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谜 结交需胜己,似我无友不如己者无.猜一运动员

一个没有朋友的人生算不算失败?_百度知道
一个没有朋友的人生算不算失败?
但是由于毕业分配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又分开了,反正就是因为我们变成了竞争对手的关系导致了9年的朋友说拜拜,我文科全班12名!我小学一直到初中一直有一个特别交心的朋友:小学朋友很多!高中没有考上所以选择了我喜欢的专业——美发由于初中毕业后妈妈回国了陪我待了一段时间,这就是我们两个人奇怪的心理,他一直羡慕我我家有钱有权!噢天啊!后来因为我俩都喜欢所以就报名了学校的篝火晚会,就这样我又有了二个比较好的朋友!并且上街吃饭我掏钱,我俩可以说是无话不说了!在美发学校里面我的人缘还算是不错!但是毕业后我们就分开了!但是就这样的9年的朋友最后却背叛了我,知心的就那么一个!(我指的是像那个背叛了我的朋友那种超好的朋友)不管怎样我都是真心的对待我那个9年的朋友的!请问我这样的人生算不算很失败!开心活泼外向,我立刻和文科真的是天壤之别!我在他的邻居的嘴里的出了结论,数学全班倒数第一!每天上学就是睡觉和偷偷玩PSP!由于初中我的数学跟不上所以我就放弃了自己,最后还拜拜了)初中!可以说是知己!他跟我好只是为了我可以借他VCD这样的话他就不用买了,一个朋友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还是经常联系和出去玩!其实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关系就濒临灭绝了!我一直很羡慕他的学习好,所以我又是原来的我了!(强调。初中我真的是很绝望的!不想说了!但是中学我交下了女生的知心朋友,现在短信电话联系想当年我的人缘超好了
提问者采纳
朋友并不是越多越好,似我不如无.梭罗,可不无道理.距离似有若无进退恰倒好处.并不一定要亲密无间.淡淡.朋友就像爱情一样是朋友并不能衡量你的人生是否失败.他们可以算是成功人士了吧,就是特立独行,他们不是离群索居!)还有.:淡淡.陈景润,朋友之间最好的关系应该是.还有,谁不是谁生命中的过客啊!希望有帮到你.这种状态最好.他们只是你生命中的过客(话又说回来.这话虽然过分了点,朋友在很大意义上只是浪费你时间打扰你生活的人,可遇不可求的.Emily Bront.古人都说过结交需胜己。君子之交淡如水嘛.世界上有很多独来独往的名人(比如.成功与否要看你怎样看待成功,你大可不必为此担心,也没必要.!)所以.可以说一切都不是成功的标准
提问者评价
对啊!生命中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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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5条回答
,朋友并不一定要比自己有钱有权学习好什么的只要在你寂寞的时候有人来陪你就行啦你要想那么多你不是在技校也认识了朋友吗不算失败,,
真的失败,朋友会给你很多东西的而且不记回报,希望你能交到以后的日子
没有一个朋友是比较失败。但你又没走完你的人生。朋友会有的。。。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知心朋友)我的知心朋友还不是换了又换,最近几年才跟这么一群人玩的特别好,以前的那些都没联系了,遇到也只是问下好!
没有永恒的朋友
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你要理解你就知道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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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语来原于中国古代民间,是古人集体智慧创造的,无法把谜语的发明权落实到某一个人。最初起源于民间口头文学,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表现。后经文人的加工、创新有了文义谜。一般称民间谜为谜语,文义谜为灯谜,即也统称为谜语。
小王因工作需要常交际应酬,虽然每天都很早回家,可妻子还是抱怨不断,这为什么(打一脑筋急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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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索谜语偌大的城市,广稠的人群,谁遇上谁不是相依为命呢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倾城之恋》
范柳原与白流苏大学毕业后分别来到了南方的这座城市。
这个范柳原,不是《倾城之恋》里那个富家浪子。现在的年头,哪里还有那种温文尔雅、善使风情的男子。经过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他们都成了现在这个范柳原的父亲的模样——中规中矩干活,勤勤恳恳持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孩子亲娘——谁让他是含辛茹苦、当仁不让的一家之主呢?
这个白流苏,也不是《倾城之恋》里那个没落豪门的精明小姐,除了嫁人之外没有别的自救门道。现在的白流苏再不必仰人鼻息,是个受过高等教育、自食其力的白领小姐。白流苏是个县城里的小家碧玉,也算娇生惯养,看上去眉眼灵活,言辞带点刁钻,这倒与那个白流苏有几分相似。
这座城市,人们爱用“崛起”来形容它,可见它的历史并不长,却满目繁华、令人流连。可这繁华有点像T台上那些出道越来越早、年龄越来越小的模特,身子已是成熟,脸庞却一派天真。你不知道她到底算女孩还是女人,她让你既熟悉又陌生,想亲近又畏惧。于是, 琢磨不透的人们就说,这城市没底蕴。
范柳原和白流苏才不管有没有底蕴呢,这里气候好、收入高,自在舒服。
范柳原与白流苏认识之后早早地结了婚。
此处又有别人对这城市的误解了。大家想着:这城市流光溢彩,多少风流韵事,哪里有人愿意早早作茧自缚呢?这不过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物以稀为贵,夜夜笙歌也就不是享受了。
还有,这城里绝大多数都是范柳原白流苏这样的新移民,婚姻大事虽然没有父母的张罗,却也少了他们无谓的阻挠,只要两人看着顺眼,也就往一块儿住了,住久了习惯了,也就再把证补了;不习惯的,大家一拍两散。
范柳原和白流苏是一心一意要过日子的。
范柳原是耳濡目染,他觉着男人总是要成家立业的。男人总是比女人邋遢,结了婚,有热饭热菜可吃,有干净衣服可穿,就算有时要哄哄、要陪陪,也是划算的。
白流苏呢?要死要活的恋爱也谈过了,知道自己有点小聪明,心思不那么踏实,想着用婚姻治治这毛病也算不错。
大家是这么想的,可过起来总还是有些磕磕绊绊。
有一回,两人上街,满载而归。范柳原拎了袋东西在前头走着,恍然发觉身边不见了白流苏。回头只见白流苏还在三十米以外的地方站着。范柳原等了一阵,白流苏也不见跟上来。他只好先作深呼吸,再慢慢走回去,摆出讨好的笑脸。白流苏却是瞪了他一眼,兀自一鼓作气地走在了前面。范柳原本来想抬脚追,却蓦地有些烦了这套小把戏。这么一想,他倒是心平气和地走在了后面,饶有兴致地看着白流苏的背影:白流苏丰满的屁股好像也怨气冲天,左一下右一下狠劲扭着。
范柳原进了门,白流苏在床上歪着。范柳原知道,再这样下去,晚饭吃不上,可能连晚上的球赛也要泡汤。他只好又摆出笑脸凑上去,连声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白流苏像炮仗一样被点着了,她跳起来:看着我拎这么多东西,也不帮帮手。一点绅士风度也没有,这还是对自己的太太呢?
范柳原耍滑道:我对你还不好啊?你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我爸对我妈可没那么好。你说要上街不也陪你去了么?
白流苏哼了一声:再别说陪我上街了,哪回不是看你不耐烦了我赶紧买了就走,要不就是你看你的。每次上街总要闹别扭,买的东西我也不满意。
范柳原顺势道:我说了我给你钱,你想买什么自己去买好了,你又偏要我去。
白流苏却不依不饶:我穿得好还不是给你看?再说我上街给你买衣服的时候也不少啊。小夫妻不同进同出,还像两口子吗?
白流苏说着说着,想起来千万个不如意:散步的时候,他背着手,连她的手都不牵;星期天做了一桌子饭菜,他还在睡懒觉;刚拖干净的地转眼就被他掉上了一截烟灰;丈母娘来了,他也只顾自己闷头吃饭;好不容易盼个节假日,他扔了自己出去和人搓麻将直到三更半夜……联想至此,白流苏竟咿咿呀呀地啜泣起来。
白流苏一哭,范柳原就只好压了自己的脾气。他知道自己学不了父亲,父亲那气概真有点像李白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白流苏伶牙俐齿,比他妈妈强多了,斗嘴他是斗不过的。当然白流苏温柔起来,也是善解人意、惹人怜爱的。
范柳原陪着白流苏静坐了一会儿,见白流苏没有歇息的意思,说出了一句让白流苏深为惊艳、至今难忘的话。范柳原说:别哭了。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啊。
听了这话,白流苏倏得收了泪。
是啊,这偌大的浮城里,只有他们俩是有关系的,只有她为他流泪,只有他为她烦恼。
暮色四合,范柳原牵了白流苏的手说:别做了,我们上外边吃吧。这一次,范柳原竟一直牵着白流苏到了餐厅,还竟然帮着拉开椅子让她坐下。白流苏想:范柳原过去是真不会做还是不愿做呢?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
白流苏终于不强求范柳原陪着她逛街了。她自己揣了银行卡,或者邀个女伴或者独自一人,精挑细选,多么利落!范柳原也大张旗鼓地与朋友厮混,回来晚了也不怕打扰白流苏,两人已供了套大房子,足有三个卧室。
白流苏也不再痴痴怨怨地等他起来吃她做的饭菜了,大家都是打电话叫外卖,再不必会收拾碗筷的事情生出闲气来。
过去,洗碗也是他俩的主要矛盾之一。白流苏认为范柳原总该承担一些家务,自己不辞劳苦做了饭,善后事宜理该归他。这范柳原开始倒也遵守规则,后来便缠白流苏,白流苏磨不过他只好自己做了。再后来,白流苏板了脸,范柳原只好磨磨蹭蹭、拖拖拉拉、敷衍了事,总是惹来白流苏的无数催促和抱怨。再后来,白流苏懒得做了,范柳原也懒得求,在外面吃了完事,或者就叫人送餐。
白流苏也想:奔三十的人,哪里还经得起烟熏火燎?就约人去打网球、去游泳、去泡吧,干什么不好过做饭?俨然一位新时代新女性。
有一个西方传说是这样的:上帝最初造人时,人有两个头,四只手,四只脚,无所不能。上帝一生气,把人劈为两半,一个是阴性,一个是阳性。从此,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另一半,渴望与之融为一体。范柳原与白流苏过得却像两个中性人。
就这样,同在一个屋檐下,两个有时竟至打不上几个照面、说不上几句话。如果都在家的话,也是各看各的电视。电视也早买了两个,白流苏追着看香港的九三零,就是每逢晚上九点半的外国电影,只打字幕不带配音的那种;范柳原恰是相反,内地那种七拼八凑、二十年没变样的综艺晚会他还是乐此不疲。
日子或许就要这么过下去了。
这一次,白流苏出差去了上海。晚间正在淮海路上漫无目地瞎逛,忽然接到了范柳原的电话。出门时白流苏已经告诉过他什么时候回来,她便不会再向他报安,他也不会再向她请安了。
白流苏皱着眉按着性子听着。
电话里范柳原的声音带点醉意。范柳原说:老婆,我们要个孩子吧?
这一问,差点让白流苏在溢彩流光的繁华大街上掉下两颗苍凉的清泪。她翻江倒海,不知范柳原怎得忽然有了这样强烈的父爱?
还未等白流苏惊喜地问个为什么,范柳原又在那头道:今天没约到人打麻将,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好闷啊!
白流苏听得怒从心头起,她不顾仪态破口大骂:你不闷的时候他怎么办?把他退给谁?说罢收线,眼泪奔涌而出。
如果一出戏穿梆得太厉害,是没法演下去的。范柳原与白流苏终是男人和女人,终是丈夫和妻子。生个孩子会创造新生活吗?白流苏不敢赌,范柳原不敢保证。
范柳原与白流苏的婚姻就此走到了尽头。这也是这城市的好,结婚没人撮合,离婚也同样无人调解,说散也就散了。
多么好的太平盛世!他是一个无私的男人,她也是一个无私的女人,他们是一心一意要做一对平凡夫妻的,可是,最终也没有做成。他们没有情么?不是,他们不像那一代的范柳原和白流苏,互相试探,唯恐自己先动了情处在劣势;他们为生计困窘么?好像也没有。他们的父母总是为钱伤情,却相互厮守了一辈子。
“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啊。”
其实,偌大的城市,广稠的人群,谁遇上谁不是相依为命呢?新一代的范柳原与白流苏也就不再敝帚自珍了。
算是商场的法则吧,哪里有回报就到哪里投资
说来话长。万科1992年跨地域经营,先后进入东北的鞍山、大连和沈阳,1993年7月即遭遇国家宏观调控,不得不紧缩在东北的投资。到目前为止,第一轮扩张所遗留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鞍山东源大厦到现在还在消化;大连万科邮电大厦直到1998年才度过投资风险期。
万科进入东北十年,最成功的城市是沈阳。其中一个成功原因也许是:沈阳是万科在东北第一轮开发中最后启动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城市。
第四代城市花园开发模式
万科在沈阳的第一个项目,是铁西区的城市花园。
1994年的沈阳,房地产市场刚刚启动,产品供应以福利房、微利房为主,像万科这样真正进行商品房开发的企业很少。无论开发成本还是市场竞争力,万科都处于劣势——城市花园项目周边商品房价格仅有1400元 / 平米左右,而万科的开发成本就达到元 / 平米。
在这样的环境下,沈阳万科创建了“第四代”城市花园开发模式(王石语)——不是以“成本 + 利润”的市场运作方式,而是反过来,以市场的价格承受能力作为基数,确定价格上限,倒推成本。当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的万科城市花园都以精装修面世的时候,只有沈阳由于成本和售价原因不得不将城市花园做成清水房。
沈阳万科的启动资金只有2000万,必须控制城市花园的开发节奏。占地不到5万平方米、总开发规模只有8万多平米的项目分了三期,一期开发量只有1万平米左右。
等到一期销售、建设完成,已经是1996年。这1万平米让沈阳人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万科的“开发优势”:在规划上,结合北方的特点变化了布局,打破了原来兵营式排列;在户型方面,打破了原来“老五二”(一单元三户,两户两房,一户一房,每户50-60平方米)产品模式,推出一梯两户,每户面积稍大,占领了市场空白点;再加上后续的物业管理,沈阳万科城市花园一炮而红。
沈阳万科给沈阳业界的第四个影响是营销概念。售楼处,样板间,在沈阳都是首次面世。1996年丁长峰到沈阳后,沈阳万科的营销手段更是领先同侪。
当时,沈阳万科的营销还是以销售事务为主,缺乏市场调研程序。到了城市花园二期,库存全是两房120多平米的房子。三期应该如何进行产品定位,大家心里都没有数。
关键的时候,丁长峰提出要利用社会资源,于是沈阳公司成为集团率先与营销企划顾问公司合作的公司。
企划公司做了调查后,认为沈阳万科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营销思路。于是,整整两个月时间,营销小组的职员拼命补客户资料,每天都是半夜两点睡觉,早上八点上班。问卷表格、客户询价单、来访档案、月季分析等流程逐渐建立起来,市场细分、营销推广、营销计划等概念逐渐清晰。
整顿成果非常显著,不但把二期的库存推销出去了,三期也卖得非常好。到1997年,沈阳万科城市花园的房价达到3200元 / 平方米,比周边楼盘高出1000元。
向华新发起正面进攻
1998年,沈阳万科开始操作紫金苑。
当时沈阳房地产界有“西有万科、东有华新”的说法。无论从市场份额还是品牌影响力看,沈阳万科都落后于华新。沈阳万科年销售额最高记录只有7000万元,而华新的年销售额在2亿以上。尤其在高档市场,华新有绝对优势,其“河畔花园”的售价高达元/平方米。万科城市花园使沈阳万科有了资本、品牌、客户的基本积累,但始终只是一个中档楼盘。
紫金苑距离“河畔花园”仅几步之遥。沈阳万科要把它做成高档项目,就意味着要对华新发起正面进攻。市场机遇偏偏就在这时候降临到沈阳万科的身上——华新进行了战略调整,开始走上多元化发展道路,给万科留下了市场机会。
沈阳万科不负众望,在产品形式上又给沈阳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出欧陆古典风格,第一次引进人车分流、围合、中庭大景观的概念。此时沈阳万科的营销队伍已经逐步成熟,通过严密的市场客户调查和准确的市场定位,一开盘就有了历史性的突破:1998年销售额超过1个亿。
紧接着开二期C、D座。这时,集团总部开始加大资源整合的力度,除了物业管理和深圳全面接轨,总部总建筑师刘德圣还在沈阳工作了半年之久,对紫金苑项目的规划、单体户型的设计、立面的设计、产品的理念都提供全面支持。紫金苑每个房子上的大耳朵,就是刘德圣考察沈阳老建筑时得到的灵感,沈阳万科紫金苑美其名曰“晨野风格”。
紫金苑的欧陆古典建筑形式立即成为市场模仿的对象。 随着二期的热销,沈阳万科高档住宅的销售额超过了华新,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龙头。
1999:沈阳万科是否具备
大规模开发的资格?
1999年初,姚牧民担任集团总经理不久,到沈阳检查工作。当时紫金苑A、B座刚刚完成,C、D座只卖了一大半,还没竣工入住,三期E、F座还没开始建设。姚总一盘算,说,沈阳公司到目前为止还有8000万的存量,全部消化之前,沈阳不具备开发大型新项目的能力。
姚总对沈阳公司下的定义是有其道理的。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沈阳公司只有30来个人,和深圳万科、上海万科、北京万科相比,专业化能力有相当差距;从资金的角度看,沈阳公司的资金积累只有8000来万元;从市场看,个人购房刚刚启动,无论是销售额还是销售面积,沈阳商品住宅的市场容量远远小于上海、北京和深圳。
但此时沈阳公司正好有一个开发大型新项目的机会。1998年底,沈阳市政府拟建一个“能够代表沈阳水平、20年不落后”的大型住宅小区,以改善沈阳作为东北区域中心的城市建设形象。政府考察团在参观了上海万科城市花园二期、深圳彩园和景田城市花园等项目之后,当场向王石董事长表态:这个项目就由万科来做!
这个项目就是花园新城。
争取获得“开发大型新项目能力”成为沈阳万科最迫在眉睫的任务。此时,姚总向沈阳万科伸出了援手——他提出,沈阳地产是深圳地产的“手拉手单位”,第一个行动就是由他亲自带领深圳地产管理层到东北指导工作。沈阳方面也多次带着花园新城的规划设计方案到深圳地产去汇报,姚总亲自主持项目听证会。项目开发最关键的时候,姚总甚至亲自蹲在新城的现场,指导沈阳万科围板应该怎么立,通道应该怎么做,绿化应该怎么做,还从万创派了两位设计师到沈阳来工作,一位策划主力户型,一位策划产品包装。至今,沈阳公司上上下下对当年深圳公司给予的通力支持仍然念念不忘。
和新城一起急速发展
1999年11月,万科花园新城一期“东晴苑”的奠基新闻发布会在沈阳万豪酒店隆重举行,近20位省、市领导和专家到会。首批万科地产客户俱乐部会员争相认购“东晴苑”首期280套住宅,沈阳市首次出现排队购房的热烈场面。
到2000年4月首期一组团正式上市,花园新城已经积累了800多客户,形成了东北三省罕见的抢购局面,认购号最高炒到了4万元。从上午9:30到晚上8:00,一天内预售住宅271套,销售面积4.11万平米,销售率达93%,平均每2.4分钟成交1套。
用“气势如虹”来形容此时的沈阳万科再合适不过了。6月,二组团隆重推出,同样出现抢购人龙。8月,二期“朗晴苑”的530余套住宅也被超额认购。9月,花园新城项目顺利通过国家建设部康居示范工程的中期验收。2000年的沈阳公司真正成为集团的明星,不仅荣获“2000年度万科物业管理之星”的称号,还获得万科集团总经理述职报告金牌大奖。
记得在讨论花园新城销售计划的时候,沈阳万科最初的计划是一年卖4万平米。从当时的客户积累和市场消化能力调查结果看,这个计划简直有点天方夜谭——4万平米的年销量,意味着全年最少卖300套,几乎一天卖一套,创沈阳万科的历史记录了。
但到了4月份,当客户积累达到800户的时候,沈阳万科开始意识到,原有的传统操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企业发展。“现在不是阵地战,而是批发式销售”,周卫军说。
批量销售对项目开发节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集中大批入住造成的客户反应、集中投诉,是沈阳万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为此,2000年底,沈阳公司对全体职员进行客户理念的全面培训,聘请海尔沈阳公司的一位经理来讲课,讲服务流程,讲“闭环”、“跳闸”、反馈。沈阳公司还向物业管理公司取经,因为物业公司天天和客户打交道,客户理念比地产公司更为深刻。
与此同时,公司引进了海尔的客户管理流程,全方位支持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架构和管理流程。“市场概念”渗透到各个开发环节,“客户满意度”成为各环节的考核标准之一。2000年底,沈阳万科成立“客户事务部”。客户事务部肩负两个职能,一是客户服务中心,二是品质部,每月提交详细的投诉分析,并发送到各质量责任环节。客户事务部附设维修小组,专门负责客户的小修,保证及时率,保证客户的满意度。客户服务体系在沈阳万科初具雏形。
随着“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架构和流程的建立,沈阳公司全员的客户意识,包括广义的客户意识,开始建立了。
2001年底,沈阳万科在沈阳整体商品住宅市场的占有率约6.6%,中档住宅市场的占有率约为10%,均为市场份额第一位。
这时候,沈阳公司开始探索企业发展的问题。
2002:变革年代的开始
紫金苑和花园新城的相辅相成,给了沈阳万科一个启发:品牌是需要组合的——用高档品牌获得利润,实现效益最大化,而中档品牌是高档品牌的防火墙,两者的组合最为有利。品牌布局概念解答了沈阳公司关于企业盈利模式的思考——在一个容量不大的市场,如何同时兼顾规模与利润?
此时的沈阳公司,虽然已经成为集团的重要生力军,但从整体开发规模看还是比较小,全公司也就58人,而且缺乏多项目操作经验。集团授权沈阳公司管理鞍山、大连以及万科“第九城”长春,如何规划沈阳公司乃至万科在东北未来的发展目标?什么样的企业组织结构才能满足沈阳公司快速发展的需要?
事实上,2001年是沈阳万科最艰苦的一年。受“慕马事件”的影响,沈阳市城建部门几乎陷入瘫痪状态,虽然全市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但商品房销售首次出现负增长,空置房面积创历史新高。皇姑区西江街53万平米项目(即沈阳万科四季花城)3000万元定金付了将近一年,到11月19日才得以与沈阳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正式签署项目协议。
11月20日,在沈阳首届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会上,沈阳万科拿下了大东体育场8.333万平米土地(后定名为沈阳万科金色家园项目)。四季花城和金色家园地块的获得,使沈阳万科初步实现了在沈阳各区域的品牌均衡分布,标志着沈阳万科真正进入大规模、多项目操作的发展阶段。
此时的沈阳商品住宅市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福利分房已结束,货币分房基本补偿完毕,新生代购房者开始出现,其中绝大部分是首次置业者。由于资金实力还不够,对社会、自己的未来还不是很确定,因此他们的投资都很谨慎,对价格很敏感,对房子及环境的要求很高。
不过,沈阳的市场容量毕竟还较小:上海商品住宅年销售量达1500万平米,沈阳还不到200万。与此同时,竞争对手正在崛起。华新回来了,大连万达来了,香港新华集团来了,希望集团来了,还有携巨资的海外财团也对沈阳市场虎视眈眈。沈阳万科要做大,就要制订一个客观、可行的公司战略发展计划。
综观整个东北商品住宅市场,交易规则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沈阳、大连、长春、鞍山均加快了市场化进程,加大了市场规范化力度,陆续引入土地公开拍卖、招投标或挂牌方式,万科以往的竞争劣势,反而成为抢占市场先机的优势。
目前,长春万科的业务态势喜人,一期销售率超过80%,今年的开发量预计达到18万平米。最近长春媒体、政府房地产开发管理部门和业内同行评出长春八大开发商,万科高居榜首。
大连万科也正积极寻求再次进入大连市场的机会。在1993年那轮房地产开发热潮中,外来开发商,包括万科,全进入了写字楼市场。虽然万科是其中消化得最好的,但由于大连土地资源紧缺,本地开发商占据了市场主流地位,市场进入难度比较高。
沈阳的固定人口仅排在北京、上海、天津之后;区域经济经过年的调整,现正逐渐走出低谷;政府招商引资的力度正在加大,第二产业占GDP比例迅速回升,产业结构正发生调整;进入2002年,商品房销售逐渐回暖,二手房交易量与一手房交易量之比为1.2:1,说明市场需求还没有得到释放。
值得高兴的是,万科集团在东北的投入也在逐渐加大。“算是商场的法则吧,哪里有回报就到哪里投资。”周卫军半开玩笑地说。
(“万科地产在中国”系列之一)
谁说兔子不吃窝边草,那要看饿不饿
根据有关澳洲移民条例,如果我想保持澳洲永久居住权,我必须要在一定时间对澳洲经济做出贡献。
对澳洲经济的贡献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达到:1)在澳洲买一个正在经营的公司,比如一个上市公司的控股权,一个餐馆或一个小杂货店;2)自己创立一个公司从头做生意。至今为止,我在中国和香港所做的生意都是“二手生意”,也就是说把别人已做开的生意买过来再接着做。二手生意同二手车一样或多或少都有些“先天不足”,加上澳洲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生意环境,我还是别自作聪明走捷径买别人的生意了。因此,我选择白纸画画从头做起。此举,也可了了我多年的心愿——按我自己的想法从头做一门新生意。
做生意要合法化,第一件事是注册公司。这容易,找个律师,连律师费和注册费共一千多澳元,三个星期就注册成了一间私人有限公司。澳洲公司没有营业范围,理论上说上至航空业,下至采矿业;大到银行业,小到餐馆你都可以做。但每个行业都有进入的专业资格要求,比如你要做旅行公司,你得通过旅游协会的专业资格考试。我的公司注册资本100澳元,钱少不要紧,产权要清楚;我占51%,我太太占49%。公司虽然小,职位不能少;我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CEO,我太太是董事会副主席兼总裁President。我女儿是公司唯一的雇员——兼职义务秘书。公司取名为Club Twelve,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纽约有一个历史悠久很出名的俱乐部叫Club Twenty One,我就来个东施效颦。 公司中文名叫十二人农庄,因为我这个人既怕孤独又怕人多烦,总梦想在大城市边找个农场一个人住,每月再接待一拨朋友开开荤。怕朋友不来,又怕来人太多,我就制造稀缺性的参与感——我的农场每年只接待12个人。谁来了,谁就可以成为农场仅有的12个会员中的尊贵一员,因此,我的公司就取了这个中文名。拿着公司登记文件以及我和我太太刚开完的第一次董事会纪录,到银行给公司开户口。银行二话没说给了我一本印有Club Twelve名字的支票本和一个信用卡刷卡机,然后一句祝我幸运把我送出大门。澳州人办事节奏慢,但效率挺高,前后用一个月,我的澳洲“皮包”公司就可以营业了。
第二件事是做生意,这难了。做什么?我来澳洲前后5次累计呆了八个月,对它观察越细越不知道做什么。原因是它的商业太成熟了。虽然这个国家只有100年的历史,可是它100多年前就有旅行社了,也就是说有旅游观光业了;100多年前就有划艇俱乐部了,也就是说有体育产业了;更不要说还有100多年历史的小餐馆和宠物店。我的一些朋友习惯上说,才100多年,那算什么?我们唐朝就有足球了呢。可区别是,今天的中国人谁看到过中国的唐朝足球?而今天的墨尔本人还在享受和经营他们爷爷100多年前创建的划艇俱乐部。所以说,100年的澳洲在我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人眼中显得很历史。
从商业上来讲,在一个持续没有动乱,政府稳定,法律制度明确有效的环境中,几代人追求私利的积累就会把人的商业需求所有空隙填得陇望蜀满满的。比如说,我家附近一个超市的不同品牌的狗食有23种,再穷的澳洲人养狗,都要到超市买狗食喂狗,这不是因为澳洲人偏爱狗,而是因为这些狗食比他们自己做的要便宜。我认为在竞争这样充分的社会里,要想发大财只要三条路:1)做违法生意——如贩毒;2)技术重大发明——如伟哥;3)专业领先或垄断——如名医名律师和澳洲电信。显然,45岁才来澳洲英文还讲不利索的我不具备上述任何一点。因此说,这八个月的观察断了我在澳洲发财的梦。梦醒了,天也就亮了。再有人告诉我澳洲哪儿有一座金山我也不动心了,因为,我不相信做狗食都这样专业的澳洲人在商业上比我差。
可谁做生意不想发财?不对,澳洲人做生意就不想发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暴利,任何生意只不过是为生的一种手段。人是环境的产物,商人也是人。因此,同中国商人相比,当代澳洲商人显得胸无大志蝇头小利,因为他们几代人都没有经历过中国这样动荡的商业环境。得!看来我也只能入乡随俗找点小生意做做吧。
初来咋到海外的中国人,对已在海外站住脚的华人印象不太好,尤其是对那些在唐人街专门做华人生意的华人尤其不好。原因是新来的华人,认为这些早来的华人利用新来的语言和不熟悉环境的劣势,从他们身上赚黑钱。实际上这有些冤枉,原因是这些早来一步的华人在异国他乡也要生存,要想生存就要通过给别人提供服务,别人才会给你钱。可是在如此成熟和如此陌生的商业社会要想从土生土长的老外口里抢饭吃,就如同一个陕西农民非要到上海当街道委员会主任一样,不是不可能,而是可能性太小。正巧每年总有一些中国人偏爱到异国他乡去受罪,他们需要当地人的服务,结果早来一步的华人自然就满足了这个需求。人家给你提供价值了,自然要收你的钱,否则他吃什么?至于你是不是给骗了,或者被收多钱了,那是市场供求比例和你聪明与否的问题,你凭什么期望在国内就可以受骗在国外就不能呢?
想通了这点,也就快找到我该做什么生意。我不比一般中国人聪明,看来,我也得在中国人身上打主意。办移民和留学公司?这样公司的广告差不多占了当地华人报纸一半的版面,竞争已白热化的,最好的竞争是避开竞争,不做。帮他们做会计和法律咨询?没有牌照做不了;现在参加考试,考上考不上不知道,但考完50岁了,也能不做。做中餐馆或杂货店?一问,这是7天24小时的活,受不了这个苦,还是不能做。
我正在苦思冥想中,忽闻三个老朋友要年前结伴来澳洲找我玩,机票已定好,一个星期后到。放下电话,心中暗喜,这可是小白兔敲大灰狼的门,我的第一单生意来了。凭什么搞传销的,卖保险的都可以做亲戚朋友的生意,我就不行?谁说兔子不吃窝边草,那要看饿不饿。他们来澳洲是因为我曾说过有兴趣带他们开吉普车横跨澳洲大陆。他们都是大忙人,这么大个“工程项目”,没任何计划,没任何可行性研究,说来就来了。好象我他妈是土生土长的澳洲鳄鱼先生,他们一下飞机,我穿着猎装别着猎刀登着翻毛皮靴带着牛仔帽开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敞篷Range Rover,到机场把他们一接就进入我的沼泽地和大沙漠,然后他们一会儿骑马,一会儿打猎,一会儿钓鱼,用河水煮河鱼喝着啤酒和当地乡村纯情女孩调着情。可当时我那是酒桌上酒至半酣酒壮人胆话赶话那么一说,实际上别说横穿大沙漠了,我住的城市墨尔本我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真是酒后失言,祸从嘴起,这毛病到了40多岁也改不了。
怎么办?这种生意可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千载难逢,宰一个少一个。没去过不要紧,上网呀。互联网真是个好东西,我在网上呆了两个小时,就知道了这次横穿大陆是穿不过去了。原因是时间不够气候也不允许,从墨尔本到达尔文整整3500公里,有两千公里的土路;一月份正好是澳洲最热的月份,沙漠气温高达40度以上。算了吧,我可不能为酒桌上的一句话把命搭上,在生命面前信用不值钱,这种铤而走险的事还是留给王石去做吧。可是煮熟的鸭子岂能让他们飞了?这三个朋友都是周游列国之士,对到大城市逛景点赌场看脱衣舞这些传统旅游节目早已味同嚼蜡,不给他们找点新的玩法挨骂不说,可能他们都不来。因此,货不对版也不能太走样,不横穿大陆也不能坐飞机了。
正好,我很早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开车溜达哪好停哪慢慢把世界欣赏完。生命有限,诱惑太多;吃菜还是要先挑好吃的吃,因为你不能保证下一口不会有块骨头卡你喉咙。所以我给他们提出的第二方案是开车走澳洲最发达的沿海,看看澳洲人的祖先是如何先享受这块蛋糕上的奶油的。于是,我对他们说现在的季节不适合横穿大陆,气温太高会有生命危险;为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在你们活腻歪之前我还是带你们先看看澳洲好的地方怎么样?对方答复;没问题(看!大多数人还都是要命的)。
之后的三天,我在网上恶补了澳洲地理和旅游的基本知识,还特地去了一趟维多利亚省旅游局收集回来一大堆资料。反正是关门打狗了,本着自娱自乐以我为主的精神,按照我的兴趣专找我没去过的地方,纸上谈兵设计出我的第一单旅游生意的节目和线路。我是会计加MBA出身, 再小的生意也要事先计算要花多少钱。于是,根据旅行线路和项目又编制出我在澳洲的第一个生意预算。(之一)
杭州姑娘挑老公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接受管理
杭州萧山机场去年初刚刚落成启用,宽敞明亮,设计新颖,具现代气派。是本次出差城市中机场条件最好的。只是顶部繁琐的正曲、反曲处理太过小气了些。
杭州是本次出差考查的第一站,重点是观摩“浙江省第九届房地产展销会”及一些知名小区。
服务·素质·惧内
杭州是本次出差城市中、商业最发达、服务最完善、态度最到位的城市。接触的有高层、也有中下层人士。但无论是谁,大多不卑不亢,态度和善。甚至餐厅卖唱的歌手,也是非常自信,却绝不强卖。擦鞋匠给你推销他的擦鞋功夫时,口才之好会让你很难无动于衷。
私下问江苏房地产界人士,想探听深圳建筑界在江苏是否能够找到工程做,他明确告诉我,江苏的建筑力量非常雄厚,建筑技术人员及工人素质相当高,合作起来也有默契,他们信不过外地的建筑公司,除开中国建筑在江苏分得一片天之外,其它建筑商很难挤进江苏市场。
早就听闻江浙一带的女性相当厉害。我在的士上问女司机:“你们杭州女人打不打老公?”只是想试一试,那知道她很认真地告诉我:“那要看情况了,怕老婆嘛,还是有好处的,我们杭州姑娘挑老公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接受管理。”
天堂·苏杭·民资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江浙一带历来是富贾云集的宝地。七大古都之一的杭州还是文人墨客的浪迹地、达官贵人的隐居地,自古以来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
杭州兼具江河湖海,形成城景相连、“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市格局,自然和生态环境无与伦比。杭州还拥有完整的文化系列,从最早的良渚文化,到后来的吴越文化、南宋及明清文化以及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等,深具人文历史底蕴。杭州尤其是西湖边,几乎每一块石头都能演绎出一段历史故事,这种文化的沉淀是深圳所不能企及的。
自1999年开始,政府提出“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的口号,杭州的优势开始慢慢被认识,房地产自此获得阔步发展。至今还处于上升通道,今年第一季度杭州市区房屋销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5.5%,与去年第4季度相比,上升0.8%,在宁波、南昌、上海之后列第四位。
而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浙江民间资本达8300亿,与江苏一起笑傲全国。在3月初举行的杭州市土地招投标会上,一位个人竞投者以6199万元一举拿下三号招标出让地块,成为杭州市土地招投标以来首个个人中标者。4月份,杭州市西湖边的一套2800万元的公寓被浙江省内一民营企业老板以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买走,可见民间资本实力确实雄厚。
杭州国内生产总值位于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第三位,市区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0896元,位于副省级城市第五位,人均GDP位于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因此,杭州当前的地产热得到各方资金的强力支持。
展会·媒体·学生
5月17日,一年一度的浙江省房地产展销会(第九届)开幕,一大早就来到杭州世贸中心。楼上楼下、里里外外都是人!当时还只是周五,据观察,参观人流绝大多数是潜在消费者。世贸中心面积较小,因此展会分成7个分场,连浙江图书馆都被临时征用。
回来后得到杭州主管部门发来的数据,4天的会期,接待观展者23万人次,展示的127个楼盘售出2518套,总成交额13.946亿元(准确的数据)。
参观完展会后,在世贸中心前广场休息片刻,一位女孩上前要求我接受一下调查,外地人也不要紧。我欣然填写,并带回2份空白调查表(普通住宅及别墅)。
在后来的交谈中,她告诉我自己是浙江大学的在校生,调查公司特意把机会留给学生勤工俭学的。深圳是否能借鉴一下这个做法?既可资助、锻炼学生,还可借机会挑选后备人才,一举多得。
来展会的媒体,除杭州市及省级的,来自温州、义乌、台州、绍兴媒体也纷纷在会上长枪大炮、大张旗鼓。媒体与发展商的紧密关系远远超过广东、深圳。
而前一天的杭州日报地产版上,也是连篇累牍的软性文章和广告。其中一篇有看头的文章,似乎是把李宗苗和蔡照明先生的有关文章综合了一下,看来这也是深圳房地产市场辐射的表现之一啊。有点意思。
豪宅·客服·品牌
通过展会的观察,我粗略总结了杭州地产市场有以下几个特点:
高档过热、中档较冷、低档抢手
此次参展的楼盘中住宅占了64.5%,其中85%以上为别墅、高档住宅,是展会的主角,占的比例相当高,而中档、适用经济住宅则难觅踪影,属于典型的不成熟房地产市场,机会较大的同时蕴涵着巨大的风险。
如今的杭州与深圳1990年面世第一个别墅项目——怡景花园后,年间的别墅投资热潮极为相似。深圳当时直接的后果就是,1993年开始不再批准别墅项目,至今审批严格。
在随后参观的几个别墅样板房,可以看到其施工比较粗糙,用料比较低档。相比之下,深圳大部分楼盘的施工、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
分时度假、旅游地产出现
本次展销会出现了浙江省第一个分时度假型物业:江南锦绣。作为风景优美、生态平衡的杭州,应该说是具有发展此类项目的良好基础的。
在旅游地产方面,浙江南都集团与浙江宋城集团是目前比较出色的两家企业,但是他们的开发模式却是恰恰相反:前者是借势,即依靠地区成熟的旅游资源,开发房地产项目;后者是造势,即在城市边缘开辟全新的旅游项目(比如宋城、三里人家、美国城、杭州乐园、度假村一系列的旅游项目,几乎涵盖了旅游、吃、住、行、购各个方面),再带动周边地产发展(与华侨城类似)。这两种模式也代表了目前我国比较成熟、普遍的旅游地产开发模式。
品牌观念兴起
本次展销会上,展会推出的如绿城、天都、大家等十大品牌发展商大行其道,在展会招展的时候,主办机关还对品牌发展商以位置照顾,予以扶持,占据主要摊位,参观人流也最多。看来买品牌房产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是迟早的事。
房价不低,价格计算宽松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的住宅与附带的花园都是要计算价钱的,不像深圳是附送花园。比如位置偏远的坐落在富阳地盘的5000元/平方米的别墅,其花园要1600元/平方米,委实不低。而位于西湖风景区的东方苑别墅竟然售到了每平方米10800元,而且早已售完,在杭州已经无法找到4000元一平方米的别墅了。
今年一季度杭州住宅销售均价4749元/平方米,市区内房价保持在之间,足以与深圳看齐。
本地销售占据主流
听到不少杭州人发牢骚:“杭州的好房子都被外地人买走了!”而据历届房交会的资料表明,外地人向来是杭州楼市的重要支撑力量,除了本省的温州、义乌、台州、绍兴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客户,还有邻近省、市,甚至还有北京、西安等地人,他们大部分争购高档住宅及商铺。
但本届房交会本地人终于成为购房主流,一个更大、更富有潜力的本地市场初露端倪。杭州人在一直等房价下跌的过程中,失去不少机会,现在终于憋不住了。位于杭州临平的大众楼盘天都城,目前一、二、三期住宅全部预订完毕,买家大部分都是本地人。
写字楼节节攀高
在本次房交会上,参展写字楼项目超过50个,占了本次展会楼盘的26.8%。目前杭州市区写字楼均价已逾7200元/平方米,销售情况普遍较好。
杭州写字楼2002年以前出租率占总数的77.3%。但去年以来,写字楼市场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出租逐渐为销售所替代,给杭州写字楼市场加了一把温。
2001年杭州市写字楼开发投资额接近15亿元,比2000年同比增长41%,预计2002年的同比增幅将更大。由于投资者的比例逐步增加,写字楼的需求量也表现出相当的支撑力,销售势头同样热得烫手。杭城去年就有16万平方米的“创业空间”转手易主,比2000年增长了将近1.5倍。
深圳曾经出现过“一座写字楼拖垮一个企业”的说法,杭州目前的这种状况,似乎与经济发展的现状有点脱节,有过热的嫌疑。
展会组织可借鉴
发展商资料随便拿,不用签名,发放礼品与领取资料分开,即可保证人流顺畅流动,又可统计潜在客户。这种组织方法有一定的道理。
在展销会现场,可以随处见到“贝尔高林”、“泛亚易道”、“波特曼”、“美国EDSA”等境外设计公司的名字。这种风潮与1999年由杭州坤和房产首开先河,到现在形成压倒性优势。
南都高尔夫别墅、朝晖现代城、凯悦公寓、阳光地带、广复大厦、吴山商城、山水人家、九稀玫瑰园等请的都是境外专家。不禁为本土设计单位和专业人员鸣冤叫屈。
客户服务步深圳后尘
在深圳出现客户服务组织之后,杭州也开始出现类似服务组织。在展销会现场,我们就看到了绿城、天都、南客、坤和等地产公司的客户服务组织大张旗鼓进行宣传,并有刊物免费派发。深圳的辐射力确实较大,正是深圳万科首开客户服务先河的,如今杭州所有客户服务组织的名称、结构、运作都是以深圳客户服务组织为蓝本。
身处此时此地,非常感谢万科为深圳带来的荣誉。
今天越是成功的实业家,可能越多考虑到“非实业”的金融、资本问题
最近我的一篇小文章,引起一些争论,无意中冒犯了一位我很尊重的企业家,我愿意向他道歉。他是重庆力帆轰达董事长尹明善,我非常尊重他这样白手起家、不断进取的实业家,他在摩托车领域做得非常成功。我的本意是,今天越是成功的实业家可能越多考虑到“非实业”的金融、资本,不仅仅是因为实业利润率日益低薄非实业利厚;也不仅仅是实业做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金融和资本操作已很难再上台阶;更深层更隐秘的,中国的不少实业家需要用非实业的“财技”,来解决先天的“是非”问题。
一个“非”字,多少辛酸——企业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非”。
实业非实业:新族群矛盾
我在那篇引起争议的短文“你是实业家,还是非实业家?——关注企业家的新族群问题”里,究竟说了什么?
其实只说了一个意思:实业家今天已无法回避抗拒资本金融等“非实业”趋势,与其指责“非实业”,不如主动认识“非实业”、利用“非实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次和一位企业家朋友聊天,说起做传统型工业的艰难,说到尹总:摩托车生意越来越难做,规模做得很大做到国内前三,毛利也很低,我建议他应该想办法转型做点利润率高的事了。我很认同。怎么度过行业性“毛利下降”危机,是每个行业领先者都头痛的问题,柳传志、杨元庆两代联想领导人这两年一直在做“PC毛利下降之后” 联想何处去的战略调整,张瑞敏这两年也在悄悄“再造海尔”引导海尔度过家电全行业毛利下降的危机——没办法,做企业就得有利润,而且越大越领先的企业越要带头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怎么做?各有各的办法,但肯定是没法固守自己毛利下降的“实业”了。
过了一段时间,突然看到尹明善公开“提请全社会关注并采取措施防止“实转非”现象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更大损害”, 并且提到“一位知名企业家”的一段话:我办实业,8000员工,一年最多挣两个亿;而搞资本运作,只有8个人,一年也可挣两个亿。——“这句大实话深刻地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实业与非实业的巨大差异”,而实业与非实业之间的巨大利害差而引动的“实转非”潮流,会导致日本80年代发生过的实业衰退、非实业泡沫,“我们绝不能走上这样的险途”。
于是,我写道:
这次尹明善高调提起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严重的“族群”问题:实业(制造业)企业家与非实业(金融服务业)企业家之间的冲突。这个“族群”,首先是因为大家经营领域和风格不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资本运营概念发轫,有一批做实业的企业家开始琢磨学习利用资本市场,并购扩张,“非实业”的色彩越来越浓,于是有了尹明善所说的“实业”与“非实业”的分野。但这个“族群”分野终于演变成问题,同样是因为利益冲突而非身份及个人好恶:那些“非实业”的企业家,从买卖产品进化到买卖企业,买卖产品阶段大家还是平等竞争者,冲突往往是产品“价格战”,而买卖企业的冲突就直接涉及到人了——大家以前都是辛苦做企业的,现在你成了“资本家”、“投资者”, 想把我整个企业和人都买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有没有谈过合作或收购的事,不过那位“知名企业家”的确从实业起家,又做了不少大手笔的“非实业”。
当然,我还多说了两句题外话:
我是想说,“实业”与“非实业”的分化,以及“实转非”,恐怕不光是两群人之间的战争,而是一个更大的外因在起作用。中国的产业,即便是世界产量第一的家电、钢铁,实际上都还没有经过“资本家””推动的产业重整,没有经过美国产业界19世纪20-30年代的“摩根时代”,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刚刚开始。五金业德隆的“恶名”、啤酒业的青啤与华润的口水战、 汽车仰融与其他“实业派”的无声战争……,这几年发生的这些著名事件,其实都应该看作是这个产业重整的“摩根时代”逼近的脚步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20年来产生的优秀企业家群体,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即所谓“实业家”,可能变成世界大工厂的“中国大厂长”。
这场争论,结局会怎么样?我的分析是:
目前的“战局”,应该说“实业派”在道义上占了上风,但道义的上风最终要变成政策的上风,才会发挥实质作用,而最终的裁决者是市场。……但是,这个“族群”问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消失。除非当前这个历史性的产业整合阶段完成,大家虚实结合,既是“实业家”,同时也是“非实业家”。在此之前,“资本运作伤害了实业还是壮大了实业”?“中国企业家的财技多了还是少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和争论会一再发生。
事情就是这样。到今天我还是这样的看法。后来发现,那一期“观察家”,被不少企业内刊网站转载了,我想这也许因为企业界比较关心“实业家还是非实业家”这个话题。如果关注这个问题的企业人士也能发表意见,让这样的讨论心平气和地展开,我觉得对企业界还是有点意义的。
(二之一)
过去我们因为万科而骄傲,今天万科因为我们而自豪
2000年总部招聘了100名“新动力”,各地公司纷纷向他们推销自己,希望能吸引他们的加盟。让周卫军失望的是,主动投奔东北的极少。
“和深圳、上海、北京相比,沈阳的城市发展比较落后,市场环境也不好,沈阳万科在集团内的发展一直是处于低水平、小规模的阶段。再加上东北的生存条件太差,待遇又不高,的确很难和其它公司进行人才竞争。”周卫军流露出一丝无可奈何。
难以吸引集团人才到东北去,决定了沈阳公司必须自力更生:别人不来,我们自己来。
这样,反而给东北地区的万科人创造了更多的成长机会。
与万科偶然相遇
吴镝,1995年10月加入沈阳万科,2000年8月任沈阳公司副总经理。
每一轮新职员培训,吴镝的成长过程都是最吸引的话题。在短短五年中,她是如何从一名办公室秘书成长为一家区域公司的副总经理的?
大学毕业后,吴镝在深圳工作了两年,之后回到沈阳准备出国。在办理出国手续期间,她打算在沈阳找一份短期工作。偶然看到万科东北本部招聘办公室秘书的广告,就前去应聘。
三个月后,她转到营销部。“那时我根本不懂营销。但我们是东北本部,要指导东北三家公司的营销运作,要做销售统计报表、数据分析,要写营销规划,我觉得挺难的,就向明成海总经理提出要接受培训。”
当时丁长峰刚刚来到沈阳公司不久,负责整顿和提升万科在东北的营销工作。在他的身上,吴镝学到了很多东西。
1996年底沈阳公司和东北本部合并,吴镝主动提出要到一线,“踏踏实实地从营销人员做起”,于是来到城市花园营销小组,跟着别人学踩盘,学做市场调查。1998年沈阳万科准备开发紫金苑,吴镝成为营销主管,负责项目的前期启动和城市花园的尾盘消化。
从“青年大街和万科偶然相遇”到“万科美宅”,紫金苑的营销过程也是沈阳万科营销人员的提升过程。吴镝不仅凭着敏锐的市场触角赢了一场硬仗,还带出了一个营销团队。
“如果销售人员的工作只是简单的卖房子,那么这个销售人员肯定干不了多长时间,因为对他来讲,工作只是简单重复,不能提高自身技能,即使给他很多钱也没有用。”周卫军说。
沈阳万科给销售人员创造更多的符合自己能力的机会。他们要介入营销策划,包括市场研究和产品定位,推广计划研究等。“这样,他的工作就不是简单的销售了——公司的组织形式决定了他有参与策划过程的机会。”
销售部门的定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部门人员岗位交叉,综合素质迅速得到提高。
“在这样的组织里,职员不仅有更广阔的提升通道,还能寻找到更多符合自己的机会。他们的能力发展就不再仅仅是纵向的,而可能是全面的。”周卫军说。、
公司发展了,就会给职员更多
吴镝常常对销售部的同事说:“我们不存在级别的区别,也不算朋友,但我们是拥有同一信念的伙伴。我们要成为区域性的人才——不仅仅是沈阳地区的人才,还要是全国地区的人才。”
“怎样才能做到呢?把沈阳万科做成大家认可的企业。公司发展了,就会给职员更多,你才会有更多的见识。我希望有一天,沈阳公司的人不仅能在沈阳做得很好,到上海到北京到深圳也能做得很好。”
这就是沈阳公司给职员的承诺——现在我们不能给你多少钱,但是会有一天,别人听说你是沈阳公司出来的,都愿意聘请你。
“你现在不是为我干的,而是为你自己干的。公司每年1000万元营销费用,就交给你们花了,你可以从中学到多少东西?万科允许年轻人创新,允许犯错误,等于一个大集团给你拿学费,把你培养起来,有这样好的机会你觉得容易吗!你还需要什么呢?每月多拿1000块钱?根本不需要!获得经验就是掌握了最丰富的资产。”
“这就是我们的信念。”说这话的时候,吴镝已经是沈阳万科的副总经理。
“你到万科想获得什么?如果是钱,我劝你不要来,但如果你追求的不是钱,而是想在事业上做点事的话,我们可以共同设计一下。在沈阳公司,我们提倡的是这样的价值观。”周卫军补充。
这种价值观在沈阳公司也得到广泛的。去年集团进行职员满意度调查,沈阳公司的职员满意度居全集团第一。
“我想,沈阳公司确实和其它公司不一样,很多事情在沈阳可以发生,在别处可能就不会发生。”吴镝无限感慨。
比如连续两个月的营销培训,白天上班,晚上上课,没有一个人有怨言,也没有人提出要加班费;
比如花园新城二期开盘,为了展现万科的企业形象,要求全体营销人员穿衬衫。但开盘当天下大雪,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多度,可大家都穿着衬衫在门外等客户,直到吴镝于心不忍把他们全叫进销售大厅。
即使是足球比赛,沈阳万科也希望自己表现得“更专业”。沈阳公司职员喜欢打篮球,2000年第一次参加集团内部足球联赛的时候,“简直不会踢球”。2001年联赛通知发布之后,连续三个月,由周卫军带队,足球队员们每天早上5点起来跑步,两小时训练之后,不少人还必须匆忙回家送孩子上学。
三个月后,沈阳公司获得足球联赛冠军。“比赛时,有一位队员的脚受伤了,眼看着肿起来。我说你还是别上了吧?他说不行,我这次来就为了这个目的,不能不上。还有一位队员耳朵出血了,也一定要上,就为了一个信念。当时我特感动。”吴镝说起这些事,眼中闪烁着泪光。
“我去过很多公司,虽然条件都很好,但不会有这种斗志。沈阳万科的待遇条件并不好,但可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大家反而更能产生一种精神能力。”
沈阳万科有一句口号,“过去我们因为万科而骄傲,今天万科因为我们而自豪”。
成为沈阳市场第一之后,沈阳公司的下一个目标是要在集团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000年底沈阳公司有58人,2001年底有101人,现在则有120多人。从今年开始,沈阳公司开始多项目、多地区操作,一方面通过组织架构的调整来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还需要继续引进高素质的人才。
“长春、大连、鞍山都有发展机会。在东北,每增加一个项目、一个开发城市,就增加一个机会点。”
“所以,沈阳公司的发展空间是最大的。”周卫军强调,“我们要种一棵梧桐树,让更多的凤凰飞到东北来。”
室内加尔爆冷不是他们个人主义的胜利
法国和塞内加尔之战:团队精神
开幕战法国和塞内加尔令人捉摸不定的比赛,恰恰说明了管理中所谓团队精神难以把握。法国队无疑在整体的团队组织和个人的团队精神方面都强于塞内加尔,由于法国队在其他方面也不差,这是不是意味着团队精神的失败呢?
团队精神在生活中有时也受人怀疑。比如队员或雇员会认为它不过是管理层想出的省钱的办法;而管理层的教练或经理则虽然宣扬它却有时私下低估它的功效。似乎在很多情况下,团队精神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就像个人能力稍差于法国的塞内加尔却因为鼓励队员的个人发挥而战胜了更注重团队的对手。
其实在主流管理理论中并没有团队精神多少位置。现在经理们宣扬的团队精神其实是管理学中多种有关理论综合的通俗说法。团队精神在某些情况下不起作用,常常是因为经理们并不精通该通俗说法后面的理论,而只是自作聪明的引申,结果搞得和文革时期的集体主义思想差不多。他们不知道,没有效率的团队组织再有精神可能也不如个人。
但是法国队的问题不是团队组织效率的问题。塞内加尔爆冷不是他们个人主义的胜利,而仅仅是足球偶然性的反映。法国队高效的团队组织使他们在这次偶然中占据了技术统计上的优势,下次这种优势将会体现到比分上。
乌拉圭和丹麦之战:重复的作用
从管理顾问的观点来看,无论个人技术水平和战术的丰富程度都相对较低的丹麦以2:1战胜乌拉圭,并且其单调的边路打法受到舆论赞扬,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重复的作用。
我们经常看到反复重复播放和印刷的广告,我们认为它单调讨厌。单调讨厌的广告会起作用吗?当然会。否则广告界岂不都是傻瓜了?多年前在美国的那项经典试验证明,重复能让我们熟悉,而熟悉能让我们喜欢。其后续试验更证明了对于广告来说,重复让消费者产生真实的感觉(假话乘以1000遍=真话),重复越多消费者会觉得产品质量越好。
所以丹麦队单调的边路打法也许会让足球理论家觉得枯燥,但却让观众和媒体认为赏心悦目,尤其是这种打法还让丹麦赢得了比赛。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发现,重复除了对广告受众的心理学效果,它也有实际的操作的意义。就像学习曲线理论说得那样,重复越多,就越熟练,效率也越高。假设边路进攻的成功率是10%,那么从统计上说,10次进攻就进1个球;而由于丹麦的边路进攻很熟练,就能重复很多次,因此是很划算的。
又赢了球,又好看。
爱尔兰和喀麦隆之战:战略管理
喀麦隆在上下半场判若两队从而导致先赢后平,除去爱尔兰战术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喀麦隆队个人即兴发挥和球队既定战略配合的问题,而说到底这是一个战略管理的问题。
在组织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组织成员水平很高,领导既怕过于死板地执行公司战略影响了他们的发挥空间,又怕他们自由发挥太多偏离公司战略,左右为难,不容易找到最佳平衡。在这方面,喀麦隆上半场的表现应该是战略管理平衡得较好的案例:基于个人控球的整体配合即发挥了高水平个人的能力和主动性,又贯彻了德国教练的整体打法。
下半场喀麦隆由控制全场到全场被动的一个原因是爱尔兰改变战术遏制了喀麦隆的发挥。全场紧逼使喀麦隆的控球空间突然缩小,这样基于控球的整体配合就成了无源之水。从管理学角度讲,这是一个控制反馈的问题。即如何根据外界条件的变化对战略做相应调整。就是说,还是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反观爱尔兰,上半场他们落后并不是战略问题而是实力使然,而下半场局势的改观则反映了他们高水平的战略调控能力。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沙特和德国之战:战略设计
沙特0:8惨败于德国,能够从多方面说明不少管理学中的问题。比如沙特队不恰当的技术、太差的身体条件和他们错误的战略,都可以在企业管理中找到对应。
我们先把沙特队使用的在德国队面前效果很差但带有沙特特点的足球技术类比拟为国内中小企业自己摸索的管理技术,这种技术在新的国际化的市场条件下会失败,就像沙特的技术会失败一样。
我们再把身高体重比拟为企业规模。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企业规模的差异就是不可逾越的高山,就像沙特人不能逾越的德国巨人一样。
当然,0:8比分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战略设计。如果沙特人能制定合理的保守目标,如果沙特人能预测到自己的技术和身体的弱势并制定正确的防反策略,如果沙特人能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恰当的战术技术方针,那么比赛的结果肯定不会这样让全亚洲蒙羞。
目标、策略、方针,这些战略因素的设计可以复杂到必须要数学模型才能处理,也可以简单到让沙特教练动动脑子就可以考虑。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否则不是特傻的人或企业或球队也会有遭遇0:8的一天。
南非和巴拉圭之战:流程重组
南非在0:2落后之后能连扳两球,全在于他们实施了管理学上的流程重组(BPR)。这并非说南非教练一定是管理学家,而是说南非队在下半场减少中间环节的战术调整,就是流程重组在足球战术上的一种事实上的体现。
南非队在上半场的表现,非常像流程重组理论提出时很多美国大企业的状态。复杂的部门间关系、繁琐的中间环节、工作在每个员工处都要堆积拖延,从而导致相当程度的效率低下。后卫和前卫之间反复倒脚,前卫和锋线反复倒脚,球要经过非常多的步骤才能到达对方禁区附近,还不算各个环节的失误和失败。
输球之后,下半场南非进行了流程重组。简化了中间环节,球到对方禁区的次数多了,威胁多了,效率高了,效果之明显,就像实施流程重组的企业一样,一举扭亏为平。
这样看来流程重组很简单,但实际不然。没有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没有对敌我双方的全面了解,足球的流程重组和企业的流程重组都是很危险的。
否则南非国家队的教练岂非太好当了,只要读读这篇文章就可以了。
西班牙和斯洛文尼亚之战:
多角化经营
西班牙和斯洛文尼亚之战虽有裁判争议,但3:1的比分毕竟说明了西班牙的实力,而这实力的取得套用管理上的术语就是:多角化经营。
和多角化有一定对立关系的概念是专业化。企业发展战略有以专业化为方向的,如波士顿公司专门做战略咨询;企业发展战略也有以多角化为方向的,如3M的产品数以万计。在足球打法方面,巴西和丹麦可以说是专业化的路子,巴西中路进攻,丹麦边路进攻;而西班牙可以说是多角化的路子,即有中路,也有边路,又有低球,还有高球。
多角化或专业化的形成是有内部外部原因的。内部原因如企业潜能、规模目标、风险程度等;外部原因如市场容量、成本变化、需求变化等。映射到足球打法上,在内部,巴西打中路是队员有足够的渗透控球能力,丹麦打边路是因为队员没有足够的中路渗透能力,而西班牙则能力居中。在外部,巴西的对手一般能力比它低,而西班牙则不一定。
与一般认为的相反,多角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能降低风险。如果多角不当,反而会失败。比如丹麦如果选择多角就有可能失败。西班牙多角化成功,是因为它具备了相应的实力能力。
英格兰和瑞典之战:低端竞争
英格兰和瑞典之战很像是企业间的低端竞争。当然不是说英格兰或瑞典水平低,而是说它们使用的长传冲吊打法虽然也让不少球迷觉得好看,但毕竟有点无组织无计划,简单粗糙,它们的进攻相当于低端产品。
低端产品并不一定是企业因规模小技术差不得以而为之。有时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也生产低端产品。比如说当高端产品市场容量有限的时候,比如说高端产品技术方向和企业战略有冲突时。就像英格兰和瑞典,未必它们没有技术好的队员,但这些队员和球队的风格有冲突,而改变风格的风险肯定是特别大的。
低端产品在竞争时,除去拼成本拼价格外,还经常高强度地使用大众促销手段。这是因为当产品本身冲击力不够时,只能想办法增加冲击次数。而足球里低端的英式打法的也恰恰如此。一种有代表性的英式打法理论就说,对方禁区内冲吊质量低无所谓,因为质量低无非是成功率低,只要大量冲吊,就能保证进球数。
英式打法虽然简单,谁都可以采用,但不是谁都可以用它赢球。就像低端产品虽然相对容易生产,但却不一定能挣到钱。
因为强力促销需要很多钱,频繁冲吊需要很多体力。
意大利和厄瓜多尔之战:成本控制
意大利和厄瓜多尔2:0的比分顺理成章,只有意大利的打法很值得一提,因为它和现在各大公司因全球不景气而在管理上普遍实行的成本控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成本控制并不像局外人想象得那样简单和天经地义。因为很多大公司的财务制度甚至财务管理都是委托专业财务顾问公司设计和控制的,基本上每笔钱的使用都是从公司整体需要考虑的。比如研发新品、公关广告、市场运作、团队建设等,这些费用都是维持和提高公司竞争力所必须的。就像球队比赛时的中后场组织、中前场控制、前场盘带等各个环节都不可或缺一样。
因此成本控制是需要精心设计和确定一系列方法的。意大利队是如何做成本控制的呢?看看技术统计就知道了:意大利的控球时间大大低于厄瓜多尔,只有36%左右,但射门是对方的2倍。换句话说,意大利的方法就是减少控球、快速通过中场。因为控球需要体力的成本,而这个成本对意大利队来说是比较高昂的。
但是,成本控制毕竟是保守疗法。没有新的产品和市场突破,公司就很难脱颖而出。意大利的成本控制虽然很有成效,保它进16强或8强都没问题。但是要在淘汰赛中继续往下走,没有有竞争力的进攻手段是不行的。
中国和哥斯达黎加之战:
第三方顾问
中国和哥斯达黎加之战已经很模糊。因为作为管理顾问的我是中国人,因为我是从中国队历史性出线后就盼望着这场战斗的胜利的中国球迷。我不愿意在中国队赛程还没有结束时批评自己的球队技术水平差和夸奖敌人有想象力。我无法客观。
中央电视台很聪明,他们在评论时请了个外国人。外国人可以相对客观。这也是为什么第三方顾问能够存在的原因之一。现在在国外的大公司里,不仅在ERP、CRM等项目实施采用三方(甲方、软件厂家、顾问公司)合作机制,而且把很多内部非核心义务方面的工作如战略规划、CIS设计、营销组合、公关广告、人事管理、财务管理都普遍外包给第三方顾问公司,甚至连更换CEO这样的行动也邀请顾问公司参与。
什么这些国内中小企业认为应该自己做的事要请他人的参与呢?很简单,因为顾问做为第三方,没有感情的纠葛,没有利益的牵扯,这样才能客观。
当然,第三方顾问存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的专业分工。
也许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把中哥之战看得清楚些。因为到那时时间会让我们更客观一些。
美国和葡萄牙之战:管理制胜
无论前场组织能力还是个人突破能力都低于葡萄牙的美国队能以进3球的成绩获得胜利,只能用一句话解释,曰:管理制胜。
美国的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世界最先进的。看来这实践已经扩展到足球比赛方面。在这场比赛中,美国在状态、体力、控球等方面的管理都强于对手,这种管理上的优势甚至压倒了葡萄牙足球上的优势。
状态管理:美国队上半场很快就进入状态,而葡萄牙则迟至0:3落后才开始进状态。这样等于说双方心理平衡时只有美国队在状态,而美国心理压倒葡萄牙时葡萄牙才进状态。
体力管理:美国队把体力主要分配葡萄牙未入状态的上半场,而葡萄牙则平均分配体力。这样等于说美国在上半场用超量体力加状态压倒了葡萄牙的技术。
控球管理:上半场美国3:0领先时,控球才占40%左右。这样等于说美国的体力用来进攻,而葡萄牙的体力用来控球。
其实管理制胜主要在战略规划和日常管理起作用,对球队也是如此。不过,看到管理对比赛都如此有效,我们就更应该相信它对企业的战略和日常管理的作用了。
正是因为大众文化土壤本身的贫瘠,因而使得中国地产商们华丽的定位术运用得不是那么得心应手
房地产业为当代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其蕴含的经济技术含量很容易被认识到,但其作为社会角色定位术的作用,却往往被人忽视。
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乡差别就是令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头痛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最初也是最大的成果,是释放农村与农民的生产力。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与其说是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倒不如说是通过扶助弱势、打破均衡(原有的城乡差别可以理解为一种均衡)、搅活死水、引发波澜——甚至激起惊涛拍岸的巨大势差。
水流动了:“盲流”进城了、民工进城了、万元户也进城了;巨富产生了、娱乐圈形成了、消费文化形成了原有城乡生产性文明所难以想像的社会现象;价值多元了、道德失范了、城市中的角色纷繁而飘忽。于是,城市人群亟需重新定位。
城市政府对人群的重新定位手段和过程均显出尴尬。通过原有行政体制的衍化,大体定位于以下几种:公务员、教师、学生、军人、个体户、企业家、国企职工、打工者、文化工作者、明星。然而,这种身份定位,远不足以满足社会治理的需要,于是乎,公安部门的人将有“体面”身份的人抓起来遣送,也就常在各个城市发生。
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城市中也培育出了一股相当强力的对社会定位的力量,这就是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商。当地产大鳄出现时,政府也一劲儿地转变职能、转换角色:我们不仅是管理,而且要强化服务。政府配合房地产商做的第一要务,是将空间分类,类似于面对一大堆杂果,准备几种筐子。
空间分类的第一步是城市规划。一般的三来一补工业区,可以装大量体力劳动者;高科技工业园区,容纳受过相当教育、有较高技能的人群;福利住宅区,住下公务员及其家属;微利住宅区,安排国有企业职工;安置住宅区,供给租房住的城市白领。
空间分类的第二步是土地分类,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划分是非常微妙的。一般来说,能居住于国有土地上的人,是社会中地位较高阶层的人,而房地产商就瞄准了这一阶层人群,并通过对这一群人的细分,而丰富社会想像力和空间色彩。
政府对于房地产商的细分人群的动机与举措心知肚明,并极力配合。即使对于老城区的居民来说,旧城改造过程,也是将原住民的身份重新定位的过程。有时候,以旧城改造、改善城市环境的名义,政府可以强制征地拆迁,可以将原住民的身份抹掉,相当于公安人员将人家的身份证撕毁,将人掳了送遣送站去。
在国有土地上,安居房、一般商品房、豪华别墅区如雨后春笋,人们按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被定位于不同的住宅区,而这些住宅区,同时也是进城打工的农民的梦中花园,城市定位术紧紧地和城市造梦术联系在一起。
房地产商的成功取决于三大能力:迅速制造空间的能力,激发想像满足的陈述能力,遏制或调节社区反权力运动的安抚能力。
第一种能力包括购买土地的经济实力与权谋,以及建造技术,正是通过这一能力,地产商与政府形成伙伴关系;第二种能力体现出地产商的理念、操纵媒体的力量和策划手段,这种能力既是地产商甄别自己的销售对象的本事,也是社会识别地产品牌的重要标志;第三种能力涉及对社会人群定位之后持续锚固的过程。
社会人群定位过程是繁杂而绚丽的,但大体不外乎涉及这几个方面的知识谱系:一是经济学的计算;二是美学的想像;三是宗教或文化的安抚。
纵观目前中国地产界,具备前两种知识谱系或能力的房地产商已不可谓少,而懂得宗教或文化安抚能力的人尤如凤毛麟角。当然,这种稀缺,首先是大众本身的特征。正是因为大众文化土壤本身的贫瘠,因而使得中国地产商们华丽的定位术运用得不是那么得心应手。这类似于一个人买了戏票到戏院坐下来,他不能安静地去看戏,却和戏院卖票人吵起来,嫌戏不好看,票卖贵了,诸如此类。
人生中有什么事情值得不开心的?
日前碰到余世存,他依然满脸悲天悯人的痛苦,诉说着人世的种种不幸和内心的哀伤,说我们这一群六十年代的人,大多数靠写字为生,写字表达内心,很少进入政府或商界,他们是离群索居的孤独者。
这群六十年代的人,数十年过去了,他们对生命、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热爱依然挥之不去。
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先是浸润在几乎和外面的世界隔绝的传统氛围中,我记得小时候,我能够接触到的,除了样板戏和《林海雪原》之类,就是《左传》和《史记》等等;然后他们被改革开放连根拔起,放置在无限宽阔的莽林之上。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突然就被“五角丛书”,被尼采、萨特、哈耶克乃至弗洛伊德所湮没。
看来六十年代的人,其成长经历是无根飘浮的;在燃情岁月中,他们迸发并埋葬了理想,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作为和户籍相离的“边缘人”飘来飘去。我姑且称这样悲情的一代人为“飘一代”。
经济学人中也有这样的“飘一代”。他们的工作,通常从早上9点持续到晚上2点之间,工作内容包括阅读、写字、思考和辩论,一个晚上一点钟发出的电子邮件,在10分钟内得到许多朋友的回复是很正常的。
和世存心力憔悴状态不同的是,经济学人“飘一代”有通过互联网、学术会议和聚会所形成的朋友圈,没有朋友才真正是四壁徒然的贫困者。孔子结交朋友的要求是很高的,《论语·学而》中记载他对朋友的及格线是“无友不如吾者”,似乎孔子有些孤高,生活中除了“师”便是“学”,他从鲁国归来,杏坛中兴,听讲弟子数千,不仅整个杏坛被围得水泄不通,连孔宅门外、墙头上、墙外,周围的树上都是听讲的人们,犹如赶庙会看山戏一般。有老子这样的人可以问“道”,有72弟子可以“传业”,唯独没有听说孔子有什么曲水流觞的好友,这多少或者是孔子交朋友非得拿自己的学问做标竿,《警世贤文》中也有言:结交需胜己,似我不如无。这样的态度怎能交到朋友?
相信每一个人都既精彩又乏味,既博学又无知,相信合作之美才有朋友。这篇小文,便是记载经济学人“飘一代”的众生相。
“五常弟子”易宪容
有个不修边幅的男子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很惬意地翻着书,满脸的笑意像蜜糖一样几乎要流淌到地上。此种异象引起了一位售货小姐的注意,她忍不住过来问这位男子,到底是什么书这么有趣?抑或最近有什么大喜事?这位男子的回答出乎意料:“人生中有什么事情值得不开心的?我每天都这么高高兴兴。”这个每天都对生活充满喜悦的男子,就是易宪容。
易宪容的最大嗜好是读书,不仅读,而且译,现在如日中天的张五常教授之名篇《佃农理论》、《经济解释》等都是老易组织翻译的。像我这样贪图享受的人,如果不在咖啡馆,那么一定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而像老易这样开心的人,大约是无欲则刚吧!
老易非常不在乎职称和名气之类的东西,只对阅读和写作有兴趣。如果到易宪容家造访,他十有八九在躺着看书,那些书绝大多数是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英文著作,更绝的是,通常这些书上会有作者签名,著作者可能是科斯,也可能是张五常或者诺斯。老易常用的口头禅是:“好书太多了,看都看不过来!”就新制度经济学和合约经济学的研究而言,易宪容博士无疑是国内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也是大陆第一位新制度经济学国际会员。
老易尤喜骑车上班或赴会,满口南方乡音可以使得北方人听得云里雾里,加上他写书,写论文或写随笔从来都是独立而为,凡事总是一个人施施然而来,施施然而去,也许我们不妨称其为“独行侠”。
稍谙制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科斯可谓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但却引怪才张五常为知己,当年张正在合约经济学方面如日中天,隐隐然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一代宗师的时候,这个老玩童却返身不顾,从学术界销声匿迹,为美国石油大亨搞战略研究去了,据说其研究至今仍然是美国石油行业秘不示人的“战略圣经”,使得像我们这样的后生小子嗟呀不已。
为“过瘾”而更令人叹息的是,率性行事的张五常身后可谓难有头角峥嵘的传承者。老易也不是,张的张狂不羁到老易那里变成了恬淡无争,喜欢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人似乎并不在意他人话语权的滥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老易严肃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不断,行文流畅的经济随笔更是产量不俗的同时,却飘然在经济学界的种种恩怨情仇之外。
以最近席卷大陆的“张五常热”为例子,对张的恨羡交织已演绎到离谱的程度,老易受张五常先生之邀在港大做客座研究,亦是张先生合约经济学的“嫡系弟子”,更兼张先生在大陆的许多演讲安排,背后都有老易若隐若现的影子,而老易居然能在灯火阑珊处沉默笑看,实在是老易的性情使然。和老易在酒酣耳热后闲聊此事时,我们看到了除夏业良博士揭竿批张,以及高晓勇先生流泪挺张之外的第三种态度。
记得近日张五常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后曾和夏博士留影,大有相逢一笑泯恩仇之意,但夏博士对媒体说,他坚持原来的看法。聊到此处老易和我有些忍俊不禁,老易轻描淡写地说,夏博士要坚持什么观点呢?
就学术而言,国内绝少有就合约经济学提出和张商榷的,有自己的观点的学术文章;就为人而言,个人无权对他人进行道德判断则是自由主义的起码常识,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根本谈不上“观点”二字。这是张五常先生对并非和他的文章,而就他的为人喧嚣尘上的各种谤誉不置一词的原因,也恐怕是学界大多数人对这场居然是发生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奇怪争论冷眼旁观的原因。
这令我想起了罗尔斯的《正义论》(尽管在我看来这是部语焉不详的奇怪之作),据说此书问世后,只要你是研究社会正义的,那么你是不能回避这样的起点的:无论你是否同意《正义论》,你必须给出你支持或反对的理由,然后继续前行。这或者可称为坐而论道。但对张五常先生的争论已绝非坐而论道,因为我们至今没有拿出和张的作品质量相类似的,对张从《企业的合约性质》以及《经济解释》这样或雅或俗的作品中的观点提出反诘的,任何象样的东西来。
看来,不可说的,必须沉默。在这点上,汪丁丁先生实在是有风轻云舒的气度。喜欢张五常,就让我们期待张先生有更精彩的文字;不喜欢张,那么买书翻书、按遥控器的手指都在你自己身上,不买不看不听,纵使他张大师又能奈你何?
另外,再提醒您一句,如果您有空到西单图书大厦来,偶尔在经济学的典籍之间看到一个笑嘻嘻的人,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你稍一询问,而他恰好又是骑自行车过来的,操满口你听不太懂的家乡口音,那么此人必是蛰伏偶出的易宪容博士!
写完上面的文字给朋友征求意见时,有深圳的一位漂亮妹妹来信说,文字所写确是易宪容,她和老易从香港乘同一班机到深圳,老易为了说明香港的东西如何价廉物美,当场脱鞋让她欣赏之,以证实自己所言非虚。读到这里,我为这位漂亮妹妹庆幸不已,幸亏老易当时在香港买的不是衬衣T恤呀!
6月7日,我们接到网友大连小子的一封信。信不长,打印出来不过几张纸,其间却有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的重量。
1999年初,我被当时的一件事搞得很郁闷,并以发泄的目的参加了1999年5月的深圳玉珠峰登山队,在那里结识了老王及深圳的一些山友。5月3日,我于磨难中登顶了玉珠峰。那次登山改变我的很多观点,这种改变足以影响我的一生,我发现人原来还能这样活着……
下山后,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朋友,其中两个朋友异常地感兴趣,1999年10月,他们和我一起参加了登山队来到玉珠峰,在队中被人称为“大连三彪”。10月10日,我们兄弟三人手拉着手,高喊:“10、9……3、2、1!”一起冲上了顶峰,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那次登山同样影响了“二彪”和“三彪”,他们在忍受着高山反应时曾有这样一段真实的对话:“我想家了,想妻子了,在家里很多时候不会对妻子的细心照料感到温暖,现在看来家庭是那么的温暖,生活是那么的美好。”这是平日不善言表的“二彪”开的头,此时他很动情。“是呀。平时我对妻子、对孩子太缺少关爱,回去后我一定要好好弥补。”这是“三彪”的结束语。
10天后,“三彪”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一个月后办理了离婚手续。“三彪”的心情可想而知。我和“二彪”及我们的家人朋友,只能在精神和生活上尽力地安慰、帮助他了。
后来,“三彪”结识了他现在的妻子,就是“做秀”中的新娘。“三彪”将发生过的一切告诉了新娘,新娘很开朗:“你的第一次婚姻是在雪山上结束的,我们新的生活就从雪山上开始吧。”
对于一对新人和他们的朋友而言,整件事情就这么简单。对于周刊405期中一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大连小子这样说:
“做秀”这个称呼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东西。我是那个登山队的队长,关注这件事很正常,我的朋友一些反应也属正当。如果你对这件事都想不开,那就把我们的位置交换一下,你与你的朋友用真诚的感情共同做了一件事情,你们对此非常珍惜。可有一天,一个远离这件事的人,用自称“听说来”的东西来评论这件事情,并加以毫无根据的写真描述,坚持认为事件的性质(做秀)不会因为一些字眼而改变,你将会如何?假做真时,真亦假。你真的会选择沉默?
山还是那么沉默,生活依然。柴米油盐和灯火阑珊的片段在我们眼前来了又去,习惯了,我们的双眼也开始忽视由时间和城市掩藏的简单。
把酒挑灯,话从你至我,又从我至他,快意间浓了挑剔和固执,却淡了简单和平和。谈论世事的喧嚣可以水银泻地,简单的事实却往往会被人们的言语碾磨。作为旁观者,我们是否能保持一份朴素的情感?是否能在纷繁世间为别人,也为自己留一处沉默的房间?
换句话说,既然我们不能远离尘嚣,能不能就让内心简单一点。尽管,这样真的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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