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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乾县又发现一块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石刻》读后赘言
最近在边辑先生的帮助下，我终于得到了刘凤翥、于宝麟二先生撰写的《陕西乾县又发现一块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石刻》一文。由于它对拙文《〈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文与金代铜鎏金银版画上錾契丹小字关系考》中的考释有验证作用，故一气把该文连读了数遍，收获颇多，感触也颇多。
收获之一，即知道确实存在两块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石刻碑文。虽然刘、于二先生没有说明“《郎君行记》残石”上面有没有汉文译文？如果有，相信两位先生绝不会避而不谈、刻意隐瞒这一重要情节。刘、于二先生的行为已说明残石上只有契丹小字碑文，而没有汉字译文。
收获之二，“《郎君行记》残石”验证了笔者推断：“完颜撒撒离喝所刻之原刻石。金天会十二年至乾陵庙宇再次被焚毁前，原立于被完颜撒离喝鸠工修缮一新的庙前。元代末庙宇再次被焚毁后石刻被废弃。明朝崇祯年《郎君行记》被挪刻到无字碑上。”
收获之三，知道了完颜撒撒离喝所修饰一新的乾陵庙宇与《郎君行记》碑被焚毁时间，应是在明天启年间要挖绝女真人风水之时，而非元代。明崇祯年把《郎君行记》挪刻到无字碑上并加上了汉字译文，应是明朝廷向后金国示好的一个表示。
收获之四，知道了在明崇祯（）年间，汉人中仍有人会认会译契丹小字。这就把原以为契丹字在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后就消亡了的契丹字的使用史，又延续了四百多年。这对消除当代人对契丹文的偏见不能不说件好事。
除了收获外，笔者亦有几点感触。感触之一，即今日始知被近当代契丹文字学家奉为解读契丹小字钥匙的，契丹文、汉文对译的《郎君行记》汉译部分，竟是明代崇祯时的汉人所为。这不由不让人担心当代契丹文研究与契丹人女真人的契丹文是否相符？因为明代崇祯时汉人所译契丹文译文，肯定和契丹人女真人的契丹文汉语（契丹语）本义有距离。在此契丹文、汉文对译的《郎君行记》上发展起来的当代契丹文研究，基础不牢的担忧的产生就不足为奇了。
感触之二，即历代汉族文人对少数民族史料的轻视和歪曲，已给中国历史带来了无可弥补的创伤，使历史的真实被扭曲，变成了哈哈镜里的怪物。在《乾县志》里，大金皇弟修复乾陵庙宇，乾陵庙宇何时被何人二次所毁，《郎君行记》碑（残石）怎么发现流传，无字碑《郎君行记》何人何时所刻？这样的大事竟都没有详尽记载，这岂不是咄咄怪事？这样修的县志有什么历史价值？
感触之三，对乾陵博物馆专家们的业务水平及敬业的责任心，实在不敢恭维。对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原碑，这样一块够得上国家一级文物的石刻瑰宝。在1980年发现时竟“谁也没细看上面有字,
更没想到上面有契丹小字。”就把它“移于唐乾陵献殿遗址东南角”，直到1982年11月1日，被刘、于二先生在石马道村石狮后面发现。这样玩忽职守，人浮于事、滥竽充数的现象恐怕是当前文博部门的普遍存在的情况。试想，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在这样一群人手中还有希望吗？我看悬！
感谢刘风翥、于宝麟二位先生留心于文物的情怀，为我们发现了《郎君行记》碑（残石）原石，揭示了许多历史之谜。相信这块《郎君行记》碑（残石）原石，必将对契丹文字研究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为解读契丹女真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裴元博于北京
陕西乾县又发现一块契丹
小字《郎君行记》石刻
刘凤翥于宝麟
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是刻在唐乾陵的武则天碑简称《无字碑》上。谁也不曾想到,
还有一块《郎君行记》石刻。
1982年10月28至11月2日期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凤翥和于宝麟为拓制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曾前往陕西省乾县乾陵公社石马大队第三生产队即司马道村,
俗称石马道村。11月1旧上午,
无法拓制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
便在乾陵朱雀门遗址散步。刘凤翥突然发现东边石狮后面的一块残石上有字。他立即让于宝麟取拓制工具。二人细细辨认,
发现几乎磨平的石头上原来刻的是契丹小字,
其内容竟与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完全相同。字的大小,格式和行数也与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相同。发现的时间是上午9点25分,
对于这一重大发现我们实在喜出望外。
我们当即进行拓制,
并拍了照片。当天晚上,
我们把这一发现报告了乾陵博物馆韩世民馆长。韩长馆立即到村中问老乡,
了解此残石的来历。据说此残石原在司马道村任振义家门前,
群众从老辈起就管它叫《金兀术碑》,
乾陵博物馆认为碑名不凡,
不忍流散于民间,
于1980年移于唐乾陵献殿遗址东南角,
谁也没细看上面有字,
更没想到上面有契丹小字。
11月2日早晨,
我们向村中的任振义同志和吴增益同志作了进一步了解。他们说此村最早迁来的人家姓白,
至今已七代人,
但现在已迁往别村了。此残石原在白家的一处旧宅基上,
后来白家将宅基卖给任家,
任家盖新房时,
又把它移往大门外树下,
平时坐着乘凉。老辈都管它叫《金兀术碑》,
另外还有半个石人也在任家门外,
乾陵博物馆认认为都是乾陵之物,
所以于1980年都移往乾陵。
新发现的《郎君行记》肯定是乾陵之物,
至于何时移往村中,
已说不清楚。就算从迁往此村的白姓第一代人把石移来, 1代以20年计,7代才150年左右。当移往村中时,
篆额上的“大金皇弟”
个篆字当还应清楚可辩,
这可能就是群众管它叫《金兀术碑》的原因。
新的发现《郎君行记》是一块残石,
约有原石的四分之一,
是碑的右上角,
“大金皇帝都统经略”8字大都磨平,
只有“都”字还隐约可见,还有前5行契丹小字,但都残去半行。原来碑上还粘有很多水泥,把水泥去掉之后,
还能拓出一些字,
前3行尤其是第一行较清楚。碑的石质与无字碑差不多,呈灰黑色。碑形为上圆下方,
约1尺厚。长宽与无字碑《郎君行记》部分差不多。
为了区别唐乾陵的这两件《郎君行记》石刻,
我们姑且把新发现的这块叫“《郎君行记》残石”,把无字碑上的叫“无字碑《郎君行记》”。
既然有两件《郎君行记》石刻,
这就出现了哪件为原刻,
哪件为副本的问题。我个人认为,
由于新发现的第1块的字迹几乎磨平，无字碑上的字非常清楚,
除第1行第2个契丹字和第四行最末1个契丹字系人为破坏之外,一字不漏,
所以新发现的《郎君行记》残石似为原刻,
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似为好事之徒后来移刻上去的副本。当然也应想到《郎君行记》残石由于矮,易于被人磨摸,
又几经迁移,
更易于磨损,所以才把字磨平,故不能排除残石为副本或同期刻制的可能性。姑且把这些间题提出来供大家进一步研究。
（原载于《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3期，第71页。）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转载]关于寿县北门石刻小字的推断(兼答一苇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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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乾县又发现一块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石刻》读后赘言
最近在边辑先生的帮助下，我终于得到了刘凤翥、于宝麟二先生撰写的《陕西乾县又发现一块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石刻》一文。由于它对拙文《〈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文与金代铜鎏金银版画上錾契丹小字关系考》中的考释有验证作用，故一气把该文连读了数遍，收获颇多，感触也颇多。
收获之一，即知道确实存在两块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石刻碑文。虽然刘、于二先生没有说明“《郎君行记》残石”上面有没有汉文译文？如果有，相信两位先生绝不会避而不谈、刻意隐瞒这一重要情节。刘、于二先生的行为已说明残石上只有契丹小字碑文，而没有汉字译文。
收获之二，“《郎君行记》残石”验证了笔者推断：“完颜撒撒离喝所刻之原刻石。金天会十二年至乾陵庙宇再次被焚毁前，原立于被完颜撒离喝鸠工修缮一新的庙前。元代末庙宇再次被焚毁后石刻被废弃。明朝崇祯年《郎君行记》被挪刻到无字碑上。”
收获之三，知道了完颜撒撒离喝所修饰一新的乾陵庙宇与《郎君行记》碑被焚毁时间，应是在明天启年间要挖绝女真人风水之时，而非元代。明崇祯年把《郎君行记》挪刻到无字碑上并加上了汉字译文，应是明朝廷向后金国示好的一个表示。
收获之四，知道了在明崇祯（）年间，汉人中仍有人会认会译契丹小字。这就把原以为契丹字在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后就消亡了的契丹字的使用史，又延续了四百多年。这对消除当代人对契丹文的偏见不能不说件好事。
除了收获外，笔者亦有几点感触。感触之一，即今日始知被近当代契丹文字学家奉为解读契丹小字钥匙的，契丹文、汉文对译的《郎君行记》汉译部分，竟是明代崇祯时的汉人所为。这不由不让人担心当代契丹文研究与契丹人女真人的契丹文是否相符？因为明代崇祯时汉人所译契丹文译文，肯定和契丹人女真人的契丹文汉语（契丹语）本义有距离。在此契丹文、汉文对译的《郎君行记》上发展起来的当代契丹文研究，基础不牢的担忧的产生就不足为奇了。
感触之二，即历代汉族文人对少数民族史料的轻视和歪曲，已给中国历史带来了无可弥补的创伤，使历史的真实被扭曲，变成了哈哈镜里的怪物。在《乾县志》里，大金皇弟修复乾陵庙宇，乾陵庙宇何时被何人二次所毁，《郎君行记》碑（残石）怎么发现流传，无字碑《郎君行记》何人何时所刻？这样的大事竟都没有详尽记载，这岂不是咄咄怪事？这样修的县志有什么历史价值？
感触之三，对乾陵博物馆专家们的业务水平及敬业的责任心，实在不敢恭维。对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原碑，这样一块够得上国家一级文物的石刻瑰宝。在1980年发现时竟“谁也没细看上面有字,
更没想到上面有契丹小字。”就把它“移于唐乾陵献殿遗址东南角”，直到1982年11月1日，被刘、于二先生在石马道村石狮后面发现。这样玩忽职守，人浮于事、滥竽充数的现象恐怕是当前文博部门的普遍存在的情况。试想，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在这样一群人手中还有希望吗？我看悬！
感谢刘风翥、于宝麟二位先生留心于文物的情怀，为我们发现了《郎君行记》碑（残石）原石，揭示了许多历史之谜。相信这块《郎君行记》碑（残石）原石，必将对契丹文字研究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为解读契丹女真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裴元博于北京
陕西乾县又发现一块契丹
小字《郎君行记》石刻
刘凤翥于宝麟
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是刻在唐乾陵的武则天碑简称《无字碑》上。谁也不曾想到,
还有一块《郎君行记》石刻。
1982年10月28至11月2日期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凤翥和于宝麟为拓制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曾前往陕西省乾县乾陵公社石马大队第三生产队即司马道村,
俗称石马道村。11月1旧上午,
无法拓制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
便在乾陵朱雀门遗址散步。刘凤翥突然发现东边石狮后面的一块残石上有字。他立即让于宝麟取拓制工具。二人细细辨认,
发现几乎磨平的石头上原来刻的是契丹小字,
其内容竟与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完全相同。字的大小,格式和行数也与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相同。发现的时间是上午9点25分,
对于这一重大发现我们实在喜出望外。
我们当即进行拓制,
并拍了照片。当天晚上,
我们把这一发现报告了乾陵博物馆韩世民馆长。韩长馆立即到村中问老乡,
了解此残石的来历。据说此残石原在司马道村任振义家门前,
群众从老辈起就管它叫《金兀术碑》,
乾陵博物馆认为碑名不凡,
不忍流散于民间,
于1980年移于唐乾陵献殿遗址东南角,
谁也没细看上面有字,
更没想到上面有契丹小字。
11月2日早晨,
我们向村中的任振义同志和吴增益同志作了进一步了解。他们说此村最早迁来的人家姓白,
至今已七代人,
但现在已迁往别村了。此残石原在白家的一处旧宅基上,
后来白家将宅基卖给任家,
任家盖新房时,
又把它移往大门外树下,
平时坐着乘凉。老辈都管它叫《金兀术碑》,
另外还有半个石人也在任家门外,
乾陵博物馆认认为都是乾陵之物,
所以于1980年都移往乾陵。
新发现的《郎君行记》肯定是乾陵之物,
至于何时移往村中,
已说不清楚。就算从迁往此村的白姓第一代人把石移来, 1代以20年计,7代才150年左右。当移往村中时,
篆额上的“大金皇弟”
个篆字当还应清楚可辩,
这可能就是群众管它叫《金兀术碑》的原因。
新的发现《郎君行记》是一块残石,
约有原石的四分之一,
是碑的右上角,
“大金皇帝都统经略”8字大都磨平,
只有“都”字还隐约可见,还有前5行契丹小字,但都残去半行。原来碑上还粘有很多水泥,把水泥去掉之后,
还能拓出一些字,
前3行尤其是第一行较清楚。碑的石质与无字碑差不多,呈灰黑色。碑形为上圆下方,
约1尺厚。长宽与无字碑《郎君行记》部分差不多。
为了区别唐乾陵的这两件《郎君行记》石刻,
我们姑且把新发现的这块叫“《郎君行记》残石”,把无字碑上的叫“无字碑《郎君行记》”。
既然有两件《郎君行记》石刻,
这就出现了哪件为原刻,
哪件为副本的问题。我个人认为,
由于新发现的第1块的字迹几乎磨平，无字碑上的字非常清楚,
除第1行第2个契丹字和第四行最末1个契丹字系人为破坏之外,一字不漏,
所以新发现的《郎君行记》残石似为原刻,
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似为好事之徒后来移刻上去的副本。当然也应想到《郎君行记》残石由于矮,易于被人磨摸,
又几经迁移,
更易于磨损,所以才把字磨平,故不能排除残石为副本或同期刻制的可能性。姑且把这些间题提出来供大家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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