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西方媒体为何不同情中国？
[摘要]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在当时的报道中，却很难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同情。“万国报馆”田彤2012年夏天去伦敦做奥运会报道时，因为对历史和新闻两样都很有兴趣，他闲暇时开始逛伦敦卖老报纸和老照片的旧货市场。一张1843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上，有画师根据访问清朝的英国使团的描述而做的画，中国被描绘得非常美。而这份报纸1842年5月才在英国诞生，开创了欧美媒体进入画报的新时代。连续逛了几天旧货市场后，田彤发现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英国报纸对中国事物的报道明显增多。随着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的全球性扩张加速，远东逐渐成为欧美报刊的新闻供货市场。特别是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正如美国媒体当时所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远东这片大地上。各媒体纷纷以铺天盖地的篇幅报道那里的海战与陆战，这刺激着并极大满足了民众的好奇心。民众们像关注历史小说一样热切地关注着当前形势。”遥远国度里发生的冲突，使得文字不再能满足西方读者的需求。1843年在巴黎创刊的周末画报《插图报》的创刊词说道：（媒体）真正应该做到的，是让人们仿佛亲眼目睹整个事件发生的全过程。难道今天的新闻媒体面对这样的目标真的束手无策吗？不，办法只有一个！是一个被我们长期忽略了的古老办法，正是这个办法，将成为我们办报的主要特色，没错，您说对了——木刻版画！甲午战争期间正在做战地报道的随军记者（《伦敦新闻画报》报道）在印刷术在媒体上大量普及之前，19世纪末的编辑们为了获得更大更清晰的图片效果，还是倾向于选用版画做插图，特别是在制版上，他们已经掌握了将照片和画家们发回来的速写直接运用于版画制作的技术，大大提高了版画插图的逼真程度和刊发速度。于是我们今天能看到欧美报纸上关于清朝场景的生动描述：1883年7月《伦敦新闻画报》刊登了“中国的战争准备：江南制造局里，工人们焊接机枪盘管”。1873年的7月《哈珀斯周刊》上刊登了“中国官员在金陵制造局视察火炮制造”的木版画。1891年12月《插图报》关于中国事态的报道，“一个犯人在北京附近的唐山被判极刑”。甲午战争打响后，欧美报刊更是用大量的篇幅进行了报道。日的《伦敦新闻画报》封面用整幅的版画描绘了日本战舰“吉野号”——“东亚战争一触即发”。另一幅整版的版画是“一艘中国运兵船上的情景”，画师的刻画非常细腻，他描绘了正在驶往仁川的“高升号”运兵船，在飞桥上向远方瞭望的有清军的两位将领、英籍船长，以及一位神秘的德国籍“私人游客”汉纳根。汉纳根是帮助清朝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德国退役军官，后来又帮助袁世凯训练新军。这天的报纸还有描绘黄海海战的跨页大图，旁边注明了“根据现场目击证人描述制版”。看着一幅幅版画上被风吹动的旗帜、航行的战舰、陆地上疾驰中的马蹄、士兵脸上惊恐的表情，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田彤觉得他与100多年前的历史撞了个正着。对于个人来说，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言，在处理遥远的时代时，我们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来者的身份面对它们。如果它们在地理上、纪年上或感情上是足够遥远的，这样的时期，便可以完全通过死者的无生命遗物——书写、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很多时候，我们是历史陌生人，“过去也是另一个国度”。这也正是田彤的感受，100多年前的清末历史，在教科书中让他觉得就像另外一个国度那样遥远，可是眼前收集到的老报纸上生动的场景，让他拿起来不想放下。就这样，田彤在伦敦期间买了几十份老报纸，他一开始只是买下报道中国事件的一页，后来发展为买下当天的一整份报纸，每份价格从30～50英镑不等。田彤这时候有了一个想法：19世纪末期的法国、美国、俄国媒体，会不会像英国媒体一样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呢？他于是开始托朋友王昱去法国时，帮他寻找法国的老报纸。王昱后来开玩笑地告诉本刊，他本来是帮着代购，没想到一下子被“带进沟里了”。1972年出生的王昱本来对中国近代史了解较少，田彤一开始托他寻找具体年份的老报纸。找了既定命题的报纸之后，王昱觉得自己被调动起来的兴趣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他发现那时法国的《插图报》、《小日报》、《小巴黎人》等对中国事务的报道非常充分，于是老报纸越买越多。王昱又去了美国，他除了逛旧货市场，也钻进哈佛大学图书馆收集资料。“这些欧美媒体不仅注重用版画描述远东的情形，还有大量的分析评论文章，我是越看越入迷。”王昱发现，西方人喜欢收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老报纸，因此这段时期关于中国的报道不太好找，售价也高，其他时期的报纸相对好找。随着兴趣的加深，田彤和王昱又感染了身边几个朋友，他们加入进来收集整理报道中国的西洋报刊，组成了名为“万国报馆”的兴趣小组。“万国报馆”的第一本书《甲午—&#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即将出版。于是一群事业有成的中年人，把西洋报刊当作镜像反观当时的中国，当他们以“他者”身份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回望那段历史时，发现“屈辱”并不是那段时光的唯一标签。国际舆论的倾向让“万国报馆”兴趣小组惊讶的是，19世纪的西方对远东国家的了解相当深入。比如日美国《哈珀斯周刊》有一篇《亚洲战争的故事》，作者为美国海军总出纳官。他从排水量、防护装甲、火炮、时速等方面，对中日双方舰艇的性能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对比。1894年12月英国的《图片报》用一整版9张图片对中日军舰进行了比较。其他综合性的评论分析文章，既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又有着扎实的分析和推论。东方发生的事情对于西方读者不只是猎奇，而是与西方强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昱说，不同的报道使得他们看到了一个丰富的大图景：“从前帝国主义列强在我们教科书上是铁板一块，可是看到当时各国的报刊后，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竞争激烈，各自都有盘算，世界是多元的。”19世纪末的报纸是西方贵族的消费品，为报纸供稿的既有如同社会活动家的报社记者，也有外交官员、军队高官等。媒体在当时承担着比今天更为显著的传播消息的功能，它们选取素材的方式、它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它们对时局的分析构成了单向传播的一张巨大的信息网，重构着遥远东方那个所谓“真实”的中国。抛开立场和观点不谈，早在100多年前，西方媒体就带领着它的人民进入了开阔的国际视野。1883年，江南制造局的工人们在焊接机枪盘管（《伦敦新闻画报》报道）甲午战争前的清帝国，仍披着一层古老东方的神秘面纱。对于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西方媒体表现出一种中国能否进入现代国家的观望和期待。在西方眼里，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清朝展现出文明的新气象，仍是东亚的最大帝国。但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面前的不堪一击，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使得西方对于摇摇欲坠的老帝国不再留有情面。日的英国《每日新闻报》分析说：“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封闭与开化两股势力，西方国家自然会更亲近日本。如果日本有最终战胜的机会，西方都应该放弃干涉的行动。”对于日本主动挑起的战争，1894年8月美国《费城纪录报》报道说：“英国国际法权威、牛津大学胡兰德（T.E.Holland）教授认为：虽然敌对交火开始时双方并未宣战，但‘高升号’被击沉本身就已经代表实际意义上的开战。无论‘高升号’悬挂哪国国旗，日本有权利攻击一个将要对它在战争中产生巨大威胁的军事目标。日本释放了被救的中立国船员已经履行了国际法义务，它不需要道歉和赔款。胡兰德认为那些说日本此举野蛮的主张无根据。”在甲午战争的初期，一些西方媒体分析道：清军很可能输在社会管理方式更先进、部队训练有素的日军手里。但是一旦战争进入持久阶段，清朝依靠众多人口，将耗尽日本小国的人力和资源。当清政府开始媾和时，各国媒体开始分析自己国家在远东的利益是什么，政府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才最有利可图。日本塑造的国际形象在翻阅了越来越多的老报纸后，田彤和王昱都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西方舆论对于清朝和日本的态度都截然不同？为什么日本在当时能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而清朝在西方媒体前好似一个可以任意攻击的靶子？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这些西方报道后，他们却很难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同情。两人研究后发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邀请了114名随军记者参加，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西方媒体可以自由报名，派出了多名记者跟随前线日军。日本允许外国武官观战，允许国内的报刊记者、行军画师、照相师、僧侣、神官等人随军采访和工作。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甚至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和文明，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统治。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和进步。当时在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这些认知与媒体的包装关系很大。这也是西方国家对日本完全拥抱西方文明的国家价值观表示出的热烈回应。西方媒体也对中国洋务派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相当正面，因为他们认为李鸿章看到了变革的历史潮流。日《伦敦新闻画报》书评版面上介绍了《东亚政治》、《天朝》两本书，并选用了李鸿章的照片。这个阶段是西方人对东亚高度关注的时刻，有关东亚的文学类和时政类作品大量出现。李鸿章传记类图书也在西方越来越多地出版，到1901年李鸿章去世的时候达到高潮。日的《插图报》在他去世的报道中写道：“可以说，他取代了总理衙门，负责处理与‘蛮夷’间的政治、商贸关系，在最棘手的对外交涉中敏锐洞察、灵活斡旋，有些人直接说他狡黠，另一些人则赋予他一个优雅的绰号——‘中国忠仆’。在远东，他的名字、作用、斡旋频繁地与重大国际事件紧密相连，在许多重要的协议书下方都可以找到他的签名。”李鸿章个人难挽狂澜，西方媒体表示出敬重和惋惜。他们对北洋舰队的将士们表现出敬重，但是对清朝陆军极尽嘲笑之能事。对于他们认为没有顺应历史大势的清政府和它的人民，几无同情。日的美国《哈珀斯周刊》刊登文章分析说：“总之，日本的士兵身体健康，保持体育锻炼，绝不吸食鸦片。他们斗志高昂，有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批评家可以批评日本对自己的黩武主义已经纵容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笔者必须坦白这样一个信念就是，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有益于民主的传播，有益于埋葬封建制度，消灭专制主义，有益于改善日本人的物质幸福，提升日本民族地位。不管未来如何，即将到来的战争（毫无疑问，迟早要来的）将为我们回答一个命题，给出答案的时间就是近十年到下个世纪末。命题是：究竟是亚洲的（传统理念）还是西方的现代化理念能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亚洲获得成功？只有肤浅的观察者才会认为这个小岛民族和它巨大的邻居之间的对抗不过是不起眼的小事儿而已。”王昱说，他发现西方媒体当时反复在问一个问题：清军的将领为谁而战？清军的士兵又为谁而战？当清军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价值观时，面对扩张之心十分明确的日军，一溃千里。1894年12月的《哈珀斯周刊》上，朱利安·拉尔夫撰写了《可怜的老中国》一文：“我对设宴款待我的中国官员们说，他们最大的麻烦就是缺乏爱国精神、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意愿和能力……在思考中国的这场战争和其他任何战争的时候，读者必须明白，中国并不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而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一位美国的前外交官曾经糊涂地把中国描述为一个整体，‘犹如冰川一般向敌人袭去’，实际上中国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沙袋，一拳击去，沙子四处飞溅。”旅顺大屠杀的沉默日军通过西方媒体，向西方世界塑造了一副文明进步之师的形象。日本对随军记者开放战俘营、战地医院，表明他们有着国际化的医疗救助体系，并且善待俘虏。“万国报馆”兴趣小组注意到，西方媒体在刊登这些图片和文字信息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客观身份，会标注上“由日本军方提供”、“据日本方面提供的消息，未经证实”。而清朝媒体的表现，正如李鸿章1896年访美时接受纽约记者采访时所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日军精心在西方世界面前塑造着开化与文明的形象，却与他们在1894年11月发生的旅顺大屠杀中的作为完全矛盾，这原本可以成为清政府向国际社会揭示日军残忍面目的一个机会。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提到这一段：“日本既入旅顺，大举屠杀中国人民，见人即杀，妇孺不免，屠杀了四日三夜，被杀者二万余人。据说，全市免于杀戮者仅有三十六人。事情的真相，因旅顺陷于日手，华人几乎全灭，中国文献甚少记载。”这也是田彤和王昱感到奇怪的：日军一场如此公然的大屠杀，为何在当时没有造成国际舆论呢？那些随军记者的声音哪里去了？“万国报馆”小组在收集报纸后发现，美国《纽约世界》的记者克里曼在甲午战争期间随日军第二军战地采访。旅顺屠杀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即日，克里曼在西方媒体中率先发回通讯：“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未抗击犯军”；“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首”。为躲避大屠杀原稿遭到日本没收的危险，克里曼将报道原稿分两路寄出，于12月19日到达纽约编辑部。第二天，由《纽约世界》的社长约瑟夫·普利策（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亲自编排，在“旅顺大屠杀”标题下，克里曼写道：“日本为了朝鲜的解放，采取突如其来的介入进而变成野蛮的战争。事情的性质已经不是文明与野蛮间的纠葛，日本终于揭开自身的假面具，在最后四日里，征服军的足下彻底蹂躏了文明。”除了克里曼，还有《泰晤士报》记者克曼、英国《旗帜》记者威力、《黑与白》记者阿斯顿三人向他们的国家发出了令世界震惊的旅顺屠杀事件的报道。然而让人痛心的是，清政府对这件事情既不在国内进行报道，也没有在国际上抗争呼吁。清政府驻欧美大使也对此事保持沉默。如今能查到的清政府文献中对此事极少记载，在李鸿章的电稿中，有电报两则可供参考。一是日电总理衙门云：刘含芳（山东登莱青道）文（十二日）电：顷旅顺逃来田家屯民人田光均等一百零六口，据称，日兵现存千余人，近来无物不掠，挨户骚扰，现无分老少民人，皆纷纷南徙等语。这篇极为含蓄的电报，发在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并且还没有看出日军的残忍。第二篇电报是日李鸿章电总理衙门云：伦敦电，英国泰晤士报刊有报章云：日本攻取旅顺时，枪戮百姓四日，非理杀戮，甚为惨伤。又有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据云，日兵亦有数人被中兵所杀。唯日本士卒行径残暴如此，督兵之员不能临时禁止，恐为终身之玷云。克里曼等四人的报道，一经刊发便引起了英美国家的震惊。可是日本政府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辩护，同时在几个西方报刊上发表所谓真相报道，并对克里曼等人进行攻击和污蔑。由于清政府自己对此事不发声，英、美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也没有追究此事。于是日军的旅顺大屠杀一事不了了之，在当时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国际舆论。至1945年“815”旅大解放，日人离去，旅顺各界成立万忠墓重修委员会，重修墓道和享殿。《重修万忠墓碑文》云：“……清军守将各怀异心，皆无斗志，其间英勇战士抗日人民便以身殉。日寇大肆屠杀，历时三昼夜，我同胞之死难者凡二万余人。白骨积山，碧血成河。后经孑遗者棺集掩埋，即今日之万忠墓……假如没有克里曼、普利策等正义媒体人的报道，旅顺虐杀事件的真实情况也许就此沉默于历史中。（本文报道对象田彤、王昱更乐意默默工作而不为外界打扰，故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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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5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日本福冈，太宰府天满宫，“定远”馆定远舰残骸被建成别墅日本文献将其定义为“战利品”今年6月起重新整修拥有方称要再使用100年残破“定远”馆 号称要“申遗”“咚……”当记者轻轻敲响眼前这扇残破不堪的铁门时，伴随着颤抖的余音，数片铁屑悠然滑落。它并非寻常人家的门扉，而是120年前中，的旗舰“定远”上的舰壳。日下午3时15分，从山东威海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北洋海舰定远舰引弹。而在这扇铁门内的“定远”馆中，至今还处处可见那艘铁甲巨舰的遗物。2014年6月，《法制晚报》“甲午遗证”报道组前往日本福冈太宰府，寻访这处几乎被人忘却的战争遗迹，触摸流浪百余年的灵魂。“我们正在装修‘定远’馆，希望它还能继续使用100年，未来还会考虑将其申请为文化遗产。”“定远”馆如今的拥有方如是说。日本大阪，真田山墓地，清军墓陆地上被俘虏 六清军长眠真田山与日本军役夫混葬 风化严重碑文难辨清军战俘墓 被抠“降卒”字“清国 李金福之墓”，“清国 刘汉中之墓”……位于日本大阪的真田山陆军墓地，6名在甲午战争中被俘的清军陆军官兵，已经在这块土地上长眠一百余年了。青灰色的雨笼罩下的陆军墓地中，墓碑林立，日，《法制晚报》“甲午遗证”报道组在墓地的东北角找到了6名清军官兵的墓碑，并献上了一束花，驻足良久，抚摸着百年前客死他乡的中国士兵的墓碑。多年以来，人们一提起甲午战争，更容易想到的是以黄海海战为代表的激烈海战。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陆战的规模和交战次数远超海战，缺乏现代化管理的清朝陆军和陆战的失败，也是甲午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日本长崎，佐世保海军墓地，定远开花弹定远舰炮弹静立日军墓伊东祜亨题“为慰灵魂”当“战利品”祭奠阵亡士兵定远四炮弹 成日军祭品长崎佐世保港，甲午战争时日本联合舰队的集结地，至今仍是美国在日第二大海军基地。远离闹市，静卧佐世保市一条盘山公路边的海军墓地，是日本四个海军墓地之一。这里有一区域的士兵都卒于同一天——日，这一天，甲午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一场海战，在黄海大东沟海域打响。每年的六七月，处于亚热带地区的日本都会经历梅雨期，天气时晴时雨。而唯一不变的是，在这个祭奠日军亡魂的墓地道口，伫立着一对北洋海军旗舰“定远”的炮弹。1米来高、刻着日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所题“为慰灵魂”的“定远”开花弹，屈辱地为日军墓守灵长达120年。“我们看到这些纪念品以后是很心酸的，同时也感觉到日本人对侵略中国的罪行是没有任何反思的。”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如是说。日本福冈，太宰府光明禅寺，刘步蟾办公桌 定远舰自爆沉没后 办公桌流落日本禅寺刘步蟾曾用其发令 头顶功德箱已百余年舰长办公桌 禅寺遭锯腿福冈县太宰府光明禅寺入口处的佛堂中，有一张头顶功德箱的长方形桌子。它来自于定远舰管带（即舰长）刘步蟾的办公室。6月29日，甲午遗证报道组记者往功德箱里投了200日元香油钱（约合人民币12元）。此举并非礼佛，我们只是希望告慰九泉之下若尚有知的刘步蟾，120年后，中国人并未忘却他和他的定远舰。书名：《甲午遗证》作者：法制晚报社出版社:现代出版社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收藏品，北京军事博物馆编号收藏！法制晚报》甲午遗证报道组远赴日本寻访甲午战争清军遗物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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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打压这些不要脸的人
23楼24楼25楼还有就是你所说日本的耻辱观是因为它们没有打赢，这个观点不敢苟同，因为早在1936年，日本就感觉要占领中国不现实，就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提条件：1，东北独立；2，日本占领青岛，旅顺；日本就从中国撤军。因为它自己都知道和中国是打不赢的。
我觉得有耻辱感，才能增强自尊心，如果不记住血的教训，又怎么会长记性了
23楼24楼怎么能用病态来说我们遭受的欺凌。首先，若没有这咱耻辱感，我们怎么能时刻的警惕自己，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永不过期的真理。其次，若没有耻辱感，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牢记这种用鲜血与生命才换来的和平今天。再者，若没有耻辱感，就会让一个没有反思战争罪行的国家逍遥法外。你所说的病态，也许是你的一种看法。但你的这种看法不是主流。因为中国的百年耻辱是永远的留在历史上的，永远要往下传下去的，不会因为这个或者那个的原因而忘记与抛却它。还有就是你所说日本的耻辱观是因为它们没有打赢，这个观点不敢苟同，因为早在1936年，日本就感觉要占领中国不现实，就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提条件：1，东北独立；2，日本占领青岛，旅顺；日本就从中国撤军。因为它自己都知道和中国是打不赢的。
23楼 历史荣辱感当然要有，但不必是病态的。同时战败并不一定是耻辱，比如当今德国人，他们的耻辱感并非在于战败，而在于德国人曾经跟随纳粹对全人类犯下了罪行，而日本，恐怕他们的耻辱感主要是因为战败，这样才对他们的法西斯罪行没有深刻的忏悔，这是东方式的耻辱观，其实中国文化也有类似的耻辱观，这是我反对的，对历史的反省不能停留在胜负的纠结上，应该站在民族进步的高度上。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个没有历史荣辱感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18楼 什么也做不了
你能指望一个败类做点什么？
国耻不能忘呀
必须踩着过去
现在的政府也是......，都是国耻呀
小日本该死呀
国耻，竟然在日本当成了景点宣传了，小日本不得好死
小日本，罪该万死甲午年农历九月(10.8―11.6)感情运
来源：杨清华风水命理
2014108116
Q  Q010-
(责任编辑：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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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甲午反思录：刘亚洲上将谈清政府为何败给日本人|甲午|日本|战争_新浪军事
甲午反思录：刘亚洲上将谈清政府为何败给日本人
资料图：甲午战争中，清军在陆战海战全部失败
　　新浪军事编者：为了更好的为读者呈现多样军事内容，满足读者不同阅读需求，共同探讨国内国际战略动态，新浪军事独家推出《深度军情》版块，深度解读军事新闻背后的隐藏态势，立体呈现中国面临的复杂军事战略环境，欢迎关注。
　　本报“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报道自3月3日连续刊发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在本系列报道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报特刊登此文作为本系列报道的收官之作，以飨读者。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记者：相比之下，清军就差多了。
　　刘亚洲：清朝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有个国家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两份清朝的名单，它们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个名单上的人是傅以渐、王式丹、林召堂、刘子壮、陈沅……第二个名单上的人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袁世凯。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第二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两份名单最能说明教育的问题。
　　记者：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也太有说服力了。
　　刘亚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别人很难模仿。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总说：“不像。”为什么不像？缺少了什么？有一次，我在日本访问，正值马拉松比赛，七大电视台全部转播。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花了近五个小时才跑到终点，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就在甲午战争前不久，李鸿章访问英国，英皇室为他表演网球。事后问他观感。李鸿章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记者：李鸿章这样的人，还是洋务运动的精英。
　　刘亚洲：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
　　二、战略
　　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记者：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也就是说，它的对华战略已经实施了上千年。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韩；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岛大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其实这都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满清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更合适罢了。它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扬州。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记者：这样一讲，日本的战略脉络就看得很清晰了。
　　刘亚洲：其次是战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远。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然后才是自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1853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不久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所以它掉头东进，这就与日本发生了冲突。甲午战争后，日俄冲突成为必然。10年后，双方爆发了被西方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催生了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大格局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记者：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重构创造机会。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内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表面上看，甲午海战的战场上，是双方“海龟”的较量。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双方将领毕业自同一所军校，且都用英语指挥。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后来我想透了，这丝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退一步讲，即使是防御，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反观北洋水师，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作为失败的典型，这支水师实在太“成功”了。
　　记者：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中国一贯有轻视军事思想家的传统。兵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经的读书人以读兵书为耻。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列强的监视和重压下，从零开始，仅仅20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机械化大军，横扫欧洲。德军是怎么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重视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因为他的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的司令官，官拜上将。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战争中，日军缴获大量清军装备，这些装备型号之多，令日军瞠目。各个集团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种之多。
　　记者：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名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彻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中国则自始坠入深渊。仅举海军为例，到二次大战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为98万吨，拥有10艘航空母舰。此时中国海军全部舰船总吨位只有5.9万吨，还没有日本一条“大和”号战列舰的吨位(6.5万吨)大。
　　三、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
　　记者：“甲午殇思”系列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刘亚洲：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记者：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记者：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你看看明、清的绘画，很多是颜色黑白的山水画，愁云惨雾，给人一种凄凉压抑的感觉。戴季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200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
　　记者：日本似乎也没有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日本神道最强调“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缘由是这个岛国历史上几乎从未受过外来侵略，也没有发生过王朝更替，是所谓“万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武士道强调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犹豫地死。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却最受日本推崇。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军歌：“……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浮满洋面。”在现代世界军队中，哪支军队有这样又是尸体、又是鲜血的军歌？
　　记者：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至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伤亡那么大，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记者：难以想象。
　　刘亚洲：可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就在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这就是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热津斯基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南中国出发时有8.6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仅仅40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他们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记者：您说是什么？
　　刘亚洲：我给你讲一个长征中的故事：红军翻越一座叫党岭的雪山，那是长征中最高的雪山，很多人因为缺氧和劳累死去了，被埋在雪堆里。后来部队上来后，发现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里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从这个故事中，你一定会明白红军的力量来自哪里。
　　四、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甲午年6月，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改进不足以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3个月后，黄海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同盟会成立几年后，清朝被推翻。1919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21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记者：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甲午。
　　刘亚洲：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60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刘公岛鏖战时，夫人来探望。萨镇冰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泪而归，不久就去世了。萨镇冰后来重建民国海军，解放后还当过中央军委委员，但终身没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写下了“终有扬眉吐气天”的诗句。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能再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朝鲜战争始。
　　记者：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作者署名：刘亚洲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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