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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图)－－值得一看
南方周末本期封面
　　十年前，那个令人悲伤的夜晚
　　□本报记者 张 悦 赵 蕾
　　“”。
　　日晚11时许，路透社驻中国首席记者马珍的传呼机显示出这串数字。这是让马珍心跳加速的数字。它蕴藏着一个秘密。
　　对新闻记者来说，这个传呼极端重要，其含义是“邓小平去世”，只有发信息的“知情人士”和马珍两人知道。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前，另一串数字出现在传呼机上——来自另一位知情人士，含义依然是“邓小平逝世”。
　　“只有我们知道打传呼的人是谁，他们彼此也不认识。”马珍的同事林洸耀说，他立即回电话核实消息。
　　与此同时，马珍的电话响了，来电者是位高级别官员，说话简单而含蓄：“别睡觉了，今晚要出大事。”
　　从三个不同渠道的消息，印证了一个当年全世界最重大的新闻。
　　最后时刻
　　日，邓小平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对这位生活规律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例外绝少发生。
　　虽然也有先例，比如1990年
期间，熬夜看球。但保健医生发现这次情况不妙。老人咳嗽不止，不能畅快呼吸，不能下咽食物。身边的医生已不能应付局面，只好把邓小平送进医院。
　　让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主任刘金田至今仍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参与创作的系列纪录片《邓小平》成为老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后一部电视片。
　　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元旦那天，下了雪，老人躺在沙发上看完《新闻联播》后，仍有兴致地欣赏其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随身医护人员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话一句句重复出来，黄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羞涩。
　　“那部片子我参与了创作，话语非常平实，小平同志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我们也不试图神化他，但小平同志仍然对我们偶尔描述他功绩的句子感到不好意思。”刘金田说。
　　中南海里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在这个时候依然忙于国务——1月，总理李鹏去了辽宁，政协主席李瑞环去了海南，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副总理朱镕基去了重庆，常委胡锦涛也按计划出访南美三国。
　　这时正是新年和春节之交，一年之计在于春，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务繁忙。这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接到通报说小平同志病情稳定，不会有什么大事，大家有事可以去办了。
　　春节前夕，邓小平没有回家过年，但他仍然可以在医院会见前来看望的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
　　当时的新闻报道说，在谈话中，邓小平请江泽民等转达他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当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两件大事办好。
　　进入2月，人们敏感地注意到，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一位当时的部级官员告诉本报记者，他很早就接到中央通知，说小平同志快不行了，这段时间要待在北京。
　　春节期间，回老家过年的刘金田接到上级电话，“说小平同志不行了，要求我立即回京。”接到电话的还有刘的其他同事。几天时间内，他们完成了《悼词》、《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三个文件。
　　老人从早到晚陷入疾病的折磨中。黄琳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
　　专家说：“他的心脏并没有什么厉害的病，肝脏也好，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后来神经系统不太好。由于帕金森病影响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后来只能吞咽，也影响他活动。他患帕金森症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差，再后来就是呼吸的问题了。”
　　采访过多位邓小平医生的研究者余玮说，那些医护人员便是小平临终时刻的见证者，他们所见证的是一个平民化的小平。
　　据透露，小平病重期间，他的家属与他一样，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不干涉医护小组的方案，小组完全自己做主。当然，每一套方案实施前，医疗组还是要请家属签字，家属只是履行手续，对医疗组特别信任、放心。
　　医护人员看到邓小平痛苦的样子特别难受，脸上难免露出愁容，老人会说那么发愁干嘛，高兴起来。
　　日傍晚6点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异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
　　邓小平夫人卓琳带着全家人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中央，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眼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医生傅春恩说：“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进行全力抢救。”
　　到晚上9点0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301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眼睁睁地看到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
　　这个晚上，恒温病房内依旧温暖如春，窗外的冰雪却是一派北国气象，老人在这里走完他最后的历程。
　　平静告别
　　当一辆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白色灵车开上长安街时，尽管从位于五棵松的301医院到八宝山只有2500米，但挤满了首都各界人士和从各地赶来的10多万人民群众。
　　有几个年轻人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情景。
　　“跟当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感觉和情绪有一些相似，很悲痛。”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忠德回忆说。
　　事实上，当日周恩来逝世10天之后，1月19日，邓小平的大头像首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色调极为暗淡。封面左下角注明：“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
　　日，《时代》创刊74周年之际，邓小平第8次登上它的封面，只是，这次他看不见一个轮回后外界对后来者的期盼：《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者能否把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所接受或喜欢的超级大国？》
　　3月3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在《告读者信》中称，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小平就位列其中。
　　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及其追悼活动往往超越一个人的逝世本身，这种“超越”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比如周恩来和胡耀邦逝世后的情形。
　　这样的时刻往往敏感而揪心。
　　政治分析家则倾向于将邓小平的去世与日毛泽东的去世联系在一起。
　　2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和《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其形式级别和毛泽东主席同格。但没有像1976年那样发布《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仪式的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予陆海空3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和《中央委员会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紧急电报》等文件。
　　一位新华社资深记者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我下楼上班时，电梯服务员很平静地说：‘小平走了。’上班的路上很平静。我用从业30多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当年毛泽东逝世时的情景，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和21年前9月9日相重复的痕迹。”
　　20日凌晨4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第一时间上街采访，其时只有农贸批发市场人头攒动忙于买卖的人们从记者口中得知这一不幸，一位卖菜的农村妇女用纯朴的语言反映出人们对邓小平的感情：“要不是小平俺们现在哪能卖菜挣钱哪”
　　记者继而问她：“那你担心不担心邓小平逝世会影响现在的政策呢﹖”
　　“我不担心，改革开放都快二十年了变不回去了要变也是往好了变你说呢﹖”
　　在广东深圳深南大道上邓小平的巨幅照片前，很多市民、企业人士自发地献花圈、默哀，悼念邓小平，一时比较拥堵。
　　深圳市公安局因此开了一个维持悼念现场秩序的会，当时的公安局长在会上说，我们讲清楚了，这是悼念小平同志的活动，是群众自发的，民警维持秩序的时候一定要以礼相待。
　　刘忠德回忆说，当时中央的意思是，小平同志虽然走了，但是(他力推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当时也有种种担心，但最终能实现平稳过渡，在我看来，说明大多数老百姓还是赞成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我认为最重要”。
平稳过渡，不留遗言　　一个以江泽民为主任的459人的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治丧委员会没有设副主任。
　　邓小平逝世后，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实际上，邓小平主动从政治舞台淡出以后，很平稳地完成了新老交替。
　　他相信已完成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
　　小平去世后的几天，中央电视台多次在节目中播放邓小平肯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镜头。
　　和毛泽东离世那种撕心裂肺的场景相比，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这是后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经常提及的，而这正是他自己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种努力的结果。
　　邓小平生前再三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2·１9”距香港回归日只剩131天。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20日早上悲痛地表示，“一国两制”概念创造者无法亲眼目睹香港回归，感到十分难过及悲痛。
　　同样在这天，《大公报》一记者匆匆从深圳赶回香港，他在中环地铁站做了随机采访。采访了大约100个人。
　　采访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你知道今天中国发生什么重要的事吗？二、你认为邓小平的逝世对中国大陆或香港未来走向影响大不大？三、你觉得邓的逝世会影响香港回归吗？
　　采访结果，百分之八十六的人知道邓小平去世；多数人认为这是件大事，但不认为会影响中国大陆或香港社会的未来走向；多数人也不认为会影响香港回归。
　　刘金田透露，小平在最后的日子里思维清晰，但他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那段时间，老人有时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
　　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只是淡淡地说：“该说的都说过了。”
　　“南方讲话就是邓小平最后的政治嘱托。大局已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什么了。”刘金田说。
　　全球吊唁
　　邓小平是20世纪后期，对人类世界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之一，世界各国领导人，无论其处于何种集团或者属于何种意识形态，对他逝世的反映确认了这一点：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项声明中说：“在国际社会，他将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
　　美国总统克林顿同马萨诸塞州的政界领导人，在东波士顿的一家餐馆里得到邓逝世消息。他的第一句话是：“邓小平是过去20年里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
　　在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
　　1989年5月曾访华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于当地时间19日晚，在莫斯科发表悼念谈话。他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之父”。
　　法国总统希拉克称邓小平是“他的国家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金正日则称他的功绩“永放光芒”，卡斯特罗认为邓小平“对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做出宝贵贡献”。
　　早些时候，英国首相梅杰发表讲话，其中强调“一国两制”的构想“充满想象力”。
　　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开放邓小平灵堂，许多香港市民自发排成队，等待着送花圈和吊唁。
　　当时在北京发生的某国领导人叛逃事件也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各国媒体不得不作出选择，是继续捕捉新闻最新动向还是转移人力投入邓小平逝世的报道。
　　马珍试探性地将这个选择难题抛给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方答复是：“你们先报道邓小平逝世的新闻吧。”于是，路透社最先撤去了在某国使馆门前24小时蹲点的记者。
　　似乎是作为印证，某国官员20日说，关于该事件的谈判因邓小平的逝世而暂停。这位官员认为，中国和该国有着一样的传统，就是不要在人家办丧事时去打搅。
　　邓小平逝世时只是一位普通中国公民，退休后，他惟一的头衔是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一位普通公民逝世，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政要发来唁电，联合国降半旗，在此期间国际很多重大会议都为他默哀。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情况。
　　没有元宵的元宵节
　　在人们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没有元宵的元宵节。在很多地方，那年没有人挂红灯笼，也没有人放焰火。
　　各地电视台停放了之前热播的《蜀山奇侠传》等电视剧，转而播放以邓小平为主人公的电视剧。
　　在刚刚兴起的海外中文论坛上，有人用惠特曼写给遇刺的林肯的诗缅怀改革开放的“船长”邓小平——
　　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
　　我们的船安渡过惊涛骇浪，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手中。
　　港口已经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
　　可是，心啊！心啊！心啊！
　　哦，殷红的血滴流泻，
　　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同样在这个10年前的春节，《东方时空》的编导林芳棋(化名)正在离昆明不太远的一个小村子等待元宵节，那里有十几个六七十岁的小脚老奶奶，舞着一条乌黑的龙。
　　有一天，拍摄间隙，她和同事坐在屋外晒太阳。村里的大喇叭突然飘出了哀乐，同事说：是不是小平不行了？赶去村委会问，果然是。同事又说了：这片子不成了，估计元宵不会办灯会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又对了。
　　老太太们也知道消息了，竟眼含泪花。她们说：感谢毛主席，因为他们解放了妇女，不用裹小脚了；感谢邓主席，因为他让我们穿上了毛涤卡。
　　林芳棋准备放弃预定的元宵拍摄计划打道回府，老太太忽然问：可不可以用送村里老人的方式送邓大人一程。这是她们自己的方式，每逢村里红白喜事，都要请老太太们舞龙助兴。
　　元宵节那天，家家户户在自己门前的泥土地上插上当地特产的一米长的大香，老太太们穿着蓝色的半长褂，她们的小脚踩着玲珑的绣花鞋，在袅袅香烟中，一条乌黑的龙在金色的云上凌空高蹈，一群村里的孩子在后头跟着撒欢……
　　“历史和政治其实离百姓很近，这是我以前完全不懂的道理。”林芳棋说。
　　“老太太可能不知道何谓历史观、谓政治，但她们心明眼亮，就算居住偏远，历史和政治在她们心里和家里的账本一样清楚。”
　　林芳棋后来和她的同事调整拍摄计划，这个节目和胡锦涛陪同小平家属撒骨灰的片断在同一天播出。
　耄耋之年再变法　　1992年元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参加了“运筹与健康”杯老同志桥牌比赛。这个比赛是由他本人在1984年发起的。比赛结束时他获得了冠军，并被授予“桥牌大师”的称号。在职业桥牌的全部6个技术等级中，这一称号位列第三。大厅里因此喜气洋洋，冲淡了一个星期前的圣诞节的晚上、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的阴影。其时邓小平已经88岁，还相当健康。
　　半个月后，他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中国历史如同一个螺旋，变革举步维艰，进步常遭逆转，而他将要解开死结。他试图让中国的改革新政成为永久性的，至少也要“一百年不变”。
　　这次充满激情的私人旅行使中国恢复了活力。在那个时刻，邓小平强烈的改革决心使得人心震动。在离开深圳这个城市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他又要求深圳市委书记说：“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这种言谈风格让人联想起邓小平过去的绰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因善于辩论他被同学称为“小钢炮”。而上个世纪70年代，他有个外号“钢铁公司”。不过在退休后，人们已经很少看到他强硬的一面。
　　与当时普通民众的印象不同，“南巡”的目标并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保证改革的持续。
　　在电视上看女子体操的小运动员比赛时，邓小平总是说：“稳一点儿。”在这方面，他一向是杰出的表率。在关于改革的论争最为激烈的1991年，他不动声色。到了1992年，他才围上灰色的围脖，开始了旅行。
　　像邓小平以往的故事一样，这次重要的旅行也带有轻松的逸事色彩。到深圳仙湖植物园他第一次见到了“发财树”。“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他说。他登上了深圳的高楼，眺望了香港。在珠海登山时，因为下山道路崎岖，警卫建议原路返回，他却执意选择了新路。他的回答被认为是朝气的体现：“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在深圳、珠海、广州和上海，他总是在提醒人们改革的必要性。他反复强调者，必是值得尊重的常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更加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则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次旅行是秘密的，即便是在香港媒体已有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同意新华社发布消息。直到3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还继续吗？不仅继续，还要被重申和强化。
　　这一年的6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表示同意正式使用这个提法，并表示可以用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
　　在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被更为明确和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
　　在1979年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时，这家杂志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
　　1992年的南方旅行则让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文章写的则是“航空母舰”在13年里的第二圈。
　　“我已经交卷了”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在日的谈话中说。不过危险没有在1992年出现，他掌舵完成了“转弯”。
　　十四大刚刚闭幕，女儿邓榕搀扶他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在大批的与会代表中接见了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
　　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做出的最后一次重要露面。至此，他一生中的“运筹”已经基本结束。
　　他试图真正地做回平民，就像“南巡”接近尾声时在上海那样。那天是元宵节，节日里民间的欢快气氛令他兴致盎然，以至决心去“买点儿东西”。身边工作人员为他选择了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他则向吴邦国借了10块钱，给孙辈的萌萌和羊羊买了铅笔和橡皮。这次经历让他觉得有趣。回来后女儿邓林问：“老爷子你今天逛了商店，看见什么了？”“就看见人了，”他说，“以后再不去了，扰民。”
　　这年夏天，他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在北戴河，他一共下海8次，每次游泳约45分钟。护士试图用对一般老人说话那种玩笑式的口吻约束他：“今天下海咱们表现好一点，少游一会儿，明天就还能批准咱们再游。好吗？”但是邓小平不受别人控制，即便他已经88岁了。“好不容易才下去一趟，我才不呢。”他说。
　　这一年的8月，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整个中国都已经打上了小平那种务实的印记。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Ｗ·张总结近代中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孙中山等领导人，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邓小平曾经与周恩来一道制定了“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在其一生中，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都是不渝的追求。不过，改革开放之后，他把目标调整到了更切实际的“小康”。他已经尽了责任，1993年初，他告诉中共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
　　与美国相处的任务也落在了新领导人的肩膀上。美国曾被中国看作是头号霸权，而如今它也是一个制裁者。“银河号事件”就是当时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这艘中国货轮被美国怀疑运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而且目的国是伊朗。不过，在接受美国人指导的沙特人花费了整整一周时间检查了全部782个集装箱后，美国人只好签署了一份船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的声明。
　　1993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赴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在分析家看来，与克林顿的会晤并不像双方期望的那么热情友好，但江泽民还是送给克林顿一支上海制造的萨克斯管，并建议自己用二胡与美国总统来一段二重奏。这个提议是由翻译造成的一个小误会引起的，令克林顿感到迷惑。但是，正像邓小平在1976年做过的那样，如今的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头号强国的示意是明确无误的：轻松一下，来点儿音乐。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说：“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对话了。”
　　这是一段形势好转的时期，也是一段不够顺利的岁月，全国通货膨胀率在经济爆炸性的膨胀下高达22%，而房地产投资开始兴旺，导致大城市的通货膨胀率比小城市更高。民生成为国家政策的重点，中国的多位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说了同样的谚语：“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们把邓小平扶下车，又把他搀到一张轮椅上坐下。他观看了国庆焰火，并留下了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张照片。他已经90岁，到了鲐背之年，皮肤确实生斑如鲐鱼之背，不过他仍不会让自己的头脑局限于琐碎的事务之中。《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描述说，“尽管照片上的邓显得迟钝而老迈，但是他对同事们的谈话却是清晰而富有远见的。”
　　国际舆论仍然认为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是“过渡性的”，邓小平决定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意味。
　　晚上，邓小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极具影响力的短文。他委托出席国庆晚宴的薄一波宣读了一份致词，文中要求政治局成员和全体中共党员“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从此，他再也没有特意公开露面。他交棒了。这一次，他做得悄无声息，就像早年在法国雷诺公司勤工俭学时的一个下午，他收拾好工具，没有大声招呼谁就下班了。国庆焰火照亮了北京的夜空，而他已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一段基因，一段源代码。中国以后的一切变化注定会携有他的影响。
　　最后的宁静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一座青砖灰瓦、绿荫满庭的两进的院落里，邓小平不再工作了。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这个院落充满了自然界的气息：“果实累累的石榴，层层叠叠掩映着轩窗明亮的二层小楼。院子中央小小的莲花池里，夏莲正开得姹紫嫣红。池中太湖石上流水潺潺，半空枝叶间，间或可闻啾啾鸟鸣。”
　　在这一阶段，邓小平的身体已经变得衰弱了。
　　这一年，在关于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江泽民与董建华单独握了手。其实邓小平时代对此已有铺垫。1986年，董建华的“东方海外”企业曾得到霍英东和中国政府的1.2亿美元贷款，从而渡过了难关。
　　在晚年，邓小平睡前经常看武侠小说作消遣，但与很多人的印象相反，他对这种读物评价并不高。“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他对邓榕说。
　　他最后3年的生活在《邓小平年谱》中也仅有8页记录。一旦不再工作，邓小平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了。邓林曾说，她给了自己一个电视纪录片的命题，拍“邓小平的一天”，但尝试了几次之后就放弃了。他的日常生活太规律了，太普通了。“你想找一个戏剧性画面，找一个特别有情趣的镜头，找不着。”她说，“所以拍了几次也没成功。”
　　邓小平仍在吸烟。这一年12月22日，因肺部感染他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次年2月7日出院。
　　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发现的那样，他吸的是一种过滤嘴比烟体还要长的特制香烟。以前在接受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他也吸烟，还使用痰盂。法拉奇却对他印象颇佳。相比之下，很多外国元首尽管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却不能博得她的好感。
　　“他愿意接受非常尖锐、非常深的问题。”钱其琛回忆说。原定采访只进行一次，但采访结束后，邓小平认为这位意大利女记者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深刻，所以主动提出再接受一次采访。法拉奇在北京饭店里整理录音，把每一个口头语“这个”都收录在内，然后才发稿。
　　正是各种具备挑战性的问题，为世界留下了更多的、更真实的关于邓小平的记忆。1970年代，当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会谈结束时，有人问邓小平，“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反对你的人？”邓小平回答说，“有！”包括卡特在内，每个人都屏息着听他怎么说。邓小平停了一会之后又说：“在中国的一个省遇到了激烈的反对，那就是台湾。”
　　在一生中，他一再证明了人类的常识多么值得尊重，比如说，每个人都喜欢有幽默感的人。比如说：一个生活中有魅力的人才会成为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平庸者无论身居何处都会平庸。
　　日，邓小平又一次因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生命只有最后两个月了。他的未竟事业仍有很多，小如中国足球，大如政治体制改革。
　　在医院里，他看到了正在播放的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后来回忆说，当邓小平看到自己，他的脸突然红了。
　　2个月后邓小平去世，基于邓小平本人在祛除个人崇拜方面的成功，人们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离去。这年夏天，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很多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米粮库胡同深处的院落里雪松、藤萝、海棠和樱桃的婆娑绿影，在这里，一个伟大而平凡的老人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
　　(本文参考《邓小平年谱》、《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等著作)国宾馆，人们把邓小平扶下。
小平逝世新闻如何传遍世界.cn 日10:36
（来源：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张 悦 赵 蕾
　　之前并非毫无预兆。2月17日那个周一，一位朋友约路透社驻中国记者马珍见面，“必须要出来见”。
　　这位朋友的丈夫当时每天出现在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她告诉马珍，邓公身体不行了，另一方面，马珍得到消息，几个中央领导人提前回京，据此，路透社于当天发出邓小平病危的消息。
　　然而，在之前的10年间，国外媒体多次误报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典型的一次是1995年，有国外媒体报道，邓小平已经去世了，无疑，是假新闻。
　　可是这次，马珍相信是真的。周二，在马珍的要求下，香港、东南亚、美国，在世界任何角落，会说中文的路透社记者都被调到北京。
　　新记者们还没有倒过时差，周三晚上就投入新闻大战，就连摄像记者都上了街，“无论如何，去拍点什么回来。”马珍要求他们。
　　并不是只有马珍们知悉这一消息，当时，已有外国记者靠近中南海西门观察到领导人车队的出入。当天晚上，有点冒失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还跑到了邓家。
　　外国记者们的求证只能通过隐秘方式进行。林洸耀发现，中央电视台15层灯火通明，这证明央视的领导们一反常态，仍在办公。另一路去《人民日报》的同事也带回了信息。此外，天安门广场的警察也多了起来。
　　一切都能交叉印证类似。作为路透社首席记者，马珍拥有独立发稿权，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实在太重大，路透社事先早有要求：这位20世纪最后一位伟大人物的去世消息，必须在新华社确认之后才能发。
　　发，还是不发？马珍打电话给她的领导。领导一番踌躇之后给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答复：自己看着办。
　　事后回想起来，马珍觉得当时已经有99%的把握，可是还有1%不能肯定。“如果你是小报可以赌一赌，如果你是大报，赌错了，你就完蛋了。”林氵光耀说。
　　位于三里屯的路透社北京编辑部都在等待。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专收新华社消息的电传机仍然保持沉默。早已写好的消息静静地躺在待发稿库中。
　　在2个小时的焦灼几乎到崩溃边缘时，马珍说话了，她只说了一句：算了吧，发了。
　　红色标识的头条也只有一句：邓小平逝世。
　　那一刻，是2月20日凌晨2点42分。2分钟后，电传机响了。
　　于是待发稿库中另一条也同时发出：“邓小平逝世。”新华社说。
　　天亮之后，来自路透社英国总部的消息说，在所有世界级通讯社中，路透是第一家发布邓小平逝世消息的。路透打败了美联、法新、彭勃……闻讯之后，北京编辑部的一个男记者放声大哭。
　　这些细节表明一个客观事实，邓小平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政治家。
杨尚昆之子杨绍明述说小平逝世.cn 日10:36
　　□本报记者 张 悦 赵 蕾
　　“钢铁公司”是邓小平的一个外号。
　　这一特性让邓小平代表着一种历史矢量，可以说，这一历史矢量至今仍旧作用在中国发展和崛起的进程中，并让这一进程在诸多变量的影响中 不改变方向。
　　2月2日，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子、曾贴身拍摄了邓小平12年的杨绍明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小平逝世前后的感受与经历。杨绍明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杨尚昆也是邓小平时代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多后，也去世。
　　“哎！”
　　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父亲已到南方去了，那次选择了海南三亚。我们是在海南岛上听到小平同志逝世的消息，是秘书传达的，说中央通知，小平同志去世了。
　　父亲马上说，我们立即飞回北京去！那应该是中午，还来得及飞回去。但碰巧，空军说有个零件出毛病了，今天不能飞。我父亲是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就说，“今天不能飞明天飞，你们今天必须把它修好。”
　　然后我父亲就让秘书了解情况，什么时候进行遗体告别，当时情况是，中央不举行遗体告别，后来我父亲还打听到，会举行小规模遗体告别，就是中央常委们参加。当时父亲很急：“唉呀，赶不上，赶不上见小平同志最后一面。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的。”
　　我父亲对小平逝世是很难过的，小平回中央工作后，因为和我父亲都是四川老乡，经常串门，一起吃 ，看电影什么的。我趁机也拍了不少他的照片，有时候他们家合影，也叫我过去拍。
　　对于小平的身体状况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听到小平去世消息，我们还是心里一震，觉得很突然、很意外，都不约而同地地发出一声：“哎！”
　　小平同志的生日是8月22日，每一年父亲都要给他送花篮，送些表示心意的礼物。到1996年小平同志生病时，礼物就没有送成。我父亲曾表达过一个愿望，希望见见小平同志，但因种种原因，也没见到。到小平逝世，父亲还是想，不管怎样，要见见他。
　　送花圈
　　第二天(2月21日)，飞机没问题了，我们飞回北京。回北京以后，说遗体告别举行完了，父亲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跟我说，“小二啊，我们要给小平同志送个花圈，就送到他家里去，一定要慰问一下卓琳阿姨。”
　　我和毛毛关系很好，每次她来，她都喊我爸爸叫杨爸爸，她从小和我妹妹是好朋友，我和邓家的孩子都很熟。
　　我和邓林(小平大女儿)，都是搞艺术的。我曾问她，有事找你怎么办，她说没关系，你用这个传真号，她给了我一个传真号。
　　就通过这个传真号发了个传真，说“我父亲很想送个花圈给小平同志，怎么送出去，我们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当天没消息，到第二天，邓林给我打电话，说告诉了妈妈(卓琳)，妈妈说派张宝忠来拿。张宝忠是小平同志的贴身警卫。我父亲一听，特别亲手写了挽联：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最后落款是：尚昆率子女敬挽。
　　这个花圈是我去办的，我们用放有营养液的泰国白兰花作成花圈，很新鲜，字是我父亲写的，他先在报纸上练好，才写上。
　　22日下午张宝忠过来了，我们通知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有两个摄像师，就把张宝忠叫来，父亲询问小平病情、卓琳的情况等，都拍了下来。说他代表全家向卓琳阿姨表示慰问。
　　当时张宝忠把花圈拿走的时候，父亲一再叮嘱要照顾好卓琳同志。他一走，父亲如释重负，感觉完成了一桩心愿。
　　25日开追悼会，父亲说要选一套最庄重的衣服，最后穿的是西装，我当时很想去拍照，但只有父亲的票，没去成。
　　追悼会的时候，我还是想拍，就弄了个三脚架，对着电视拍，包括有同志讲话痛哭流涕泪流满面的场面，我都拍下来了。
　　“我们全家永远怀念邓小平”
　　我父亲回来说，今天很多老同志都倒下去了，挺不住了。
　　追悼会那天，父亲站在最前面。那一天，我们也很担心，父亲这几天老是想着小平去世这件事，心情很悲痛，追悼会又要站很长时间，就告诉警卫员要好好保护首长，警卫员回来说，首长根本不让“保护”。
　　江泽民同志致悼词，5次拭泪的场景让人记忆深刻。刘华清撰文回忆：老同志都来了，悲伤不已，有的当场晕倒。
　　但杨尚昆没有哭，他像一个军人那样直挺地站在那里。虽然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西装，但对他来说，这更是一个军人与另一个军人最后的告别。在88岁的邓小平不顾年事已高执意“南巡”的时候，人们注意到，在很多重要场合，84岁的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都坚定地站在邓小平同志身边。
　　我在小平同志身边拍了12年照片，惟一一次没有去拍照是十四大那天，我父亲也去晚了，没和邓小平说上话，但后来小平同志曾转过头来，跟毛毛说，告诉尚昆，要想得开一些。首长听见传达，马上回答，我有啥子想不开的嘛！
　　父亲和我们全家人就一句话：像怀念毛主席那样永远怀念邓小平。
　　我父亲1998年去世的时候，一向很少出门的卓琳来到灵堂，坐了许久没有离开。
　　邓小平是一代伟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家，是领袖，一个毛泽东领导中国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富起来。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cn 日10:36
（来源：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朱红军
　　刘吉说，他没有直接接触过邓小平，只听过他的演讲。
　　但实际上，刘吉的特殊身份——1988年后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体改委主任，1993年后进京，使他有机会亲历若干历史细节。
　　从1980年代中期始，邓小平接连在上海过春节。此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低迷、重启的关键年份。
　　1993年后，刘吉开始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1年回上海，这段时间又是中国改革开放迅速推进的年代。
　　2001年，刘吉出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
　　日，当本报记者见到他时，他的身份是这所学院的名誉院长。
　　这座工商学院，坐落在浦东一处高档国际社区，大部分居民是外国人，也住着一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教堂、草坪、塑胶跑道，悉数力求与国际接轨。而浦东正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区域。
　　在访谈中，刘吉经常语出惊人，尽管很多观点难免会有争议，但毕竟是一家之言。
　　每个人都应怀念邓小平
　　1987年，刘吉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理论的副部长，那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活跃的年代。这一年始，邓小平一连在上海度过了七个春节。
　　刘吉：那个时候上海有很明确的规定，“不请不去，一请即到”，所有干部一律不得私下找小平同志。包括当时市里的一、二把手也恪守此一规则，即便春节拜年，市里也就去几个人。
　　老人家为什么愿意在上海过春节，就是因为在上海可以安静地休息，对外的事务主要是几个子女帮着接触。包括后来的皇甫平文章，其实也是根据邓小平同志单独找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谈的内容才写的。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便是1991年的皇甫平系列评论，发表之初，一度有人质疑，当年的组织者周瑞金回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将“皇甫平”文章及批判材料，送给了邓楠，请她转交给邓小平参阅后，才平息风波，否极泰来。
　　刘吉：当时邓公是找朱镕基单独谈的，朱镕基回来在车子上很高兴地说起。随行人员听了很兴奋，就给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周瑞金说了。文章发表之后，有人反应很强烈，打电话问上海市委：“是不是小平说的？”答复：“没有，小平从来没有谈过，确实其他的人都不知道”，这样就开始批判了。后来邓公说要看文章，明确支持皇甫平文章，这场风波才结束。
　　1993年，刘吉调任北京后，邓小平已完全退休。
　　刘吉：当时，邓公已很少见人。我非常敬佩邓小平同志，他曾说过，“我到年龄了就要退下来了，不要等到我说胡话你们还来请示我”。
　　这个老人是很了不起的，南方讲话就是他最后的政治遗言，后来，就真的没有公开说什么。　
　　邓公去世时，刘吉身在北京。
　　刘吉：他已经是90多岁高龄，离去时，中国正是风景这边独好，自己又儿孙满堂，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喜丧”，而且，他走得那么平静，坦然。
　　邓公平静离去，国家顺畅运转，丝毫不似毛泽东去世时的情景，但这不等于人们不悲痛、不感怀，很多人还是流下眼泪，刘吉也不例外。
　　刘吉：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想到邓小平，都会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邓小平，十亿农民恐怕还在人民公社的桎梏之中，后来农业首先改革，农民自由了，中国农业发展出现了公认的奇迹，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老干部会觉得，没有小平，那么多的冤假错案怎么平反？知识分子会想，没有邓小平，可能还是臭老九，被专政的对象。今天许多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当年都是知青，没有邓小平，可能还在“修地球”，谁能不感到悲伤？
　　刘吉自己的经历也可作一注脚。他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受到长达八年的政治迫害，是邓公拨乱反正，彻底解放了他，得以重回科研岗位。
　　和许多同龄知识分子一样，他对1978年充满了感激之情，对改革开放充满了同样刻骨铭心的期盼，对邓公更是充满感佩。
　　他认为，邓小平去世的十年中，邓小平理论依然指导着国家，而且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刘吉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过去管，现在管，要管到2049年。”
　　“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没有过时
　　中国共产党人在今天依然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面旗帜上，有一句话在刘吉看来弥足珍贵：“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这句话在南方谈话中被特别提到，也被收入邓小平文选，更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之一。
　　记者：邓小平是不是很反感“左”的一套？
　　刘吉：小平很讨厌“左”的一套，他不止一次说过，改革的阻力来自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那个“左”，但他很宽容，他不想重复用残酷阶级斗争方式整人的错误。希望那些人能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渐醒悟过来。他的政治遗言写了，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为什么强调一百年不变？就是担心可能会变。怎样保证基本路线不变，就是要防止“左”和“右”的干扰，小平讲了警惕“右”，主要是防“左”，这是套在“右”和“左”头上的紧箍。
　　记者：实际上，他还有一个思想是“不争论”，他说，一争论，尤其是“左”的东西一来，好端端的东西，就给毁掉了。
　　刘吉：党的决策层对此非常清醒，十四、十五、十六大报告中，党章里，都体现了“警惕右，主要是防左”的思想，小平逝世后，我们党对“左”的态度很明确，第一，宽容，这是从小平那继承的，不能用过去的斗争方法来办事。第二，就是不能任其自由发展。
　　　记者：这中间有没有“插曲”？
　　刘吉：曾有人提出，改成“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左”、“右”都要反，说这样更准确。“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这句话理论上没错，一万年都可以用，说了等于没说。但小平同志讲的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是专门针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的，有特殊指向的。
　　尽管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但在之前的1992年，就通过南方谈话为中国确定了航向，中国事实上已走上一条邓小平所确定和希望的道路，经济腾飞，整个社会也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记者：而这些年来，思想理论界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歇，而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有哪些？
　　刘吉：有许多创新。比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人大的时候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能变，后面还补充了一句话特别重要。这就是要始终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下的基础性作用，这句话就定义了市场经济的属性。
　　提起这些事，刘吉自谦说，离开北京的这几年，也不大关心政治了，只想做点学问。但在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受到某些人士指责时，奋笔写了几篇文章，《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科学地对待经济学家》等。他真的动怒了，字里行间剑拔弩张。
　　“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
　　刘吉记得，十六大以后，全世界都关心中国，中国还有没有可能继续高速发展？几乎所有国内外经济学家都给了肯定答案，并认为形势大好。
　　刘吉：究竟有没有“两极分化”？铁的事实，是在大家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基础上，一些人提高得快一点，一些人慢一点，但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是资产阶级越来越富，广大劳动者越来越穷，我们是这种情况吗？完全是混淆是非。
　　记者：但是有观点认为现在的两极分化要比以前严重许多。
　　刘吉：改革之初，1978年世界银行的数字是，中国10亿人，64%的人是贫困的，什么叫做普遍贫穷啊，这个就是普遍贫穷。文革中上海供应算最好的地区，小户一家三口，只靠半只鸡过年，这是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的。
　　而2003年，世界 ，中国13亿人口了，中央的数字是中国标准贫困人口是3千万，所以联合国决定在中国召开扶贫大会，让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来学习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怎么会一下子变得两极分化了呢，这不是很荒唐吗？
　　记者：但是很多人认为两极分化是存在的，比如农民的感觉？
　　　刘吉：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农民生活是逐步改善的，特别是让2亿农民工进城了，进城就改善生活了，我们的方向是发展是第一要务，让更多的农民进城，然后把他们改变成城市工人，但经常是有些舆论挑动社会情绪，激化矛盾。
　　记者：现在人们担心社会矛盾太激烈了，而这种担心就是因为存在着贫富的两极分化？
　　刘吉：过去农民即使吃不饱穿不暖，也出不了什么事，他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还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们看农民工尽管生活在城市边缘，但比在农村的生活改善很多，要不跑到城里干什么？当然工农有差距，城乡有差距，而且还比较显著。我们要关心，要逐步解决，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人均GDP才过1000美元就骄傲了，就要彻底消除差别！还是忘了毛泽东同志的“两个务必”，忘了胡锦涛同志的“重温两个务必”的教导啊！
　　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多尖锐矛盾，而有些文章说什么“我们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现在是几亿农民，背乡离井到城里打工，这是多么悲惨的事”。这不荒唐吗？几亿农民进城打工，这个不是历史发展的伟大潮流吗？他说这是悲惨的事，完全是站在没落的小农经济立场讲话！难道农民就应世代守在自己的土地上贫困，才是农民的愿望和利益所在，这不荒唐吗？
　　记者：你觉得目前社会的差距是好事？
　　刘吉：是好事。没有差距社会怎么有动力呢？毛泽东说差距就是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人的能力有大小，拉开差距在市场经济中是自然规律，如果大家还是平均主义的话，那谁还去干，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记者：可是有人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过了警戒线了？
　　刘吉：这个说法更荒唐。这个所谓的基尼系数，是 一个经济学家在意大利创造的一个系数，是在一元工业结构社会里面，一个小国衡量贫富的系数。中国不适合这个，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实际上可以说是多元结构，怎么适用？有些人不是反对西方经济学吗？怎么在这儿积极照搬西方呢？无非是危言耸听，扰乱社会思想，企图激化矛盾。要说危机，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5已经许多年，并没有出现所预言的什么危机。
　　刘吉的结论是，被人为炒作的基尼系数，成了某些一直以来反对改革的人做文章的幌子，他说自己忧心忡忡。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提及的贫富差距问题，刘吉认为，“炒作”这个话题违背了现实，更违背了邓小平理论。
　　速度再快一些
　　刘吉认为，邓小平的另一大贡献是指明了社会主义本质。
　　刘吉：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曾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搞清楚，苏联也没搞清楚，也就是说他对当时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提出怀疑，真的是石破天惊。实际上他是非常正确的。
　　当时邓小平没有直接说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用了三个排除法首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其次，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第三，速度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刘吉认为，这三条放诸现在，依然是真理。
　　刘吉：不能搞平均主义，搞平均主义发展就上不去，平均主义会使掌握先进生产力的人受到压抑，如何发展中国？什么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就是生产力落后的人群，没有掌握先进生产技能，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嘛。当然，社会主义首先要保持他们有温饱生活，至少是保持一个人道主义的生活水平。而最重要的是按照科教兴国的战略，努力培育他们掌握先进的生产力技能，从弱势转为强势。
　　速度慢了也不行，以后你这个社会永远超不过资本主义，永远跟着人家，你的优越性在哪？ 不做大，所谓的“种种矛盾”怎么解决？
　　记者：如果仅强调快，资源瓶颈问题怎么解决？
　　刘吉：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什么叫资源？什么叫生产能力过剩？都必须从全球化范围内考虑。人类正在掀起新科技革命新科业革命的高潮，必须从这里找资源，不断发展新的生产能力。日本首先就过剩了，它自然资源最少，怎么成为经济大国？日本战后先是贸易立国，后是技术立国。也就是说，你只用国内资源，当然就瓶颈了，但你调动全世界的资源，利用全球市场的话，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就是另外一个境况。
　　记者：但有人会认为，全球资源也有限，我们就一个地球呀？
　　刘吉：我们13亿人民还没有富起来呢，你首先张罗60亿70亿人的事，这不是荒唐吗？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我们先把这一代人的事搞好。
　　记者：环保呢，你发展这么快，环境能否承载？
　　刘吉：邓小平也是很重视环境污染，他至少三次讲过环境问题，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是科技部邓楠副部长为首做的，邓楠是小平的女儿，所以，小平当然知道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你首先要消除贫穷，只能是先发展同时注意治理污染。随着经济能力提高，更加注意环境保护，这才是唯物辩证法！
　　记者：小平也指出要共同富裕，你觉得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共同富裕”？
　　刘吉：这是一个大问题，首先涉及到什么是共同富裕，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要认真研究，反正不能平均主义，至于什么时间，反正短不了，是个历史时期。他讲的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事。他是充分估计了这个艰难性的，当时有整理讲话的同志想把“几十代人”圈掉，结果他亲笔加上去“几十代人”。我们必须时刻重温邓小平理论。
　　思想再解放一些
　　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他还有一个著名论断是，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早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任职期间，刘吉开创并主持了“双月理论座谈会”，邀请上海著名知识分子就改革开放等问题与市委主要领导对话。他认为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是民主的第一步。
　　他还认为，在邓小平逝世的十年中，中国在民主政治发展上，还要解放思想。首先是进行党内民主，才能带动社会民主。
　　记者：小平当年的构想是什么？
　　刘吉：小平讲得很清楚，第一我们必须实现民主，第二个我们不搞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的议会民主。
　　记者：你当时在社科院工作时有什么具体建议？
　　刘吉：我认为，谁上谁下，不要进行指定，而是要建立一个科学民主机制，要通过党委会选举，也可以推选几个人作为书记的候选人，党委也可以推荐几个，然后候选人要发表施政纲要，许诺本届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然后进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
　　记者：但是领导同志是不是有担心，比如会不会出现拉帮结派？
　　刘吉：我说的改革在党的高层，目前还做不到，但在基层党委是可以的。确实有人担心搞起来会不会出现派别，怎么收场，后来我说，如果我们这样一些干部仍然不能立党为公，仍然不能为了党和国家利益来投这一票的话，那党还有希望吗？
　　记者：你曾说党内民主的一个作用是把坏人小人选出去？
　　刘吉：基层党委和党支部选举，推行民主选举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家相互了解，通过充分选举，可以把好人选出来，把坏人拉掉。如果从基层就把小人、坏人统统拦住了，我们的党就更纯洁更有战斗力了。
　　记者：这需要一个过程，你觉得目前来看，我们怎么做？
　　刘吉：我觉得有两条，一条是明确愿景目标，给出历史承诺，告诉大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个什么样子，不画一个轮廓，大家心中没数，就不好朝着目标奋斗；第二条，最可行的党内民主先完善，许多优秀人才都在党内，有先天的可操作性。
　　记者：目前也确实是先在党内民主上试点。
　　刘吉：但动作还可加快，第一件事情，党代表的素质要提高，保证代表具有相当的水平和理性判断能力。如果你把文盲也选作代表，就因为他是劳动模范或是好农民，这是不行的。
　　相对于党内民主的建设，刘吉还提到了腐败问题，并认为这才是导致民情激愤的真正原因。他说，也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大事。贫富差距中有相当部分是腐败造成的，才是百姓深恶痛绝的。
　　多数理论研究者认为，邓小平理论最本质的特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在刘吉看来，“解放思想”还有很大空间，除了在发展民主方面要解放思想外，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解放思想依然有巨大空间。
　　记者：比如在所有制方面，应不应该排除干扰，解放思想，以迈出更大的步伐？
　　刘吉：是的。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按照小平的观点，一切符合小平定义的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剥削的，但私有制本身并不见得全是剥削，比如个体劳动者、家庭所有制，以及按国家法律和社会控制的“私人所有制”，所以后来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本质，只讲条件，只要符合条件的所有制，公有制也罢，私有制也罢，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
　　所以，我们现在也非常需要思想再解放一些，步子再大一些。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从何而来.cn 日10:36
（来源：南方周末）
　　□许新三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本报记者 向 郢
　　5年勤工俭学提供思考素材
　　1920年10月，年仅16岁的广安少年邓小平和80多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赴法勤工俭学。这是重庆爱国人士创办的“华法教育会”所推动的一次留法热潮。
　　当兴冲冲的留学生抵达法国的时候，正好看到了一轮资本主义经济的“寒潮”。因为战时管制经济的衰退，工厂大量停工，几十万退伍军人失业。在法国南部施奈德钢铁厂一个月的做工使邓小平一下子体会到了“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当时正值法国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之时，财政紧张促使法国政府大量增加货币发行，导致物价飞涨，一年内面包价格就涨了近6倍。留法的学生们都忍饥挨饿。
　　当1922年初法国经济复苏时，邓小平到了蒙达尼城夏莱特镇上生产橡胶的哈金森工厂当临时工，他后来回忆说，“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
　　学者们注意到，从邓小平 日到达法国到日离开法国，这五年零四个月，正好是法国经济从危机、萧条、复苏到高涨的一整个周期。在这个现代工业比较发达、市场经济运作已十分成熟的国家的底层生活，很显然使青年时期的邓小平对市场经济运作有了切身的感受。
　　从邓小平后来在国企改革上的思路和跟薄一波所说的“是真正在工厂当过工人”的话，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给他的影响。从后期他鼓励包干落实责任制的举措也能看出他接受了法国成熟市场经济的就业失业制度所带来的激励效应，甚至后来价格改革举措也能从当时法国的市场自由定价机制中找出端倪。
　　应该说，法国5年的勤工俭学经历，为他日后决策乃至晚年放弃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道路，提供了相当的思考素材。
　　离开法国之后，邓小平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他了解到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迅即转向承认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市场价值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并参与市场活动，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重建国家银行和专业银行。
　　59年后，邓小平说到了这段生活留下的印象，“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1926年底，回国后的邓小平便投入到革命、起义、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在1940年之后，他在留法、留苏时形成的市场思想，在太行区根据地建设中首次运用。
　　在边区推行激励机制
　　上世纪40年代初的边区除了打仗，要面对的困难还有本地农业经济的凋敝和日本侵略军的频繁扫荡和“经济封锁政策”。邓小平所在地区的境遇似乎更糟糕：1942年和1943年，太行区发生了严重旱灾，农业收成只有常年的二三成，1943年接连又发生了蝗灾。
　　在1940年前，太行区对敌占区的贸易采取的是“经济绝交”的办法，甚至规定卖东西给敌占区就是“资敌”。这时候，“开始注意经济问题”的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做法。
　　1941年6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和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贸易暂行条令》、《征收出入境税条例》和《特种出口贸易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令，不仅对内提倡“贸易自由”，给予老百姓生产、经营、销售、定价的自由权，并健全税收和贸易组织，派出干部团结一批商人，并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战争条件下，安排了平汉路东西两侧和太行、太岳、白晋路两侧的物资交流，用核桃、桃仁、花椒、皮毛等农副土特产品从敌占区市场上换回需要的棉布、药品、纸张、墨水等工业品。
　　这时候的太行区所实施的大生产运动处处都洋溢着激励机制。当很多边区大生产运动积极分子会被极“左”思想扣上“搞资本主义”、“富农思想”帽子时，邓小平却提出制定“奖勤罚懒”制度的建议。他说：“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他把给予个人生产模范和劳动英雄的奖金额竟然提高到了200元到300元，那时候，上到师长刘伯承下到普通士兵的每月津贴只是1.5元到3元。
　　在“奖勤罚懒”思想的指导下，日，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很快公布了在边区顿时名声大震的《滕杨方案》(滕代远、杨立三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的方案)。该方案极为大胆地规定了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以“二八分红”(即公八私二)的分配原则：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 ，70%归己；个人采集野菜，饲养鸡、兔、蚕、蜂等，“全归自得”。
　　太行区的市场通达和物价稳定多次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称赞。1943年后的太行区克服了灾荒影响，“且有部分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而“物价之低，在很长一个时候，为他区所不及”。全国解放前夕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时，太行区冀南银行钞票与晋察冀边区货币比值为1∶10，与晋绥币的比值为1∶20。
　　反思“大跃进”
　　从现存和公布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不论在西南局制定调整工商业政策，还是在任财政部长时解决预算平衡问题，或是在“大跃进”中对“左”倾冒险进行反思，以及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对包产到户的支持，都能看出邓小平独特的用市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处理经济问题的风格。
　　被任命为政务院常务副总理的邓小平是在1952年7月进京的，1953年就是中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央财政还是在转轨中出现了危机。这年3月底，全年的总预备费就花光了，出现了21万亿元的赤字。
　　9月开始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的邓小平在1954年1月作了《财经工作的六条方针》，这是我国最早对高度集中统一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冲击的改革举措。其主要内容有三条：预算归口管理、支出包干使用以及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结余不上缴这条因为与传统计划经济观念完全不合，一度遭到一些同志及苏联专家的反对，但邓小平还是坚持不改，“没有这一条，大家不可能有积极性，就不可能有归口和包干”。
　　在1958年“大跃进”之前的这两三年时期，因为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已经呈现，这一代高层领导都在尝试着走“新经济政策”。
　　但1958年 “大炼钢铁”打断了国民经济计划。为扭转“大跃进”带来的国营工业的管理混乱、生产无序和效益低下问题，196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试图通过责任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来着手企业整顿。这里面所隐含的市场倾向在几年后一度被“四人帮”给读出来，并进行挞伐。
　　这段时期的农业包产到户试验也中途受挫。就在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因主张包产到户改革而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受批判时，邓小平却还在力挺“包产到户”。他在1962年7月把刘伯承在军事上经常讲的“黄猫黑猫”理论借鉴到农业生产上，说“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还说，“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几年后，在江西，当即将结束3年零5个月庶民生活的邓小平被获准外出参观，在观看电影《红灯记》时，他借那个扮演李玉和的演员改掉“钱”姓的事情，发挥说，“没钱能干什么，国家穷、人穷，不就是没有钱嘛！”
　　有学者认为，纳入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运作的“大跃进”的失败似乎暗含了计划经济体制不灵的结论。或许，邓小平等领导人和整个社会已经从中获得重要启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或制度安排，不仅没有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经济比例失调和生产力的破坏，相反，它的弹性之大，甚至可以包容“大跃进”这样一个完全违背常识和规律的、凭主观意志决定的空想计划并得以畅行，却没有制度自身的校正机制，这说明这种制度安排是有致命缺陷的。
　　复出后的邓小平几乎不提计划经济这个词汇，他在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将所有时间都花费在国民经济的具体部署工作上，没有关于商品、市场的任何论述。他似乎还在思考。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当1978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他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对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是修修补补还是另起炉灶？
　　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据于光远提供的材料，在闭幕讲话提纲上，邓小平曾经亲笔写道，“权力下放，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
　　那一代的经济学家大多都记得1979年4月的无锡会议——389人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第二次全国性讨论会。不少经济学家在讨论中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这年，邓小平做了创办经济特区、支持包干到户、扩大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试点范围等工作。
　　时间到了日，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关于“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的提问显然触动了邓小平。在这个特定的语言场景中，他长期积累的市场经济思想第一次系统地表达出来：“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
　　个别学者认为，邓小平当时策略地使用了“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的提法，这跟李先念1978年9月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以及陈云1979年4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意见基本吻合，在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还没有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中完全解放出来时，这样的提法能减少改革起步时上下阻力，争取更多的支持。
　　这以后，他于 日同意国务院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日，根据邓小平“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的谈话精神，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而是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1989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的出现，把计划和市场问题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直接联系起来，市场经济究竟姓“资”姓“社”的争论又起硝烟，邓小平在 1990年12月至1992年2月连续多次谈话中，以更坚定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宣传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终使党在十四大上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由此完成了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战略转变。
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最后的牵挂.cn 日10:36
（来源：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向 郢
　　分配出问题是实践的问题
　　记者：我们注意到，这次邓小平改革与发展思想学术研讨会的一个热点话题是“共同富裕”，这跟当前公众所关心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有很多交叉点。请问，现在的贫富悬殊跟初期小平理论所强调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否有一定关系？
　　杨春贵(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邓小平所说的“先富后富”，指的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别，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捷径，而不是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两极分化，当时之所以强调先富后富，是针对当时“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
　　李占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主任)：邓小平文选三卷翻下来，小平自己讲了很多注重效率的话，但没有说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话是一个中央文件说的，那话在当时情况下也肯定是对的。邓小平提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因此他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发展快一点的带动发展慢的，加快发展，是“共同富裕的捷径”。
　　记者：公众和学界思考的是，中国社会目前所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是怎么逐渐形成的？
　　杨春贵：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在第一次分配中，一些人靠非法致富；一些行业靠垄断致富；以及国家在不同地区不规范分配，等等。这些都是违背邓小平所主张的按劳分配和按经营好坏分配的原则的。还有就是在第二次分配中，税收制度不够健全，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公共投入不足，同时也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致使一部分群众未能同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些显然都不是邓小平所主张的。相反，邓小平主张，要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
　　小平关注“两极分化”问题
　　记者：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时候注意到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问题的？
　　许新三(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1985年和1986年他曾经有段时间集中讲过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但那时他对中国能否防止两极分化，既充满自信，又不无担忧。他告诫大家：“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1992年时还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但是等到1993年，他的话里面就没有“如果”了，“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看得出，他的担忧在增加。
　　李占才：改革开放之初普天之下都是无产阶级，大学毕业在哪里工作转正以后每月都拿53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区差”每月62元)，收入悬殊的问题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不是很尖锐，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严格说是在“十五”期间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邓小平对两极分化从始至终一直很警觉，但辩证地看，小平也是有个认识过程的。1986年9月接见美国记者华莱士时他还很自信地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但他晚年时就意识到了分配不公要出问题，1992年底时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等到1993年跟邓肯谈话时，就意识到“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对此很担忧，“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应该说，这时候收入差距问题还不是很严峻，但邓小平还是很敏锐。
　　初始阶段，邓小平认为只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可以防止两极分化。1993年他与邓肯谈话时明确提出：“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那么，我们要想防止两极分化趋势的扩大，必须注重在分配政策方面做文章。
　　记者：要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是如何切分这个“蛋糕”的？制度上的考虑是什么？
　　杨春贵：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提的是一些原则。第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二是对“先富起来的个人”采取“征收所得税”，三是对困难群众，“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第四，“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通过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二次分配来达成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这些重大决策同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是针对新的情况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他去世的时候，我还在上学，我们学校还降半旗默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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