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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文怎么立体？？求范文。急啊啊。！！！ 材料作文： 《教育周刊》报道：某小学一位六年级学生
这个作文怎么立体？？求范文。急啊啊。！！！材料作文： 《教育周刊》报道：某小学一位六年级学生将家里的图书带到教室出租给同学阅读，很快就挣了三十几元钱。对此，校内外议论纷畅迹扳克殖久帮勋爆魔纷，褒贬不一。
提问者采纳
现在学生公利心太重，已经失去了童真。
小学生有经济头脑，不再死读书。
题目什么好
800字写不了这么多啊
让你选一个，褒还是贬。
遗失的童真
可以举些日常生活中，小学生成人化的实例。
带手机，追星，攀比心重，玩游戏痴迷，花钱大手脚，等等予以论证。议论文，好写。
我也觉得贬好写。
我这题目没有说是小学生
有童真的人群
就是小学生范围啊。你说你给的资料？不是说某小学吗。
是某学校一位学生
腐化的心灵
遗失的纯真
应该结合你的生活吧
你想想你的切身体会
也可以从攀比 浪费 等角度
总之就是人情味越来越淡
有什么事例可以列举的吗
我出去了，刚才，你还需要举例吗。
提问者评价
太给力了，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其他类似问题
我感觉有两方面，一个就是楼上说的，一个是巧妙利用自己身边的资源。看你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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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旧走在黑夜中。我仍珍惜这黑暗，即使黎明迟迟不来。我喜欢那时候的状态。那时写作者胆小如鼠。但当他写完，当他看到床上熟睡的女人，会充满前所未有的爱意。天下宁静，好像窗外飘满大雪。我想在大雪天，和你一起继续谈论着这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这让我们注定活得比我们自己还久、笨拙而真诚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时间。”（改）&&另：有用rss的话也可以fo这个&/
《人物》：疏异者崔卫平
崔卫平（AP）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崔卫平女士不是个明星。走在大街上，没人能认出她的脸。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独自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入北京南锣鼓巷胡同时，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那让我下车吧。&她说，&我就是去拍那部电影的。&
她看起来也不像个演员。一头短发，没有化妆，大约50岁年纪，穿一件紫色的中式开襟。此前，崔卫平有过一次从影经历。她在《颐和园》里扮演她自己， 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在那部电影中，她和郝建、张献民坐在80年代末期的酒吧里，讨论捷克的知识分子。这3人都是大学老师，因为思想行事都非主流，被戏称 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三朵奇葩&。
在娄烨的电影《花》中，崔卫平扮演了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
那天下午，她要拍的电影，是娄烨的新片《花》。娄烨曾是崔卫平的学生。因为《颐和园》，他正处于5年禁拍期。《花》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在电影里，女主角要到北京采访几个知识分子。崔卫平再次扮演她自己。因为演员们不懂中文，娄烨问她，能否先自己写好台词？
这和她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不同。那些文章散落在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络上，其中有文学和电影批评，更多是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接受娄烨的邀约后，崔卫平 着重考虑的是，如何让一个外来记者迅速了解中国。在台词里，她首先解释了中国目前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然后她模拟外国记者的身份，对自己发问：&中国有反对 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她写道，&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在南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娄烨开始拍摄这段访谈。崔卫平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真的，电影录音用，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的知识分子用，假的。在 夏日的阳光下，画面是明亮的，头顶没有遮盖。两年后，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这个场景时，不禁笑出声来。它似乎从头至尾透着一股秘密的快感。一个被禁的导演，一 部题材不合适的电影，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一群令人不放心的人，凑在北京最热闹的胡同里展开严肃讨论。在不到一分钟的镜头里，崔卫平的&自问自答&像在发 表一种宣言：
&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知出发。&
告别主流意识形态
在中国，崔卫平仍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独立思想者。她在报纸和杂志都开设专栏，也是一名微博活跃分子。她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展开公共讨论的机会。
多年来，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2011年，55岁的崔卫平从电影学院退休。对学校来说，她也许是个令人棘手的包袱。
崔卫平回到北京顺义首都机场附近的家。每天上午，她固定在狭小而整洁的书房写作。宽敞的客厅用来看投影。她家有一套严格的观影仪式&不准吃零食、打电话，也不允许中途换片。我问她是否已看过自己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她哈哈大笑，说那更像是对娄烨的一种支持。
她的声音很尖，像个小女孩。&我的声音和我的思想是不匹配的。&她说，&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公开说话的原因。&但在郝建的印象中，崔卫平在公开场合总是谈风很劲。他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她说话很急，也很冲，快人快语。&他说，&你好像能看到她的思想不停地迸出火花。&
崔卫平曾多次在文章里提到她思想的起源。那是一长串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但她却很少谈起早年的生活经历。&我比较回避这个话题。&她说，&但不代表我不去审视自己。&
她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地方干部家庭。父亲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母亲则是个&新潮女性&，从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老 三。她说，自己的童年是浑浑噩噩的。&文革&将家庭生活粉碎。那些印刷厂围墙上的大字标语，游行、示威，以及一个同学妈妈的自杀，她不理解这些事情的含 义，除了茫然便是茫然。她后来写道：&如果有所谓&文革一代人&，那我们就是&文革&的&半代人&。生活是从一个巨大的断裂开始的，毫无思想准备，什么也 不理解。&
1969年，崔卫平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每天早上，她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地里的蚕豆又肥又油，玉米地像青纱帐。到了晚上，她听着哥哥和姐姐轻声谈论 村里的人和事，月光一步一步移向屋子的中央。她发现自己的感觉在大自然里完全打开了。16岁那年，崔卫平回到城里。农村的经历仿佛开启了她的智力，学习成 绩猛然提高。高中毕业后，她原本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但她不喜欢进工厂，&光线不足的车间，单调重复的工作&。1974年，当她再次下放时，她带了一套 鲁迅杂文集去农村。在鲁迅的世界里，崔卫平渐渐了解到有两种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启示的和理性的。前者就像&先知&，像《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他们能 够于黑暗中发现真理。&比较起来，理性的方式更适合我。&她写道，&它从一个平等的前提出发，诉诸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理性能力。&
1978年，崔卫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那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她说，&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除了阅读经典文学， 她还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她有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本科4年将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而她却相反，想尽一切办法去听哲学系的课。在南大，她也成为许多话题的 积极讨论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掀起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那时没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人道主义就像这些学科的替身。崔卫平迷上了这 个话题。在研究生的食堂饭桌上，她经常一人舌战11个男生。她后来说，那可能是她离&主流思想&最近的时刻。
1983年秋天，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矛头指向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他是人道主义话题的重要参与者。崔卫平听说，她喜欢的某个哲学系教授，也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批评了王若水。她非常失望，也对这个话题掀起的讨论失去了兴趣。她察觉到一种无力感，认为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那场运动对于我个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她说，&从内心里，我开始和主流意识形态告别。&
第二年年底，崔卫平毕业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办公室，系主任说，她可以在三个工作中任选一种。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她什么也没选，回家生了孩子并休息了一年。在北京，她立志要当一个&灰色人物&。
从时代最强音中的放逐
电影学院导演系八五届的学生，&是帮有点轻狂的老愤青&。但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比如娄烨。崔卫平是他们《艺术概论》课 的老师。&那个女孩很年轻，站在讲台上，是一副干体力活的样子，很多学生都比她年长。&娄烨说，&她上课自由，可以随便发言，插嘴，质疑，她毫不在乎。&
娄烨每开拍一部新片，都会给工作人员准备一份需要阅读的书目，崔卫平总会在必读目录里。&如果你想从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读崔卫平是个很好的选择。&他说，&因为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说，她其实是和八五届学生共同成长的。他们正好赶上了一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是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卡夫卡、萨特、加 缪，这些人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情绪，表达和世界的疏异关系。&他们非常对我的胃口，帮助我接近自己的生活。&
在课堂上，崔卫平给学生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在现实中，她似乎也成为一个&疏异&的人。她很少参加学校会议，不爱搭理人。 多年后，电影学院一提起崔卫平，仍是那个&一到学校就怀孕&的女孩。学生们都说她很酷。她似乎在寻求一种&主动的被边缘&，而艺术院校也刚好提供了及时的 供养&&她看了大量的电影，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
在生活的另一面，因为丈夫唐晓渡的关系，崔卫平的家正成为80年代&新诗&的接头地点。诗人们常去她家聚会，喝酒、谈论诗歌。但崔卫平谨慎地和他们 保持着距离，诗人们似乎也认为她不是一个合适的参与者。她慢慢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更理性的人。&有歌颂英雄的诗人，也有被诗人歌颂的英雄。&她说，&但我发 现那时很多诗人把自己变成了英雄。&
1988年秋天，崔卫平开始在课堂上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一种观点：那些标榜出身于乌托邦的人，在追求理 想的同时，会突然掉头去追求现实。她似乎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是如此，那些人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庸俗不堪。&那些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 义。&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崔卫平后来写道，&结果是将我从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在她看来，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
崔卫平此前积累的情绪似乎终于在《罪与罚》里找到了出口。在那些情绪中，她曾感到迷茫，太多东西不确定，似乎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不知道要去哪里。 但她知道，迷雾中一定有某种确定性。她写了大量的日记、随想和信件，包括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突然在这一年，她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一个生长点，并随之 确定了思考的方向。
她变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她甚至不能分辨出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面孔。&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深表怀疑。&她说，&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然后是1989年。
接下来那年，女儿生日的那天，突然问她，家里怎么没人了？一个冷清的时代即将来临。崔卫平的许多朋友下海了，但她对生意实在没兴趣。她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专业领域中去，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1993年春季的某天，她无意中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红色封皮英文书，是个加拿大朋友读完后扔下的，哈维尔的 《Open Letters》。
&我那时不知道哈维尔是谁。&她说，&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总统，我不会去翻看哪怕一页。&
从哈维尔到阿伦特
我第一次读到《哈维尔文集》，已是2003年的冬天。墨绿色的封皮上，是哈维尔的头像，封面左下方写着&崔卫平译&，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那年早春，学者李慎之先生去世。但他之前已为这本书写了文章。在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李慎之指出哈维尔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哈维尔 主张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曾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 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回复。&李慎之写道，&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崔卫平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文集
对崔卫平来说，阅读哈维尔首先给她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 眼前利益，将长远利益和做人的尊严都抛在脑后。她尤其看重哈维尔提倡的良心。&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说，&我 在他那里找到了道德的力量。&
1994年，因为肺结核在家休养，崔卫平开始翻译哈维尔。那时她正处于压抑中，不愿见人，不想出门，肺病也让她感到胸闷。她甚至找不到语言去描述这 种生活的闷。但哈维尔却让她有深呼吸的感觉。她在阳台上搁了个小桌子，晒着太阳工作。&我的肺部难以喘息，但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吸氧。&
翻译了大约八九万字后，崔卫平校对打印出60份，然后邮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人无动于衷，但更多人为她叫好。到了1990年代末，通过哈维尔的 传播，崔卫平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朋友圈已逐渐从文学扩展到了学术领域。但她的个人生活也在此时陷入危机。1999年，她和唐晓渡离婚了。
&那时我对她有点担心。&作家徐晓说，&她似乎不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我担心她性格里面那些偏执和感性的东西会强化。&徐晓记得第一次去崔卫平家时，听说她怕开窗，怕吹空调，感觉她是个比较柔弱的女性。她们在那段时间常通电话。
但崔卫平很快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力量。2000年，她得到一本《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译本。在阿伦特身上，她看到了很多和哈维尔相似的东西。他 们都以很深厚的个人经验，进入公共领域对抗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崔 卫平对此深感认同，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不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她说，即使你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而汉娜&阿伦特对此提出的响亮忠告是&&站到亮起来的公共生活中去。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
徐晓敏锐地看到了崔卫平身上的变化。有一次，崔卫平对她说，我们要把自己打扮得妩媚一点。没多久，徐晓就去了美国。她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当她回到北 京时，发现崔卫平快要结婚了，爱人比她小9岁。从那时起，她发现崔卫平在个人上变得柔软起来，但另一方面，她也开始在公共讨论中到处看到崔卫平的身影，而 且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尖锐。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生态。2001年，在&世纪沙龙&论坛，有场关于&福柯是不是诗人&的辩论。一个昵称 &snoopy&的网友在争辩中突显出来。&喧宾夺主的snoopy，几乎成为沙龙的女主人。&学者王晓渔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她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 舞会。每一次的主题都出人意料又水到渠成。&他后来得知，snoopy就是崔卫平。
那年临近暑假，崔卫平突然贴出一张邀请函，请一群陌生的网友到北京参加一场&夏令营&。在一篇《有关Snoopy夏令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里， 她写下4条规定。比如：&免费提供早餐一顿，吃完饭各自洗碗，snoopy抹桌子。时间：8：00。&&单独外出者晚间12点前回家；临时决定不回家者， 请于11点前打电话告知snoopy；但不必（和不许）告知他／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那就像一次小型的公共生活实践。网友们住在崔卫平家，书房被改造成营房，大家互相以网名相称。23岁的王晓渔参加了那次夏令营。&有崔卫平的地方， 就有笑声在&&提醒我们不能对苦难视而不见，但对苦难感又要有所节制。&他在文章里写道，&后来读《汉娜&阿伦特传》，总有一些章节似曾相识，仔细想想， 原来闪现着她的身影。&
日，在《今天》诗刊编辑徐晓老师家，徐晓、崔卫平与立人大学学员包饺子、读诗歌。
到了2004年，崔卫平翻译的《通往公民社会》开始在知识分子圈流传。作者是波兰的米奇尼克，和哈维尔一样，他也被视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缔造人之一。与此同时，崔卫平开始在媒体和网络上发表社会批评，提出看法。她还发表了几封公开信。她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名声。
在微博上，崔卫平有11万粉丝。她给自己填写的身份是学者和作家。&她的文章特别真实，都是以她的生命体验作为支撑，很容易打动人。&学者徐友渔说，&但这也可能成为她写作的缺点，因为对整个社会来说，个体经验仍是特殊的。&
徐友渔和崔卫平是多年的朋友，他们还一起去捷克见过哈维尔。他对崔卫平的那次布拉格之行印象深刻，因为需要鼓起勇气才能迈出那一步。他说，崔卫平有一种道德上的直觉和天生的良知，那驱使她不得不去。
崔卫平当然清楚，公共发言可能带来麻烦。这些麻烦不仅来自暗处，也有部分来自知识分子群体。除了道德上的指责，还有人质疑她的学术能力，认为她&浅&&&从专业上看，她也不是政治理论的专家。但崔卫平认为，这可能和她在公共领域中给自己任命的角色有关。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她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
有一次，崔卫平组织了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去娄烨家看《颐和园》。放映之后，大家坐一起聊天。有人很喜欢，也有人完全不能够接受。讨论中，崔卫平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与他们产生很大的分歧。
那次放映会结束后，崔卫平给娄烨写了封邮件。她提到一个词，叫&自由主义主义者&，用来指那些把自由当成理论来处理的人。她说：&对那些人来说，自由主义只是书本上崇高、美妙的东西，自由主义个人也只能是光滑、单纯的，那些晦涩的幽暗的个人及其经验就不算啦。&
娄烨后来对我说，那才是崔卫平思想中最具魅力的东西，也很清晰地使她与她的那些同志拉开了距离。而这需要一种敢于身体力行的意识和精神的冒险，那并不像提出一种政见那样简单和目的明确。
&就像一次通向自己灵魂深处的旅行，而是否能够穿越灵魂深处的&荒野&，安全到达那片平静的&林中空地&，我们没有人能预先知道。&娄烨说，&但旅 行早已经开始，这是崔卫平的勇气。&他引用了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的核心概念，&林中空地&就是开放性真理的终极之境，为人类无蔽的心灵而存在。
&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
2012年中秋，崔卫平和几个朋友去郊区游玩。那正是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她对连日来的街头暴力很忧虑，也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感到不满。她认为，也许是时候回应大江健三郎在日本发起的联署了。几个朋友讨论出一份文本。
几天后，崔卫平通过邮件和网络发起了公开信《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她说：&我们的社会不乏理性的考虑，但是需要将它们大声说出来，让人们能够看见和听见。&
公开信一共10条。她认为其中有两条同样重要：一、不希望目前的争执影响经济、文化和民间交流；二、反对战争和街头暴力。她希望发出一种&理性中国&的声音。签名联署的人，似乎五花八门。有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也有农民工和个体户司机。有持异议者，也有毛左派。
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一些自由派的朋友认为她靠官方太近。而更多网民和社会批评，则认为她对日本太温和，像是汉奸言论。
在一篇名为《在今天如何理解爱国》的回应文章中，崔卫平写道：&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她认为，担心爱国 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没有必要的。就像她在给朋友的邮件里写的那样：&让我们通过行使对于主权领土的发言，把主权换到自己手中。&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崔卫平看到一条网友转给她的微博，说新任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那位网友好奇地说，这不是崔卫平说过的话吗？
她转了这条微博，但只打上了一张笑脸。
知识改变中国
日 11:48 本文来源于&
　　车子在初春的黑夜缓缓开进杭州市区。
　　开车接我的是刚认识的朋友王启宪。八零后的他曾经在不同城市当过不同企业的白领，民企、国企、台企，去年却选择来到杭州做出版。他刚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落脚城市》。
　　我问他，为什么会来做出版这个很难赚钱的行业，尤其是专做人文社科？没想到，他的回答开启了一个历史的缝隙，让我一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知识与社会的变迁简史&&
　　启宪是在河南郑州老家放书的库房里长大的。爷爷原本是一名铁路工人，1978年退休后，除了养鸟就是喜欢读书，于是在胡同口摆了一个小书摊。1983年，启宪的姑姑因为超生，夫妻双方都被开除了公职。原本也是铁路工人的姑父把书摊从胡同口挪到了大街上的公园门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疯狂时，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在郑州都能卖掉三四万本；书卖完了，读者会到家门口来等，什么时候新书到了就立刻抢走。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亟欲渴望追求他们被剥夺走的一切，渴望巨大的信息与知识来理解他们的时代，填补他们的内心&&无论是娱乐性的还是思考性的，是功利的还是文艺与哲学的。毕竟，彼时他们&一无所有&。
　　余华曾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一书中描写过相似的场景。70年代后期，在他们小镇的新华书店，每天天亮前都有两百多人在排队等着买书。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文学作品在小镇带来的轰动，仿佛歌星出现在穷乡僻壤的效应。
　　启宪的姑父1988年开始自己做出版，引进的、翻版的、原创的，什么书都做。那时做书是一门疯狂的好生意，直到80年代末刹然终结。此后，一方面由于政治环境，另一方面是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不是什么书都能出了。第一代书商们四散开来，命运各不相同：有的人赚够了钱不做书商了，有的人专门做盗版，有的人跟教委联合起来专做教辅书和教科书，有人开始做引进版权，也有人做原创。至于他姑父，因为政府严控，市场萎缩，后来做不下去。
　　启宪开始工作时，先是去做了白领，穿上西装打领带，一本正经开会作报告。但他意识到这不是他。他深受摇滚这种挑战体制的非主流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时，儿时萦绕在身边的书的味道始终在他血液里散发着。于是，他辞去工作，投入这个改变他们家命运的行业：出版。他当然知道，这不是上世纪80年代，尤其一个人很难做什么。不过，在这个时代搞出版有特别的意义。
　　这个年轻但说话老成的八零后说，&大陆是一个多镜像的世界，一方面是&老大哥在看着你&，另外一方面是&娱乐至死&。然而，我们说教育也好，说知识也罢，说常识也行，这才是这个国家的根本。有些人上街，有些人研究理论，有人做推广，也有些人投机，而我选择了出版，来传播常识。&
　　他觉得中国的改变需要许多基础的知识。像他们出版那本引起诸多讨论的《落脚城市》，就是因为他认为城市的农民工问题及日益增多的底层暴力问题，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他相信这本书可以带给中国思考上的刺激。
　　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当代中国人的焦虑与困惑越来越严重。他相信，&知识的力量，或者信息的力量，会更凸显出来，大家更会去思考问题&。
　　的确，90年代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人们看似满足了基本物质欲望，但大部分人还是不知道幸福在哪里；他们认识到这个社会本质的精神空洞与制度溃烂，却不知该如何着手改变。我在不同城市的不同讲座上，看到许多年轻人对知识的热情，他们热切地提出问题，想知道中国该往哪里走。作为一个台湾来的作者，我很羡慕大陆许多知识性的书可以走上畅销排行榜；这样的气氛在台湾已经逐渐消失了──毕竟台湾已经过了巨大的转型期。
　　虽然当下出版市场充满光怪陆离的投机炒作，但我也看到许多出版人想尽办法出版&&如启宪所说的&&对中国转型有帮助的知识，或者各种培养公民思考的书籍。这个年轻人最感动我的一句话是：&我们在做出版的过程中，能有多一点的敬畏感，算是为过去还债。&
　　最后我问他，你相信知识可以改变中国吗？&这是肯定的，&他说，但又接了一句，&虽然现在挺无望的。&■
　　张铁志为台湾作家，财新网专栏作者，本文载于财新《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35期
“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是……怎样炼成的？ -- 上海书评
&第一，对中国国家权力的政治顺从与批判美国的奇妙结合；第二，对美国的历史审查和对中国的现场欢呼扭曲地组合；第三，将中国的可塑性想象与美国的既定性判断对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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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留学海外的人才的回归，无疑是中国现代留学运动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这种&回归&与中国国内政治思潮及国家政治发展局势的关系，却易于被忽视，或在原有的研究框架中难以延伸触及。同样，在现代思想政治史的研究视域中，&海归&问题的独特研究意义也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如何在现代留学运动史与现代政治史之间把&海归&的问题凸显出来，并且由此引发更具实质性的思想史与政治史问题，这需要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敏锐观察和对这两个研究视域之间的关联的深刻认识。
　　任剑涛的《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在这两个领域的关联性问题上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学术考察，他的研究目标非常明确：&全书着重勾画留学精英引入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以及这些选择与中国革命建国的需要之间吻合与疏离的地方。&&全书力图勾勒的核心主题是，留学精英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时，何以发出反现代主流政治理念与行动方案的声音。进行这一勾勒的基本办法是，对前往六个国家的留学生身份与现代政治的误读之间的关联凸显出来，并且所欲凸显的这一关联，不是强势而直接的关联，而是弱势且间接的关联。&&因此本书可以视为中国建国过程中呈现的、中西政治观念的互动史。&（第286-287页）所谓的互动，就其作用来说就是该书前言中反复申述的&两个面相&：以中国现代的建国政治为中心，对现代民主宪政建国的正面与反面作用。而&六国&，指的是英、德、美、法、日、俄，在这&六国&留学的背后存在着求学与问政的差异，基本上可以分为日、法、俄与英、德、美两大类型，大致的倾向是搞政治与求学问的分野。但是，问题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地划分，而作者的&建国之惑&（其实我更愿意称作&建国之痛&）更主要的反而来自于留美的部分政治学留学精英，作者认为，他们对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抗拒、间接或直接的对专制政治的提倡对中国政治的现代转轨起到了负面的作用。作者选择了二十世纪初期的钱端升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王绍光作为&留美政治学博士拒斥民主&的两个例证，试图说明价值隐匿与对专制政治的拥抱是如何炼成的。作者在&后记&中特别强调，&这种直接针对当事人的评论，要比时下流行的所指不明、引而不发、指桑骂槐，显得诚恳和具有建设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坦率、诚实的研究态度，有不同的观点可以在这种直接的评论中继续延伸讨论，而且我认为&建设性&与&批判性&其实是相互作用的。
　　实际上，&海归& 这个概念比较宽泛和模糊，如果不是在诸如人才引进、项目开发等管理政策的语境中，&海归&的概念属性等是难以明晰界定的。但是有一点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它的使用语境总是与&本土&相对应；在当下中国的思潮格局中，它所对应的&本土&主要是本土的主流体制思想与本土的边缘思想。留学本来只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流动行为、求学经验，但是在&归&的概念与潮流中被扩展为一种集体性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过去的&学&被延伸和改变为今天的&用&，过去的学习经历被提炼为今天的身份资本，生活选择被置换成政治选择。如果说科学技术型&海归&的政治选择在今天已经不再具有太重要的象征意义的话，人文社科、尤其是政治学领域中的&海归&的政治选择则无论如何仍然是中国当下政治思潮中的一道重要光谱。
　　在当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力量格局中，留学运动的影响与作用究竟如何，目前似乎还很难有准确的描述和判断。任剑涛在书中的论述重点也不在这个问题上，而是在于以政治学研究为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出现的某种有代表性的反对西方民主宪政价值的思潮在现代中国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作者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他们会否认和排斥普世价值、为什么会服膺和赞美政治学研究中的威权体系，他们所谓的&批判&与&超越&究竟具有何种实质性的意义。在论述钱端升、丁文江等人对现代国家权力的认识之浮浅和扭曲、对现代民主政治缺乏起码的信念、而对独裁政治怀抱那么高的期待之后，作者的感慨是：&这些留学精英对于自由、人权、宪政、民主、法治等现代建国的基本价值观念与制度安排准则的轻易放弃，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第43页）
　　由于作者只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对留学精英的建国政治选择进行分析、评述，实际上无法兼及留学精英归来之后必须面对的个人生存环境，难以从他们的生存与欲望的角度深入考察其观念转变与政治选择的个人真实语境。这可以说是本书个案研究中的不足，有待于作者今后作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海归&现象获得某些启发。除了在海外已经功成名就、可以衣锦还乡的个别艺术家，许多海归艺术家在与他们的本土同辈的地位状况相比较的时候，往往会更强烈地表现出对名声和财富的焦灼渴望。由于国情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他们去国之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其命运之上再也不会笼罩着一层共享的悲壮而浪漫的反抗诗意，群体内部分化以及与本土艺术家的竞争已经彰显。因此，他们必须迅速地适应现实语境的转换，有些人由此而不得不把现实功利目标置放在艺术价值之上来考虑。
　　本来，从留学海外的客观情境来说，他们所接收信息的资源视域和政治视界无疑都比本土学者要宽广，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都更具有自由空间；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的诚实性方面所获得的训练应该使他们对于曲学阿世有更加痛切的敏感和拒斥。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的问题？在第四章中作者分别从政治学方法预设基础的问题和美国大学政治学教育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对前一个问题，作者提出了在对峙性政体思维中的完美性假设、对宪政民主的缺陷认知、政治审美主义倾向等解释进路，具有具体言述的针对性和论辩性。对后一问题，作者提出了在他们的留学经验中只有知识教育而缺乏价值教育的问题，这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思考进路，但是在论述逻辑的严谨性来说恐怕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价值教育的问题在长期的本土生活经验中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就如这些留学精英的本土同辈所经历的那样。而且，同样是留学精英，也仍然存在着并不相同的价值取向与政治选择，这起码可以说明留学经验对个人的影响有着多种可能。如果从全书论题的思路上说，我认为对于&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的对立面的充分论述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
　　最后，在本章总结性的论述中作者提出了因为价值隐匿而导出的知识扭曲的多种面相和原因：一是以知识和身份作为晋身之阶、把个人欲望打扮成宏大话语；二是为创新而创新，不管中国的实际情形如何，他们总是以一种特殊主义的先设立场，对之进行缺乏基本判准的创新性理论阐释；三是国师心态，价值观的扁平化，形成了权力对知识的扭曲。在这里又体现为三个悖谬：第一，对中国国家权力的政治顺从与批判美国的奇妙结合；第二，对美国的历史审查和对中国的现场欢呼扭曲地组合；第三，将中国的可塑性想象与美国的既定性判断对峙处理（第199-200页）。在这些论述中，核心的问题还是价值的隐匿。
　　作者自述本书的深层论旨是超越留学运动对于国家建构的制约，回头认真对待中国自己的教育与建国困境，积极寻求中国的解困之道（第287页）。可以说，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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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放弃……会回到正确的路上 -- ├上海书评
　　近日读董时进的《两户人家》（学林出版社，2012年5月）， 深有感慨。看来，&董时进&这个名字不应该再被时光湮灭了。从较早董保静、胡荣伦的《终生志在兴农的董时进》（载《红岩春秋》，2004年第六期）到前几年熊培云在《南方都市报》撰文介绍这位&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老师在《21世纪》更直接地论说董时进作为&先知者的悲哀&，还有谢泳的《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这些文章从被尘封的历史中重新发现了董时进，关心中国农村问题的朋友应该再也不会对这位大半个世纪前有远见卓识和道德良知与勇气的杰出中国农业专家感到陌生了。说起来很惭愧，我直到去年才在熊景明老师的介绍下真正读到董时进关于土改运动的那部著作（1951年在香港发行），里面所说的话在今天听起来绝非仅使人震惊于这位农业专家的先知，更是如熊培云所说的，&历史所能赋予他的荣誉，恰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这句写在《两户人家》封底的推荐语其实更适合于董时进论土改的著作。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乡村建设中，许多先驱者和参与者由于在价值目标上与那些农民政治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有着重大区别，他们往往是以普及科学知识、防灾救灾、举办农产品展览会为重点，开展综合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但是在如何认识和估计政治腐败和激进意识形态下的农民运动所带来的双重挑战方面，多有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经验上的欠缺，而董时进则在农业思想、乡村建设与政治乃至农业与政党等方面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位&先知&不是书斋中的冥想者，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探索者与践行者。
　　董时进于1920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农学科，1922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1925年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目前所见文章对此经历的表述不尽相同，此处据2012年2月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网页&经管回眸&&历史的记忆&，确否待考）。回国后董时进先后从事农学教育工作和政府的农业行政工作，另外也在乡村从事农村建设和从事推动民主宪政的社会工作。1938年他在成都创办的《现代农民》月刊一方面积极传播现代农业技术知识，另一方面是农村政治时评，以作为农民的喉舌为己任。后者侧重在揭露、抨击国民党乡村政权的腐败，光从题目上看就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感慨不已，如《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等。
　　从中国农村问题出发，董时进积极参与现代政治中的党派活动，但是却一再受挫。1945年10月，董时进因不同意民盟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政纲之一而宣布退出民盟。到了1947年5月，董时进宣布成立中国农民党。该党在政治上强调相对于其他党派和政府的独立性，对时局的发展持中立和观察的态度和主张，公开声称&不愿做任何党派的尾巴&。1948年中共发表《纪念&五一&节口号》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文告，中国农民党表示&当无不乐闻此项消息&，但仍坚持&对目前时局绝对保持中立态度&，一方面强调&对中共持观察态度，注意其发展，研究其政策，不主动求好感，并避免恶感&；另一方面&对政府持应付态度，党与政府保持距离，不以党的立场参加政府&。（《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 政治，中国农民党一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这种特立独行的政党立场显然不会见容于无情的历史，但是当时的董时进对此尚没有清醒的意识。1949年4月，董时进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而遭到失败，李维汉在6月约见董时进时批评他在1948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土地改革的文章，批评农民党是地主党，劝告董时进不要搞农民党，仍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董时进最后表示愿意推荐农业技术人员贡献技术，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6月25日，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董时进的农民政党梦彻底破灭。
　　回想该党在成立宣言中的思想及表述，实在令人无法不感到有一种&透骨的哀伤&：&中国之所以闹到日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党的使命&是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并谋政治的改革，及农业与乡村的改进&；&我们认为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剥削，因为政治不良，法纪不存，农民知识低落而又散漫，一切军阀官僚皆可以利用他们的权位，肆意掠夺人民，使得整个乡间涸竭，个个乡民贫穷。&&本党真诚地为农民谋利益，决不欺骗农民，故不愿意发出一些只好听而不能实践的诺言。&&必须使农民获得自由自主的权力，不再被别人拉去打仗，而且能站出来阻止任何人打仗。&&我们认为根本救国的办法，是在和平统一及优良的政治情形之下，积极发展建设与教育，这才是本党最重要的使命。&（同上）
　　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反对土改。他认为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到1950年初，董时进的希望破灭，知道给毛泽东的上书不可能被接纳。他对中国农民的前景深感绝望，他甚至悲哀地预言分给农民的土地很快就会收回，最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但是，他最后还是相信&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在1950年到了香港后，董时进继续关心中国政治与农村等问题，写过三本小册子。其中有一本是他离开大陆前在全国约十个省的区域中旅行的笔录，他自称&我所到过的地方包括这种旅行虽不过是走马观花，而且也不能做什么调查性质的活动，然而因此所见到的景象和所接触的各行各业的人物却不少。凡所见所闻，如其是可靠而有时值得注意的，我便将它笔录下来&。此调查笔记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所记录的不仅仅是生活现象，更有对社会心态的转变等问题的观察。作者的思考也非常深刻和犀利，应该说这是一份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回到这本《两户人家》。董时进定居美国后，以记忆中的中国农村生活和家族历史为题材，写了这本自传体小说。&两户人家&以作者父辈两兄弟的家庭兴衰为内容，以白描式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作者的祖母、寡妇章氏如何在时代风雨、家庭矛盾的环境中发奋图存，既是董家的真实家史，更是中国农村的真实缩影。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作者最大的长处是对中国农村的经济传统和家族观念、人情世故等等有着极为深刻的体验和洞察，即便只是以白描的笔法娓娓道来，也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从董时进这部自传体小说的农村问题写真，很自然就使人想起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三联书店，1989年），也是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的情景。与《两户人家》不同的是，《金翼》侧重于对家族关系的社会学著述，但同样是以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舞台，同样融入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家族历史（在这方面，《两户人家》当然比《金翼》更为直接和深入）。从四川到福建，从比较单纯的农村生产活动到新的商业社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从一个家族中两兄弟的家庭兴衰到两个家族的兴旺与衰落的比较，这两部小说体的著作似乎是同一中国农村研究项目的不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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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体育，你还是不是……正义 -- 上海书评
　　2012伦敦奥运会刚刚落幕，所有的希望与失望、期待与悬念都已成为过去。但是，腾生于赛场上的那些疑云与追问可能还会笼罩在人们的心头，网络上的民意与官媒的互动还将延续一阵。在这样的时候重读奥林匹克运动的经典文献，虽不能说是什么镇痛的灵药，最起码让我们暂时从喧哗的现实中抽身出来，回到沉穆的历史中去。
　　今天被人们称作《奥林匹克宣言》的文献原来是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于日在巴黎索邦大学举行的庆祝法国田径运动联盟成立五周年大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讲，但在会议上遭到冷遇（按他的侄孙诺佛瑞&顾拜旦的说法，&当他在索尔邦大学首次宣布复兴奥林匹克计划时，大家表现出不解&），这篇演讲词后来也没有公开发表。1937年顾拜旦去世后，这份文稿渐被人们遗忘，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才被人重新发现。现在看来，这份八千多字（汉语版）的文献以大部分篇幅讨论当时世界体育的三个中心（德国、瑞典和英国）的体系特征，也谈到了在美国、澳洲、法国的情况，甚至还提到了中国香港；最后他呼吁重建奥林匹克运动会。2008年中国官方获得正式授权出版的《奥林匹克宣言》（皮埃尔&德&顾拜旦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是一个综合性文本，除多种语言版本的《宣言》本身以外，还收入了顾拜旦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三十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演讲词。与这些文献比较起来，《宣言》实际上并不更像是一份庄严的宣言。但是考虑到核心思想的提出与时间的因素，它被视作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宣言是可以理解的。光是在《宣言》中提到的关于民族精神状态与体育的关系，就仍然很值得今天的我们认真看待：&事实上，我只是强调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法则：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志向和习性，同这个民族如何理解体育、怎样加以组织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第6页）是啊，在我们频频掀起金牌旋风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更好地反思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是如何理解体育和如何组织体育运动的呢？进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的精神状态、志向和习性&呢？《宣言》中还提出，世界田径运动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特征：民主的和国际的；同时表示希望体育运动能够对和平事业提供崭新的、强大的支持。在今天，虽然像&民主的&、&国际的&这样的核心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在赛场内外的风云中我们又是多么容易就可以看到违背这些概念的观念与行为。
　　在&顾拜旦文选&这一部分，闪烁着许多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充分体现出顾拜旦作为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国际主义思想家的全面修养与价值观念。他说到在中世纪身体素质一直不被信任，被看作是精神的奴仆，在当时（1894年）这是一种新锐的思想，而在后来的现当代哲学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作为教育家，顾拜旦对于国家与教育的关系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我们只需要调查一个民主国家的学校和大学，就可以知晓这个国家兴衰的秘密&（第117页）。对&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这句由一位宗教人士说出的话，顾拜旦高度赞赏，并加以阐述：&生活中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奋斗，其精髓不是为了取得最终的凯旋而是使人类变得更勇敢、更强健、更谨慎和更落落大方。&他认为&这是我们国际奥委会的指导思想。我们将继续从中汲取灵感&（第123页）。实际上，今天我们需要从中汲取的不仅仅是灵感，更多需要的是反思与批判性的思想资源。今天人们常常会对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某些现实心存不满和困惑，但是这些不满与困惑也同样存在于一个多世纪前的顾拜旦的心中：&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今天的体育正处在危险境地，充斥着广告和欺骗。在我们的社会，一切努力都被视为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竞技体育也被举办公共展览的组织者看作是一种商业性的获利手段。而我认为，复兴奥运会的必要性，在于要用它来提倡人们对真正的体育锻炼的尊崇，即在真正的、纯洁的体育精神指导下进行的体育锻炼，它是骄傲的，令人愉悦的，也是忠实的。要实现这一理想，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这需要时间。&（第125页）在1920年，他继续看到了商业利益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巨大腐蚀性：运动员拜倒在金钱名利的脚下，对金钱的贪婪导致万恶横流，危及了勇敢、自由、公正和忠诚等精神；于是他呼吁：&当务之急应该为青年开办一所实践骑士精神的学校。&（第150页）这种呼吁在今天看来不免显得太书生气了，但是顾拜旦还是在一切因素之上准确地看到了人的因素。他认为必须强调人的问题：&运动队常常控制在职业行政人员或对体育活动一窍不通的政治家手中。&（同上）在强调提高竞技比赛的专业水准的同时，他更为强调要让所有运动形式免费地为所有公民服务，&用这种方式，并且只能用这种方式，才能造就健康的和完全爱好运动的一代&（第157页）。这就是全民健身与金牌的举国体制的博弈，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再也无法容忍&最需要运动的人供养着别人代替他们运动&这样的现实。
　　当年的顾拜旦无法想象的是，在日后政治意识形态、商业广告与团队性欺骗会如何侵蚀着奥林匹克运动。顾拜旦也有过在政治判断上的重大失误，或者说这种失误反映了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的紧张关系。在1934年，针对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和扩军备战，国际奥委会对是否仍在柏林举行奥运会进行了专门调查。负责这次调查的是当时国际奥委会委员、一贯声称&体育与政治&分开的美国人布伦戴奇，国际奥委会因受希特勒宣传和表面现象的蒙骗而维持了原议。1936年6月，欧美多国人士在巴黎召开了&保卫奥林匹克思想大会&，号召全世界人民抵制纳粹奥运会，并试图争取将会址改在巴塞罗那。顾拜旦在1936年7月致柏林奥运会火炬传递者的祝词《高举火炬前进》和在该届奥运会闭幕式上的演说《永恒的奥林匹克圣火》，由于&没有认清希特勒的政治意图而吹捧了希特勒&（第187页）。其实，是否&认清&的问题难以证实，但是&分开论&与国力崇拜却一直是国际奥委会的工具理性传统。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国内出版界出现了小小的奥运会读物出版热，其中由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后人诺佛瑞&顾拜旦男爵编撰的《&奥运之父&顾拜旦的一生》（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5月）以丰富的图像资料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颇有意义。当时我曾在&书记&中写到，中国人离古典学有多远，离现代文明就有多远；狂热地涌向街头的人群离古典学有多远，离真正的奥林匹克源泉就有多远。今天，在伦敦举行的奥运会并没有引起国人对认识和思考英国的民间体育社团的兴趣，而当年顾拜旦在他的演说、文章中多次把这一伟大的地方体育传统介绍给人们。还有就是，在顾拜旦的思想成长中有一块重要的基石，那就是宗教情怀。他从小成长在法国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家庭，他的博学多才的修辞学老师卡龙神父对他有很大影响。关于信仰与思维、心灵与情感的思考，是顾拜旦人生哲学的重要基石，也是他把奥林匹克主义定义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思想来源。他的《体育颂》赞美了&天神的欢愉，生命的动力&，同时也充满了对社会正义与公平的理想：& 啊，体育，你就是正义!∕你体现了社会生活中追求不到的公平合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要思考的：啊，体育，你还是不是正义？
.清晨，伦敦奥运会闭幕式之后
遆存磊: 沈从文那些忧郁的碎屑 -- 遆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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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郁: 侵袭的家园，失落的乡村
&by&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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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已经是很高了。
年3月时，我像往常一样回家给父母祝寿。两位老人年龄越来越大，行动也颇有不变，每次回家看到他们行动迟缓的身体，花白的头发，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在城里的饭店订了房间，一家子人热热闹闹地聚会，吃饭，聊天。只有这个时候父母的脸上才充满了沧桑而幸福的笑容。姐姐，哥哥都在那个小县城里买了房子，生了孩子，除了我自己有些不着调，一直让父母牵挂着，他们对生活其实已经没有太多要求，子孙满堂，阖家幸福，这样俗气的生活就是他们最好的追求。城市是他们一直向往的生活，平时在村里，父母最值得炫耀的也就是这些孩子一个个都进了城，从农民变成了一个城里人，哪怕从我们那个村落到那个小城也不过五六里路，十几分钟的车程。但是城里人的身份就是最值得炫耀的资本。在吃饭的间隙，我还听父亲说，近几年政府要有大动作，把城市附近的零散的村落集中迁移，汇聚到小城的周围，统一规划和管理，变成城市郊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把所有的农民都变成城里人，离开他们视如命根的土地。
“不能畅销，何必出书”-- ├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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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城市故事中的……剧情主线 -- ├上海书评
仍需文章觉天下，只缘霸业……苦苍生 -- ├上海书评
思郁: 中国律师：模糊的存在
&by&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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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2012年，中国的律师制度引入已经过了一百年，这一百年间，律师制度的发展可谓跌宕起伏，波折多变。按说，前半个世纪陷入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节奏之间，后半个世纪几乎隐匿不见，成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品。中国的律师制度先天不足在于，它跟民间的法律服务或维权意识并无直接关系。傅国涌在书中提到的民国时期的大律师，刘崇佑为五四运动的学生辩护，章士钊给陈独秀案辩护，吴凯声为陈赓和廖承志辩护，大批律师在苏州法庭为沈钧儒等七君子辩护&&我们已经察觉到了一丝异样。书中提到为普通百姓辩护时的例子寥寥无几，只有包天笑在《护花律师》中写到了一位上海律师朱斯芾，世家子弟，为人潇洒飘逸。这位朱大律师名曰&护花律师&，平时自然多光顾风月场所，包天笑称他是&出入花丛的人&，倒是显得很浪漫多情。不过他的确帮助了不少堕落在风尘中的孤苦女孩脱离苦海，摆脱困境。也算是功德无量。
年11月为&游伯麓杀人辩护&。&据记载，1931年10月1日下午，上海市宝山路五区警署值岗警士禁止群众张贴反日标语，激起群众义愤，聚集五区警署前抗议，警察署长游伯麓下令警士开枪，死2人，伤5人，造成宝山路惨案。由于工人和各界人民的强烈抗议，游伯麓被撤职，送法院审判。因为民间对此案甚为关注，引起了公愤，最初没人敢接，很多人都认为为罪人辩护，罪大恶极。张耀曾却认为：&为罪人辩护，乃属本职，虽罪大恶极，亦须维持公平。&后为了向民众说明法律之本意，又先后发了启事，说明情况。启事大意是说，被告人必须有人辩护，为文明之精神；另外本案真相尚待确认，他们的辩护也意在拥护国法，保障人权。
年4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时尚的秘密就是资本的秘密 -- 上海书评
日暮乡关何处是 -- 柴静
（野夫的书）
游伟: 送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
&作者：游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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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也是本书附赠纪录片摄制者寇延丁将袁天鹏和南塘村兴农合作社主事人杨云标&撮合&到一起之前，杨云标正处巨大的苦恼中。苦恼的根源，最重要的当然是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现实遇到的资金问题，其次则是这群从维权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村民，如今有着更明确的自治愿望，然而却面临着由于乡间的人际关系而导致会议效率低下，大家在一起商量事情，要么无疾而终不了了之，要么会上勉强同意会后却消极对待牢骚满腹，严重影响了合作社的正常运营。
在沉疴遍地的时候……选择如何可能？--上海书评
思郁: 书籍会革命吗？
&作者：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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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之惑——张立宪
读一点诗经——王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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