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祖以叛逆取天下，而竟然网罗得若干正人君子，帮他“顺守”，可谓奇迹。成祖的度量，不比太祖宽宏，他所以能够如此，大概是得力于读书较多，太祖起自草莽，无法了解文人，太祖心目中的　　所谓文人，只是“肯为君用”的“士大大”而已。　　在成祖的朝廷之中，也有来自北京的“老干部”与靦颜归附，甚至投机图利的无耻之徒：例如，“务为佞谀”而中伤解缙的礼部尚书李至刚(一点儿也不“刚”)；贪污成性，声色自恣的兵部尚书方　　宾(自杀得很好)；虽有建筑技术而不恤工匠，私生活糜烂的历任右都御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的吴中；一味逢迎，开门纳贿的礼部尚书刘观；不学无术，贻笑大方的另一位礼部尚书吕震；刻薄残忍、　　欺侮弱者的左都御史陈瑛，与历任刑部尚书、礼部尚书的郑赐......等等。蹇义与夏原吉以二薰处于众莸之中，竟能久于其任，也许是全仗皇帝身边有几个好翰林，朝夕呵护。 　
　　五二、永乐武臣　　成祖在起兵“靖难”之时，所倚靠的是他的“燕山三护卫”的官兵，虽则其中的精锐已经被建文帝调去了开平，但是留在北京的军官与“壮士”仍然不少。在军官之中，下列诸人留下了姓名：　　燕山中护卫——指挥唐云，指挥佥事陈志；千户邱福，孟善；副千户陈珪。　　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张玉、张兴；副千户朱能、李濬。　　燕山右护卫——指挥佥事陈寿；副千户谭渊、徐祥；百户王真。
　　在这些人之中，唐云的地位最高，年纪也最大。当成祖“八百壮士”从燕王宫城冲出，夺取北京城九门之时，夺下了八门，而“西直门”的守率抵死不降。唐云走向前去，向守卒说：“皇上已经有　　旨，令燕王‘自制一方’。你们快退，否则有性命危险。”于是，西直门的守卒一哄而散。其后，成祖出去打仗，留唐云在北京城辅佐“世子”朱高炽守城。入京以后，封他为“新昌伯”，世袭指挥使　　。　　功劳最大的，是张玉和朱能。张玉在东昌之战阵亡，其后被追封为“荣国公”。他的儿子张辅从征有功，被封为信安伯。(关于张辅征安南的事，以后再说。)
　　朱能于张玉死后，是成祖手下的第一员猛将，常常转败为胜。他极有毅力，主张打到底，成祖入京以后，封他为“成国公”，年禄二千二百石，授号“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　　柱国”，任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永乐四年，命他为“征夷将军”，率领“八十万”大军讨伐安南，不幸病死在广西龙州，年纪仅有三十七岁，追封为“东平王”，予谥“武烈”。他的儿子朱勇，颇有　　父风，是仁宗、宣宗、英宗三朝的大将。　　邱福的功劳不及张玉朱能，却有一个长处：绝不夸功争赏。成祖为了给所有的武臣以一个教训，特地在入京称帝以后，把他列为首功，置于朱能之上(其实朱能也从来并不骄傲)，封他为“淇国公”　　，年禄二千五百石，授号“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任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可惜这邱福不争气，在永乐七年以“征虏大将军”的地位统十万骑兵北伐，轻举深入，阵亡　　，全军覆没。成祖大怒，追削他的封爵。他是主张立成祖次子朱高煦为太子的人，成祖不听，而依从解缙等人的建议，立长于朱高炽为太子(即未来的仁宗)。邱福死后，朱高煦势孤，虽想夺嫡，巳经毫　　无希望了。
　　封公的，仅有邱福与朱能二人。朱能于死后被追封为王。追封为公的，是张玉。追封为侯的，是谭渊与王真。谭王二人均在成祖入京以前阵亡：谭死在夹河之战，王死在淝河之战。　　成祖入京称帝以后，除了追封张玉为荣国公以外，也追封了阵亡的陈亨为泾国公，谭渊为崇安侯，王真为金乡侯。陈亨原为都督佥事，镇守大宁，谭渊原为燕山右护卫副千户，王真是燕山右护卫的　　百户，均极勇敢善战。　　参加“靖难”之役的其他武臣，被封公的有成国公朱能。姚广孝是到了在永乐十六年病故以后，才被追封为荣国公的。姚本是一个和尚．法名道衍。被封侯的有下列十四人：
　　明朝不是亡于闯献贼也不是亡于金钱鼠辫子，是亡于只会喷口水搞党同伐异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文官集团，好比现在的公知集团们，要是哪天现在的中国让李大眼韩小寒汪三公子之流的执政了，估计也离亡国不远了。。
　　在这些侯之中，出身最低的是张武与王聪，然而张武的功劳最大。此外，有王宁，原已因作了[太祖之女]怀庆公主的驸马而封为永春侯，因“通燕”而在南京坐了牢，也可算是功臣。又有郭义、薛　　禄二人，迟至永乐十八年十二月才分别被封为安阳侯与阳武侯，加号“奉天靖难武巨”。　　封伯的是下列的十七人　　在南京城破前后后向成祖投降劝进的陈瑄、茹瑺、王佐，被分　　别封为平江伯、忠诚伯、顺昌伯。这三人之中，只有陈瑄是武臣，官居江防都督佥事。　　从永乐八年到永乐二十年，先后因靖难之功而被追封为伯的有：景城伯马荣，新泰伯张钦，莱阳伯周长，成武伯陈亨，会安伯金玉，平阴伯朱崇，保昌伯程宽。 　
　　五三、贵州设省　　除了上述的“靖难”功臣以外，其后打安南与打北元的有功军官，也有若干被封为侯与伯的。　　因“靖难”而封的侯与伯，真正的将才并不多。其中镇远侯顾成与信安伯张辅是两个例外。顾成祖籍湘潭，生长江都，是划船的世家，力大如牛，替朱元璋掌伞，当随从，有一次小船搁浅，他背起　　了小船走。攻镇江的时候，他打进城里，作了俘虏，竞能在被杀之时挣脱绳索，跑回，再行打进城里，于克城以后升为百户。打云南，平贵州，他的功劳均多，升到了以“右军都督佥事”佩“征南将军　　”印。建文帝召他回京，任为左军都督(左军都督府的都督)，派他随同李景隆北御燕兵，不幸在真定被俘。燕王(成祖)不杀他，留他在北平，帮助世于朱高炽守城，作为朱高炽左右的唯一军事专家。顾　　成为人颇重道义，不肯带兵出城，与建文帝的“南军”对垒，也不肯接受世子赏给他的任何兵器。他只肯就北平城的防守工作，指导一番。
　　成祖称帝以后，封他为侯，叫他回驻贵州。这时候，他的年纪已有七十三岁。到了永乐十一年贵州的苗民首领田琛与田宗鼎彼此打起仗来，成祖命令顾成率领五万大兵，加以镇压。田琛是思州宣慰　　使，田宗鼎是思南宣慰使。两人所争的，是“沙坑”一片地方。从中挑拨的，是思南的宣慰副使黄禧。田琛不该“目无朝廷”，擅动干戈，更不该自称“天主”。他任命这黄禧为大将，打进思南宣慰使　　的衙门所在地镇远，杀掉田宗鼎的弟弟，掘掉田宗鼎祖宗的坟墓。　　顾成对田琛、黄禧，不动声色，便把这两个人抓了来，捆起，加上锁铐，送到京师(南京)。田宗鼎自己也来到京师，向成祖请罪。成祖治田琛与黄禧，宽恕田宗鼎。然而这田宗鼎不识趣，要求灭绝　　田琛与黄禧的亲族党羽，替他报私仇，除祸根。他而且告发自己的祖母(大概是庶祖母)，说祖母与黄禧私通；祖母也咬了一口，说田宗鼎勒死自己的亲生母亲。成祖大怒，说田宗鼎也不是好东西，法无　　可宥。
　　于是，思州与思南均没有适当的人可以作‘土司”。成祖便决定设置贵州省(贵州承宣布政使司)，以思州、思南的土地分作八府，一州，一县，一宣慰司，三十九长官司。八府是：思南、镇宁、铜　　仁、乌罗、思州、新化、黎平、石阡。一州，是镇远。一县，待考。一宣慰司，是管辖永东、龙里等七个长官司的贵州宣慰使司。(二十九个长官司的名称，限于篇幅，从略。)布政使司与宣慰使司的衙　　门均设在贵阳城。那时候，贵阳还不是一个府；遵义是一个“军民府”，属于四川；安顺是普定府下面的一个“军民府”，先属云南，后属四川，到了英宗正统三年才划入贵州布政使司；都均是一个安　　抚司(比宣慰司低)，属于贵州都指挥使司，而不属于贵州布政使司。 　　　　　　　　　　　　　　　
　　@melisa000 406楼
11:28:03　　挺好玩的　　-----------------------------　　谢谢
　　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此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敛财，抠门之极。他一生很少置换新衣，把朝政丢给大太监刘瑾，几十年不上朝，致使很多大臣一辈子不知道皇帝长的什么样。他把后宫的许多宫殿改成商场的式样，然后命人从宫外买些物品来，自己堂而皇之地做在椅子上，以掌柜的自居，命太监召唤大臣进宫购物，商品价格自己定，还不准还价，还不准不买，不买要杀头，以此为乐，死后埋葬于定陵，地宫文物奢华无比。 　　楼主。。。还是别复制了，刘谨跟神宗有什么关系，差着几十年呢　　
　　五四、成祖北征　　成祖对北元一共打了六次，仅有第一次是师出有名，第二次是不得不战，其余的四次均为浪费。而严格说来，这六次没有一次打了胜仗。　　在元顺帝北走沙漠之时，实力尚相当雄厚，而且在陕甘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在东北的纳哈出，均有庞大军队。就明朝的立场说，威胁犹往，所以朱元璋之一再竭力想“肃清沙漠”，不无理由。　　到了成祖之时，此种威胁业已化为乌有。叫朝内部的行政井井有条，国力充沛，而北元内部篡弑相寻，分崩离析。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以德服人”，“以大事小”的传统，正可乘此发挥，根本用不　　着动武。成祖却一动再动，动得公私交困。
　　在北元的一方面，第一位君主元顺帝在洪武三年得了痢疾，去世。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第二位君主，在位八年，饱经忧患而死，其弟弟脱古思帖木儿是第三位君主，当了十年可汗，被蓝玉击　　溃，死在叛臣也速迭儿之手。　　瓦剌二字，是Oirat或Oirad的译音，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上译为“卫拉特”，原意是“边部”。元亡之时，整个瓦剌被一位猛可帖木儿割据，其后分为三部，而马哈木是其中一部的部长。其余两部的　　领袖是太平与把秃孛罗。　　额勒伯克的儿子，在位的时间也是极短，于建文四年被杀。
　　第八位君主鬼力赤，既非元顺帝的子孙，亦非成吉思汗的苗裔，而是来历不明的一个瓦剌人。后来，他被马哈木杀了。　　北元的太师兼知院阿鲁台，在永乐六年扶立额的弟弟本雅失里作为第九位君主。　　成祖听到消息，派人送信给本雅失里，劝他对明朝讲和。次年，永乐七年，又派了一位给事中郭骥，作使臣前往。郭骥一到，便被本雅失里与阿鲁台杀了。成祖动火，命令淇国公邱福佩“征虏大将　　军”印，率领十万骑兵，讨伐北元。　　这邱福有勇无谋，推进到胪朐河(克鲁伦河)，不等大队人马到齐，便亲自率领一千骑兵穷追，果然中了埋伏，自己阵亡，使得跟随他的将军王聪、火真、王忠、李远，也送了命。剩下的无将之兵，　　十万人全军覆没。
　　成祖在面子上，下不了台，只得于永乐八年大举亲征，照理，他该另派一人当主将，不必亲自出马。但是，他对所有的武臣均失掉信心。邱福是他所最赏识的，尚且违反他临别之时“不可轻进”的　　吩咐，别人似乎更不可靠。　　这是他第一次对北元的亲征．所动员的兵有五十万人之多。(其实，兵多反而是一个累赘。在沙漠中行军，粮与水均成问题。)他在三月间出发，五月初一到达克鲁伦河，见不到一个敌人，于是继续　　北进，渡了兀古儿札河(额尔古纳河)，到了五月十三日，才在斡难河的河边，追到了本雅失里。交锋以后，本雅失里丢下辎重，逃走。(据说，他只带了七名骑兵逃走。奇怪的是，《明史》并不曾记载下　　成祖杀死元兵若干，俘虏若干。)
　　马克　　
　　六月间，成祖班师。班师到飞灵壑，和阿鲁台遭遇。成祖自己带了“铁骑”冲锋(作风与邱福一样)，把阿鲁台吓得跌下了马，却又骑上，逃走。成祖挥动大军追赶，杀了敌方一百多人。　　七月间，大军回抵开平(多伦)，举行庆功宴会。不久，成祖便回到北京。第一次的亲征，顺利结束。　　这一年(永乐八年)的冬天，阿鲁台派人送马给成祖，修好。成祖顺水推舟，加重还礼，并且放还所俘的阿鲁台的哥哥一人，妹妹一人。
　　这时候，本雅失里已经与阿鲁台分手，西奔瓦刺，依附马哈木。阿鲁台不甘示弱，找出了一位阿岱台吉，立为可汗，算是北元第十个君主。这阿岱既非元顺帝的子孙，也不是成吉思汗的苗裔，而是成吉思汗同母弟合撒尔的苗裔。　　本雅失里寄居在马哈木的篱下，不甚如意。马哈木对他始则表示欢迎，继则视如赘瘤，终则举兵相向，在永乐十年九月结果了他的性命，另立他的弟弟答里巴为傀儡。　　阿鲁台听到消息，便抓住机会，藉口要替“故主”复仇，向成祖请兵讨伐马哈术，并且说愿意“归附”。成祖欣赏他的“孤忠”，封他为“和宁土’，却并不应邀出兵。
　　马哈木早在永乐七年，成祖派遣邱福讨伐阿鲁台之时，受封为“顺宁王”。瓦刺的其他两个部长，太平与把秃孛罗，也同时受封为“贤义王”与“安乐王”。马哈木而且在袭杀本雅失里以后，向成　　祖表示过，愿意把得自本雅失里的“传国玺”献给成祖。(这个传国玺是秦朝的，上面刻有李斯所写的小篆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颗玺曾经一度落在孙坚之手，后来由魏晋而隋唐宋，入了　　元朝宫廷，被元顺帝带到应昌，又被本雅失里带去了瓦剌。)　　
　　成祖回答马哈木说：“你既然获得了这件宝物，你自己留着用好了。”(其后这传国玺经由北元的林丹汗，归了清太宗皇太极，被清世祖带到北京。听说，它现今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 马哈木献玺　　而成祖不要，觉得很丢面子，又听到仇人阿鲁台受封，更不开心，便在永乐十一年扣留了成祖的使臣，向成祖要求：叫阿鲁台“遣还”从甘肃宁夏到“鞑靼”去的蒙古人。成祖派了一个宦官海童，到马　　哈木那里，痛训马哈木一顿。　　
　　于是，在这一年(十一年)的冬天，马哈木便聚集了一些兵在饮马河。动辄生气的成祖，因此又决定“亲征”。这是他的第二次亲征，对象不是阿鲁台而是马哈木。　　十二年三月，他从北京出发，以柳升郑亨将中军，以陈懋李彬将左右“哨”，以王通谭清将左右“掖”。五军兵力的总人数若干，待考。六月，成祖到达忽兰忽失温，与马哈木的三万兵对垒。 这一　　战，全靠柳升的神机炮(火器)与成祖自己所率领的铁骑，勉强获得小胜。双方死伤相当，但马哈木等退走。成祖追到了土拉河，捉得几十个俘虏，便下令班师。　　阿鲁台，派了一个头目来到大营。成祖派人赏阿鲁台五千一百石米，一百头驴，一百头羊。　　
　　瓦刺的全部人口，仅有四万户左右。马哈木见到成祖发了真脾气，不得不于次年，永乐十三年，进贡了若干匹马，所扣留的成祖使臣也同时送还。成祖说，“这瓦剌根本是不值得计较的。”便收下　　马哈木的马。从此，直至英宗正统十四年“也先”入寇，瓦刺与明朝之间的和平一共维持了三十五年之久。　　瓦剌与“鞑靼”之间，“鞑靼”与明朝之间，情形便不同了。“鞑靼”阿鲁台在永乐十三年袭杀瓦剌马哈木的傀儡答里巴。另立一个傀儡，鬼力赤的儿子额森虎，亦即《黄金史》中的所谓斡亦喇台　　汗。　　　　　　　　　　　　　　
　　马哈木为了报复阿鲁台，在永乐十四年绕到斡难河之北，从后面进入阿鲁台所盘踞的成吉思汗的发祥地。此种孤军深入的作风，原是极冒险的。果然，中了埋伏，马哈木自己阵亡，儿子脱欢作了阿　　鲁台的俘虏。额森虎(斡亦喇台汗)留在瓦剌，没有来，因此也就不曾被俘，当了名副其实的可汗，直至明仁宗洪熙元年。　　脱欢于两年以后被放回，作了额森虎的“太师”；他的父亲马哈木，曾经是本雅失里、答里巴与这位额森虎的太师。在蒙古人自己的史书上，他的父亲被称为“马哈木丞相”，而他，被称为“脱欢　　太师”。
　　脱欢太师于额森虎死后，找到本雅失里的一个侄孙，脱脱不花，立为可汗，作为瓦刺一方面的第十一位君主。脱欢太师死于明英宗正统四年，脱脱不花可汗死于明景帝景泰三年。　　脱欢太师在去世以前，于明宣宗宣德九年击杀“鞑靼”的阿鲁台。那时候，阿鲁台已经被明成祖，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亲征，惊破了胆，对脱欢失掉了抵抗的信心。阿鲁台之所以又遭成祖讨　　伐，由于在永乐十九年企图掳劫兴和(张北)城内的财富。 明成祖对北元用兵，前后共有六次，第一次是派邱福担任主帅，其余的五次都是御驾亲征。只有第三次是对付瓦剌的马哈木，其他的五次，都是　　对付“鞑靼”的阿鲁台。　　关于前三次，我已经交代明白。这后三次，总而言之，皆花了极大的人力与物力，皆不曾遇到敌军，皆是徒劳往返。后三次的年代是：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七月，成祖在班　　师回京的中选，死在开平(多伦)西北的榆木川。 　
　　五五、北元内情　　直至第五个君主额勒伯克去世之时，北元虽则颇已丧败，但王室(博尔济锦氏)的声威犹足以笼罩蒙古。那时候，热河东南的大宁三卫(朵颜、泰宁、福余)仍在明朝中央的控制之下，固不足以为患于　　明，也不够资格与北元相颉颃。松花江之西的科尔沁，尚未发展壮大，也决无对北元挑衅之意。西边，所谓瓦剌，仍自居为博尔济锦氏的臣仆。瓦剌在当时分成三部，不相统属。三部的部长俱已受明之　　封，彼此地位平等，不相统属。　　铸成大错的，是第五个君主额勒伯克自己。他误信来自瓦刺的浩海的谗言，杀弟夺妇，其后又误信此妇之言，以为浩海企图对她强暴，一怒而杀浩海。杀了浩海以后，又因得知真相而抱愧，授浩海　　的儿子马哈木以统率瓦剌三个部之权，并且给他以丞相(Ching-sang)的官衔。
　　于是，灾祸接踵而来，马哈木虽受恩宠而不忘父仇，叫额勒伯克自己死于非命。　　马哈本与他的儿子脱欢，孙子也先，祖孙三代，作了北元的实际主宰，写出北元历史上的瓦剌时代。孤忠耿耿的北元知院(兼知枢密院事)阿鲁台，在明成祖的大军压境之时，制止不了本雅失里的西　　奔。结果是本雅失里与其弟弟答里巴，先后作了瓦剌的傀儡。
　　阿鲁台甚至于在本雅失里西奔以后，似乎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皇室嫡系分子，而不得不扶立科尔沁的一个台吉，阿岱。阿岱作汗的资格，在表面上是，源出于成吉思汗同母弟合萨尔；在事实上是：阿　　鲁台需要借重科尔沁的实力。因为，在元顺帝北来以后，北元只有六万户左右而已，现在又经过了若干次的战争，怎能不向科尔沁求援呢？蒙古虽大，沿着长城的地区当时均在明朝统治之下。始则顺帝　　局促于应昌(经棚县西)一隅，其后各汗则远徙漠北，就食于克鲁伦河斡难河之间，成吉思汗的发祥地。 这样，北元(《明史》上的所谓“鞑靼”)勉强与瓦剌东西对峙，对峙到明宣宗宣德九年，阿鲁台败　　死于瓦刺的“脱欢丞相”之手。阿鲁台死后，阿岱可汗独力更加难支，被瓦剌压迫得无法回科尔沁，只能窜奔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一带)，死于明英宗正统三年。此后的“北元内情”，容我在说完明成　　祖与仁宗宣宗，说到英宗之时，再行交代。 　
　　五六、郑和　　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所谓西洋，指婆罗州以西的一切海洋。)　　以前，太祖朱元璋在称帝之时，曾经派遣使臣，分谕南海诸国，告以即位。但是，太祖对于诸国之来贡与否，并不关心。 成祖在即位以后，也派遣了蒋宾兴、王枢、王哲、成务、张谦、　　周航、李兴、闻良辅、宁善、尹庆等等，到占城、真腊、暹罗、勃泥、满刺加、爪哇、苏门答腊，宣谕各国。所不同于太祖的是：除了告以即位而外，同时向各国表示，希望它们也派使臣到中国来　　上表进贡，加强邦交与贸易。
　　郑和在永乐三年所负的使命，与蒋宾兴等人所负的使命，在实质上是一样的，然而规模却大得多。第一，他带了二万七干多兵；第二，他也带了难以数计的货物；第三、所乘的船也极多。虽没有像　　万历年间的小说《西洋记》所说，有一千四百五十六艘之多，也不致于少到像《明史郑和传)所说：仅有六十二艘。事实上可能是二百多艘，其中六十二艘是大船，而最大的长达四十四丈，宽达十八丈，　　有桅杆九根(郑和的“座舰”)。最小的，也长达十三丈。
　　成祖如此舍得花钱，为的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也有人说，为了张土诚(或方国珍)遗留在海上的余孽。这些揣测，均无根据。徐玉虎先生说，是为了组织海上大联盟，对中央　　亚细亚的帖木耳帝国作半月形的包围，也待考。徐玉虎又说，这也是为了增进国际贸易。折衷而论，国际贸易的增进是主要原因，而耀武扬威则是附带的一个目的。　　《明史.郑和传)说部和下西洋，一共下了七次。据徐玉虎考订，他可能一共出使了八次之多。最后一次，是奉了成祖的孙子，宣宗之命，　　他到过的地方极多，而最远的是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Mogdacio)、不刺哇、竹步。那时候，比起西洋人达加玛之绕过好望角而东来，要早八十几年。
　　郑和，本姓马，世居云南昆阳。祖父和父亲的名字不详，似乎均曾到过天方(阿拉伯的麦加)朝圣，因此而得以“哈只”(Ha- ji)为头衔。远祖可能是阿拉伯人或新疆畏吾儿(维吾尔)的回教徒，随了　　忽必烈征服大理，因而定居在云南。郑和本人在年纪极小之时，便作了明军的俘虏，送进宫中当小宦官，被派在北京的燕王府之中服役。成祖很喜欢他，于即位以后赐他姓郑，屡升他的官位，至“内官　　监太监”，官居正四品。他在永乐元年从道衍和尚(姚广孝)皈依佛教，受“菩萨戒”，法名“福善”。
　　这是我看过的最雅致、最有文人气质的广告贴。楼主辛苦，希望有一天能够去贵地，饱览大明边城的风光。
　　@冬虫草f 19楼
15:42:25　　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此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敛财，抠门之极。他一生很少置换新衣，把朝政丢给大太监刘瑾，几十年不上朝，致使很多大臣一辈子不知道皇帝长的什么样。他把后宫的许多宫殿改成商场的式样，然后命人从宫外买些物品来，自己堂而皇之地做在椅子上，以掌柜的自居，命太监召唤大臣进宫购物，商品价格自己定，还不准还价，还不准不买，不买要杀头，以此为乐，死后埋葬于定陵，地宫文物奢华无比。　　/p/m/.jpg......　　-----------------------------　　“把朝政丢给大太监刘瑾”这句话删了吧。　　看后面洋洋洒洒6页，肯定也有筒子发现了，我就来凑个数　　话说现在打广告也打得这么费力吗？　　没有如果，没有后悔药，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我也想YY大明强盛，我国天威，可惜YY尚不能强身，更空谈强国。此地空余黄鹤楼。
　　up　　
　　@遇到JP我无语 535楼
21:13:55　　MARK　　-----------------------------　　阿
　　他之所以奉派远航“西洋”，与他的回教血统不无关系。那时候，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亚齐)与巴塞(Pasai)均已经是回教国家。由苏门答腊而西，从印度半岛到阿拉伯与埃及，都是所谓回教世界。郑和是否能说回教世界的世界语，阿拉伯话，待考。在他的随员之中，有一位会稽人马欢与一位仁和人郑崇礼，却是能说阿伯话的，也均是回教徒。此外，另有通番书的教谕一人，通事七人、　　郑和本人的军事学识，即使有，也极有限。他当了正使，兼称“总兵”。在他的麾下，有都指挥二人，指挥九十三人，千户一百零四人，百户四百零三人，总旗与小旗的数日不详。他的舰队有如此多的军官及两万七千多的兵士，确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武力。　　
　　然而，他并未征服任何一个国家，仅仅于迫不得已之时略为还一还手，或帮助平定当地的内乱而已。第一次航行之时，他在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浡林邦，Palembang)，有本地华人首领陈祖义企图抢他的宝，被他战败，俘虏，押解到南京，正法。第三次航行之时，在锡兰，有本地的国王亚烈苦奈儿把郑和骗进国都，暗派五万人到海边劫郑和的船。郑和回不了海边，身旁仅有两千官兵，却能攻占该国的国都，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活捉，押解到南京。成祖很客气，放亚烈苦奈儿回国，另立亚的亲属一人为锡兰国国王。第四次航行之时，郑和在苏门答腊国帮助该国国王宰奴里阿必丁，打平争位者苏斡拉，追到喃勃利国(Lam- bri)，将苏斡拉活捉，押解到南京，斩首。　　
　　在其余的几次，即第二次，第五次至第七孜，郑和皆没有动武。　　他的副使之一侯显，也是一个宦官。侯显在永乐十八年奉派到印度半岛东北部的榜葛剌国(Bengal)，用外交手段替该国消除了巨大的外患：沼纳朴儿国(Junapure)已经派兵侵入榜葛刺国，侯显亲自去了沼纳朴儿国，带软带硬地劝沼国与榜国言归于好。　　
　　关于郑和之下“西洋”，究竟是有七次，还是八次，答案可能是“八次”。这八次的经过，简单言之，有如下表　　航行的干线是：由南京经太仓到福建长乐，放洋，直航占城的国都(今天越南的归仁)，然后到爪哇的苏鲁马益(泗水)，再到苏门答腊岛南部旧港，再以后去马来亚半岛西岸满刺加，这满剌加(马六甲)，是郑和的一个根据地，设了仓库与兵营在那里。从满剌加向西北，到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亦称“须文达那”，是其后的“亚齐”)。由苏门答腊国西航，到锡兰山(锡兰岛)，然后绕印度半岛南端而北，到葛兰(Quilon)、柯枝(Cochin)、古里(Calicut)。“宝艐”的干线是到古里为止。支线由少数的船只前往，称为分艐。　　
　　支线由占城分路沿着中南半岛海岸到真腊、暹罗、急兰丹(吉兰丹)、彭亨、满刺加。另一条支线是由占城去浡泥(婆罗、文莱)与苏禄。从苏门答腊北端的苏门菩腊国也可以直航北方，经龙涎屿翠兰屿而达榜葛刺(Bengal)。　　古里以西，有两条支线。甲线是沿着印度西海岸北航，到今天属于伊朗的忽鲁谟斯(Ormuz)。(这忽鲁谟斯，在十六世纪初年是葡萄牙人东进的中途站。葡萄牙人的舰队司令亚伯奎到一处，占一处，没有郑和那么客气。)由忽鲁谟斯而去，绕着阿拉伯半岛的南岸走，可以访问祖法儿(Jufar，今天的Al juwara)、剌撒、阿丹(Aden)，然后再进红海，到秩达(Jidda)厦其东邻“天方”(麦加，Mecca)，郑和本人不曾到天方去，可能是因为改信了佛教。他只派了一个副使去过。　　
　　另一条路，乙线，是由古里向西南，直航非洲东海岸的木骨　　都束及其附近的卜剌哇(Brawa)与竹步(Jobbo)。　　在郑和所到的国家之中，占城与浡泥不在“西洋”的范围之内。真腊与暹罗，严格说来，也不能称为西洋的二国。爪哇，按照以浡泥为东西洋分界的标准，可算是西洋的一国，但是爪哇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不是从郑和开始，也不是从明朝开始。　　
　　甚至，满剌加与印度东海岸的琐里(Chola)，它们和明朝发生关系，也早于郑和。成祖在永乐元年便已派遣了尹庆去满剌加，闻良辅与宽善去琐里。　　然而郑和的功劳很大，由于他的劳力，满剌加成为明朝在南洋的最忠实的藩邦。他和该国的国王拜里迷苏剌及其儿子亦思罕答儿沙、孙子西里·麻哈剌，都处得极好。他分了砖瓦，给他们盖宫殿。成祖本人，也出面制止暹罗对满刺加的威胁。满剌加的这三代国君，都亲自到北京来过。从永乐三年开始，到宣德元年为止，满剌加的贡使来了十五次之多。其后，由宣德八年，直至满刺加国都于明武宗正德六年被葡萄牙人攻占，满剌加的贡使仍旧断断续续地来。可惜明武宗及其辅佐，毫无远略，不曾拿出实力来帮助满剌加收复失地，以致满刺加王室屈处柔怫(jo bore)一隅(其后改称为柔佛国)。　　
　　郑和的另一作为，是树立华人政治基础于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旧港原为三佛齐国的国都。三佛齐为爪哇的满者伯夷朝代(Majaphit)所灭，旧港沦为爪哇属地，但爪哇不久又分为东西，内战，无力　　顾及旧港，因此旧港才为几千个华人的领袖粱道明、陈祖义、施进卿等人所据。梁道明于永乐四年来过北京，向成祖上朝，其后失势。陈祖义于永乐五年，企图劫夺郑和的宝艐，被郑和俘虏，送到北京　　正法。郑和保荐施进卿继充旧港华人的领袖，成祖特地为施进卿创设一个“旧港宣慰使司”，以施进卿为世袭的宣慰使，和内地的“土司”一样看待。其后，施进卿在永乐十九年病故，女儿施二姐袭职　　，儿子施济孙于永乐二十二年来到京师，“告其父诉”，成祖不明内情，便封了施济孙，而且派郑和带了印诰，专程去旧港一趟。据陈育崧先生研究，施济孙回去以后，旧港的大权仍在施二姐之手，自　　称“本头目娘”。施二姐的丈夫邱彦诚，倒是站在施济孙这一边的。施二姐的姐姐施大娘出嫁给满者伯夷国的一个大臣。大臣死后，施大娘作了爪哇泗水城西边锦石港(Gresik)的市舶官。锦石港一向是　　南洋华侨的所谓新港，而浡林邦(Palembang)之所以被称为“旧港”，正因为有了新港。《明史·外国传》的作者把詹卑(Jambi)错认作新港。旧港的华人宣慰使，对外仍自称为“三佛齐国宝林邦帝王”　　，俨然以三佛齐的正统自居，同时却对中国与爪哇均称臣纳贡。
　　除了满剌加与旧港以外，因郑和之西航而对华进贡，发生变相的贸易关系的，有下列各国　　此外，有地电不详的加异勒、剌撒、麻林、吉麻四个国家，均在成祖之时进贡了两次。　　次而地望不详的国家，则有沙里湾泥、千里达、失剌比、剌泥、碟里、日罗夏、夏治、合猫里、白葛达等等。　　我不曾把占城、真腊、暹罗、浡泥、爪哇(西王国)，列在上节的进贡诸国表之中，理由是：它们和明朝发生关系，不因郑和下西洋而开始。然而，这五国贡使来华的次数大为增加，也多少直该归功　　于郑和，虽则主要的推动力是成祖之打平安南，化安南为郡县。　　
　　这五国进贡的次数．是：　　国 别 成祖之时 仁宗之时 宣宗之时 英宗景帝之时　　占 城 一九　一　九　 一五　　真 腊 四　 ○　○ ○　　暹 罗 一八　 ○　 六　 七　　浡 泥 七　 一 ○ ○　　爪哇(西王国) 一三　 一　五　 七　　吕宋(菲律宾)与苏禄两国，既不在“西洋”的范围之内，而且郑和也不曾去，吕宋在成祖之时进贡了一次，苏禄进贡了两次(国王来朝一次)。
　　总结起来，郑和对耀扬国威，尤其是对增进贸易，我不能说没有贡献。因为海外各国见到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舰队，印象颇深，而所谓上表进贡，实际上也是以货易货。中国朝廷，一向采取“小来大　　往”的政策，常常以更多的赏赐(如绸缎、纱罗、茶叶、瓷器、漆器、印花布、樟脑、麝香，等等)，回报别国的贡品，不让别国的君主吃亏，同时也容许贡使及其随员顺便带些私货来，准许他们在中国　　市场上卖，换买中国的物品带同去。普通的外国商人，由于他们的国家成了中国的“入贡之藩”，也可以跟随贡使作为“随员”，取得了把货物运进中国三个通商港口的权利。这三个港口，是宁波、泉　　州、广州；各设一个提举市舶司。予以照料，不抽关税。不仅不抽关税，而且对贡使及其qi免费供给食，住，车船.
　　中国这一方面，花费很多，却换得了不少热带植物的果实、树皮(如槟榔、椰子、丁香、豆蔻、胡椒、苏木、沉香、金银香、檀香，等等)与若干奇禽异兽(如鹤顶鸟、长颈鹿，等等)，以及珊瑚、玛　　瑙、珍珠、宝石。　　有若干在朝的文人，认为郑和的宝艐太浪费，便在成祖死后竭力反对，使得仁宗朱高炽在即位的一天，便下圣旨，“罢西洋宝船”，后来又指定郑和以“下番渚军守备南京”。但是郑和停止了下番　　，番也就不再上表进贡，于是宣宗朱瞻基又在宣德五年旧事重提，叫郑和再下西洋一次。郑和这时候年纪已经不小，此次回国以后便不能继续有所活动。宣宗也只得另找一人统率宝艐。 　
　　五七、仁宣二宗　　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死在开平西北的榆木川，享寿六十五岁，，　　他生于太祖称帝北伐以前的十二年。蒙古人传说，成祖是元顺帝的儿子，为业已怀孕的翁吉刺惕氏妃子于进了太祖之宫以后所生(见《黄金史》)，完全不确。　　成祖的长子，仁宗朱高炽，生于于洪武十一年。这一点，足以证明成祖不可能是元顺帝的妃子所生。　　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在位一年，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去世，享寿四十八岁。
　　仁宗在成祖屡次北征之时，留守后方，以“监国”的名义处理庶政，深得民心。他为人仁慈，不愧被谥为仁宗。他即位伊始，便释放了被成祖关了十年的黄淮、杨溥。可惜他在位仅有一年，这是明　　朝的不幸。　　仁宗的长子宣宗朱瞻基，不及仁宗，但也可算是一个守成之主。此人在位不足十年，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去世，年纪仅有三十八岁。好色，是一个原因。　　辅佐宣宗的，是所谓“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原是成祖的旧臣，富于经验。仁宗把杨士奇屡升至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升至太子少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溥　　升至太常寺卿、翰林学士。
　　宣宗即位以后，令杨溥以“同治内阁事”名义入阁。此外，金幼孜原已在成祖时入阁，于仁宗时由文渊阁大学土兼翰林学士，转为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宣宗留他在阁。黄淮出狱以后，未回右　　春坊大学士原职，被仁宗任命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不久又由通政使升为少保、户部尚书；宣宗也留他在阁。　　另有一位权谨，官运不佳，于洪熙元年三月刚被仁宗任为文华殿大学士，在九月间向宣宗请求致仕(退休)，宣宗因他年老，不留。　　黄淮也因为年老，于宣德二年八月退休。
　　宣宗自己在宣德元年与宣德二年，先后提拔了两个人入阁，张瑛与陈山。这两人均不高明：“寡学多欲”。宣宗在宣德四年把他们逐出阁外，张瑛左迁为“南京礼部尚书”，陈山“专授小内史书”　　，教小宦官写字。　　此后，直到宣宗去世，内阁之中仅余杨士奇、杨荣、杨溥。(杨溥在宣德八年才由太常寺卿升加礼部尚书之衔，在地位上稍近于杨士奇与杨荣。)　　三杨官为尚书，而职为大学士，兵工礼三部真正办事的尚书另有其人。三杨只是皇帝身边师友之间的顾问之臣而已。但是，由于位居亲近，他们对于皇帝的用人行政，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实际　　上也差不多是宰相了。
　　三杨性格不同，学养不同，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好在他们均不负行政责任，因此皆能显其所长，而不致因有所短而误国误己。杨士奇之学，杨荣之才，杨溥之量，凑合起来，使得仁宣二宗在位　　的十一年左右，成为明朝少有的一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的插曲。　　这时候，瓦刺业已归顺，“鞑靼”毋庸再打，二杨决定停止下西洋的宝船，停止对安南的征战。他们把贪污的“大官”略惩一二(如都御史刘观)转转风气，却也并不以察察为明，叫天下当“小官”　　的人人自危。
　　仁宣二宗时代的六部尚书，多数均能称职。吏部尚书蹇义，是元老。他从成祖即位的时候，建文四年九月，便担任了这个职务，一直担任到宣宗四年，但仍旧以吏部尚书的名义，留在宣宗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他死在宣宗以后的几天，享年七十五岁。他是巴县人，于洪武十八年考中进士，充任中书舍人。太祖磨练他，于任满三年之时，叫他再连任两次，不于升迁。满了三任，依然作中书舍人(正七品)。建文帝将他越级提拔，任为右侍郎(正三品)，成祖在建文四年七月升他为左侍郎，两个月以后，又升他为吏部尚书。此后，对他一直是信任不衰，只有在永乐二十年九月，因为对太子(未来的仁宗)不满意，迁怒于他，把他关了，关到次年二月放出来，仍叫他回吏部当尚书。
　　吏部在成祖、仁宗、宣宗之时，权力最大。它兼有考绩与铨叙的大权，所以其他五部，以及都察院、大理寺等等，虽并不隶属于它，而人事方面却归它管。蹇义为人“厚重”，作风‘小心”，的确是一个合于理想的人物。吏部本身的事务，已经够繁而且烦的了，他应付得了繁，也耐得了烦。十几年中书舍人的磨练，确有用处。在这一点上，太祖的高瞻远瞩，作育人材，不愧为一朝开创之君，值得我们佩服。　　
　　户部尚书复原吉，也是在建文四年九月受任的，一直当到宣德五年正月病故。所不同的，他被成祖关得较久，从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关到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之时。所犯的罪过，是反对成祖对北元作第三次的亲征。　　夏原吉，原籍江西德兴，生长湖南湘阴(和曾国藩同多)。父亲是一个穷“教谕”，早死。本人是南京的太学生，并无“功名”。太祖叫他当户部的主事(约略相当于今日的主任科员或科长)，其后，派到福建与湖北当采访使。建文帝拔他为户部右侍郎。成祖即位，升他为左侍郎。两个月以后，再升为尚书，和蹇义一样。
　　替成祖管钱，管稂，小是容易的事，因为成祖是极会花钱费粮的人。浚吴淞江，修运河，犹有可说；打安南，动员八十万兵，(可能并没有八十万，但也绝对不是八万；我考校了很久，八十的十字不是抄写人或刻字匠的错加)；造宝船，一造便是两三百艘三四十丈长的大船，八九百艘“小船”；他所建筑的新都北京的宫殿苑囿(三殿、紫禁城、三海)，气魄诚然雄伟，费用却是天文数字；他又要对北元一打再打，第一次是派邱福，其后五次是亲征。加起来，成祖一共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少粮？《明史》的作者说，以“钜万万计”，钜万，应该写成“巨万”。巨万，是一万万，今天的“亿”。一个“巨万万”、便是“一万亿”。以“巨万万计”，便是‘以万亿为单位’。这或许是言之过甚。
　　太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平均每年的税粮有三千万石左右，在洪武廿六年，夏税是米麦共四百七十一万七千余石，秋税只有米，是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余石。此外，有绢二十八万八千余匹，钱钞三万九千余锭(每锭合银五十两，亦即钱五万文，或钞五十贳)。当时米一石，折合钱价五百文，白银一两折合钱一千文，钞(洪武宝钞)，按照票面数字，十足通行。绢一匹，折合钱钞为一千二百文。所谓“钱钞”的岁收，是各项杂税，加丝钞、棉钞、麻钞，按户征收(与唐朝租庸调制度下的庸相仿)。 然而太祖积蓄下来的，不够成祖花费。夏原吉在“盐税”方面打主意洪武的盐税税率是二十取一，全中国的盐，共计有二百五十三万三千余引，每引是四百斤，盐价各地不一，总税收折合白银，在九十六万两左右，等于铜钱九十六万贯，或白米九十六万石。
　　洪武年间，有所谓“开中”的办法，招商人送米进官仓，换取“勘合”，到出盐的地方领盐。这一种以米易盐的办法，与所谓“引”(运盐的许可证)，是相辅而行的。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台”，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卖钱的，于是夏原吉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
　　成祖又要打安南，打北元，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可惜，成祖的花费没有上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本来，在洪武宝钞发行不久，民间对它便发生歧视，而宁可用金银。政府用严刑峻法禁止民间用金银，而老百姓的答复是把物价对钞抬高，对铜钱则差不多照旧。在洪武二十五年的时候，以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省而论，铜钱一百六十文可以换钞一贯(应该是一千文换钞一贯)。成祖即位不久，在永乐二年规定，老百姓买盐，必须用钞，以钞一贯换盐一斤。家家户户，按人购盐，成年的每月买盐一斤，未成年的半斤。这样，宝钞回笼了不少。然而抵不住他自己的好大喜功，入不敷出。到他死时，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换句话说，单就米而论，物价增加了五十倍。
　　这一种物价直线上升的趋势，在成祖死前无法挽回。夏原吉于永乐十九年因反对第三次亲征而被关在“内官监”，一直关到仁宗即位之时，就他本人而言，倒是省了不少筹钱的烦恼。仁宗请他回任户部尚书，向他询问理财的方略，他说，最要紧的是，少发钞，多收钞。仁宗因此而竭力节省糜费，增加收钞的市税与“门摊”(京师北平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的税率，同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夏原吉又向仁宗建议，招商人用钞换盐，沧洲以三百贯换一引，河南山西以一百五十贯换一引，福建广东以一百贯换一引。
　　宣宗即位以后，也听从夏原吉的话，用种种方法使得宝钞回笼。例如，凡是犯禁以金银布帛代替宝钞作交易的媒介的，所缴罚款概用宝钞；各府州县的粮仓，如已有十五年以上的积存，便可以叫老百姓用宝钞纳盐税与田赋；所有全国各地的秋税(最主要的政府收入)，一概必须以十分之三折合宝钞，缴纳宝钞而不缴纳实物，凡是私用白银作交易媒介的，每银一钱，罚钞一千贯；官吏贪污，每受贿一两银子，罚钞一万贯。
　　夏原吉在宣德五年正月去世。他在去世以前的一年半，实际上已经不管户部的事，只是接受宣宗的优待，照支尚书的薪俸而已。户部在宣德三年五月便已添设了一个尚书郭敦，在宣德四年六月又增加了一个以“太子太师”的原官，兼掌户部事的郭资；在宣德五年六月增加一个兼任户部的入：兵部尚书张本；八月与闰十二月又添设两个专任的尚书：黄福与李昶。户部的事情之难找替人，于此可见，而夏原吉的才干也就因有此比较而更为显露了。
　　郭敦、李昶、郭资，先后积劳病故，于宣德六年四月、十月，八年十二月死在任上，黄福则因为事办得不好，于宣德七年八月降凋为“南京户部尚书”。于是，以尚书之多而著称的户部，在宣德九年与宣德十年两个年头，却连个专任的尚书也没有。只剩下一个兼任的尚书，胡[左水右荧]是礼部尚书，从宣德六年正月开始，奉旨兼任户部。
　　胡[左水右荧]是武进人，于建文帝时以进士充任兵科给事中，成祖升他为户科都给事中。《明史》说，成祖在永乐五年派他遍游天下，探访建文帝的下落，他探访到永乐二十一年，获得结果，向成祖报告。这结果究竟是什么，《明史&却不交代明白。他的官职，在永乐十四年的时候，已经升为礼部左侍郎。　　仁宗降他为太子宾客，兼南京国子监祭酒。宣宗即位，令他官复原职，先在南京当南京礼部左侍郎，宣德元年转到北京，不久便升他为尚书。胡[左水右荧]一直当到英宗景帝，于英宗复辟以后退休，退休了七年才死，享寿八十九岁。此人的长处，是“老成持重”，却也在宣德元年八月，和杨荣一齐主张对汉王朱高煦大张挞伐，弭大乱于无形。
　　朱高煦是仁宗的弟弟，在成祖年间企图争夺仁宗的太子位不成。成祖最后封他在河北乐安，强迫他搬到乐安去住。宣宗元年八月初一，他在乐安造反，成立“五军都督府”，想再来一次“靖难”。宣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御驾亲征，兵临乐安城下，朱高煦投降，被带回北京，于九月间被杀。这是宣宗一朝惟一的战事，
　　中央六部的其他三部，兵刑工，尚书的人选不及吏户礼三部，多数却也在水准以上。兵部从洪熙元年四月到宣德六年正月，是张本。其后是许廓，许廓当了一年半，也病死在任上，和张本一样。再其后，尚书一职虚悬了一段时期，在九年三月补了王骥。在刑部的是金纯，从水乐二十二年八月，干到宣德三年五月，下狱；关了三个月，退休。其后，虚悬到十年七月，补了魏源。在工部的．是黄福、吴中、车友直。黄福从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干到宣德五年八月，转任户部。吴中从水乐二十二年十月，干到英宗正统七年四月，退休。李友直从洪熙元年正月，干到正统三年九月，病故。 　
　　回复第3楼(作者:@冬虫草f 于
11:01)　　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　　==========　　事实上，北宋的gdp无论总和还是人均已处于世界巅峰，而明的中叶，恰是落后于西方的分水岭。腐朽的封建体制，压抑了蕴含生机资本主义萌芽.......　　
　　五八、英宗　　明朝的国运，在英宗朱祁镇之时急转直下。　　他九岁即位，三十八岁死，中间有七个半年头皇位被景帝朱祁钰占有。　　即位之时，他年幼无知，国家大计方针，全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张氏知书识礼，信任老臣，一切事由旧章，虽有对北元阿岱可汗(阿台)与麓川土司思任发的战事，而国力未损。她也颇能制抑太监王振，要等到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她去世以后，这王振才专横起来。
　　当张氏死时，三杨之中杨荣已不在世(病故于正统五年)，杨士奇、杨溥已老。蹇义与夏原吉也作了古人。于是朝中并无一人能够对付得了王振。　　王振是一个太监，何以能对英宗有极大的影响力？第一，我们该责备宣宗，不曾注意到儿子的教育，替儿于(尤其是太子)选择好的老师，好的“东宫官”，结果是，英宗在童年所认识、所崇拜的，仅有这么一个王振。英宗到了即位以后，当皇帝当了十几年以后，还一直称呼王振为“先生”。第二，我们该责备成祖。成祖违反了太祖不许令宦官识字，不许令宦官干政的遗训。成祖对宦官有偏好，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当他起兵夺位的前后，颇有一些在南京宫城以内及派遣在外的宦官拥护他，向他送消息。另一原因，是尹庆、郑和、王景弘等人的表现太好；使得他感觉到宦官可靠。再有一个原因，是成祖猜忌成性，对统兵的将领不肯信任，因此就常常派宦官当监军。由监军而升为“镇守中官”，于是宦官也当起方面大员来了。
　　宦官在生理上有缺陷，因此在心理上有变态。中国历史上未尝没有好宦官，然而究竟极少。多数的宦官，一朝有权在手，便无恶不作。　　英宗在成年以后，依然是一个未成熟的儿毫。王振说什么，也都听从。朝廷中的大员，在王振的积威之下，不对王振下跪的极少。除了二杨以外．有不肯对王振下跪的，迟早皆免不了吃亏。然而王振的官职，只是宫内的司礼太监而已。　　王振是蔚州人，不学无术，懂得写几个字(淡不上好)，是一个很普通的小人。他自己作威作福，还不够，又引诱英宗对大臣无礼，对瓦刺用兵。也先在正统十四年大举入寇，实际上也是王振激出来的。也先选马进贡，王振故意减估马价，回赏得很少；他又在也先入寇之时，力主御驾亲征，使得英宗成为也先的俘虏。 　
　　五九、也先　　在北元的一方面，阿鲁台在宣德九年被瓦剌的脱欢战败，身死。他所奉的阿岱可汗(阿台)失了依靠，窜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于宣德十年十二月骚扰凉州(武威)与镇番(民勤)，被陈懋赶走；又在　　正统元年五月骚扰肃州(酒泉)，被蒋贵赶走。到了正统三年四月，他被蒋贵袭击，死于脱欢之手。在他以后当可汗的，是脱脱不花，汗号“岱总”。　　脱脱不花的父亲，叫做阿寨台吉。阿寨台吉是额勒伯克的弟弟，鸿台吉的遗腹子。
　　脱欢在正统四年病故，继承脱欢作为瓦刺的领袖，同时也是全部北元的实际主宰的，是脱欢的儿子也先。也先的官位，正如脱欢的一样，是“太师”。脱脱不花名为可汗，力量极小。　　也先从正统五年到正统十三年，对明朝差不多是年年进贡，只有在正统十年缺了一次。这一方面是给了明朝面子，一方面他自己也不吃亏。他所贡的是蒙古土产的马与骆驼，而换来的各种赏赐都是　　他所必需的各种物品。除了贡与赐的互换以外，明朝又已经从正统三年起，在大同特设一个马市，准许内地的老百姓用钱买瓦刺人与“鞑靼人”的马。
　　@toxney 573楼
10:47:22　　回复第3楼(作者:
11:01)　　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　　==========　　事实上，北宋的gdp无论总和还是人均已处于世界巅峰，而明的中叶，恰是落后于西方的分水岭。腐朽的封建体制，压抑了蕴含生机资本主义萌芽.......　　-----------------------------　　应该算是最后的夕阳，如同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在增长，但是是递减状态，明朝的时候经济是顶峰了，但是制度的局限性也就越来越凸显出来。
　　也先的贡使，正如其他各国的贡使，一入明朝困境，便获得白吃白住，白用交通工具的优待。因此之故，贡使的人数，每年均在增多。到了正统十三年，竟有两千多人，而号称三千，向明朝朝廷支取三千名额的招待费。《明史》说，太监王振恨他们虚报人数，而无可如何，便故意减估他们的马的价格，于是激怒了也先，决意对明朝大举入侵。《明史》又说，在正统十三年以前，王振和也先暗中有来往，秘密地送箭头给也先，换取良马。
　　也先这时候，承继了父亲脱欢所遗留下的庞大领土，而且向东发展，征服，“三万水女真”(可能是明朝的“三万卫”，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带)，又向南发展．裹胁了“大宁三卫”的兀良哈人。　　他早已不把明朝看在眼里，此时在受了王振的挑衅以后，便分兵数路，叫脱脱不花率领兀良哈人进攻辽东，知院阿拉进入宣府(宣化)，自己以主力进攻大同，另派一人以偏师进攻甘州。　　这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间的事。　　大同的参将吴浩阵亡，消息传到京师(北京)，王振怂恿英宗，带五十万兵御驾亲征。 　
　　六○、土木之变　　英宗那时候年方二十三岁，不仅毫无作战经验．而且不曾出过京师的城门。王振虽则年纪较大，然而对军事之茫然无知，正与英宗相同。被他们带去的老将，确也不步，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国公张辅，却皆没有指挥之权。况且，张辅的年纪已有七十五岁。被他们带去的文臣，也很多，其中官阶最高的是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邝埜主管兵部。却不会骑马，一路上跌了好多次。王佐呢，心中十分反对亲征，一路上常常跪在草中不肯起来，请求英宗回銮班师。
　　五十万大军，挤作一团，从京师出发，经居庸关、怀来、宣府，向大同前进。未曾到达大同，未曾遇到敌人，粮食已经吃完!兵士饿倒在路边的，比比皆是。加上老天不肯作美，天天刮风下雨，士气颓丧，未战先败。　　事实上，在大军出发的前一日，奉命总督大同兵马的西宁侯宋瑛，已经在阳和卫(阳高县)惨败，宋瑛与武进伯朱冕阵亡。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都督王贵，这三人所统率的四万兵，也在大军出发以后，尚在中途之时，先后被也先消灭。
　　英宗、王振与大队人马，在七月十六日(甲午)离开京师，八月初一日(戊申)到达人同，一其走了十五天。在大同住了两天，不敢与也先交战，慌忙班师。　　从八月初三日(庚戌)离开大同，到初十日(丁巳)回抵宣府，又走了八天。在宣府住了四天，也先的军队赶到，战了一场。明军损失大将二人：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英宗派成国公朱勇与水顺伯薛绶去救，这两人也中伏阵亡。　　英宗与剩余的大军匆匆离开宣府，向蔚州方向撤退。原因是王振想带着皇帝到自己故乡一趟，摆摆威风。刚走了一会儿，王振又顾虑到大军会踏坏故乡，尤其是自己田地上的麦子，临时下令改道，转而向东，去怀来。
　　八月十二日(庚申)下午，天尚未晚，大军到达距离怀来仅有二十里路的土木堡。王振不肯再走，要停了下来，等候他的一千多辆的私人辎重。于是，大军留在土木堡过夜。这时候，已经有两天找不着水喝，人和马都渴得受不了。　　次日，八月十三日(辛酉)，整个的大军被也先包围。又过了一无，壬午，王振下令向南突围，走不上三四里，队伍大乱，敌人追及，全军覆没，张辅、邝埜、王佐，连同王振，一大批文武百官阵亡，士卒死亡了几十万，英宗本人被俘。 　
　　先马克下　　看了明朝那些事，最喜欢的2个任务就是王守仁和孙承宗了　　记得有次看到崖山之后无中国的事情，非常感慨。
　　@我是小打杂的 586楼
17:39:22　　先马克下　　看了明朝那些事，最喜欢的2个任务就是王守仁和孙承宗了　　记得有次看到崖山之后无中国的事情，非常感慨。　　-----------------------------　　见仁见智吧，有些感叹都只是一家一时之言罢了。
　　六一、景帝、于谦　　景帝朱祁钰，比英宗小一岁，是英宗的异母弟。英宗的母亲是孙贵妃，景帝的母亲是吴贤妃。宣宗的正宫皇后，原为济宁人胡氏，无子，于宣德三年因孙贵妃“生”了英宗而被废。孙贵妃是邹平人，一向有宠，在胡后被废以后，被封为皇后。传说，英宗根本不是她生的，而是一位姓名难考的宫女所生，被她抱了来，冒作己子。
　　于谦是杭州府钱塘县人，于永乐十九年考中进士，在宣德初年充任御史，为人守正不阿，疾恶如仇。其后奉命以“兵部右侍郎”的官衔，巡抚河南山西，前后有十九个年头，威惠并行，爱民如子，中间一度被依附王振的通政使李锡诬控下狱．关了三个月。正统十三年，他在巡抚的任上被召回京，升任兵部左侍郎。 正统十四年兵部尚书邝埜随英宗出京亲征，于谦留在京里主持部务。英宗被俘，郕王监国，翰林院侍讲徐珵主张迁都南京，于谦反对。于谦说：“建议迁都的人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动，大事去矣。宋朝迁都的结果如何，难道大家不知道吗？”郕王认为于谦的话很对，便决定留在京师(北京)不走。
　　那时候，京师所有的兵，不足十万，都是老弱。好兵，都给英宗带去，在土木堡白白牺牲。于谦请郕王把两京及河南的“备操军”，山东与南京(江苏)沿海各卫所的“备倭军”，北京(河北)与江北各府的“运粮军”，都调到京师来，加以整编、安排。这三部分的兵，来到京师以后，人心大定。
　　于谦与朝中的大臣，如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左水右荧]，值阁的户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陈循，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高谷，翰林院修撰彭时、商辂，等等，于九月间请准太皇太后张氏，推戴郕王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景帝即位的事，是于谦等人对付也先的一着好棋。也先满以为拿到英宗在手，奇货可居。事实上，也先已经派了使者来京，提出交还英宗的苛刻条件，包括万万文以上的赎金。景帝和于谦对他的条件置之不理，只赏赐也先黄金百两，白银二百两，彩缎二百匹。
　　也先于十月初七日，带了英宗，来到大同城下，宣称送英宗进城。驻守大同的总兵官郭登，关着城门不开，叫人告诉也先：“中国已经有了皇帝”，意思是说：“景帝已经即位，你送不送英宗回来，毫无关系。”　　也先经由紫荆关，直薄京师。于谦把京师城内的兵，大多数都开到城外，关上城门，自己率领诸将在城外迎战。也先在十月十七日到达，攻了五天，吃了几个败仗，分两路撤退。也先出居庸关，也先的弟弟卜颜·帖木儿带了英宗，出紫荆关。
　　先留名
　　英宗自从被俘以后，一直是由卜颜·帖木儿看管。传说，在被俘之初，也先本想杀害英宗。《黄金史》上说，也先用剑砍英宗，剑断了，英宗不曾受伤。也先又把英宗放到水中，英宗浮了起来，不沉。(《黄金史》称英宗为“景泰可汗”，错得可笑。)后来．也先便把英宗交给卜颜-帖木儿。(《黄金史》说，交给了永谢布族的额森.沙迈。)
　　也先在撤退以后，攻了几次大同，均被郭登打了回去。这位郭登颇能打仗，发明了好几种新武器，例如“搅地龙”、“飞天网”，也仿造了古时候的四轮“偏箱车”，行军时供输运，作战时有钩环连结成阵。他把兵士每五人成为一伍，叫他们宣誓结盟，他对每伍的人，有功同赏，有罪同罚。十个伍成为一队，十个队成为一个作战单位(可能是称为营)。军官临阵退却，杀军官；前队退却，则后队杀前队。于是，他虽则麾下官兵不多，而始终守住了大同。
　　大同以外，独石口、宣府、居庸关、涿鹿、易州、保定、真定(正定)，于谦也都派了得力的将领坚守。　　也先一再表示，愿意送回英宗，对明朝讲和。景帝在最后派了右都御史杨善，中书舍人赵荣，指挥王息，干户汤胤勣，偕同脱脱不花的使者皮儿麻黑马，去到也先那里，于景泰四年(1453年)八月初二日见到也先，初八日陪同英宗由也先的大营启程，廿一日(丙戌)回抵京师，景帝迎拜于东安门，英宗答拜，彼此谦逊了一番，景帝把英宗安置在宫城内的南官。
　　景帝自从在正统十四年九月即位以来，一向对于迎回英宗的事，甚不热心。英宗回京以后，礼部尚书胡[左水右荧]等人在十一月请求向“太上皇”拜寿，又在十二月请求于明年元旦向太上皇朝贡，均不被景帝许可。也先在放还英宗以后，屡次派人来修好，请求派使臣报聘，景帝一概不理，而且在敕书上明白告诉也先，议“前者使往，小人言语短长，遂致失好。朕今不复遣，而太师请之，甚无益。”为什么景帝不愿意再派使臣呢？因为他怕也先提出叫英宗复位的要求。
　　景帝而且已经在景泰三年五月，去了英宗儿子朱见深的皇太子名义，另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这是景帝的错。当年太皇太后张氏于英宗被俘之际，命令景帝监国，差不多同时候(四天之后)也命令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太皇太后的意思很明显：“天下是英宗的，你(景帝)不过是暂时代为料理而已。”现在，英宗回来了，景帝不把皇位交还给英宗，犹有可说；把太子的位置也连带废了，未免示天下以私。
　　比起宋高宗来，这位明景帝又略高一筹。宋高宗明知乃父徽宗与乃兄钦宗有可能被救回来，不让岳飞等人去救，而宁愿向金称臣，请金人扣住徽钦二宗。　　就能力而论，景帝比英宗高。景帝能用贤，英宗不能。倘若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景帝当总统，比英宗好。然而，明朝是一个君主国。就君主国的体制而论，景帝应该把皇位还给英宗，至少是不该夺去英宗儿子朱见深的太子地位。　　于谦的态度如何，史无明文。我们仅仅知道，当英宗仍在蒙古之时，景帝是听了于谦的话，才肯派李实、罗绮二人去见也先的。李实和也先谈好了放还英宗的事，其后扬善等人才顺利地把英宗接了回来。
　　更换太子的事，景帝是否曾与于谦商量，我们无法知道。他的职务是兵部尚书。皇帝下颁诏敕，照例只是值阁的学士或大学士之事。《明史纪事本末》说，景帝“分赐内阁诸学士金五十两，银倍之，学上陈循王文等遂以太子为可易。”第一个建议更换太子的，是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黄竑．这黄竑越位干政，本该处罚，而景帝赞为忠臣，升授都督。于是，“吏部尚书”王直与于谦“相顾惊愕”。尽管他们两人相顾惊谔，那懂得逢迎的礼部尚书胡[左水右荧]，却出面奏请更换太子了。景帝立即予以批准。这便是景帝更换太子的经过。 　
　　六二、夺门之变　　景帝除了这位皇太子朱见济以外，没有其他的儿子。而朱见济不幸在景泰四年十一月病死。　　次年四月，御史钟同上疏，请复立英宗的儿子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五月，礼部的一个郎中(司长)，管仪制的章纶，也上疏请求复立朱见深为太　　子，并且要求景帝在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与各种节日，率领文武百官，朝见“太上皇”(英宗)于宫城的延安门。景帝读了章纶的疏，大怒，叫锦　　衣卫把章纶逮捕，加以拷打，追问主使，连带地也捕了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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