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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一線報告：資金短缺配套滯後 目前只是上樓
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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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城鎮化一線報告：資金短缺配套滯後 目前只是上樓
　　中國城鎮化一線報告
　　每經記者 李澤民
　　又一個春節過去了，出門在外的遊子們再一次丈量了回家的距離。
　　在歸心似箭之後，有一種莫名的複雜情愫在歸程泛起——滿心歡喜，又略帶失落和陌生。
　　在一些地方，推土機在狂飆突進，兒時的山水風貌，連同記憶一起，被機器碾壓填埋，取而代之的是樓房、電站、工廠和馬路。回家的時間在變短、道路在變寬，家的感覺卻離得越來越遠。
　　斗轉星移中，鄉愁在物是人非的現實面前，漸漸模糊。新人新事撲面而來，讓我們猝不及防，卻又急於找尋，那些望得見的山、看得見的水、記得住的鄉愁。
　　這是去年中央城鎮化會議中的表述，略帶詩意的同時給出了一個美好的願景，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盡可能在原有村莊生態上改善生活條件。
　　可以預見，新一輪城鎮化開啟了中國未來10年的發展引擎。這將直接影響2億人的生活，也將間接影響中國13億人口的未來。
　　當然，你，還有你們，都不例外。
　　在新型城鎮化建設大幕拉開的當下，如何實現從土地到人的城鎮化轉變，成為了決策部門制定政策的重要考量，也被公認為政策成敗的關鍵點。
　　我們從微觀個體的一個個“人”出發，沿著社會內核深處的流動軌跡，追蹤這個變遷時代裏暗含的發展機理和邏輯，為城鎮化建設提供原味料。
　　這是《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回鄉情懷，也是當下新型城鎮化的一份鮮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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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林鎮就地城鎮化的近憂遠慮：配套落後縣城樓市吸金
　　每經記者 彭斐 山東濟寧攝影報道
　　對於城鎮化，金焜 (化名)多少有些糾結。
　　作為自小在城鎮長大的普通居民，金焜首先想到的，是農民從老舊的平房，搬進新建的樓房；而作為一名曾經的村鎮建設幹部，在金焜眼中，城鎮化則是就地、就近建設社區，並轉變農民的身份。
　　這兩種不同的身份，讓金焜有著截然相反的
“欣喜”與“憂愁”。喜在眼前，城鎮化中農民住進好房子；憂亦不遙遠，新社區的建設與配套並不協調。
　　然而不管怎樣，城鎮化已在路上，金焜所在的泉林鎮如此，泉林鎮所在的泗水縣如此，泗水縣所在的濟寧市如此，放眼全國，亦是如此。
　　每年提高3個百分點以上，到2017年城鎮化水平力爭達到60%以上，5年內趕上全省平均水平……2013年5月，《大眾日報》在報道濟寧市城鎮化工作會議時列出了上述數據，而按照濟寧“十二五”規劃，確保城鎮化水平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以上。
　　儘管城鎮化目標在調整，城鎮化帶來的“欣喜”與“憂愁”仍然存在。
　　基層幹部眼中的新城鎮化
　　站在辦公室窗前，金焜的目光越過皚皚白雪，最終落在了馬路對面的“泉林新城”社區。
　　與周邊低矮的平房相比，一期11棟樓房的規模，以及“新型城鎮化建設典範社區”的定位，讓這個社區鶴立雞群一般顯眼。
　　在當地政府的信息中，“泉林新城”有另外一個名字——“泉鄉社區”。建成後，這裡將是該鎮荀家嶺村317戶農戶的回遷區。
　　自2006年開始到鎮裏“村鎮辦”上班，在隨後近8年中，包含拆遷、徵地等流程的“城鎮化”推進，是金焜和其他幾位同事的主要工作。
　　儘管如今金焜工作崗位有所變動，但看著窗外已見雛形的社區，他話語間難掩近8年工作的滿意，並多次反問記者：“誰不願意住進好房子？”
　　日，作為泉林鎮第一個農村社區項目，雷澤湖社區項目舉行開工奠基儀式，項目規劃涉及臨湖等6個村莊，居住人口將達6000余人。
　　金焜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透露，雷澤湖項目可以看做是鎮裏推進城鎮化的一塊試金石，而後才有了鎮政府對面的“泉林新城”。
　　事實上，在大力實施“城鎮化追趕戰略”的濟寧市，金焜所在的泉林鎮不過是一個縮影，而他亦只是眾多“村鎮建設”幹部中的一員。
　　公開資料顯示，作為所在縣僅有的兩個中心鎮之一，泉林鎮人口規模7.13萬，鎮區人口2.95萬人，城鎮化率高於全縣平均水平。
　　濟寧市“十二五”規劃顯示，確保城鎮化水平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以上。而橫穿泉林鎮的327國道沿線，就分佈著該市城鎮化建設的多個關鍵節點。
　　在當地一位房地產人士看來，城鎮化的推進亟須產業支持，否則無法形成人口聚集效應，將導致城鎮化所建房屋難以消化。
　　金焜提到，泉林鎮的附件加工全國聞名，“市場上每10件產品就有我們企業生產的3到4件”。
　　中國機床商務網2012年的信息顯示，2012年，泉林鎮所屬附件加工企業有86家，近5年從業人員比例一直保持在14%左右，從業農民增加收入5000萬元。
　　在金焜看來，新型城鎮化的“新”，是由過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規模擴張、空間擴張，調整為更加突出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的內涵，進而爭取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看到，在網絡帖吧中，有外出務工人員不時詢問“泉林新城”房價，並表達在當地安家的意願。
　　近憂：資金待解
　　《濟寧日報》日前關於推進城鎮化進程的報道中，把城鎮化比作未來10年發展的金礦。
　　而在2013年2月，時任濟寧市住建委主任柳景武也曾表示，“濟寧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拉動GDP1~1.5個百分點，新增投資140億元，新增地方財政收入11億元。”
　　在金焜看來，這或許只是先畫一張餅，在得到這張餅之前，更重要的是解決城鎮化社區建設中，讓樓房得以矗立的“烙餅的麵粉”。
　　以“泉林新城”為例，該項目規劃用地面積207畝，總建築用地面積為178.95畝，總建築面積14.22萬平方米。
　　泉林鎮政府網站2013年12月份的一篇文章提及，泉鄉社區一期工程11幢住宅樓全部封頂，正在進行內部裝修和外墻施工。
　　值得注意的是，泉鄉社區總投資2億元。對於該項目的資金來源，金焜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因為是保障性住房，項目採取招投標，開發商肯定具備實力。
　　該項目的開發商、山東雷澤實業有限公司人士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目前已完成投資三四千萬元。”
　　泗水縣委書記范宇新的講話資料顯示，2013年3月份，(濟寧)市委市政府決定從2013年到2015年，每年拿出3.5億元作為城鎮化發展專項資金。
　　不過，在前述房產人士看來，從全市的角度看，3.5億元規模有限，且濟寧在城鎮化推進中，也會有對中心城鎮建設的側重。
　　泉林鎮所屬的泗水縣政府辦公室2011年7月發文稱，2010年開工14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項目，規劃建設住宅樓348棟5773戶。
　　而在2012年7月份，在對“濟寧市加快推進城鎮化工作會議”的報道中，濟寧新聞網提到，近年來，濟寧市大力實施“城鎮化追趕戰略”，城市建設有了長足發展，中心城區框架進一步拉開，組群城市加速融合發展，縣城和小城鎮建設規模形象有了明顯提升。
　　濟寧市建設信息網相關信息則顯示，濟寧市縣域經濟整體實力不強導致的城鎮化發展不平衡問題越來越突出，用地、融資和工程建設、城市管理等環節還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矛盾和瓶頸。
　　在建設資金問題上，金焜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坦承，在財力上，政府確實有限，更多還是寄望于社會多元化資金渠道。
　　2013年3月，范宇新在公開講話中提到，“要進一步規範完善投融資平臺，加大市場化融資力度，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吸引私人資本、社會資本、境外資本投資參與城鎮建設和運營。”
　　在與《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通話中，針對是否存在資金困難的提問，上述開發商人士表示，“目前各行各業的資金都不好找”。
　　一位接近當地政府的商界人士稱，“政府財力有限，真正有實力的開發企業不多，而從收益率上，在商品房與經濟類住房之間，企業更傾向於前者。”
　　遠慮：配套難題
　　提及商品房，金焜的眉宇間掠過一絲欣喜。欣喜的由頭，來自4年前他在縣城所做的一筆投資。
　　2010年，他在縣城購置房產的價格不足2000元/平方米，如今房價普遍漲到了3500元/平方米上下，地段好的房源更有“奔5”的架勢。
　　對於辦公室對面的泉林新城，金焜對其房價的預測在1600元/平方米左右。即使家就在附近，但他更情願以後在20公里以外的縣城居住。
　　在金焜看來，城鎮化再怎麼推進，縣城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優勢，是新型社區在短期內無法超越的。
　　《濟寧日報》在近期報道中提到，全市80%以上的新增基礎設施集中在中心城區和縣城，農村商業服務、文化娛樂、醫療衛生設施比較缺乏；縣域之間城鎮化水平差距較大，除幾個區域城鎮化水平較高外，其餘縣基本在30%左右；小城鎮數量多、規模小、功能缺失，綜合建設水平亟待提升。
　　此外，在濟寧市今年“兩會”前進行了詳細調研的代表和委員們認為，當前該市一些地方發展方式粗放，“人口城鎮化”建設速度嚴重滯後於“土地城鎮化”建設速度，應該引起高度重視並著力加以解決。
　　在金焜看來，“人口城鎮化”並不只是戶籍、住房等方面的轉變，中心縣城居民所享受的軟件配套，在城鎮化中更為重要，也更難實現。
　　在今年濟寧“兩會”期間，有下屬區縣的代表建議，拓寬住房保障渠道，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權利，加強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服務，推動城鎮人口社會保障全覆蓋。
　　在金焜看來，正是對於上述多項“軟件”的追求，與他年齡相倣的人還是願意將購房的目光放在20公里以外的泗水縣城。
　　隨著縣城購房者的增多，金焜4年前不足20萬元投入，如今價值翻番已是“手拿把攥”。不過，資金的“外流”，卻給泉林鎮的產業帶來了新的考驗。
　　2月6日，縣城通往泉林的縣鄉公交上，從事機床附件加工的3位個體老闆不時抱怨著產品質量的下降，以及人才流動帶來的煩惱。
　　對此，金焜認為，工業化是城鎮化的發動機，城鎮化是工業化的加速器，“沒有產業支撐的新型城鎮，缺失活力和競爭力”。
　　有當地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要堅持產城一體，以產業興城鎮，以城鎮促產業，帶動發展新興服務業和傳統服務業，集聚城市人氣，力避城市大框架下的產業“空心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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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村經濟開發區的試錯尷尬：政策加碼 仍缺企業入駐
　　每經記者 韓冰 山東攝影報道
　　山東西南部的這座小縣城，雖地處東部經濟帶，但由於缺乏特色資源和優勢支柱產業，經濟發展相對滯後。小城裏的年輕人陸續外出求學和工作，大部分聚集在經濟發達的大中城市。路小北(化名)就是其中的一個。自2006年考上蘇州的一所大學後，路小北只在每年春節才回家一次。
　　從這裡走出去的本科學歷以上的畢業生很少回城就業。回來的青年主要有兩條擇業道路：一是進入縣城的機關事業單位或國企；另一個選擇便是從商做生意。也有少數會選擇當地的私企。
　　今年春節，路小北回城後發現，小城的商業氣息日漸濃厚。以前在大中城市見到的大型商場、超市、影院、連鎖酒店，不知何時已經佔據了縣城的繁華地帶。各種服裝店、餐飲店、便利店，集聚在縣城的交通幹道、商業街上。
　　路小北的家並不在縣城的核心位置。用他的話說，他的家鄉L村，是“城鎮裏的村莊”。
　　路小北的家在城郊。以前，這裡是成片的農田。如今，村裏的耕田全部被徵用，村莊被嶄新的樓盤和氣派的廠房包圍著。當地人說，這裡是縣政府規劃建設中的新城區，也叫“經濟開發區”。
　　新城區有寬闊的街道、高大的樓房、美麗的公園，但因尚未完全建成，所以並未有太多人遷入，更多的人還是居住在老城區。
　　和許多縣城一樣，由於人口眾多和城市發展雙重壓力，老城區裏，上世紀90年代還清澈見底的護城河，早已成了堆積垃圾的死水。
　　當地官員說，經濟開發區已經有不少企業入駐，但也有很多廠房被擱置，“由於沒有特色資源和優勢產業，所謂的經濟開發區並沒能很好盤活。當地在促進經濟發展上做了很多嘗試，也走了不少彎路，如今縣財政也基本被掏空了”。
　　城郊村莊的徵地之路
　　路小北出生在這塊土地上，6歲被送進鄰村的楊莊小學唸書。在他的記憶裏，自己的母校是兩排破舊的平房。如今，楊莊小學還在，只是完全變了模樣，兩排平房也被齊刷刷的樓房代替。
　　路小北有些失落，“新建的學校很漂亮，可是在這裡，再也找不到任何與我有關的記憶”。
　　上世紀90年代，村莊周圍都是農田。孩子們常在田間的小溪裏戲水。相比遠郊村莊，城郊農民的人均耕地很少。路小北說，當時L村的人均耕地是半畝，農活相對較輕鬆，村民便利用閒暇時間做起了“副業”。
　　當時，路小北的爺爺是縣城一家化肥廠的廠長，小北的父母和村裏的一些年輕人，也都進入化肥廠做起了工人。
　　後來化肥廠倒閉，村裏人又開始尋找新的致富路。一些人在小鎮上做起了服裝生意，還有一些人則在村子裏搞起了養殖。
　　路小北的父母在村裏租了幾間房子，開辦了養雞場。最開始養了1000隻雞，後來養雞場逐步擴大，飼養雞數最多時達到了4000多只。
　　父母靠著勤勞致富賺了一筆錢，大概在2003年的時候租賃了一個養殖廠，但沒過多久趕上“禽流感”，養殖廠賠了錢，便搬了出來，在村子裏又重新蓋起了養雞場。
　　彼時，村裏的很多人開始在農閒時節承接一些工藝品製作。L村附近有一家工藝品廠，村民在自家手工製作工藝品，工藝品廠負責上門收購。這种家庭式的小作坊勞動，彌補了村民因耕地少而造成的收入不足。2004年間，村民聽聞外來企業要在L村建紡織廠。果然，沒過多久，L村的耕地便被當地政府以“一畝地補償1000斤小麥”的價格租賃了。自此，L村的農民成為了不種地的農民。
　　沒了耕地的農民開始全身心投入自家的營生。除外出務工，有人做著服裝、電器生意，也有人開起了超市，還有一些人選擇到附近的工廠就業。
　　2012年，政府擴大用地，路小北父母的養雞場也被徵用了。路小北說，父母已經年近50歲，除了做養殖，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於是又在距離L村15公里以外的地方租了一個養雞場，但由於多次搬遷，前些年的積蓄也基本被耗盡了。
　　如今，經濟開發區建設帶動了L村周圍的商業發展。村裏人開始在附近的售樓處、超市、商場尋找工作，每月賺取元。
　　被徵走的耕地有的做了廠房，有的建起了樓盤。當地人卻說，這些新建的樓盤銷售情況並不好。
　　L村四週已經被開發殆盡。路小北說，接下來就要拆村民的院落了。將要被拆遷的消息早已在L村傳開，村民開始在村裏“大興土木”，以往不算擁擠的村莊在很短時間內，便被密密麻麻的房屋填滿，而L村的200多名村民，將在未來的某一天，集體搬進光鮮亮堂的樓房。
　　經濟開發區步履維艱
　　路小北騎著自家的電動車在經濟開發區轉悠。電動車是這裡的主要交通工具，不管是城鎮還是農村，縣城裏幾乎各家各戶都必有一輛。
　　經濟開發區很大，路小北花了將近20分鐘才繞完一圈。與附近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商業樓盤相比，開發區內的工廠幾年來變化不算太大。
　　聚集在這裡的企業大多是紡織、食品加工等製造業企業。雖企業陸續入駐，但園區並不像縣政府最初預想的那麼熱火朝天，甚至有些工廠並未真正運營起來。
　　其中一家造紙廠5年前就開始投入建設，直到現在還未見效。當地人說，這家工廠中途夭折，原因主要是技術不到位，生產不出合格的紙箱。
　　由於缺乏產業支撐，當地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土地買賣。當地政府對於入駐企業給予了很多政策照顧。當地的一家民營企業老闆說，政府對入駐企業前3年免稅，儘管如此，外地的企業依舊很難招進來，“以前，外省企業入駐才叫‘招商引資’，現在本市其他縣的企業也可以進駐。更有甚者，本縣的一些企業如今也開始進入經濟開發區”。
　　這位老闆說，也有一些企業來這裡避稅3年就走了。對此說法，記者未從權威渠道獲得證實。
　　當地官員說，前些年上級部門搞項目評比，為了迎接上級檢查，縣城曾經連夜拆掉不少建築物，所涉及的拆遷款也是一筆巨大的財政支出。
　　當然，這個不算富裕的小縣城，人們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並不大。工薪階層的平均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新城區房屋均價多為2000元~3000元/平方米，舊城區新房的價格最高也未超過4000元/平方米。這裡的很多居民原本就擁有房屋資產，所以，房價對他們來說，並不算太大的負擔。並且，經過近年來的拆遷補償，現在不少家庭擁有兩套以上的房產。
　　新生代青年陸續在經濟開發區購置房屋，跑動在新城與舊城之間的私家車也日漸增多。但由於縣城未能形成產業集群，每年全縣還是會有近1/3的居民外出務工，高學歷青年也不願回城就業，大量的房屋被閒置。
　　城鎮化大背景下，這個傳統農業大縣的城郊村莊，正在越來越多地被高樓大廈和外來工廠包圍。而這被炒得熱熱鬧鬧的經濟開發區，卻是步履維艱。
　　被荒蕪了的土地，怎樣才能重新長出莊稼？轟轟烈烈建設的經濟開發區，如何寬慰失地的城郊村民？路小北只知道，不管怎樣，故鄉已經不會再變回自己童年時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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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村青年的城鄉之困：回不去的鄉村 扎不下根的城
　　每經記者 彭小東 發自浙江衢州
　　浙江衢州的大年初二雖然不冷，一頭金黃色頭髮的志偉還是習慣性地將雙手插褲袋裏。每走幾步，他會甩一甩頭髮——20歲的他認為，這樣會顯得酷一些。
　　“你們可能不知道，現在這個髮型在城裏很流行。”他坐在靠椅上，對幾位在本地打工的兒時玩伴說，杭州的下沙區有很多美女大學生，“我要是大學生該有多好”。
　　在城鎮化浪潮中，父母外出打工，志偉從小在爺爺奶奶的懷抱中長大。像志偉一樣，中國農村有很多青少年因缺少父母管束等原因只讀到初中，甚至更早輟學。
　　隨後，他們或者又讀兩年職業學校，或者直接進入城市打拼。這是一群渴望融入城市的農村青年，其中不少跟志偉一樣進入了美發行業。通過面對面交流，《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他們選擇做美發，除了可以“學一門手藝”，還因為美發在他們心目中是時尚和潮流的代名詞。
　　但是，現實的困境在於，他們依舊很難真正融入城市，始終覺得自己是斑馬線上的過客；他們大多也不願再回到農村，“因為回去沒事做”。
　　紮根城市的“門檻”
　　志偉是浙江衢州人，家住後溪鎮東華村，當地因有一座始建於明末清初的古寺而小有名氣。
　　平日裏，這座小山村異常靜謐，大部分青年都在外打工，年紀大的則在家務農。只有到了春節，青年們才像候鳥一樣回到鄉村，使這裡重新熱鬧起來。
　　春節期間，在農村這樣一個熟人社會，誰家孩子的工作及薪資不再是諱莫如深的秘密，反而是人們茶余飯後的談資。
　　不管“混得好不好”，青年們回鄉時都會儘量表現得體面一些。過年前幾天，志偉特意買了當地最貴的香煙，不遠處有熟人走來，他便會遞上一根，問聲好。
　　隨後的話題多半是他下班後在杭州的見聞。他會提到杭州西湖、傳媒學院的大學生，還有最流行的髮型。不過他很少跟人提及他現在工作的詳情。
　　在《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允諾不透露其真實姓名的情況下，他和盤托出。仿佛找到了一個宣泄口，他張口就指責老闆的精明與摳門。
　　“以前是兩塊錢，現在是一塊錢。”志偉說，他現在每天的工作就是為顧客洗頭，長達13個小時的工作中，最多只能為50多個顧客洗頭。也就是說，他每天能獲得50多元的報酬。“我每發兩根煙，就要洗一個頭啊。”志偉有點黯然。
　　他曾在衢州當地的一個小城鎮學習美發，當時感覺在小地方“沒花頭”，所以選擇去杭州闖一闖。到了杭州下沙，初中還未畢業的他發現，經常會有大學生來店裏做頭髮。
　　“他們跟我差不多大。”結識了幾個大學生的志偉說，“感覺大學很好玩”。他甚至在QQ簽名上寫著，“大學才是戀愛的天堂、交友的平臺”。
　　在他還是一名初中生的時候，與很多小夥伴一樣騎著單車上學，不過他不帶書包，被當地村民調侃為“上班族”。
　　這些“上班族”有著共同的特點，他們在當地城鎮化的潮流中離開農村前往城市打工。作為留守兒童，他們從小由爺爺奶奶照顧。人民網在2011年5月進行的一項關於“全國留守兒童的學習狀況”調查顯示，農村學生中，留守兒童的學習興趣要比非留守兒童的學習興趣低一些。
　　“我現在沒有什麼後不後悔的，反正當時不想讀書。”志偉說，他目前很看好美發行業，他認為做頭髮是一種潮流。談及更長遠的規劃，他覺得自己在杭州紮根的可能性很小，畸高的房價會是最明顯的羈絆。
　　當地受過大學教育的呂建成也對記者坦言紮根城市的不易。他說，房價、物價，甚至未來丈母娘都會是門檻。
　　回不去的鄉村
　　儘管紮根城市艱辛，目前在浙江桐廬工作的呂建成還是有去大城市闖一闖的想法。“剛畢業的時候雄心壯志，現在在桐廬待了一年半，感覺連動的勇氣都沒有了。”他自嘲說，自己再不動就要老了。
　　不管是志偉還是呂建成，出身農村的很多青年都渴望離開農村，融入充滿更多可能與機會的城市。志偉說，他不想回到農村，“因為在家不知道做什麼”。
　　作為男孩，志偉還可以像父輩一樣選擇務農，可是近年來務農的成本與收入倒挂，使青年們望而卻步。
　　在東華村，村民們除了種植水稻，柑橘也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不過從新世紀開始，橘農的眉宇從未舒展過，因為在農藥、化肥價格高企的同時，橘子的售價卻幾乎15年未變。
　　橘子沒有人收是當地村民最直接的痛楚。在行情差的年份，甚至要虧掉上一年一半的收入。在橘子賣不出去的年份，當地不少村民甚至手工將橘子剝成橘皮與橘肉，能賣一點是一點。
　　這在15年前是難以想象的。當時在春節前，就會有各地經銷商上門收購橘子，因為收成好，很少有村民會外出打工。
　　如今，當地的橘林已經日漸衰敗，一些外出務工的村民已經不給橘樹施肥、打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看到，枝頭的橘子無人採摘，熟透了的則掉了一地。
　　“回去更掙不了錢。”志偉說，他現在月薪雖然只有一千多，但相信日子會越來越好。最近，他剛得到老闆的許可，可以給顧客染發了，提成是6%。
　　在他眼裏，美發不是一項簡單的謀生手段，還是一種時尚。他告訴記者，每當看到顧客的頭髮變得更“炫”後，內心的自豪感會油然而生。
　　與志偉類似，從事家電銷售的呂建成也從未考慮回東華村，“我已經回不去了”，“生活習慣和環境，已經融不進去，而且回去也沒有能力謀生。”呂建成說。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幾年前生豬行情好的時候，當地有不少青年選擇生豬養殖作為創業項目，政府部門也給予相應補貼，但近年來生豬價格波動很大，而且突如其來的疫情往往會讓資金不夠雄厚的創業者一蹶不振。
　　出於經濟收入及風險的考量，大部分農村青年還是選擇去城市，儘管覺得自己只是斑馬線上的過客。
　　解決困境的路徑
　　春節回家過年，很多農村青年都會感嘆，村子變了。欣喜的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得到了硬化，農村污水管道也有了一定完善；感慨的是，農村垃圾已經讓昔日小橋流水的美景不復存在。
　　儘管每個村都設有垃圾箱，並有保潔人員負責運送垃圾。不過，據當地村民透露，保潔的人力有限，垃圾箱的清理頻率非常低。
　　去年12月12日至13日舉行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要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鄉愁裏的中國》作者葉一劍在解讀此次城鎮化工作會議時說，心安之處是故鄉。他認為，應考慮如何將在城鎮化過程中失去的故鄉，在我們的城市中重建。
　　對於像志偉這樣的農村青年來說，更重要的則是告別現今“回不去的故鄉，進不去的城”的尷尬處境。單從數據上看，我國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增長到2012年的52.57%，但“土地城鎮化”遠大於“人的城鎮化”。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新型城鎮化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新華社報道說，去年9月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專門邀請兩院院士及有關專家，聽取城鎮化研究報告並與他們座談。不少院士認為，近些年來我國城鎮化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城鎮化率虛高，1億多農民工進城後享受不到同等公共服務，只能算是“半城鎮化”。
　　除了進城必須面臨買房壓力，回鄉又收入倒挂外，農村青年還因城鄉戶籍割裂等問題而迷茫。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已超過50%，但城鎮戶籍人口的比重卻只有35%左右。按照半年以上常住人口的口徑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7億人中，有大約2.2億人仍然持有的是農村戶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林家彬接受《經濟日報》採訪時曾說，“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鎮戶籍人口所能夠享受到的市民權利和公共服務”。
　　志偉說，他其實沒有想這麼多，也不懂，現在只想快點學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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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房子：一個華北縣城的“丈母娘經濟”
　　每經記者 孫衛濤 河北南和縣攝影報道
　　南和縣，一個位於華北平原河北省中南部的普通縣城。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南和縣周邊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進城，讓這座人口超30萬的小縣城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條條寬敞的馬路鋪開，一排排高樓拔地而起。
　　近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回鄉時發現，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讓當地人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時，也讓不少人為此煩惱起來。
　　林偉的婚房煩惱
　　1993年出生的林偉，初中畢業就開始外出打工，北京、無錫、武漢等城市都去過，愛上網，喜歡打遊戲，也是一個典型的“90後”。
　　他所在的村子位於南和縣約7公里處，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支柱，一年種兩季收兩季，主要農作物是麥子和玉米，間或種一些棉花、大豆和花生等經濟作物。
　　林偉過完2014年這個春節，就滿21周歲了，下一年就到了法定的適婚年齡。按照當地習俗，家裏人在今年春節就應該請媒婆給他物色結婚的對象。但是，今年春節林偉家裏卻為此事犯了難——因為林偉結婚的新房還沒有著落。
　　無論是在城市裏，還是在農村，結婚新房都是大事。林偉家裏兄弟姐妹4個，一個姐姐兩個哥哥都已經成家立業，但是家裏只有一套房子。如果林偉要結婚，顯然家裏的房子不夠住。
　　按照當地前幾年的習俗，男方的孩子在適婚年齡之前，家裏往往會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先蓋上一座兩層的樓房當做新房。因為一般女方在和男方結婚之前都會提出要一套新宅院作為結婚的首要條件。
　　林偉家裏早在10年前就買了鄰居一塊三分大的宅基地為其修建結婚新房所用。2013年秋末冬初，林偉的母親正準備自建房屋時，因霧霾引發的連鎖反應打亂了家裏的計劃。
　　由於霧霾嚴重，2013年河北省一些污染嚴重的企業被要求停業整頓，這導致村子周邊的磚窯廠停工，而蓋房所需要的磚瓦一夜間奇貨可居，價格水漲船高。
　　“現在村裏蓋房也不便宜了。”林偉母親給《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算了一筆賬，元左右就可以買到1000塊紅磚，現在漲到了350元，而且鋼筋、水泥、預製板這些材料價格都在上漲。2012年，同樣自建一套房屋可能需要花費15萬元，但今年要多花幾萬元。
　　“丈母娘經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隨著當地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許多農村人開始在南和縣城購房置業。與此同時，女方的家庭對男方的要求也水漲船高。
　　林偉母親說，現在村子裏說媒，女方一開口就是城裏有套樓房，家裏還要有一輛轎車，家裏要是沒房沒車，媒人都不願意進家門。
　　林偉家裏陷入兩難抉擇，是在城裏買房還是家裏自建蓋房？其實關於這一問題，在2013年林偉的家裏人已經討論了幾次，但始終沒達成一致意見。
　　今年春節，村裏不少新談成的結婚對象幾乎都在縣城買了房，甚至買了轎車。如果自家沒有一輛轎車，都不好意思去相親。
　　林偉母親說，村子前邊那條街的居民2013年購置了不下四五輛轎車，都是給孩子結婚準備的，車價從幾萬元的自主品牌到十幾萬元的合資品牌，有時候出村短短幾百米的路都因車多堵起來。
　　“這兩年風俗賴得不行(不好的意思)。”一說起這些事情，林偉的母親就感嘆，現在的社會變得太現實，以前的傳統已經變了味道。
　　林偉母親的表述，與之前的熱詞“丈母娘經濟”類似。“丈母娘經濟”通常的解釋是，男方沒房子的話，丈母娘一般不把女兒嫁出去，男方要娶女方必須滿足丈母娘的首要條件——購買房產，進而帶動房地產經濟。
　　2009年，林偉親戚在縣城買房的時候，房價還不到2000元/平方米，一套130平方米的大三居也就20多萬元，而現在新開樓盤已漲到3500元/平方米，短短幾年房價上漲了70%以上。
　　雖然房價大幅上漲，但房源還是供不應求。林偉的一個親戚說，一個未開售的樓盤要求購房者須花費5萬元佔號，而且現在不定房價，等到開盤再定，就這樣，也有好多人都搶著去佔號。
　　林偉母親算了一筆賬，如果去縣城買房，全款肯定是拿不出的，必須到銀行按揭。按照現在的房價，買個大三居需要40多萬元，首付加上簡裝也得20萬元，再加上結婚的彩禮，置辦傢具，結完婚起碼要花費30多萬元。這一數字對於以種地和打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林偉來說，好比泰山壓頂。
　　林偉對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在外地打工，每月的收入也不過2000多元不到3000元，除去吃飯抽煙的開支，每個月就剩元，這些錢僅夠還房貸。如果要個孩子，更不要提老人生病住院，這生活簡直無法想象。而家裏的幾畝地一年也就收入幾千不到萬元。
　　即便如此，林偉母親說，如果女方非要有房有車才結婚，那只能咬牙接受，“總不能因為房子，讓孩子討不到媳婦吧？”
　　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
　　過年，農村的年味是最濃的。農村家庭一般人口多，孩子多，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團聚，一大家人在家裏吃頓團圓飯，說說笑笑，熱鬧的氛圍是城裏給不了的溫暖。但是一般過完初五，農村就開始冷清下來，青壯年都外出打工，村裏剩下的多數是兒童和老人。
　　“其實去南和縣城買房還有一個考慮就是老人和孩子，以後有了孩子上學方便，老人年紀大了，去縣城住個有暖氣的樓房也舒服。”林偉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我贊成買房其實有一部分原因是為孩子和老人著想。”
　　事實上，並不只有林偉這樣想，林偉的鄰居早已將這一想法付諸實踐。林偉的好多鄰居都是老人或妻子一人在家帶孩子。但是如今村子裏早已沒有學校，好的教育資源大多集中到南和縣城。離縣城近的居民可以每天接送孩子上學，離得遠的不僅接送孩子麻煩，而且北方的冬天天冷路滑，容易出事故。
　　於是，為了讓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許多人開始在縣城買房。有些買不起房的人，也要在縣城裏租房子讓孩子上學方便。“家裏都是一個孩子，寧可大人辛苦點也不能讓孩子受罪。”林偉以及鄰居多是這樣的想法。
　　目前，林偉的鄰居就有不少人帶著孩子居住在縣城，村裏的房子十天半月不會回來住一次，即使回來，也多半是為了地裏的農活。
　　林偉母親說，在南和縣城，一套兩居毛坯房租住一年要5000多元，物業費、水電費、暖氣費還要自理，而一套三居家電齊全一年則要8000多元，價格不菲。
　　要知道，外出打工的人，一年到手的工資也不過就5萬~6萬元。生活壓力之大讓外出打工的人也不敢懈怠。
　　雖然這兩年南和縣大力發展工業，也吸引了如燕京啤酒、金沙河麵粉這樣的企業在當地開設工廠，但是相對於一二線城市來說，工資待遇還是比較低。因此這些人多數還是選擇外出打工。於是，城裏買的房子除了老人和小孩住之外，也有不少閒置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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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安縣的城鄉一體化試驗：離土不離鄉到鎮上就業
　　每經記者 金微 江西德安攝影報道
　　坐上從北京到江西的直達列車，不到11小時便可到達江西九江，再坐二十多分鐘的動車即能到德安。德安隸屬於九江，是個人口只有17萬人的贛北小縣城。
　　昌九城際列車的廣播中如此介紹德安，昌九一體化重要城市，袁隆平、李安的故鄉。
　　在城鎮化大潮中，德安縣將鎮村聯動建設作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重要工作。該縣一名官員介紹，德安縣發展思路不是做大廣場，而是要做產業，鎮村聯動不是希望老百姓全部到縣城就業，而是可以在附近鎮上就業，以鄉鎮政府所在地進行改造，往工業新區新型城鎮化方向發展。
　　德安縣的城鎮化更多源自內生增長。春節期間，該縣隆平大道兩邊集中的縣城最高端樓盤，開盤價普遍達到每平方米4000元，購房的一大主體就是農民，他們為中國的城鎮化率貢獻了增長指標。
　　農民收入結構發生變化
　　德安縣以丘陵為主，大面積機械化種植的操作性不大，該縣主要種植糧食和棉花。德安豐林鎮大畈村，人口1600多人，共有9個村民小組，人均耕地兩畝左右。
　　當地棉農年齡主要在四五十歲以上，年輕人絕大部分在外打工。這種人口流動也因每年棉花收益的變化而變化。以前棉農的收益較高，農民種棉的積極性就高。但近幾年，受棉花比較收益的影響，土地拋荒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在偏遠山區開闢的農田基本荒蕪。
　　2013年七八月份，由於乾旱，當地棉花普遍性減產，每畝由往年的500多斤減到300多斤，但是成本卻絲毫沒有減少。佔大頭的是種子成本，一畝田種子漲到70元，再加上化肥、農藥、除草劑、澆地等，一畝田的成本至少是500元，而國家對棉農的補貼是每畝15元。
　　2013年，棉花的收購價是每斤4元左右，以330畝產計算，一畝田的收入是800元。加上棉花屬精耕作物，從培育、栽棉、管理再到採摘，需要耗費大量人工，近幾年人工成本卻高企。舉例來看，村裏一對夫婦承包15畝田，共收穫5500斤棉，毛收入24000元，刨除硬性的開支，夫婦二人一年的收入是18000元。而縣城任意一個工廠務工人員的月工資都在1000元以上。
　　1月28日，德安縣農工部新農村辦主任袁定鋒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說，傳統農業尤其是小農不賺錢，這幾年農民務農收入增長緩慢，但農民收入的其他兩項——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有大幅提高，增速較快，主要是城市就業機會多，工資性收入相應提高。
　　據介紹，在縣城的農民每年人均純收入已破萬元，高於2013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8896元。
　　記者調查顯示，農民的收入來源也越來越複雜，除了家庭經營農業的收入，還有如城市務工或者各類手藝等收入，收入越來越依附於工業化、城鎮化及固定資產投資等，農業收入在農民家庭佔比較低。
　　這與中央統計數據基本一致，2013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顯示，當年農民收入結構發生重要變化，工資性收入首次超過家庭經營收入。
　　鎮村聯動統籌城鄉發展
　　在德安縣，縣城工業園區承接著大量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他們大多是農村四五十歲的婦女。
　　以大畈村為例，村裏很多婦女在縣城工業園打工，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廠、鞋廠等。其工資從每月1000元到4000元不等，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如果表現好，在縣城工廠打工的收益可以超過務農收入。
　　與外出打工相比，一些農民更希望就近擇業，這與鄉土情結有關，留守兒童問題也讓他們外出務工有所顧慮，德安縣“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園、工業鎮模式正在安撫著農民對鄉土的眷顧。
　　2002年，德安在南昌至九江的高速公路旁建了一個佔地5平方公里的工業園，招攬一些沿海企業前來投資。僅年，該縣就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翻番，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翻番的目標。
　　近年來，江西省先後出臺的昌九一體化、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共青先導區等規劃，德安縣由於處於幾項規劃的中心地帶，迎來了機遇。
　　該縣的口號是
“聚集產業拓寬就業”，縣宣傳部提供的資料顯示，縣城正在加快4.3平方公里的縣工業園七期和5萬平方公里的豐林工業區的開發建設，通過推動系列紡織企業落戶，升級為農村群眾提供就業平臺。
　　與此同時，當地政府在工業園區建公租房、廉租房、學校等設施，為進城務工人員提供公租房。記者考察了位於寶塔鄉的楊橋新城，這裡原本是個普通村莊，現已成為超大小區，超市、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齊全，總建築面積達21萬平方米，安居房達2100套，可安置8000余人，而工廠就在小區附近。官方稱“這是鎮村聯動聯出的新天地”。
　　以就業帶動城鎮化
　　德安縣2013年鎮村聯動建設發展報告顯示：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是鎮村聯動的核心，基礎設施包括新區、中心村、基礎村建設等，在產業發展上，德安規劃三個重點鄉鎮為工業鄉鎮，如豐林鎮引進的美寶利項目投資1.5億元，可提供就業崗位1000余個。
　　上述官員介紹，國家層面的新型城鎮化規劃尚未出臺，具體還不知怎麼做。但德安作為南昌九江一體化的重要結點，首先需要做好基礎設施一體化，同時作為環鄱陽湖生態經濟先導區，該縣積極引進新型產業，這是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重要方向。
　　該官員也提到，以就業帶動城鎮化是當地主要發展思路，未來發展方向是打造工業園區，目前縣城工業園缺少勞動力至少上萬人。
　　作為一個農業縣城，在十幾年前，德安縣縣城人口只有兩三萬，現有近十萬人口住縣城，城鎮化率早在前幾年就突破50%，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進城農民成為產業工人、建築工人、家政工人等，他們成為縣城龐大的工人隊伍，也成為城鎮居民的主力軍。
　　德安縣的這種城鎮化更像是一種自發的轉移。在農村，務農收入無法提高，農民唯有“走出去”，這也是發自農民內心的選擇。相對於農村設施的落後，城市對他們極具吸引力。
　　地產商也在推波助瀾，地產廣告進村進鎮，在農村經常可以看到房地產樓盤廣告，諸如“XX城，等你回家！”等刷在墻壁上，替代了過去農藥化肥摩托車廣告。在社會層面，結婚在城裏有房已成為一種默認的剛性標準。
　　城鎮化已勢不可擋，無論是農民的主動選擇還是政策趨動，抑或收入鴻溝、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強勢引力，城鎮化正在實實在在地改變著很多人的生活，尤其是越來越多的曾在城鄉間搖擺的農民，因熟人社會的示範效應，而加速著這種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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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廟村老劉家的新迷茫：丟了土地去城裏“享福”？
　　每經記者 鄢銀嬋 湖北監利攝影報道
　　一輛橄欖綠越野車從長江堤幹上轉了120度大轉彎後，緩緩駛入大王廟村。雖然已過立春，村子裏的樹枝卻仍乾枯著，公路邊的小河道裏堆滿了厚厚的青苔和五顏六色的塑料袋，水泥路上也積攢著厚厚的灰塵，車子一過便塵土飛揚。
　　大年初三，坐在自家門口的劉誠新遠遠看著這輛車子離自己越來越近，他知道車上坐著大兒子和兒媳，雖然家裏有很多煩心事兒，他還是去迎接這兩年一次的團聚。
　　大王廟村留守者不足一半
　　大王廟村在湖北監利縣，距離省會武漢244.6公里，離荊州也有近200公里路程。劉誠新是土生土長的大王廟村人。
　　大王廟村如今有近200戶人家、上千口人，常年的留守者不到總人數的一半，即便是新春佳節，走在村子裏見到最多的也是一幢幢大門緊閉的房屋。
　　“這兩年，村子裏修起了不少漂亮的別墅洋樓，一個比一個豪華，但常年都沒人住。”劉誠新說，“這都是在外打工掙了大錢的，不像我們，還守著幾間平房”。
　　事實上，早年在大城市打拼的劉誠新也掙了一些錢，不過這些錢全用在供兩個兒子上學以及治療母親的病上了。和大多數農民一樣，劉誠新大半輩子都相信只有讀書才能讓兩個兒子改變世代為農的命運。
　　1996年，大兒子考上武漢大學，成為村子裏第一個大學生；2000年，小兒子也考上了重慶大學，令劉誠新臉上頗有光彩；本科畢業後，兩個兒子又相繼讀研深造，成為村子裏少有的文化人，“那時候走在村子裏，大家都說特別羨慕我”。
　　然而這種境況並未持續太久。近五六年來，村民們相繼開始修小洋樓，劉誠新的6間黑瓦紅磚小平房在各種歐式、北美風情洋樓映襯下也顯得尤為扎眼。“我不愛住樓房，但家裏有兩個‘出人頭地’的兒子，不修洋樓會惹村民笑話。”
　　面子上撐不住的劉誠新自2012年起便同兩個兒子商量修洋樓的事情，但常年生活在城市的兒子們並不同意。“大兒子在北京的醫院工作，小兒子也在另一個直轄市，他們已經在城市裏結婚生子，不可能再回村子裏，大王廟已經不是他們的家。”劉誠新說。
　　城市擴容讓農民變居民
　　修小洋樓，已是當下大王廟村的主旋律。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相繼回來，蓋一棟樓房，娶媳或嫁女，在家過一個春節，繼續外出打工。
　　今天的大王廟村，讓在城市裏生活了10多年的劉其亮感覺越來越陌生。農曆春節，他帶著一口普通話的媳婦在村子裏轉悠，幼時房前屋後的清澈荷塘已被填埋，取而代之的是一排別致洋樓；圍繞村子的溪流也成了廢水溝，他熟悉的事物已經不多。
　　劉其亮是理解父親劉誠新修洋樓的，但和哥哥劉其忠一樣，他們都認為，對於老劉家而言，大王廟村已經不是一個選擇。
　　劉其忠的妻子老家位於湖北荊州市郊區，距離市區僅十幾公里路程，同大王廟村相比，那裏的地理區位顯然佔盡了優勢。這份優勢的直觀反映便是隨著荊州市區的不斷擴容，以及周邊工業區、開發區等系列建設規劃，劉其忠妻子所在的村落很可能會被納入規劃之中，村民的房屋會因徵地得到相應的補償。
　　“我愛人他們家的親戚都在這兩年修了大房子，兩層、三層、甚至還有四層的樓房，因為徵地是根據房屋面積來折算補償金，所以有資金實力的都拼命修大屋。”劉其忠說，當地村子裏還有一些貸款修房子的，為的就是在政策出來前搶到“入場券”。
　　劉其忠明白，城市擴容、徵地、讓農民變為城鎮居民，這是城鎮化的必經過程；不過在當地多數已進城務工多年的老百姓眼裏，土地的意義正在減弱。
　　令劉誠新頗為憂心的是，傳了好幾年的徵地直到現在還沒有動靜。“周圍有兩個村子都已經撤村建社區了，就他們那個村子還沒有動靜，你說躁人(當地方言，表示“很煩惱”)不”。
　　自家的農村土地誰來種
　　由於小兒子娶了外省媳婦，原本每年春節回家的頻率也被迫改為兩年一次。今年春節的大團圓讓劉誠新足足等了兩年，但他卻開心不起來。
　　除了房子，劉誠新還牽掛著另一個人，那就是躺在醫院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弟弟。
　　2013年12月下旬，在長沙做環衛工人的弟弟清掃大街時被一輛小轎車撞傷，如今快兩個月了，仍然神志不清。
　　劉誠新的弟弟和他一樣，半輩子都在城市裏打工，如今也快60歲了；和劉誠新不一樣的是，常年在外漂泊的弟弟已丟失了在大王廟的家，房子早已破敗不堪無法入住，妻兒也已遠走他鄉。
　　事實上，這在上億外出務工者中並非孤例，城市豐富多彩的生活、婚姻觀、價值觀都在影響著進城農民，家庭破裂的不在少數；而隨著年齡增長，遠離土地多年且已失去家庭的老年打工者的養老問題，開始撲面而來。
　　在劉誠新看來，弟弟的車禍不過是把終究要面臨的問題提前了。“如果他的大腦一直不清醒，必須要有一個人隨時看護。”劉誠新說，弟弟沒有養老保險，幾個子女在十三、十四歲時就出去打拼了，他們不會種地，對大王廟沒有多少感情，現在都在湖南株洲等地買了房子定居，讓他們回來看護的可能性非常低。
　　經歷了從大王廟到大城市再回到大王廟的劉誠新說，這幾年是他這輩子最迷茫的時候。今年春節，劉誠新又添了新的迷茫，他接到兩個兒子的邀請，希望他和老伴丟掉土地去兒子所在的城市“享福”。“土地究竟還種不種，如果農村的土地都荒棄了，那糧食要從哪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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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滁州新生代農民工的打工史：四年前南下，四年後回家
　　每經記者 查道坤 發自安徽滁州
　　從羊城廣州擠了十多個小時的火車，韓飛回到家鄉小城安徽省滁州，這是他時隔兩年再次為了春節團聚回到家鄉。此前，韓飛在廣州打工並不如意，一年來沒有餘下多少錢，也就沒有回家的動力，去年春節他獨自在8平方米的出租房內度過。
　　春節已過，韓飛左右搖擺，該不該南下廣州繼續打工生涯？時隔兩年，家鄉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前家裏的土地已被徵用，瓦房已經變成了嶄新的樓房。離家不遠的開發區內企業猶如雨後春筍般涌出，這些企業都在大量招聘工人。在經過一個春節假期的內心掙扎之後，韓飛選擇留在家鄉就近擇業。
　　繼續南下還是回鄉擇業？
　　2009年，韓飛從滁州市來安縣一所高中畢業，沒有像其他高中生一樣邁入大學校園，而是選擇南下打工，正式成為外出務工大潮中的一員。
　　經過近十個小時的長途大巴，韓飛到達了其打工生涯的第一站——深圳，由於年齡小，沒有工作經驗，學歷低，“找工作持續了一個月，原有的自信心被打擊得快沒有了，那時就想立刻買一張車票回家。”韓飛說。
　　最終韓飛在其表哥的幫助下，進入深圳郊區的一家服裝廠從事流水線的工作，月工資960元，“那時只能算是學徒工，只能拿這麼少的工資，但還比較滿意，工廠提供吃住，如果加班還能多拿一些。”韓飛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韓飛對工作的新鮮感消耗殆盡，接下來面臨的是連續加班的辛苦，僅僅8個月後，韓飛辭去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跟隨工友來到廣州中山市，進入一家電子廠。不過，隨後韓飛並沒有穩定下來，單是2013年，韓飛換過6份工作，搬過三次家。2013年底，韓飛隨著返鄉大軍回到了久別的家鄉滁州。
　　是繼續南下，還是留在家鄉就近擇業？韓飛沉思片刻後說，“家鄉的城市變化太大了，整個滁州都不認識了。”老家來安縣城同樣發生了很大變化，新城區已經初具規模，大量的商品房拔地而起，韓飛家也從當年的瓦房搬進了如今的安置房。
　　最終，韓飛在父母的鼓勵下前去面試家附近的一家服裝企業。2月5日，韓飛致電記者稱，決定在家鄉就近擇業，“在外面的四年，我嘗到了各種辛苦，對自己也是一個歷練，現在老家發展得不錯，還是留在家附近，可以照顧父母。”韓飛說。
　　外出務工者回流加速
　　事實上，韓飛只是安徽外出務工者回流家鄉的一個縮影。隨著近年來新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已經有大量外出務工者選擇回到家鄉就業，就韓飛所在的來安縣，每年春節後，當地就會舉行招聘會，縣裏的眾多企業都會在這場招聘會上爭搶回鄉過春節的外出務工者。
　　除了外出務工者開始大規模回鄉就業外，韓飛所在村莊的農民在搬入新房後，也大多到附近的工廠上班。
　　滁州市的主政者們認為，隨著滁州新型城鎮化的進一步加速，外出務工者會進一步回流，“滁州目前城鎮化率為45.1%，在安徽屬於中游水平，我們計劃在2017年達到省平均值。”滁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張德新說。
　　此外，張德新還表示，目前滁州重點建設鄉鎮，每年都會採取美好鄉鎮建設，促進人口向城鎮集中，從2013年8月份開始，組織了11個月調研組對全市40多個鄉鎮城鎮化進行調研，調研的重點就是促進鄉鎮企業、鄉鎮產業快速發展。同時，2013年，滁州陸續出臺了《加快鄉鎮建設，促進鎮域經濟發展》、《加快集鎮規劃建設管理的意見》等四個文件，“新型城鎮化最終還是人的城鎮化，大量的農村人口集中到城鎮之後，就面臨就業的問題，這需要產業的支持，所以目前重點是發展鄉鎮產業。”
　　但在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滁州也遭遇了不小的困難，張德新表示，比如一些村民不願意向城市轉移，主要還是土地和農村宅基地的問題存在，此外，村民進城的後續保障問題也面臨困難，特別是對財政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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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溪鎮“夾心層”農民的命運轉折：成也良田 憂亦耕地
　　每經記者 華強 發自湖南常德
　　對於世代務農的柳曹剛來說，過完馬年的春節，就得考慮尋找新的生計了。
　　柳曹剛是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區灌溪鎮的農民，20年前，他從四川省奉節縣(現屬重慶市萬州區)舉家遷往灌溪，看中的就是這兒的良田沃土。相比貧瘠大山區的老家奉節，在柳曹剛的眼裏，這兒的良田簡直就是金礦。
　　柳曹剛有的就是力氣，是一個勤懇的莊稼好把式。
　　當地好多人或外出打工、或撂荒退田的時候，他就把耕地接管過來自己耕種。最多的時候，他家種植的水稻面積達到七八十畝。就是靠著種田、喂豬，柳曹剛兩口子起早摸黑的勞作，硬是拉扯出了三個大學生。前年還修建了一座新樓房。
　　“現在的生活，比起以前城裏人的日子好過多了。”看到進村了解當地農民生活狀況的《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柳曹剛直言城鎮化帶來的好處。
　　不過，他也有憂心之事。“組裏的耕地去年被一家大企業徵用，現在人均耕地面積都不到3分地了。”住進新樓房的柳曹剛，儘管臉上還洋溢著喜悅的笑容，可也掩飾不住對未來生活的擔憂。畢竟，只會種田的他，失地意味著什麼，他比誰都清楚。
　　耕地少了 路面硬了
　　灌溪鎮地處常德市區的近郊，毗鄰大型企業浦沅工程機械廠，30年前就被湖南省政府命名為“灌溪工業園區”，工業一直比較發達。
　　近幾年，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工業發展速度異常迅猛，大片良田被徵用蓋起了廠房。
　　2月5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臨崗公路驅車北向，不到一分鐘便進入灌溪鎮的地域，從臨崗公路4公里處駛出，右轉，來到了柳曹剛家。
　　一輛推土機靜靜地停放在一大片空曠的、尚未平整完畢的耕地邊沿；空地的另一邊，則是一排排嶄新的農舍。
　　“這塊地是被常德煙機廠徵用了，聽說是要建一個大型的復烤車間。”柳曹剛告訴記者。
　　這塊被徵用的土地原是100多畝水田，柳家承包耕種的水田有一大部分在此。“我們組裏有170多個戶籍人口，現在剩下的耕地也就30畝不到了。”他說。
　　記者了解到，當地搞城鎮化建設大規模徵用良田，但農民反對意見不大，主要因為兩點：一是當地長期以來工業氛圍比較濃厚，當地農民都知道工廠進來了掙錢的機會更多，比種田有“搞頭”；二是當地的生活硬體設施因為城鎮化而急速優化，農民得到了方便和實惠。
　　柳曹剛告訴記者，以前身處大山的他，對柏油或水泥路面有著天然的敬羨。鄉村裏筆直的公路，“下雨天腳不沾泥”，這讓他很知足。
　　有了城裏人的感覺
　　更讓柳曹剛知足的，是前兩年新建的樓房。
　　記者看到，柳家的二層小洋樓就在一條水泥街道的旁邊，不銹鋼門窗褶褶生輝，四週花紅柳綠。放在城市裏，絕對是一座頗有品味的獨棟別墅。
　　柳曹剛說，他家的房子在當地還算不上最好的，至少在他所在的組，家家都是這樣的樓房。記者站在柳家樓旁的小街道邊，一溜數下去，筆直寬敞的水泥路兩邊，有幾十棟這樣的小樓房，看起來像城裏的某一條街道。
　　20年前，柳曹剛從四川奉節移民到湖南常德，陸續帶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等幾家人。從當初落戶時的一窮二白，到如今家家都還算得上中等富裕農民，如非勤勞，確實不易。
　　柳告訴記者，當地人搞工業加工作坊的多，大多不願種地，移民過來後，他家就承包了很多別人不願種的耕地，幾十畝水田每年能收入幾萬元；再加上媳婦在家飼養上百頭生豬收入的幾萬元錢，儘管兩口子十分辛苦，但滿足3個孩子的上學開銷之後還能略有盈餘。他的弟弟則在附近打零工，這幾年周邊拆遷的多，零工活幹不完，收入也還不錯。
　　自己一大家子的生活水平，能逐步提高到現在的水平，柳曹剛已經相當滿足。搞城鎮化建設，灌溪近水樓臺先得月。
　　“夾心層”失地農民的苦衷
　　灌溪這個曾經人均耕地超過2畝的富庶小鎮，現在卻即將無地可耕。記者疑惑的是，這麼多地被徵用，當地的農民怎麼辦？記者此前打聽到，這些被徵用土地的農民，他們的農民身份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變化，這正是柳曹剛最大的煩惱。
　　他告訴記者，村裏這幾年徵地的基本都是幾家效益比較好的企業，解決辦法是給村組集體一筆現金補償，再每家解決一個進廠就業的名額；超過60歲的，則由用地單位負責一次性購買社保。這種徵地補償方案，大多數村民是能夠接受的，因為他們很多早就不種地了。但對於種田大戶柳曹剛而言，他卻是有苦說不出。
　　他告訴記者，每家企業解決被徵地家庭的就業，都是有年齡要求的，40多歲的他根本就沒有資格；他又遠遠不到60歲的年紀，用地單位更不會幫他購買社保，以後的養老是一大問題。
　　最迫切的現實問題是，耕地沒了，一家子的生計從何而來？老大儘管畢業一年多了，但基本只能自己養活自己；老二、老三都還在校就讀，每年必不可少的花銷就得幾萬塊錢。
　　據柳曹剛稱，這次常德煙機廠徵地，戶籍人口每人能有差不多一萬塊錢補償。他家也就是三五萬塊錢，僅僅能夠維持全家一年的開銷，以後怎麼辦？
　　作為處於年齡“夾心層”的失地農民，絕大多數都是家庭的支柱。柳說為此他去鎮政府反映過情況，鎮政府工作人員也表示同情，可也找不到什麼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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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寧縣資深農戶算盤難打：“好地”租金僅200元/畝
　　每經記者 杜冉樂 發自河南洛陽
　　我的父親，現在又多了一個身份，成了家裏“留守兒童”的監護人。他說，等剛會跑的孫子3歲了，也想到大城市走走看看。馬年春節回家，看到已上了歲數的父親抱著他的孫子在村裏來回轉悠，雖然盡享天倫之樂，但也難掩無奈。
　　因為這個留守的小孫子，父母仍要面朝黃土背朝天，守著15畝農田。不過，從2013年起，村裏來了煙草承包大戶，家裏已將3畝半的“好地”承包了出去，名義租金每年300元/畝。父親說，土地承包出去是遲早的事，僅村裏西隊外包的土地有70畝之多，都是一些平整的好地。
　　老家所在的河底鄉作為號稱“全國煙草種植十強縣”洛寧縣一個重要的煙草種植示範基地，這裡因煙草種植而出現的農地集中承包大幕已經徐徐拉開。
　　開荒拓地養家糊口
　　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老家還沒有“外出打工”這一說法，鄉親們只能守著人均幾分的薄田養家糊口，年輕人常年在家務農，放牛羊。如果遭遇旱情，夏秋兩季的莊稼可能顆粒無收。
　　在豫西山區的廣大農村，作為“80後”這一代人，一般家裏的兄弟姐妹較多，當時，農村孩子上學不像現在這樣不用交任何學費，而要交一定的書雜費、學雜費等，但掙錢糊口卻是一件非常艱辛的事情。遇到開學，籌錢成了多數家長作難之事。
　　因此，父親除了冬閒時到澠池“下煤窯”或靈寶金礦“拉礦石”之外，便是開荒種地，“土裏刨金”。村裏北邊是坡狀的丘陵，南邊是起伏的荒山，長些野棗樹等，坡陡足有五六十度。
　　那是夏天，我每到週末放學上山給父親送飯，看到他掄起 頭一 頭一
頭地掘開荒土，翻出新土。山上的2畝荒地，父親用了一個夏天才開闢出來，到深秋時節種上了菜籽。不過，播種尤為艱難，當時就算是有農用機器也派不上用場，父母只好牽著兩頭黃牛，把耕犁、化肥、木鏤和種子一件一件地背到山上，而等到來年5月菜籽成熟時，再一簍一簍地背下山來。
　　此外，老家門前還有一條流淌不息的無名河，其河灘地多石頭，即便如此貧瘠，也成了村民圈地開荒的目標。後來，荒山、河灘以及一些溝溝堰堰均成了村民們增加耕地的渠道，有些村民開闢出來的荒地面積甚至比承包地還多。
　　“打工潮”令土地撂荒
　　進入新世紀後，村裏掀起了外出打工潮，一些村民常年不在老家務農，其手上的土地要麼撂荒，要麼轉包給村裏的其他人。
　　在孩子上學、家庭開支等壓力面前，父親將在外務工的鄰居的幾畝水澆地承包下來，每年給人家幾百斤小麥作為補償，但分文不沾那些種糧補貼款。
　　父親說，承包這些水澆地除了保收成之外，更主要的是有了秋收這一茬，可以種些玉米、大豆等，並且投資小，產量高，保證有一定的收入。
　　不過，對於那些地處偏遠、坑洼的小片耕地，承包者較少，因為那些土地主要是靠天吃飯，雖然旱垣上可以“打水窖”來防禦天災，但投資成本較大。
　　今年春節期間，父親翻出了一張有些泛黃的種糧直補通知單，這是一張顯示為日的陳舊單子，發證機關為“洛寧縣河底鄉財政所”，是中央當年首次免徵農業稅之後發放的種糧補貼款。
　　通知單上顯示，“根據河南省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實施方案規定，經兩榜公示，您家的補貼面積為7.49畝，每畝補貼7.04元，今年您家應領直接補貼52.73元。”
　　隨後幾年，這張種糧直補通知單換成了類似于銀行存摺的一本摺子，補貼款可以直達農戶。到2013年，一共為7.49畝承包地對應的應領種糧直補達到900元。父親說，現在農資價格直線上漲，比如100斤一袋的複合肥原先120元，已漲到了180元左右，如果加上農機要“喝油”，種糧可能會虧本，所以種地積極性越來越低。
　　農地集中流轉“胎動”
　　如今，老家山上開闢的所有土地已經徹底撂荒，遠處望去，蒿草滿坡，隨風起舞。
　　目前，村裏外出打工的年輕人紛紛到洛寧、宜陽、澠池等周邊縣城買房，有些甚至還到洛陽、鄭州等區域中心城市置業。在村子小學附近的一面墻上，來自洛寧縣城的一個高檔樓盤廣告分外炫目。
　　父親說，等剛會跑的孫子3歲了，他們也想到大城市走走看看。但眼下他們手裏還領著一個留守兒童，仍要繼續種地，但種地方式變了。
　　目前，村裏西隊有70多畝平整“好地”已承包給了河底鄉鎮上的一些種煙大戶，他們在煙葉收購站有雄厚的人脈關係，因此種煙積極性很高，但給農戶的煙地租金1年僅有300元/畝，加上下面層層承包，租金到戶只有200元/畝。
　　據了解，在洛寧縣的130萬畝耕地中，有60萬畝為優質煙適宜區，是國務院區劃辦劃定的煙葉最佳適宜區之一。如今，洛寧已是洛陽市煙葉生產第一大縣，河南省煙葉生產第二大縣，全國煙葉生產十強縣，而河底鄉還是洛寧縣的煙草種植示範基地。
　　父親說，那些煙葉大戶專門雇人到煙地勞動，比如打農藥、除雜草、剝煙葉都是按照50元/天算賬，一天一結算，烤煙時專門租用外村的新式烤爐，租金為1000元/爐左右，煙葉烤好後撿煙、打包等工序也需要花錢雇人。
　　“種煙是一件臟活，給的那點錢有點低，好些人不太願意幹。”父親說，這些租出去的土地以1年為單位，村民可以續租，但如果不想續租，村民也可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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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巷子口鎮的意外插曲：賣地造城遭遇商業騙局
　　每經記者 黃俊玲 發自湖南寧鄉
　　“飄渺扶王山，萬畝李世界……千年古鎮，狀元故里，巷子口鎮……”這是巷子口鎮一部分人的手機彩鈴。
　　巷子口鎮地處湖南寧鄉與安化兩縣交界處，相傳原為項姓人聚居之所，名項氏口，後項氏他遷，此處發展為一小街巷，巷子口因此得名。宋朝時期，巷子口鎮出現了一名狀元易袚，所以就有了“狀元故里”一說。
　　在全國城鎮化的熱潮中，巷子口鎮也並未落後，其城鎮化的發展模式非常簡單，即從農民手中把土地徵過來，然後賣給開發商，開發商再搞房地產開發。
　　在此過程中，巷子口鎮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員借機從農民手中騙錢跑路，涉案金額達600多萬元，案件隨著犯罪嫌疑人郭俊華被公安機關抓獲而告一段落。
　　造城：徵地建房 土地價格漲逾60倍
　　1月30日，記者來到巷子口鎮。短短一年的時間，小鎮就建起了一批新房子，而且還開發了步行街，這個號稱“打造寧鄉西部第一商業核心——金灣商業新城”的項目，粗略估計佔地至少100畝。
　　巷子口鎮政府的工作人員趙辛(化名)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透露，整個鎮上的徵地已達幾千畝，具體是多少記不清了，但至少超過了1000畝。
　　大約十幾年前，巷子口鎮就一條主街道，道路兩邊是各種小商鋪以及擺攤的小商販，繁華地段總長度不到200米，街道兩旁都是房子，房子前面是街道，後面便是水稻田。
　　這一切正隨著中國城鎮化的推進而發生改變。一座座嶄新的小樓蓋起來了，面貌一新，號稱“寧鄉西部第一商業核心”的金灣商業新城正在崛起。
　　步行街有近百米長，在這條步行街上開店的小楊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透露，這條步行街剛剛建好，目前這裡開業的商鋪不足一成。
　　據當地人介紹，巷子口鎮開發商業地產首先是當地政府從農民手中把土地徵收過來，每畝給農民的補貼大約是4萬元左右，然後將土地賣給開發商，開發商將其劃分為長15米、寬4米的地皮(合計60平方米)，根據不同的地段，每60平方米地皮的市場售價為24萬元～28萬元不等，最後開發商根據圖紙修建商鋪，這部分費用再由購買者另外出。趙辛透露，其購買了兩個60平方米的地皮，房子已經蓋好了，但是暫時還沒有租出去。
　　據小楊透露，一畝地大約能建11個這樣的鋪面，政府會把路修好，購房者需要按照政府規劃設計的圖樣統一施工和外裝修，房子內部裝修可以自己設計。
　　粗略計算，當地政府徵地每畝給農民約4萬元補貼，若每畝劃分為11個地皮，每個地皮售價為24萬元，那麼每畝土地的價格就變成264萬元。也就是說，土地由農民手中到政府，流向開發商，再由開發商流向市場，其價格被抬高了66倍。
　　該鎮的小販小曾告訴記者，購買這些商鋪的要麼是當地人，要麼是扶王山那一帶的人，特別是一些住在山裏的人，希望把房子買在鎮上，交通更加便利，年輕人把房子買下後，他們繼續到外面打工，老人則多半願意住在原來的老屋，所以鎮上的一些房子都是用來出租的。
　　據說，該商業新城第一期的門面已經全部售完，而且該鎮還計劃啟動第二期建設。面對如此高的價格變化，小楊認為，不能這麼簡單地計算，因為修路是政府出了錢，規劃也是政府出了錢。對此，趙辛稱，徵地主要是開發商的事情，政府主要是協調。
　　插曲：騙取鉅款 鎮政府人員涉案
　　整個商業新城佔地粗略估計超過100畝，據小楊介紹，目前項目二期已經完成了徵地。該新樓盤的公路路面還沒有完成硬化，廣場也沒有建完，在商業新城的旁邊挖掘機仍然擺在河的另一邊，這也顯示出這裡的蓋樓工作還沒有完成。
　　趙辛不斷指著一片片稻田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這一塊已經徵收了，那一塊已經完成徵收了……
　　巷子口鎮的城鎮化無疑在極速推進，然而在該過程中，也發生過利用職務之便騙取農民錢財的案件。2012年，該鎮政府工作人員郭俊華借開發商業地產之名騙取農民錢財，涉案金額高達600多萬元。
　　據多位當地農民透露，2012年，巷子口鎮政府的工作人員以小鎮開發地產為契機，以內部指標為名向當地農民銷售。有農民透露，郭俊華當時大約是按內部指標名義，以很低的價格向農民銷售，後來商業步行街開盤時，農民去要地皮發現有重復，比如農民A是8號地塊，而農民B也是8號地塊，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現自己上當受騙了，據說郭俊華騙了600多萬元，後來郭俊華就跑路了。
　　據湖南當地媒體報道，郭俊華以內部低價銷售商鋪地皮為由，如步行街門面地皮的市場價為24萬～28萬元，他給農民劉尚軍的內部價是14萬元。該媒體報道稱，郭俊華從十多位農民手中詐騙錢財共計約300萬元，此外還謊稱和同事修建集鎮，以高息為誘餌向村民借了300多萬元。
　　趙辛透露，郭俊華是80後，原為鎮水管站的員工，後來鎮政府將其借調過來，目前他已被抓捕，據說這些錢被他花在網絡遊戲上。
　　對於郭俊華的詐騙案，當地很多農民認為，涉案金額屬於鉅款。在記者返城的長途汽車上，很多農民仍在談論此案，雖然這個案件已經過去了，但仍是人們關注的話題。
　　困局：工業薄弱 社會保障制度缺失
　　在寧鄉這個號稱全國百強縣的地方，各地都在推進城鎮化。據當地人介紹，正在推進城鎮化的地方如寧鄉縣城周邊，再如灰湯鎮(以溫泉出名)、巷子口鎮的金灣商業新城、再如龍田鎮……整個寧鄉都在瘋狂地造城。
　　對於巷子口鎮的經濟來源，這幾年該鎮正在搞一個“萬畝李世界”即種植李子，此外還有一個滑翔基地項目，工業基礎卻相當薄弱。
　　趙辛介紹，以前鎮上納稅大戶是一家量具廠，目前這家量具廠已搬遷至寧鄉縣城，巷子口鎮的稅收大幅下滑，2013年的稅收收入大約只有500萬元的水平，其主要的來源是幾家大超市、一些連鎖店以及一些餐館等。面對工業基礎的薄弱，趙辛坦言，鎮政府有專門的招商機構負責招商。
　　小曾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雖然一些人在鎮上購了房，而且在這個小鎮上學也不受戶籍限制，但由於沒有幾家像樣的企業作為支撐，年輕人還是要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小孩在鎮上。
　　因此，在城鎮化的熱潮中，社會保障制度缺失無疑會成為一大困局。《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到，在寧鄉縣城“農民的土地被徵收後，政府會給一筆錢，還會為農民購買保險，當農民到了60周歲時可以去領取養老金，但是如果沒有達到這個年齡的話，只能靠自己，”多位農民如是說。
　　而在巷子口鎮，趙辛坦言，一般情況下，政府會把徵地的錢給到村裏面，然後村裏面再去分配這筆錢，同時村裏還會對土地進行重新分配，這裡對農民只徵收了一部分土地，農民並沒有完全失去土地，所以不涉及養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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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之“憂憂”：川東鄉鎮的現代農業試驗
　　每經記者 謝振宇 四川南充攝影報道
　　交通的改善，給西充縣李橋鄉這一四川東北小鄉鎮的農村經濟發展帶來了生機。
　　“李橋是平凡的偏遠小鄉鎮，但也有它的特色。現在交通(從)瓶頸變為優勢，加之生態環境好，發展有優勢。”作為四川省西充縣李橋鄉的新任黨委書記，李輝自2013年5月上任後，開始著力推動當地發展桃樹種植，到目前已達千畝。
　　“以前傳統農業要佔90%以上，目前為70%左右，力爭到2015年下降到40%以下。”1月30日，在李輝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描述的李橋逐步擺脫對傳統農業的依賴、大力發展現代農業的未來藍圖中，種桃無疑是其關鍵支點，“在未來3~5年內，桃樹種植計劃發展5000畝左右”，將佔全鄉耕地面積近半數。
　　李橋鄉種桃發展現代農業，將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些“攔路虎”：農村勞動力缺乏、桃子銷路等問題。但無論成功與否，都對國內數以萬計的小鄉鎮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優勢：交通條件改善
　　在過境李橋鄉的一段高速路兩側，兩座小山丘腰際分佈著新種植不久的數千株小桃樹，小樹剛高過膝，新土還有些泛紅。這是李橋鄉2村農戶黃雷(音)家的桃園主要所在地，作為全鄉桃樹種植目前僅有的四個承包經營大戶之一，其共種植了230畝桃樹。
　　黃雷及妻子何女士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他家種植桃樹所涉土地囊括了該村附近4個居民小組、近百戶的土地，以及新開的一大片荒地。據黃雷夫婦介紹，自家的桃園已成為全鄉桃樹種植的示範點，未來他們希望將其發展成有機桃。
　　包括黃雷在內的李橋鄉諸多農民願意發展桃樹種植的基礎在於，如今多條高速公路的過境，使得鄉里原來的交通瓶頸變為優勢。
　　“李橋鄉總人口為11700人，現有耕地保護面積大約為1.3萬畝，計稅面積1萬畝左右，以傳統農業和養殖業為主，(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大概是5400元。”李橋鄉鄉長鮮承紅介紹稱，這低於全縣的平均水平。
　　談及如今重點發展桃樹的規劃初衷，李輝將交通優勢放在首位，“李橋地處西充縣的偏遠鄉鎮，資源匱乏，過去受交通限制，是交通瓶頸地帶。”如今，多條高速公路的過境以及縣鄉級公路的改善，使得原本的瓶頸變為優勢。目前，廣南、巴南、成德南高速公路途經李橋鄉的8個村39個居民小組。由此，鄉新一屆政府班子上任後，經過調研決定在高速路沿線重點發展桃樹種植產業帶。
　　之所以選擇種植桃樹，主要是由於緊鄰的古樓鎮已有成熟的桃樹種植經驗。
　　“古樓鎮在香桃(充國香桃，西充縣的農業品牌之一)種植上取得成功，我鄉和古樓鎮毗鄰，甚至有的村民間還存在親戚關係，他們對那邊果農的生產情況有所了解，自身就很有動力，政府也希望發展現代農業，給予政策支持。”李輝表示。
　　據鮮承紅介紹，2013年底以來，李橋鄉共種植了約5萬株桃樹，總面積超過1000畝，共涉及高速公路沿線的5個村。具體模式上，桃樹苗由鄉里無償提供，並給予農戶一定的栽植經費補助。
　　難題：勞動力不足
　　雖然鄰鎮已有種桃成功經驗，但在李輝看來，李橋的後發優勢在於品種和機制上。李輝介紹，就發展的機制和模式上，全鄉主要規劃3種發展方式：一是建立合作社；二是採取承包經營(企業經營)的形式，採取土地流轉的方式，流轉土地供承包經營，黃雷的桃園便是其中之一；三是農民自主發展，政府給予技術和其他政策的支持。目前，李橋鄉的發展主要依靠後兩種模式。
　　鮮承紅則介紹，目前，全鄉的千余畝桃樹種植面積中，其中4戶承包經營共計六七百畝；其餘為群眾自主種植，“積極性較好，但也存在管護問題”。
　　桃樹種植及之後的管護都需要勞動力，但目前農村勞動力的不足，也是橫亙在李橋鄉發展農業經濟面前的難題之一。
　　一位熟悉當地情況的李橋鄉某村居民小組人士私下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出於勞動力不足等考慮，其所在的居民小組到目前並未發展桃樹種植。
　　在種植桃樹面積較多的黃雷所在的2村，也明顯面臨著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村支書黃奎模介紹，該村共種植了300多畝桃樹，農民自主發展的總面積也有100余畝，但目前該村的勞動力明顯偏少。
　　“我們共有13個社(居民小組)，400多戶人家，共1300多人，但大多數都外出打工了。據去年10月前後我們選舉時的統計，只有500多人在家，其中不少是兒童，所以勞動力較少。”黃奎模介紹。
　　“沒有勞力去經營。”鮮承紅也視其為當下發展桃樹種植等現代農業面臨的困難之一。
　　“我鄉勞動力大量外出打工，勞動力缺乏”，談及推廣桃樹種植過程中面臨的困難，李輝也坦承，“最明顯的(問題)是勞動力匱乏，以及土地分散承包和個別農民的利益問題，還有種植業的投入大、風險高、見效慢。”
　　因此李輝更希望發展承包經營和合作社模式。李輝表示，承包經營和合作社模式是大趨勢，李橋鄉在桃樹承包經營方面，希望做到雙向選擇，桃樹種植規模希望達到數百畝以上。
　　挑戰：如何解決銷路
　　記者了解到，去年西充縣舉辦的首屆桃花節，極大促進了當地桃子的銷售。交通的改善以及宣傳力度的加大，都使得古樓鎮的桃子由曾經的滯銷變為暢銷。
　　雖然鄰近的古樓鎮有了熱銷的案例，但3年後李橋鄉多達千畝的桃樹挂果後的銷路問題如何解決，也是擺在農戶和當地政府面前的挑戰。
　　“若按照2013年(古樓鎮)的情況，不愁銷路。”黃雷介紹道，其種植的桃樹分為早中晚三種，桃子成熟期可從5月持續到9月，“可以分期採摘，緩解存儲過多的問題”。
　　“它的特點是口感好、脆且保證甜度、儲存期長。”李輝認為，目前李橋鄉選取的桃子品種上有一定優勢，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是“如何對接市場變化的問題”。
　　曾在古樓鎮工作過，對當地桃子銷售難題深有體會的李輝，對於未來有著怎樣的初步想法呢？
　　“古樓前期是用禮品桃拉動，優點是價格較高，能夠激發群眾的積極性，也對香桃的質量和管護提出了高要求，缺點是量比較小。我們今後的銷售我想還是兩句話：一個是請進來，二個是走出去。”李輝表示。
　　在李輝看來，“請進來”就是要主動對接外邊的大市場，比如成渝各地，前提是利用品種和產品優勢去開拓市場，採取政府搭橋，“我們鋪路，主動打入外地市場”。
　　“原始產品的產值，在農業產業鏈中的比重很低，因此需要在銷售和加工環節做文章。”李輝表示，想“走出去”就需要在銷售和加工環節增加附加值。
　　對此，鮮承紅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坦言，目前國內鮮桃的深加工尚在探索之中，將來或能找到更可行的技術和模式。
　　有多年銷售經驗的黃雷似乎更果敢和堅決，“實在不行，我自己開個小車拉出去賣。”
　　未來：爭取資金和人才
　　李橋鄉發展特色農業、現代農業面臨怎樣的問題？“現代農業的投入嚴重不足是最大問題。”鮮承紅表示，發展現代農業需要更大的投入，同時地方財政投入不均衡也是問題所在，如今李橋鄉已獲得了更多的政策、財政支持。
　　談及未來發展的關鍵點，鮮承紅表示，“進一步改善交通條件，更多爭取資金和人才。”
　　未來，李輝希望加大桃樹的種植規模，“現在正在基礎階段，今後的發展方向是體現一種規模效應，通過規模作為基礎，在機制體制上進行創新，最終力爭在這3~5年內要把我們全鄉傳統農業比重較大的局面轉變為現在農業佔主導地位。”
　　“現在我們準備在高速公路貫穿的8個村成規模種植桃樹。”李輝表示，“在未來3~5年內，計劃發展5000畝左右。希望把我們的傳統農業的比重降到40%以下”。
　　據李輝介紹，在全鄉農業經濟產業結構中，以前傳統農業高達90%以上，目前仍佔70%左右。按照全鄉萬畝的耕地面積算，現代農業佔比60%約換算為6000畝以上，初步規劃為“大致為5000畝香桃，畝的其他產業”。此外，還規劃主要依託李橋河發展高端花木種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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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西北角：綠洲農民行走在城鄉之間
　　每經記者 岳琦 發自新疆博湖縣
　　春節假期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孟慶國沒有像很多上班族一樣陷入“節後綜合徵”，反而異常忙碌。2月7日是農曆正月初六，按照中國民間習俗，這一天要用一些特別的方式“送窮”。而作為一名郵政儲蓄銀行的農村信貸員，孟慶國當天要完成春節前積累的20多筆小額貸款業務，給農民“送錢”。
　　自從孟慶國的家族進入城市生活之後，諸如“送窮”之類的農村民間習俗已經很難見到，看電影、卡拉OK、廣場健身等都成為這個家族新的生活方式。
　　孟慶國所在的家族自上世紀60年代從山東遷徙至新疆博湖縣，這個位於中國西北角的小縣城背靠新疆最大的淡水湖，距離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市400多公里。博湖縣與新疆的其他80多個縣城一起，如串珠一般鑲嵌在2萬多公里的交通線上，綠洲農業支撐著千萬個和孟家一樣的家庭生長壯大，也支撐著新疆農民的城鎮化。
　　信貸員背後的農村金融
　　從離家上百公里的公務員崗位辭職後，孟慶國回到了家鄉小城。在他外出求學和工作的幾年裏，每年都在變化的家鄉曾讓他感到驚訝。2013年初，孟慶國進入縣城的郵政儲蓄銀行工作，隨後開始負責農村小額信貸。
　　隨著農民的信貸需求越來越旺盛，孟慶國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在小縣城還有一家頗具實力的競爭對手。
　　2013年底，博湖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改制為股份制公司。春節期間，新名稱“博湖農商銀行”的宣傳招貼幾乎挂滿了縣城。雖然這只是邁向商業銀行的第一步，但這樣的農商行在新疆也只有3家，博湖農商銀行當年的存貸業務量達到13億元。而僅有5萬多人的博湖縣，2012年人均GDP和財政收入在所屬州域內均排名墊底。
　　小城的經濟總量並不大，農村金融市場卻十分活躍。博湖農商銀行在改制後將有條件進入農民的個人理財領域，雖然這並不在孟慶國的個人業務範圍內，但他也感覺到這將對自己所在的銀行產生直接衝擊。然而對於佔小城大半人口比例的農民來說，這將對他們的財產性收入增長帶來諸多想象空間。
　　節後的第一天工作並不輕鬆，冬季是農民貸款的高峰期，春節假期前積累的20多筆貸款業務都要在這一天完成。90多萬元的貸款，讓孟慶國從早忙到晚，幾乎沒有休息。
　　從孟慶國手中放出的貸款金額在幾千元到5萬元不等，以農戶聯合擔保的形式為主。對於春節前輿論熱議的農地和宅基地抵押貸款政策，孟慶國認為，政策從北京走到小城，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雖然新政策還很遠，但隨著農民在城鎮購房的增多，農民抵押貸款也不再“空無一物”。城鎮住宅抵押讓小城農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財產可以發揮如此大的作用。孟慶國在回顧自己一年來的工作時，不住地感慨銀行房產抵押貸款業務的增長。
　　去年底開始，孟慶國所在銀行的各類房產抵押貸款業務開始大量增長，目前已經有了3000多萬元的業務量。孟慶國也曾做過一筆房產抵押貸款，相比起農戶聯保的小額貸款，房產抵押利率低而且手續沒有那麼繁瑣。
　　在博湖縣的農村，經過幾十年的土地經營積累，有條件進城購房的農民不在少數。孟慶國的父母和姐姐也在3年前搬進了縣城的居民小區。
　　綠洲上的農民
　　上世紀60年代，孟慶國的父母來到新疆。在新疆廣袤的土地上，和他們一樣數以萬計的中國內地農民從拓荒開始，建立起了一個個綠洲農業式據點。現在，新疆的綠洲現代農業已經走在了全國的前列。
　　孟慶國的二姐孟新玲經營著父母的20多畝土地，這在當地並不算大戶。面對進城後越來越大的日常開銷，孟新玲也嘗試著在農村的庭院中養雞。2013年裏3個月的時間，養殖為孟新玲帶來了5000多元的凈利潤。雖然也時常抱怨受禽流感影響價格不好，但孟新玲仍然計劃著繼續擴大養殖規模。
　　比起養殖，種植有著更大的不確定性。孟新玲甚至將種地比作一種賭博，葵花、玉米、茴香、辣椒、番茄等作物她都曾種過。對種辣椒、番茄等高投入高產出的經濟作物的人來說，農產品的收購價格直接決定了農民的盈虧。
　　雖然大部分土地已經實現了滴灌，農業機械的應用也降低了成本，但對於孟新玲等大部分農民來說，收入好壞主要還是依靠“行情”。博湖縣是新疆主要的番茄產地之一，這個“紅色產業”曾經是小城的經濟支柱。在經歷幾年低谷之後，2013年，國際市場番茄醬價格回暖，這給孟新玲的8畝番茄帶來頗豐厚的收入。
　　縣城裏最大的工廠是上市公司中糧屯河設立的番茄製品分公司，每年的國際市場番茄價格和小城的農民收入都直接挂鉤，但幾乎沒有農民了解這個“行情”，種什麼和種多少只能靠著自己的經驗決定。綠洲農業還需要“倒岔”，即一塊地不能長期種植一種農作物。這也是孟新玲在去年番茄行情見好的情況下，沒能擴大種植的原因之一。
　　最近幾年，受番茄行情折騰的小城農民找到了新的平衡風險途徑——種植一種工業用的色素辣椒。孟新玲只種植了5畝，但色素辣椒每畝收益達到4000多元。辣椒被商販收購後，被運回孟新玲的老家山東等地工廠，而孟新玲和大多數農民也並不知道辣椒的具體用途，只知道辣椒曬得越紅越好。
　　但是，色素辣椒並沒有像番茄一樣給小城帶來太多的工業產值和就業。由於當地沒有深加工的產業，辣椒的風險其實遠超番茄。這在孟新玲看來並不算什麼，畢竟已經在辣椒種植上賺到了錢。
　　相比孟新玲，孟慶國的大姐孟新慧的土地種植之路走得更遠。孟新慧和丈夫已經在小城附近的新疆第二大城市庫爾勒購房安家。早在10年前，孟新慧夫婦就把眼光落向了幾百公里之外的塔克拉瑪幹沙漠南緣和田地區。他們在和田農村流轉承包超過700畝土地，從種植棉花開始，現在已經全部種上了紅棗。
　　事實上，孟新慧夫婦外出包地的成本在當時並不算高，而且大部分資金可以通過貸款獲得。去年，他們將土地又轉租給了來自內地的老闆，並回到庫爾勒安心養育第二個孩子。
　　進城之後
　　春節期間，孟慶國的家族再次在小城匯聚。孟家的年也過得越來越像城裏人。吃火鍋、唱卡拉OK、看電影，開著嶄新的轎車走親訪友或者去商場購物消費，農民進城之後，新的生活方式讓他們應接不暇。
　　縣城的生活很豐富，但和小區裏大多數農民一樣，孟新玲只是在冬季居住在縣城。務農季節，有勞動力的農民還是會回到農村。在孟家居住的小區裏，一到冬季，孟新玲的丈夫就常常為找不到停車位而苦惱。但是到了春夏季，這些私家車大多都開在鄉間小道上，停在了農村的庭院裏。
　　孟新玲成為城鄉兩地遷徙的農民，在小城裏這樣的農民並不在少數。在孟家居住的小區裏，大多是農民購房，而且很多從前相熟的鄰里和親朋刻意將樓房買到了一個單元。進了城後，孟新玲覺得自己和城裏人沒有什麼區別，但大多數農民並沒有將戶口和社保等遷入城鎮，並不是不能遷，而是不願意。
　　孟慶國的家族戶口都還在農村，包括居住在庫爾勒的孟新慧。在孟家居住的小區，並沒有城鎮裏的社區或者街道等機構來管理進城的農民，大部分農民只是“在”而不是屬於這裡。
　　雖然城鎮居民社保醫保都要比農村高一些，但是孟新玲認為農民的身份會帶來更多政策優惠。更重要的是，沒有農民敢在政策未明確之前徹底離開，農村分配的集體土地和宅基地都是農民的根，誰也不願意失去根基。
　　2013年初，就有中央政府相關部門領導表示，農民進城之後不會強制收回宅基地和承包地。去年底，對於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財產權利的保護再次被提上政策日程。
　　孟新慧和孟新玲的孩子都將很快面臨升學的問題。在保護農民財產權情況下，城鄉戶口和社會保障體系的統一是孟家等大多數農民的期盼。雖然享受著縣城優良的基礎設施，但是孟家式的城鎮化只是“上樓”，距離“人的城鎮化”還有一段路要走。
作者： 李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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