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font color="#FF年1月2日　
关于“性恶”的民族性研究（作者：陈小雅）
　　--读梅尼克《德国的浩劫》
　　人性中的"恶"，是从哪里来的？古代中国的哲人荀子和西方的基督教学说，都认为是人生而带来的。或谓之"原罪"，或谓之"天生"。窥二说之归宿，大都认为只要通过认识和悔过，人是可以为"善"的。
　　不久前，被称为巴尔干"铁娘子"的前波黑塞族总统普拉夫希奇，终于在海牙法庭承认，在对波黑穆斯林以及克罗地亚人实施的暴行方面，自己是有罪的。她说："我现在已经相信并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的受害者，而这些活动是在塞族人声称拥有的土地上进行的。我要对所造成的痛苦负责，这种负疚感将会永远伴随着
　　我。"今年72岁的普拉夫希奇承认，自己对造成大约20万波黑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死亡一事负有责任。据称，这是国际道义和公正的原则，在波黑塞族高层官员中实现的"零的突破"。尽管她由此可能被判"终身监禁"，但她也由此踏上了"善"的归途。
　　令我惊奇的是，这位对二十世纪90年代困扰世界的"种族清洗"承担责任的人，竟是一位女性，一位可能已经具有"祖母"或"外祖母"身份、应该用"慈祥"做为副词的"老太太"。可见人性的善恶，原不是按性别分配的。她和她的民族所在的地域位置，正好处于民族学上的"百慕大三角"地带，即东欧的中间地带。据称，这里少有出于文化习性的民族和解
　　与容让的历史记载，民族之间的"彼此相互蹂躏"是大家的共同特征也是他们共处的"产物"。在那里，斗争是"惨烈而不可调和"的，结果往往是民族仇恨的巴尔干化，"直到一方多少是成功地彻底消灭了对方为止"。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学派的最后传人弗雷德里奇．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一书中，正是这样说的。
　　作为一个一生著述丰厚，即使在纳粹时代也仍然坚持着"史学良心"、没有停止自己的声音的学者，梅尼克的压卷之作，竟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可见上个世纪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的那个世界性的灾难，至今仍象一个巨大的阴影，压在本民族并不需要为之承担责任和忏悔的成员的心头。他说，是的，经由第三帝国，作为他的母亲的民族经历了前所未
　　有的崛起、强盛和国家意志的舒张，但是，它却迷失了自己引以为骄傲、也令世界尊敬的、由歌德时代建立起来的"自由传统"--一种"享有着广泛程度的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传统。这一事件，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6年所说：
　　"在近代这个火烧巫人的时代，freedom of thought〔思想自由〕已经从原来曾经是它的故乡的许多国度里被驱逐出境了，哈佛的和美国的职责就是要高举freedom of thought（思想自由）的旗帜。"--罗斯福在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上的这句名言，成了现代美国履践开国元勋们精神的一面高扬的旗帜，为战后世界的重建指明了方向。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德国民族与自己的历史的"断裂"呢？梅尼克认为，其一是那种"外向型"的、或称"斗争的"民族主义入侵；其二是"技术主义"的膨胀；其三是国家权力意志的扩张。三者合一，导致了和平的、人性的、自由的传统价值感的失落。
　　关于第一点，如上所述，梅尼克认为，它本不是西方民族的传统，而是其"边疆"的传统。他说："有一种和平的民族性，也有一种斗争的民族性，有一种属于纯粹内心文化的民族性，也有一种政治策略的民族性，无论那是防卫性的自保，还是进攻性的权力扩张；一种是真正德国内部的民族性而另一种则是边疆的民族性；---种是真诚浪漫主义的民族性，另一种民族性则是浪漫主义的斗争武器，因而很容易成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因而很容易成为不真诚的，正如我们在希特勒主义那里所看到的那样。那种德国内部的、爱好和平的、有文化教养的民族性，最初是赫尔德（德国思想家）所教导的，后来又由雅各布?格林（德国语言学家、童话作家）以一种最真诚的浪漫主义和一种极美妙的诗情给我们做出了典 范。"
　　在那种"斗争的"民族主义那里，是没有"公正"可言的。民族主义被推到顶峰，就像宗派主义一样会消灭道德的、甚至于逻辑的意识。公正和不公、善和恶、真和假，都失掉了它们的意义；当别人这样做的时候，被人们称之为羞耻的和没有人性的事情，他们却转瞬之间就推荐给自己的人民去向外国那样做。德国哲学家保尔逊在1912年就曾说过：这种"过分
　　激情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了对欧洲一切民族的十分严重的危险；他们正因此而面临着丧失人类价值感的危险。"
　　显然，在这里，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伦理特征"已经在孕育之中。
　　梅尼克总结的第二点，即技术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精神扩张。其前辈思想家早在《普鲁士年鉴》中，就曾预言过希特勒时代的这种"文化特征"，他说：
　　德国（传统）文化 "是从个人生命之中滋长出来的"。但是，那个"现在真正在到来的新时代，其特征将是技术主义、理性主义和凭粮票配给的社会主义，它不是一种由内心、而是一种由头脑在无情地加以指导的社会精神。-个以组织为其本质的国家；只能是一个以内心深处的不信任在毫不关心地对待个人生命的国家，它的发展是无法估计的。"从这个意义上
　　说，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德国民族来说，"并不是一个新时代的破晓，而毋宁说是向一个旧时代的痛苦的告别；它意味着一幕浪漫主义者庄严演奏的终曲"。
　　近代职业生活的形式，使得德国人的生活被打上了机械性的烙印，生活目标被规格化，而灵魂生活的内在的自发性却式微了。--新到来的，将是一个"头脑"主宰，而 "内心"冷漠的时代！这使我想起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场论战的背景，即是梁启超从一战后的欧洲回国。他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宣布了"科学破产
　　"、"物质文明破产"。这于当日的中国虽有"半夜鸡叫"之嫌，但他毕竟以思想家的敏锐，也指示了日后的"黎明"。
　　梅尼克总结的第三点--国家权力意志的扩张，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俾斯麦帝国中权威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入主的人类"生活方式特性"，便是人们开始习惯于以自己的思维服从于上级的意图，在精神上变得不能独立自主。经过纳粹的强化，"担任国家公职的那种考核体制的扩大化。以符合官方规定的目的为基础的合理计算"，取代了被灵魂的全部力量所哺育的那种自由倾向的地位。
　　以上三点的结合，导致了德国传统的"精神和权力互相和谐一致的那种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体"的"死亡"。这种综合体，原本是"建立在合理的力量和不合理的力量之一种特殊微妙的配备之上的，它们通过一种特别精致而个性化的繁复的交织而彼此相依赖着。"
　　梅尼克所代表的上述思考，是典型的德国式的。排除那 "希特勒的边疆主义"特性尚待取得人种和思想渊源方面的"证据"外，它对本民族的精神要素及其文化模式演变的描述，不能不说是分寸感极强的、精确无比的、刻画入微的！从"增益社会"的角度看，这种社会历史的分析，远比那些关于"善"和"恶"的哲学与神学的论述，要有价值得多。但是，梅尼克所说的"恶"，就其形成与发生原因来说，同发生在波黑种族之间的那类冲突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们之间因为地域与民族的联系或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可以明确加以界定的是：前者属于"文明-现代化"之"恶"，后者属于"野蛮-蒙昧"之"恶"。显然，消灭了野蛮与蒙昧之"恶"，未必能够成功地不免文明与现代化之"恶"。而避免文明与现代化之"恶"，也不能靠回到野蛮与蒙昧之"恶"。
　　日 于北京
以宪政推动政治文明（作者：王怡）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16大政治报告中，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将"政治文明"的概念从传统理念的"精神文明"中剥离出来，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任务。在12月4日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０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宪法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法律保障"的讲话。这是胡锦涛就任党的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在重要场合中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多处重申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并认为"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这一已成老生常谈的定义广为人知。但有两个致命难处却令宪法在民众的观感和日常经验中仿佛成为一尊泥菩萨。第一个问题是宪法如何实施，如何保障？如何从纸面落下，和光同尘？以及如何对违宪的行为予以界定和纠正。第二个问题是宪法本身包括宪法学学者的规范主义研究，都无法反过来对宪法进行价值评估，换言之就是无法去衡量宪法的"含金量"。无法确认衡量其含金量的标尺。
　　第一个问题的解决，要靠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法院。去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宪法作为司法判决的依据，由此引发"宪法司法化"的讨论。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以司法激活宪法实施，确保宪法得到全社会"一体遵行"，确保宪法成为审视一切其他法律尤其是政府立法的"合法性"的武器，已成为至高无上的宪法在现实社会中"道成肉身"的现实途径。如果说，通过立法途径和代议制度的宪法实施是宪法实施的"第一战场"，那么在现实条件下，通过司法途径推动宪法实施就将是一个新开辟的"第二战场"。这一"战场"更加技术化，更加具有操作性，将"社会主义民主"从一个政治概念悄然演化为一个法律概念，使民主的发展得到法治的保障。
　　但是，宪法的"道成肉身"是以立宪价值基础的无上尊贵和不被怀疑为前提的，司法化的宪法保障制度也是以对宪法的价值确认为条件的。所以第二个问题要不解决，宪法司法化对宪法的权威性而言还是可能成为一柄双刃剑。一方面通过个案诉讼使宪法的世俗权威得到维护，使宪法条文得到强力的遵从。但另一方面通过个案，现行宪法与多元社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将日益尖锐和戏剧化。宪法高高在上的超越性的权威将受到怀疑和削弱，而目前司法体系的现实地位和执行难度也将加剧这种趋势。甚至有可能使现代政治国家凭借一部宪法让全社会得以聚合的立约基础和价值根基，在一个颠簸的社会转型期日渐成为无法修复的碎片。一部价值基础原本脆弱的宪法，一旦离开高高的神位走向日常化，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所以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方向甚至比第一个问题更重要更迫切。那就是在宪政主义之下去推动宪法的修订、实施和保障。所谓宪政分两个意思，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话说，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具体说是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手段来进行政治活动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是一种以宪法为根基的法治下的民主，即宪政民主。这是宪政的"用"。什么是宪政的"体"呢，在近现代历史上，各个国家建立在宗教背景、历史渊源和暴力征服之上的传统统治方式，在向现代民主制度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共认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基本价值，最终通过一部部宪法得以确立（其中包括了中华民族追求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作为革命成就的1949年《共同纲领》）。这些基本价值就是宪政的"体"，它构成了一个宪政国家的立约基础，构成了对一部具体宪法的评判和审视，甚至也构成了法官们在违宪审查机制中对具体宪法条文进行解释的价值背景和价值约束。这样才能确保宪法司法化的方向，并在宪法诉讼面前为整个法律职业集团乃至全体社会公众提供大致相似的、可供比较和衡量的思维方式。
　　在这样的宪政主义的视角下看待宪法：宪法得以统治人民的基础，就在于宪法的根本任务是保护个人的财产、自由、平等和福址。宪法实现这一任务的主要手段是创设一个拥有公共管理权力的政府，然后通过权力制衡和正当程序去限制和保障政府合法的和恰如其分的行使其权力。"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样的宪法，就是胡锦涛所说的能够为"小康社会"提供法律保障的宪法。这样的宪法及其落实的程度，就是标志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温度计。
　　在16大报告和胡锦涛讲话中，反复指出宪法的性质"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但同时也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要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胡锦涛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个有机统一的方式只能是宪政的方式。因为它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再因为停留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而增生阻力。宪政是一种法治化的民主和程序化的政治，它使一切政治问题转化为一个可以操作的法律技术问题，也使改革中的一切制度变迁问题转化为一个宪法问题。这既为一个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了保障，也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的目标提供了路径。
学问的难堪（作者：落花）
　　－－今日腐烂的中国"学术界"
　　大学者，就应该有一些学术上颇具造诣，道德上堪为楷模的大学问，以及懂得和创造这些大学问的学问 家。与纷繁复杂的社会相比，有人说，大学应是一片净土，那些在净土中、象牙塔里做着高雅学术的大学教 授们正因为探究着世界的普遍真理，教育着曾被冠以"天之骄子"的中国大学生们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纯净 也最受尊敬的人。
　　然而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那就错了。当你真的步入中国的大学校园，你会发现这里面除了知真向善爱美 的学人以外，也有造假邪恶乃至极其丑陋的东西，而那些最应该受到人们尊敬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格也 是如此卑下，集中的体现则是学术腐败。
　　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可谓别有洞天，他们给我的感受是四个字：触目惊心。
　　现象之一： 七拼八凑编教材　数十年来不换"芯"
　　据报道，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经达到500多种，仅北京图 书馆收藏的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高校教材就有100种之多。其他如：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 政治经济学、法学概论、文学原理、大学语文等学科也有相同的情况，一些理科的基础教材也大多如此。
　　那么，这些教材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记者采访了一位同门师兄，这位师兄硕士毕业五年，已经参与编辑 或者主编过5部教材，他向记者透露，一开始还是极其认真，找了大概不下100多本的参考资料，在翻看参考资 料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书的章节、甚至内容都是雷同的，于是他也找到了窍门，后来编教材简直成了套 路。他告诉记者，编教材既不要搞研究也不用做调查，更不用钻故纸堆查资料，甚至相关领域的著作和论文 也不要多看，只要找来三四本已有的教科书，框架体系上略微变动，章节顺序上稍作调整，材料内容上综合 综合，文字叙述上处理处理，一本新的教材便诞生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不愿意做这种事，便找来几个学生， 给他们定一个大体的框架，让他们具体操作便是了。
　　我国大学的许多文科教材和理科基础教材，普遍都存在着"严重老化"的问题，目前使用的教材不仅有七 八十年代编写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编写的。一项对上海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将近63%的大学生对现有文科教 材的陈旧和老化表示抱怨和不满。据目前在校的新闻系学生反映，他们使用的《新闻采访学》是1983年兰鸿文 教授编写的，《文学理论》的蓝本还是60年代以群等编写的修订本，至于中国文学史的蓝本还是60年代游国恩 等教授编写的。
　　不仅基础课教材如此，专业课也几乎大同小异。南方某著名大学一位学经济的学生告诉记者，有一天他们 上一门专业选修课，一位70多岁的老师走上讲台，摊开一本发黄的讲义，对同学们诚恳地说，这是我1985年写 的讲义，这个学科发展很快，我们大家一起边学习边探讨吧。这位学生说第一次听课大概有30多人，第二次 也就来了10个人，第三次上课5个人都不到了。
　　如前所述，近年来各种版本的教材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教授们还在使用旧教材呢？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告 诉记者，新教材大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抄袭旧教材的，有些教材虽然有了一层"学术前沿"和"最新学术动 态"的包装，但实质内容上却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有的老师宁可使用旧教材，即使使用新教材也是当作 "靶子"批判的。
　　问题是，新教材雷同，旧教材又跟不上时代学术发展的步伐，最终受损害的是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受贻 害的是中国大学生们。
　　现象之二：近亲繁殖　学术乱伦
　　北方某著名高校化学专业取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该专业的学术带头人都成了博士生导师，在招收博士生 的过程中，对外来的报考者却一律从严，而本校和本系的报考者则宽松许多。据该大学研究生院主管招生的 老师介绍，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况且本校和本系的老师读博士还可以提高本校和本系教师的学历水平 和业务素质。据介绍，该大学化学系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教师都在该专业读博士，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其他大 学当中也极其普遍。
　　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向记者评说这种现象，"这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犹如医学上的近 亲繁殖一样，其结果必然带来中国学术整体水平的下降。不仅如此，硕士导师和自己一起读博士，或者本科 同班同学成了自己的博士生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这种学术乱伦，也带来了学术水平的畸形发展。"这位研究 人员介绍，在国外发达国家的大学中，这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是绝对禁止的，同一学校的学生一般不赞成考 自己本校的研究生，但中国各个大学招收的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是本校的学生。 .
　　记者不久前参加了四川某重点大学组织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发现四川省以及这所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科 研人员都是由某知名导师培养的，他们的研究领域、学术观点基本趋于一致，有的甚至如出一辙，号称"比 较文学的四川学派"，在学术上也一致对外。在此次讨论会上，几乎所有的四川籍学者都积极捍卫这位导师 的观点，其众口一辞让与会的国外学者大吃一惊，他们大声疾呼"你们应该学习古希腊的学者，吾爱导师吾 更爱真理。"，会下这些国外学者私下对记者说，如果中国学术界都如此，那么中国的学术完了。
　　学术的近亲繁殖，是中国大学学术发展的致命伤，这使得中国大学的"学术"已成为某个圈子的"学 术"，严重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以及学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现象之三： 扯虎皮　做大旗
　　记者曾经采访南方某著名高校一位小有名气的学者，该学者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令记者钦佩 不已。该学者说自己曾经得到过某某学术泰斗的真传，是他的几大弟子之一。而且曾经与某某学术大师过从 甚密，与某某学术名人也是铁哥们儿。所幸记者对学界也略知一二，与该学者所说的某学术大师和学术名人 也有所交往，一次记者与他们提起该学者，他们竟然一脸的茫然。就在不久前记者又采访了该学者提到的某 某学术泰斗，谈到他的学生也就是那位南方某高校的学者，这位学界泰斗告诉我，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学 生。
　　现今高校学界十分流行扯洋虎皮做大旗，其目的无非是想唬一唬中国人抬高抬高自己的身价。记者认识一 位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学人，此公是典型的"学术二道贩子"，但英文不错，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 做过几个月的访问学者，回到国内便四处宣扬他在国外与某某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甚密，该学术大师曾经 把自己文版的全部著作都赠与此公，此公回国后又做报告又写介绍文章，俨然一副这位世界著名学术大师的 中国学术代言人的模样，然而据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某先生说，该著名学术大师的学术著作都是用法文写 的，根本就没有出过英文著作。
　　更有甚者，国内某大学教授从日本某三流大学请来一位三流学者到国内做讲座，为了抬高自己身价（能够 请来老外来中国讲学），竟将其吹嘘为日本著名学者，令旁听讲座的国内学者大跌眼镜；一位日本记者听到 这件事更是唏嘘不已，此事被日本媒体披露，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位曾经在英国某大学做过访问学 者的国内某高校学人，自称某世界级著名文艺理论家的国内唯一弟子，回来为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被国 内同行贻笑大方。
　　翻看许多高校学人主编的教材或撰写的专著，会发现许多书上都列着各种各样的学术顾问，比如那位与世 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过密的国内学人的一本专著，就开列了一二十位的国外各个著名高校的学术顾问、总顾 问、特约顾问，而有些学术顾问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当的是什么顾问。
　　现象之四： 泡沫泛起　浮夸盛行
　　有人称，中国的学术为"注水"的学术，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近几年中国高校学 术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荣"，有人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特别是享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名 学者以及拥有各种奖项获得各种称号的"专家"级学者教授越来越多；二是高校论文、学术专著以惊人的速 度增长。中国的大学教授，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矛，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 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寥寥无几，这从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究其原因就 是中国的学术水准注水太多。
　　从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学者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一辈子只出那么两三本专著。现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 年学者，在学界混了几年就称敢称"著作等身"，有专著三四十本，论文好几百篇。
　　更有甚者，有些人连百万都羞于出口，因为现今学术界有种说法：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 字水平才算数。据媒体报道，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也就是 说这位副校长，一天不间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如此科研成果，没有水分才怪！那么这些所谓科研成果 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请看有关媒体对复旦大学青年学者申小龙的报道：
　　申小龙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语言学界暂露头角，他曾经著有在语言学界颇具盛名的《语言的文化阐 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等十余种著作，但据某些专家披露，申小龙抢先发表别人 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４０％以上是抄袭近４０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铁 平在一篇题为《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披露该书有350页是申的 其他著作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内容占该书642页的56%左右。像申小龙这样把好几百页的内容从一本书或者几 本书中，搬到另外一本书的做法在学界不乏其人。
　　如此看来动辄学术成果好几百万字乃至上千万字，绝不奇怪。
　　现象之五： 内定奖项　　玩弄学术
　　学术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也为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各种顺口溜在人们口中 流传："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
　　去年，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优秀成果评奖中 的腐败现象，"在这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 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从评审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出神入化的程 度。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 也是少见的。"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哲学一等奖正如湖北省哲学评奖组长一职一样，历来都是×××的专利。在 上一届的评选中，他的一篇反'和平演变'的辅导报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获得哲学一等奖，当 时他是哲学评奖组的组长。在本届评奖中，他获得一等奖的是一篇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词《中国当 代哲学回顾与展望》……"
　　曾经轰动学界的《读书》杂志主办的长江学者"读书奖"也被多名高校学者所抵制，原因之一就是参加评 奖的人既是候选人又是评委。学者杨玉圣对记者说："其实这里指出的高校及学界的评奖腐败不过是冰山之 一角，试想现在的学术评奖中，哪一省，哪一部门，哪一类奖项不存在诸如此类'自评自'，'裁判员下场 踢球'的恶心现象呢？"
　　与评奖腐败类似的是申报课题，争立项目。陕西师大教授一丁说：就像一个女人还没生小孩就申请营养费 一样，说我生的小孩将来要当国家主席，或者将来智力可赛过杨振宁……然后叫评委打分，根据吹牛程度， 发放不同的数额的营养费，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而我们每年申报选题和经费确实是干着这种荒唐可笑的 事。在当前学术道德败坏的情况下，更不乏一些申报者的选题暴露在评委面前而被窃取的事情。
　　记者曾经有幸参与了一个所谓国家某社科基金项目，被项目负责人列入除他之外的项目课题组的最主要的 成员，然而整个评奖过程令记者莫名其妙。先是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要报一个国家项目，记者不才，自觉 没有学术功底去参与国家项目，然而终禁不住劝说，就让项目负责人拿去了记者的简历和以前发表的论文， 事后便将此事抛之脑后，谁知过了半年该项目负责人给记者送来一份材料，说项目批下来了。拿来项目审批 表一看，此项目与记者所学专业相差甚远，记者却被项目负责人美化和夸张得有如该领域的著名学者一般， 而记者的职称一栏竟被项目负责人添为"高级编审"（记者现在的职称为编辑），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现象之六：凑数评职称　折腾争教授
　　职称评价制度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专利。在中国大学里，职称的高低更标志着一个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准，同 时也与该教师的住房、待遇等密切相关，比如北方某著名大学就有明确的政策出台，讲师的住房二房一厅， 副教授的住房是三房一厅，教授的住房则是四房一厅，博导的住房是四室二厅。
　　为了评上职称，大学教师中不择手段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的大有人在。该校社科系有 一位想评博导的教师，竟然拿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复印多份，差一点弄假成 真；一位教师所发表的论文大都是与人合作的，而在自己申报的材料中竟然抛弃合作者；有些教师为了评职 称四处挂名（既别人写了论文，请求人家在发表的时候将自己的名字属在后面，以此增加自己的论文篇 数）；有的教师把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豆腐块似的文章，也拿出来凑数；更有的教师评职称时竟把弟子的文 章属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还有的教师把自己以前发表过的论文稍稍修改一下换一个题目，再拿出来发表，又 充当一篇论文。有一个教师把自己的一本专著中的所有章节都拿出来砍成若干篇当做论文一一发表，于是在 他的成果表中除了这本书又多出了若干篇的论文……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研究比较文学的教师，就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分别在几个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 篇论文，这五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论比较文学消亡论》、《再论比较文学消亡论》、《三论比较文学消亡 论》、《比较文学消亡了吗？》、《驳比较文学消亡论》。
　　有人开玩笑的说，如果收集高校学者在评职称过程中的典型案例，编一本《评职称之百战奇谋》或《评职 称之成功宝典》，其在士林中的地位绝不下于《葵花宝典》在武林中的地位。
　　各种职称中，最高的是教授，评上教授也就到头了。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职称都实行终身制，能上不能 下，对一些学者来讲当上教授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于是中国高校学术界就出现了"讲师辛辛苦苦，副 教授不敢马虎，正教授舒舒服服"的局面。
　　现象之七：剽窃不知羞　抄袭家常饭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袭和剽窃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高校教师的传统，更成为中国高校学术界 最大的公害，有人戏称为"学术蝗祸"，其泛滥之广，已近法不治众的地步。有学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小组会上指出：抄袭剽窃不治，学 术将完。有人根据媒体披露的高校抄袭和剽窃事件，总结了高校学术抄袭的几种方法，既"全篇搬用法"、"偷观 点偷思想--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 表法"等等。
　　在学界以打假著称的学者杨玉圣告诉记者，以前人们大都认为抄袭剽窃等问题在那些学术水平低的学校或 年轻的学人身上才会发生，但从业已公开曝光的问题来看，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的许多名牌学府和科研 机构，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才子、名家、权威，也因公 然抄袭他人成果而东窗事发。
　　杨玉圣还说，剽窃抄袭的风气已经严重腐蚀学术界，不仅是学术文化公害，更成了社会公害。这些行为不 仅严重败坏了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人才培养，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学术界整体的学术声誉， 十分不利于建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学术形象。
　　呜呼，中国学界腐败！
　　给"名校"泼盆冷水
　　已故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学何谓大？非有大楼，而有大师焉。"中国的大学 不可谓不大，楼不可谓不高，高校合并后，全国更是出现了几座空前绝后的"大学"，大学排行榜的前几名 又杀进了几名新秀。
　　但是，按梅老先生的推理，中国的名校有无大师级教授、博导呢？中国名校的学术声誉和学术水准又能否 在国际学坛上与人争锋？中国还要等几代学人才能出现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名校真的终于能够加入 亚洲甚至世界级名校了吗？
　　中国人历来喜欢按资论座，中国大学也不幸染上此疾，蜂拥而起的大学排行榜充斥着江湖气。事实上，学 校之间的等级分化已日趋明显，"名校"在自恋中"一枝独秀"，而作为高等教育整体的大学云集着一片虚 无飘渺的自娱自乐；"名校角逐战"的背后，是愈来愈被冷落的清贫。
　　学术腐败成风，弄虚做假成真，高校黑幕频现，一纸文凭风行--这就是中国"名校"。
　　在一片沾沾自喜中我们给中国名校兜头一盆冷水，非为棒杀，实为醒脑。
　　听惯了马屁话的中国名校可能会恼羞成怒，也许更会有个把学子告我等污辱了母校名誉权，那么，中国名 校也就真的不可救药了，实非本报所愿看到的结局。
　　部分名校教师被指抄袭事件
　　●某著名大学教师李其荣所著《移民与近代美国》被指剽窃我国17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含专著8部，论 文14篇。
　　●某著名大学著名教授的的《南极政治与法律》严重抄袭澳大利亚西部大学法学教授的专著，从"第一章 到第八章（15--354页）基本上全部是剽窃"。
　　●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某大学教师李斯的学术专著《垮掉的一代》几乎原文抄袭美国学者约翰?泰退尔的 专著《裸露的天使》。
　　●复旦大学博士申xx教授被指在其专著《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 中，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４０％以上是抄袭近４０人的著 述。
　　●复旦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被指其哲学著作《历史与实践》中的部分内容抄袭国外著作《哲学历史词 典》。
　　●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出版的近10部法学著作据媒体披露，主要是靠剽窃和利用职务巧取豪夺。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破格提成博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 得一纸出版证明，然后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从而评上教授和博导，该教授现已移居国外。
　　●上海xx理工大学某教授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还用电脑模拟了封面等，这本虚拟的书竟然获得学术奖。
　　●北京大学生物系蛋白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潘xx等六人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所谓体现 中国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863计划的论文，存在严重剽窃问题，抄袭了加拿大两个学者的论文，被国外杂志予 以揭露，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学术声誉。
　　●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1996年被荷兰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学》杂志指控其与人合作发表的论文，与加 拿大生物学家发表在美国《理论与应用遗传》杂志上的论文有"相似性"。
　　近年媒体披露高校博士抄袭剽窃事件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黎明博士论文严重抄袭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位博士关于美韩外交关系的博士论文通过后被指抄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某博士博士论文《论美国国际地位的历史趋向》被发现抄袭
　　●山东大学某博士出版的博士论文《现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被发现抄袭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良知为何瘫痪（作者：雷颐）
　　现在我还记得近三十年前插队的时在煤油灯下冒险读罗曼.罗兰所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的激动与兴奋－－之所以是"冒险"，因为当时这是绝对禁书。克利斯朵夫那种"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信仰"的精神，给当时正在苦闷彷徨中的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力量。当然，罗曼.罗兰亦因此成为我的精神偶像之一。及至"文革"结束，文坛开禁，他的作品重又出版，我当然是悉数买来，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插放连续剧《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更是集集不落。不过，不知是电视剧改编得不成功还是因为现在的处境、心境不同，竟全然没有当年读小说时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近来读了他在六十几年前写的《莫斯科日记》，对他更感遗憾，甚至有些失望。
　　罗曼.罗兰于月对莫斯科作了为时一月的访问，那是全世界的"进步知识界"都倾慕、信仰苏联的时代。对苏联的态度，一时竟成革命、进步、落后甚至反动的试金石。在《莫斯科日记》中，罗曼.罗兰对这次访问的经过和观感都作了详细的描绘。在日记中，他对苏联的许多新气象作了热烈的赞扬，但同时他又以作家的敏锐和人道主义思想家的深刻，看到了某些严重的问题，对一些现像表示了深深的疑虑。值得玩味的是，他对自己产生这些疑虑似乎又有种负疚感，总要想出一些可以理解的"理由"自我解释一番，以消除疑虑。同时，要求这部日记在50年后才能开封。
　　如他虽然称颂斯大林，但对那种过份的、令人作呕的个人崇拜又大表反感，认为斯大林象"罗马皇帝"一样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不过稍后他又认为这是人们"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这是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苏联男女所体验到的情感……所有的人都处在集体狂热的影响之下－－期望、快乐和信心的狂热，狂热地确信他们在世界上为之效力的事业的正确和宏伟。在历史上，这被称为'成功时刻'－－人民最充分地经受自己命运的时刻。""双手服从大脑－－共产党及其人民委员会。这是可靠的大脑，而且，它可靠地架在肩膀之上。"（1995年中译本，第110页）
　　当他得知有些青年仅仅因为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就被剥夺了上大学或进工厂的权利时极为气愤。对农民在"集体化"中的悲惨遭遇他深深同情，对滥杀无辜和种种残酷的政治迫害（一些儿童都未能幸免）他更感难以接受……但后来，他居然全都想通了，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在国内还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反抗、国外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形势所致。"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然存在。"（第114页）所以许多暴行，"包括把不信任转移到儿童身上，而这种不信任或许是他们的父辈或者他们根据出身所属的阶级所应得的。""无论如何不能不理解这一切。这是'战时状态'。这是'戒严状态'……滥用权力是由情势（和事实）的逻辑所引起的。"（第115页）读到这些"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这些儿童不被信任（实际是歧视）是"应得的"这一类的文字，不能不使人不寒而栗。很难想像，这些文字是出自《约翰.克利斯朵夫》、《欣悦的灵魂》、《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这些悲天悯人、满怀博爱精神之作的作者的笔下。
　　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看到苏联的领导人拥有极大的、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在生活中实际享有超出人们想像的特权，事实上正在形成一个"新贵"阶层。对此，他深表忧虑，屡屡谈及，认为今后很可能会产生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他急迫真诚地希望苏共和斯大林能正视、解决这一问题。但随即他又表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不会大肆宣扬革命的失败。我从不认为，革命能够一下子、立即实现人类兄弟般的团结和无阶级的社会。每一次革命（而且，这应该不是最后一次，否则人类就会停止前进），每一次革命－－这都是在通向伟大理想的道路上被征服的一个阶段。苏联革命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大一步。对苏联革命的荣耀来说，这已足够……无论今后将发生什么，将始终需要管理人类巨大躯体的中枢。"（第119页）　《莫斯科日记》中类似的思想矛盾与"想方设法"的自我解释还有许多许多，勿庸再举。罗曼.罗兰无疑是杰出的思想家，更是公认的敏感深刻、胸怀博大、充满爱心的作家，对社会的不公、人类的痛苦与罪恶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悲悯和愤怒。所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情狂热中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坚决反战，公开主张"让祖国战败"，因此被自己的同胞和政府视为"叛徒"、"卖国贼"，完全孤立，备受打击迫害。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他更是甘冒生命危险，公开揭露其罪恶，要人们认清它的巨大危害。
　　然而，在看到斯大林主义的某些弊病甚至罪恶时，罗曼.罗兰却不顾事实对其公开颂扬，只在日记中悄悄吐露自己的疑虑、写下所见的某些真实情况，但随即，又千方百计为其找出种种"可以理解"亦即"可以原谅"的理由。尽管只是略有微辞，罗曼.罗兰仍生怕引起50年后的读者对苏联、对他的态度和观点的"误解"，所以在"日记"的最后再次强调："当我重读这些笔记时，我感到担心，它们可能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并使把我当作兄弟的人们感到不愉快。我希望，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将阅读我的日记的人们，能感觉到我对我所写到的人们的尊敬和依恋，我把刻画他们的个性特点作为自己的任务（况且我的分析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希望，批评性意见以及对某些事情的某种克制态度会歪曲我的主要思想。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第137页）今日读此文字，使人不禁哑然失笑。与他的担忧恰恰相反，五十年后阅读他的日记的人们不是认为他对苏联"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反而是对他对这些人物和体制的"尊敬和依恋"感到遗憾，对他当时没有公开自己的某些批判感到不满。事实说明，他的担忧、他对历史的预测完全错误，这确使人感到历史的嘲讽实在过于残酷。当然，我们不必也无权嘲笑、苛责先贤，但这一切不能不使人心情格外沉重地进行一种历史的追问：这是为什么？否则，这段历史就是一片空白。
　　很明显，并不是对一种外在力量的惧怕使他"不敢"对斯大林的苏联作出批评，而是一种道德性的内在约束使他噤若寒蝉。他确可说是欧洲，不，是全人类的良知，但在实际是以各种宏伟说辞为精美包装的罪恶面前，他的良知却完全"瘫痪"，所以他虽然看到了种种严重的问题，但又为自己会有这种"思想"而深感歉疚，更不愿意将其说出，生怕造成各种"不良影响"，甚至进一步为其找出种种"可以理解"的理由。他没有意识到，这种作法，实际使任何罪恶都可以得到解释。罪恶一旦被开脱，罪犯便更加肆无忌惮。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们的这种回避或自我欺骗，使更多的人被欺骗，因为他们不仅以自己渊博的学识、更以一种道德的力量深受芸芸众生爱戴和信赖。或许他们用心良苦，但终使悲剧更为深重。事实说明，他缺乏的并不是承认、说出真理的勇气，而是认识真理的理性，所以"良知"就被那些"宏伟说辞"轻易捕获。事实说明，无论真假，谁占有了那套"宏伟说辞"谁就真的占有了一种巨大的"道德优势"，而对这种说辞下的罪恶的揭穿反居"道德劣势"。罗曼.罗兰的同乡，法国作家纪德的遭遇，就颇能说明问题。纪德在没有到过苏联以前也曾对苏联充满憧憬，但他在1936年应邀访苏后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当时的种种问题，与其他盲目歌颂斯大林和苏联的左翼作家不同，他回国后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一书，对苏联当时的问题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评。尽管纪德一再申明、表白自己是发自内心地为苏联好，相信苏联终归要克服他所指出的重大错误，因为"真理无论如何痛苦，它伤人，只为的要医好他"，（纪德：《从苏联归来》，中译本第16页）但他仍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激烈围攻，一时间群情汹汹，被指为落后、反动、背叛。因此，对那类虚假言辞的揭露实际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气、更强的理性和智慧。
　　罗曼.罗兰可能万万不会想到，就在他写下这些日记半个多世纪后，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竟会轰然坍塌，彻底解体。苏联的灰飞烟灭原因当然很多，很多，而像罗曼.罗兰这种有"人类良知"之称的人们明明看到了它的严重弊病，却出于自以为是"道德"的原因为其"讳疾忌医"，终于沉疴不治，无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不大、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
　　但愿罗曼.罗兰这种事与愿违的悲剧不再重演。
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作者：李景鹏）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样，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就其标准来说，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其发展既是不断前进的，又是曲折反复的。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就是指人们行为的合理性。而政治文明则应该是人们合理地对待政治生活，或者说在政治生活方面人们行为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具有合理性，那还不能构成一种文明。只有社会上的多数人的行为都具有合理性时，才能构成一种文明。因而政治文明应该是在社会文化中体现出的、社会上多数人对待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倾向。
　　由于政治领域总是以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现为权威产生和运行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的标准在古代和近现代社会中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在古代，权威的合理性存在于人与神的关系之中。人们认为政治权威的产生只有被解释成神的意志的产物才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而权威一旦产生之后，由其亲子不断地继承下去就是合理的，而如果有谁篡夺了继承权则是不合理的。这种认识在社会文化中沉淀了下来，就构成在权威产生问题上的古代政治文明。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则认为，只有按照人民主权原则，采取平等的普遍的选举形式产生的权威才具有合理性。同样，这种认识在现代文化中沉淀了下来，也就构成在权威产生问题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如果有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主张运用古代的方法来产生权威，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而是不文明的。就会遭到受现代文化熏陶的人们的抵制和反对。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二个方面是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这就是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被约束性。如果政治权威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约束，那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称之为政治文明。只有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能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使之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才能算作政治文明。对于现代政治文明来说，约束政治权威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包括宪法和其他法律；二是制度，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制度（习惯、惯例、舆论）；三是程序，这些程序一方面包括在法律和制度中，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系列的专门程序。例如各种议事的程序、选举和表决的程序、权力运行的程序、信息传送、处理与反馈的程序，等等。受法的制约，特别是受宪法的制约是对现代社会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合理性的基本要求。也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因为它可以杜绝权力运行中的随意性。这就要求建立现代宪政制度，并且使宪法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一个逐渐实现法治的过程。所以，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状况是衡量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也要遵守各种制度，这样才能使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规范化。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权威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合理性。由于政治权威产生的方式不同，它和人民的关系模式也不同。例如在古代政治文明中，皇帝是天子，而人民则是从属于他的臣民。但这种关系符合当时时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要求，因而被认为是合理的。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政治权威是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在民主制度中产生的，这就决定了政治权威与人民的关系必然是在政治上、法律上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贯彻得越彻底，则现代政治文明的程度也就越高。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古代政治文明中的政治权威与人民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带到现代政治中来，从而降低了现代政治文明的程度。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四个方面是人民的政治权利受保障的程度。人民享有政治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的产物。而人民要实现自己的主权，其前提则是必须享有为进行政治活动而不可缺少的各种政治权利。然而人民应该享有的各种政治权利并不是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的。由于实际上在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中人民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人民应该享有的各种政治权利必须由国家给予保证和保护。国家对于人民政治权利保障的状况便反映了政治文明的程度。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国家也不是自然而然地就保障人民政治权利的。国家在保障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的同时还必须肯定人民群众这种争取和捍卫政治权利的要求和行为。通过这种肯定来反思国家在此问题上的不足。这才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应该以此来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五个方面是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政治参与要想做得好，必须要有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证。一个国家如果能为政治参与很好地提供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证，就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至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不是政治文明的标志。人民的政治参与的要求和积极性取决于各种具体情况下他们自己的感受。关键的问题是当人民群众一旦有了这种要求时，政治参与的条件和途径是否很充分、很通畅。所以，我们说的政治参与的程度，并不仅仅指人民群众对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影响和制约的程度，而且指在人民群众并没有积极地参与的时候，政治参与的条件和途径方面的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障是否总是很充分。政治文明是从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的。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六个方面是人们政治存在的合理性。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政治环境满足人们政治要求的程度。如果政治环境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就反映政治存在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那么政治环境如何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呢？这就需要在切实保证人们的政治权利的前提下，适应人们政治要求的变化而不断提供满足人们政治要求的条件和途径。对人们的政治权利保障得越好，提供的条件和途径越适当，政治文明的程度也就越高。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七个方面是人们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自治）的程度。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并不一定表现在人民经常积极参与上，但一定表现在人民群众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上。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不仅取决于政治权威的状况，而且取决于人民的状况。一个在民主环境的长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应该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能力。所谓自我约束就是能自觉地使自己的政治行为合理化。也就是说人民群众也要使自己的政治行为符合法律的、制度的和程序的要求，而且应该明确地意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懂得约束自己的政治行为，而是肆意妄为，毫无章法，那么也就反映了其政治文明的水平的低下。另一方面，与自我约束相联系的是自我管理的能力和状况。人民的自我管理既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又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自我管理主要并不是指每个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主要是指人们管理自己小群体的事务，例如管理社区的事务等等。这种自我管理是相对于政府的管理而言的。这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政治管理体系中，人民群众相对于政府的管理来说，是作为被管理的对象而存在的。但在其自己的小群体中，则人民群众自己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对象。而且主体和对象之间可以不断地互换。这种人民群众自我管理的状况和程度，也是衡量政治文明的重要指标。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八个方面是人民思想的自由度。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其人民不仅在行为上能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且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也应该是很健康的。行为的文明需要加强约束，而思想的文明则要求较少的约束。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民族并不能认为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所以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思想上的自由度，应该是衡量政治文明的又一个重要的指标。
　　总之，政治文明是政治发展的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不能仅仅用政治结构等等的硬件来衡量，更重要的还要从其政治文明的状况来衡量。这样我们才能对于政治发展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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