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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第一流文学大师。列宁曾于1908－1910年，先后写七篇专论从不同的角度评述托尔斯泰，列宁与高尔基谈到托尔斯泰时，曾这样说过：他“是真正的艺术家－－在欧洲有谁能跟他并肩比美呢？一个也没有”。
一、生平与创作
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出生于俄国一个古老的世袭贵族家庭，他的远祖曾是彼得大帝的朋友，外祖父做过元帅，父亲在一八一二年的俄法战争中是中校军官。托尔斯泰自幼接受的典型的贵族教育，过着公子少爷式生活，17岁时以“自费大学生”资格勉强进入“喀山大学”，读阿拉伯－－土耳其语言专业，准备做外交官，但一年后他转入法律系。大学读书期间的托尔斯泰，一度迷恋上流社会的歌剧院舞场生活，一位老师认为他“既不想学习，又不能学习”。但他毫不介意，学法律同时又迷恋上哲学、道德学说和文学，特别爱读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1847年，他退学回家，开始在自己的庄园搞自由主义的改革，他以大学期间接受的卢棱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为基础，对农奴制产生不满，开始思考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庄园中的农民对托尔斯泰的改革并不理解，他们宁愿保持无依无助的老一套生活方式，这使托尔斯泰很失望，1851年，在一个亲友的帮助下，他到高加索部队中当上一名军官。次年开始走上创作道路。
1852年到1910年，他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发表大量作品，计分九十卷。整个创作可分三个时期：
1．早期创作（1852－1863）这一时期为作者的探索、实验时期。1852－1857年，完成自传体三部曲：《童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作品通过写贵族少爷尼考林卡的成长史，批判了贵族的恶习和偏见，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作品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非常注意观察人物心理过程和心理活动规律；二是开始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1857年，发表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作品记载了作者青年时代在自己庄园上进行农事改革的体验，首次提出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表现出反农奴制的倾向。作品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后来常常出现在作者的其他作品中。这篇作品认为：只要农奴制存在，农奴和地主就不可能互相接近，作品中的主人公作为庄园主怀有负罪于农奴的心理，从忠实反映农民对社会事物看法的描绘看，托尔斯泰对农民的心理状态是比较熟悉的。但作者站在自由派贵族立场上，主农民用赎买的方式获得土地。1857年和1860年，托尔斯泰两次去西欧旅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极大不满，不止一次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冷酷，从而片面地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文明，这种观点典型地反映在1857年作的短篇小说《琉森》中，这一作品赞扬大自然的美丽，揭露金钱统治的罪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明是善，野蛮是恶’的观念把人类天性的本能的原始的对善的需要消灭了”。这一作品表明托尔斯泰是用充满矛盾的思想方式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从抽象的道德范畴出发的。
1863年，托尔斯泰发表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可以看作作者早期创作的总结。这一作品通过写贵族青年奥列宁因厌倦上流社会而到高加索与哥萨克过自由生活的故事，表现了贵族平民化的思想。这是60年代农奴制改革前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在托尔斯泰思想上的反映，体现了他精神探索的历程。早期创作小结：作者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批判意义逐步加强；艺术上显示了人物心理分析方面的独特才能。
平民化：指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前提出的调和地主与农民矛盾的方法，即地主参加劳动，过农民一样的生活，并在感情上与农民接近达到思想净化。反映了托尔斯泰既肯定农民，又要为贵族地主寻找一个适当位置的企图，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
2．中期创作（1864－1880）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处于由贵族地主向宗法制农民转变的过程中，其主要创作成就体现在两部长篇小说：即《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战争与和平》：（1863－1869）计140万字，包括四部十二卷，取材于1812年的俄法战争，具有史诗规模，是艺术的战争编年史。
①创作动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俄国经过农奴制改革，一度经济发展较快，但整个社会仍旧比较乱。俄国的出路何在，前途如何，由哪个阶级充当领导阶级，许多人都在思考，托尔斯泰也在思考，他一方面出于阶级本能，一方面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理解和反感，结果将希望寄托在贵族身上。他试图通过1812年战争题材说明贵族阶级对国家命运能起决定性作用。但在创作过程中，由于查询大量回忆录和史实档案，他逐步认识到这场战争中拯救了俄国的是俄国人民自己和少数与人民采取一致立场的优秀贵族人士，这就给作品增加了民主主义因素。可见，从创作动机看，作者是要从历史构思中反映当代俄国社会问题。
②主要内容：《战争与和平》重点描写了1812年俄法战争中保卫莫斯科之战的鲍罗金诺战役，这一战役是俄国卫国战争的转折点，作品深刻地表现了俄军对法军在精神方面所占的优势，充分表现了俄国卫国战争的人民性。作品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四家贵族生活为线索（库拉金、保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左豪夫），展示了19世纪最初15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级的生活，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作品中有559个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安德烈、彼埃尔和娜达莎·罗斯托娃，通过他们探索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
③作品主题：通过描写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和功绩，肯定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托尔斯泰把人民的力量比作历史海洋中航行的一只大船，海面风平浪静时，统治阶级在他们的小船上用竹竿搭在人民的大船上摇来摆去，他们以为是自己在努力推动大船前进，但一到历史转折关头，暴风雨来临时，大船依据自己的力量继续前进，而统治阶级的小船，则失去了竹竿，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通过这一形象的比喻，作者真实而正确地描写了人民在战争中、在祖国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所起的作用，包括库图佐夫在内的上层人物中的优秀人物只有与人民结合在一起，体现人民的意志，才能发挥作用。但托尔斯泰同时认为人民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完全是偶然的，他们的行动是无意识的、盲目的和自发的，是无形的上帝意志的体现。作品中否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作用，认为拿破仑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工具，把他贬为一个自高自大狂妄无比的可笑的人物。但同时作品又完全否定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如库图佐夫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无力的，因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士气那种捉摸不透的力量”、“历史结局都是预先决定的”。
④艺术成就：A．世界文学史上描写战争题材的典范作品，从广阔的角度来认识战争，思考民族命运，从而被认为是此类作品中的光彩夺目的杰作。B．逼真地描绘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贵族的分化）C．开创了写战争中的人这一传统。全书559个人物，大多有独特面貌和个性化语言。
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冲击着旧的经济基础和贵族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托尔斯泰的注意力由历史转向现实，写出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这一长篇通过对城乡贵族家庭矛盾、混乱的描写，反映贵族上流社会的危机，表现70年代俄国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基本特点，同时也流露了作家面临本阶级崩溃而产生的惊恐和困惑。
3．晚期创作（1880－1910）这一时期是托尔斯泰创作的高峰期。完成前两部巨著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又有所发展，他由早期的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倾向的贵族青年完全转变的宗法制农民思想代表人物。他的新的世界观的矛盾集中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很快的俄国宗法式农民的思想和心理：一方面他看清了农奴制和沙皇的必然崩溃，对贵族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罪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他看不清发展前景，既害怕欧美资本主义道路，也害怕社会主义前途，于是找出相信“道德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式的道路。他世界观的矛盾性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复活》（1889－1899）中。完成《复活》以后，托尔斯泰因自己还生活在自己的庄园中感到不安，尽管他时常与农民一起耕种聊天，但他觉得这样并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仅热烈地号召人们实行平民化，放弃一切生活特权，而且他要身体力行。他觉得本人再也不能生活在特权社会的范围里，他要放弃贵族特权和财产，彻底过平民化生活，这样他与其他家庭成员的矛盾冲突日益剧烈，一九一O年十月二十八日早晨五时，托尔斯泰以八十二岁的高龄，穿着农民的衫衬离家出走，在旷野中寻求平静。一连好几天，他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力图自食其力。不幸的是，十一月七日，他在途中的阿斯塔波沃车站因患感冒引起肺炎而与世长辞。这一个生在用自己的笔唤起人类同情心的艺术大师临终前竭力避开人们对他的同情。正如美国作家享利·托马斯兄妹指出的：“托尔斯泰是罕见的人物之一，他不是由于莫大的野心而晋升到显赫的地位的人，而是由于莫大的同情心而自愿降低身份的人”。
托尔斯泰的死引起全世界文坛的悲痛，列宁及时对托尔斯泰的创作作了概括：“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个第一流的位子”。
综观文学发展史，应该说，托尔斯泰的创作标志着俄国和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思想内容方面：以特有的真诚、坦率的语气、正直的态度和由此而来的在暴露社会矛盾时所显示的毁灭性打击的力量和尖刻性显现出他的特点。艺术表现方面：作品中表现个人精神的成长、紧张的精神探索、良心的悸动不安的技巧是同鲜明突出的性格塑造、描绘历史和日常生活图景时的鲜明的语言有机结合起来的.
二、《复活》
1、主要内容
1887年，检察官柯尼给托尔斯泰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叫洛扎利亚的佃户的女儿，自小被女地主收养，成了地主家的女仆。十六岁那年，女地主的亲戚－－一个彼得堡的贵族青年前来作客，这个花花公子诱骗了纯洁的洛扎利亚，随后扬长而去。洛扎利亚因怀孕被地主赶出家门，分娩后把婴儿送给育婴堂，自己流落到彼得堡沦为娼妓。几年后，因偷嫖客一百卢布被带上法庭，而法庭的陪审员中就有当年诱骗过她的花花公子，看到被告席上洛扎利亚，这位公子哥良心发现准备赎罪，他要求与洛扎利亚结婚，但没等到举行婚礼，洛扎利亚因患斑疹伤寒病故。
托尔斯泰曾以此为素材创作中篇《柯尼的故事》，后多次参加法院庭审，访问监狱，并了解平民革命家的情况，通过10多年努力，写成了《复活》。从情节看，《复活》是脱胎于《柯尼的故事》，但结局迥然相异，沦为娼妓的玛丝洛娃拒绝与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结合，而是同革命者西蒙松结合在一起，最终男女主人公均在精神上得到复活。
2、主题思想
作品从下层到上层，从地方到京都，全面、彻底地揭露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和罪恶以及他们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批判了俄国社会的黑暗，达到了“撕毁一切假面具的地步”。
首先，有力地揭露了法庭和法律的虚伪和非正义性，控诉贵族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欺凌。作品一开始的“庭审”就是对当时法庭、法律的一场讽刺剧。对盗窃嫖客卢布的玛丝洛娃的审讯就要开始了，副检察官由于在妓院寻欢作乐了一整夜，此时根本不知案情，匆匆翻阅一下案卷，却几若悬河，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大谈其“犯罪遗传论”，“谈了很久，一面极力回忆他已经想好的名言警句，一面主要是一刻不停歇务必使他的演说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结果用了“一个小时零一刻钟”，而他演说的目的是：“不管案情如何，都必须使被告受到惩处”。法官因为和妻子吵了架，神情压抑，忧心忡忡，审讯中，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害怕中午回去妻子不给饭吃。而庭长明知判词有漏洞也不予纠正，因为他要赶在六点钟前到一家旅馆去会久别重逢的情妇。陪审员们关心的是玛丝洛娃的美貌和她的私生活，胡乱议论一通，使无罪的被告判了四年苦役。审判的结果，无疑是道貌岸然的法庭自己打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这样的法院、法律面前，被关进监狱的除无罪的玛丝洛娃外，还有为生活所迫到处漂泊的流浪汉、被迫害的异教徒、妻子被人霸占自己则被诬为纵火犯的贫苦农民。他们都成为沙皇法律的牺牲品。“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社会制度罢了”。作品借聂赫留朵夫的口揭穿了沙皇专制制度借法庭、法律欺凌劳动人民的实质。
其次，对沙皇官僚机构和官办教会加以批判。作品中，沙皇官僚机构中，从警长到部长，都不关心正义，不关心人民的福利。一个副省长一面以犯人的恩人自居，一面竟命令狠狠地鞭打犯人；国务大臣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从国库多捞取钱财和勋章”；一要塞司令已屠杀了一千多个老百姓，在他管辖的监狱中：“不到十年死了一半犯人”。而这批嗜血成性的家伙，杀人愈多，职位就愈高，勋章也捞得愈多。“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里开始的，而是从各部门、各种委员会、各政府衙门开始的”。然而这种无恶不作的吃人机构却得到官办教会的支持，给赋予一种神至的色彩。作者用讽刺的笔调描绘了狱中犯人做礼拜的场面，在金碧辉煌的教堂里，充满了爱的祈祷声和镣铐的撞击声。作者指出：“所有这些用基督名义干出来的事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教会在用上帝的名义来掩盖沙皇统治阶层的贫婪和残暴。托尔斯泰的这种抨击是有力的，1901年，他以“邪教徒”的罪名被开除教籍就是一个反证。宗教院通令全国各教堂：每年在一个礼拜天做礼拜时，牧师必须把邪教徒托尔斯泰隆重地诅咒一番。
再次，作品直截了当地提出土地所有制问题。作者认为土地私有制是农民贫困的根源，由于没有土地，农民在地主的林子里“砍倒两棵小树”就被关进监狱；由于没有土地，农民的牛吃掉草场一点草料，就要被罚款和罚做苦工。“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给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而根据亨利·乔治的原则，土地“跟水、空气、阳光一样是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的”。托尔斯泰的这种观点反映了俄国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列宁曾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波兰作家普赛特在谈到《复活》时指出：
“《复活》是人类思想取得最高成就的作品之一。尽管它不是用人们通常喜欢的那种美学理论写成的。谁要是在这部小说中寻找美丽纯洁的少女，寻找充满荣誉观念和英雄行为的青年，寻找深情的目光和吞吞吐吐的谈话，寻找晶莹的闪光的泪珠和悉苏作响的丝绸声，寻找以纯洁的婚礼为结局的纯洁的爱情，不要任何报酬的非凡的自我牺牲行为以及女学生都不再怀念的美好的童年，那他会失望的。这样的读者最好不要去读《复活》。因为这部小说里有空气污浊而潮湿的牢房，牢房里有臭气薰天的马桶和方形的小窗口，牢门紧锁着，囚室里关满“强盗小偷纵火犯”以及没有身份证和被诬陷没有身份证的人。这部小说里还有农民的破房子，活活被饿死的孩子，有毒死自己丈夫的妇女。同时，这部小说里也写了沙龙，不过在这里的罗绮丛中，有的人却感到空虚无聊，有的人一边打着呵欠一边与别人打情卖俏，还有的人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去完成自己艰难危险的任务，另外有人为了尽自己的义务，不得不和招魂的上流社会诀别。这部小说还写了法庭，这法庭可以轻率地把无辜的人判处苦役，而令人注目的监狱和押解犯人住的旅站，则是“人吃人”的地方，犯人们睡觉时由于拥挤不堪，不得不躺在马桶旁边，而污秽的尿和屎从马桶缝里漏了出来。”
作品就是这样无情地撕破了一切假面具，从而对沙皇俄国的国家制度和官办教会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反映了千百年来受压迫的广大农民对统治阶级的愤怒和仇恨，以及蕴藏于农民群众中的强大的反抗力量，这是托尔斯泰世界观中进步性的体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托尔斯泰等人是“旧轨道的破坏者”。他们要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是整条的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夹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但由于《复活》创作于托尔斯泰生活的晚年，作品中也充斥着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作者所寻求的救世之术。也就是建立什么样的新轨道。
作品通过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皈依宗教的结局宣扬了作家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核心是“博爱”和“宽恕”。具体表现在“勿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聂赫留朵夫最终求救于上帝，《福音书》要他“永远宽恕一切人，要宽恕无数次”。这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性，是宗法制农民的消极、软弱和政治上缺乏训练的体现。正如鲁迅所说：“他不主张以恶抗恶，意思是皇帝叫我们去当兵，我们不去当兵。叫警察去捉人，他不去，叫刽子手去杀，他不去杀，大家都不听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兴趣，那么做皇帝的也无聊起来，于是天下也就太平了。然而如果一部人偏听皇帝的话，那就不行了”。列宁对托尔斯泰思想的概括更为全面：“作为沙皇制度的抗议者、揭发者和批判者，他是伟大的；而作为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他则是愚蠢可笑的”。
附：托尔斯泰主义
指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是宣扬“勿以暴力抗恶”，个人“道德自我完善”等。表现了托尔斯泰反对暴力革命，从宗教、伦理中寻求出路的企图。
4、人物形象
①被侮辱损害者的形象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是作者笔下第一个平民出身的主人公，作者以深厚的同情和关注，把她作为正面人物重点刻划，这正是作者世界观转变的表现，体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
玛丝洛娃是当时社会条件下一个受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典型，作者指出：“她的身世是个平平常常的故事”，正是通过这个平平常常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当时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
从人物心理发展历程看，女主人公经历了“纯洁→堕落→复活”，经历了精神复活全过程。
A．纯洁。少女时代的玛丝洛娃美丽、纯洁，热爱她所生活的世界上的一切。她天真、乐观、热情、憧憬美好的生活。“眼睛黑得象野李子一样，脸上快活得发光”，那旺盛的生命活力令人看上一眼就会“心神怡荡”。她的出现好象拨开乌云而出现的太阳。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很快击碎了她的幻想。作为一个女农奴和一个吉普赛人的私生女，玛丝洛娃从小就过着一半是奴婢、一半是养女的生活，在遭到花花公子聂赫留朵夫诱奸并怀孕后，她被她的养母（女主人）赶出家门，接着先后在警官、林务官家当使女，或被纠缠或被强奸，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走投无路，沦落青楼，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B．堕落。长期的妓院生活使玛丝洛娃变得轻佻麻木，产生了职业的病态而畸形的“自豪感”。在六年多的接客生涯中，她完全被酗酒和淫荡的生活所摧残。她从受到聂赫留朵夫欺骗时开始，再不相信人世间有什么善良的事了。“长期的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摧残了她的身心。“她脸上显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不了解社会黑暗的原因，感到苦闷无告，于是酗酒、吸烟，以解脱苦闷、麻醉自己。她的堕落实质上是对迫害她的贵族社会的血泪控诉。。
C．复活。即使成为社会牺牲品时，应该说，女主人公也没完全丧失她的善良的品性和反抗精神。由于错误的审判，使她糊里糊涂被判了四年苦役，在狱中，她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不管装束也罢，发型也罢，她对人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先前卖弄风情的迹象了”。回顾自己的遭遇，她对聂赫留朵夫充斥着厌恶之情，当后者表示赎罪时，她叫道：“走开，你是公爵，我是犯人，这儿没你什么事”。“你打算用我来解脱你自己，好让你能上天堂，我讨厌你！”后来在聂赫留朵夫的真诚忏悔和关怀下，她逐步恢复了少女时代的情怀，不再抽烟、酗酒，不由自主地按聂赫留朵夫要求去做，接着受到革命者西蒙松的薰陶，重新对生活充满信心，走上道德自新复活之路，她又爱上了聂赫留朵夫，但为了不让他与一个女囚犯一起受苦，她拒绝了聂赫留朵夫的求婚，而把自己的命运与政治犯西蒙松结合在一起。完成了精神层面的复活。
在没有与聂赫留朵夫结合这一问题上，玛丝洛娃的心理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人的感情本身较复杂，当玛丝洛娃开始爱上聂赫留朵夫后，她认为和他结婚是对他的拖累和毁灭，而这也是自己的堕落，“是一种可怕的堕落，比以往一切堕造都要坏的堕落，所以她决不同意这件事”。另一方面，作品还描写了她复杂内心世界的又一心理活动流程：“她凭女人的感觉，很快就揣摩到西蒙松在爱她，她想到居然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心里引起了爱情，她在她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就提高了”。很清楚，她和西蒙松都蕴含着发自内心深处的互相爱慕之情，而这种感情上的微妙变化和多层次性，也正是聂赫留朵夫不曾体验过的。应该说，聂赫留朵夫是出于悔罪、赎罪，才决心与玛丝洛娃结婚的，他始终没有把她和自己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没有象西蒙松那样产生真挚的爱。当他听到玛丝洛娃和医士私通谣言后。他想的是：“她发生这件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坚定我的决心”，“她要跟医士调情，是她的事”，这能说是爱玛丝洛娃吗？他常常想：“自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却情愿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当他知道西蒙松向玛丝洛娃求婚时，他不但体验不到失恋的痛苦，反而高兴地认为“这一来算是解脱了他自愿承担的责任”。他不止一次地承认，向玛丝洛娃求婚，是良心要求他牺牲自己来赎罪，是了为上帝。因而他的结婚承诺是本着宗教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
托尔斯泰设计的玛丝洛娃的复活，主要是道德上的复活，即一个失去人格的人恢复了做人的尊严，这一过程中聂赫留朵夫真诚忏悔和对她的帮助感动了她，特别是他受托为其他囚犯做事最终打动了玛丝洛娃，她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但隐约悟出阶级界线而不与聂赫留朵夫结合。
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集中概括当时社会中千百万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她的身世是个平平常常的故事。从而对沙皇专制制度具有巨大的批判力量。
②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这是作者笔下19世纪末期俄国一部分进步贵族分子的典型形象。他不仅以社会罪恶的揭发者、抗议者和见证人的身份出现，还对人民的苦难和不幸负有一定责任。 按聂赫留朵夫的活动，这个人物可分三个时期分析，即大学生活的时期，从军生活时期和重遇喀秋莎。
大学生活：诚实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是一个单纯而热情奔放的贵族青年，并有道德责任感。这时他就在姑姑家认识了喀秋莎，但却长时期没有特别注意过她。（梦见女人，那必定是他妻子）
从军以后：上流社会的腐败风气腐蚀了他，他变成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为了自己一时的欢娱，他一手造成了喀秋莎的生活悲剧，还认为有身份的人都在这样做，以不再去想这件事来了结它。后来过着更加放荡奢侈的生活，在腐朽的生活方式中愈陷愈深。
重遇喀秋莎：这是作者刻画这一形象的重墨所在。在法庭上重遇喀秋莎后，他受到极大的震动，面对这个被自己推向火坑的妇女，他开始意识到：“我就是那个坏蛋”、“那个流氓”。但是这时贵族的体面还使他害怕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喀秋莎认出来，于是他象干了坏事要逃走的叭儿狗一样狼狈。后来，他极力营救玛留洛娃，但同时也带着施恩于人的自傲，他开始厌倦庸俗的上流社会，但又不能与其断绝往来，他打算把土地低价租给农民，但又担心自己将来的生活来源。因此他矛盾重重，迟疑不决。直到为玛丝洛娃冤案奔走的过程中，他的世界观开始变化，这个人物的复活概括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对自己十年堕落生活的否定他对玛丝洛娃的态度几经反复，激烈的内心矛盾斗争使他认识到自己罪孽的深重，这一变化过程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即由企图开脱到良知逐步发现。这一层次的现实根据源于玛丝洛娃对他丑恶行径的不断揭露和谴责。第二层次：对自己阶级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否定通过对沙皇官僚构和国家机器本质的考察和对整个社会生活状况的考察，认识到农民生活之所以悲惨，是因为地主老爷们象“狗霸占马厩一样霸占着土地”。并认识到整个社会生活的不合理：“人民灾难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土地的私人占有”。这一层次的现实根据是他对犯罪原因和法律制度本身的思考。第三层次：抛弃旧生活，走向以上帝意志为生活目的的道路通过反复探索，他得出的结论是：改造社会只有靠对仇敌宽恕，对一切人仁爱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一句话：不以暴力抵抗邪恶。于是，他一心做基督的忠实仆人，在主的意志里找到了救世药方和自己生活的意义，得到精神复活。这一层次的现实根据是他对改造社会方式的探索和对社会出路及人生目的的思索。托尔斯泰以聂赫留朵夫这一形象，概括了19世纪末期俄国一部分进步贵族人士的思想特征，也包含托翁自己世界观转变后的精神特点，如：否定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封建特权；否定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
这一形象含有作者自传的成分，与其他自传性人物一样，习惯于精神探索，但他与其他自传性人物又有质的不同，这就是他的探索突破了贵族思想的局限，达到谴责贵族阶级、否定贵族传统观念、放弃贵族特权的地步，而且最终与贵族阶级决裂了。这标志着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此，聂赫留朵夫的形象比托尔斯泰以前塑造的任何一个形象，都具有更为深刻强大的讽刺意义和批判力量。
如果说，玛丝洛娃从历尽屈辱、一度沉沦到走向新生是对统治阶级和社会罪恶的有力控诉，曲折地表现了人民摆脱压迫的强烈愿望，那么，聂赫留朵夫的意义则更在于他对自己和本阶级罪过的认识和力图与本阶级决裂的举动，是向行将衰亡的阶级的反戈一击，投过的是致命的一枪。
5、主要艺术特色
① 鲜明的对比手法：强烈的对比手法是这一作品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重要表现手法。
一是主人公之间的对比；主人公境遇对比：作品一开始写玛丝洛娃身穿囚衣，脸色苍白，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从阴暗恶臭的监狱向法院走去；同一时刻，一手造成她不幸的聂赫留朵夫公爵在豪华的卧室中醒来，身穿洁白的睡衣，躺在羽绒垫的弹簧床上，吸着烟，想着与米西小姐的婚事。这种截取横断面的主人公境遇对比使作品一下子进入矛盾对立之中。这又是玩世者与被侮辱者的鲜明对比。聂赫留朵夫为片刻欢乐在复活节晚上诱奸了喀秋莎，本来喀秋莎已暗自爱上了他，但第二天早上给她100卢布钱票时，她隐约意识到这是钱对爱情的侮辱，也是上流社会对平民清白身份的蔑视，她“推开了他的手”。这也是享乐者与受难者的鲜明对比。怀孕五个月的喀秋莎，满怀希望地看到车站去找聂赫留朵夫，然而火车站上的车厢内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享乐者聂赫留朵夫“在灯光明亮的车厢里，生在天鹅绒安乐椅上，说笑啊，喝酒啊，寻欢取乐”，被害者玛丝洛娃“在泥泞中，在黑暗里，让风吹打，站着哭泣”。这一事实使玛丝洛娃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不再相信上帝。这几次鲜明的对比，为男女主人公后来的“复活”作了铺垫，它揭示了主人公走向堕落的过程和原因。
相同点：他们的堕落都是由社会造成的，而不是天生的缺陷聂赫留朵夫本是纯洁青年；但社会毁灭了他善良的天性，使他沦为荒淫无耻的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少女时代的喀秋莎，更是天真无邪，但社会不容许她清清白白地过正常人的生活，她最终不得不把公民证交出去，换领一张黄色执照，进了妓院。
不同点：聂赫留朵夫是因顶不住诱惑而自觉堕落。“人世的诱惑总是降伏他，他不知不觉地又开始堕落，往往比以前堕落得更深”。 喀秋莎则是因为受到欺骗后历尽人世沧桑而被迫沦落的。
前者干出损人利己的事，为别人留下苦难；后者即使在比地狱还糟的生活中，也没有泯灭美好的品质，如被错判重刑时，她只是哭泣呼喊，却没有嫁祸于人的歹心。
二是历史与现实对比：作品中的法庭审讯一段，以12－18章穿插聂赫留朵夫的回忆，在回忆的历史往事中，聂赫留朵夫是犯有诱奸罪的浪荡公子；而现实中他却坐在陪审席上，作为陪审官审理被他欺凌的玛丝洛娃。这种对比的客观效果使现实的审判者和被审者的实际位置作了一个颠倒。
三是场面对比：作品第二部，写了一个押送苦役犯的场面，炎热的夏日中午，七百多名长期见不到阳光，身体虚弱的苦役犯，由警察押往火车站，启程西伯利亚，路途尘土飞扬，口渴难熬，两名囚徒相继中暑死于途中，与此同时，柯察金公爵一家在奴仆的前簇后拥下来到火车站，准备乘头等客车去庄园避暑，为首的公爵夫人坐在两人抬着的圈椅上，身后跟着手提阳伞的女仆。这两个场面的双比使作品中表现的社会矛盾更为集中突出地体现出来。
②深刻的心理分析：托尔斯泰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他能深入人物的内心，抓住人物思想感情瞬息间的变化，精雕细刻，从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如：喀秋莎有了身孕之后听说聂赫留朵夫这一天要乘火车经过小镇，她冒着秋夜的风雨，到火车站去，想见到离开这么久的聂赫留朵夫（心理过程开端）。但她在路上迷了方向，等跑到车站时，第二遍铃都响过了，她赶紧跑上月台，一眼看到聂赫留朵夫坐在一辆头等客车的窗子里。她敲窗子，又敲窗子，可是列车已缓缓开动，越走越快，她一直跟随火车向前跑，没有同聂赫留朵夫照面，火车就开去了。于是她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她想：“等下一班火车开来－－往车轮底下一跳了事（心理过程的中间发展变化），可是，她身子里面他们两人的孩子，却猛地一动，使劲一顶，慢慢伸开手脚，然后用一个什么很小、很细、很尖的东西又顶了一下。”（生理因素）忽然，“她对他的满心怨恨，她不惜用死来报复的打算－－一下子全都消散了”。（心理过程的结尾）
三、《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于1863－1869年完成了反映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画面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后，1873－1877年又创作了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画面的长篇《安娜·卡列尼娜》。
1．情节简介
彼得堡贵族妇女安娜在婚后的头八年中，尽管她的丈夫卡列宁成天忙于官场事务而顾及不到自己的妻子，尽管卡列宁比她大二十岁又不是自己恋爱结婚的，但她还是忠实于丈夫，特别是热烈地爱着自己的儿子。婚后第九个年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莫斯科上流社会的社交中，认识了文雅英俊又富有的年轻伯爵渥伦斯基，两人在不知不觉中相互倾倒，难解难分。在这同时，另一个贵族青年列文发现了这一切，他预感到安娜的举动将带来一场悲剧，他带着一种疑惑的无助心理看着安娜的活动在他眼前展开。
安娜极度渴望得到渥伦斯基的爱，同时又极度害怕得到渥伦斯基的爱，在这种矛盾心理中，她决心逃出情网，于是买了一张去彼得堡的火车票，准备带着儿子尽早回到丈夫身边，可是刚上火车，她就发现渥伦斯基坐在那里等她。
于是安娜和渥伦斯基作为一对半公开的情人开始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上流社会人士对他们的暖昧关系抱着吃吃私笑的纵容态度，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心平气和地暗示安娜，走这样的路是愚蠢的，然后闭上眼睛，不予过问，他既不肯提出离婚，因为那会招来非议；也不肯进行决斗，因为那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一次赛马会上，安娜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表现自己对渥伦斯基的过分关心。赛马会后，她向卡列宁承认爱上了渥伦斯基，请求丈夫与她离婚，卡列宁则不动声色地迫使安娜继续留在家中。
严肃地注视着安娜的列文，此时与曾经热爱过渥伦斯基的贵族少女吉提结了婚，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并开始从事庄园改革活动。
安娜在痛苦的感情漩涡中挣扎，两种感情在撕裂她的心，一是对渥伦斯基的情爱，一是对儿子的母爱。就在这时她又生了一个女孩，而卡列宁表现出少有的宽宏大量，格外地关心这个女孩。安娜从中看出了丈夫的自私的面目，终于丢弃了冷酷虚伪的家，和渥伦斯基公开旅行同居，回国后再次央求卡列宁同意离婚，但卡列宁毫不考虑地拒绝了。
安娜心事重重，愁眉不展，而渥伦斯基对她的爱也不象以前那么热烈，于是，她怀疑情夫另有所爱，感到自己无法得到幸福，在绝望中卧轨自杀。
列文与吉提生活中无波澜起伏，夫唱妻和，平静宁溢，列文的庄园改革无法成功，最终从“为上帝”、从福音书中找到出路，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
2．思想内容
作品通过安娜的故事和列文的故事，从城市到农村，从家庭婚姻、经济状况、政治面貌到思想道德等各方面，形象地反映了俄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动荡变化的社会生活，深刻地批判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堕落腐化。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俄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都带来大的变动，“变动”是作品贯穿始终的基调，是构成小说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正如作品主人公之一列文所说：“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宗法制农村经济的分崩离析，资本主义秩序的开始确立，理所当然地引起社会生活和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又必然带来重大的社会冲突和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的冲突；整个俄国社会呈现为一幅充满动荡的画面。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有的人追求，有的人高兴，有的人痛苦——，更多的人面对现实，在探索思考，并按自己的立场观点来回答这些问题。《安娜·卡列尼娜》正是作者对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探索的结果。因此，它不只是一部家庭题材的小说，而是通过家庭问题和主人公的生活和命运，广泛地反映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小说，是一部社会小说。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俄国家庭婚姻方面的冲击，在作品中表现得很突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作品中接二连三地具体描写了上流社会几个有代表性的家庭的不幸和混乱。奥布浪斯基和家庭女教师的通奸被发现了，妻子正闹着离婚、分家。薛杰巴茨基老夫妇为女儿吉提择婿的事经常吵架拌嘴。卡列宁的妻子爱上了青年军官渥伦斯基，并弃家出走。特维斯卡雅公爵夫人和情人保持人人皆知的“秘密关系”。而西尔顿男爵夫人和情人公开住在一起。契钦斯基公爵把儿子带到自己的外室去，以“增加儿子的见识”。那种俄罗斯的“相信一个丈夫应当和他合法的妻子同居，——相信一个人要养育他的儿子”的传统家庭婚姻观念，已被看成是粗俗愚蠢的和特别可笑的。而且把引诱一个男子和已婚妇女通奸，看作社交场上普通的风流韵事，认为这样做具有“几分优美和伟大”。
资本主义势力也使俄国的政治面貌和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古老的宗法式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机器代替了木犁、商品生产代替了自给自足。出身低微的商人、银行家和铁路大王等人，逐渐代替贵族地主成了生活中发号施令的新主人。大商人摩宾宁用装满卢布的“饱满的旧皮夹”，使许多贵族俯首帖耳。大银行家的接待室里充满了求见他的各种人，他“故意”让贵胄奥布浪斯基等上两个钟头后，“几乎拒绝了他的请求”。与此同时，农民成了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在烈日下劳动，整个夏天的工资，还不够贵族地主在饭店里一顿午餐的开销。
与上述状况相适应，人们的思想道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安娜生活环境的描写，无情地展示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思想道德的腐化堕落。她所生活的彼得堡上流社会，是由“浑然一体”的三个社交集团组成的：一个是以丈夫卡列宁为首的“政府官吏集团”，成员是一些尔虞我诈、钻营牟利的官僚机器，他们用“金钱”来收买人，一切活动均为“谋得一所公家住宅和若干薪金”为手段；二是以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为首的“由年老色衰、慈善虔敬的妇人和聪明博学、自负不凡的男人组成的集团”，这一集团和宫庭保持着密切关系，决定着许多重要位置的人选。伯爵夫人有如此权势的原因，是因为她结婚两个月后就和丈夫分居，并从那时起就不断地和其他人恋爱；三是以特维斯卡雅公爵夫人为首的“跳舞、宴会和华丽服装的集团”，这一批人是用“一只手抓牢宫庭，以免堕落到娼妓地位的高等嫖客和娼妓”。
总之，小说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一切都越出了“常轨”，一切都改变了原有的“形态”。正如安娜所说：“一切都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再也没有什么联系了，这预示了资产阶级替代贵族阶级的历史趋势。正是在这种“混乱”基础上，小说集中描写了安娜和列文的悲剧。从而使作品批判揭露的意义和历史认识价值更为具体、更加深刻。
从创作意图看，作者宣扬宗法制家庭理想，批判城市贵族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客观上反映了普遍主题，即家庭的性质、形式的变化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品以家庭矛盾为锲入点，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矛盾。
3．人物形象
安娜：是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贵族妇女。她面对的是一个“一切都翻了个身”的动荡时代，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渴望自由真挚的爱情，爱上渥伦斯基以后，又不愿随波逐流，象当时社会上流社会妇女那样过虚伪的二重生活，而是要求与丈夫离婚。后来又不顾丈夫的威胁利诱和社会的责难，弃家出走，与情人同居。这样，安娜的追求就与上流社会贵夫人的纵情淫乐有本质区别，具有对真正爱情执着追求的反封建性质。因此，横在她面前的，就不止一个卡列宁，而是整个彼得堡上流社会。安娜的这种行动，体现了生活本身的要求和一个女性对情感生活的要求。卡列宁对家庭尽了一切应尽的义务，这一点无可指责，但他对于感情则是异常陌生的，日常体面的上流社会生活实质是对安娜日常的不露痕迹的精神压迫，因此，安娜喊出：“我不过要生活，我有权利这样做”。安娜希望生活能表里如一，爱是真正的爱，笑是真正的笑，而不靠说谎过日子。这表现出她是一个贵族阶级社会道德的叛逆者，在反抗那个阶级的束缚压迫，揭露社会冷酷虚伪方面，她做到了她那个地位上所能做的一切，表现出历史的积极意义。
但是，安娜同时是一个上流社会的贵族妇女。她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爱情幸福，与渥伦斯基同居后，她实质从一种虚伪跨进了另一种虚伪生活中，她与上流社会的反抗是个人的无力的反抗，致命弱点在于最终还是想得到上流社会的承认，因此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只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也为了做给自己看。安娜挖空心思使自己适应渥伦斯基的爱好，使自己永远有魅力，将爱情作为生活的唯一内容，这样终于使醇酒变成了一杯白开水，填补不了精神的空虚，既折磨了别人也折磨了自己。当渥伦斯基一天比一天难以掩饰自己的懊恼和厌倦时，安娜的自杀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因为作为一个贵族妇女，她既不可能设想过劳动人民的生活，更不可能走斗争道路，她在被丈夫和情人抛弃，被整个上流社会抛弃的情况下，只能以“死”这种软弱无能的反抗，来结束自己的痛苦，来对冷酷虚伪上流社会表示最后的抗议。终于，她带着满腔悲愤，投身到火车轮下。这种为个人的爱情而死，采用孤独无力的个人反抗方式，是造成悲剧的个人原因，表现出安娜的局限性。
安娜的悲剧中，除个人局限性外，更重要的在于社会环境，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冲突是悲剧的根本原因，悲剧是个性解放要求与俄国贵族封建思想道德尖锐冲突的产物，这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安娜既是贵族阶级道德思想的牺牲品，也是贵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受害者。安娜作者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托尔斯泰同情安娜在那种社会中的不幸，斥责上流社会的迫害；另一方面又从“妇女的解放－－在卧室里”的观点出发，指责安娜弃家出走是没有尽到贤妻良母的神圣责任，是不道德的，所以也应受到惩罚。因此，作者是在宗法式观点上写贵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如何吞没一个女性的。
列文：是一个重视贵族传统和向往宗法制生活的庄园地主。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对具有家长制生活特征的莫斯科老贵族薛杰巴茨基家十分仰慕，“那个家庭的每个分子，特别是女人，在他看来好象都包在一层神秘的诗的帷幕里”。大学毕业后，他又厌弃城市的浮华和官场的虚伪，自动回乡经营农庄，立志当一个对自己和农民都有利的好主人。但是，动荡的社会状况使他发现，贵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正在发生动摇，政治和思想道德也日趋堕落。俄国农村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正如洪水猛兽一样地入侵。对于不承认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又“高兴属于贵族阶级”的他来说，是难以理解这一大动荡的。他错误地认为：贵族阶级之所以没落而使商人的得势，是因为贵族阶级“天真”、“懒惰”，不珍惜贵族传统；农业经营之所以萎顿不振，是因为农民对劳动成果不感兴趣和“外国文明”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因此，他决心“俭朴、勤劳”，积极从事改革活动，以找出一条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途径。这一改革的内容是：地主出土地、农民出劳力、合伙经营，均分红利。他想通过这条道路使贵族地主避免走向没落，又使农民不贫困，既抵制资本主义发展，又能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他这样阐述自己的改革理想：“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互相调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以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致遍及全世界”。然而这种不否定土地私有制的改良主义道路在当时的俄国根本行不通，因为土地私有制是俄国社会发展的障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已如燎原烈火势不可当。因此，列文刚一开始改革就发现农民的“绝对不相信地主的目的除了想尽管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什么”，他们对于自己所领的钱不是工资而是预付将来的一份赢利的这一点，丝毫不惑兴趣。这样，列文的改革彻底失败了，他几次差点自杀，后来还是在宗教中找到了归宿：“为上帝，为灵魂活着”。接受了宗法式农民的信仰。
列文是一个自传性形象。他的探索和思考及其改革，他在宗教生活中寻找精神出路，都有托尔斯泰自己的生活体验，反映了作者世界观转变时期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一方面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天才的艺术家，托尔斯泰看到列文的改革是毫无出路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作者“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以及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只能通过“道德自我修养”、良心和博爱的教义来解决问题。
如果说安娜的悲剧，主要表现了作者对腐化堕落的城市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与揭露的话，那么，列文的悲剧主要表现了作者对理想化宗法制小农社会的向往和探求。
4．艺术特点
①完整严密的情节结构
作品通过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出现了众多人物和事件。它们有时发生在莫斯科和邻近莫斯科的乡下，有时发生在彼得堡和邻近彼得堡的农庄，表面上无紧密联系，但作者却将全书组织成浑然一起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外联系的当代社会图画。构成了“拱型结构”。
首先，从外在形式上，通过奥布浪斯基和杜丽，把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串联成亲戚好友。奥布浪斯基是渥伦斯基的好友，又是安娜的哥哥。杜丽是吉提的姐姐，而列文又是吉提的丈夫。最后在杜丽的建议下，列文还特地去田庄拜访过安娜，从事完成了“拱顶”。
其次，通过全书中对家庭问题的描绘，把人物集中纠集在因资本主义侵袭而带来的共同的“不幸”和“混乱”之中。不但主要人物在家庭婚姻问题上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幸”、“混乱”，就连次要人物如薛杰巴茨基公爵夫妇也在这一问题上经受着不同形式的烦恼和考验。不但城市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关系变得乱七八糟，就连乡村地主庄园也同样充斥混乱虚伪。《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四期卢兆泉“圆拱拱顶在哪里”认为：
作品圆拱的拱顶在主人公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探索，安娜自杀前：“我这是在哪里？我这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啊？”列文改革失败后：“我是什么人？我在什么地方？我为什么在这里？”
②细致强烈的心理描写
小说通过外表和表情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如：卡列宁脸上“经常浮上讽刺的微笑”，活画出他内心的冷酷自私；而列文脸上常有“孩子式的脸红”和“羞涩”，表现出他的正直单纯。安娜开始因渴求自由爱情，脸上常显露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后来，因为绝望和厌倦，则经常“眯缝着眼睛”。
小说还广泛描写人物瞬间心理感受、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如列文去溜冰场见吉提时，感到公园里“所有的树枝都被雪压得往下垂着，看上去就好象是被一袭隆重的新祭衣盛装了起来”。实际上是他求婚前紧张庄重心理的写照，一旦求婚成功，他感到一切都和蔼可亲，一切都向他微笑祝贺，这正是他那温柔的快乐心情的生动反映。
作者还善于深刻细腻地展示人物的矛盾发展的内心世界。为了揭示人物隐蔽的内心世界，作者多次描写了人物的内心独白，象拉开内心帷幕一样，把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如安娜自杀前那段长达数万字的内心独白，集中表现了她的矛盾、绝望和愤慨。
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
（参见周永福《俄国社会两面不同的镜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俊才云蒸的俄国文坛，升起了一对光华四射的双子星座——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巨匠创作的主要时期大致相同，都在一八六一年农权制改革以后。他们两个如同两面各呈雄奇的山坡，在俄国文学中形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人们历来都喜欢把他们相提并论。卢那察尔斯基说：“同托尔斯泰站在一道，而且就才气的磅礴以及留下的遗产的重要性来说也许并不比他逊色的，是我国文学中另一位有世界意义的天才作家－－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瞿秋白也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开人类文学史的奇彩，决不是俄国所能专有的……”
既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同一国度，同一时期而成就可以匹敌的两位作家，为什么列宁先后写过长篇文章论及托尔斯泰的创作？其中不乏赞扬之辞，而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过一篇专文？偶尔提及，也总是意多贬抑呢？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托尔斯泰比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正象他本人预言的：“虽然现时的俄国人民对我并不理解，但是我会被未来的俄国人民所理解”呢？
为了解答疑题，必须先就这两位作家在反映生活，心理描写，宗教思想方面的主要区别，作一番探索、分析。
1、反映的生活不同。
一位是“宗法制农民的代言人”，一位是“小市民小说家”。一八六一年自上至下的“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社会处于一个新旧更替的动荡时期。面对共同的社会情势，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密切关注和深沉思索，并在他们如椽巨笔下作了广泛、深刻而又真实的反映。但是，他们的反映，各有不同的侧重面。纵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创作，就会明显看出：托尔斯泰在他创作的主要时期作为宗法制农民的代言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小市民小说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革。
从托尔斯泰早期的作品《一个地主的早晨》到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里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农民形象，他们对地主憎恨的情绪，怀疑的态度，反抗的心理却都是共同的。《复活》里库兹明斯果耶田庄上的农民对专制制度的基础－－土地私有制发出了正义的控诉：“土地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不管是土地或是土地给于人类的种种利益，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享受权利。”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铲除官办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的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宾的宗法制农民的心理愿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从发轫之作《穷人》到最后一部巨著《卡拉玛卓夫兄弟们》－－堪称是小市民们完备的画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市民们对农权制的仇恨和对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恐怖与诅咒中，反映了在那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慌恐不安的社会心理，表现了地产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社会冲突。
当时的俄国正处在资本主义逐步取代专制农奴制的过渡时期。由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之下反映生活的角度各有所侧重－－前者着重在农村，后者主要在城市－－因而在托尔斯泰笔下，我们从宗法制农民的呼声中，较多地看到的是专制农奴制度日渐崩溃的情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我们从小市民的呻吟中，则较多地看到的是资本主义越来越发展的趋势。这情景，这趋势，恰好是当时俄国社会的全貌，又如同一首交响乐的两个音部，表达了俄国城乡各个阶层的人们的思想情绪，又比一把解剖刀的两个面，把同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行将崩溃的农权制和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作了无情的剖析。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于十九世纪俄国的两位作家，可是为什么托尔斯泰会成为“宗法制农民的代言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成为“小市民小说家”呢？这是因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托尔斯泰出身于贵族家庭，长期生活在乡间，列宁特别称颂他“极其熟悉乡村的俄国，熟悉地主和农民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莫斯科，就学于彼得堡，他熟悉的是俄国的城市生活。历来作家都在描写自己比较熟悉的生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生活阅历的不同，是他们创作时选材各有侧重面的重要原因。
另外，这两位作家都经历过不同的思想转变过程。他们对俄国的农奴制怀有深刻的敌意。托尔斯泰和庄稼人之间有着广泛的交往，这给他的思想发展以深刻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年时代既受过果戈理人道主义的影响，也受过四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影响，他是憎恨农奴制度的。一八四九年，他因参加反专制农奴制具有民主思想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在组中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被沙皇当局囚禁、流放十年之久。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资本主义也同样十分厌恶。托尔斯泰两次出国之行，使他对一开始的时候还十分欣赏的那种在俄国甚至连想象不到的“社会自由”完全失却了信心，资产阶级丑恶的现实终于赤裸裸地全部暴露在他的眼前。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年流放之后，一进入彼得堡，那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大城市的生活突然涌现到他的眼前：疮痍满布，罪恶横流，使他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的所作所为非常失望。但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都对俄国的农奴制和资本主义怀有敌意，却并没有象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那样，上升到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而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托尔斯泰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宗法制农民的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道主义的目光投向了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夹缝中奄奄待毙的小市民们。如卢那察尔斯基在指出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之后说的：“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以农村代表自任的地主随了这场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作为一个市民，一个小市民反映了它”。他们两人象两面角度不同的镜子，交相辉映，反映了俄国新旧更替的动荡时期的社会生活。
2、心理描写的不同。
一位在剖析“心灵的辩证法”，特别注重心理流程本身；一位在揭示“内心的全部深度”，特别注重人物的瞬间情绪。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基都是炉火纯青的心理描写大师。然而他们的心理描写却以具有迥然不同的特色。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分析托尔斯泰在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感受时说：“托尔斯泰伯爵却注重一些感情和思想是怎样从另一些感情和思想发展而来的。……托尔斯泰更感兴趣的，却是心理过程本身，是这过程的形态和规律，用一个特定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心灵的辩证法”。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高尔基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些病态的思想－－称之为感觉比称之为思想更真实些－－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要内容，他喜欢去发掘不明确的错综的下意识的领域”。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并不正确，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的是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
托尔斯泰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这个过程被他描述得异常清晰，合乎逻辑，来龙去脉有踪可寻。其间每一个阶段都既是上一个阶段的结果，又是下一个阶段的原因。对于理智和感情的搏斗，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作者交代得历历在目。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往往忽略这个过程，他惯于捕捉那些转瞬即止，稍纵即逝，飘忽不定，捉摸不透的思想情绪。
有一对非常典型的例子。托尔斯泰对《复活》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诱奸玛丝洛娃之前的心理活动分解成两部分：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这两部分此伏彼起，你强他弱，存在着时刻不停的辩证的发展过程。当兽性的人占上风时，“他就脱掉靴子，光着脚，顺着过道往她的房门口走过去……”作者在冷静地分析：主人公在健全地思维，读者在作用的引导下，沿着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回廊曲院，深入心灵的最稳秘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思科尔尼柯夫杀人前后的心理活动，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幻觉、梦境、突如其来的情节逆转和某些违反常理的荒诞念头，下意识冲动和接近病态的心理过程反射出来的。行凶时“他把斧头拿了出来，用双手高高举起，几乎不由己地，几乎不用力气地，几乎机械地用斧头向她的头上直砍下去。他似乎没有力气了。可是他拿斧头一砍下去，他的力气就来了。”谢德林曾经讲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他写出了充满生命和真实的人物，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用愤怒发抖的手制成的、莫名其妙的、好象在梦中辗转不安的傀儡……”拉思柯尔尼科夫正是这样一个傀儡。
托尔斯泰作品中无论人物如何众多，心理如何相悖，心理活动的操纵杆总是操在作家手里，作家处于“全知”的地位，读者始终能感到作家的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心理活动则往往不为作家的思想所左右。作者的身影隐藏得很深，仿佛完全消失了。在描写方式上，托尔斯泰一般进行一以贯之的叙述式分析，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是直接表达内心在活、感受和沉思的过程。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心理活动受形式逻辑规律的约束，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思想感情往往是朦胧和自相矛盾的、几乎是一系列变化无常的、被观察者所疏忽的印象构成。由于以上不同，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古典的整饬严谨，舒缓明洁之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则有利于表现节奏促的现代生活之长，能大大丰富表现现实的容量和力量。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心理描写方面表现出这样大的差异，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从作家自己的心理来说。高尔基曾指出：“巨人列甫·托尔斯泰是一颗最完整的，最少受到摧残的心灵，但是其余几个作家的心，不管愿意不愿意，总不得不被蹂躏和充满了生活的新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余的几个作家”之一。
托尔斯泰出身贵族，继承有庄园和农奴，生活稳定富足，社会地位优越，他一身行着紧张的思想探索，但是心境较为平静。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用忌恨的口气就这方面谈论过托尔斯泰：“他倒舒服，有个雅斯纳雅·波良纳，他先是以主人公的身分，后来又以贵宾的身分住在那里，他生活有保障，多舒服，可以长年长月坐下来写他的小说，而我的境况却是这样，每逢编辑写信给我说：如果你不把下一章寄来给我供下期刊登，那么……那么怎么样？那么我就会没有钱，不能给我妻子买药，不能离开我住腻了的城市，缺乏最起码的和对我最必需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是老实话。他的家族尽管世袭有“伯爵”的爵位，但是他大半生颠沛流离，穷愁潦倒，处于窘迫之境。在青年时代，他几乎处于精神病的边缘，苦役又加重了他的癫病，人格和心灵遭受过极度的凌辱。和托尔斯泰较完整的心比起来，他只是一颗破碎的心。文学作品不仅是生活的反映，更是心灵的创造，作品中的人物无不体现着作者“自我”。由于这样，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的心灵较为完整、健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孕育的人物则常常镌刻着一颗病态的灵魂。
其次，从作家们所描写的客观环境和他们的创作意图来看。托尔斯泰作为宗法制农民的代言人，描写的是俄国的农村生活，那里，经济停滞不前，农民们在饥寒之中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死亡，贵族阶级现出末世气息，在日复一日的享乐的渐趋衰落，农奴制已是风烛残年，生活节奏缓慢。这种状况，容许作者从容不迫地观察，条分缕析地评价，不慌不忙地描写。他笔下的人物不会心跳过速。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小市民小说家，主要取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城市生活，那儿，机器在飞快转动，竞争变化无常。随着少数人财富的急遽膨胀，大部分人的处境急转直下，抛出了原有的生活轨道，隐于前所未闻的境地，他们对一切感到迷惑不解，在剧烈的社会变化的大地震中，坐卧不宁，无法立定脚跟，面对城市生活的万花筒，人们眼花瞭乱，神经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生活节奏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指出，他自己的长篇小说跟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特别是跟列·托尔斯泰的作品之间的不同。依照他的看法，这些作家非常鲜明地描写了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坚固形成，获得一定持久性和明确轮廓的东西，他呢？则主要是描写他在俄国社会中亲眼见到的历史事件和急剧变化所产生的那些现象。这种区别，是造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骚乱心理和托尔斯泰式的平静心境的客观原因。
再次，从两位作家所受的文学影响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全都来自《外套》。”托尔斯泰也是这样。托尔斯泰在青少年时期和同学们一声通霄达旦地朗读果戈理的作品，经常感动得潸然泪睛。他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果戈理的继承者，明瞭俄国文学的许多重要传统，理解并且玩味了一些最要的散文作家的创作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受俄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他还受过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霍夫曼的深刻影响。霍夫曼的作品，喜欢采纳童话，运用幻想，进行夸张，弥漫着一种特有的神秘和悲观的倾向，经常描写神秘莫测的幽灵和无法捉摸的黑暗势力。霍夫曼的《斯居戴里小姐》中的卡迪亚克在莫名其妙的“煞星”指引下杀人抢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娶女房东扎尔尼采娜的多病而丑陋的女儿，斯维特里加依洛夫临自杀前的慷慨赠金，《赌徒》中老祖母下赌注时丧失理智的狂热，《淑女》里女主人公抱着圣象跳楼自尽等毫无心理准备的无意识行为非常相似。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继承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实主义有着和托尔斯泰完全不同的理解。他对这类现实主义作过解释，那就是“以深刻的洞察力和惊人的正确性叙述人的内心状态”。也就是他所说的描写“内心的全部深度”。这“内心的全部深度”应该是对人的心理上主观的，内在的，隐茂的，易变的东西作纤毫毕露的开掘。他是把人物的心理，意识活动的“腹稿”直接现诸文字，而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心理活动无疑是对这些“腹稿”作过一番整理，删削。托尔斯泰的“心理辩证法”象是经过剪辑的由录象机摄下的一卷考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则是用全息摄影技术拍下的一张照片：宣扬不以暴力抗恶的宗教精神，鼓吹逆来顺受宗教哲学。对一种已经形成了的心理状况，从各个方面显示它。
3、宗教思想的不同。
一位宣扬勿以暴力抗恶的宗教精神，一位鼓吹逆来顺受的宗教哲学。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发展中，有十分相似的情况。托尔斯泰由于宗法农民的意识限制，它思妥耶夫斯基由于苦役使他认为专制制度不可动摇，他们都没有上升到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同时，他们对徘徊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又紧紧地关闭了心灵的门窗，拒不接纳。于是，这两位作家便都一头钻进上帝的圣殿，苦恼而又热情地皈依了宗教世界观，宣扬天国幸福和尘世苦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爱”、“慈善”之类伦理道德说教，当作解决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救世新术。
托尔斯泰把目光由先进的西方转向落后的东方。他研究过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还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他扬弃了各种宗教教，撷取了它们的精华以补充《圣经》福音书，充实了他的基督教教义，形成了他的宗教思想：“托尔斯泰主义”－－“不以暴力抗恶”。《战争与和平》里，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每当讲起他最心爱的故事：一个商人“无缘无故地白白受苦”，最后在生命将终时还饶恕了那个害他坐了许多年牢的强盗的时候，脸上总是焕发着“狂喜的神色”。《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宁因饶恕了安娜，跟渥伦斯奇和解了，便生平第一次尝到了“饶恕的幸福”、“精神上的平静”。《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诚挚的忏悔终于重新燃起了喀秋莎心里久已熄灭的火，他最后也从福音书的《登山训众》中得到启示，就是“勿以暴力抗恶”和“爱你的仇敌”。
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用“钟爱别人胜过自己”的宗教教义培养世人的博爱精神，引导人们走上用受苦受难来拯救灵魂的赎罪道路，来重建一个“和睦无间、合乎理性的社会”在他的作品中，有的是逆来顺受的典型，如《穷人》中女主人公瓦莲卡·杜勃罗肖洛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伊凡·彼得罗维奇、《罪与罚》中的妓女索尼亚以及《卡拉玛左夫兄弟》中的阿辽沙等。
任何宗教，不管它的倡导者的本意如何善良，终究是麻醉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在这一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和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毫无二致，都是为了反对暴力 命，号召人民同统治阶级妥协，问题还有另外的一面。基督教毕竟宣传了博爱、平等、和睦，这些宗教精神里面多多少少含有人道主义的因素，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也是如此。他们作品中同样散射着人道主义的光泽。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他们的作品中也充满了矛盾。托尔斯泰一方面无情抨击上地私有制，官办教会和资产阶级金钱势力，另一方面却又鼓吹“不以暴力抗恶”的宗教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暴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畸形和丑恶，同情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小人物”，但他宣扬逆来顺受的宗教哲学，攻击革命运动。他们是俄国社会两面不同的镜子，而他们的宗教思想，便是这两面镜子上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他们两人宗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这就是从反动性来讲，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为甚，理由如下：
① 托尔斯泰在政治上是个不抵抗主义者，但是在道德上是个强有力的抵抗主义。无论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还是在《复活》中，托尔斯泰无情地撕破了贵族资产阶级道貌岸然的假面具。他使安娜因为没有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而遭到“报应”，他使聂赫留朵夫走上了“道德自我完善”的大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同，他在一切恶的 都是不抵抗主义者。请看《西伯利亚的囚犯》的“阿库丽卡的丈夫”一章里那组杀害清白顺的妻子的惨酷镜头，对于丈夫的失去人性的暴虐、阿库里卡默默顺受着一切 然还隐藏着深深的爱。他的作品里善与恶的界线是那样模糊，不易分辨。
② 托尔斯泰断然排除了正教本身，成了教会的直接敌人，他指出教会起着巩固农奴制的工具作用，如他在《复活》中所揭露的那样。他一个劲地在阐述基督教的教义，但是对教会却坚决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教会的态度则温和得多。在《卡接玛卓夫兄弟》中，他借卓西玛神甫之口表示，教会以它的博爱与亲歧途精神，总有一天要战胜国家和植根于私有制的社会，教会总有一天要建成一个特别的，几乎是非人间所能有的，以内心的一致为基础的理想社会。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宣扬逆来顺受的宗教哲学的同时，恶毒地攻击了革命运动。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为了同革命民主主义者论战崦写的。他以拉斯柯尔尼科夫，思麦而佳柯夫血腥的杀人暴行暗喻革命的暴力。在《恶魔》里，他借威尔霍文斯基之口说：“骗子，骗子……得啦，社会主义算个什么东西，破坏了旧的力量，却也没有带来新的力量……”托尔斯泰尽管也不赞成武装革命的道路，但是在其笔下，还尚未出现他对革命运动这般赤裸裸的攻击。在《恶魔》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站在为贵族资产阶级社会辨护的立场上。他嘲笑政府，省政当局，整个社会，不该对“自由主义”思想采取宽容、放任的态度。而托尔斯泰在一九O八年发表的猛烈抨击沙皇专制的政论文《我不能沉默》中，他既希望农民忍耐宽容，请求斯托雷平政权施行仁政，但是另一方面强烈抗议反动政权的残暴行为。
④ 从这两位作家思想立场发展的最后情形来看。当时反动当局视托尔斯泰为危险的异端，宗教大会开除了他的教籍，他的学生被逮捕，流放，他本人也受到皇警察的监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宗教理想：他自己耕种田地，不再吃肉，不再打猎，放弃财产和著作的版权。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了晚年，却经常出入沙皇宫廷，受到大公们的宠爱，并和贵族反动派领袖，“宗教事务院”的检察总长交上了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他的提议下，才写了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卡拉玛卓夫兄弟》。
⑤ 托尔斯泰卒于一九一O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卒于一八八一年。也就是说，托尔斯泰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界上多呆了二十九年。这二十九年，俄国社会正经历着暴风骤雨的变革。已经前进了的社会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亲见的新的时代潮流，无疑会给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影响，例如一九O五年的革命。这无疑是托尔斯泰的思想较陀思妥耶夫斯基先进的客观条件之一。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出的疑题上。为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越来越大？
前面通过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尽管不赞成暴力革命的原则，但是他猛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要害，表达了宗法制农民在革命准备时期的思想情绪，陀思妥耶夫斯基且不说他诬蔑革命运动的方面，单就他揭露刚刚在俄国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来说，对当时俄国以反对封建农奴制为对象的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意义，显然不及托尔斯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列宁，自然也会看重托尔斯泰的这一点。在托尔斯泰八十寿辰和逝世的时候，沙皇政府的官方文人，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孟什维克们大做文章，歪曲托尔斯泰创作的思想内容，力图使托尔斯泰的文章，拨乱反正，以引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就是扬托抑陀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这两位作家身后，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从世界范围来讲，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弊病充分暴露，日益突出，在俄国，资本主义逐渐取代了农奴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现实意义随着历史的延续而逐渐显露出来，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尽管有着“永远不会成为过去而属于未来的东西”，但是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生活逐渐成为历史的陈迹。这是从他们作品的认识价值上讲。再从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上讲。从前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谓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正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比较起来，由它的发展而形成的人性的异化和扭曲，瞬息万变的社会万花筒给人们视网膜上留下的怪诞奇异的印象，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作者对人物内心深处奥秘的锱铢必究的描述等；这种种变形的社会生活内容，决不是那种较为直线平面、严肃整饬、合于形式逻辑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创作方法所能表现得了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却正适宜于表现那些变形的社会生活内容。他的作品中，已经显露出了现代派创作特征的端倪。难怪现代派的各个流派大都炫耀师承，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鼻祖。由于作品内容和创作方法上的不同，随着时代的变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逐渐互换了位置。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社会两面不同的镜子。这两面镜子具有的不同的借鉴价值，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不朽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