，我阅读了博克的大多数出版文章、重要的司法主张和发表的演说文本。我得出结论，博克法官不适合在最高法院任职。在长达八页的声明中，我说博克是我的老师，我喜欢他，尊敬他，也承认里根总统在任命官员时应该享有相当的自由度，但是我仍然认为参议院应该否决这项提名。我指出，通过博克自己的言论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端保守派，并非是一个主流的保守主义者。除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他批评了最高法院几乎所有扩展了民权范围的主要判决。事实上，年，博克和威廉伦奎斯特是建议巴里戈德华特投票反对民权法案的唯一两名律师。作为一名南方人，我十分明白不要对这些判决进行阻挠以避免再次揭开种族伤疤的重要性。在几十年来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选当中，博克对最高法院能够做些什么来保护公民个人权利有着最褊狭的看法，他认为十多项最高法院的判决应该被推翻。比如，他说已婚夫妇使用避孕用品，就如公用事业公司无权污染空气一般，不值得被当成隐私而免受政府干涉。事实上，他认为公用事业公司和其它企业的利益有权在政府干涉行为中得到保护，甚至要比个体公民得到的保护更多，而且他并不认同这种干涉行为，他在大海湾案件中判决阿肯色州败诉便是一个例子。然而，具体到对企业利益的保护，他却把司法限制扔到一边，主张采取能动主义。他甚至说联邦法院不应该实施反托拉斯法，因为这种法律的根基是有缺陷的经济理论。我要求参议院不要冒险，以为博克法官不会按他一贯奉行的信念行事，不要以为他在批准程序中做出的保证——上任后会走比较温和的路线——从此便会成为他的执法原则。
我不得不以文件的形式提交了我的证词，而没有亲自到场作证，因为听证会推迟了，而我必须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去欧洲。月底，参议院以票对票否决了博克的提名。我怀疑我的证词根本没有对投票产生影响。里根总统随后提名安托宁斯卡利亚法官，他和博克同样保守，只不过没有说过和写过同样多的口头和书面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结果，他的提名被轻松通过了。年月，在“布什诉戈尔案”中，他签署了最高法院的“周六判决”，史无前例地颁布禁令，要求佛罗里达州停止计算选票。三天后，最高法院以票对票，判决乔治布什选举获胜，部分理由是待处理的争议选票无法按佛罗里达州的州法要求在当天午夜前计算完毕。他们当然计算不完：最高法院三天前已经终止了对合法选票的计票。这一司法能动主义的行动恐怕连鲍勃博克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贸易代表团的事完结后，我和希拉里加入了约翰苏努努和罗得岛州的州长埃德迪普雷特一起来到佛罗伦萨，会见我们在意大利的对等人物。这是我和希拉里第一次去意大利，我们爱上了佛罗伦萨、锡耶纳、比萨、圣吉米亚诺和威尼斯。我对意大利北部的经济成功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里的人均国民收入比德国还高。这个地区的经济如此繁荣，原因之一可能是小企业主非凡的合作，他们分担设备、管理和市场营销费用，自中世纪成立同业公会以来，意大利北部的技工们几个世纪一直遵循这一传统。我又一次发现了一个可能适用于阿肯色州的经济发展理念。回国之后，我们帮助一群失业的铁皮工人创业，使他们分担成本和市场营销花费，就像我观察到的意大利皮匠和家具制造商所做的那样。
月，美国股市在一天之内暴跌多点，这是自年以来一天中的最大跌幅，美国经济遭受剧烈震动。碰巧的是，股市收盘的时候，美国最富有的人萨姆沃尔顿正好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萨姆是阿肯色州商会的会长，该商会会员都是杰出的成功商人，这个组织还有一个委婉的称呼：“高级西服俱乐部”。他们致力于提高阿肯色州的教育和经济水平。萨姆想去看看沃尔玛股票的情况，他告辞离开了。他全部的财富都与这家公司联系在一起。他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搬过住宅，驾着一辆老式的敞篷货车。等到萨姆回到我的办公室之后，我问他损失了多少。“大约亿美元。”他答道。在年，即便对萨姆沃尔顿，这也是一笔非常多的钱。我问他是否感到担心，他说：“明天我将飞到田纳西看看刚刚开张的沃尔玛超市。如果停车场里有很多车，我就不担心。我的公司之所以上市，只是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开设更多的超市，也给我们的员工提供一个购买公司股份的机会。”几乎所有为沃尔玛工作的人都拥有一些该公司的股份。沃尔顿与新生代的企业管理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便公司的效益不好，工人的境况不佳，他们仍然坚持大幅增长薪水，坚持在公司倒闭时能够享受“黄金降落伞”的离职补偿。新千年的头几年，许多股票的崩盘暴露出了新一波管理层的贪婪和腐败，我不禁回想起年萨姆沃尔顿损失了亿美元财富的那一天。沃尔顿是共和党人。我怀疑他可能从未投过我的票。我并不完全赞成沃尔玛公司那时候的所做的每件事，也不赞成沃尔顿去世后该公司一些越来越常见的惯常行为。我说过，沃尔玛公司“购买美国货”的计划执行得不如以前好。这个公司也被指控雇用大量的非法移民。当然，还有一点，这家公司是反工会组织的。不过，如果我们的公司管理者都富有献身精神，都把个人财富的增减与其员工、股民的财富的增减视为一体，美国的境况将会更好。
年即将结束之际，我在佛罗里达州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这个十年里的第三次演讲，重申我一贯的主张：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并且带动全美国的人民与我们一样认清现实。里根总统已经许诺，要降低税收，提高国防开支，平衡国家财政预算。前两项承诺他都履行了，但第三项却做不到，因为通过减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的经济学并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结果导致我们的国债激增，用于长远发展的资金短缺，而国民的工资也减少了％。我知道共和党人对他们的治国业绩感到骄傲，但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看法使我想出一幅漫画，在其中，两只老狗望着青少年们跳霹雳舞，其中一只老狗对另一只说：“你知道，如果我们也那样跳的话，他们会把我们杀掉。”
我对来佛罗里达州参加大会的民主党人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创建一个世界经济新秩序，并要为美国人民在这个新秩序中争取到一个好位置。”我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为了明天的美好，如今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回顾往事，我觉得我在年代末发表的演说很有意思，因为它们与我在年说的话、当上总统之后努力去做的事是如此相似。
年，我到过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发表演讲，主题基本上是五五开，一半与政治有关，一半与政策有关。大部分关于政策的演讲都围绕着教育和福利改革立法的必要性，我们希望在这年年底，国会能通过福利改革法案。不过对我的未来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是一篇主题为“民主资本主义”的关于政治的演讲。月日，我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向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做了这个演讲。从那时起，我越来越热衷于参加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活动，因为在我看来，它是唯一致力于传达民主党人赢得选举和正确引导国家所需的新理念的团体。在威廉斯堡，我谈到使得全球经济的参与途径“民主化”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所有的公民和社团都可以参与。我已经改变了看法，认同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真正的弱势群体》一书中清晰阐述的观点：不可能通过对各个种族制定不同的方案来解决失业和贫困等核心问题。唯一的解决途径是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和培训以及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在阿肯色州，我继续着力解决学校和监狱面临的预算问题，推动我的待办事项：“好开端、好学校、好工作”，争取通过税收改革和游说改革的立法。最终，由于州议会不愿通过这两项提案，在下次州长竞选时这两个提案将决定我是否胜选。利益集团大肆渲染反对这两项提案。结果，游说改革法案获得了通过，税收改革被否决了。
杜卡基斯州长正采取行动确保自己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在亚特兰大召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两三个星期之前，杜卡基斯克请我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和他的竞选领导们告诉我，虽然在民意调查中他领先于副总统布什，但美国人民对他并不是很了解。他们认为，提名演讲是一个机遇，可以让人们认识他，作为一个领袖，他的个人品质、政绩和新理念都使他看来是总统的适合人选。因为我是他的同事和朋友，也是南方人，他们希望我能做提名发言，完全用掉规定的时间，大约是分钟。这违背了常规的做法：三个代表民主党内不同派系的人分别做五分钟的提名发言。没有人仔细听这些发言，但发言的人和他们代表的选民们会感到欢喜。
我对这个邀请感到荣幸，也很谨慎。我前面说过，全国代表大会上都是闹哄哄的碰面和打招呼，除了主题发言和总统及副总统的候选人接受提名的演讲，讲台上传来的演讲辞一般被当作背景音乐。我参加过的这种大会不少，所以非常清楚，如果代表们和媒体没有事先了解这个演讲，会场大厅里又不是保持在有利的状态下，额外的一个冗长发言肯定会砸锅。我对杜卡基斯的工作人员说明，除非在我发言的时候把会场的灯光熄灭，而且杜卡基斯手下负责会场秩序的人能让代表们保持安静，不然，我的发言不会产生积极效果。还有，他们不能鼓掌太多，不然发言的时间会大幅度增加。我对他们说，这些举措可能会难以实行，如果他们不想采取这些举措的话，我可以做一个五分钟的激动人心的演讲，表达我的支持态度。
月日发表演讲那天，我拿了一份演讲稿到杜卡基斯的房间，让他和他的手下过目。我对他们说，这份书面讲稿口头讲起来要花分钟，如果鼓掌不太多的话，我们的时间不会超过限定的分钟。我还说，如果他们觉得效果更好的话，我可以把讲稿砍掉％，或者％，甚至％。两三个小时后，我打电话问他们希望我如何讲。得到的答复是一字不落。杜卡基斯希望美国人民能够像我一样了解他。
那天夜里，在强劲的音乐声中，我被介绍上台。我刚一开口，灯光就暗了下来。接下来的情况是每况愈下。我还未讲完三句话，灯光又亮了起来。然后我每次提到杜卡基斯的名字时，会众都会大声喊叫。我立刻明白，应该丢掉讲稿，选择只做五分钟的演讲，但是我没有这样做。真正的观众是看电视的人们。如果我能够忽视会场大厅里分散我注意力的人和事，我还是可以让待在家里的老百姓听到杜卡基斯希望他们听到的一切：
我想讲一讲迈克杜卡基斯。他此前不为大家所熟悉，但突然映入了公众的视线，使我们每个人都想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当州长的成绩如何，如果他成为总统，又能做出什么样的成就。
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想将我对上面这些问题的回答告诉你们，想让你们了解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让迈克杜卡基斯成为继安德鲁杰克逊之后第一位父母是移民的美国总统。
我接下来一一回答了上面提出的问题，而会场上全是人们讲话的声音，只有在我提到杜卡基斯的名字时，才会听到欢呼。我感觉自己仿佛在推着磅的巨石上山。后来我开玩笑说，在演讲进行到十分钟的时候，美国萨摩亚人代表团开始“在火上烤起乳猪来”，我知道我的演讲要搞砸了。
几分钟之后，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开始把我“拿到火上烤”，它们播放会议大厅里听众心不在焉的镜头，并打出字幕，问我什么时候讲完。只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无线广播网络从头至尾播放了演讲，没有插入任何批评性质的评论。采访大会的媒体显然事先不知道我将讲多久，或者我想说的是什么。另外，我这篇演讲稿的写作风格全错了。我本想讲讲杜卡基斯的生活经历，这样就不会被太多的鼓掌打断，所以我的演讲听上去用语太随意，说教味也太重。我以为可以不理睬现场的代表是否认可，只当给看电视的观众们演讲，这样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了。
我在演讲也有一些精彩的词句，可是，天哪，我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是在演讲接近痛苦的结尾时，我说：“作为结束……”这是整整分钟的彻底失败。演讲后我对希拉里开玩笑说，我本不清楚自己的演讲有多糟，直到我们走出会场，她开始走向陌生人，介绍说我是她的第一任丈夫。
幸运的是，迈克杜卡基斯并没有因我的过失而受到不利影响。他选择劳埃德本特森做竞选伙伴，颇受好评；他们两人的接受提名演讲都非常精彩；两位候选人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在民意测验中远远领先于对手。而我却像失了魂似的。
月日，汤姆谢尔士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一篇讽刺的文章，把媒体对我演讲的反应归结为：“周二，杰西杰克逊振奋了会场大厅里所有人的情绪；周三晚上，阿肯色州的州长比尔克林顿却把会场的气氛搞得死气沉沉。”他称之为“温迪克林蒂经典的演出失败”，还用令人难堪的细节描绘各大传媒公司如何想办法用节目填补我演讲的那段时间。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和希拉里都清楚我昨天跳进了一个深渊，必须自己想办法寻路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开始，只能自我解嘲。我在公众场合做出的第一个回应就是：“那不是我表现最佳的时候。甚至算不上是表现一般。”表面上我一直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对自己许下承诺，从此不能再忽视自己对演讲的直觉反应。我实现了这个承诺，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年我就医疗保健问题向国会发表演说的短暂时刻。
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对回家感到这么愉快。阿肯色州的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我的。我的一些多疑的支持者们认为我是被某人算计了。大多数人只是觉得我被书面演讲稿束缚了一贯带有激情的即兴发挥。罗伯特赛尔麦金托什，一位性情多变的黑人餐馆老板，之前与我的关系时好时坏，这一次，他挺身而出，猛烈抨击媒体的报道，在州议会大厦举办免费午餐，招待所有上交明信片或信件的人，这些信件或明信片是用来回击一位在全国性媒体上批评我的人。到场的人超过位。我收到了大约封谈及那次演讲的信，其是％是肯定意见。显然，写信的人都通过电台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听到了我的演讲，这家新闻公司的主持人丹拉瑟至少等到了我演讲结束之后，才开始发表他的意见。
回州大概一天之后，我的朋友哈里托马森给我打电话，他是成功的电视节目《风流记者》的制片人，这个节目的剧本是他的妻子琳达布拉德沃斯写的。哈里是丹尼托马森的兄弟，在教堂合唱团里丹尼就站在我的旁边。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哈里回阿肯色州拍摄一部反映内战时期的电视电影《南北军魂》，我和希拉里结识了他。哈里认为我即使没有显赫的背景也可以形成气候，但是行动得快。他建议我参加约翰尼卡森的节目，并拿自己开涮。我尚从演讲失败的阴影中恢复，我告诉他，我需要一天的时间考虑。卡森已经忙了一整天构思在他的独脚戏中的演讲辞。其中比较难忘的一句是：“演讲结束，效果好得像维可牢牌避孕套。”不过我实在没有多少去顾忌的——我的处境已经不可能再坏了。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哈里，请他替我安排在卡森的节目里露面。卡森一般不邀请政治家参加自己的节目，但是显然，这次他破例了，因为我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攻击目标，错过了可惜，还因为我答应在节目中吹萨克斯管，他可以把这作为借口，表明他一直没有打破惯例，最起码他没有邀请过不会玩乐器的政治家。吹萨克斯管是哈里的主意，他为我想到的绝妙主意还有很多。
两三天之后，我坐上了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的飞机，陪同我的是布鲁斯林赛和我的新闻秘书迈克高尔丁。节目开始之前，约翰尼卡森顺便来到我的等候室，和我打招呼，他几乎从未这么做过。我猜想他知道我因为演讲的事一定觉得不好过，希望使我放松心情。按照安排，节目开始后不久我就要上场，卡森的开场白便是让观众们不要担心我出场时会表现得很憔悴，因为在休息室里准备了大量的咖啡和额外的小床给我。随后他向观众介绍我。接着又介绍我。接着还是介绍我。他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把他的调查人员能找到的关于阿肯色州的所有情况和盘托出。我还以为他讲话的时间恐怕要超过我在亚特兰大演讲的时间了。等我终于出场坐定之后，卡森取出一个巨大的沙漏，放在我的旁边，所有的人都看得见沙子下漏的情况。沙漏中沙子下漏的时间是有限的。这让人感到非常好笑。让我觉得更好笑的是，我自己也带来了沙漏，演播室的人却说我绝对不能拿到演播厅去。卡森问我在亚特兰大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我想帮并不擅长辞令的迈克杜卡基斯给观众们留下一个好印象，而且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会取得这样的“成功”。我告诉他，杜卡基斯非常喜欢我的演讲辞，他希望我去参加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布什副总统做提名演讲。随后，我声称我故意搞砸了演讲，因为我太想太想上这个节目，现在我做到了。卡森问我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怎么看。我不冷不热地回答，“这要看今晚我参加这个节目的表现。”我们又说了几分钟俏皮话，演播室里的观众开怀大笑，随后卡森邀请我演奏萨克斯管，与多克塞韦林森的乐队合奏《夏日时光》的活泼愉快的版本，效果比之前的俏皮话更好。然后我坐下来欣赏下一位嘉宾的演出，他是著名的英国摇滚歌手乔科克尔，演唱了他最新的热门歌曲《放飞我的心》。
节目结束之后，我如释重负，感觉效果差不多已经非常不错了。哈里和琳达为我举办了一个聚会，邀请的客人是他们的一些朋友，包括另外两名阿肯色州人，一个是获过奥斯卡奖的女演员玛丽斯滕博根，另一个是吉尔杰拉德，因主演《巴克罗杰斯在世纪》而一举成名。
我坐了一架夜班飞机回阿肯色州。第二天，我了解到卡森的节目在全国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在阿肯色州的收视率高得不得了。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这么多阿肯色州人在这么晚收看电视，但是阿肯色州的尊严岌岌可危。我走进州议会大厦的时候，一群来自家乡的民众聚集在那里为我的表现鼓掌，喝彩，并且给我拥抱。最起码在阿肯色州，卡森的节目已经成功地让我摆脱了亚特兰大的惨败。
对我来说，形势似乎渐渐地转好，对其他美国人也是如此。有线电视新闻网在上一周刚刚把我“封为”政治大输家，这一周却把我评为政治赢家。汤姆谢尔士说我已经奇迹般地恢复常态，还说看电视的观众喜欢这样东山再起的故事。不过事情并未完全结束。月，我和希拉里、切尔西到纽约州长岛，与我们的朋友利兹罗宾斯一起在海滩度过了几天的假日。我被邀请为一场年度慈善垒球比赛担任裁判，比赛是在那里避暑的艺术家与作家之间进行。我现在仍然保存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现在担任纽约《每日新闻》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出版人的莫特朱克曼正在投球，而我对他投出的球喊出“好球！”的判决。当我被介绍出场的时候，球赛广播员开玩笑说，他希望我不会像在亚特兰大发表演说那样，花那么多时间来对比赛做出裁判。我大笑起来，内心却是痛苦的。直到第一局结束之后，我才知道观众是怎么看待这事的。一个高个男人从看台上站起来，走到比赛场地里，朝我走来。他说：“不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其实我听了你的演讲，我非常喜欢。”那个就是切维蔡斯。我一向喜欢他的电影。现在我成了他的终身影迷。
无论是我蹩脚的演说，还是我在卡森访谈节目里不错的表现，都与我作为州长的实际工作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这场痛苦的经验再一次让我学到了一个教训，人们对政客的看法能够对政客所能取得的成就产生很大影响。这件事也让我学会了一定程度的谦卑。我确信，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留心身处尴尬或羞辱境地的人的心情，不会刺激他们。我不得不向帕姆斯特里克兰——我非常尊敬的《阿肯色民主党人》的记者——承认，说，“政客们偶尔被人在屁股上踢一脚也未必是件坏事。”
不幸的是，我的状况渐渐好转，而迈克杜卡基斯的处境却不怎么好。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乔治老布什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接受提名演说，提出一种“更友善、更温和的”里根主义，并对我们说，“看我的嘴型：绝对不会增加新的税收”。另外，副总统并没有对迈克杜卡基斯采取“更友善、更温和的”态度。李阿特沃特和他手下的人像一队患了狂犬病的狗一样，紧咬住杜卡基斯不放，曝料说他不相信向国旗宣誓为国效忠这回事，也没有对犯罪实行严厉打击。一群与布什阵营没有公开联系的“独立”组织播放了一条广告，主角是一个名叫威利霍顿的被判有罪的杀人犯，由于马萨诸塞州实行监狱犯人出狱休假计划，他得以获释。并非巧合的是，霍顿是黑人。迈克杜卡基斯的对手正试图把他“整形”成黑人，杜卡基斯却没有迅速做出强有力的反击以自救，反而被人拍到戴着头盔坐在坦克里的照片，看上去不像即将担任三军总司令的人，而像《疯狂》杂志的虚拟人物艾尔弗雷德纽曼（是个像白痴的小孩形象）。
当年秋天，我飞到波士顿去瞧瞧我能帮什么忙。那时候，杜卡基斯在民意调查中已经远远落后。我向他的竞选班子提出进行还击；至少要告诉选民，老布什所效力的联邦政府也准许了囚犯的休假。但是他们还击的程度根本达不到我的要求。我与竞选经理苏珊埃斯特里奇见了面，我很喜欢她，而且我认为她正在为杜卡基斯的问题承担了太多的指责，我还与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会了面，她是乔治敦大学的教授，曾在卡特的白宫班子中任职，是杜卡基斯的外交政策顾问。她思路清晰、立场强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心要与她保持联系。
在竞选活动的最后三周里，杜卡基斯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他没有重新树立以前的“新民主党人”形象，负面广告和他在辩论中不够积极进取的表现已经彻底毁坏了这个形象。月，布什副总统获得％的选票，战胜了得票％的杜卡基斯。虽然我努力为他争取了，杜卡基斯在阿肯色州也没有获胜。他是一个好人，一位杰出的州长。他和劳埃德本特森本可以在白宫为我们的国家好好服务，做出一些成就。但是共和党人对他的抹黑直接导致了他的竞选落败。他们坚持使用行之有效的战略，对此我无法谴责他们，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对美国有益。
在月，总统竞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我参与了令人激动的两项政策的制定。我连同相邻两州的州长——密西西比州的雷马布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巴迪勒默尔——提交了一份复苏经济的新提案。他们两位都很年轻，能言善辩，都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进步主义者。为了凸显我们对复苏经济的承诺，我们在密西西比河位于罗斯代尔的河段上的一艘游艇里签署了一份协定。之后不久，我们一起去日本洽谈贸易。另外，我们支持邦珀斯参议员和密西西比州众议员迈克埃斯皮为建立密西西比河下游三角洲地区发展委员会所做的成功努力，这个委员会致力于对密西西比河两岸贫困县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和提供建议，这些贫困县的范围是从伊利诺伊州南部到密西西比河流入墨西哥湾的新奥尔良。三角洲地区北部全是白人居住的各县，与南部居民几乎全是黑人的各县情况差不多同样糟糕。我们三个州长都是三角洲地区委员会的成员。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沿着密西西比河在两岸那些年代悠久的小镇里举行听证会，之后提交了一份报告，最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为改善除了原住民部族领地之外全美最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生活质量而持续不断地努力。
月日，我应邀前往白宫参加里根总统签署期待已久的福利改革法案的仪式。这是两党精诚合作的结果，是以下这些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州长们、田纳西州民主党众议员哈罗德福特、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卡罗尔坎贝尔，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丹罗斯滕科斯基和最了解福利发展史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帕特莫尼汉，还有白宫的工作人员。国会、白宫与州长们携手合作的方式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令我感激。哈罗德福特甚至邀请特拉华州的州长共和党人迈克卡斯尔和我参加他的附属委员会，最终审定这个法案，确定法案的最终版本提交投票。我希望，并且相信这项法规将有助于鼓动更多的人摆脱对福利的依赖，去参加工作，与此同时，这项法规也向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多的援助。
我也高兴地看到里根总统在卸任之际还有积极的作为。白宫首肯的与法不合的伊朗门事件对他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如果民主党人的强硬赶得上纽特金里奇（金里奇可是个厉害角色，他担任共和党领导阶层期间将民主党打压得在议会几乎没有发言权——译者注）一半的话，里根总统可能会遭到弹劾。尽管我与里根在许多政见上有分歧，我个人还是对他有好感的，在白宫招待州长的晚宴上，当我被安排和他同在一桌时，还有年他最后一次对我们致辞之后，几个州长被安排与他一起共进午餐时，我喜欢在这些场合听他讲故事。对我来说，里根是个有点像谜一样的人物，让人感觉既友好又有距离。我从来都不能确定，在施行他最严苛的政策时，他对这些政策对人民会造成的后果考虑充不充分，还有，他究竟是利用了铁杆右派分子还是被他们所利用；与他有关的书籍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因为他得了老年痴呆症，我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这些答案。无论如何，与他监制的电影比起来，他的个人经历更有趣更神秘。
年的最后三个月，我一直为下一次州议会会议期的主要议题做准备。月底，我发布了一本页的小册子——《推动阿肯色州大步跨入世纪》，它概要介绍了我将在月提交给议会的提案。这本小册子向大家展示了多位公民和官员的工作成果和建议，他们是应对州里最严峻挑战的委员会和理事会的成员。其中充满了明确的创新理念，包括成立学校诊所来防止青少年怀孕问题，通过学校为没有买保险的孩子提供健康保险，父母和学生都有权利选择所居住地区之外的公立学校，把“学前孩子的家庭辅导计划”扩展到全部个县，每所学校每年都必须交纳一份学生成绩单，与该校以前和本州其它学校的教育成绩相比较，明文规定州政府有权接管教育水平一直退步的学区，大力扩展成人读写教育计划，把阿肯色州建设成为全美第一个对处于工作年龄的公民扫盲的州。
令我尤感兴奋的是读写教育提案和一种期盼——我要把那些将读写障碍看成是耻辱的人将其看成是需要克服的一项挑战。去年秋天，我和希拉里去切尔西就读的学校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一个男人走过来对我说，他看到我在电视上谈论读写教育。他告诉我，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从未学会阅读。随后他问我能否安排他参加读写教育计划，但不能告诉他的老板。碰巧我认识他的老板，相信他一定为这个员工感到骄傲，但是这个员工很担心，所以我的办公室安排他加入了一个阅读计划，但没有告诉他的老板。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开始发表观点称，读写不过关并不是羞耻之事，但是如果不去克服，那便是真正的羞耻。
尽管这个计划范围很大，增加了一些新的具体方面，它的中心主题仍然是我过去六年来一直苦心研究的一样：要么我们在人力资本上增加投入，增强人民互相合作的能力，要么我们走向长期的衰退。过去我们的策略是大力宣传阿肯色是一个人民勤劳、低工资、低税收、风景美丽的州，由于全球经济的新的实际情况，这个战略在十年前就已经失去了意义。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改革这个策略。
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我都在全州各地发表演宣传这个计划，年月日，我向议会提交了这个计划的议案。在演说中，我介绍了支持这个项目的阿肯色州人以及为了筹集资金必须征收的税收项目：一个学校董事会主席，他从未投票支持我，却由于教育改革而改变立场支持我；一个领救济金的母亲，她参加了我们的就业计划，完成高中课程之后，开始上大学，最后得到了一份工作；一个二战老兵，刚刚学会阅读；阿什当镇新建立的资产达亿美元的尼库萨造纸厂经理，他对议员们说，他的工人必须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他们的产量计划要求工人懂统计学，但许多人根本不懂。
我指出我们可以承受提高税收带来的后果。我们的失业率仍然高于全国各州平均水平，但已经从六年前的％下降到了％。我们的人均收入排在第位，但在州和当地的人均税收方面，则排名第位。
在演讲结束之际，我特别提到，在几天前，我的朋友，也是这个计划的坚定支持者，众议员约翰保罗卡普斯说，“人们对比尔克林顿的老调重弹逐渐感到厌烦和恶心。”这句话被媒体引用了。我对议员们说，我相信许多人对我总是在讲同一件事情感到厌烦，但是，政治责任感的本质便是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全神贯注于重要的事务，直到把问题解决为止。我说，“当我们州的失业率降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个人收入升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时……当没有哪家公司认为我们州无法在世界新经济体中挑起重担而对我们不予考虑时……当我们州没有青年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才能找到好工作时。在达到这些以上所说的水平之前，我们必须要完成我们的职责。”
当蒂娜特纳来小石城开演唱会时，我获得了一些“老调重弹”的灵感。在唱完所有新歌之后，蒂娜最后唱了一首她第一次打入排行榜前十名的歌曲《自豪的玛丽》。乐队刚刚奏响前奏，观众席就沸腾了。蒂娜走到麦克风跟前，微笑着说：“你们知道的，年来我一直在唱这首歌。但每一次都唱得比先前更好。”
我也希望我的“老歌”仍然受到欢迎，但是有迹象表明约翰保罗卡普斯的话是对的，阿肯色州人，包括议员们，对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竭力推行逐渐感到厌烦。议会通过了我提出的大多数具体的改革议案，但不同意提高必需的税收来投资花费较大的医疗保健和教育计划，其中包括再次给教师大幅度提高工资，将三岁和四岁的孩子纳入儿童早期教育计划。月初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大部分选民支持增加对教育的开支，我的受欢迎程度也领先于其他可能会在年竞选州长的人，但是它也显示了，有一半接受调查的人希望换州长。
与此同时，支持我一些亲密伙伴也开始感到厌烦，希望去解决州里面对的其它难题，包括精力旺盛的阿肯色州民主党主席利博卡莱尔，他是一位商人，是我说服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我告诉他说，每周只需花半天时间打理相关工作。后来他开玩笑说，我说的一定是他可以留给自己生意的时间。
幸运的是，有天赋的新人仍然愿意担任公职。我做出的一个最好，但也是最有争议的决定就是——任命乔伊斯林埃尔德斯博士为卫生部长。我对埃尔德斯博士说，我想就减少青少年怀孕做点事情，在阿肯色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她提倡在学校设立医疗诊所，如果当地学校理事会同意的话，将向学生们提供性教育，提倡节欲和安全性行为，我表示支持。当时已经有几家这样的诊所运营，在降低婚外生育方面很受欢迎，也很有成效。
我们对此计划的实施招致了原教旨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主张采取“对性说不”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埃尔德斯博士赞成人工流产是合法的，这已经是很不合他们心意了。如今他们声称，我们试图在学校设立诊所，将导致大群的青年人发生性行为，而在乔伊斯林没有推广这些诊所之前，他们甚至不会想到发生性行为。我怀疑欲火中烧的青少年在汽车后座发生性行为时，脑海里是否会闪过埃尔德斯博士和她的这个理念。这种防止青少年怀孕的抗争是值得去施行的。
我当上总统之后，任命乔伊斯林埃尔德斯博士为卫生局局长，她很受公共卫生社团的欢迎，因为她一贯愿意为合理的（也许对是否合理还存在争议）卫生政策甘冒风险，不怕遭人非议。年月，我们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惨败给共和党右派之后，埃尔德斯博士建议教孩子们手淫，认为这也许是减少青少年怀孕的好办法，这成了头条新闻。当时，我使出全力稳住因受惊而不安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对我的支持，下定决心斗争到底，否决共和党人提出的削减教育、医疗保健和环保开支的偏激议案。现在，我面临这样一种前景：金里奇及其同党对民主党揭短，使我们遭受众人的嘲笑，以便转移公众和媒体对他们削减财政预算的关注。在其它任何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但是我已经让民主党背上了过重的负担：备受争议的预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努力改革医疗保健的失败，还有布雷迪法案（对购买手枪者进行背景调查的法案）和攻击性武器禁令，这被全国步枪协会加以利用，使民主党在众议院中失去了大约个席位。我决定，必需要叫埃尔德斯博士辞职。我讨厌这样做，因为她正直、能干、勇敢，但是我们民主党在过去几个总统任期是城，对政府形象有损的事件已经表现了太多的不闻不问。我希望有一天她能原谅我。在我任命她的两个职务上，她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在年，我损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幕僚是贝琪赖特。月初，她宣布要请假休息几个星期。我请掌管财政和行政的吉姆普莱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暂时给贝琪代班。贝琪的声明引起了很多流言和揣测，因为人人都知道是她把州长办公室管理得井井有条，并且一直对州政府中发生的一切了然于胸。《阿肯色州公报》的尖酸刻薄的专栏作家约翰布鲁梅特写了一篇专栏文章，预测我们的“试验性分居”是否会导致“离婚”。他认为不会，因为我们对彼此都很重要。我们的确对彼此都很重要，但是贝琪需要离开。自从我年竞选失利以来，她一直鞍前马后，非常劳累，现在则开始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们都是工作狂，疲惫不堪的时候脾气越发暴躁。年，我们力图在困难的状况中开展很多工作，经常把受挫的怨气发泄到对方身上。年底，经过十年的无私奉献之后，贝琪正式辞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年初，我任命退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史密斯堡的前任警察局长亨利奥利弗为贝琪的继任者。亨利并不十分愿意担任这个职务，但他是我的朋友，坚信我们努力去做的事物，所以他认真地为我工作了一年。
年的竞选活动中，贝琪回来帮助我防卫对我政绩和私生活的抨击。在我总统任期的前期，她在安妮韦克斯勒的游说公司完成了约定的工作后，回到阿肯色州定居在欧扎克。大多数阿肯色州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贝琪在帮助他们拥有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工作机会和高效守信的政府中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应当了解。没有她，我在当州长期间取得的许多成就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没有她，我不可能挺过阿肯色州的政治战争，而成为美国总统。
月初，老布什总统宣布他将邀请全国的州长们参加下个月举行的一届教育峰会。月日和日，我们在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举行了会议。许多民主党州长对这个会议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总统和他的教育部长劳罗卡瓦佐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次会议不是联邦政府将大量增加教育投入的前奏。我也同样感到担心，但对会议的前景还是感到兴奋：峰会可以为教育改革接下来的步骤制定一个路线图，正如年《危机中的国家》这篇报道所产生的作用一样。我相信总统对教育改革的关注是真诚的，我也赞同他的看法——即便没有联邦政府的资助，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老布什政府支持给予家长和学生权利，使他们可以在指定的和非指定的公立学校中挑选。继明尼苏达州之后，阿肯色州成为第二个批准这项提案的州，我希望其他个州也照此行事。我也相信，如果峰会上能够提出正面积极的报告，州长们可以借此提高民众对增加教育投入的支持度。如果民众了解他们多缴的税带来的好处，他们对增加税收的反感就会降低。我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卡罗尔坎贝尔共同担任州长教育特别工作组的主席，希望能促使民主党内达成共识，与共和党的州长们一起拟订一份声明反映峰会的成果。
老布什总统在峰会开幕式上的发言简洁，但有说服力。随后，我们沿着中心草坪漫步，让记者拍摄刊登在晚报和晨报上的照片，然后开始讨论问题。当晚，总统及其夫人举办晚宴招待我们。希拉里坐在总统那一桌，她和总统就美国婴儿死亡率有多高争论起来。她说有个国家在婴儿两岁以前的存活率比美国高，总统不信。她提出愿意为他找出证据，总统说他自己会找证据。他说到做到，第二天，他递给我一张写给希拉里的短笺，上面说希拉里所说的是正确的。这个善意的举动使我记起了六年前在肯纳邦克波特，他亲自领着三岁的切尔西去洗手间。
卡罗尔坎贝尔被叫回他的州里处理一件紧急事务，剩下我和全国州长协会主席，艾奥瓦州的共和党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另外还有教育协会的雇用的参谋迈克科恩和我的助手——众议员格洛丽亚凯布一起拟订峰会声明的细节。辛苦忙到午夜过后，我们几个人才推敲出了一个声明，承诺各州州长和白宫将努力在年之前实现一系列具体的教育目标。与过去十年提高教育水平的标准运动不同，这些目标将注重成效，而不是资本投入，使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取得一定的成果。我提出，除非我们清晰地表明将积极推行教育改革的承诺，否则我们离开夏洛茨维尔的时候，会显得愚蠢可笑。
从一开始，大多数州长都支持这次峰会的目标，都赞同峰会应该成为一项大事业的开端，老布什总统的一些手下却不那么确信。他们担心总统不得不全力以赴实行一个重大举措，有可能导致对新的联邦资助的期望值升高，从而给他惹上麻烦。鉴于国家财政赤字和总统“不增加新税收”的许诺，这样的方针是不会被采用的。最后，受益于当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总统的人改变态度，表示了同意。苏努努对白宫的同事说，不能让州长们空手而归，我也许诺，将说服州长们最低限制度地减轻公众要求联邦增加资助的压力。峰会最后的宣言是这样说的：“时机已到，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应该树立明确的全国性教育质量目标，以加强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峰会结束之际，布什总统亲笔写了一封热情而友好的短笺交给我，感谢我能够与他的下属在峰会上通力合作，并说在年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他希望教育改革能得到各方的认同。我也希望如此。州长教育委员会立即开始制定目标，与白宫国内政策顾问罗杰波特合作，罗杰也作为罗兹学者前往牛津大学学习过，比我晚了一年。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赶在总统发布国情咨文之前与白宫达成一致意见。
年月底，我们一致同意，至年我国应该达到六大目标：
到年，美国所有的孩子在开始上学时，都将做好学习的准备。
到年，高中毕业率将提高到至少％。
到年，美国学生结束四年级、八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学业时，将在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这些有难度的课程中积累一定的知识；美国每一所学校都将确保所有学生学会用正确方式的思维，以使他们为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继续学习深造以及在现代经济中成为有生产能力的员工做好准备。
到年，美国学生在科学和数学成就方面领先于全世界其他国家。
到年，美国的所有成年人都具有读写能力，掌握必须的、能够应对全球经济竞争的知识和技能，并愿意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责任。
到年，美国每一所学校将消除毒品与暴力，形成一个有利于学习的遵纪守法的环境。
月日，我坐在国家众议院的楼座上，听布什总统宣布上述目标，他说这些是白宫和州长教育特别工作组共同努力的成果，并提出将会把这些目标作为一份更详细的目标宣言的一部分，下个月提交到州长大会冬季会议上。
月底，州长们通过的此项议案堪称《危机中的国家》的续篇。我感到自豪是其中有我的参与，各位州长表现出的理解和献身精神令我印象深刻，同时我也感激总统、约翰苏努努和罗杰波特。在接下来的年里，我作为州长和总统，想尽办法努力实现这些全国性的教育目标。我们把达标标准定得高。如果标准定得高，你努力去达成的话，即便差一点才能达到，你所能达到的位置也远远高于你的出发点。
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一直在考虑未来该如何行事。我有充足的理由不再寻求第四届州长任期而参加竞选。我对自己无力筹集改善教育、儿童早期发育和医疗保健所需的资金感到失望。十年了，我可以停下脚步，回顾十年来克服困难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就，至于年是否竞选总统则暂未可知。还有，如果我再竞选州长的话，也未必能赢。我当州长的时间很长了，仅次于奥瓦尔福伯斯。而且民意测验显示，许多人希望有一个新州长。
另一方面，我热衷于政治和政策。我不愿意卸任时嘴里仍然残留着年筹资失败而带来的苦涩。我还拥有一个能干、有活力、非常正直的团队。担任州长的这些年里，只有两次有人企图对我行贿，希望我以特殊方式做出决策。其中一次，是一家公司想赢得给监狱系统提供医疗服务的竞标，便托第三方提出送给我相当大一笔钱。我叫人把这家公司从投标名单里删除了。另外一次，一个县的法官恳请我接见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希望自己的侄子能获得赦免。老人已经数十年没有与州政府打交道了，当他提出送给我一万美元时，显然以为这是必须的“手续”。我对老人说，他很幸运，因为我耳朵不灵，不然的话他可能涉嫌贿赂罪。我建议他回家把钱捐给他喜欢的教堂或慈善机构，并答应我将仔细过目他侄子的案子。
多数时候，我依旧盼望着继续履行州长的职责，如果有一天卸任了，我不知道自己去做什么。月底，我和往年一样去参加州博览会。那一年，我在一个售货棚里坐了好几个小时，与所有愿意和我交流的人交谈。快下班时，一个岁左右的男人顺便过来和我聊聊，他穿着工装裤。接下来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问我，“比尔，你会再竞选州长吗？”我答道，“我不知道，如果会的话，你愿意投我的票吗？”他答道。“我想会的。我一直都投你的票。”我又问。“这么多年了，你对我感到庆烦吗？”他微笑着说：“没有，我个人没有，但我认识的其他人都烦你了。”我轻声笑着说：“他们不认为我的工作很出色吗？”他回顶了一句说，“他们当然认为你干得很出色，但是你每两周领一次薪水，不是吗？”这是另一项克林顿政治法则中的一个典型事例：所有的选举关注的是未来。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干好工作，正如所有人工作是为了维持生活一样。良好的政绩是很有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再次当选的话，它们可以作为证据，证明你能够说到做到。
月，冷战分界线的象征——柏林墙，被推倒了。看到德国青年拆倒柏林墙，并把厚砖块带回家留作纪念，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我为之喝彩。在欧洲，反共产主义扩张的努力长期以来一直陷入僵局，现在却以自由权利的胜利而告终，这要感谢北约展示出的团结一致的态度，也要感谢自哈里杜鲁门到乔治老布什的这些美国领导人的坚持不懈。我回想起大概年前，我曾到过莫斯科，俄罗斯青年们对来自西方的信息和音乐是如此殷切，对西方代表的自由权利是如此渴望。之后不久，我收到了老朋友戴维伊弗希恩送的两块柏林墙上的砖头，在月日那个意义重大的夜晚，他就在柏林，和德国人一起凿开柏林墙。戴维过去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强烈反对越南战争的人。柏林墙倒下的时刻，他的欢欣鼓舞象征着所有美国人在冷战后时代所看到的前景。
月，我相交多年的牧师和良师益友——沃特，最终没能战胜癌症。几年前，他从以马内利浸礼会退休，接替他的是布赖恩哈伯博士，布赖恩是一位优秀的牧师，代表着越来越少的崇尚进步的南方浸礼会教友——我将自己看成他们中的一员。退休后，沃特博士仍然发挥余热，直到病魔令他身体越来越弱，无法旅行和演讲。两三年前，他到州长官邸来看我。他说想告诉我三件事：第一，他说他知道我虽然一直支持施行死刑，但很关注死刑的道德问题。他说，《圣经》上“不可杀人”的戒律与合法的执行死刑并不相悖，因为这个词的希腊语词根并不包括所有的杀人行为。他说，这条戒律的字面意思是“不可谋杀他人”。第二，他说我因支持人工流产而受到原教旨主义者的责骂，他很关心这事。他希望我了解，虽然他认为堕胎一般来说是错误的，但《圣经》并没有对其谴责，也没有规定生命始于受孕，而是始于生命之气注入了婴儿以后，始于它被从母体取出后屁股上挨了一巴掌。我问他，如何理解《圣经》上关于“我们尚在母亲子宫时上帝就已了解了我们”这样的话。他回答说，这句话仅仅讲的是上帝无所不知；不妨这样说，早在我们的母亲们受孕之前，早在我们的直系血亲中有人降生之前，上帝就已经了解我们了。
沃特说的第三件事吓了我一跳。他说：“比尔，我觉得有一天你会当上总统。我觉得你会干得很出色的，但是你必须记住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支持以色列的话，上帝是不会宽恕你的。”他认为按上帝的意愿，犹太人应该回到圣地巴勒斯坦。他也认同巴勒斯坦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他宣称，要解决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就必须给予以色列人和平和安心。
在当年月中旬，我去拜访了沃特博士。他很消瘦，身体虚弱，连卧室都不能离开。他请我把他的圣诞树搬到他的卧室里，以便于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能够欣赏它。沃特博士在一个适合的日子——圣诞节——去世。看来他是耶稣最忠诚的信徒。他也是我最依赖的牧师和顾问。现在，我必须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排除万难，在他已经为我预料到的道路上行进，在我灵魂深处的危沟险壑行进。
来自无觅插件
还没有人赞过这篇文章
文学社科类英语翻译
欢迎翻译公司和出版社联系交流
已经出版的翻译书作有《野性的力量》、《创业没有军规：中小企业老板实用手册》、《在普通课堂教出尖子生的20个方法:分层教学》、《从优秀教学到卓越教学》、《Facebook效应》等
Copyright & 2014 yeeyan.org
公司全称：北京译言协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安西路望京SOHO-T1-A座-2202室
联系方式：010-
京ICP备号&&京公网安备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