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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育为何培养不出大师？（上）
作者: LULU
　　人的问题归结到最后那只有两个字就是教育，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教育，今天到底中国的教育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当代中国教育为何培养不出大师？
今天中国的教育出不了大...
　　人的问题归结到最后那只有两个字就是教育，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教育，今天到底中国的教育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当代中国教育为何培养不出大师？
今天中国的教育出不了大师
　　今天我们说中国的教育出不了大师，我们现在研究为什么以前民国的大学有大师，胡适、蔡元培等等，因为那个时候是五四运动带来的新的思想，尤其是西方引进的思想，那时候清朝刚灭亡，科举结束，那时候中国教育史两千年从未有过的一个自由独立的局面。
　　有人把它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可以说是文艺复兴，因为人的作用抬头了，知识分子那个时候有尊严了。今天中国当代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家，我们培养了一大堆读过大学的人，但是真正的第一流的无论在科学还是人文世界里面，今天都没有，在过去你说的民国时代，五四运动时代，我们谈起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大家，大家的名字一大堆，但今天中国呢？一个都没有。
寻求真理对人格的培养是最重要的
&&& 竺可桢在美国读气象学、地理学，他说过一句名言，办大学第一培养出来的人才要不畏强权，第二他要寻求真理，这个人格的培养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学位，更不能把大学培养成这种政治训练场，今天大学毕业，拿着文凭出去找事做，当时你看民国的时候竺可桢他对教育的人才的要求是什么呢？要求是这个叫不利不阿，就是说不能够像在强权面前当一条哈巴狗，胡适也是一样，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崇尚那种真理的追求。
&&& 从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已经整整35年，国家的硬实力在不断的发展，理论上说我们的大师应该倍出，应该比那个时候1978年的时代更多，但是为什么今天？第一，发展是硬道理，选读的学科、高度的适用性、官能性，从前学工程、电脑，然后今天是工商管理，有人读哲学吗？美术史吗？那更多的是一种职业培训。
&&& 你看民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胡适是读哲学的，朱光潜是读美学，闻一多到美国芝加哥是读美术的，冰心、梁实秋这个不用说，文史哲的人，那个时候念这些学科到美国、英国去念很多，今天没有。
今天中国的知识，无论科学还是人文，到底缺失什么？
　　第一我们认为今天中国的教育穿透力严重不足，中国古人说写文章也要力透纸背，总要透过一些东西，透过一些厚厚的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还是茫然的、蒙昧的那堵墙，看到后面的本质，今天中国好像没有。
　　第二，我们的教育里面严重的缺乏批判的能力，那种跟所有的东西保持审慎距离，那种批判能力，没有了穿透力，没有了批判力，怎么能够产生创造力？
为何教育缺少穿透力、批判力和创造力？
&&& 这个穿透力就是说要通过现象看本质，要把本质要大胆的说出来，这个没有一个学术的自由，那这个光有穿透力，不敢把本质说出来，也是一个惘然。我们缺的就是一种理性，理性的能力，理性的穿透力。
&&& 政治批判不能替代知识批判，我们说大学教育出大师，主要是知识批判能力，知识就是力量，我掌握知识对所有人来说我有力量，因此我即使见着你政治权势人物，我可以用知识来把你解构了，我们指的这种知识就是力量的感觉没有为整个社会和当权者所接受，所以整个大学里并不认为我掌握了知识我就能够独立进入社会，我就能够成为独立社会阶层的代表。
　　我们强调的政治家必须接受的这个客观理由，而不是说政治家选择的主观理由，就是说我高风亮节，我站在国家民族发展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我尊重知识，不只是如此，就政治家本身也用知识来论证，知识来从政，你比方说美国大学里头，大学教授就可以直接担任国务卿、直接担任外交部长，那我们基本上不能用知识去直接操作政治，不以政治所压服。
没有独立自由的学术气氛无法培养创造力
　　怎么样能够让金钱和政治都能够匍匐在知识的脚下，这是中国也许几千年希望未来几百年不是一个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看看当代中国的教育存在哪些利和弊，我们也不能完全批判当代中国教育，看看我们的优点。学生应试能力比较强，基础知识比较扎实，机会相对比较公平，知识传授有系统，缺点很严重，忽视人格的培养，强调服从权威，教育工具化，最后是一个创新能力差，这是一个我们是一个让全体中国人感到非常沉痛的问题，这当然未来还有很多问题。
&& 今天的中国教育模式面临着很多的转型，我们只是简单的罗列一下，从应试型向素质型转，从知识型向创造型转，从技术型向发明型转，坦率的讲这个说说都很容易，每个人都明白，每个教育官员，大学校长都明白，但是要真正做到难上加难，最主要的关键在哪里？这个最关键就是大学里头培养独立的人格，培养批判的精神，培养能够挑战权威的那个勇气，这个批判或者是创造，或者说穿透，没有这个独立自由的学术气氛是搞不定的。
读书屈从于权力是几千年来的基因
&&& 把教育问题归咎于制度，当然一部分原因是有的，但这里面也有中国自古以来传统教育的原因吗？这个还有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读书为的什么？这个完全是政治问题，优则仕是什么？当皇帝身边的谏官，或者当皇帝身边的奴才，当谏官还是当奴才呢？就看你自己，看什么朝代是旁边的那个是什么皇帝，皇帝的素质跟品德。所以从来读书教育跟中国当官政治。中国的读书人生来几千年以来似乎就没有这种独立的基因，凡是读书，最后的出路就是要做官。
　　作为一种社会阶层的规定性来讲，这不能够单纯怪读书人，因为我们只有一条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我不这样流动的话，那我就永远居于社会下层，所以读书能力改变身份，就使得读书屈从于权力，我们现在要改变读书屈从于权力，使权力和读书脱离，那么这样我们对知识的纯粹追求就可以建立起来。
留学教育者辣评：
　　以前香港中文大学有位教授说，做学问有四个阶段，第一就是信，先接受灌输，年纪太小，八九岁的时候不要质疑，第二就是疑，敢怀疑，到17、18岁的时候，你要敢提出问题，第三就是悟，通过怀疑然后我悟出了这世界上真理并不一定在书本里头。到最后是通，把悟出来的东西融汇，那通那个时候就是学问，就是一个智者，要经过这四个阶段。
&&& 中国的学生太多考试，太多死记硬背。整体教育缺乏创造力，教出来的学生走上社会后很难独当一面。我在很多国际大公司里发现，中国青年进入公司后往往会很顺从，但不能做决断，每到需要他们决断的时候，他们总是瞻前顾后，害怕犯错误，不能独当一面。我想这是教育的问题。在中国，教师们把所有的学生都用一种方法培养，一旦发现某个学生与众不同，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学生有特别的才华，而是会觉得这个学生可能出了问题。这和西方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不仅关注各国留学，也关注留学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文化。我们会以留学教育者的角度来分析并发布各种最新相关信息。&&&
　　华申留学&是教育部直属、华东师范大学为主投资建立的。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上海首批获得国家教委、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特许的十三家合法留学中介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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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关于“学术大师”的讨论是近年来的重要学术热点之一。其主要围绕下面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关于“学术大师”含义的界定；关于当今是否有“学术大师”存在； 关于当今“学术大师”缺失的原因；关于“学术大师”产生的土壤和机制。
二、关于当今是否有&学术大师&存在&
当今时代是否产生了&学术大师&，或者说是否有&学术大师&存在，对此看法比较一致，即大部分论者认为，当今是一个大师缺席的时代。&
我们先从&钱学森之问&说起。&钱学森之问&说的是：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转引自《中国劳动保障报》日）《人民日报》日发表的《钱学森最后一次谈话：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涂元季、顾吉环、李明，几位作者为在钱学森生前身边工作的人员）一文中作了相类似的记叙：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该文在作了上述说明后，引述了钱学森的如下谈话：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探讨钱学森之问》（石毓智著，科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的《前言》的开头写道：针对钱学森之问，&这是对我很大的刺痛，也是鞭策。&温家宝总理说出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感受。日在与北京大学师生的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语重心长地用钱学森的话让大家来反思。从上文引述的多个材料可以见出：钱学森认为中国当代是一个大师缺失的时代；并且，钱学森的看法得到了较多人的赞同。　　钱学森之问似乎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领域而言，因此有论者明确地指出：&前段时间，钱学森之问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那主要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情，在人文社科领域，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 《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大师为何缺乏? 》，引自&俞立平教授博客&日）《关于&大师难产之问&的两点思考》（作者彭国华，载《云梦学刊》2011年第4期）亦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钱学森之问&的热烈讨论。钱老的问题,核心在于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杰出人才,可以将其概括为&大师难产之问&。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是钱老一人在关注,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也一直在思考和探讨。应该说,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除了对现实情况进行深入调研之外,如果缺乏对学术史和学术大师产生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是很难对其进行较好解答的。《读〈陈寅恪与傅斯年〉》（作者岳南，载《武汉晨报》日）一文中表述了相类似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修订版）的封面上有一句话：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黑色的封面上，陈寅恪与傅斯年表情肃穆，似在淡淡地诉说着那个早已远去的、大师蓬勃而起的时代，有着一种淡淡的哀伤&&&&什么是大师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认识。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而作为一种现象，我们这个时代又好象很热闹，不断会涌现出一些大师，而这些大师却又倏忽而起，倏忽而灭，最新的例证便是那个叫李一的人。&作者实际上也是认为当今是一个大师缺失的时代。朱维铮《&大师&该由谁来封？》（载《人民日报》日）先写道：百年来中国风云变幻，社会政治的变动十分剧烈，有的人才学俱佳却经不起大浪淘沙，有的人妙笔生花而执舆论牛耳却缺乏学识创见，有的人善于制造轰动效应却投机成性而不断自我否定，有的人好在学界结党博取虚名却盖棺不能论定。诸如此类，通过时间的无情筛选，百年来在教科文卫领域，堪称合乎上述尺度的大师级学者，或许仅有百名左右。朱维铮文在作了上述分析后，接下去正面回答当今是否有学术大师的问题，朱维铮作了如下的判断：我相信中国可能有活着的大师，惜因寡闻而未见。我也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随着文化生存环境不断改善，未来必定大师越来越多。不过由生者来看，只见假大师得意，未见真大师发声，不禁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再版跋所揭示的，&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尚不足以判别真伪呢？朱维铮在此语气委婉地肯定&未见&&有活着的大师&。 刘道玉《我们需要培植大师滋生的土壤》（载《学习时报》日）表达了与朱维铮文同样的看法： 我国古代出现过许多大师，因为那时有安贫乐道的学者和滋生大师的土壤。近代也出现过一些大师，而现代的大师简直是寥若星辰。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培养出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大师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特别是作为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应当检讨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学术政策等。《我国学术大师产生的制约因素分析》（作者芦文慧、卢洋，载《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年第9期）比朱维铮文、刘道玉文说得更为明确和肯定：在我国,学术大师严重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五十多年来,我们没有培养出一个像鲁迅、朱自清、钱钟书这样的文学大师,也没有像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这样的科学大师,甚至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像蔡元培、梅贻琦、晏阳初这样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教育家。&
有论者不是从一般的、宏观的角度谈论当今学术大师的缺失，而是从某个独特的角度来谈学术大师的缺失。《最缺的是思想大师》（作者房连水，载《杂文月刊》2010年2月上）一文指出：不少人说，中国缺少大师，尤其当代，是一个大师断档的时代。所谓大师，其实是分领域、分学科的。这就是说，大师只是某一学科某一领域之巨匠、巨擘而已；世上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那种囊括人类所有知识、全部学问的大师。 就其他领域来说，从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大师级人物还是可以扳起指头来历数的。比如，钱三强、钱学森乃物理学大师，华罗庚、陈景润乃数学大师，袁隆平乃农业科学大师，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乃国画大师，梅兰芳、常香玉乃戏曲表演大师等。前几年有关机构联合在网上进行近现代&国学大师&评选，120万人参与50名候选人的票决，最后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和冯友兰等10位当选。房连水文在做了上述评述后，展开分析道：各种大师虽不宜横比，但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发展，立足于推进国家文明、社会进步这一视角，思想大师无疑是各门类大师中最有影响力、难能可贵的助推者。思想大师是追求真理、追求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代表人物，他有一系列表达思想的相关著述，他的大师名号来自广大民众的自发认可而绝不是哪一级权力的册封。接下来，房连水文作出自己的结论说：国学大师评选侧重于&国学&。国学是&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在内的传统的学术文化&，所以被认定为国学大师者并不等同于思想大师。郭沫若先生，国学中所包含的考古学、古语言学，他可称得大师，但思想大师却是肯定算不得的，而与他同时代的鲁迅，在我看来就算一个。在房连水文看来，当今缺少学术大师，而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最缺的是思想大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学术大师吗？》（作者林凌，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如题所示，专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是否有学术大师的问题。该文的基本观点是：迄今为止，现代文学学科暂时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学术大师。该文写道：这个结论虽然有些危言耸听，甚至招致非议，但却是建立在如下事实基础上的。其一，新中国建立以后，几代现代文学著名学者要么以作家身份名世，要么是广大读者和莘莘学子通过阅读教科书和报考研究生而认识他们，鲜有通过阅读体现他们学术思想的学术著述而认识他们的。没有学术著述流传的学者能算学术大师吗？其二，既然许多学者以教科书闻名于读者，那么，教科书理应体现出他们的学术思想以及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理论构建，可惜的是，在汗牛充栋的现代文学教科书中，除少数几种有些特点外，大多数现代文学教科书大同小异，以至于在大学课堂中给学生开几种不同特点的参考教科书都十分困难。这些教科书的编写者能称得上学术大师吗？其三，现代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仅仅得到同行的认可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学术大师，他们的成果不仅要同行的认可，还要受到普通读者的关注。在研究成果的普及性和社会影响力上，现代文学研究不如古典文学，也不如文艺理论，甚至比不上语言学。一些当代作家宣称，他们从来不读现代文学作品，更不看现代文学研究文章。且不论这些作家自身的弱点，从现代文学研究本身看，我们是否也有值得认真反思和总结的地方呢？作为一门学科，没有自己的学术大师，就没有学科的学术经典化；没有学科的学术经典化，就没有学科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这不是简单指责当代作家浅薄就了事的。林凌文发表在11年前，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但在是否有学术大师的问题上似乎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有论者针对一些高校政绩工程的&大师计划&展开分析。《海归博士死于高校&大师梦&》（作者熊丙奇，载《文摘报》日）写道：日，在浙江大学任讲师的一名海归博士留下6页遗书后跳楼自杀。这位博士在遗书中说：&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回国后没有科研可做、每月除去房租只剩下2000元、超高的房价&&被认为是海归博士自杀的原因。令人关注的是，他是浙江大学&1311计划&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这就让人纳闷：引进的&学术骨干&，回国后为何难以开展科研？为何待遇如此之低？浙大的&1311计划&其实已透露出答案。据悉，&1311计划&团队的组成是，100位大师，300位核心人才，100个创新团队，1000个学术骨干。这里不妨简单算一下，100位大师，按每位年薪50万元计算，就是5000万元，再按每位科研启动经费200万元计算，就是2个亿。也就是说，仅100位&大师&就要花去两个来亿。还需要继续计算300位核心人才和100个创新团队吗？这一路算下来，算到学术骨干，留下的资源就可怜得剩那么一点点了。在高校的&大师情结&之下，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朝少数的&大师级&人物集中，普通的教师，只有跟在&大师们&之后打工，卖苦力，拿着糊口的工资。在不能自主的科研中，学术的理想和激情渐渐丧失，所能生出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媳妇熬成婆，挤入&大师&队伍，然后拥有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再让一帮年轻人干活，自己坐享其成。也有的年轻人接受不了现实，比如这位博士，发出&残酷、无信、无情&之叹，做出极端之举。熊丙奇文非常担忧地分析道：我国高校近年来办学资金越来越充裕，但是，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好转，原因就在于学术资源的配置，掌握在行政权、学术权拥有者手中，致使普通教师与那些&大师级&教授的待遇差距极大。 在中国高校的&大师计划&之下，有为的青年学者要么陷入焦虑，要么走上&运作大师路线&。这样的大学大师梦，也可能只是做梦了。这次海归博士的自杀，能否惊醒大学的美梦呢？在熊丙奇文中我们看到，高校&政绩工程&里的&大师&说穿了很多不过是&拥有学术资源的配置权&的&学阀&而已，而靠&运作大师路线&而产生的&大师&只能是&伪大师&。&
笔者在这里要提到一本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的书，该书《后记》写道：&本书介绍的三十四位学术大师，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或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过的、闻名于海内外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他们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和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粗看起来，从其书名就似乎能够知道该书编著者肯定当今是有学术大师的，但仔细分析，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从书中看到，该书介绍的34位学术大师都是真正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其中的郭沫若、胡乔木、马洪等29位当时都已逝世，只有陈翰笙（1897&）、骆耕漠（1908&）、季羡林（1911&）、刘大年（1915&）、于光远（1915&）等5位在当时健在，这5位学术大师中最年轻的在当时也已经84岁了。可见，从该书的内容和观点并不能推出与&当今是一个大师缺席的时代&的看法相反的结论。&
与上述种种大致相近的观点不完全相同，还有一种看法是认为不必过于看重学术大师。《没有大师，就不能繁荣学术吗?》（作者史南飞，发布于&红网&日）一文中写道：在有关&学术大师&的议论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似乎没有大师，学术就难以做出重大突破。有的名学者还散布今不如昔的观点，认为过去有一批大师级学者，所以有许多重大创新，现在学者水平越来越低，难以产生一批大师级人物，学术鼎盛时期也就遥遥无期了。似乎没有大师就不能做出重大创新了。听了这样的议论，我就想起了鲁迅写的&九斤老太太&的说法，实在不敢苟同。虽然我国现在的学术界有比较严重的浮夸风气，还缺乏博大精深的领军人物，但是，就整体水平来看，我们现在的学术界的集体智慧还是处于上升趋势的，与我国进入盛世的总形势是一致的。另外，缺乏大师未必不能创新突破。史南飞文基于上述的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说：我个人认为，我国的学术能不能繁荣，关键看是不是有真正的突破创新贡献。至于这样的创新是学术大师做出的，还是其他什么人做出的，都不是问题。史南飞文肯定&还缺乏博大精深的领军人物&实际上也是认为当今缺少学术大师，其观点的独特之处在于提出了没有大师也能做出重大创新。&
上述多位论者的观点，虽然其论证的出发点、角度、侧重点、措辞程度、表述方式并不一致，但认为当今缺少学术大师则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基本看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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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梦学刊 | 责任编辑：宋歌２０世纪中国为何缺少学术思想大师
思想抄袭抄不出大师
作者认为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界之所以没有产生思想大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抄袭”。中国学者在西方发达的社会面前失去了应有的自信，唯西方学术的马首是瞻，在自己的论著中变相地抄袭西方的思想。其次是由于否定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第三个原因就是人们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不发达，所以不具备思想创造的条件。本文认为，经济发展与学术发展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思想的创造需要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底蕴，中国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关键问题是消除对某种文化的崇拜，树立起自信心，形成一种创造性思维的氛围。──编者所谓“思想大师”，是指那些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思想体系的人，他的思想对本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考察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史，可能是很令人遗憾的：虽然名人很多，但很少能够与我们祖先的伟大著作媲美的作品，缺少立足于世界学术思想之林的思想大师！是中国人失去创造力了吗？恐怕不是，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出了那样灿烂的文化，这是个出现过无数伟大思想家的国度，怎么会突然就失去创造力了呢？我认为，这与我们学术界指导思想和风气有关。这一个世纪中，我们学术的主流是在抄袭人家的思想，是这种抄袭的风气阻碍了中国学术的创造性发展，妨碍了大师的出现。本文着重从学术自身来进行探讨。思想抄袭抄不出大师所谓“思想抄袭”，是指没有系统而独创的思想，而只是叙述了他人的思想，满篇都是×ד说”，就是没有自己“说”。这样的文本虽然没有文字上的抄袭，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一种抄袭行为。它所抄袭的不是文字，但却抄袭了别人的思想。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界主要从事的就是这一工作。这样的工作没有创造性，即使有一些新的思想火花，也被淹没在他人的思想之中。他人的思想不是不可以涉及，问题是如何涉及。考察他人思想的目的要推陈出新，而不是为了考察而考察。相当多的著作，如果去掉被引用的他人思想和变相抄袭的他人思想，就几乎剩不下什么东西了。思想抄袭是一种比文字抄袭更为危险的抄袭。因为，文字抄袭是易于发现的，而思想抄袭却比较隐蔽；其次，文字抄袭所危害的是原作者的利益，而思想抄袭所损害的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骨髓”，在一种文化中若是形成了思想抄袭的风气，那么对于这种文化来说是致命的，它将失去创造力。这种思想抄袭，主要有两种：一是抄袭西方的思想，二是抄袭古人的思想。而这两者中，更以前者为甚。中国大概是世界上西方思想的最大消费国，每年出版的介绍西方思想的著作汗牛充栋暂且不说，就是那些非介绍西方思想的著作中也充斥着西方的种种思想。在我们的学术界差不多形成了言必称西方的风气，评判学术价值的标准惟西方的马头是瞻。一些学者们紧盯着西方学术界的动向，一有点什么新的玩意出场，就蜂涌而上，力争成为最早的介绍者。许多人就是以此成名。其实，这些新玩意儿在西方没有多少人理睬，但一到了中国就成了最新的“科学”，人们争相应用于各个学科，甚至成了衡量真理的标准。这种学者可以称之为“鹦鹉学者”，因为他们只会以西方学术鹦鹉学舌，而没有学到西方的学术精神。他们以掌握了西方的一些术语而自豪，并把这些术语作为标准，来对自己的传统和一些新的观点大加鞑伐，凡是不符合西方学术标准的，就被认为“不科学”，从而予以否定，以此表明他们的深刻，他们的有思想。另一种就是对古人思想的抄袭。这种所谓的“研究”实质上只是把古代著作中的思想肢解为许多块，加上一些现代的术语，然后复述出来。整部著作没有自己的观点，自己仅有的一些话就是对古人的赞叹。有一些极端的人还对西方的学术嗤之以鼻，认为西方的学术甚至科学都源于中国。有的人还说在《易经》里已经包含着相对论和制造原子弹的秘密！他们重新抬出孔孟老庄，搞什么新儒学、新道家，论证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越，认为只有中国传统的思想才能够救中国，甚至孔孟之道还能够医治西方的社会病。无论是对西方的学术还是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如果是顶礼膜拜，振振有辞地复述人家的思想，论证它们的正确和优越，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研究”。这种“研究”最多是落得个“理解得正确”的美名。但无论理解得多么正确，都不过是一种重复，重复不可能是创造，因为这种重复永远不可能超过被重复的那个人的思想。所以，这样的“研究”注定不能造就思想上的大师。传统的价值这种风气是怎样产生的？它源自于２０世纪初以来否定传统的潮流，似乎对传统否定越多，就越进步，越革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的否定，另一方面表现为进步主义，认为历史总是后来比先前进步，以为自己比古人进步，动辄嘲笑古人的历史“局限性”。可是，这些嘲笑古人的人有时比古人的历史局限性还要大得多。即使今天一流的学者，有多少能和老庄孔孟相比呢？否字了传统，并没有换来思想的发展；否定传统与思想的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恰好相反，由于否定了传统，中国学者丧失了其思维的本来特点，失去了说话的立足之地。在否定传统的思潮中，人们常把现代化与传统对立起来，认为传统妨碍了现代化，似乎抛弃了传统就能够实现现代化了。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许多人怪罪我们的祖先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科学和哲学。这如同一个人把自己的贫穷归罪于爷爷一样荒唐。于情于理都讲不通。每一代人的生活都由自己去创造，自己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古人没有义务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落后负责，自己时代落后应当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与古人何干？其实，传统与现代化并不矛盾。例如韩国、日本都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在这些地方传统保存得相当多，孔孟之道保存的比较完整，但这传统观念并没有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造成不利影响，实际上还有积极的影响。肯定传统并非复古。重复和肢解古人的思想，其结果与否定传统并无不同。因为，无论是在古人面前还是在西方人面前赞叹，都不可能赞叹出学术名著来，文化上的大师不是靠肢解、注释他人的思想肢解出来的，不是抄袭人家的思想抄袭出来的，而是批判、创造出来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大思想家，他们成功的根本精神，我看就这么几条：怀疑、批判、创造，尤其是西方思想家更是如此。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可是，我们只学到了西方学者的具体说法，而忘记了西方学术的根本精神。传统是一笔无穷而无价的财富。常言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此言的确道出了一个真理。民族的东西就蕴藏于传统之中，民族的、传统的东西所表现出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只有这种为他人所不具有的东西才为他人所关注，才对他人有价值。一个没有传统的民族，恐怕难以造就伟大的思想家。世界上有一些学者之所以对中国人寄予了厚望，看中的就是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例如日本一位学者说：“日本现代所走的基本上是美国文明的道路。但是，这条路不一定是人类唯一的文明道路。人类可能还有另外的文明道路，这条路应该既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又不使人的感情生活环境‘非人化’。在当今世界上，惟有中国有可能开拓出这条新文明的道路来。”美国一位作家说：“多年来对东方的研究令我深信：中央王国──中国，将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那将是这样一个世纪：人类和各个国家将终于学会接受彼此的歧异，生活于持久而公正的和平之中，如若不是那样，我怀疑是否还会有二十二世纪。”国人听到这些赞扬的话常沾沾自喜，殊不知还轮不到我们自豪，因为人家是冲着我们祖先的智慧说的，而我们当代的中国人创造了什么样的智慧，值得人家崇敬呢？树立进行创造的自信心要造就思想大师，学者们就应当自觉地进行创造性研究。这种创造的方向，应该是以本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为基础──这是我们的“根”、“本”，同时吸收其他一切民族的文化成果，以个人的个性为出发点。这种创造性的思想，既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它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所表达的是创造者独特的体验和认识，是最具个性化的思想。所以，它既不是重复古人，也不是重复西方。只有创造出这样独特的思想，我们才能够与西方对话。如果把对话理解为只是去了解西方的思想，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话，因为只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才存在着真正的对话，我们用西方的话语与西方的对话，那么实质上只是它自言自语。要进行学术上的创造，需消除许多障碍和误解。首先是消除中国学者的自卑心理。自近代以来，中国学者为西方的先进所震惊，认为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由此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种自卑正是妨碍创造性思维的根源。自卑导致了不自信，一个不自信的民族或个人，怎么能够有所创造呢？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不发达，国家不存在创造新思想的条件，这是一种误解。经济发达与思想创造之间并不能划等号，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国家，在思想上不见得就一定有创造，而落后的国家也不见得不能进行思想上的创造。日本够发达的了，但它并没有产生出世界级的思想家；中东一些产油国富得流油，但这些油水并未孕育出一个思想家来。另一方面，十八世纪末期的德国，是当时欧洲比较落后的国家，但却产生了大批思想家。可见，经济与文化的创造，不完全受物质条件的约束。关键问题是要形成一种自由创造的氛围，一种信心，学者的意识中首先必须有这样一种追求；否则，若没有创造性的意识，就永远不可能有创造。另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反对建立体系。这也是从西方学来的。当代西方学者的确普遍反对建立体系。可是中国学者没有看到，那些反对建立体系的人正在建立体系，只是其方式不同于传统体系罢了。他们有着系统的思想，并用这些思想来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从而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体系。一个没有体系的思想家是不可想象的，也不能称之为思想家。不能要求人文社会科学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这对它是一种无理的要求。急功近利的作品不可能有永恒价值。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有什么经济效益呢？一点也没有，但它们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此以后，在哲学、艺术和科学上德国出现了无数巨星。一个民族就是应该有几本一般人看不懂的书，这些书不会推动经济发展，但有无穷的精神价值，可以推动一个民族精神的发展，从而使这个民族文明起来。这些书不能为普通人所喜闻乐见，却标志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资本。综上所述，中国人不是丧失了创造的能力，而是丧失了创造的勇气；中国学者所缺少的，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独立思考精神和创新精神。只要我们具备了这样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崭新形态的文化，造就文化上的大师；只要我们树立起信心，勇于创造，自觉追求，就一定能够重新振兴中国的文化，就一定能够从深厚的传统文化沃土中生长出参天的思想之树，中国文化的复兴就不只是一种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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