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里面有些老头玩儿的那种,两个手上都我有一根大棒棒文集棒棒,然后有绳子下面拉这一个东西要转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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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有特色民工--重庆棒棒军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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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00 发布在
报告文学   作者:曹德权  开篇 “棒棒”:山城一道特殊而亮丽的风景  我第一次听到“棒棒”这个称谓,还是近几年的事。一个文友在讲到家乡的奇人奇事时向我说道:“我们富顺被称为才子之乡,确有其道理,‘富顺才子内江官’,书上早就是这么写着的。我们富顺这阵子又出了个人物,‘棒棒秀才’刘晓箫,听说过了吧?是个纯农民,跑到重庆当了‘棒棒’,一边扛棒棒一边写文章,扛着棒棒写出了头,人家中央电视台的都到我们富顺来了,来给他拍专题片呢!这题目也定死火了,叫《棒棒秀才刘晓箫》,喳哪!扛根棒棒在重庆一边挣伙食一边写东西,一下子整来惊动了中央电视台!出大名了!”  棒棒?什么棒棒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很形象的称谓,很是惑然。那位文友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我:“棒棒,就是肩扛一根棒棒两根索子,在重庆爬坡上坎挑抬下力的打工农民。大家都喜欢称这些人为棒棒。”   哦,是这个来由。从此,我记着了这个称谓,但仅仅就是记着了。不久,我读到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大量的有关重庆棒棒的报道,并很快从电视上看到17集电视连续剧《山城棒棒军》,顿使我耳目一新,这支从全国各地涌入重庆的数10万打工农民,原来竟有着如此丰富的人生和生活内涵,她无疑是社会主义转型时期打工农民进军城市的一个奇特产物――一个山城重庆才有的独特现象。应当说,我渐渐对重庆的这支棒棒大军有了一种兴趣,这种兴趣或许是基于对一个写作题材的寻觅。  我因采写《红岩大揭秘》多次去重庆,映入我眼帘的除了使我见惯不惊的快速膨胀的城市外,便是那穿行于大街小巷的“棒棒”队伍了,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顺着大街的人行道悠然踱步,有的挑着东西一路小跑;有的“单兵演练”或扛或提搬运着雇主的东西;有的结伴而行有活儿一拥而上顷刻把货物“抢”个一干二净;遇着“大场合”便是天下棒棒是一家,一个棒棒站出来向四周八面一打手势发一声喊,顿时便会有不少的棒棒从四周儿咚咚跑来,摸着活儿就干开了花,真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重庆依山设城,抬头是坡,低头是坎,挑抬下力,处处见“硬功”。有这样一支棒棒大军服务山城,真乃善莫大焉!  这支大兵团般的棒棒队伍,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组成,最远的甚至还有东三省的,在他们中,有年逾七旬的老翁;也有年仅十余岁的顽童;有猛张飞般的壮汉,也有“秧鸡”般瘦弱的白脸书生;有大手大脚的中年悍妇;也有身姿婀娜的姑娘,他们就靠着一根棒棒两条绳子,在这座闻名世界的大西南重镇挣生活,从而构成山城一道特殊而亮丽的风景。  在重庆采访“红岩”人物的日子里,我有意识地住进了重庆棒棒军服务公司,见到了我的那位文友向我讲到的“棒棒秀才”刘晓箫,同棒棒们生活在一起了。刘晓箫现而今已不单是“棒棒秀才”了,他又挣得了一个大号――“棒棒司令”。  如果说对重庆的“棒棒现象”我最初的兴趣是基于对文学选题的敏感的话,那么此后的采访则完全使我相信了:50万重庆棒棒大军是一部大书,一部当代传奇!  一根棒棒两根绳子,挑抬下力挣日月。山城何以一下涌进50万农民棒棒大军?  一支农民棒棒军何以使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台、上海电视台、广东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及数以百计的强势报刊对其深切关注、不断跟踪报道大量制作专题?  一个身高仅1.58米,体重仅47公斤,两眼高度近视的乡村农民,是怎样开办了重庆棒棒军服务公司而成为“棒棒司令”的?  一个当保姆出身的年轻女棒棒,是怎样组建起女子“三•八”棒棒军,要同“刘司令”的队伍一决高低的?  “棒棒”,作为一种职业,会成为重庆下岗职工的一种求职选择吗?50万棒棒涌进  山城,给这座新的直辖市带来了什么?  抓住了机遇的棒棒们,能否使“棒棒军”成为价值连城的“品牌”?诸多有识之士能一掷千金买下“棒棒军”商标吗?……  这些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这些是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吗?  我还是要说:我们一起去吧,走近山城,走近棒棒军――走近这道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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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 50万棒棒抬山城  棒棒――来了!   棒棒军是重庆的“特产”。这话一点不假,究其原因是极简单的,因为重庆又称山城,依山傍水建城,有山亦多雾,故重庆又名雾都。由于城市建在几座大山上,就形成了从山巅到山脚的环山建筑,山脚是街道,山腰也依次向上形成街道,这就使得重庆的大街小巷爬城上坎无坦途,不管是搞城市建设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搬运挑抬,都极需劳力。这也就是重庆能容纳下50万棒棒大军生存的客观地理条件。  重庆开埠,得益于长江、嘉陵江交汇此处,历经三千多年的城市建设及水码头建设,以其得天独厚的水运资源渐成大西南水运重镇,大量沿江来往的各种货物在此集散,也正是其十分发达的水运条件促进了重庆的不断繁荣,推动了城市建设事业的急剧发展,同时,也因其水运货物在此集散,需要大量的搬运劳工。解放前的历朝历代,许多灾民为求温饱,养家糊口,从四面八方涌到山城闯码头,凭一身劳力肩挑背磨将堆积如山的货物搬运进城,疏散各地。这些人以挣苦力求生存,如蚂蚁搬家一般将雇主的货物顺着一级级陡立的石阶搬运上山,哪时一口气上不来身子往边上一歪便累死在石阶上,苦力们的生活是十分凄惨的,真是一路汗滴一路血呵!  解放以后,这些苦力由政府组织起来,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逐渐得到极大的改善。由于连接周边城市的公路、铁路贯通,缓解了水码头的压力,水、陆货运量更进入繁荣时期。更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人力搬运始终是这座城市不可缺少的职业,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连续几年发出“一号”文件,实行农村体制改革,落实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这些长年辛勤劳作的农村汉子一旦清闲下来,便思量着走进城市,寻找活计,以挣一些钱回去贴补家用、修房造屋改变居住条件或是购买家用电器。涌进山城的村汉们很快发现,在重庆这个地方,只要有劳动力,是不愁找食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搬运这行当。这是因为找这个事做既不费神也无技术可言,更不需要投资,找来一根棒棒两条绳子,穿行于码头车站菜市场,四面八方游走一圈儿下来,就会找到一些下力气的活儿挣钱的。大量农民工的进入,使重庆的搬运行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劳动工具,过去的“搬运”一般是扛一条结实而沉重的木扁担或茶条木棒,有的还提一根“腰杵”挑着两个箩筐,现在的搬运工则提一根又轻又“扎实”的竹棒棒,棒棒上挂两条绳子就行了,就也是找活做的标记呢,你有什么东西需要他们搬,只需对老竹棒棒的发一嗓:“棒棒”!  他对着你就跑起来:“来了!”  看,这有多洒脱的!  棒棒们提供劳动服务的场所,现在也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搬运工,大多活动于车站、码头、市场,各种货物的集散场所;现在的棒棒可不这样找活儿,他给你来个“满天飞”,车站码头市场学校机关单位大街小巷随意来往,只要有人有房子的地方他就去,不定就撞到一个要你去帮着出点力的雇主呢!  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服务项目”,过去的“搬运”多限于体力服务,挑挑抬抬什么的,现而今的“棒棒”,除了杀人放火违法乱纪的事不干外,只要你给报酬,干什么都行,挑东西、抬砣石、运垃圾、清下水道、扫地带路洗菜接人送孩子,干卫生擦玻璃背气罐,只要你认为他干得下来他也认为可以干下来的事儿,你都可以叫一声“棒棒”,人一拢交待一下讲好价钱,立马给你就把事儿做了!  采访中,我还听说了不少“棒棒”千奇百怪的服务“项目”,这里写上两则――  这第一则说的是有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由于家境比较富有,父母亲都是做大生意的个体户,挣了不少钱。这个学生上学后,两口子忙于生意事务,很少有空管孩子的学习,也不知道儿子在校的表现情况,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儿子递上钱去,且这“预算”挺“宽松”的:车费2元,纯净水一瓶2元,午餐费5元,零花1元,共计10元。这孩子见父母亲挺心痛他的,时不时便找借口问父母亲要钱,三天一小要,五天一“大”要,这两口子也不问什么个来由,有求必应,要多少给多少,只是说如今这盘儿读书,学校收费的名堂多着呢!结果孩子在他(她)们两口子的宠爱下,心思全没放在学习上,而是放在了如何编借口向父母亲要钱上,学习成绩直线下滑,且不时逃学。  校方几次发通知要他们去开家长会,以便交流孩子在校在家的情况,结果通知书被这小学生撕了,只是向老师谎称父母亲都在外地进货去了。这后来学校又要开家长会了,老师向这个学生打招呼,如不把家长叫来参加会议,就要处罚他,怎么个处罚老师没说,他知道这次不把家长通知去是不好交差的了。但他更知道,只要家长一去,了解到自己在校的表现,那是谨防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这个学生闷着头想了一会儿,终于有了“好招”,他去找了个跟自己父亲的年龄差不多的“棒棒”,当然,他还仔细看过了棒棒穿的衣服,挑好一个衣服比较干净整洁,且还是穿的西服的。他向那棒棒说道:“喂,你去顶替我父亲到学校去开家长会,我给你十块钱干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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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那棒棒从没遇到过这种“业务”,觉得挺新鲜的,想想管他的,只要有报酬,给他当几个小时的冒牌老子也是划算的,于是讲起价来,最后讲好这笔“业务”的报酬是15块,先付“交头”10块,待家长会结束后,再付余下的5块。这个学生“智商”不可谓不高,为不露出破绽,他还特别向那棒棒交待道:“我们老汉是做茶叶生意的,经常到广西进货,平时拿给我每天的花费是十块,你可别说来拐起了!老师不高兴说几句气话,你要点头虚心接受意见,不能反对,我先给你说清楚呀,如果因为你人不精灵露了相,我欠你的余款是不会付你的咯!”  那棒棒自然满口答应,放下棒棒绳子,同那小学生挺是那么回事地去了学校。家长会大会加个别交换意见的小会仅用了两个多小时便结束了,那棒棒顺利地当了两个多小时的冒牌家长后领到了5元余款,自然是高高兴兴地走了。  这个小学生自以为很“精灵”,便向几个平时爱在一起玩的同学讲了他的这一“应急方法”。他的这几个同学也是班上的差生,听他这一说“深受启发”,以后也请棒棒去开家长会。结果其中一个冒牌家长露出破绽,请他的学生在家长的严厉追问下“招供”,并“供”出向他传授这一“应急方法”的学生,才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一些家长便恨恨地大骂“棒棒”:妈的你棒棒挑抬下力什么钱不可以找,怎么找起这个钱来了?!  我从电视连续剧《山城棒棒军》中看到许多请棒棒去做超出他们“业务范围”的工作,让人忍俊不禁,极富生活的调侃,给人的印象是只要价钱合适,受人之托为死去的小狗哭丧都干!电视中也确有这一为狗器丧的画面,在重庆采访期间,我问过几个棒棒,是否听说过类似的事情?棒棒们都回答说虽没听说过为死狗哭丧的事,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发生。务工农民进城就为找几个钱回家,整天在街上逛着想的都是今天如何多找几个小钱,再脏再累再苦的活儿都做,更不要说不下力气就能找钱的事儿了!  一个棒棒告诉我,他还听说有个棒棒被人请去冒充她的男朋友呢!这可是个新鲜事儿。我连忙向他打听这码事的来龙去脉。只可惜他也是听人家说的一个笑话,不知是否真实。我无法考证这故事的可靠程度,但还是记了下来,算第二则故事――  说的是化龙桥的一家歌舞厅,有一个叫燕子的坐台小姐,人长得很漂亮 ,也是进城打工的农村妹子,走投无路时才进歌舞厅去谋生的。也属于那种很清纯的农村姑娘,很受一些人的欢迎,也挣了不少钱。但不久她遇到一个小地痞,不断地纠缠她,花了她不少钱,还提出要和她耍朋友。燕子原准备挣了一笔钱后去租一个门面开家理发店,谁知遇到这样一个地痞,三天两头来缠着她,跑吧,惹不起,躲吧,谁知她涉世不深,无意间把家庭住址告诉了那个小地痞,他威胁她道:“你也别想躲到别处去,我反正跟你没个完,除非你答应嫁给我!要躲也没用,你一躲老子就到你乡下去,把你家的房子爆他妈个地朝天!”、  燕子又急又怕,没了主见,便推说自己已经耍了朋友,就是这化龙桥的。  那小地痞指着她的鼻子说道:“好,你说你耍了朋友,今天下午就叫你的朋友来让老子看看,如果今天下午不来,老子划你的盘子!”   那小地痞给她指定了见面地点后,扬长而去。他认定燕子是骗他的,刚进城进了歌舞厅,从哪来的男朋友?!  话一出口,燕子便后悔了,自己在重庆无亲无戚,只认识几个女孩子,坐过台的先生倒认识一些,但就是叫这些人来一次假的蒙混过关他们都是不会出面惹祸事的呵,去派出所请求保护吧,她更怕自己是个坐台小姐,去派出所求助不成,弄不好还挨罚呢!她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这到哪里去找个男朋友呢?而且还必须在两三个小时内找好呢!  想到要找一个男朋友,哪怕是临时的吧,她的双眼便下意识地扫向大街上的人群,这一扫视她的双眼顿时一亮:有办法了。  她看到了几个棒棒!  她在大街上急速地穿行。她想好了,得找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人还要有个模样儿的。她很快便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棒棒,便提出请他做个事。燕子将情况简要地向那棒棒说了,希望他去冒充一下她的男朋友。这价钱嘛,她可以开高一些,问他50元钱可不可以。  那棒棒见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来请自己临时当一下她的朋友,心中一下便甜了起来 ,且还有这么高的报酬,当即便连连点头:“要得,要得!你就给50块就天公地道了!”  那棒棒答应下来后,又多少有些顾虑,便问燕子那小地痞是否是一个人来?会不会打骂捅刀子?要不要多喊几个棒棒去助威。燕子说不能再请人去,不然会让那个小地痞看出来,只要他大大方方去了,不会有事的。那棒棒找了个地方放下手中的工具,便由燕子挽着胳膊去了那个小地痞指定见面的地点。  三个人见面了。  “她是你的女朋友吗?”那小地痞也不绕圈子,直直向那棒棒问道。  “你问这些干啥子?难道还有假吗?”那棒棒答道。  “兄弟,好,你有种!你是她男朋友你就抱着她啃出个水平来给我瞧瞧!”那小地痞说道。  “你能管我的这些事吗?我不呢?你要做啥子?!”那棒棒怒视着小地痞,质问道。  “不做啥子,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做,就证明你是个冒牌货;那我就要给她处朋友!”那小地痞也发狠地盯住棒棒,蛮横地说道。  “好!这个事老子是经常干的,还怕啃给你看?老子今天还就叫你打一下干哈欠!”那棒棒说完便抱过燕子,对着她的嘴唇就胡乱“啃”起来。在这节骨眼儿上,燕子也没抗拒,待棒棒放开她时,那个小地痞也骂骂咧咧地走了!  这时,棒棒清醒过来,脸红筋胀地看着燕子,语无伦次地说道:“我这是被逼的,你,我不是乱来,你是清楚的,对不对?”  “我不怪你。”燕子掏出50块钱递过去:“你走吧。”  那棒棒把钱还给了燕子,说:“我们都是乡坝头来的,帮一点忙是应该的。我,这个钱是坚决不要了!”  那棒棒说完,拔腿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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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坎上的打工部队  50万“棒棒”进山城,他们怎样生活?住在哪里?生病了怎么办?受伤了怎么办?在哪里吃饭?他们每天挣到的钱,除了开支生活住宿各种费用后还能剩下多少?   重庆棒棒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产业需要很多人,但效益并不高。从清早出门到晚上收工,一个棒棒一天的收入好时几十元,差时几元十几元,不可能期望短期内致富。以企业管理的三大成本原理来衡量,中国劳力资源的工资成本是低得让人吃惊的,而重庆棒棒付出的劳动同收入相比,更是超出了可比因素的;换一句话说,他们付出的劳动力很大,而收入却太少。  农闲进城打工的棒棒,习惯上喜欢将在农村的算账观念带到城里,花了大力气得了人家一块钱两块钱,便很是满足,很是欣慰, 给人家挑了这段路的东西,得了人家两块钱,可以买到三斤谷子呢,值了!正是因了这样低廉的劳动成本,棒棒们能很快为这座城市所接受,并很快走进千百万城市人民中的生活,走进城市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棒棒们以低廉的劳动成本为这座城市服务,他们把进城打工戏称为“进城找几个毛烟钱!”  这是社会主义转型时期,打工农民进城后劳资观念的最本质的体现。  世界上最能吃苦、最勤劳节俭的劳工队伍,莫过于重庆棒棒军!  最初进城的打工农民,白天四处找活儿,饿了只求找个最便宜的小店吃一大海碗饭,连稍好一点的小菜都舍不得花钱买一份;到了晚上,他们有的钻管洞,有的睡候车室,有的躺屋檐,过度的疲劳和艰苦的农村生活的磨练,使他们躺在任何地方都能安然入睡。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初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为的就是俭省一些,多积攒点钱送回家。当他们一个月拼死累活挣下来,把除去开支余下的三五百元钱拿回家交到老婆手上时,农村女人们的感觉是:咱男人找了大票子回来呢!而棒棒们望着婆娘点钱的模样,一脸都是满足而舒心的微笑……  现在重庆的棒棒,很少有睡屋檐管洞的了,他们很快发现,在重庆也能找到许多租金低廉的住房,那就是密密麻麻散落在岩坎上的鸽子房。这些鸽子房大多是五六十年代修建的私房,小青瓦穿逗结构,也有砖石结构的,低矮,破漏,窄小,大多修建在岩坎上。这些房屋的主人有的搬进了新居,鸽子房便空了出来无人居住,有的正等待政府的城建规划实施,以便获得补偿,但都不能私人拆修。  棒棒们首先瞄准了这些鸽子房,同房主商量租住,结果自然是便宜的,有的月租七八十元一间,好些的一百多,更差些的五六十元,且烧锅煮饭带破烂的厕所 ,也还将就过去算是吃喝拉撒睡有了个地方。此后,精于节省的棒棒们便结伙租房,三四个人租一间,有的甚至五六个人租一间,这样一来,虽说拥挤得要命,但每人一月便只需花一二十块钱的房租了,可以节省下一笔钱。  租住一室的棒棒,多是老乡,也有在打工中互相结识的朋友,有的采取轮流煮饭的方式解决吃饭问题,轮到煮饭的棒棒,早起早归,饭要煮够,菜则将就,打工回来路过菜市场,随便买一大把小菜回来就行了。  先到重庆的棒棒回到家乡,往往又有一个村子的人们三三两两随他返城,都想靠一根棒棒也进城找钱去。这样,重庆棒棒军便滚雪球一般急剧壮大,形成了今天的大兵团,形成了重庆岩坎上的打工部落。在这些部落中,谁病了便会有乡亲工友照顾,谁受伤了也会有人立即送他到医院,谁有困难了大家便立即援手帮助,谁受欺侮了便有人站出来发一嗓:“走,找他龟儿的算账去!”立时就会有一大群村汉抓起棒棒挺身而出……共同的生存需要使他们少有的齐心,逐渐形成“部落意识”,这些现象,也是打工农民进城后生存需要的必然产物。  有好几次我从菜园坝火车站到长江大桥北桥头,看到公路左边的岩坎上有不少这样的打工部落。由于是夏天,许多棒棒端着饭碗走出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鸽子房,在门口或蹲或站大口扒拉着吃晚饭。我便产生起采访的冲动,试图走近这些部落,去看看他们的生存状态,去同他们交谈一下,感受大变革时期城市生活的另外一种境界。这一愿望直到1999年6月份我下决心写这部书稿而专程到重庆展开采访工作时,才得以实现。  为了采访起来更轻松自如一些,我甚至连相机和采访本都留在了重庆棒棒军服务公司,空手空脚只身爬上北桥头的坡坎上,随意找了一个鸽子房走进去。此时刚吃过晚饭,棒棒都在屋里,有的在收拾碗筷,有的正舀洗澡水,有的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休息,屋里热得让人觉得是在蒸笼里一般,也没个电风扇,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够躺在床上休息的。我是以出差重庆顺便来看也当棒棒的表弟的身份进屋的,我向他们说明我表弟还没回到他的租住房,来这里坐一下等人。  屋里共有六个棒棒,五男一女,听说我来看望亲戚,且我的亲戚也是个棒棒,便很热情地让我坐在床边上等人,我坐下后便同他们闲吹起来 。说话中,我了解到他们六个人中有五个来自璧山县,且都是一个村的,大多二三十岁,相互间也不称呼大名,而是罗五、侯七什么的直唤小名。那个女的便是侯七的老婆,二十七八的年纪,大约是想老公了,便来了重庆,来了就不想走了,留下来给大家烧锅煮饭,其余的四个棒棒每个月每人逗20元给她,等于雇她做炊事员,每月她除了吃饭不给钱外,只能得到大家逗出的80元算是工资。她对此的解释是:这出来嘛,能同他在一起,自己也做点活儿,煮几个人的饭又不累人,也给他们洗一下衣服,另外有几十块钱,总比在农村里闲着要强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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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00 &&
侯七   我打量了一下屋子,挺拥挤的,有几张烂歪歪的钢丝床,有一张断了档头的双人木床,在角落里用一床旧床单隔着,我猜想大约侯七和他老婆就睡这张双人木床吧。这虽然不怎么文明,却是打工农民进城后不太讲究的方面,也是生存条件太差和农民工太过节俭的表现。须知侯七夫妇要另外租一间小屋,最低廉也要五六十元啊,要叫他们一个月另外破费几十元钱租个睡觉的地方,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干的。  侯七也在重庆当了六个年头的棒棒了,他老婆没到重庆来之前,他每个月都要回去呆几天,现在老婆来了,每年只是在栽秧子、打谷子、种小春的大忙季节才回去突击几天农业生产,抓完大头的农活,便又回到重庆。我问侯七还打算在重庆干多久?当棒棒毕竟是很苦的呀!他说他再挣两年就差不多了,不干了,累了这么些年,回去也好生耍一年把。  我问他到重庆找这个钱是为了什么?回答很简单:争口气。细一问他究竟,原来是他的邻居几年前修了一楼一底的楼房,他们两家原先是土木结构的共壁房,拆修时因分割共壁上的瓦料发生矛盾,他的那家邻居家里比较富,说话便有些财大气粗的样子,伤了侯七的自尊心,侯七气得不行,发誓要出外挣钱,修一幢比他的邻居更漂亮的楼房。侯七提起那次纠纷至今还发狠地说道:“你以为老子这辈子就没个出息了,他还不晓得毛坑里的刮屎片儿也有翻梢之日呢!狗日的小心子!”  这屋子中的惟一外地人就是那个罗五,是资中来的,他干棒棒时年纪不大,还不满16岁。其实他家里很有钱,父亲是个包工头,在外包工程很找了些票子,有了钱就出了些问题`。出了什么问题他不肯告诉我。只说他一气之下爬上从成都到重庆的火车,就在了棒棒军。他是由侯七收留下来的,他刚到重庆时没有钱吃饭了,饿得瘫在菜园坝车站,被侯七撞到了。侯七听他说了原委,买了盒饭给他吃,然后对他说道:“兄弟,你以后怎么办?总得挣钱吃饭啊,这样吧,你先给我一起当棒棒,你气力不过堂就搬轻巧些的,找点饭钱还是没问题的。”  罗五已干了一年多的棒棒了。他这一年多从没回过家,挣下的钱就寄给他妈。他说他妈在家最受气,这几年从没过个好日子,他要把挣的钱除了用的全部寄到他妈手里。为了不使母亲担心他小小年纪便在外谋生,他便在寄回的信中说他遇到了一个好心人,收留他在火锅城打工,活儿很轻巧,月工资300元包吃住。罗五讲到他妈妈时我发现他双眼红了,很快打住话,提起水桶洗澡去了。  他走后,侯七小声给我说道:“曹大哥,你不晓得,罗五讲到他老汉的事他所以不给我说,那可是伤脑筋的事呵。他老汉找了钱后,在外找了很多个‘八条’(情妇),回去就拍桌子打板凳闹离婚,罗五的妈妈不同意离,他就软收拾人,在外买了房子一年到头不回去,也不拿钱回家,他妈在家那日子可惨了!就这样子,罗五就跑重庆来了,一半气的,一半也是想找点钱回去。唉,他那个老汉真是个不日毛的家伙,如果离这里近,老子早就带几个棒棒去毛收拾他狗日的一顿了!”  侯七的老婆听男人这般说法,白他一眼:“你给老子说得好听,你们这些个臭男人,一年到头在外边野,有几个不出点花花事的?!要是我不到重庆来,说不准你给老子一样的也不知养了几个‘八条’了!”  侯七咧嘴一笑:“哦,你到重庆来就为的能管住老子这个事呀?――老子以为你想我就来了,原来事情的由来还另外有些说法呀!”  一屋子的人都大笑起来。  在这间小屋子里,我了解到许多岩坎上的打工部落里发生的故事。像北桥头这样成片地居住棒棒的地方有多少,在重庆根本无法统计清楚,除非像人口普查那样进行调查统计。这也难怪,50万棒棒大军啊,该要多少房子来住?!  在这些打工部落里,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不同的故事。“部落”与“部落”之间,多能相安无事,都是肩扛棒棒进城找食吃的乡下人嘛,如果不涉及利益方面的事,谁又给谁过不去呢?  在这小屋子里,我呆了近两个小时,已热得实在熬不住了。我已经体会到,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要当几年棒棒,是多么的不容易!在我告辞走出这间小屋子之前,我建议他们逗钱买把电风扇,花不了多少钱的。  侯七答道:“提了几回,说到逗钱时又都不亲热了!”  唉,这算怎么回事呢,一人也就逗出这么一二十元,却宁愿天天受热浪煎熬也舍不得出这点小钱。乡下来的人,就是这样积攒血汗钱的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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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坡   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交通事业的投资力度,四通八达的公路一条条蜘蛛网般地“织”了起来。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方便了出差以及贩运生意方面的人员,过去两天能到达的地方,现在在高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上一天跑一个来回。这样一来,便使得旅馆业的生意清淡了下来。二十年前我到重庆调运柑橘苗,晚上去旅馆住宿,铺位竟紧张得不得了,最后还是花5元一晚打的地铺,为打这个地铺还给服务员说了许多好话。但现在不行了,出差的做生意的人当天就能返回,还花钱住你的旅馆干什么呀。现在有的旅馆条件很差,房屋潮湿,设备破烂,很少有客人光顾。有些聪明的店老板便把眼光盯住几十万棒棒大军,这些棒棒有地方找钱但也得找地方住呀,于是把住宿费狠狠地压下来,试图办成专门的棒棒公寓,以提高入住率打人海战术增加收入,但棒棒们见到旅馆就怵头,怕挨宰,此招收效甚微。  倒是渝中区王家坡街道办事处精于此道,如长江大桥北桥头一样,王家坡的棒棒部落也不得了,四处的岩坎小巷的居民房里都住满了棒棒,有时“部落”之间发生纠纷,闹将起来真够吓人的,要是打起来,不消三五分钟便会聚拢一大群“参战”棒棒。为了管好这支入住大军,也真心实意地为这些长年在外打工的村汉们提供帮助和服务,王家坡街道办事处经过研究,决定办一家真正面向棒棒服务的“棒棒公寓”,便将重庆东方电器开关厂的一处闲置厂房进行了改造,开办公寓后一下子修出55间大小房间,先期住进公寓的有一百多名棒棒,可以容纳一个棒棒军“加强连”的人数呢!  事实上,棒棒公寓能否具有吸引力,最关键的是房租,如果公寓的入住月租哪怕比棒棒们专找的零星出租房每月只高出十来块,棒棒也不会住进来。这一点街道办事处事先就想到了,且仔细地做了成本核算,因此每个棒棒入住公寓的房租每月也就二三十元,挺便宜的。  人进来了,服务还要跟上,王家坡街道办事处配齐了公寓的管理人员,针对棒棒们大多来自农村,文化较少的实际,他们还开办了“棒棒夜校”,组织棒棒们学科学学文化;针对棒棒们在外打工负伤得病后缺乏照顾的实际情况,又办了“棒棒诊所”,实行优质服务,少了诊杂费。所有这些措施的施行,自然很受棒棒们欢迎,且几十人上百人的棒棒入住一处,劳累一天下来回到公寓,棒棒们聚在一起十分热闹,陡地觉得生活内容丰富了起来。  目前,重庆的许多地方都办起了棒棒公寓,仅渝中区就有十多处,这无疑是一种山城服务于棒棒的一个方向。但由于各处都在初办阶段,配套服务措施还不完善,且面对50万棒棒大军来说,还显得太少太少,目前各处的棒棒公寓入住人数加拢来大体也就一万多人,还有很大的入住潜力。  谁敢犯我“码头”?  打工农民涌进重庆当棒棒的初期,由于干这个事的人少,便出现人少活多的情况,那时棒棒们不愁找不到活儿干,收入还是很可观的。到后来,涌进山城的务工农民越来越多,以至到近年形成几十万的大军。你无论走到重庆的哪条街哪小巷子,都能见到肩扛棒棒的农民四处游走,等待他们听熟了的那句呼叫:“棒棒――”  “这行钱越来越不好找了。”棒棒们都感慨。  棒棒们面对人多活少的现实,问题来了,那就是争抢货源。  只要有人叫“棒棒”,不管雇主叫的谁,四围里听到呼叫的棒棒就看谁反应快,谁先跑拢谁便把货“抢”到手,一点儿也不依“打路”。  到这后来,便出现霸占“码头”的情况,且不惜付诸武力。  棒棒们在每天的“游走”中认识了许多老乡,有的棒棒为了眼前利益,多争到一些货源,便开始“拉山头”,把本乡棒棒邀聚到一起,开始选择车站、码头、菜市场和有大宗货物集散的地方抢占“黄金口岸”,一旦这些地方被一群乡党棒棒占领,其他地方来的棒棒便被他们吆喝开。如遇有不服气的,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手执棒棒向你围拢来,大有“棒棒之下出道理”的阵仗。在此情形之下,不服气的外地人只好采取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态度,骂骂咧咧地走人了事。  重庆的朝天门、菜园坝、观音桥农贸市场、金滩街、罗家湾等地,先后被乡党棒棒霸了“码头”。有抢占就有争夺,有争夺就有“保卫”。争抢“黄金口岸”的情况很快演变成纠纷,一些地方进而演变成集团性武力对峙,出现了流血事件。  在棒棒军服务公司,我听说抢占金滩街的“为首分子”叫刘八、李七,他们二人曾邀约二十多个棒棒抢夺金滩街,并酿成了武力对抗。  为了采访到棒棒抢夺“黄金口岸”的情况,我让棒棒军服务公司的一个棒棒引路去了刘八、李七的住所。为此特地做了些准备,买了两瓶高梁酒,一斤猪头肉,半斤猪心子,我提着这些东西去和他们喝酒,准备在喝酒的过程中了解这其中的内幕。我心中明白,如果直接就此事采访他俩,是肯定会失败的。  我是真资格的农民出身,同这些当棒棒的村汉自然有许多共同语言,也能抓起海碗喝酒,扯起嘴巴说粗话。劳累一天下来的棒棒们,就图个开心快活。经熟人一介绍,说是伙拢喝酒高兴一盘儿,屋中的五六个棒棒都围到了饭桌边来。李七是个瘦高个子,二十出头年纪,听说有人请喝酒,二话不说掏出钱来:“我去买包好烟回来,也操一下”。刘八长得黑蛮蛮的,也只二十来岁,看上去就是个有劳动力的。他坐到桌边拍拍我的肩:“曹老师是个文化很高的人,还想到来给我们棒棒喝酒,嗨,高兴!今天晚上,喝个四脚朝天!这两瓶不够再去买两瓶,反正要整安逸了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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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   果然喝得高兴。  你一杯我一杯,三杯下肚话匣子一打开大家七嘴八舌海吹起来,棒棒们争着向我诉说在重庆打工的见闻,哪个去偷了人家卷帘门被派出所查了出来,哪个去挑货结果挑的是盗货雇主跑了害得棒棒“背了书”,谁谁去菜园坝“逮猫”(嫖妓)被耍了人财两空,谁谁耍了个朋友那女娃原来是个放“飞鸽”的……酒至半酣,我已了解到不少发生在棒棒中的新鲜事儿。”  这顿酒越喝越高兴,我便把话往占“码头”的事儿上引。“听说朝天门去不得,那里的棒棒不准其他地方的人去找食,是不是有这些事哟?”  几个棒棒都抢着回答:“有这些事。这不算奇怪哟,都想多找点钱嘛,就想找个好地方占着,能多找点活儿做,说来也是寒酸,你争我抢的还都是为的多做点活呵,我们这些乡坝头来的,不怕累,也舍得出力气,就怕干少了找不到钱呐。”  “曹老师,哦,说错了――曹大哥!我不怕你笑话,我李七和刘八就搞过这个台子!”李七快人快语,加之喝了许多酒,便大发起感慨来:“我们大老远的跑到重庆来做啥子?妈的就是当棒棒来了!要活出来,要养家糊口,就得舍命干。去金滩街闹腾那阵子,也是出于无奈。那阵子我们没有找到啥子钱,曹大哥你是晓得的,在这城里面找食吃不比在乡坝头,站要站钱,坐要坐钱,睡要睡钱,还要糊嘴嘴儿,无论你怎样俭省都搞不走。我们心里就发了急,便晃到金滩街去找货路,谁知在那一带的棒棒见我们去了,便叫我们走,说是不准我们再去那里了,如果不听招呼,就要给我们点颜色看看!妈的我们一想,谁的卵子比谁粑多少?!老子们就……”  “哎,李七文明点,人家曹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是不兴乱说的!”刘八连忙打断李七的话道。  “不关事的,说下去。”我说。  “对,我文明一点――人家曹大哥晓得我们都是乡坝头的,不会小看我们怪我们说话不干净的!”李七端起酒杯笑着同我碰杯:“来,曹大哥,我们干一杯!”  李七哈了口气,夹了块猪头肉塞进嘴里,只见腮帮一阵乱动,抹了把嘴继续说道:“我们回来后就想,这金滩街也不是你哪个私人的,你们不要我们来,我们就偏要来!第二天我和刘八喊拢十几个本乡的棒棒就去,他们见我们人多,加之是安了心去的,同我们争执了一会儿,我就说,干脆我们打一架,反正大家都不服气。这天没打架,他们人少一点,加之去得突然,没个准备,就蔫了下去,没争执多久就离开了。事情又过了一天,那帮人来了,喊了许多人来,双方一较劲儿由对骂到对打,一家伙就打开了花,双方都有些轻伤,脑壳上起了几个青包!一家伙打下来我们就占了那地方。”  “打了群架,有没有报案的?”我问道。  “棒棒因为抢地盘打了一架,一般都不会报案,报了案一理抹,双方都脱不倒手!”刘八答道:“但如果有人打了110报警电话,巡警来了就惨了,所以一般都是来个‘快发财’,打一会儿得赶快跑!”  “现在这些事不存在了,我们主动把金滩街让出来了,我们现在已经投奔到棒棒公司来了,来参加搬家,每天都有事做。”一个棒棒向我说明道。  “唉,想起这些事就觉得没意思,要说嘛,双方都是棒棒,发生争斗实在不应该。现在我们都不去参加抢地盘了。”刘八说道。  “唉,曹大哥,我听说你是写书的,你会不会把我们这档子事写进书里头去哟?”李七忽地偏过头来,向我问道。  “肯定会写进书中。”我点了点头向他们说道:“我要为我们农民兄弟写一本书,真实地反应我们农民兄弟进城打工的生活。这中间会写到好的东西,也会写到不好的东西。好的不好的东西都客观存在。”  “是倒是这个道理,不过曹大哥我有个要求,可不可以提出来?”李七向我问道。  “你说。”我答道,“你尽管提出来。”  “如果写到这占地盘的事儿,你就写李七刘八这些个小名,不写真名要不要得?”李七要求道:“要写了真名,以后人家会误认为我们是好蛮横的人!这写李七什么的,到处都有叫李七的,他就是读了你写的书也不知道这个李七是哪一个。”  “行,我一定只写出小名。”我明确地回答道。  棒棒们乐了,发一声喊:“吃酒,吃酒!”  这是近几年我喝得最痛快的一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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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00 &&
女棒棒贺玉群  在重庆采访“棒棒”期间,我听说有年逾七旬的老棒棒,还有八九岁的小棒棒,也有许多女棒棒。对于这几个方面的“棒棒”,我都想能采访到,能最大限度地了解这支大军形成和组成的全部秘密。  我提了个手提包,里面只放着一本稿纸、一支笔、几本书和一瓶纯净水,走上街去,我想随意在街上就这么闲逛,准备碰到老的采访老的,碰到小的采访小的,碰到女的就采访女的。对于先前到重庆打工的女棒棒,我听说大多都有着让人听来心中酸楚的故事。我猜想也是这样,当“棒棒”,毕竟是男人们干的事体,如果一个女人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如不是家中太穷困了就是发生了什么不幸,以至走上这条卖力气生存的道路。  目前,重庆的女棒棒队伍组成人员已发生了变化,有个年轻妇女还专门组织了一支“三八”女子棒棒军,搞家政服务,搞修理,还帮人搬家呢。到“三八”棒棒军的妇女,一般都很年轻,还要看你文化水平高不高呢!对这支“三八”军,我自然是要专门前往采访的。我现在要采访一个个体女棒棒,最好是在重庆干这行已有几年“工龄”的。  我走大街串小巷,结果花了近两个小时也没有遇到一个女棒棒,最后走到火车站,经过上清寺,回头来到牛角沱。直到快到中午时分了,才在牛角沱遇到一个搬运香蕉的女棒棒。这个女棒棒看上去四十多岁年纪,穿件短袖浅花色衬衣,此时已是盛夏,挑着百十斤的香蕉大步走着,汗水湿透了她的衬衣,贴在腰际上衬出了她健壮的形体――这是个能吃苦也很能干的女人。  待她搬完香蕉,从雇主手中领到了钱,我站在不远处也学着雇主的样子向她吼了一嗓:“棒棒――”  她扭头循声见到了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来了!”紧走几步后又停了下来,疑惑地打量着我。大约是她见我周围没有要搬运的货物,一个仅提个提包的男人喊她做啥子呀?  “大姐,是我喊你,”我迎上前去向她说道:“我是个写文章的,现在正在采访写一部棒棒军的书,今天我想了解一些女同志当棒棒方面的一些情况,你能帮个忙吗?”  “哎呀,你看都快晌午了,我还要回去煮饭呢,你找别人嘛――我吃了饭还要干活路呢!”她笑着向我说道。  “这样吧大姐,我知道你们出外打工也不容易,要干活找钱盘家口,我只耽搁你一个把小时就行了,我呢给你算误工费,给你十元钱你看要得不?”我向她提议道。  “哎,你还很理解我们这些人的,”女棒棒高兴地笑了:“要得,就当我做活路去了,就晚一点回去吧。”  我见她答应了,就去买了瓶纯净水递到她手里:“这样,天气很热,我们也不去坐茶馆摆龙门阵,就到前面坎上的石板上坐着说你看要得不?”  “要得,茶馆头很闹杂的,就去那坎子下坐还凉快些。”女棒棒很爽快地答应一声,抓起棒棒便跟我去了前边的堡坎下面的石板上。我从提包里取出两张报纸,递给她一张各自垫在石板上坐下,开始了这次露天采访。  交谈中我弄清楚,女棒棒姓贺,是从××县来重庆打工的,干棒棒已经有三个多年头了。至于她的名字则无论如何也不肯告诉我,理由是:“我如果不给你说实话,你开了我的工钱我良心上过不去,我给你讲实话,你写出来二天我就惨了,我是来挣计划生育罚款的呀!我等哈儿就给你摆我的事。你就写姓贺就行了。”  “确实姓贺吗?”我问道。  “确实姓贺,姓什么我没有骗你,名字我不告诉你,你是写书的,就随便编一个吧!”她说道。  “行,我就写个贺玉群吧!”我说道。  “嗨,你还多会取名字的,就叫贺玉群吧!”她哈哈笑起来,她的笑声有一些男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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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00 &&
三丫头   贺玉群43岁,初中毕业,她的家在岩上,土地瘦薄,比较荒凉,算是个穷山沟。他男人是个石匠,一次伙拢几个师兄弟去打小水缸卖,撬大砣石时轧伤了一只脚,成了跛子,不能挑抬下力,只能干一些轻巧活儿,这样一来,家里的重工力气活儿便都压到了她一个人肩上,好在她能吃苦,身体也很健壮,苦是苦一些,但还是咬着牙挺了过来。现在她家里六口人,婆婆、老公和三个女儿,大女儿18岁了,二女儿15岁,小女儿才4岁多。她说事情就坏在这三丫头身上。  贺玉群结婚后,农村已经在大肆宣传计划生育,生了二胎的男扎,生了一胎的女安环,她生下大女儿后,计划生育宣传队的找上门来了,要她去安环,政府的干部说了,你去安环,如果第一胎以后有个什么闪失,还可以打申请生的,到时把环取下来就行了!她婆婆和老公都很封建,思想不通。她婆婆说有女无儿半边孤,以后栽秧打谷下田上坡的重活路,女娃儿能干下来吗?我这把老骨头是活不了几年了,你们以后老了看又咋个开交!  经过计划生育宣传队的数十次上门宣传,贺玉群最终还是去医院安了环。不巧的是,两年后她的环掉了,又怀上了一个,她婆婆和男人倒很高兴,要她把孩子生下来,说不定这胎是个“带把儿”的呢!贺玉群也想把孩子生下来,就这样老二出世了,还是个女孩。当时在农村无计划生育第二胎罚款不算重,也就两千多元,她把家里的猪卖了,又卖了些粮食,再去跟亲戚借了一些凑上,交清了2400多元罚款。  这第二胎也生了,计划生育宣传队的来找她们,要她们商量一下,男方女方,要叫一个去做结扎手术。贺玉群听到结扎手术就很怕,便对男人说:“全家挑抬下力就看我了,节扎的事你去,这一刀儿你去受,老子们不得去!”  她男人知道自从自己跛了脚后,就不能在体力劳动上担大头了,想想欣然同意。他听人说女扎挺复杂的,男扎只一刀儿解决问题,就像是被蚂蚁咬了一口样,也不怎么受痛的。于是他就一跛一跛地挺悲壮的样子去医院受了一刀儿。  日子本就不怎么顺畅的家庭又增加一张吃饭的嘴,使贺玉群肩上又多了一份沉重,加之交罚款又借了一些钱,还没还人家时两个女儿又先后要读书了,一个读三年级一个读“丁丁班”,又多出了许多开支。为了应付极大的开支压力,贺玉群狠了狠心,一到农闲就坐车到重庆打短工,到医院帮人做护理,专门替人照顾住院的病人。这种差事又脏又苦,整天在病人的呻唤和浓重的药剂气味中过日子,觉得十分压抑。但为了每月能挣到二百多块钱拿回家去,贺玉群咬着牙挺了过来。  贺玉群到重庆打短工,一年去两次重庆,每年4月底栽完秧子离家,7月底回家,准备好秋收,然后又在11月底点完小春去重庆,春节前夕回家过年,这样,她每年能在重庆打短工挣到一千多块钱拿回家应急,使全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到了1994年,她发现自己又怀上了,这一次她大惑不解,男人已去做了结扎手术,且已经这么多年平安无事,这怎么会又有了呢?!她怕是自己肚子里长了什么肿块,是得了什么病,便去外乡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说确实是怀孕了!她回到家把这事告诉了她老公,这下可不得了了,她老公怀疑她有外遇,摔盆打碗闹将起来:“你姓贺的滚到你的重庆去!你能在重庆怀野种就回重庆去找你的野老公!你别嫌老子成了个跛子不受看,也不中用了,要离就先离了也省得你偷偷摸摸地在外搞这些台子!……”  贺玉群想不到男人会这么没良心,也这么蛮不讲理,又气又屈又急。这么些年来,为了能养大两个孩子,供孩子念书,买回一家人的盐油生活品,她在外打短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遭了多少白眼只她自个儿才清楚啊,她心中再明白不过了,肚子里的孩子只会是老公的,肯定是动得那一刀儿的地方长拢了,这种事,她也听人说过。可她男人不认这宗,她婆婆更不认这宗,老的小的都认定她这档子事出在重庆!  贺玉群也发了狠:好,你们母子俩都这么说,我就把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了从月份上可以证明是我在家的时候怀的孩子,再要不信还可以去鉴定,现在很科学呢,是哪个的儿子都能鉴定出来,到时候你们再还我的价钱!  由于贺玉群的男人去做了结扎手术,且这么多年没怀孩子,她就在不为人所注意的时候生下了“三丫头”!这下她男人信了,一算月份,确实是在家怀上的!她男人去医院检查,连医生也直发呆:这在医学上也是个特殊个案呐,他的那地方确实长拢了,医生说的是“吻合”了。这下她男人傻了眼,后悔冤屈了能干善良的妻子,立马在医院补了一刀回到家里。  这下麻烦了,“三丫头”出生又给家里添了一张嘴,增加了一份拖累。更要命的是,政府里头的人来了,三胎啊,这罚款可不是小数目,好几千啊!  政府里的干部了解到她们这次生三胎的过程后,将她已悔恨万分的男人扎实地批评了一顿,最后根据她们家的实际情况,同意她们先交两千元,剩下的罚款订出计划,分期上交。  分了交清超生罚款,贺玉群仍然到重庆打工,她大女儿念完初中后便回了家,一些挑抬下力的事便由她担当了起来。这样,贺玉群便只是在大紧工的时候才回家突击搞几天生产。为了能多挣些钱,她不再到医院当护理,在一个也当棒棒的乡邻的建议下干起了“棒棒”。因为当时干这一行累是累一些,但找钱要多一些。每月多时可以找到六七百元,除了花费可以剩下四五百元,可干这行越到后来越不行了,每月只能找到四五百元了,除了花费拿回家的只有三百多元了。  贺玉群在向我讲到生三胎孩子的过程中,早已泪流满面,渐渐平静下来后她擦干了眼泪,叹了口气:“我的命只有那么不好了,我在重庆还去算了一下命,说我一生中要过五关,现在才过三关,这三关就差点要了我的命。剩下这两关还不知道是过啥子关呢!还说我要过了50岁才能好起来,你看,还有七年才到50岁,这苦日子好久才能有个头呵!你老师是有文化的人,你可能也访问了不少人,重庆这地方女人当棒棒的,哪个没有个伤心事啊!唉,不说了,说就让人伤心不完。”  “你当了三年多棒棒,现在超生罚款交清了吗?你打算继续干下去吗?”我问道。  “罚款今年过年后交清了,不过去借了一些来凑数”,她脸面上流露出一丝欣慰:“去借的这些我今年全都能还归一,还完后,我准备再干一年把两年天气,挣点钱准备好,大女儿本来学习成绩很好,落在我们这种穷家里没一直供她读下去至今想起这些我就觉得对不起女儿,现在二女儿学习成绩也很好,是全班第二名,我想只要她读得,读到大学我也要盘她出来!”  这时的贺玉群,脸上流露出的是富足,一种希望,看得出来,她对女儿以后考大学是充满信心的,这或许是她能坚持把棒棒当下去的巨大精神支柱?  一个让人敬佩的女棒棒。  我问清她女儿的名字后,将我出版的《勋章上的微雕》和《红岩大揭秘》两本书从提包里拿出来,略加思考后在扉页上写下长长的一段话:“霞霞:我现在正在重庆牛角沱的一块石板上坐着采访你的妈妈,你的妈妈刚搬完一车香蕉,她在烈日下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大步走着来回,衬衣已完全被汗水湿透。你妈妈向我说道:她还当一两年棒棒,她说要积攒一点钱准备以后你考上大学后交学费。希望你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能想起重庆牛角沱的一个女人――一个在烈日下挑着担子奔走的女棒棒――你的妈妈!”  我写完后把书递过去:“这两本书送给你正读书的霞霞,我想她会努力考上大学的!”  “谢谢你,多谢!”她双手把书接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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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棒棒•小棒棒   现在,我想采访一个年老的棒棒。  在我走上重庆的大街之前,我在报纸报道中看到的老棒棒,最大的年龄是68岁。《环球时报》日第15版载记者李维平、熊开达、张伟文中采访他后写道――  “来自长寿县的韦益木,今年68岁,家里有3个儿子。4年前大儿子到沿海打工,一去就音讯全无,偏偏这个时候,老伴又得了乳腺癌。为了给老伴治病,供小儿子读书,韦益木只好和二儿子到重庆打工,他们父子俩做过搬运工和清洁工,后来他们发现当棒棒能挣到钱,于是父子俩就操起竹棒开始了‘棒棒’生活”。  68岁,也算是高龄老人了。但在我采访中了解到的情况,都说还看到有70多岁当“棒棒”的。就我看到的情况,大街大小巷中到处都能见到50多岁的棒棒,其中也能见到年近花甲之人,并不稀奇。可以想见,如果六十多七十多岁还跻身于棒棒军,那一定是有着一段相同而又让人感伤的故事的。  我大街小巷地转了几圈儿后没有发现我希望找到的采访对象,最后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只要见到一轮花甲左右的老人就问问,或许可以挖一个“故事”出来。还好,在重庆广播电视大楼前我发现了一个这样的采访对象:他的头发大部分已经白了,人挺瘦,身上倒穿了件陆军夏季作战服,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嘴角一撮花白胡子使他显得精神一些。  采访这位老人我准备同他走着闲谈,这样可以更自然一些,但不能作笔记。我迎着他走上去:“老同志,去长江大桥你熟不熟?如果熟你给我带一段路多少钱?”  “咋个不熟呢,行,我带你去,你给三块钱就成。”老人停下脚步,大约是怕生意黄了,连忙改口说道:“两块钱也可以”。  “好,那就两块吧。老人家你贵姓?排行第几?今年高寿呵?”我同他一上路就开始了“行走式采访”。  “免贵姓冉,我在二,今年六十二岁了”。老人答道。  “哦哟,这么大高寿了。我就叫你冉二公吧!您老家在哪里呀?干这个职业多长时间了?”  “我是从涪陵那边来的,干这个活路都四五年了。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哦哟,硬是一景都快五年了!这一出来呀也当好混,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几年。”  “冉二公,你都这么大的高寿了,是一个人到重庆的吗?如果有个头痛脑热的,也没人照应呐,一个人在这城里头,也有些地方不方便吧?”  “有啥子不方便啊,你看我,六十多了吧,农村人,一辈子风风雨雨的,这把老骨头倒还硬实,我一年到头很少得啥子毛病,饭也吃得,每天早上要吃一碗稀饭4个馒头,我不自己煮饭,吃馆子摊子,中午吃盒饭,晚上吃馆子,一天喝两顿酒,中午二两晚上三两等于一天半斤,半斤火烧烧下肚,啥子劳累都跑了。我每天这样吃馆子摊子,花钱也不多,一天也就六七块钱,重庆这地方啥子钱都有人找,我吃的就是‘棒棒军馆’!我就一个人来重庆的,租了间屋,是几个人打伙租的,晚上回到出租房也不孤单,几个半世老头一起摆龙门阵,困了倒头就睡。”  “冉二公,你是咋个想起到重庆打工的呢?您这么高寿出门在外,家里头的人不会担心吗?”  我终于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事实上在同这位老人交谈之前,我就有一个判断,这一提问极有可能勾起他的伤心事,所以交谈中尽量先作些铺垫,逐渐深入。但听了我的问话后,老人还是沉默了一会儿,叹一口终于开了口――  “你这个同志能猜得出我有多少个儿女么?我给你说嘛,三个女两个儿五个小的,都长大了,儿大女成人,杂种!连孙儿外孙都长大了几个了!我呢?――还在重庆当棒棒!”  老人终于发作了。我在侧面注意到他嘴角的胡子抖抖的。我也不说话,我知道,心中有怨愤的人一开口便会全都说完的。果然,老人沉默一会儿又骂骂咧咧地说开了――  “同志你不晓得,这喂儿喂女呀多了也不是个好事,现在政府号召搞计划生育,老子我看也兴得对,少喂点少操心,喂儿防老防啥子老哟,假的!你看我嘛,喂了那么多,就摊一个报应就不得了。我的三个女都打发出去了,这农村兴的嘛,老的该儿子供。我两个儿子,就四儿子不讲理,前些年落实土地承包,我还做得,我和老伴的田土就自己种,连零用钱都没叫儿女们出一分,这后来老伴害一场毛病死了,儿女们就商量把我们老的田土划成两份,一个儿子种一份,一年一个儿子给我250斤细粮,我不愿意吃‘转转’,自己煮饭,零用钱一个儿一个月给我10块钱,三个女儿一个月一人给我5块钱,这样子呢在农村头一个人一个月三十多块钱也过去得了,其他几个儿女都好,钱粮都拿了,就老四说我没有给他带小娃儿,就不拿。村干部来解决了几回,他还不拿,还公然给人家干部吵起!他不拿大儿的婆娘就闹起来了,说老四不拿她也不拿!我就想,我现在还动得,老子一个也不靠,又见电视头宣传重庆棒棒的事,我就老起棒棒到重庆来了,自找自吃,也存了点钱。我给几个半世老友说了,我哪时一口气上不来,就用我存的这点钱把我拉去火葬场烧一下!”  “这几年您回过家没有?几个子女不找您吗?”我深问道。  “找来了。三女儿来重庆找到了我,大儿子也来了,让我回去。老四一概不过问。现在我还干得,还不想回去。你别说,到重庆干这几年还习惯了,倒不想回去了。”  说着说着,已快到了长江大桥,我掏出两块钱递给老人:“好,您老人家转去吧,我找得到了。”  老人接过钱停住脚步:“好,那我就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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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棒棒   接下来,我该去采访一个小棒棒了。  在重庆棒棒大军中,活跃着一批“半截子幺哥”,这批人一般十五六岁十六七岁,还没取得公民权。日《重庆青年报》载报道称:“笔者在重庆火车站候车室底楼,看见一角落里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男孩,他怀里抱着一根比他身高还长的棒棒,目光紧粘在斜对面一对年轻男女啃着的油光光的鸡爪上……小男孩叫肖军,老家在重庆江津。爸妈都是种田人。老爹烂酒,喝多了要捶人。肖军说他妈就是被老爹捶跑的。他小学三册没念完就辍学出来了。最开始在江北区一家私人旅馆,每晚付一元房费,老老小小几十个‘棒棒’挤在一间大屋子里睡地铺。肖军说他的东西掉过几次。前年冬天,一条半新旧的裤子被万县来的‘牛蚊子’偷去穿在身上,他发现后,去找‘牛蚊子’拿,结果被比他大两岁的‘牛蚊子’揍得鼻青脸肿。去年春,肖军从江北区来到火车站,由于不熟悉这里的情况,加之原来的‘霸主’又撵他,弄得他没了饭钱,饿得趴在地上。一个50多岁的做生意的老单身来火车站转悠,问肖军愿不愿意给他当儿子,肖军点了头。老单身立马弄他去吃馆子,赞肖军捡回一条小命。每隔十天半月,老单身就来火车站看一回,招待他吃饭,给他一些零钱。坐在斜对面的一对年轻男女走了,肖军两眼发光,跑过去自言自语:‘嘿,又捡到一个瓶子’。他说为了捡这个瓶子,他在这儿守了近一个钟头。‘能换多少钱?’‘四角’。‘每天能捡到多少?’‘说不准,运气好多捡,运气不好少捡’……连自己的姓都不会写的肖军今年14岁,他抱着怀中的棒棒反复讲:长大后要找‘牛蚊子’报仇雪恨!”  14岁的少年当棒棒,当然是特定的原因被逼的,但我从另一张报纸――《环球时报》日15版中读到的报道,竟然还有7岁的少儿棒棒!文中记述了一个叫冬冬的小男孩,由于父亲吸毒贩毒被抓,母亲出走,他只好到外婆家过,也没能去上学,无事时便到处流浪,以后他也学着棒棒的样子,老根小竹棒在朝天门解放碑一带为人提包带路,遇到较重的行旅,他会叫几个小棒棒一起扛,当该文记者采访他时,他竟提出要给报酬才干!  这是我从报上的报道中看到的最小的棒棒了。  大约是事先缺乏信息,没有做好必要的联系准备工作。重庆这么大一座城市,步行走一个月也别想转遍,我在街上找了许久,竟然没有找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棒棒”,只好无功而回。  回到棒棒军服务公司后,我向公司“三剑客”之一房天和谈起棒棒军中的小棒棒的事,房天和说:“这是真的,报上有报道不说,我本人就亲自见到一个小棒棒。那是在菜园坝,有个雇主喊我挑行李,我刚走过去时,忽然一个十二三岁的小棒棒冲过来,二话不说上前抓过行李就往棒棒上挂,一边挂一边向我求道:‘大哥,这个生意你让我做嘛!’我见他人小,就没有给他争。他挑起东西向我道了声谢转身就走了。你可能是对重庆不熟,如果明天我上街去,保证可以给你找到几个!”  坐在侧面的棒棒军服务公司总经理刘晓箫向我说道:“我在农贸市场当棒棒时,碰到一个小棒棒,专门给人家挑菜。我当时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人干这一行,我特别留意他。有一次我恰巧同他一起搬菜,这笔生意是3块钱,搬完后分钱时我问他多大了,他说12岁了,我问他这么小出来干这种下气力的事是为了什么?他说有一天他贪玩没有割草,结果被大人打了一顿,叫他滚,他说滚就滚,就跑到重庆来了,因为饿急了偷了一点人家的东西吃,让人打了一顿。后来被几个好心的棒棒带着也干起了这行,专门在农贸市场帮人挑菜。由于他人小,棒棒都帮护着他。我听了他说的这些后,就把3块钱全都给了他,另外还拿了两块钱给他。太小了,看到他那副身架就让人心里发堵!”  “天和,你有空时,把相机带出去,见到这些小棒棒给我拍几张照片回来,行不行?”我向房天和说道。  “行,这个事不难。”房天和爽快地答应了。  我回到自贡不久,房天和给我打来电话,说照片拍到了,已寄出来了。几天后,我收到了照片,一个年约12岁左右的小棒棒光着上身,肩上挂一根竹棒,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墙上贴的“成才之路”,画面寓意深刻,只是清晰度稍差些。我长久地盯着那张照片,心里很不是滋味。  重庆棒棒军,在你的队伍中原本不该有这些人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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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验生活当棒棒   农民进城当棒棒,为山城的经济发展和城市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重庆城市市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是:受“码头文化”浸染上千年的重庆,城市文明和农业文明竟是如此协调地融合了起来。棒棒干的都是城里人不愿干但又绝不可缺的事;城里人给予棒棒的是宁舍票子不舍力气和面子。从这一单纯的意义上说,城市文明和农业文明都有其自身的缺陷。  他们的融合是各自的需要所决定的。  农业文明对城市的不断渗透,特别是棒棒这一山城的特定产物所构成的风景是那样亮丽而引人注目,这在山城很快引起各种传媒的关注并加以宣传报道,一直是传媒跟踪的热点。以致使得社会各方面的人物都想走近她,了解她,甚至跃跃欲试置身其中来一次体验。  这其中表现得积极热心的还包括重庆的在校大学生。  重庆棒棒军服务公司开办不久,重庆大学、渝州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等大学院校的学生有不少人前往公司,要求利用节假日和星期天到公司打工,他们对棒棒的生活都带着新奇的心态,试图加盟到这支队伍中来。  他们围着公司总经理刘晓箫问这问那:公司现在多少人啦,管理体制是怎样的啦,怎样支付劳动报酬啦,都干些什么工作啦,公司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啦,听说以后要建棒棒军大厦啦等等等等,面对这许多提问,刘晓箫有的已想到过,有的还没来得及想,棒棒军公司是几个棒棒逗钱开办的,底子薄,管理还不完善,业务项目刚开始组织,初期的技术文化含量还不高。刘晓箫扶了扶眼镜,向大学生们说道:“欢迎大家来给棒棒军扎起,不过我要给大家说老实话,许多东西我们都想到了,一步步都要干,现在是创业阶段,要吃许多苦,棒棒的主业是下力。技术文化含量再高,没人挑抬下力疏通阴沟水道搬家抬石,重庆还能容得了这么多棒棒吗?!你们要来干,欢迎,有气力的去搬家,女同学撒传单去!”  此番话立时吓退了不少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大学生。  也有少数留下来以身试“棒”的,搬了几趟家便累得焦眉烂眼,找个借口算账走人;负责去撒传单的女大学生,倒是穿了印有棒棒军标志的红马褂,走上街去一脸灿烂地向路人散发棒棒军公司的业务联系传单,也照了不少相,她们觉得这也是一种体验,一种新潮。我此后还在棒棒军公司找到许多这样的照片,看到那一幅幅画面,使我意识到,带有小农经济色彩的农业文明,如其本质上没有改变的时候,立足于城市便暴露出自身的弱点。  一个大学生能否在棒棒军坚持参加搬3年家呢?他自己的价值取向能否在疏通下水道中体现?……  不好说。  现在,留在棒棒军公司的大学生没有几个了,新成立的女子“三八”棒棒军,以高文化结构为人员吸收标准,但也多是农村高中女青年,大学生也仅几名。且在劳务安排上采取了一些相对照顾的措施。  不过,在散兵游勇中倒是有极个别的大学生“假期棒棒”,这极个别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棒棒”。  裴丰是其中的一个(这里应被采访者要求使用化名)。裴丰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家在农村,家里根本没钱让他读书。他考上大学时,是舅舅和已出嫁的姐姐逗钱让他到校报了名。家里每个月给他汇几十块百把元钱,这在当今的大学校园里,根本无法开支出来。他也去棒棒军了解过,想找些钱补贴开支。由于学校离棒棒军公司所在地比较远,且干活只能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出来,他便花10元钱向一个“棒棒”买了根竹棒和两条绳子,暗地里干起了“散棒”。  由于出身农村的贫困家庭,裴丰对体力劳动还是比较适应的,但他自卑心理和自尊心理都比较重,干棒棒时就一个人出来,想方设法避开熟人同学。这是让人能够理解的。一次,他帮人挑了一对单人沙发,走拢雇主的家门时,正好看见一个教他的老师过来了,他抓起棒棒扭头便走,连两块钱劳务费都没顾得上要。不知情的雇主还大声武气地叫他呢:“哎,兄弟,钱!钱!――嗨,格老子连钱都不要了!”  他向我讲起这件事时,苦笑笑说道:“家里穷,我不怪爹妈,他们都上年纪了还要省吃俭用卖米卖猪供我念书。家里杀猪去卖时,连猪杂都没有留,全挑到街上去卖,只留下一盆血旺吃。我回家妹妹把这些告诉了我,我顿时望着营养不良而显得很瘦弱的妹妹就大哭起来,我拖累了全家!”  他讲到这里时双眼刹时红了。  “希望你能理解,我给你讲的这些你可以写进书里,但不要写出我的校名和姓名,因为我还要在学校读两年书,以后还要分配,我不想由于传媒披露而使我无法平静地读书。我不是认为劳动不光荣,而是社会环境和观念的因素。我想你能够理解我心底的苦衷。”他向我要求道。  我点点头:“你放心吧,我是能够理解你的。你们学校还有像你一样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出来打工的吗?”  “很少很少,不过有。他们也像我一样,偷偷地出来干。他们的想法也都是同我一样,个别的比我家还穷。”他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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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棒棒   下岗了,格老子也当棒棒去  重庆的劳务市场,对棒棒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仅从进城的务工农民这部分来看,棒棒大军50万人,在施工建筑场、厂矿企业、机关单位、码头车站、居民住宅区等场所从事清洁卫生、建筑修理、守摊看店、搞家政当保姆的农民工,据有关部门统计又是50万人,两大部分逾百万之众,有人撰文称是“百万棒棒抬山城”!  此话不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尚没找到事做的重庆下岗工人,也是50万!  一方面重庆生活着百万农村人;一方面重庆有50万闲着的城市人!  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究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农民们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事,城里人愿干的事又一时找不着;农民干的事城里人又不愿干。这原本是可以各得其所的,但严酷的现实是,这50万下岗职工总得安置呵!  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当地政府为了安置下岗工,第一把“火”就是在城市的相当领域清退农民工,安置下岗工,这叫“清出去,请进来”。这一做法,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也是权宜之计,你农民工被清退了回去还可以种包产地嘛,而是下岗职工不能找到事做,没钱了用啥去买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无疑是一个政治问题。  一“清”一“请”,在重庆却成了“特殊”问题。50万下岗工人至少45万人不会愿意当“棒棒”!  更为突出的是,一些厂矿企业响应政府的号召,把本企业的农民工清退了,腾出位子安排下岗工,谁知“请”进来的下岗工,不是嫌累就是嫌脏,要不就是嫌待遇差了,不久就都东一个西一个地走了。这些企业最后还得把被清退的农民重新请回来,气得这些厂长老总直发怨言:“这些人还这样难侍候,饿饭活该!”  更怪的是,许多建筑公司和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把正式职工放回家发点钱养着,大量使用农民工。其原因不言而喻:农民工听话,能吃苦耐劳,积极肯干,舍得玩命,而劳动成本又低廉。这就成了“清”走正式工,“请”进农民工,干的养耍的,耍的满意,干的满足,领导指挥起生产来顺手,企业劳动成本不升略降,可谓三方满意,各有所获!  这些现象形成劳务市场难以开解的魔方!  当然,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在重庆50万下岗工人中,也有一部分人进入到其他用工单位,一部分人进入了其他领域的农民工服务领域,甚至也有一部分人加入到棒棒军队队伍中去,还有一部分人各显神通,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  在棒棒军服务公司,专门组织了“第三纵队”下岗工队,他们和公司的其他其他棒棒们一样,干的也都是力气活。这些人有的是夫妻双双下岗,也面临无钱买米的窘境;有的下岗前在单位干的也是需要下力的工作,所以到棒棒军后心理上劳动强度上都较适应。来之前便发了自我解嘲的话:“下岗了,要去找米钱了,格老子也当棒棒去!”  他们说来就甩手甩脚地来了。  “三八”女子棒棒军成立之初就有一条,为下岗女工找出路,也有一些年轻的女职工前往看究竟,有些工作如搞家政,还是适合做的,于是也有人干了。  在比较能吃苦的这部分人中,只要想当棒棒,大多数人还是干起了“散棒”。他们觉着干“散棒”的好处是自由,可早可晚,可干可不干,可东可西,可多可少,又自由又洒脱,自己“领导”自己,“散棒”成“散仙”,个中情趣,也有几分!  袁世明是我采访到的一个下岗“散棒”。他面对我的采访,嘴里嚼着口香糖,一说一个哈哈,看情形过得还算滋润。  袁世明的老婆早他之前便下岗了,她下岗后投奔开火锅店的妹妹,先领月薪,400元一个月,后来她妹妹大约是刻意扶姐姐一把,将店中生意分了10%的股份给她,也没叫她出股本,纯粹是“干股”。袁世明下岗后在家闷了几天,又去打了几天“小麻将”,这下他老婆火了,骂他连耍都耍得不自在,要是打麻将赌上了瘾,你给老子滚!“炒”了你一个老公,老公又会来!  袁世明说你不要闹,老子明天就去找活路,找不到老子就去当棒棒,哪个儿才不去!  找事儿一天两天要想找到当然是困难的,既然说了找不到活就当棒棒,好,就当,他就干起了这行,麻将也不打了。他老婆见他果然说话算数,也很高兴:“当棒棒也可以,现在是肚皮要紧,你去干,找到的钱你自找自用,女儿的花销我出!只要你不去耍出些恶浊事出来,比什么都强!”  老婆的宽容,使袁世明的日子更加宽松了,一个月找四五百元,又不像农村来的棒棒还要开房租水电费什么的。他早晚在家吃饭,在家睡觉,中午进馆子也可以“海”操一盘儿。  “我现在每个月存两百元,以备急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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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一架去重庆   日,晚。   四川省富顺县彭庙镇文化站舞厅。  这是一间不大的房子,因陋就简地改造成了乡场舞厅。现在正是营业的高潮时间。一个身高约1.58米,体重不足50公斤的瘦矮男青年正热情地招呼着场镇上来舞厅玩耍的男女青年,他不断地扶扶高度近视眼镜,不断地向客人流露出一脸近乎讨好的笑容。这个人便是彭庙镇文化专干刘晓箫。  刘晓箫是一年前被镇党委看中招聘到镇文化站干这个角色的。理由是:此人年轻,虽然只有初中文凭,但正参加西师大学汉语文学专业的自修学习,而且这个娃儿还很会写文章,写了很多小说散文呐什么的,还给我们镇写了很多新闻报道,报纸上就登了不少嘛!可能我们镇会写的就是他了,这个差事就叫这个娃儿干!  刘晓箫得到通知别提有多高兴了,要知道,一个在乡坝头“修地球”的农民,一无背景二无“靠山”,能到镇文化站吃这碗饭,那是让他想都不敢想的。刘晓箫马上赶到镇里报了到,并下决心要把文化站办好,为了解决文化站经费不足的困难,他求亲靠友,筹集了一些资金,仅用了一年时间,便先后办起了茶园、舞厅、台球室、文化阅览室等一批经济实体,希望走一条以商养文的新路子。  文化站的舞厅和台球室办起来后,让他特别烦恼的是常有一些地痞无赖前来白要白玩,一分钱不给还时常寻衅滋事,使这些娱乐场所的正常经营受到很大影响。想到这些他就暗暗着急,正想得头脑发胀间,舞厅里嘈杂之声忽起,他抬头一看,哎呀几个瘟神又来了!来的是让刘晓箫见着就头痛的一个叫“烂球”的小地痞,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也是闹事的主儿。  几个小地痞大约是酒喝多了,歪歪倒倒走进舞厅,互相搂着一阵昏撞瞎闹,时不时又去拉过人群中的女舞伴东倒西歪的胡乱扭着,吓得许多耍的客人直往侧面躲。刘晓箫急忙上前干涉,“烂球”发一声喊,晃晃荡荡带着两个小地痞又往台球室走去,二话不说,拖过台球室的女服务员就嚷开了:“嗨,幺妹,原来是你呀?!――走,我们去说一下我们的事!嗨,你给老子还不动,你装啥子处女哟!”  女服务员被吓得不知怎样办好,幸亏刘晓箫及时赶到制止,“烂球”才放开了手,回过头来同刘晓箫吵了起来,一边吵一边带着两个小地痞抓起台球室的板凳茶具就乒乒乓乓往地上摔。“烂球”指着刘晓箫的鼻子威胁道:“你姓刘的别坏爷们的事,否则,看老子几时见你不顺眼丢你到臭水塘里去!”  刘晓箫也深知要打起来,自己绝不是这几个地痞的对手,赶快去整治安室叫来几个治安员。“烂球”见来了“硬火”,蔫了下来,向女服务员赔礼道歉,赔偿了打坏的东西,被治安员训了一顿后灰溜溜地走了。但刘晓箫也很快得到信息,“烂球”说了,要让姓刘的记着,哪里见到哪里“发财”!  不几天,刘晓箫去邻镇办事,正好遇到“烂球”带着几个小地痞,真是狭路相逢!“烂球”二话不说,上前便给刘晓箫一耳光扇去,打得他眼前直冒金星,眼镜飞出去碰到墙上,镜片碎裂成几块。没待他还手,几个小地痞一拥而上,对他一阵拳打脚踢,在剧痛和昏迷中,几个地痞将他拖到一口臭水塘边,狞笑着提起他的手脚,一、二、三!“烂球”发一声喊,几个小地痞一用力将他甩到了臭水塘里!  刘晓箫挣扎着爬上塘坎后,一脸青肿一身污泥跌跌撞撞回到了家里,他气得不行,不知作何想法,一口气变卖了所有的经济实体的资产,他只是气蒙了头,好,你恶,老子比你更恶,你叫老子进臭水塘,老子也要叫你喊爹娘!此时的刘晓箫,已经全然不计后果了。他处理完资产后,召集了一些同学好友,说道:“我刘晓箫被‘烂球’几个人丢到臭水塘里的事,你们都听说了吧?我刘晓箫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遭人家不当人地欺侮!我是想横了,打烦就打烦,打烦了我这文化站不干了就是!有这几个烂泥鳅在那里拱,想干也干不灵醒!我就以这碗饭为代价,打他狗日的些一顿跑上海谋生去。大家愿不愿意为我出这口恶气?”  “行,收拾他狗日的!”一帮子哥们都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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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00 &&
打架   就这样,刘晓箫带着一帮子要好的哥们儿,怒气冲冲前往邻镇,在街上找到“烂球”和几个小地痞,立时便冲了上去!几个小地痞见刘晓箫带着一大群人手执木棒铁链冲上来了,知大事不好,尽皆拔腿便跑。   跑得慢的两个小地痞被刘晓箫带去的人打得趴在地上哎哟连声告饶。“烂球”抽出火药枪和砍刀拼命跑到了镇子外边一幢民舍的二楼上,钻进屋里一手拿火药枪一手拿砍刀,对准门口准备拼命。刘晓箫带人追到后破窗而入,从后面将“烂球”抓住便往地下摔。“烂球”一扣枪机,砰地一声打在房顶上,将房顶的瓦打烂了好几匹!刘晓箫和几个弟兄将“烂球”按在地上,七手八脚便是一顿暴打,直打得“烂球”倒在地上直哼哼……  当晚,“烂球”召集了一大群烂仔,酒足饭饱后,气势汹汹直奔彭庙而来,扬言要报仇雪恨,叫刘晓箫不死也要残!  刘晓箫思想上早有准备,立即躲避开了,然后筹措了300块钱,腰别菜刀,跑吧!就这样,刘晓箫于1992年2月初七在家乡打了一架后惶惶来到了重庆,准备经重庆去上海打工。  此时,正是春运高峰,刘晓箫连续几天几夜排队也没有买到票。眼见身上的钱也快用完了,刘晓箫万般无奈,便去投奔在重庆帮人做豆腐买卖的大哥。他大哥听说弟弟要去上海打工,买不到票,便劝他道:“你去打啥子工嘛,一无技术又无本钱,叫你下力吧你人也只有这么大一把把儿!还是回去算了。”  他大哥说完拿出路费,递给刘晓箫。  刘晓箫挥手便将大哥手里的钱打落在地,高声嚷道:“我回去,我回去,我回去干啥子嘛?我偏就要在城市头闯一下,上海去不成我就在重庆闯,我就不信我混不出个头绪来!”  刘晓箫气呼呼地出了大哥的门,一路疯走,走到了兴隆街农贸市场,他慢慢清醒过来,大哥那里是不想去了,以后咋办呢?他摸出身上的钱一数,只剩下二十多块钱了!在这城里,站坐都要钱啊!得找个事做弄点饭钱才行。他茫然无措地东逛逛西看看,忽地看到几个“棒棒”,双眼顿时一亮:对,没有钱了,老子还可以当棒棒嘛!  先当个贩菜的棒棒再说,他打定了主意。  他将仅有的二十多块钱拿去买了一根棒棒,一副绳子,一担箩筐,一把小盘秤,然后和一些贩菜的棒棒到观音桥农贸市场去买菜卖,由于身上只有几块钱了,他只好买了点芹菜,由几块钱本钱干起,当天他赚了5块多钱。由于没有本钱,这点块块钱是不能动的。晚上睡哪里呢?他四处找不出钱的地点,最后他看见了街边有一辆带顶蓬的车,便钻进车厢,将盘秤抱在胸前,头靠在箩筐上睡了起来。此时正值春寒,入夜寒风刺骨,根本无法入睡,加之又没有吃晚饭,劳累了一天,身上那点热能早已耗尽,他在车厢里哆嗦着盼望天能早一些亮开,可初春的夜晚竟是这般难熬……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时,刘晓箫钻出车厢,饿着肚子又向蔬菜批发市场走去,由于本钱增加了5块,这一天他进的芹菜要多些了。挑回来后在菜市场他又没有摊位,只好沿街叫卖,好不容易才把菜卖完了。这天,他赚了15块钱,还得感谢天老爷――因下雨,其他菜贩子走了,他卖“独市”,竟在天黑前卖了个好价钱。  赚了点小钱,他才可以去吃点饭了。  刘晓箫干贩小菜的棒棒一干半年,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城里也是磨难不断,在菜市场,他就遇到不少菜霸,也有吃诈钱的,还有来白拿菜的,甚至来惹是生非的。每当刘晓箫遇到这样的事,便想着忍让。在家乡,一架打到了这重庆,要再在重庆也打一架,又往哪里跑呢?!  但事情就有这么不顺当,大约是这些人看到他又瘦又戴副眼镜,遇事挺软弱的样子,便不断有惹事的冲着他来。一天,一个理着“飞机头”的青年给他买了4斤丝瓜,转脚就来找他说了短了秤,这丝瓜只有3斤半。刘晓箫说那就复一下秤,如果少了可以补给你。“飞机头”本身是来惹事吃诈钱的,不复秤,只是叫刘晓箫要拿话来说!  侧面一个菜贩子扯扯他的衣角,小声向他说道:“他要诈你两个,这个人是专门吃这行钱的!多少给他点钱他走了就算了。”  刘晓箫本就是个脾气很倔的人,听得如此说越想越气,妈的硬是霉昏了,老子都落得当棒棒卖小菜了,你还要来惹祸事,老子今天便就不尿你这一壶。他向那“飞机头”说道:“你说短了秤,我可以跟你去工商所设的公秤去复一下秤,如果少了可以赔,也可以短一赔二加一倍,你又不复秤又要扭着闹着啥子意思嘛?”  “飞机头”见刘晓箫一直不“灵醒”,耍起横来,飞起一脚把刘晓箫的菜箩筐踢出老远,还没卖完的丝瓜散落一地,顿时被过往行人踩烂了不少。这可是他的本钱呵!刘晓箫平时积压在心里的忧愤这下彻底喷发出来了,他冲上前去,抓住“飞机头”要他到工商所去断道理,要他赔偿损失。”飞机头”不容分说,挥拳便动了手,刘晓箫也不示弱,立刻和“飞机头”对打起来,结果两败俱伤。那“飞机头”从地上爬起来,指着刘晓箫的鼻子骂道:“你个龟儿子的,你给老子立即消失!不然,明天老子来碰到你,让你去死!”  “飞机头”骂完走了。  刘晓箫从地上找到已打烂的眼镜,抓起棒棒便走了。他心里很清楚,这个“飞机头”是去叫人去了,还不快走等着再挨拳头吗?!  菜是不敢去卖了。  在贩菜的半年中,他亲眼看见有些势单力薄的棒棒被菜霸打的鼻青脸肿的情形。凡是惹了祸的菜棒棒一般都得“消失”,如果你继续在菜市场吃这碗饭,那你将挨得更惨!  刘晓箫现在手中只有一根棒棒了,他想,这样也好,再去买两根绳子走大街吧,挑抬扛包去,重庆,我刘晓箫是呆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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