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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黄河第一站
蔺生睿& 魏 云
青海玛多，是万里黄河流经的第一个县城，也许因了这个“第一”，玛多的黄河大桥被称为“黄河第一桥”，玛多的黄河沿水文站亦被称作“黄河第一站”。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第一都是民间的叫法，没有经过权威部门正式认定。
黄河沿水文站成立于1955年，为全面落实治黄工作的战略部署，那年黄委决定对黄河源开展水文观测。日，王昌顺、赵鹏举、王际元、李创姓等一行四人，雇了一辆解放牌汽车，一大早从西宁出发，走了整整7天，于12月傍晚到达500公里之外的玛多。当时还没有设玛多县，玛多就是一片有个名字的草原，是一个通往玉树、西藏的古驿站，当时驻扎了一个连的解放军。远处散落着一些藏族牧民的帐篷，王昌顺他们一伙的帐篷和解放军的帐篷做了近邻。
黄河河源区天高云淡，草绿花香，看上去恰似人间仙境，实际上却是高寒缺氧、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王昌顺们忍受着失眠、头痛、呼吸不畅的痛苦折磨，第二天就开始了建站工作。6月21日，也就是王昌顺们到玛多的第10天，黄河源区第一组水位数字记入水位记载薄，宣告了黄河沿水文站正式成立。
那时的玛多没有一间房子，全是帐篷，取暖全靠拾牛粪，吃的是从西宁出发前采购的足够吃上半年的罐头，馒头、稀饭、面条都是奢望，蔬菜更是想都别想。
若与土匪的骚扰袭击相比，生活上的困难就算不了什么了。当时像玛多这样遥远的草原社会治安还很乱，尚属土匪出没之地。为了保证安全，上级给王昌顺们每人发了一长一短两支枪，长的是“七九式”步枪，短的是“二八式“手枪。
一晃就是一年半多，这期间，王昌顺领受新的任务回到兰州待命，接任站长的赵鹏举也回兰州开工作会。1957年的春天，黄河沿水文站就剩王际元和李创姓两个人了。2月26日清晨，王、李两人和往常一样，带着测量仪器和长枪，来到两公里外的黄河断面上进行观测。正当他们全神贯注地在冰面上工作时，被隐藏在附近山沟里的土匪冷枪击中，王际元胸部中弹当即身亡，李创姓腹部中弹受伤，爬离断面仅十几米，又被追赶而至的土匪连刺两刀，也躺在冰面上动弹不得。两个水文工作者的尸体在黄河冰面上静静地躺了36个小时。直到27日晚，他们的遗体才被当地驻军发现。
日，黄河沿水文站因故停止观测，到日又恢复观测。1989年3月，在黄河沿水文站的基础上，成立了玛多水文勘测分队，对热曲、野马滩、依娘曲、达娃曲、塘拿玛、格亮曲、江宁、上星星海等黄河源众多支流开展水文巡测。
从玛多建站至今，先后有王昌顺、王际元、李创姓、赵鹏举、孔繁亮、张兆魁、巢孝松、马庆云、魏志健、郭贵鑫、张崇德、谢会贵、韩强、谈小平、尹俊杰、卡文明、权峋璋、梁海清、刘玉平、张志伟、靳振坤、张红兵二十多人在此工作、生活过，其中在此坚持时间最长的是谢会贵。
谢会贵，青海省贵南县人，日出生，1977年7月从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后分到这里，就再也没有离开，如今是助理工程师。在弹丸之地的玛多县城，提起谢会贵，居然是妇孺皆知。不过说起来，人们知道他首先是源于他的两个绰号。
一是“老阿爷”。人们习惯称呼谢会贵为“老阿爷”，主要是因为他早早地谢了顶，看上去老了许多，这也跟在玛多常年吃不上蔬菜有关。二是“打冰机”。玛多天气寒冷，冬天在河面上测流必须把冰凿透才能进行。1982年冬天，鄂陵湖上的冰厚足有一米五，冰上还有一米多深的积雪，还不说严重缺氧，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里，谢会贵硬是一个人一天用刚钎连续打出了六个冰窟窿，并且一连持续了几天，这事被人们引为奇迹，并很快在玛多传开，“打冰机”的绰号从此叫了起来。
来到玛多两年以后，谢会贵在这片高原上找到了自己的爱，姑娘是他的邻居——玛多县民贸公司的出纳，结识几年后成婚生子。随着儿子牙牙学语，他们才意识到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过一辈子，孩子需要读书，需要好一点的生活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黄河水文工作实行站队结合改革，成立了西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并在局所在地建设了生活基地，目的就是解除一线水文职工的后顾之忧，许多人为此欢欣鼓舞。可是谢会贵两口子都不在西宁上班，他的妻子连本系统的职工都不是，总不能让妻子为了在基地生活辞去工作，这个生活基地对谢会贵的家似乎没有实际意义。
无奈，妻子提醒谢会贵，你不是说什么什么长给你过承诺，有困难去找他吗？你去求求他把我调到你们单位，我就可以带着儿子回西宁了。
谢会贵跟他对妻子吹过的什么什么长，还真有点故事。那是1978年，因为谢会贵年轻、能吃苦、适应性强，被抽去参加了黄委会西线南水北调考察，他的任务是测流并为考察队服务。一天，考察队长骑的马不知何故受到惊吓，突然昂首抬腿嘶叫，就在这一刹那间，谢会贵眼疾手快，奋力拽住了要发疯的烈马，使考察队长免遭一劫。考察队长十分感动，一路上与谢会贵谈了许多，至考察结束俨然成了忘年交，临分手时他对谢会贵说，以后有什么困难找他。
此时，谢会贵看看妻子、看看儿子，终于提起笔给那位队长写信，可信写好了又没有勇气寄出，一急就撕掉了，撕掉后就又后悔，于是重写，写成了又撕掉。就这样反反复复，信竟一直没有寄。
1987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妻子又催他找那个什么什么长的，但谢会贵就是做不出寄信的举动。
1988年，妻子终于等不下去了，决定离开谢会贵，离开玛多。不能责怪他的妻子，一个河西粮仓长大的女人，在海拔4200多米的高原上一干就是十几年，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还为老谢生了俩儿子，她容易吗？她不要求去北京、不要求去兰州，她只是想带着孩子到西宁，能让孩子受到好一点的教育，让谢会贵老了后能在西宁那地方有个窝儿，她这想法过分吗？一点都不过分！可就是这点想法，一直没能变成现实。
办离婚的时候，谢会贵强忍着自己内心急剧起伏的情感，在离婚协议书上用力签下“谢会贵”三个大字，那一刻妻子忽然哭了，哭得鼻涕一把一把的。
谢会贵没有哭，他只是在离婚的那天晚上，喝了很多的白酒，一边喝一边唱起《沙娃泪》：“尕手扶开上了玛多的金场里走，不知不觉翻过了日月山哪……”这首曲调悲怆的青海民谣，唱出了前往玛多挖金子的小伙子们背井离乡时的凄苦心情。谢会贵此时的心情，与挖金小伙子们的心情何其相似。
谢会贵抽烟也很凶，尤其是在酒后，最多的时候一晚上抽过一整条。就是现在，谢会贵抽起烟来也是第一支点燃后一晌火头都不灭。家人、同事多次好言相劝，他却总是半真半假地说，不死了就是这个整法。不要以为谢会贵是个消极颓废的人，其实他很懂得生活，很热爱生活，每年气候转暖的时候，他总是拿出平常收集的草籽精心地撒在水文站的小院内，使得枯黄的院落不久便泛出绿色的生机。工作上他更是一丝不苟，外业内业都是一把好手。只是近几年来身体差了很多，有些重体力的活干起来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玛多的打冰机老化了。”人们调侃的语调中不无感伤的意味。
说来好多人也许不信，在青藏高原上待了28年的谢会贵也会发生高原反应，往往比初上高原的人反应还要强烈。如今谢会贵每次出来办事，回到玛多后都会胸闷气短，头痛欲裂。一位长期研究高原病的医生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在高原上待久了，肺部长期处于极力扩张的状态，到达氧气充足的地方，才会慢慢恢复正常，但一回到高原，又会骤然扩张。如此反复数次，体质好的人还可以抵抗，差些的便只能苦苦支撑，一旦支撑不住，情况就会更糟。
谢会贵也学会了一点藏话，但平时一般不说，只有在酒后才会说上几句，酒后的他还喜欢唱李娜的《青藏高原》，还有一首古老的藏族民歌《桑吉卓玛》，只是这些歌在他嘶哑的嗓子里显得格外苍凉。
黄河上游水文单位还有一位名叫卡文明的藏族人，他是黄河水文系统惟一的一位藏族同胞。和谢会贵是同班同学。也同在玛多水文站工作过。
有一年春节，玛多站派去西宁采购年货的年轻人，因大雪封山，到了大年三十没能回来，卡文明和谢会贵只得拿出仅有的两条冰冻的生羊腿，蘸着调料，就着烧酒吃喝起来。
所谓调料，也就是一点食盐而已。他们一人拿把小刀，喝口烧酒，削块羊肉，喝到半夜都酩酊大醉。酒醉了，心里却更加透亮。年迈的父母，贤惠的妻子，娇小的女儿，此时令卡文明倍加牵挂和思念。谢会贵亦然。想亲人见不到，就开始烦闷，就开始骂人，从骂别人到对骂，直至你一拳我一脚打了起来，那一架打得很凶。两张黝黑的脸庞上全都是殷红的鲜血。打得久了，累了，他俩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放声大哭。
凄厉的高原风席卷着粗犷的哭声，在寂寞的无人区里久久回荡。然而，大年初一清晨，俩人照样干，饭照样吃，一切如旧，仿佛头天夜里什么事情多没发生……
2005年4月，在黄委会劳模表彰大会上，玛多水文巡测队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对于在玛多水文站工作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惟一一位自从来到玛多水文站就再没有离开的水文职工谢会贵来说，这可能是他今生最感欣慰的事了。
之二：新庙的三个站长
也许是此前对新庙水文站的艰难困苦听的太多，所以，当我坐在颠颠晃晃的汽车上离它越来越近的时候，心里已经往最坏处作了想像，然而当我真的伫立在新庙水文站站房前，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6间正房，却两两不一，西边两间青砖红瓦房最低，已经十分破旧，门用碎石块垒了半截，几扇窗户都只剩个空框，墙上还有裂缝，屋顶上长着几篷青草，似是已经弃用；中间两间也是青砖红瓦，只是高出一截，房顶的瓦有不少缺失，木檐也有部分散垂，从敞开着的门往里可以看出尚在居用；东边两间是红砖平顶房，看上去建的年代似乎短一些；6间房前还有一间简陋的东厢房，全是用碎石片垒起来的，里面堆着一摞像柴禾似的测流浮标。几间房子就这样萧索地立在一个小山包上，周围连墙都没有，只有几棵不太齐整的杨树。这就是目前新庙水文站的外观。举目四望，如果说有全站什么鲜亮一些的话，就是两样：一是一辆八成新的黑色摩托，二是一个人，新庙水文站的站长张继明，他的鲜亮在于穿着——雪白的T恤，米色西裤，还有配着白线袜的黑皮鞋，这种在大城市里也算得上时尚的打扮，在这里，与环境，与周围的人，却是那样的不协调。这个鲜亮的张继明站长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
21世纪的站长张继明
必须说明，我对张继明的好奇，首先源自对他的敬重，对他在这样一个荒凉闭塞的地方依然能够如此注重仪表而敬重，只有乐观、自信、热爱生活的人，才会无论身处什么境地都要努力保持一个美好的形象啊！而乐观、自信、热爱生活，对于工作、生活在新庙水文站这样的地方，又是多么的重要！
张继明今年30出头，年龄不大，却已参加黄河水文工作14年，并先后呆了6个水文站，2001年提拔为皇甫川水文站站长，去年4月调任新庙水文站站长。
“你来之前知道新庙水文站艰苦吗？”我的问题开门见山。
“知道，其实黄河水文站大都比较艰苦，只不过在我们中游测区里，新庙、王道恒塔、温家川、高家川这4个站的艰苦是最有名的。”
“那你调到这里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一来服从调动是我们的天职，二来再艰苦的站总要有人守，我来守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张继明顿了一下又说：“来到以后我才发现，这里的艰苦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像。”
新庙，是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一个乡，它的蒙语叫“陶亥召”，在这个乡境内流过的勃牛川河边，黄河部门设了一个水文站，名字就随了所在的乡名。新庙站设立于1966年，人数最多时是1982年的9人，此后逐渐减少，目前站里有5个人，其中3个正式职工，2个临工。新庙站所在的小山包在河东，通向外界的路却在河西，河上没有桥，站里的人进出都得趟河。新庙站离新庙乡约两公里，远倒不远，但新庙乡简陋得连个菜市场都没有，站里买粮买菜，都得跑到30公里之外的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镇。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有一条公路从大柳塔镇伸过来，在离新庙站七八公里远的地方掠过，此前这30公里全是土路，职工去大柳塔办事，来回只能步行，办一次事需要两天。通了公路以后，上级为新庙配了辆自行车，再到大柳塔办事快得多了，但也得大半天时间。去年，上级又为新庙站配了辆摩托，就是那辆黑色摩托，外出采购的困难这才基本得到解决。但如果勃牛川一涨水，与外界的交通还是中断。
新庙站最大的困难还是吃水。从前吃的水是山泉，山泉在河的对岸，河水小时可以趟着过去挑，但一涨水就过不去了，后来站上的人就架了一根钢管把山泉从对岸引过来，又后来把钢管换成皮管，但是不久这处山泉干涸了。他们又在原山泉上游五六百米的山野草丛中找到了一处出水要少得多的山泉，但因这处山泉仍在对岸，河水一涨他们还是没办法，最后只有直接吃河水了。可是没过多久，当地人在新庙站上游不远的地方开挖煤矿，使勃牛川遭受了严重污染，河水也不能吃了。因为吃水困难不好解决，上级一度曾想把新庙站迁到别处，然而由于资金问题，这个想法暂时还无法实施。所以吃水难问题至今还困扰着新庙站。
介绍完这些令人直想掉泪的情况，张继明居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这个年轻的站长张继明，还有过一次堪称惊世骇俗的举动，去年夏天，他把妻子和儿子接到站上住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要知道，在新庙站近40年的历史上，除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站队结合之前居住在站上的职工家属之外，张继明的妻子还是第一个来站上看望丈夫的女性！
“你不怕家里人知道你在这里受这样的苦而为你操心吗？”
“不怕，我就是专门想让她了解我们这一行的艰苦，以后能给我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至于孩子，是希望让他体会一下这种生活，对他以后的人生成长有帮助。”
此时，我对张继明的敬重又多了一层，这个工作、生活在这样一处偏僻地域的年轻的水文站长，其意识、观念竟然是如此的先进！这是21世纪的水文站长必然的进步吗？在新庙站，我又听到两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站长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的站长赵基元
赵基元是1988年从黄河水利学校水文专业毕业分配到新庙站的。他去新庙的时候，从黄河中游水文局所在地山西省榆次市坐长途车先到陕西省府谷县，再转长途车到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由于没有经验，下车后想当然地在汽车站或路口一带等到新庙的车，结果等了几天也没等到，没办法，赵基元只好背上行李步行，由于行李中有很多书，很重，一天只能走十几公里，晚上找个路边店住下，这样用了四五天才走到新庙站，这时才听说，伊旗到新庙压根儿不通车。
来到新庙站第二年，赵基元被提拔为站长。
1989年7月下旬，伊旗一带连日阴雨，新庙站职工日夜坚守岗位，密切关注水情变化。21日凌晨，青年职工李庆喜和杨喜祥二人在对岸的小窝棚里值班，突然被一种奇异的光亮吸引住了，只见北面勃牛川上游方向如同白昼，隐约传来牛吼般的声音，当两人意识到那白昼般的光亮、牛吼般的声音都是雨太大形成的时候，不禁大惊失色，知道一场大洪水在所难免。早晨测完水位，两人趟河回到水文站，刚想做早饭，便又听见轰隆隆的声音，大洪水下来了！在赵基元的指挥下，全站6名职工及临工立即投入了抢测洪峰的战斗。李庆喜、杨喜祥二人又回到河边，上到吊箱上准备测流。谁知，吊箱刚刚升起，凶猛的洪水已经闯进新庙断面，并且水位以比吊箱上升速度还快的速度上升着，很快就淹住了吊箱的下部，吊箱被冲得严重歪斜，取沙桶等工具转眼间都被冲走，李、杨二人顿时处于危险的境地。赵基元见状，迅即带领其他人员跳进已经过腰的河水里，手拉着手趟到吊箱跟前拉稳吊箱，把李、杨二人解救下来，然后又把吊箱拴牢在岸边的一块巨石上。此后洪水以更加迅猛的势头上涨，一个多小时后已经达几米深。由于断面水尺已经被冲得无影无踪，赵基元决定采用全断面漂浮物法抢测洪峰，成功地测出843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那不仅是建站以来最大洪峰，也是勃牛川500年一遇的大洪水！洪峰期间他们一共测了7次，较完整地控制了洪峰过程。
当晚，勃牛川再次咆哮，滚滚洪水挟沙带石冲向新庙断面，将照明设施全部冲毁，断面上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给抢测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水文人只能借着闪电的瞬间亮光来与洪水搏斗。可是谁也想不到，一团雷火，在赵基元的身边炸响，赵基元应声倒地，人们手忙脚乱地把他抬到站房里，让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才醒过来。有人怕有什么问题，提出送赵基元到医院看一看，但赵基元明白了怎么回事以后，只是喝了一碗水就下了床，摇摇晃晃地又向黑洞洞的屋外走去，带领全站人又一口气与洪水搏斗到22日早晨。
嚣张一时的洪水退去了，已经一天两夜没有合眼的新庙水文人，本来应该借此机会好好休息休息的，但是看到被洪水冲得凌乱不堪的断面设施，赵基元决定先清理一下工作现场，做好迎战下一场洪水的准备之后再休息，就带领他们对被冲丢、冲坏的测洪用具进行了修复、补充。这样又忙了一天，正当他们做好了新的测洪准备打算坐下来休息一下时，河边值班人员跑回来报告了河水又开始上涨的情况，已十分疲惫还带着臂伤的赵基元又精神一振，拉着人马回到河边，投入了新的测洪战斗……
后来，赵基元便被人们传颂为“雷电劈不倒的铁站长”。
20世纪90年代的站长雷成茂
在新庙水文站前后20余个站长中，雷成茂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个，让他成名的是他身上那种强烈的开拓意识。1991年，雷成茂从黄河水利学校水文专业毕业分到新庙站，第二年便被提拔为站长。时逢市场经济大潮兴起的第一年，经商热、办实体热席卷全国，小山包下的那条荒河和几十里沙土路，阻挡不了新任站长雷成茂率领新庙水文站到市场上闯一闯的雄心。
他把想法跟另外4个同志一说，大家都表示愿意闯一闯，于是他们就开始根据当地的情况分析研究搞什么项目，你一言我一语还真的凑出了几个主意，最后从中遴选出搞种植、做酱油、摆游戏机摊三个项目。新庙买菜难，他们就在站旁的荒地上开垦了2亩多地种上西红柿、黄瓜、辣椒和西瓜等，当年就收获各种蔬菜700多公斤，西瓜2000多公斤，满足吃是不用说的，最后一盘点还净落了几百元钱；他们知道当地吃酱油难，几个职工就凑了700多元，买来一口大缸和原料，又派了一个同志到外地学习了酱油的酿造技术，回来就开始做酱油，也可能是他们心太诚的缘故，产品一出来就获得了成功，此前当地人吃的酱油都是从新庙乡供销社买的，而乡供销社是跑到内蒙古东胜市批发进的，运输成本太高，乡供销社的人尝了新庙水文站做的酱油后，就改进他们的货了，那年他们一共生产了两吨酱油，全部销到了新庙；掘到第一桶金后，他们滚动发展，用挣的钱买了一台游戏机，拉到乡里摆了个摊儿，每天多少都能挣一点，最高的一天挣过80多元呢！那一年，上的三个项目除去成本开支，大约盈利3000元。这个数字当然不值一提，可是想一想新庙站的地理环境，就不会漠视他们的经营成果了。
在雷成茂到新庙站之前，新庙站只有4间1966年建站时建的旧房子，全站的人工作、生活全在那4间房子里，用房严重短缺。就凭着他们挣的几千元钱，买了一些红砖和水泥预制板，又买炸药炸石头烧石灰，竟然盖起了两间红砖平房，使原来职工的办公与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由于种种原因，新庙站的经营工作没能坚持下来，但是，1992年雷成茂站长带领水文职工搞经营的壮举，却永远铭记在新庙水文站的历史上。
三个年代，三个站长，每一个站长的身上都闪耀着时代的光彩，每一个站长的故事都让我久久地感怀。
之三：丹霞青春相映红
有一种地貌叫丹霞，是一种由红色砂砾岩构成的形状千姿百态的奇特地貌，在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黄河两岸，分布着大片这样的地貌；
有一种青春叫水文，是一种由普通劳动者谱写的默默无闻却又不同凡响的青春，从巴颜喀拉山到渤海湾的大河上下，演绎着无数这样的青春。
当这样的地貌和这样的青春在黄河上游的积石峡相碰撞，就有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水文站——循化水文站。
独特的高原小站
循化水文站是一个独特的高原小站。它位于梯级电站群中。众所周知，黄河上游蕴藏着丰富的水电资源，水电站之多几乎可以用密集来形容，龙羊峡、李家峡、公伯峡、刘家峡……循化水文站就处在这样一个密集的水电站群中，它是公伯峡水库的出库站，同时又是刘家峡水库的入库站。循化水文站又处在全国惟一的撒拉族自治县境内，循化县有7万多撒拉族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0%多，加上藏、回、土等民族，全县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94%，既时时处处感受着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又要注意尊重各民族不同的信仰、习俗。举一个小例子，循化水文站的同志到县城菜市场上买大肉，也要用塑料袋、报纸包上好几层才带上回站，为的就是走在大街上不想让少数民族的群众看到。这个高原小站的重要性、艰巨性、独特性不言而喻。
循化水文站设立于1945年10月，至今整整60年。60年来，小站换了一茬又一茬水文人，现在这茬儿水文人的头儿，是一位年轻的老站长蓝云龙。
年轻的老站长
年轻的老站长，这个称呼用到蓝云龙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
蓝云龙今年31岁，算不算年轻？如果有人硬要说至少已不算太年轻，那么我再告诉你他担任站长的时间，13年了！算算他当站长那年多大？31减13等于18，18岁，18岁就当了站长，我不知道蓝云龙是不是黄河水文系统最年轻的水文站长，至少在我采访过或听说过的站长里面，他是最年轻的。蓝云龙18岁的时候，是从水利学校毕业分配到循化水文站的第二年，这么年轻、这么短的工作时间就当上了站长，既表明了黄河上游水文水资源局在使用年轻干部上的思想解放，也表明了年轻的蓝云龙在短短一年的工作中体现出来的能力。到今年蓝云龙已经在循化站工作了19年，在目前循化站的全部5个水文人中，他是年轻最小而在循化站工作时间最长的了。即使在全黄河100多个水文站里，像蓝云龙这样从分配到一个站呆这么长时间未动，又任这么长时间站长未动的也不多。
这里面可能有多少含义说不准，但有一点有肯定的，至少可以说明蓝云龙这个循化水文站站长是称职的。在他的带领下，循化水文站在1996年被评为黄委会先进集体，他作为先进集体的代表到河南郑州参加了人民治黄50周年表彰大会。蓝云龙很珍视这个荣誉，会上发的一套“人民治黄50周年纪念币”他至今都珍藏着。
一群快乐的水文人
加上蓝云龙，循化水文站一共有5名职工，另外4人是刘峰堂、宋占业、郭建林、魏云，这4人都在别的水文站工作过，至少都有十几年的水文站工作经历。而他们虽然年龄都比蓝云龙大，但最大的刘峰堂也只有44岁，其他的都在33到36岁之间，应当说这是一个年轻的群体。全站的职工中有两个助工，两个高级工，一个中级工，在黄河基层水文站，这样的技术力量也是比较强的。
采访中，我们无意间得知，这个站的5名职工各自都有着独特的爱好。
站长蓝云龙是一个象棋高手，高到什么地步？两次循化县个人赛冠军！蓝云龙从小就喜欢象棋，来到循化水文站工作后，有一次偶尔发现县积石宫每天都有人聚在那里下棋，从此一到业余时间就跑到那里看人下棋，时间长了也捋袖子上了阵。水文站的工作虽苦，但在没有洪水的时候，每天的工作时间并不算长，业余时间比较充裕，蓝云龙的棋艺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经常在积石宫下棋的人里渐渐没有了对手。后来就有人怂恿蓝云龙去参加县里的正式比赛，结果就拿了两次冠军，不仅成了循化县象棋的顶尖高手，也成了县里的名人。去年蓝云龙回甘肃省金塔县老家看望父母，听说县里正要举办象棋比赛，手痒难耐的他忍不住跑去报名参赛，居然捧回了个亚军奖杯！尽管对象棋如此痴迷，蓝云龙却有一个准则，那就是大汛期坚决不玩象棋。他对我们说：“循化站位于电站群中，水位忽涨忽落，流量变化大，平时测流难度就比较大，汛期就更不敢掉以轻心，这期间象棋的爱好就只有暂时让它‘夏眠’啦！”
宋占业酷爱养鸟，平时养有百灵、画眉、云雀、鹧鸪等六七种二十多只。从宋占业的门前路过，就会听见各种鸟的鸣叫声，不由让人心旷神怡。看到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的宋占业蹲在鸟笼跟前精心侍弄小鸟的样子，会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多么热爱生活的男人。
郭建林的爱好就有点怪了——收藏和鉴别石头眼镜！他是1999年从军功水文站调到循化水文站以后，有一天发现了循化的眼镜市场后迷上石头眼镜的，经过了五六年的熏陶、钻研，郭建林的鉴别水平突飞猛进，目前已经成了循化县鉴别石头眼镜的名家，当地经常有人拿着石头眼镜来请他鉴别。郭建林从对石头眼镜的鉴别、欣赏中享受到了无限的乐趣。
至于魏云的特长，可能有心人还会记得，这个魏云就是玛曲那个写草原、写水文的魏云，这几年，魏云在玛曲偏安一隅，写出的散文先后在《飞天》、《格桑花》等文学期刊上发表，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被人誉为“玛曲草原走出的作家”、“水文人自己的作家”等。他是今年5月从玛曲水文站调到循化的，这样一个勤奋而且富有才情的作家来到循化这样一个山水奇异的地方，他在文学上的图谋值得人们期待。
下面就剩刘峰堂了。刘峰堂的爱好与众不同，甚至与闲情逸致搭不上边儿，那是什么爱好呢？就是工作，水文工作！为什么不说他是事业心强而说是爱好工作呢？因为他对水文工作到了一种痴迷的地步。刘峰堂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似乎没有什么能引起他的兴致，只是工作起来就会倾注无限的热情。他负责看水位，每天都要朝四五百米之外的断面上多跑好多次，有时只需要看两次水位就够了，他却要朝跑去看10次。看自记水位计，别人看过后只在装水位计的铁箱子锁鼻上插根铁丝，惟有他不但一定要用锁锁上，还要在锁旁边插根小草棒，并且记准位置，下次来看水位计时他会根据草棒的移动情况判断水位计的稳定程度，进而考虑水位的精度。有人觉得刘峰堂这样做没有太大的必要，但事实却是，刘峰堂所拟发出的水文预报，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我们跟刘峰堂提起这一点，他那黝黑的脸上会难得地浮出一丝笑意。
与其说这几个水文人是在用各自的习惯打发闲暇时光，不如说他们是在一个共同事业的维系下，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人生的快乐。
县也美，站也美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是一个美丽的高原小县，不说有“青藏高原西双版纳”之称的孟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说两岸如削、水深流急的积石大峡谷，不说黄河上游最大的钢索吊桥，就是站在循化县城里，也会感到她那超凡脱俗的美丽。循化县在一片河谷中，南北两边都是灿若云霞的丹霞地貌，青罗带似的黄河从县城北面的山脚下流过，两岸红山逶迤，白杨挺立，绿柳含烟，在高原湛蓝的天空映衬下，显得异常的明净。
在县城东边一条宽畅洁净的街道旁，有一个白色的院落，院子里有一幢两层小楼，灰色花岗岩墙砖，绿色琉璃瓦层檐，楼顶上还有一个白色的观景台。院落的南面，有一个红柱白梁绿盖顶的牌坊式大门，横梁上有12个金色的大字：黄河水利委员会循化水文站。
这个典雅气派的水文站是2003年在黄河上游水文水资源局的领导下改建的，此前的水文站是几间透风漏雨的土坯房，曾是循化县外观最破旧的单位，改建后的水文站一跃而为全县最豪华的建筑，为这个美丽的高原小城增添了一处别致的景观。据水文站的同志讲，从前县领导几乎没来过水文站，改建之后，县委书记、县长时常光临，有时外地来人，县领导专门领着来参观水文站，水文站俨然成了循化县的一个窗口，今年初，水文站还跨进了循化县文明单位的行列。
循化水文站办公兼宿舍楼为二层13大间，总面积近600平方米，现有的5名职工每人一套公寓化住房，一室一厅带厨卫，面积为45平方米，虽说不够宽阔气派，但已足够舒适实用。另设有专门的会议室、办公室、活动室等，就这样小楼上还剩出两间空房，一时他们还没有想好怎么用。此外在小楼的右前方还新建了8间平房，全站的用房可以说十分宽绰，院内的地面全部进行了硬化，还专门辟建了一个足够大的花池。
在近年来开展的黄河水文测报水平升级工作中，黄河上游水文水资源局不但改建了循化水文站站房，还对该站的测验设施进行了大力改造。我们沿着一条宽阔的水泥测验道路走到风景宜人的河边断面，参观了新安装的全自动化缆道测流系统，还参观了自记水位计，得知水文情报也实现了远程传递。目前循化水文站已成为黄河上游综合条件最好的水文站。
结束了采访，在离开循化水文站的时候，以往那种每到离开基层水文站时便有几分沉重的心情，这次却没有出现，代之的却是一份踏实、欣慰的感觉，这一微妙的变化令我感到惊喜。假如有一天，我们不论从哪个黄河基层水文站离开时都有这种感觉，那就说明我们水文站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得到了充分的改善，那该多好啊！
之四：秃尾河畔的枣林
王继和 高戊戌
汽车顺着秃尾河下游宽阔的河川公路向东南方向疾驶，我们的心头不时泛起一丝疑虑，不是都说去高家川水文站的路是最难走的吗？当汽车在一个叫乔岔的地方向左拐上一条稍窄一些的山间公路时，我们的疑虑犹存，这路也满不错的呵！又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汽车沿一段陡峭的石板路下了山，穿过一个叫万镇的乡向南，驶上一段一边临黄河悬崖，一边靠石山峭壁的土道，不久又扎进群山，在狭窄的山路上忽上忽下、左弯右拐，此时心中那丝疑虑终于消失。大概颠簸了40分钟，汽车停下来，榆林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局长苏念良领着我们向着一段空旷的山谷走去，根据经验，我们猜测那段山谷里就应该是秃尾河了，而以偏僻、艰苦著称的高家川水文站也就要到了。谁知走到崖边，此岸空空如也，在对岸山半坡的小树林中，却掩映着一排白色的平房，那就是高家川水文站无疑，但是要到站上，还必须到河那边，但上下游的方向都望望，也望不见桥的影子，要过河，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上吊箱，二是水中趟。趟过河，攀到高家川站院，已是11点半。屈指一算，从神木县城出发是早晨7点半，整整走了4个小时。
不在天边，胜在天边
切不要以为我们的高家川之行艰难，相反，这算是最顺利的了。知道从前的人来高家川有多难吗？
1981年，王世忠和高伟从黄河水利学校水文专业毕业，分到高家川水文站，当时的黄委会榆次水文总站的人事科长赶到学校宣读了这个分配决定，让他俩直接到水文站报道。王高二人问明了高家川水文站在陕西省神木县后，当下就从开封坐上火车，第二天到了西安；转长途汽车上延安，到延安时已是半下午，没有停留就又转上去榆林的长途汽车，当晚在全车人在清涧住了一夜；第三天晚上赶到榆林，只得又住了一夜；第四天中午赶到神木，因为没有班车，不得不在神木住了两天，第六天终于等上了到万镇的班车——一辆大卡车。因为当时下榆神公路后还没有修沥青路，不到二百公里的行程走了将近一天，到万镇后，他俩看看快要落山的太阳，不顾两腿站得酸疼，赶紧在乡上雇了辆架子车，拉着行李就朝高家川赶，晚上9点多终于来到高家川水文站的对岸山上，一阵扯喉咙大喊后，站上的人听到了，把吊箱搅过河来，把王高二人接了过去。两人掰指头算算，这一路已走了6天。
如果和两年后分到高家川水文站的李国保比比，王高二人这一路又算是顺的呢。李国保是从日从陕西省府谷县乘长途汽车来到神木县的，当天倒没什么，但到了神木以后，麻烦来了，因为到万镇的班车前一天刚走，而当时神木通万镇的班车是一星期一趟，这就是说，要等到下一趟班车，还要等上6天。无奈只有找个旅社边住边等了，谁料等到第四天时下了一场大雨，第六天李国保去车站买票时，被告知去万镇的路被雨冲坏，何时能恢复通车等通知。李国保傻眼了，等车这时倒成了小事，更糟的是身上的钱所剩不多了，万一钱花完还没有车可怎么办呢？越怕什么越有什么，钱花完还没有车的局面真的出现了。没办法，李国保只好一边先觍着脸向同屋住的一个宁夏生意人借，一边给府谷水文站打电话让他们赶快寄些钱来。宁夏人挺厚道，二话没说就借给了他，接着府谷站一个人到高家堡水文站办事要路过神木，正好给李国保捎了点钱，这样李国保又在神木等了几天，然而车的事还是没有一点希望。这天，一个家离高家川不远的农民住进了旅社，听说李国保要去高家川，就告诉他到万镇的路要修好还早着呢，不如绕道走佳县那边，虽说路远了点，可总比没完没了地呆在这儿傻等强，不过佳县那边车最多只能通到通镇，到高家川还得步行30公里。远就远，步行就步行，只要能早点到！李国保拿定主意立即上路。那位好心的农民又说背着行李走70里山路受不了，劝他人先走，行李留下等车通了自己给他捎回去。李国保谢了农民，轻装上了路。就这样，李国保在神木滞留了半个月才踏上一条更远的路程。途中在榆林又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乘上班车——仍然是一辆大卡车，下午两点到了通镇，下来问了路，急忙朝高家川赶，当天黑透的时候，李国保终于迈进了高家川水文站，这已经是6月19日晚上了。
两个半“不通”
目前的高家川还属于两个半“不通”的极不发达地方，前面说的不通车只是一个“不通”，第二个“不通”是不通话，由于位置太偏远，架设电话线路成本太高，划不来，不仅电话不通，手机也打不通，所以在手机已经普遍到连许多乞丐都拥有了的时候，高家川水文站却还没有一个人带手机，不是没有，是这地方还没有被信号覆盖，所以有手机也放在榆林水文勘测局的家里，等到回家时才用一用。由于手机用不成，黄河中游水文水资源局开发的手机报汛平台在全测区推广使用，惟独在这里推不动。那么高家川水文站靠什么手段报汛呢？电台和卫星两种手段，但是由于卫星报汛设施故障太多，时断时续的电台报汛就成了最靠得住的报汛手段了。半个“不通”是指通邮，高家川水文站的位置在秃尾河西南岸佳县这边，但是地盘却属于河对岸的神木县，所以邮递之类的事归神木县万镇乡邮电所办理。但是高家川到万镇乡是18公里山路，而乡邮电所只有一个人，平时一个星期还轮不上朝高家川跑一趟，到了雨雪天或农忙季节，几个月也难得露一次面，高家川水文站的信件、报刊，只有站上有人到万镇乡办事时拐到邮电所带回来，或者邮电所的人见了高家川村的人让他们顺便捎回来。像这样的通邮状况似乎顶多只能算作半通，两个半“不通”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而在10年前，高家川是三个半“不通”呢！那个“不通”是不通电。1996年随着高家川村摘下了“不通电”的帽子，但是一来输电线路太简陋，二来这里不属于用电保障地区，逢刮风下雨就停电，甚至经常还会没来由地停电。上世纪末上级给高家川水文站配了一台彩电，由于经常停电，所以这台彩电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摆设。但是不管怎么说，三个半“不通”变成两个半“不通”，说明了高家川随着时代在进步。
在高家川水文站，我们了解到这些男人们几乎都是全能男人。
一是炊事员。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实行站队结合之后没有随站家属了，只有四五个人的高家川小站也雇不起专职炊事员，一日三餐只能由一帮大老爷们儿自己动手了，时间一长，可不个个都成了炊事员吗？
二是理发员。偏远的高家川进出一趟极为不便，由于18公里远的万镇乡没有菜市场，买菜只得到远得多的佳县通镇乡，从前到通镇的35公里都不通车，几年前车可以通到一个叫郑家洼的小村了，但离高家川还有5公里，每次他们买菜至少得背着几十斤重的菜跑上5公里，菜得吃，不出去没办法，但是跑这么远理个发就太不值了，他们就买个推剪相互理发，时间长了，每个人都掌握了理发的基本功。
三是医生。看病难，也是高家川水文站的艰苦之处。有时候为了治病救命，他们不得不自己动手给自己看病。上世纪70年代初期站里有个职工叫付明伦，妻子和一双儿女都随他在站上住，有一天女儿半夜付少梅突发高烧不止，深山野河哪有求医问药之处啊，付明伦两口子急得要哭却又束手无策，刚从咸阳探亲回来的杜振中闻讯急忙赶来，把他从家里带来的安乃近等药让付少梅吃了，烧才慢慢地退了。1993年汛期，站长李有堂患了痢疾，路都走不成，不要说到外面看病了，没办法，职工高占成就跑到朱家洼乡卫生所买注射液、注射器，问了注射的方法，跑回站上自己动手给李有堂打针，一天三次，一连打了一个星期，居然把李有堂的痢疾给打好了！
四是泥瓦匠和铁匠。理发难解决了，洗澡难可不是那么好解决，但是顽强的高家川水文站职工也为此想了不少办法。1986年，一个叫李克俭的站长到山里找到一些石板，一块一块搬回来，在窑洞门口砌了一个“浴缸”，虽然简陋了点，但是这些远离文明社会的人总算是可以泡个热水澡了。后来，一个叫钞增平的站长又从外面找到一些铁皮，自己动手敲敲打打，居然鼓捣出一个铁制“浴盆”，比原来的石制浴缸算是又进了一步。
此外，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种菜、腌菜，养鸡、养兔，等等，等等，似乎没有这些大老爷们儿不会的，而打造出这些全能男人的，就是高家川所处的那偏远闭塞的环境！
他们惟有一样不能
“全能男人”之说只是相对而言，水文站的男人们有一样就不能，哪一样？顾家。水文工作的性质，或者说，水文职工对事业的忠诚，决定了他们不能顾家。20年前，水文职工家属随站的时候，男人们倒是有空顾顾家，但是老婆没工作，孩子没学上，全家人跟着自己在如此偏僻艰苦的环境里受罪，帮家里干再多的活，男人们心里也有着无尽的愧疚。实行站队结合的改革之后，上级为水文站的职工们在城里建设了生活基地，让家属们不再跟着自己受苦，孩子们可以上学求知，彻底解除了水文职工们的后顾之忧，“苦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这种想法几乎成了每一个水文职工心头最大的安慰。然而，“甘蔗没有两头甜”，水文职工们除了把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交给家里之外，其余对家里就什么都帮不上了。
20多年前，高家川水文站有个老站长叫杜俊杰，是陕西省周至县人，参加工作后，有一年春节回家结了婚，此后每年又是只有到了春节才回一次家，他自嘲地说：“我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老婆热天里穿啥衣服！”听了这样的黑色幽默，谁又能笑得出来呢？
现在高家川水文站有4个职工，家属都在设于榆林水文勘测局的生活基地住，每年他们大都还是回去一次。回榆林，他们得先走到郑家洼，先坐班车到通镇，再转到榆林的班车。每次回榆林的头一天晚上，他们就都不睡觉了，倒不是要回家激动了，而是郑家洼到通镇的班车是每天凌晨4点发车，而高家川水文站离郑家洼还有5公里崎岖的山路要走，他们必须凌晨2点就从站上动身；再加上他们回家一般都是冬天，怕半夜起来冷得受不了，就干脆不睡了，几个人或者看看电视，或者打打扑克，说说话，没多大会儿就到点了，这时候，他们裹着一件笨重的大衣，背上站里分的十几斤红枣，跟守站的人道个别，就走出站院，一头扎进密密的枣林，踏上了回家的路。
陕北沿黄一带，清涧、吴堡、佳县、神木，最有名的土特产就是红枣，这片黄土高坡上似乎别的都长不成，只有既耐寒又耐旱，生命力极强的枣树适得其所，特别是到了夏天，漫山遍野的绿色几乎全是枣林，秃尾河下游也不例外，高家川水文站周围的树林就都是枣树。那些枣树都是高家川村的，水文站的职工严格恪守“瓜田李下”的古训，从来不动乡亲们的一个枣子。职工们在水文站院里面种了5棵枣树，每年就能收获100多公斤，除了平时吃的，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每人还可以分上一些带回家，家里人知道他们所处的环境，从来没有指望他们能带什么稀罕东西，十几斤红枣，就足以映红全家人兴奋的脸庞。
1955年成立的高家川水文站，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已经在秃尾河畔坚守了50年，他们多么像那些在山崖上、河滩里顽强挺立的枣树，顶着严寒、冒着干旱，也要为人类默默地作着奉献啊！
之五：兰州三练
1909年，兰州黄河铁桥的建成，成为当时的一件大事。后来，这座黄河铁桥被称为“黄河第一桥”。25年后的7月18日，几位陌生人在黄河铁桥下游200米处的河边立起了一根水尺，开始测量从白塔山下流过的黄河水——黄河兰州水文站就在这天诞生了。这一天是公元日，虽然人们对此知之甚少，但这是黄河水文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兰州水文站一直享有“黄河上游第一站”之美称。
那年月，南方革命如火如荼，东北来了鬼子还想进关，西北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谁有闲功夫管你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之类的家长里短，兰州黄河边上那几位陌生人就这样默默地干着叫路人不理解的差事，于是，黄河水文人从那时起就和“默默无闻”一词结下了缘分。
然而，今天的兰州水文站，已经告别了“默默无闻”阶段，而是报纸上有名、广播上有声、电视上有影。不信你就到兰州市住几天看看，准保能从某家媒体上看到有关兰州水文站的新闻。
黄河干支流上的水文站大多设在荒山里野河边，只有少量追踩着河流的步点儿设在城市里的，真正身居大城市闹市区的，似乎只有兰州水文站。相比起那些位于荒山野河的水文站，兰州水文站的物质生活肯定没有那么艰苦，文化生活也没有那么贫乏，但是水文站毕竟是水文站，即使身处闹市，也逃脱不了其与风浪搏斗的艰险，相反，它还要面临闹市带来的种种挑战。有熟悉兰州水文站情况的同志，把他们应对闹市挑战的经历总结为“三练”——
练摊——重要的是培育市场意识
水文站位处白塔山下铁锹附近，依山傍水，景色宜人，游人如织。1999年在原址拆旧建新，一座建筑面积达1400平方米的仿古式四层办公楼拔地而起，典雅而不失气派，成为今天兰州滨河公园的一大景观。南来的，北往的，观光的，休闲的，遛弯儿的，到了这处景观跟前都会停一停。商家自然看到了滨河沿岸的商机，纷纷抢摊设点，连开展水文观测的五百米河段也未能幸免，商业经营严重影响了水文观测工作，水文站积极与市区有关部门协商，赢得了理解和支持，但仍有那么几个“地头蛇”不买账，有错无罪，似乎政府对他们也没什么办法。
“秀才见大兵有理说不清。”，兰州水文站的同志们商量再三，认为不宜“强攻”，只能“智取”。于是，全站职工突然偃旗息鼓，几位“地头蛇”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慢慢地就丧失了警惕。眼见时机成熟，有一天孔福广站长佯装想喝茶，来到一个没把水文站放在眼里的茶摊老板的桌前坐下，茶摊老板先是用一种讥讽的腔调问：“孔站长想喝茶吗？”孔站长不屑一顾地答道：“茶？我只想喝酒！”茶摊老板一愣，虽然当初没被水文站赶走，可因为理亏，心里还是有点虚，心想既然站长光临想酒，不正是一个修好关系的机会么？于是掂来几瓶啤酒就要打开，却被孔站长拦住：“喝白酒。：”
都是黄河边生黄河边长的汉子，谁都不肯甘拜下风，茶桌为界，人坐两边，一边是茶摊老板，一边是孔站长，一杯对一杯，三下五除二，一瓶白酒转眼就底朝天了，半斤白酒勾起茶老板的豪气，孔站长却佯装要退场，茶老板不知是计，不由口出轻蔑之语，孔站长装出不胜酒力又愣充好汉的样子说：“要继续喝，就来两瓶，一人一瓶，一小时内喝完，不醉的是老兄，以后就说了算！”
茶摊老板只料孔站长不是对手，举起酒瓶直接往嘴里倒，结果当场醉倒的是茶摊老板。那老板倒也讲义气，第二天就把自己的茶摊搬出水文观测河段。但是兰州水文站也从这一较量中看出自己在观念方面的落后，他们决心趁潮而上，利用自己的水面优势及设备优势创立水上游项目，并且投桃报李，支持茶摊老板出任黄河水上游项目的经营者……
那是1992年，那年创办的水上游项目，直到如今还在正常地运转着，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2000年，新的办公楼落成，兰州水文站又利用大楼底座悬空的空间，开辟了具有兰州特色的“盖碗茶”茶园，生意日隆……
与此同时，他们还办过台球、冷饮摊、露天卡拉OK等项目，几乎全站每个职工都练过一两样摊儿。他们未见得挣了多少钱，但确实是培育了市场经济意识，为位处闹市的水文站探索了生存发展之道。
练胆——救四十多条生命胜造多少级浮屠
零距离触摸大城市，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的冲击和阵痛。“自杀”，这一古已有这的名词，与现代文明似乎更有“缘分”。兰州市曾发生过一件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张国荣自杀了，一位张国荣的追星族想不通，居然留下一纸遗书说“张国荣都死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就跳河自杀了。兰州的黄河百多里长，那人不知从哪一段跳的，如果他是从兰州水文站断面附近跳下去，也许他就不会成为张国荣的殉葬品了，兰州水文站的人很可能会把他救上来。因为近20年来，兰州水文站河上救人的故事发生得太多了。
苟万德，满脸大胡子、头发卷曲，浑身洋溢着西北汉子的豪气。因为他的豪气，站上就把水上游项目交给他来管理，一年四季水上漂，“近水楼台”使他比别人更容易碰上跳河轻生者。
1995年3月，万物复苏，民工潮水般涌入兰州，其中有一来自榆中的青年女子，和丈夫赌气来到兰州打工，丈夫前来寻找并劝其回家，她就是不回，丈夫无奈而归。谁知这花花世界并非她想象得那样美好，四处碰壁后，“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想法左右了她，终于有一日她从黄河铁桥上跳入滚滚的黄河。当时苟万德和同事正在码头上维护设备，听到“扑通”一声，桥上传来“有人跳河了——”的呼喊，苟万德想都没想，跳上摩托艇就冲向出事水域，将投河女子救上了船，上岸后女子冻得瑟瑟发抖，苟万德不停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唤起她对生活的信心，并从家里拿来妻子的衣服给她换上，给她买饭，又辗转找到她的亲人将其领回。
1996年8月，一姓白的女出租车司机，因病花完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引起丈夫和父母的不满，丧失了生活的信心，来到黄河铁桥跳下黄河想了此一生。被苟万德等人救起后，她一言不发，在无法问明住处的情况下，他们给落水者送水、送饭、安排住宿，他们的诚心和热情感动了白某，使她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决定与病魔抗争，好好地活下去。只是仍不吐露自己家在哪里。无奈，苟万德们在确认她不会再寻短见后，送给她30元钱，看着她乘车而去。
1997年6月的一天傍晚，兰州机车厂一姓刘的下岗职工不堪家庭重负，纵身跳下黄河铁桥，几条快艇先后赶到出事水域，但已看不到人影，其他几艘快艇撤离，只有水文站的游艇还坚守着。苟万德细心观察水面动静，忽然看到不远处冒起了水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将手中的测杆插入冒着气泡的水中，落水者本能地抓住测杆，一位轻生的人又回到人间。第二天刘的家人带着重礼前来感谢。
1998年，福建水下爆破队承揽了黄河兰州段过江龙暗礁爆破任务，因为此河段暗礁多，水流复杂，在施工中不慎翻船，造成10人落水，当时苟万德正在附近参加兰州勘测局航道测量，出事后，他们啥话没说，立即停下手中的测量工作，驾着冲锋舟冲向事发河段。落水者惊慌失措，在翻滚的黄河水上忽隐忽现，有的随波逐流，求生的手抓住一切机会向岸边挥动，运气好的爬在较高的暗礁上，固定在一个位置，给抢救争取了时间，命大的爬上了露出水面的小小孤岛。经过近两小时的奋力抢救，10名落水者除一人因扣在船下时间过长窒息死亡外，其余9名全部被救上岸。事后，福建水下爆破队前来感谢，说西北人真好，兰州人真好。
这些年，仅苟万德一人救起的人就有十几个，他参与过救的人则有20多人，站长孔福广、职工巨登三、任殿魁等也多次参与救人，而全站所有职工也都参与过救人，并通过水上救人练就了搏击风浪的胆量和技艺。
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间兰州水文站职工一共从黄河波涛中救出过40多个人。佛语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因兰州水文站职工的出手救援，40多个人得以起死回生，那么，兰州水文站造就了多少级浮屠呢？为了救出那一个个非亲非故的轻生者，他们误工、费时、冒险，自掏腰包，有时还被误会，但他们义无返顾。他们英勇无私的救人义举，是兰州水文站在这座丝路金城名声大震的重要原因之一。
练功——打造一流的现代化水文站
孔福广站长是1990年从偏僻荒远的水文站调到兰州水文站的，吃苦受罪习以为常的他来到闹市后并没有轻松起来，相反，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给他增添了很大的压力，他经常想的是怎样使自己管理的水文站不辱黄河水文的使命，当然也要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
在上级单位黄河上游水文水资源局的领导和指导下，兰州水文站的设施、设备和技术多年来一直走在黄河水文的前列。1955年建起纲架跨河缆道，实现了过河缆吊船测流；1966年新造钢板测船；1979年建成半导体电路控制的半自动测流缆道；1984年改为计算机集成电路控制的半自动测流缆道；2000年建成全自动测流缆道……近年来兰州水文站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更是突飞猛进，“ADCP”测流系统、“GPS”、全站仪、水位自动采集系统等等代表水文测验先进水平的仪器设备一应俱全，测流过程实现了全自动控制，各项适时水文信息实现网络化。水情信息在半小时之内，即可到达中央防总、黄河防总、沿黄各省区防办等。
同时，他们闹中求静，苦练内功，努力学习掌握现代化水文的新理念、新技术，积极迎接工作中面临的各种新的挑战。
由于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方面成绩显著，兰州水文站近年来先后被评为黄委会水文局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甘肃省水利厅文明单位等。2005年又被水利部授予“全国文明水文站”荣誉称号。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曾亲临兰州水文站视察。兰州水文站成了黄河水文一个名副其实的窗口。有一次某媒体记者采访兰州水文站，孔福广站长一慌，竟然说出了“兰州水文站的发展与变化，反映了大西北的发展与变化”的话来，一时被人讥笑为吹得太大了，可要是仔细想想，谁又能说孔站长没有几分道理呢？
之六：古渡小站
蔺生睿& 高戊戌
&“捧灯照岸”。镶嵌在黄河安宁渡水文站断面左岸石崖上的这副巨书，数百米外看得一清二楚，近前细观，巨书身下还有内容，有关渡口身世的刻文跃然崖上。如果不是有崖刻屹立此处，也许没人能知道这里曾经是黄河渡口。而有了它，人们不但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曾几何时，渡口已随远去的黄河成为人们追忆的故事：曾经的渡船如梭、曾经的人声鼎沸、曾经的热闹辉煌……
这渡口叫安宁渡，位于甘肃省靖远县水泉镇黄湾村。
日，几个年轻人满身风尘来到黄湾，把一把水尺插进河边的浅水里，早已因废弃而渐渐被人遗忘的安宁渡这个名字再次被提及，不过这时候它的后面总要连上“水文站”三个字了。
一“文”一“武”
安宁渡水文站的职工里有一“文”一“武”，咱们先说“武”。
这个“武”就是测工万学武。他的父亲从前也是安宁渡水文站的职工。上世纪50年代初期安宁渡水文站刚成立时，他的父亲凭借能够横渡黄河的好水性被水文站看中了，后来就成了水文站的工人，再后来还当选过黄委会劳动模范。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将手中的测深杆交给了他。
万学武是幸运的，搭上最后一班车接了父亲的班，成为吃皇粮的公家人。对于从父亲手中接过的这份工作，万学武很是珍惜。他的想法不多，可以说只有一档，就是不能给劳模父亲丢脸。于是，他也很快就掌握了水文站的基本观测技术，逢年过节就让家在外地的同事放心地回家探亲，他一个人守着小站，担负着看水任务，十几年都是如此。也许回为安宁渡太偏远，别人都不愿到这个小站来，而土生土长的万学武也不知道别的水文站是啥样子，所以他在这个小站一直挺安心，踏进这个站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虽然小站工作辛苦，生活简陋，但是收入却比那几亩责任田不知多多少。
万学武又很不幸，本来兄弟三人，各有生计，他又是最小，完全可以无忧无虑地过自己的小光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就旦夕祸福，先是在唐乃亥水文站工作的哥哥万学诗，在回家途中不幸遇上车祸，造成终身残疾，生活近乎不能自理，父亲不久又病故，万学武肩上的担子一下重了许多，好在有二哥万学文守在家里，弟兄两人分担这些变故带来的困难。岂料祸不单行，三年前二哥也突患急病而亡，所有的家庭重担一下子落到他一个人身上。
大哥和他的一个孩子要招呼，二哥又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和几亩责任田，上还有一位老母，这位平凡的黄河汉子，硬是在完成水文工作任务的同时撑起了这个不幸的大家庭。
说罢“武”，再说“文”，这“文”就是罗维文。罗维文的父亲罗亨平是水文站的船工，在黄河上游的上诠水文站工作。罗维文也是接班这个“末班车”的乘客，1991年接过父亲手中的水位记载簿，那一年他都24岁了，要不是父亲，罗维文恐怕只能在家乡临夏的乡村里一辈子以种地为生了。
这也算是罗维文的幸运。不幸的是，他在上诠水文站上班刚刚两个月，上级就把他调到安宁渡水文站，这个地方既没有他的家乡美，更不如上诠水文站的环境好。上诠水文站周围有水电厂、盐化厂还有盐锅峡镇，而安宁渡这个地方就偏僻穷困多了，离镇上有20多里路，镇上还只能买到菜，要买粮食得跑到40多里远的一个电厂才行。
罗维文根本没有想过什么困难，接到调动通知后，背上铺盖卷就上了路，经兰州过白银找到水泉镇，沿着山洪沟而下，步行了几十公里，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才走进安宁渡水文站。
安宁渡水文站所在的水泉镇属于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处在黄河二级台地上，是个十分干旱缺水的苦地方。后来人们把黄河水引上台地，乡亲们陆续从黄河滩区和坡地迁居台上平川，由于黄河灌区灌溉水下渗，地下水水质受到污染，终于不能饮用，一喝就拉肚子。罗维文到安宁渡水文站时，水文站已经在数公里远的黄河里拉水吃了好多年了。黄河水应该好一些吧？可新来的人还是不习惯。
罗维文就是来到的第二天就开始拉肚子，起初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为是吃东西没注意，过几天就会好的，谁知越来越严重，后来连路都走不动了，吃药也不见有用，整整折腾了两个多月才慢慢好了些。
两年后，罗维文在老家娶了媳妇，跟着他来到安宁渡水文站，过了几天就受不了了，就告别罗维文返回老家。一年多后，媳妇竟给他生了个胖儿子，高兴的罗维文合不拢嘴。后来上级在兰州市给水文站的职工分配了房子，为了儿子能够受到良好教育，他把媳妇和儿子接到了兰州，自己安安心心地守在安宁渡，到如今，罗维文也在安宁渡水文站守了十几年。他们每天默默地完成几道近乎机械的程序：起床、看水、测流、发报、吃饭、睡觉。每天工作都是重复的，然而黄河离不开这些平平淡淡的重复。
水文站的比翼鸟
1991年同时走进安宁渡水文站的还有一男一女，后来这俩人成了两口子。男的叫张真先，女的叫杨志芬。
张真先现在是安宁渡水文站站长，他的父亲从前也是一个水文站站长。受父辈的影响，张真先对黄河水文有着一种天然的感情，在工作中始终兢兢业业，表现出很强的责任心，参加工作的第八个年头，上级就将安宁渡水文站站长的担子交给了他，他没有辜负领导和父辈的期望，将一个环境艰苦的安宁渡水文站管理得井井有条，小院干净整洁，职工团结互助，多次被评为黄河上游水文水资源局乃至黄委水文局的先进集体。
小他6岁的杨志芬也是一个老水文人的后代，她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杨正吉。说起杨正吉，大河上下可谓无人不晓。杨正吉原来是大水水文站站长。大水水文站设在黄河上游支流黑河边上，属于高寒缺氧的玛曲草原，水文站周围三公里之内杳无人烟。由于环境太恶劣，人们大都不愿到那儿去，所以在杨正吉在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光杆司令”。有一次杨正吉患了感冒，因为没法医治一直扛了38天才好。还有一次他到县城发报水情，回来在草原上被6条藏獒围住，只身与群狗搏斗，最后被咬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黑河铁人”的美名由此而来。杨正吉1990年荣获全国水文系统先进个人，他退休后，将手中的测深杆交给了女儿。
杨志芬跟张真先是同时参加工作的，先是在小川水文站相遇，一一块儿学习水文知识、一块儿测流、一块儿看水位，一来二去，这对志同道合的青年相爱了，这对在水文站结合的比翼鸟，成家后又双双“飞”到了偏僻、艰苦的安宁渡，年复一年地坚持了下来。
有人开玩笑似的问张真先，是不是爱情支持着他们夫妻在这么苦的地方坚守至今？张真先认真地说：“我们这里苦吗？我觉得没什么呀！1998年上级给我们盖了新站房，修整了大门，还给我们买了摩托车，配了电冰箱、煤气灶，还有电视机、电冰箱，2002年又建了吃水工程，买了净水设备，让我们再也不用为吃水发愁了。特别是地兰州市给我们分配了住房，孩子可以在兰州市居住、上学，给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还有什么苦的？”
身地苦中不觉苦，这也许是他们能在安宁渡坚持下来的真正原因吧？
王政和他的信鸽
还有一个测工叫王政，是1992年参加工作的，也是一上班就来到安宁渡水文站，直到今天。
王政自幼就喜欢小动物，在家的时候就喜欢养个小猫小狗，喂几只鸽子玩玩，父亲曾担心他玩物丧志，谁知道这点爱好在水文站竟派上了用场，在如此单调寂寞的环境里，如果不是爱点爱好，那么长的空闲时间真不知怎么打发呢！王政起初养鸽子的时候，同事们还有点儿看不惯，慢慢地就发现，看着鸽子放飞再看着它飞回来，看着鸽子耳鬓厮磨，甚至听着它们“咕咕”的叫声的时候，时间竟不知不觉地过得快了，于是同事们就都喜欢上这小动物啦，有时王政顾不上的时候，还帮王政照料一下它们。
有一年一位上级领导来到安宁渡水文站检查工作，看到王政养的鸽子大加赞赏，说水文站的生活十分枯燥和寂寞，养几只鸽子，可以很好地调节人的情绪。领导的这一番“随感”，大大地增强了王政养鸽子的信心。他利用业余时间，到靖远、白银等地请教养鸽行家，后来还加入了白银市的信鸽协会，参加了几次信鸽比赛，虽然没有取得名次，但白银有一批鸽友都知道了遥远的黄河边上有一个安宁渡，那里还有一个水文站，这算不算是王政为提高水文站知名度做的贡献？
新来一位大学生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上级给安宁渡水文站分配来一位大学生，大家都很高兴。要知道此前安宁渡水文站的几位职工都是“自学成才”，没有一个“科班出身”的，虽然靠勤奋刻苦，掌握了一般的水文测验技术，完成了一年又一年的水情测报任务。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水文科技使他们感到，要使工作上新台阶，要加快改变本站的面貌，应该有一位专业技术人才。上级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当得知青海民和水文站站长李晓东的儿子李明从南昌工学院毕业的消息，就接收过来并将他安排到安宁渡水文站。
李明对水文站也并不陌生，因为他从小就跟着父母亲在水文站生活。但是，干上水文工作，就意味着要忍受艰苦和寂寞，就意味着默默奉献，小李，你准备好了吗？
之七：那个叫头道拐的地方
原来是水文人叫起来的名字
做为一个水文人，“头道拐”这个名字是经常碰撞眼球敲击耳膜的。因为这个名字多少有点怪，所以印象比较深，同时，因为它是黄河干流上的水文站，便给人一种它是黄河上的一个大拐弯的感觉。
去年11月初，有机会来到位于内蒙古托克托县境内的头道拐水文站，左看右看，看不出黄河有拐弯的迹象，就连头道拐的所在地，也叫中滩乡麻地壕村，算上它的对岸，是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东城村，此地根本没有头道拐这个名字，那头道拐这个名字从何而来？
听了头道拐水文站的同志们介绍才知道，头道拐水文站是1958年从此处下游10公里处的河口镇搬到这里的，刚搬来时设在黄河南岸，原来就叫河口镇水文站，搬了这么远，不能再叫河口镇水文站了，叫什么呢？叫十二连城水文站吧离十二连城太远，叫东城水文站吧东城又太小，后来有人听说此处的上游南岸有两个地名分别叫二道拐、三道拐，就提议说干脆叫头道拐水文站吧，“头道拐”这个名字就这样叫了起来。“但是这个名字基本上仅限于我们黄河内部使用，当地人除了少数人知道黄河边有个头道拐水文站之外，大多数人对‘头道拐’还是一派茫然。”站上的同志们特意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这一解释，使我开始为水文人叫起来一个名字而产生的一点自豪感，又因为头道拐的知名度还是太低而消失得差不多了。
移动的站房和坚定的守望者
前面提到，头道拐水文站是从下游河口镇搬过来的，并且当时是搬到了南岸。那么现在的头道拐水文站怎么又在北岸了呢？原来是南岸离准格尔县城太远，站上的同志们平时买生活用品都要到北岸十几公里远（十几公里就算是近的了）的托克托县城，但是这样就要过黄河，由于这一带既没有桥又没有渡口，要过黄河只有自己划船或者坐缆车过来，这样不但不方便，遇上大风大雨还很危险，于是2000年就搬到了北岸。
但是，据进一步了解，2000年并不是头道拐水文站第一次搬到北岸，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朝北岸搬过一次，搬迁的原因与这次差不多，但那次搬过来只呆了两年又搬了回去，为什么又搬回去了呢？因为北岸虽去县城方便了一些，但是北岸的站址却不如南岸，南岸的站址在一块高地上，土质也比较肥沃，不但树木葱茏，种点瓜果蔬菜之类也长得好，北岸的站址却是在一片低洼的盐碱地里，平时站房就容易泛潮，遇上黄河涨大水的时候就更是在站房头顶上悬了一盆水，出于安全考虑才又搬回了南岸。又据年龄最大的王三厚工程师讲，在80年代以前头道拐水文站还在两岸之间来回搬过，反正不管怎么搬都有难尽人意之处。最后也许是觉得到县城总要过河的麻烦更大一些，两相权衡取其轻，才决定在北岸落定，盖起来一个长久打算的两层小楼，并且为了防潮防洪，特意把小楼的基础垫高到一米五，使一楼走廊的海拔高度在此地的最高洪水位990.69米以上，从而确保了站房安全。至于这次是不是就是百年大计了，也很难说。
头道拐的站房是移动的，头道拐的水文人却是坚定不移的。
目前在头道拐水文站工作时间最长的就是工程师王三厚了，他是1979年从上游昭君坟水文站调过来的，至今已经27年了。他同时也是在头道拐水文站在任时间最长的站长，从1981年起当站长，一直当到2003年才换上年轻几岁的路秉慧当站长，而王三厚仍然在这个站上工作。昔日的职工变成了站长，昔日的站长变成了职工，如此的角色大转换一般人可能受不了，但王三厚却心悦诚服地继续服从新站长的领导，并且积极发挥工程师的作用，全力支持和帮助新站长的工作。2005年10月，路秉慧调任三湖河口水文站站长，而三湖河口的站长易其海来到头道拐当了站长，王三厚一如既往地表示了对新站长的支持。对于老站长的胸怀，新站长易其海十分敬佩和感动：“王工的一举一动如同他的名字，厚道得很啊！”而王三厚说起这一点，语气却十分平静：“黄河后浪推前浪，新老交接是很正常的，我仍能和以前一样干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有什么不好的啊？”
铁汉生产线
头道拐水文站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北部边缘，北纬40度以上，与三湖河口水文站是黄河上纬度最高的两个水文站，天气寒冷干燥，每年11月中旬河面就开始结冰，11月底大河完全封冻，至翌年3月下旬才开始解冻，但是流冰要持续到4月中旬。这种特殊的气候与冰情条件，决定了水文站的工作比低纬度水文站的工作艰难困苦更多一些。低纬度水文站的职工每年11月大部分都可以回基地休整了，开春后再回到站上开始新一年的工作，但头道拐水文站每年11月至翌年3月却进入凌汛期，非但不能放假，工作比起伏汛期间还更劳累和危险。
为什么更劳累？主要是测流时要先在封冻的河面上打冰孔，冬季里平均冰厚六七分米，最厚时可达到一米，即以六七分米厚算，打一个冰孔需要十几分钟，头道拐水文站冬季河面约300米宽，测一次流要打20多个冰孔，每次仅打冰孔就需要两三个小时，测一次流的全部时间约4个小时，而这样的测流每隔四五天就得有一次。
为什么更危险？因为要直接在冰河上作业，就存在着掉河的危险，而最危险的是凌汛期的一头一尾，头就是河面开始封冻（亦叫封河）的时候，尾就是冰河开始消融（亦叫开河）的时候。“相对来说，开河的时候更危险。”头道拐水文站经验丰富的老职工杨勇说：“因为封河的时候冰是越来越厚的，加上人们比较警惕，当地的一句俗话‘冰厚一瓦，能承一人一马’就是说的封河的时候，而开河的时候冰越来越薄，人们由于冬季的惯性又容易对河冰放松警惕，此外这时冰的结构也与封河时不一样，封河的冰塌了只是一小块，好防好躲，而开河的时候一塌就是一大块，等感到脚下的冰有情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所以掉冰河多在开河的时候。”除了两位年轻的职工，在站上时间长的老职工都掉过冰河，年龄最大的王三厚掉的最多，1998年3月的一天，当时站上的全部三名职工王三厚、杨勇、赵建明来北岸工作完后拖着橡皮船回南岸的站房，结果遇到冰面塌陷，三个人同时落入齐脖子深的冰河当中。平常人把一只手伸到冰河里一会儿恐怕都受不了，头道拐水文站的大活人全身都泡在冰河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啊！而更危险的是，万一是在流凌之时掉入冰河，满河巨大的冰块在激流的作用下相互撞击，变得无比锋利，挤住人之后会轻而易举地将人切开！所以开河之时在冰面上工作，真的是提着脑袋在搏。
“在头道拐水文站工作，最后都能变成铁人。”王三厚笑着说道，从他那足够豪迈的语气里，我却多少听出了一点无奈。
站里老一点的职工的经历，确实证明了王三厚的论断，那么，年轻的同志，他们是怎么想的呢？目前的两个年轻同志中，2003年参加工作，2004年就调过来的刘锟当天不在，只有谢建勇在。当谢建勇走到我们跟前时，我差一点没喊出声，一米八多的个头，满头前趴着的长发，脸型、五官，包括眉宇间的气质，都与现在英超踢球的李铁是那么的像！当我问他知道自己很像李铁不知道时，他的表情一派迷茫。片刻之后我开始了自责，人家在这么偏僻荒凉的地方，能像你在大城市里那样信息畅通、又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爱好吗？
经过交谈得知，小谢是2002年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头道拐水文站的，2003年6月去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上了两年水文专业，今年6月又回来了。从学校回到水文站至今，他还没有回过住在宁夏青铜峡的家，不是不想回，而是工作忙，再就是嫌路费贵，连火车带汽车，一来一回差不多得花掉300块钱，300块钱，对于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水文职工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亲人的思念，就只有忍一忍了，看来曾经当过军人的小谢，性格中已炼就了坚强。“水文站可是很苦，你做好思想准备了吗？”“我已经在这里工作过一年多了，有多苦也知道了，无非是我还没有掉进过冰河，真的有一天掉进去了，我想我也会挺住的。”小谢轻轻地说。呵，这个酷似李铁的小伙子，看来又会是一块好铁了。
铁汉生产线！望着头道拐水文站的同志们，我心里突然蹦出来这么一个词儿。
之八：白碱滩上的红柳
三湖河口那地方，北有乌拉山和乌拉特草原，南有黄河和库布齐沙漠，这么丰富的地理形态集中在一处，真可以说是山川形胜了。在黄河与草原之间，还有一个长条形的白花花的盐碱滩，盐碱滩上生长着一蓬蓬、一片片的红柳和竹棘，红柳和竹棘包围着一个叫三湖村的小村落，小村很不起眼儿，大都是内蒙常见的那种小趴趴屋，屋墙和地面的颜色一样灰灰黄黄的，有时走到跟前都发现不了居然有户人家。就这么个小村里，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一个国家的单位，它就是三湖河口水文站。
黄河水文的北极
三湖河口水文站位于黄河“几”字形左上角的横起头，是黄河上的水文站中地理坐标纬度最高的水文站，堪称黄河水文的北极。“北极”这个名词给人带来的第一反应就是寒冷，三湖河口也不会例外，黄河上除了高海拔的河源区那些水文站之外，最冷莫过于三湖河口水文站了。这个站是各种凌情现象的首发和重点河段，年均封冻天数100多天，每年11月到翌年3月都是黄河的封冻期，河冰多为七八分米厚，最厚时可达一米以上。凌汛期间测流时，三湖河口水文站要在冰上打冰孔，要在流凌中驾测船，有时流冰太大无法启用测船，还要人在一块块巨大的流冰上跳来跳去地施测，那更是一个集技艺、胆量和运气于一体的危险系数极高的活儿，稍有失误就可能发生惨剧。
寒冷，除了给三湖河口水文站的工作赋予了重体力、高危险的色彩之外，还带来另一个大的艰险——冰河漫滩。近年来，由于上游来水量小、水土流失等原因，黄河内蒙巴彦淖尔盟河段河道淤积严重，包括三湖河口的部分河段呈悬河之势，时常发生漫滩，尤其是冰河漫滩，给水文测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95年春开河时节，三湖河口发生漫滩，带着流冰的河水一直漫到大堤。那天早晨，站长曹大成带着易其海、赵小五等同志去观测房工作，一上大堤，众人都愣住了，从堤脚直到河的对岸都是白茫茫一片，只有高大的缆道钢塔、观测房，以及红柳、竹棘的枝梢露在河面上。
曹大成等人只好返回站上，穿上皮裤，准备趟水去观测房，由于水已漫了多时，冰面上已结了几厘米厚的冰，他们又专门带了一把铁耙子，由经验最丰富的赵小五拿上在前面砸冰开路，他们跟在后面趟着齐腰深的冰水朝观测房前进。一层薄薄的皮裤子本来就隔不住冰水的严寒，在前头砸冰的赵小五皮裤又被冰碴儿割破了，冰水灌进皮裤内，不大会儿又结成了冰，冻得赵小五刺骨钻心地疼，但他一声没吭，他知道，后面跟着自己的同志们那滋味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知道，自己不坚持，今天的测流就无法进行。那天，他们抵达300多米远的观测房，就用了一个多小时，全部测完则足足用了半天时间。回到站上，赵小五就钻进被窝，暖了一下午也没暖过来。
黄河水文的这个北极啊，其实是一个苦极！
与“三”结缘的小站
了解了三湖河口水文站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小站似乎与“三”字很有缘：它的断面一共迁移过三次，它的站房也正好搬过三次，且不说它的名字里还有个“三”字。据记载，成立于1950年的三湖河口水文站，1951年将最初的断面下迁了760米；1979年又再度将断面迁移，这次是上迁了55米；到了2001年，由于原断面离一座新建的浮桥太近，所处的河势又太复杂，就又往下游迁了220米，这是该水文断面的第三次迁移。
再说说它的三次站房搬迁。今天的三湖河口水文站，屹立在三湖村西头，紧靠通向杭锦旗的公路，一个铁艺围栏小院，院里硬化的地面整洁如新，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座欧式风格的白色二层小楼。小楼上下共12间，有办公室、会议室、资料室、娱乐室、宿舍、洗手间等等，办公室里有两台电脑，娱乐室里有一台29吋彩电，会议室里有一个椭圆形会议桌和配套的椅子，可容20余人开会，洗手间里有水冲式厕所，小楼还用上了自烧的暖气。楼的后面，还建有专门的车库和锅炉房……这些，对于一个地处荒漠小村的6人小站来说，算是奢华的了。的确，三湖河口水文站是黄委宁蒙水文水资源局成立以来投资改造的第一个站，自从2004年改造工程开工以后，宁蒙局几位局长都多次前来检查督促建设情况，黄委水文局副局长王健也曾亲临现场检查指导，新站房是2004年11月底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目前是宁蒙测区生活条件最好的样板站。
据陪同采访的宁蒙局办公室主任、曾在三湖河口水文站当过站长的曹大成介绍，现在的三湖河口水文站已是第三次搬迁了。他和现任站长路秉慧一起领着我朝东南方向的村子中间走去，去看这次搬迁前的站房。原站房离新站房大约有200米，虽然不是太远，但一是处于低矮、杂乱的民房包围之中，二是由于小村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村路左弯右拐又坑洼不平，如遇阴雨天更难出行，给水文站每天去河边工作，特别是汛期紧急时迅速迎战洪水带来严重影响，据曹大成主任说，其实这才是要搬迁站房的首要原因。原站房也有一个小院子，前后三排十几间红砖平房已经闲置，院内荒草萋萋。很难想像，就这么个萧条的小院，曾住过三湖河口水文站的5户职工家属！
“这是第二次搬迁的站房，好像是建于1987年，当时也在村边，后来村民不断建房，就把这处站房围在了村子当中。第一次搬迁的站房还在东面，我们可以再去看看。”说着，曹、路二人又领着我继续村子的深处走。路过一处低矮的平房，曹主任说三湖河口水文站一位老职工王憨绪就住在这里，我们便走了进去。只见精神矍烁的王憨绪老人正在打扫羊圈，闻听我们到来，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儿把我们让到堂屋。交谈得知，王老今年76岁，1953年一参加工作就在三湖河口水文站，一口气干了31年，1984年调到甘肃的玛曲水文站，几年后退休回来，上级单位在包头给他分了一套房子，他也给了儿子，一直与老伴儿住在这里，现在老两口喂了一头驴，一头猪，9只羊，加上每月900多元的退休工资，生活还算过得去。说起从前在三湖河口水文站的日子，性格开朗的王老谈笑风生，打冰孔、跳冰块、趟冰河，这些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苦和危险，在他的嘴里就像是玩游戏般轻松。讲到我们要去从前的老站房看看，王老主动提出带我们去。出王老家往东几十米就到了老站房，是一溜5间土坯房，门前是一个荒芜的小院儿，由于久无人住，几蓬红柳已经长了一人多高。王老说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搬迁时盖的站房，再早时的站房在这南面，不过早已没有了。
无论断面还是站房，每一次搬迁都有搬迁的道理，每一次搬迁都是一次进步。
短信时代的爱情
三湖河口水文站的职工年龄结构很年轻，路站长44岁，赵小五38岁，黄震江31岁，其余三位都在24岁以下。在二楼温暖明亮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这些年轻的职工，其中24岁的高静静因为名字像个女孩子，人又长得异常英俊，我不由问他找着对象没有，小高脸一红，如实交代已经找好了，姑娘也是水文职工，现在巴彦高勒蒸发站工作，他们是在2003年刚参加工作时的培训班上认识的。培训班只有半个月，那位姑娘就走进了小高的心中，不过在培训期间小高并没有向她表白，然后就各自东西了，两人的单位相距近300公里。
“当时没有表白，后来又是怎么牵扯到一起的呢？”曹主任笑着问。
“短信啊！给她发短信表白！”小高认真的口气，使大家哄地笑
“真的，”小高仍一本正经地说：“通过短信明确了关系以后，为了巩固，我还天天给她发短信，现在是彻底巩固啦！”众人又是一片爆笑。
23岁的张瑞峰也坦然承认有了女朋友，对方在包头市工作，由于相距也有百余公里，两人见面次数也不多。“我们也主要是通过手机短信联络感情的。”小张最后的补充又激起一阵笑声。
短信时代的爱情！这种充满现代科技色彩的爱情故事，在我们偏僻闭塞的基层水文站也上演了真实版！
曹主任这时感叹了一声：“可惜我们那时没有手机……”
原来，曹大成1994年从巴彦高勒水文站调来三湖河口之前也曾有一个女朋友，由于是从一个离县城近、条件较好的站调到远离县城各方面条件都差得多的站，女友不同意他的调动，但曹大成坚持服从组织分配，时间紧迫，他也来不及跟女友解释，就匆匆地赶到了三湖河口。女友也就彻底与他分了手。如果那时有手机，可以保持与女方的密切联系，曹大成也许能够说服对方呢。然而，这只是如果……他终究没能像短信时代的高静静、张瑞峰们那么幸运。
荆棘丛生的小路
从生活上说，如今的三湖河口水文站的确是很好的了，但是工作条件还不行，从三湖河口水文站的站房到河边观测房的直线距离有300多米，还没有修建观测路，每次去河边都要穿过一片长满红柳和竹棘的盐碱滩。
我特意跟着曹主任、路站长等人在这条荆棘丛生的小路上走了个来回，说是路，因为林太密，草太深，碱太厚，至今还是一条无形的通道，作为路的惟一标准就是通过时尽可能少地被红柳、竹棘的枝条挂着、扫着。盐碱滩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土地，想让长的东西连存活都存活不了，没想让长的东西却发了疯似地长，这片红柳、竹棘直窜得有一人多高！“冬天还好一点，夏天枝叶茂密时，晚上一个人去河边看水位，磕磕绊绊地走在里面，有个风吹草动真让人害怕，何况这片荒漠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关于狼的传说，北面不远有座山，名字就叫狼山呢！”赵小五在前面一边拨着枝条开路一边说。
就是这条荆棘丛生的小路，三湖河口几代水文人已经走了50多年！
“往后还会走多少年呢？什么时候会修一条观测路？”我不禁问道。
“有这个打算，但因为修建新站房刚刚花了很多钱，暂时没有经济力量了，稍晚一晚，不会太久的！”曹主任肯定地回答道。
我的心里就又涌起了期盼。
每在一个水文站采访之后，我心里都会涌起某种期盼。这一次我的期盼是：三湖河口水文站早日有一条观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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