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_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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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
日 15:46:31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首次使用“新常态”这一概念，7月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提“新常态”，11月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经济新常态趋势性特征与重点任务做了更深入的阐述。这些重要论述、重大判断、重要部署，表明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把握更加成熟，对科学发展的认识更加自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立足时代的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是新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历史意义。我们要科学研判经济运行新走势，准确认识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把握重大的发展机遇，妥善应对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困难，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创新发展，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丰富内涵和趋势性特征
2014年11月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从9个方面论述了“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强调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的学习理解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新常态，很大程度上是想说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奋斗，我国已经站在了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起点上了，是个经济大国了，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大国了。但是，放眼世界来看，还不是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停留在经济大国的认识水平和发展水平。我们需要科学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特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敢于担当，勇于突破，靠改革和创新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开启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是高瞻远瞩的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的判断，揭示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新变化，研判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体现了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新变化的深谋远虑，表达了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质量效益提高的深切关注。如果用一句话来解释，那就是“经济结构的全方位优化升级”。如果再展开一些，则具体包括经济增长速度转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在内的丰富内涵和重要特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一是增长速度由超高速高速向中高速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表象特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超高速和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而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到77%。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季度统计数据，预计2014年的增长率在74%，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放缓态势。为什么放缓？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普遍规律，比如，“二战”后的日本、韩国、德国等一些经济追赶型和工业化崛起型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皆普遍地出现了经济增速回落的情形。从国际情况看，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缓慢增长、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明显特征，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乏力，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过度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经济发展面临瓶颈，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总的来看，由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经济增速放缓是趋势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质量和效益的降低。这恰恰是“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发展机遇。由于我国经济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在我国真实的城镇化率未达到峰值以前，保持中高速增长是可以期待的。我们要对经济速度的“换挡期”变化保持战略定力，用“平常心”对待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责任编辑:新常态是追赶周期中的阶段性新特征 _ 财经频道 _ 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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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是追赶周期中的阶段性新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份在河南视察时提出，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至此，“新常态”开始闻达于中国经济领域。　　经济运行“新常态”的概念肇始于2013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作为报告的重要参与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长余斌日前接受中国经济时报独家专访时分析认为，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预期、平衡被打破，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
　　余斌表示，新常态阶段的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增长方式及政策因应等都须进行系统性调整，所以“新常态”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中国在“追赶周期”中出现的阶段性新特征，其背后有数理模型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支撑。　　新常态的内涵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新常态的特点，大家有不同的解读，你认为新常态的特质内涵是什么？　　余斌：根据我们的研究判断，新常态可以从这几个层面来分析：　　一是“速度下台阶与质量上台阶”。过去30多年中，我国一直处于高投入、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投资增速在20%以上，增长10%以上，所以政府和企业的日子都好过，政府和企业盈利水平高增长。我们将此阶段的经济增长称之为“速度效益型”。在速度效益模式下，经济增长一旦下降到8%以下，就会导致大部分企业亏损，甚至政府财政收入负增长。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经济运行即面临上述挑战。　　而新常态是经济增长速度在7%左右时，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这就是新常态和旧常态的根本差别。在经济运行新常态下应该力争实现“六可”目标，具体来讲是：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处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　　二是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在过去30多年，我国有大量资源和生产要素处于闲置状态，或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市场有大量需求未得到满足。过去的经济增长是把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利用起来，生产出产品以满足市场上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所以经济增长呈现出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特征。在目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产业供大于求，产能严重过剩，经济增长基本特征应该是通过产业内部竞争、兼并重组，不断淘汰产业内部低效率企业，从而把生产和市场更多地转向生产率高的企业。如果在数量扩张阶段，我们偶尔能看到企业破产倒闭的现象，在新常态下则会经常看到在竞争中失败的企业被淘汰，所以新常态是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阶段，而质量提升靠优胜劣汰，靠竞争。　　三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我们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途径概括为从TFP1到TFP2.TFP1是生产要素从生产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比如将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TFP2是从产业内部的竞争、兼并重组、淘汰低效企业来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　　新常态下中国将发生全方位变化　　中国经济时报：前面也谈到，在新常态下，中国将发生全方位变化，请你从宏观到微观谈谈有哪些具体变化？　　余斌：全方位变化包括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包括风险和挑战，也包括政策的变化，具体有六个方面。　　一是过去通过投资出口的高增长来推动经济的高增长，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立足于消费扩张。从需求角度看，主要变化就是出口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下降，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二是从供给角度看，过去主要依靠工业制造业的快速扩张来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经济的高增长；未来则需要深化服务业的改革开放，把服务业培育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实际上这一变化在2013年已经发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　　三是从要素投入角度来看，过去是依靠资源、要素的高投入，以及高消耗、高污染实现经济的高增长；未来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四是从国际竞争角度来看，过去在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品生产上形成了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未来需要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上通过自主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五是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依托多种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未来主要依靠企业或个人的分散试错和创新活力、拓展创新空间，从而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其实质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发生变化。过去我们可以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来加快追赶进程、缩短追赶时间，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但哪一个创新方向是正确的、企业竞争中谁会被淘汰、谁会在竞争中获胜，这些问题是市场检验和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能是政府的盲目指令。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　　六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可以掩盖、消化和吸收增长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比如决策的低效、决策失误甚至腐败问题等，都可以在经济高速增长和资产价格成倍上涨的阶段被掩盖。当经济增长速度下了一个台阶、资产价格不再上涨的时候，实体经济开始进行调整，进而带来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和资产价格的重新评估，在这个阶段实体经济的风险很可能会演变为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新常态下，中国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　　余斌：无论从短期的稳增长还是通过加快转型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会遇到三个方面的重要挑战：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企业倒闭潮、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尤其是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当前的风险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行业和影子等领域。他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形成了一个风险传递的循环。　　化解风险关键靠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新常态的挑战，应该采取哪些改革措施或政策组合？　　余斌：第一，从政策的角度讲，政府必须主动适应增长速度的下降，需要理性接受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不能像过去一样仍动不动就踩油门，追求不切实际的高增长。我们认为，投资、出口贡献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转变到消费和服务业为主的时候，经济增速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我们在世界上仍然属于很高的增长速度，我们仍然能够有效化解就业压力，能够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　　第二，质量提升会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相应地从政策角度讲，应该鼓励企业兼并重组，解决企业兼并重组中需要的政策诉求。政府应该为竞争当中失败的企业创造有效的退出机制，比如企业的呆坏账如何处理，员工怎么安置，职工的社会保障怎么接续等等。还有，这个阶段是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到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转变，企业需要大规模进行设备更新改造来跟上全球的发展步伐，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金融服务不能跟进，就会阻碍企业技术进步的步伐。　　第三，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尤其以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和改革激发服务业的发展潜力。现在的服务业多数是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寡头竞争或者政府高度管制，比如金融服务就是国有企业寡头竞争，还有铁路、电信等。我们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要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只有这样才能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才有可能在新的增长平台上保持稳定，否则动力何在？　　第四，我们通过风险逐步有序释放来求得全局的稳定。企业还不了，地方欠了很多债还不了，都由中央财政来兜底，这是不行的。一定要让风险有序释放，从而避免系统性危机爆发，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化解高风险，使中国经济能够平稳过渡。　　我国新一轮改革其实已经开启了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实际上通过改革的方法来解决体制当中所存在的问题，避免矛盾进一步积累引发系统性的危机，所以如果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不能取得突破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爆发系统性危机了。知道问题在哪儿，深化这些领域的改革，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从而避免危机爆发。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短期的经济增速下滑，如何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余斌：在经济运行新常态下，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7%左右，而宏观调控是平抑经济增长波动的。当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滑坡的时候，采取一些刺激性措施让经济能够平抑波动，延缓其下降，这是可行的、需要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更多地强调通过改革措施达到平抑经济波动的目的，改革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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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军：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新常态”一词并非中国的首创，它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在宏观经济领域，“新常态”被国际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在我们看来，中国领导人坦然借用这个术语，可以视为他们关注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心态开放的信号―只要有用的，拿过来就好了。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它意味着怎样的政策内涵？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容易把握未来中国经济政策以及改革的方向。很显然，习近平提出“新常态”的语境是针对中国经济的，是为了说明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了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官方对于“新常态”概念并无权威解释，正因为如此，国内通过组织学习和讨论这一概念，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统一思想的过程。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可能包括如下含义：一是不追求过高的GDP速度。习近平在尚未上任时就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显示其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据的倾向并不认同，甚至可能预见到了单独追求经济增长数据而忽视其带来的社会代价及不可持续性。二是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六大”只提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修正。新时期的改革是全方位的，而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在提出新常态的同时，也强调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显示出决策层对经济增速下行仍有容忍度，也说明经济增速在目前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关注点。整体来看，中央领导强调中国经济“新常态”，似乎暗示只要经济运行能不出大的风险，能够平稳运行，便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新常态”代表了一种全面改革的系统思维，以及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出大问题的从容心态。&&&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新常态”思路下，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会如何设计？在我们看来，未来的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一是不再把追求高经济增速作为政策目标，短期内会维持一个增长区间。这个区间大约是GDP增速7%~8%，具体目标可能在7.5%左右。有分析认为，中国将构筑5%~6%的新增长平台，以替代现在勉强维持的7%~8%的旧增长平台。这个方向是不错的，不过这种替换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我们预期，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以每10年为一个阶梯，以7%、6%、5%的速度逐步放缓。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新常态下的短期经济政策将会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以“微刺激”代替“强刺激”，不踩大油门。
　　二是必须推动市场化改革。“新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曾有市场人士以通俗的方式描述“新常态”的市场情景―“无效资金需求中断了，利率下来了，微观放活了，增速换挡成功了，产业升级了，企业利润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而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必须有市场化改革作为保障，要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打破垄断等最基本的市场化改革。
　　三是必须警惕局部风险系统化、扩大化。“新常态”实际上是对过去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拼负债的中国经济的一种纠正。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实业萎缩与部分产业过剩的风险并存。这些风险目前在各个领域基本上以单独、可控的状态存在。如果经济运行偏离“新常态”―过快或过慢都可能诱发风险，最需要警惕的是各种风险扩大，相互影响而形成系统性的风险。
　　“新常态”为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给出了新的战略定位，它意味着经济目标调整、决策目标调整，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也要随之调整。作为微观经济体的所有企业，都要主动来适应这种“新常态”的到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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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后强邓子强“新常态”就是指由过去的状态向一种新的相对稳定的常态的转变，是一个全面、持久、深刻变化的时期，是一个优化、调整、转型、升级并行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系列新常态，主要有经济新常态、从严治党新常态、社会治理新常态、文化强国新常态、生态文明新常态等等。准确把握和积极适应新常态，主要手段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切实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质是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从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涵发生质的变化；从结构层面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变化，不断优化升级；从动力层面看，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风险层面看，生态环境和一些不确定性风险将进一步显现。新常态，新阶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重点在落实好六个“抓”，即抓稳定增长，确保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抓转型升级，增强产业发展后劲；抓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抓创新支撑，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抓改革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抓民生改善，挖掘经济持续发展的可靠潜力。●全面准确把握从严治党新常态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新风貌，是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伟大创造。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思想教育从严，着力解决“总开关”这一根本问题；干部选用从严，着力形成正确的导向和风气；管理监督从严，着力规范管班子带队伍的制度措施；惩治腐败从严，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改进作风从严，着力形成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常态；制度治党从严，着力完善管党治党的治本之策；纪律约束从严，着力强化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全党意志；落实责任从严，着力构建党委抓、书记抓、一级抓一级的工作格局。从严治党新常态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主动适应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巩固从严治党的新常态，重点在突出“五个新”，即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形成作风建设稳固的新态势；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打造风清气正的新局面；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并重，开启刚柔相济的政党治理新思维；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权力运行制约监督的新规律；把抓党建与抓发展有机结合，形成聚精会神抓党建、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新格局。●全面准确把握社会治理新常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我党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表明了依法治理成为治国理政的新常态。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紧紧围绕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多元治理和源头治理改革创新，更加重视权利保护，人民群众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权益有了充分保障；更加重视发挥法律和道德的双重作用，坚持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相结合，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重视基层治理，以社区建设为重点，基层综合服务管理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基层基础工作日益巩固；更加重视网络治理，舆情管控和网络治理能力加强，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更加重视公共安全管理，食品药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反恐等公共安全领域应急管理体制机制逐步健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意识、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得到提高；更加重视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作用，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成为社会治理中的积极因素。面对新常态，社会治理重点在突出“四治”，即突出法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社会治理；突出共治，构建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共同体；突出自治，夯实基层自治这个实现社会民主法治的重要基础；突出德治，强化公民治理这个社会治理的核心。●全面准确把握文化强国新常态文化强国新常态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深厚沃土，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借鉴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根基不断得到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通过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出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通过大力弘扬作为我们民族“根”和“魂”的中华文化，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常态，关键在抓好“五个始终”，即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始终坚定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深入大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始终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始终强化队伍建设这个重要保障，牢牢掌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主导权。●全面准确把握生态文明新常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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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准确把握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
李后强&邓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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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作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常态”最先由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所谓新常态，“新”是指不同以往、异于旧质，“常”是指时常发生、相对稳定，“态”是指趋势态势、形式形态，“新常态”就是指由过去的状态向一种新的相对稳定的常态的转变，是一个全面、持久、深刻变化的时期，是一个优化、调整、转型、升级并行的过程，是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时代、新的方式、新的趋态、新的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系列新常态，主要有经济新常态、从严治党新常态、社会治理新常态、文化强国新常态、生态文明新常态等等。准确把握和积极适应新常态，主要手段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切实保障全面建成小康。
　　全面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表现为“九大特征”：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质是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从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涵发生质的变化；从结构层面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变化，不断优化升级；从动力层面看，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风险层面看，生态环境和一些不确定性风险将进一步显现。新常态，新阶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重点在落实好六个“抓”，即抓稳定增长，确保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抓转型升级，增强产业发展后劲；抓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抓创新支撑，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抓改革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抓民生改善，挖掘经济持续发展的可靠潜力。
　　全面准确把握从严治党新常态。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新风貌，是“八项规定”和“八项要求”的新拓展，是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伟大创造。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表现出“八大特征”，即思想教育从严，着力解决“总开关”这一根本问题；干部选用从严，着力形成正确的导向和风气；管理监督从严，着力规范管班子带队伍的制度措施；惩治腐败从严，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改进作风从严，着力形成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常态；制度治党从严，着力完善管党治党的治本之策；纪律约束从严，着力强化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全党意志；落实责任从严，着力构建党委抓、书记抓、一级抓一级的工作格局。从严治党新常态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主动适应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巩固从严治党的新常态，重点在突出“五个新”，即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形成作风建设稳固的新态势；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打造风清气正的新局面；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并重，开启刚柔相济的政党治理新思维；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权力运行制约监督的新规律；把抓党建与抓发展有机结合，形成聚精会神抓党建、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新格局。
　　全面准确把握社会治理新常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我党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表明了依法治理成为治国理政的新常态。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紧紧围绕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多元治理和源头治理改革创新，突显新常态“六大特征”，即更加重视权利保护，人民群众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权益有了充分保障；更加重视发挥法律和道德的双重作用，坚持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相结合，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重视基层治理，以社区建设为重点，基层综合服务管理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基层基础工作日益巩固；更加重视网络治理，舆情管控和网络治理能力加强，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更加重视公共安全管理，食品药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反恐等公共安全领域应急管理体制机制逐步健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意识、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得到提高；更加重视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作用，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成为社会治理中的积极因素。面对新常态，社会治理重点在突出“四治”，即突出法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社会治理；突出共治，构建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共同体；突出自治，夯实基层自治这个实现社会民主法治的基础重要；突出德治，强化公民治理这个社会治理的核心。
　　全面准确把握文化强国新常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常态呈现“六大特征”，即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大力弘扬作为我们民族“根”和“魂”的中华文化，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使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让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文化强国新常态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深厚沃土，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借鉴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根基不断得到巩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常态，关键在抓好“五个始终”，即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始终坚定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深入大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始终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始终强化队伍建设这个重要保障，牢牢掌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主导权。
　　全面准确把握生态文明新常态。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理念逐渐上升为统筹谋划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重大理论，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境界。生态文明新常态“六大特征”表现在：坚持用生态文明理念统筹谋划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坚持从宏观战略层面切入，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入手，制定和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形成激励与约束并举的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把调整优化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坚持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力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打好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和持久战，以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满足群众的新期待；坚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形成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局面。积极适应新常态，核心在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四个体系”，即以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路为实践主体，进一步丰富环境保护的理论体系；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实施为龙头，形成有力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体系；以深化生态环保体制改革为契机，建立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组织制度体系；以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为抓手，构建改善环境质量的工作体系，推动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之，新常态是一个长久的时期，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面临许多新挑战和新机遇，因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我们的观念要适应、认识要到位、方法要对路、工作要得力。我们只有全面准确把握这些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牢牢抓住历史机遇，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才能在实现中国梦的前进道路上勇立潮头，不断取得新胜利、不断创造新辉煌。
　　（李后强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邓子强系四川省广元市委副秘书长）
(责编：罗昱、高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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