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师大 教室开始装屏蔽器和摄像头
南师大 教室开始装屏蔽器和摄像头
安装屏蔽器和摄像头的北区教学楼是南师大和南师中北学院共用的。记者昨天在南师大的教学楼看到，不少教室里都装上了摄像头，还有一个宽约30cm、高约50cm的盒子，侧面写着“考场无线信号屏蔽器”的字样，有些教室的后面还安装了两台。这些屏蔽……
昨天，一则消息迅速在南师大的中传播起来。“教室给屏蔽了！以后上课不能玩手机啦！”记者从校方求证得知，屏蔽器是考试时专用，平时并不工作。
信号屏蔽了“手机用不了了”
“南师大走在全国最前沿了，教室从这学期开始全装了监控，手机信号屏蔽器，以及时钟！据说从9月9号开始，正式运行信号屏蔽器，上课手机是用不了了。”昨天，南师大一位学生在微博上发了这则帖子，并贴了几张图片，被“南师新传制造”转发后，迅速在网上扩散开来。
“真的假的啊！”此事引起了网友的集体围观，并七嘴八舌热议开来。“这个狠！”有网友表示，现在大多数教室都能上网了，课堂上除了发短信，发微博、上网等也很普遍。这下把信号整个屏蔽了，等于就把手机给废了。也有网友认为是好事，可以替省不少手机费:“遥想十年前50块钱包一千条短信的日子，还不够发！”也有老师担心:“如果真的屏蔽了信号，是否能考虑给每个讲台装上网线接入互联网呢？因为上课有时是需要用到的。”
南师纷纷想对策
记者昨天联系上该微博的发布者。据这位自称“微博达人”的学生称，微博上的照片是他在南师仙林校区的北区楼拍的。这两天开学，发现教室里突然多了这几个新玩意儿。“只是听说上课要屏蔽信号，不过具体时间不知道。不过，这几天手机还都能正常使用和上网。”
听说教室里要屏蔽无线信号，南师大一些学生还动起了脑筋想对策。有同学算了个账:“以前办了上网套餐，但一天大多时间在上课，如果上课时不能上网了，看来可以取消这个套餐了。”还有同学想到不让手机“荒废”的其他办法:“看来以后得多下载点单机游戏和电子书了。”
理工科学生:无所谓，没空玩手机
不过，也有不少理工院系的学生觉得屏蔽器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影响，他们的专业课又多又复杂，上课根本无暇玩手机，“我们平时上课不怎么带手机，都把手机锁宿舍抽屉里，屏蔽器对我们来说无所谓的。”数科院的李同学这样说。
对于悄然出现在教室里的摄像头，学生也有不同看法。“太不自在了，一言一行都能被监控到。”“以后上课不能随便讲话玩手机了。”也有同学表示，这样也好，如果老师上课迟到、讲课很差，也会被监控到，对提高老师讲课质量有促进作用。
学生多虑了，考试时才启用
据了解，安装屏蔽器和摄像头的北区楼是南师大和南师中北学院共用的。记者昨天在南师大的楼看到，不少教室里都装上了摄像头，还有一个宽约30cm、高约50cm的盒子，侧面写着“考场无线信号屏蔽器”的字样，有些教室的后面还安装了两台。这些屏蔽器通过其上方的电线与教室前方黑板左侧一个标有“考试专用箱”的控制箱相连接。据同学们反映，在开学的前三天观察到屏蔽器左侧的插头并没有插上。
调查本内容是否有用
上一篇：原本从开门办学热潮中回归课堂的学生，一下子表现出对知识的极度渴求，许多学校就这样仓促地改换门庭了。所以我们初中毕业后，原来的学校摇身一变成了高级中学。用二十多年后师生聚会上一个同学调侃的话来说，我们的母校是因为我们才从初级中学变成了……下一篇：第一排挨着门的位置也不好，开关门对孩子会造成影响。”张女士说，座位太靠后更不行，上课容易被老师忽视。
晓彤是天桥区某小学的一年级新生，晓彤的妈妈赵女士称，最近看到微博上家长正热议教室里的“黄金宝座”。“‘黄金宝座’是教室中间二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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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闽ICP备号“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新探――兼答管怀伦和南师大秦汉史专家晋文（张进）教授（孙景坛）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新探――兼答管怀伦和南师大秦汉史专家晋文（张进）教授（孙景坛）
[摘& 要]笔者提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说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但也有人如管怀伦、张进教授对此提出了批评。此问题关系重大，应当深入探讨。笔者最新研究表明：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的第一名确是公孙弘，董仲舒没参加过“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无内在联系，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前两策是无名氏的“举贤良”对策，第三策是董仲舒的真作，但是其晚年答汉武帝的诏对，所以《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无疑。&[关键词]天人三策；董仲舒；乐经；喻巴蜀檄；限民名田疏[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3-07&十年前，笔者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说，[1]主要理论根据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2]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①但也有人，如管怀伦和张进（笔名晋文）教授等提出了批评。由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里想再谈点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董仲舒没有参加过汉武帝时期的举贤良对策&董仲舒是否参加过汉武帝时期的举贤良对策，以及对策的时间，是研究《天人三策》真伪的重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传统至今，说法很多。《汉书?武帝纪》说：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参加了“举贤良”对策。管怀伦和张进都持此说，[3]但有几个问题：第一，元光元年“举贤良”的第一名是公孙弘。尽管《史记》和《汉书》的公孙弘本传都说他第二次对策时间在元光五年，但是：（一）《史记?封禅书》载：元光元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汉书?武帝纪》也载：元光元年，“公孙弘出焉。”（二）公孙弘的考卷与元光元年的考试大纲基本相同。《汉书?武帝纪》载，该年考试大纲说：“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汉书》公孙弘本传载，公孙弘的考卷说：“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三）《史记》公孙弘本传说：他从考中第一到元朔三年任御史大夫，约用时8年左右。如果说他第二次对策时间在元光五年，与他的为官履历不合。[4]对此，张进说：“笔者却看不出其中有什么‘不合’。《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记载得很清楚：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公孙弘为左内史，四年迁’。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左内史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二年迁’……据此可知，公孙弘从元光五年对策到任为御史大夫，前后共用了五个年头，这与《史记》、《汉书》本传的记载没有任何矛盾。而如果按孙教授所说……则前后共用了九个年头（孙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故意把九个年头改为‘8年左右’，不仅误导读者，而且有违反学术道德之嫌。因为九个年头尚可以说成八年，但绝不能说成不到八年）。”[5]笔者承认表述不准，但无伤大雅。《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明载：公孙弘及第，“是时通西南夷道……诏使弘视之。……后母死，服丧三年。……二岁中，至左内史。”即，他先出使西南夷，接着为后母守三年孝，又过两年，被提升为左内史。如张进所引，元光五年，“公孙弘为左内史。”由此，公孙弘考试时间是元光元年，花了五年当的左内史，又过四年，元朔三年当的御史大夫，共用时九个年头。张先生硬说公孙弘的对策在元光五年，一年不到就当了左内史，与《史记》所记他的为官履历相符，是否“误导读者，而且有违反学术道德之嫌”呢？第二，董仲舒不是元光元年对策的第一名。张进说：“孙教授考证公孙弘参加了元光元年的对策，得了第一名，但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难道公孙弘参加了对策，董仲舒就肯定不能参加？”[6]此说不妥。每次“举贤良”对策，只有一个第一名。董仲舒不会与公孙弘同是第一名。而且，《天人三策》的策问无一与该年的考试大纲相同或相近。第三，与三策所反映出的写作时间不合。最能证明董仲舒对策时间的是《天人三策》，但三策无一是元光元年的作品。如：策问一说：“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根据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从刘邦建立汉朝到建元元年是62年，元光元年只有68年。[7]张进说：“七十余岁”应从刘邦当汉王算起。“难道因为前面说过‘汉得天下以来’，后面再说‘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就必须绝对从‘汉得天下’算起，这是哪家的逻辑？”“至于说‘司马迁和班固等计算汉朝的历史，都是从公元前202年算起的’，这更是闭着眼睛想当然。”“这恐怕只能用孙教授的特殊思维来说明了。实际上，……现有史料还没有发现到武帝元年把它们说成‘六十二岁’或‘六十二载’的记载；相反，倒可以找到把‘六十余岁’说成六十七个年头的佐证。如孙教授所引《史记?封禅书》说：武帝‘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这段史料曾被原文辑入《史记?孝武本纪》，而《史记集解》即注引徐广曰：‘六十七年，岁在辛丑。’事实究竟如何，大概也就不用再说了。此外，孙教授的四则运算恐怕也还要温习。”[8]必须指出：从“汉得天下”到“今临政”，是一小段话中紧密相连的上下文，意思通贯，而且“得天下”才能叫“临政”，没“得天下”不能叫“临政”，二者是一个意思，难于割裂。至于汉人究竟怎样计算“汉兴”的历史，《汉书?律历志》说：“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于是乃诏御史曰：‘……其以七年为元年。’”元封七年，是“汉兴”的“百二岁”，即102年。这一年，汉武帝改了律历，后将该年定为太初元年。太初元年是公元前104年，将该年上推102年，正是刘邦称帝的公元前202年。这是班固关于如何计算汉朝史的最精确说法，且用的是“汉兴”一词，比“汉得天下”和“临政”还模糊。作为秦汉史专家的张教授，为什么对班固科学的说法不读，却非要将徐广的错误注释奉为至宝，岂非咄咄怪事？至此，是谁在“闭着眼睛想当然”、思维“特殊”、需要“温习四则运算”，“大概也就不用再说了。”对策一说：“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在元光元年之前，没有“独任执法之吏”大量杀人的现象，只有元光五年，酷吏张汤处理陈皇后案，“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天下震惊。[9]策问二说：“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对策说：“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这不像刚刚实行儒治的现象，应是儒治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现象。对策二还说：“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且不说汉与夜郎在元光元年并没真通，与康居通谊就更迟了。张进说：康居与汉通谊是在东汉时期，此处说法有误。[10]此说不妥。如，司马相如《喻巴蜀檄》说，“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讲的就是这件事。《喻巴蜀檄》是司马相如第一次出使西南夷的作品，时间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约元朔二年。[11]对策三说：“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张进说：“虽然说武帝初年是‘黄老之治’，但这种‘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的情况在当时却完全可能。”[12]不妥。《汉书?刑法志》对“黄老之治”法制情况的描述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此说与董仲舒《限民名田疏》说的“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情况相同。《限民名田疏》是董仲舒晚年和汉武帝后期的作品。[13]对策三又说：“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法制变得让下面的官员不知怎么执行好，也不是元光元年的法制现象。《汉书•刑法志》说：“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附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这也是汉武帝后期的法制现象。对策三还说：“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这与《限民名田疏》所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的思想相同。又，《史记?平准书》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这种“与民争利”亦是汉武帝后期的经济现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在建元元年；也有人认为在建元五年，都不妥。如前所述：三策无一是元光元年前的作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说：建元四年，“江都相郑当时为右内史”，说明建元元年的江都相不是董仲舒；建元六年前，汉朝是窦太皇太后“称制”，她是黄老的死硬分子，曾处死过“尊儒”的王臧、赵绾，汉武帝也再没有进行过“举贤良”考试。还有人认为：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在元光元年之后，如元光五年对策说等，但也不妥。《春秋繁露?止雨》说：“二十一年……江都相仲舒告内史……。”江都王二十一年，是元光二年，说明这时董仲舒已是江都相。董仲舒对策是在任江都相之前，不是在此之后。仅此一点，就可否定有关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后参加“举贤良”对策的所有说法，因为这是铁证。由此可见，董仲舒根本没有参加过汉武帝时期的“举贤良”对策。（一）《史记》没有此说。（二）东汉初期之前，任何一个学者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三）《汉书》的说法晚出（东汉中期），可信度低。（四）王充的董仲舒对策说也不可靠。有人认为：东汉王充在《论衡?佚文》中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能否证明董仲舒确实参加过“举贤良”对策？因为王充与班固是同时代人，班固死时《汉书》还没完成，王充不可能看到《汉书》，他是怎么知道董仲舒对策的呢？这里：1、不能证明王充说的董仲舒对策指的就是“举贤良”对策。班固所说董仲舒的对策，特指“举贤良”对策，王充所说的对策，比较含混，不一定专指“举贤良”对策。因为汉武帝当时除“举贤良”对策外，还有征询意见性的诏对，董仲舒确实多次回答过汉武帝征询意见的诏对，不能排除王充讲的就是后者。2、假定王充说的董仲舒对策就是“举贤良”对策，信息源仍是班氏父子。王充是班固父亲班彪的学生。只要翻翻《后汉书》王充本传，就不难明白：“王充……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班彪是《汉书》的最先创意者，也搜集了相当多的资料，可能其中就有《天人三策》的雏形，王充可能是在班彪那里看到董仲舒的对策的。3、王充知道《汉书》内容是肯定的。王充自己就记载过当时皇帝和大臣讨论读《汉书》的问题。《论衡?别通篇》说：“孝明之时，读《苏武传》，见武官名曰‘刂屑唷晕拾偌遥俟倌薄&《天人三策》内在矛盾重重，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天人三策》作为一组“举贤良”或“《五经》博士”对策，内在矛盾重重，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第一，班固对三策的原始排序有矛盾。《汉书?董仲舒传》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制曰：……仲舒对曰……。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仲舒对曰 ……。于是天子复册之，……仲舒复对曰……。”从班固的话中可知：第一策是公共初试考卷，第二策是汉武帝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异焉”，专给他个人出的复试卷，第三策亦然。但有个矛盾：策问一说“子大夫然为举首”，可证其不是公共初试考卷，专对“举首”的考卷应是给某个人的单独复试卷。策问二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各悉对。”说明这不是对某个人的单独复试卷，而是公共初试考卷。第二，三策不都是儒学策问。策问二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这里的“异术”、“殊方”，表明可以让考生不用主流思想答题，用什么思想答题都可以，不要害怕。三策的策问是汉武帝首次进行儒学对策的试卷，怎么会出现非儒学考试内容？第三，三策无法逻辑地排序。针对笔者对班固排序矛盾的批评，张进说：“班固在什么时候说过，所谓‘复试’、‘三试’就仅有董仲舒一人？”“只看到班固记载汉武帝的第二策和第三策是复试，就错误并固执地认为仅仅是对董仲舒策问。”[14]“孙教授……想当然地臆断，甚至竟盗用史学界的名义。”[15]策问一中的“子大夫”只能解作复数，解作单数是错误的，三策都是公共试卷，策问一是公共初试卷，策问二、三分别是公共复试卷一，公共复试卷二。[16]此说不妥。（一）有曲解《汉书》之嫌。如上所述，班固说：“制曰：……仲舒对曰……。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这里的意思明确：第一策就是公共初试卷，第二、三策是单独复试卷，无可置疑。这里的“异焉”，就是对单个人说的，对一百多考生怎么能说“异焉”呢，难道他们的答卷都不分上下？都是用计算机复制的同一答案？（二）有忽视三策内容之嫌。如，策问三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这里，只有对个人才好说“著大道之极”，对一百多人能用这种美言吗？对策三说：“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这里明确说：此策是皇帝的“加惠”，即对他的荣宠，才又下的诏问。“留听于承学之臣”，是皇帝想再听听他这个对此有专门研究者的意见。而且，皇帝此前已给他单独下过诏问。所以，不能说策问三是“公共复试卷。”（三）有忘典忘祖之嫌。笔者对班固关于董仲舒对策排序法的理解，不是自己的新发明，是与传统史学对此的解读相一致的。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选举考》中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策之，对毕复策之，遂以为江都相。”明确说：汉武帝是看了董仲舒的对策，感到“异焉”，才对他“复策之”的。已故史学家张维华认为：“《通考》之言可从。”[17]张先生总不敢说《文献通考》和张维华不代表史学界吧？怎能诬我“盗用史学界的名义”呢！（四）有贬低董仲舒之嫌。班固对三策的排序是：公共初试卷，单独复试卷，再单独复试卷，目的是抬高董仲舒。如果按张进的“公共初试卷、公共复试卷一、公共复试卷二”排序，考了两场，一百多人都不分胜负，而汉武帝却看他们的对策都“异焉”，到第三次公共复试，才录取出董仲舒，岂不荒唐？董仲舒的成绩是优异还是平庸？（五）有贼喊捉贼之嫌。张进的说法，不是新发明，如《中国哲学三百题》中说：“武帝三次下制书‘册问’，董仲舒三次上书对策。”[18]这里首次模糊了后两策是否是给董仲舒个人的策问问题。《中国哲学三百题》所说的话，是学哲学的人“对秦汉史研究却并不真正在行”[19]的产物，而秦汉史专家张教授却把它当作至宝，究竟谁在“盗用史学界的名义”，贩卖私货，读者自会明白。（六）关于第一策不是公共初试卷的铁证。必须指出，“子大夫”在古文中，既可解作单数，也可解作复数，张进认为只能解作复数不妥。自从笔者将其解作单数后，学术界普遍认可，如当今学界名人周桂钿和王立群等先生也都这样解。[20]而且，还有其他佐证，如策问一说：“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这说明策问一还包含了《五经》之外《乐经》的考试内容。元光元年的“举贤良”是首次“《五经》博士”考试，首次考试的公共初试卷怎么会超范围，考到《乐经》上？这样的考题太深、太难、太偏了，不合常理，只有将其当作对某个人的单独复试卷才能说通。（七）第二策也与张进说的“公共复试卷”不合。张进认为第二策是公共复试卷，好像能解释“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实则不然。如前所述，策问二有“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说明不是儒学考试试卷，首次“《五经》博士”考试，出现非儒学考试内容，更不合情理。（八）策问一与策问二不能相互置换。有人说：把第一策与第二策对调一下，一个是公共初试卷，一个是单独复试卷，不就行了吗？事情真这样简单就好了。这位先生忘了：第二策不是儒学考试卷，这是“《五经》博士”对策，换了没用。另外，还有人认为：三策都是给董仲舒个人的复试卷，无一是公共初试卷，也不妥。因为不能回答策问二的“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等问题，不赘。第四，策问一和二是考试卷，但前者是单独复试卷，后者是公共初试卷。第一策考题有“举首”和《乐经》等内容是铁证；第二策有“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是铁证，无可置疑。第五，三策不都是“举贤良”对策。如，策问三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不像考试题，因为皇帝过分卑谦，对考生有过分吹捧之嫌。而对策说：“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也不是谦辞，因为这不是答题用语，明显在发牢骚。哪一个考生会在考卷中发牢骚？除了文革中的张铁生！张铁生是答不出来才发牢骚的，董仲舒能答不出来吗？这里出现非答卷用语，说明该策不是“举贤良”考卷，只能是回答汉武帝一般请教问题的诏对。[21]第六，三策写作年代不一。如前所述，第一策：根据“七十余岁”和“独任执法之吏”，可知其约作于元光五年；第二策：根据“康居……说德归谊”与司马相如的“康居西域……稽首来享”比对，可知其约作于元朔二年；第三策：根据“一岁之狱以万千数”、“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与民争利”与《限民名田疏》、《汉书•刑法志》、《史记•平准书》比对，可知其约作于元鼎三年。[22]第七，三策对历史背景的描述迥异。如第二策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而第三策却说“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等。这显然是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第八，三策在风格上也不同。如三策都批评酷吏和严刑，第一、三两策在批评时都口无遮拦，如第一策说：“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第三策说：“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等。而第二策则比较隐讳，用秦始皇来含沙射影，说：“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 《天人三策》各篇的真伪及班固作伪的手法和目的&接下来就是：《天人三策》各篇的真伪、班固作伪的手法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应当说，第一策和第二策，根据其为“举贤良”对策看，董仲舒没有参加过举贤良，可否定其为董仲舒的真作。所以，我们不妨称第一策为《元光后期无名氏“举贤良”儒学考试单独复试对策》，第二策为《元朔中无名氏“举贤良”考试公共初试对策》。第三策，由于不是“举贤良”对策，年代为董仲舒晚年和汉武帝后期，可断为董仲舒的真作。所以，我们不妨称其为《董仲舒晚答今上“天人之应”诏对书》。关于第三策，笔者最初认为它是董仲舒晚年与汉武帝的通信，后来由于其他证据不充分，一度否定了该说，认为“仲舒”二字是班固作的伪。[23]对此，张进说：孙教授认为第三策是伪作，“最重要的论据，就是班固在第三策中‘画蛇添足’地加了‘仲舒’二字，暴露了作伪的马脚。但实际上，汉人在对策中加上自己的名字乃是一种常见现象。例如公孙弘，他在……对策中就加上自己的名字说：‘臣弘愚蓿蛔阋苑畲蠖浴！绻翟诙圆咧屑由献约旱拿志涂隙ㄊ亲魑保敲垂锖肽酥疗渌恍┤说亩圆咂癫欢际亲魑保空庀匀皇墙膊煌ǖ摹！[24]还批评笔者：“则是没有想到一个口口声声标榜自己‘做学问，别人说得不妥，我商榷对了，岂不快哉；我说错了，别人指正对了，岂不快哉’的学者竟然真的开始耍赖！”[25]笔者当时为什么不接受张进对第三策为董仲舒真作的论证呢？因为：1、“仲舒”二字不是笔者当时否定第三策为真的“最重要的论据。”笔者反复向张教授过：第三策为伪的主要证据是“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不是元光元年前的法制现象。可是，张教授硬要把它当作笔者“最重要的论据”，有公然歪曲笔者原意之嫌。2、笔者还说过：以“仲舒”二字判定第三策为伪，是与其他所有证据相结合的结论，不是独立证据。可是，张教授非要把此证据当作笔者的独立证据来批评，还说笔者是“捆绑销售”，有混淆学术研究中“证据链”的作用之嫌。3、他的证明是简单类比，没有说服力。笔者曾指出班固篡改严安上书的事实，他将第三策加上“仲舒”二字，不是没有可能。“仲舒”二字不是证明第三策真伪的关键。张教授故意在这个问题上诡辩，如果笔者接受了他的证明，岂不让学术界耻笑？现在为什么又重新肯定第三策是董仲舒的真作呢？主要根据是：第一，司马迁的外甥杨恽引过该策。杨恽说：“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26]该文即出自第三策：“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文字虽略有出入，但明确说是董仲舒的话，这是此策为董仲舒真作的铁证之一。第二，与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疏》可相互印证。如上所述，第三策说“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与民争利”与该疏说的“断狱岁以千万数”、“限民名田”等内容相同。第三策与《限民名田疏》是孪生姊妹，《限民名田疏》是姐姐，第三策是妹妹。可能是，董仲舒在晚年，看到法制大坏，与民争利，于是上《限民名田疏》。汉武帝读后，接连向他咨询治国方略，这才有了此策。根据第三策的“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说明汉武帝可能至少对他有两次诏问，第三策应是第二次诏问。这是此策为董仲舒真作的铁证之二。第三，与董仲舒晚年的《士不遇赋》相吻合。第三策发牢骚说：“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而《士不遇赋》也说：“正身俟时，将就木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二者珠联璧合。这是此策为董仲舒真作的铁证之三。在搞清了《天人三策》的真伪和来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班固作伪的手法：是以《董仲舒晚答今上“天人之应”诏对书》为依据，从汉武帝前期网罗了两篇无名氏对策，这种对策当时很多，便拼凑成了《天人三策》，但没有改动其中的文字，并伪造了董仲舒参加过汉武帝初期“举贤良”对策一事。于是，就形成了后来被学术界奉为圭臬的董仲舒之《天人三策》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等学术谎言。张进说：“孙教授反复强调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作伪，殊不知若班固真是作伪，伪造诏书，那是要犯死罪的，因为诏书都有‘尚书’存档，可以随时核查。”[27]这有当面说谎之嫌，笔者从未说过班固伪造诏书，只说他作伪《天人三策》，三策中的诏书都是真作，伪在他将其拼成了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张先生用“莫须有”的说法来诋毁笔者，是不是“学者竟然真的开始耍赖”，要让读者评评理了。张进又说：“班固家自成帝时即被‘赐以z书之副’，班固本人亦担任掌管皇家图书整理的兰台令史……不可能伪造‘天人三策。’”［28］不妥。《天人三策》不是“z书”，“z书”不是三策为真的铁证。班固是“兰太令”，司马迁是“太史公”，班固能见到的资料，司马迁都能见到。从杨恽引过第三策来看，司马迁是见过第三策的，没有把其写进《史记》，就是因为它不是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张进还说：“数百人参加的大型对策，是无法私自伪造的。”[29]也不妥。张教授在模糊班固作伪《天人三策》的背景：公羊派在白虎观会上占了上风，《白虎通》已面世，在班固等人的鼓吹下，汉章帝下令将《史记》由五六十万字，删改成了十几万字，[30]如果不想伪造历史，为什么要这样？《史记》被删改，就不能证明班固作伪了！后来，《史记》虽大致被恢复了原貌，但学术界都用《汉书》注解《史记》，不是用《史记》注解《汉书》，以《汉书》先入为主思考问题，怎么能发现班固作伪？[31]班固作伪《天人三策》的目的是一箭多雕，除为“公羊学”翻案和争正统、神化董仲舒、为自己正名以及争政治和学术地位外：第一，掩盖《公羊》和董仲舒非儒学性质。虽然《公羊》自称儒家经典，但是，经董仲舒发挥后，西汉人就已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学术性质上不是儒家。所以，石渠阁经学会上《公羊》遭贬抑，《谶纬》假借孔子说：“董仲舒乱我书。”[32]为了掩盖一个谎言就要编造个更大的谎言。班固这样做，目的就是想掩盖《公羊》和董仲舒的非儒性质，让人对此不容置疑。第二，虚拟《公羊》的社会实践效果。一种灵丹妙药为什么会成为灵丹妙药，就因为能包治百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公羊派为了宣传《公羊》，当然要在社会实践上下功夫。班固这样做，目的就想说明：汉武帝之所以能成为雄才大略的皇帝，就是因为采纳了公羊学家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第三，为打击其他儒家派别和百家思想制造舆论。公羊学打的是儒家旗号，实际上，他们宣扬的只是《公羊》一派思想，对《公羊》以外的儒家以及百家学说，都完全持否定态度，不给这些派别或学派生存。班固这样做，目的就是想为《公羊》学派搞思想专制制造舆论。第四，树立“影射史学”的样板。《公羊》史观实质是“影射史学”，根本特点是，打着“古为今用”的旗号，把史学信仰化，以史论的形式，用歪曲、篡改和作伪的方法编造历史，为极端的政治信仰提供理论基础。班固这样做，目的就是想把《汉书?董仲舒传》打造成“影射史学”的活标本。&综上可见：董仲舒没有参加汉武帝时期“举贤良”对策，元光元年对策的第一名是公孙弘，《天人三策》不能自圆其说，是班固的伪作无疑。同时，也再次从思想源头上证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33]&注释：如：《新华文摘》2001年2月转摘。张星海记者（采访孙景坛）：《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北京科技报》，日（探索 真相版）；吉米（采访孙景坛）：《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语文新圃》，2005年第11期等。参考文献：[1]孙景坛.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J］. 南京社会科学，1993,(6).[2]孙景坛.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J］. 南京社会科学，2000,(1).[3]管怀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J］．南京社会科学，1994,(6). [4][7][11][13][21[22]] 孙景坛.元光元年儒学考试的第一名是公孙弘――再谈董仲舒没有参加汉武帝时的儒学对策兼答张进（晋文）教授，［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1）.[5][6][8][11][27][28]张进. 还要再谈汉武帝“尊儒”问题吗？――关于我与孙景坛教授商榷的最后答复［J］. .[9][26]班固 汉书 外戚传、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3.[10][12][20][24]张进 也谈汉武帝“尊儒”问题――与孙景坛教授商榷［J］．南京社会科学，2005,(10).[14][16][25]张进. 五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谎言――四答南京市委党校孙景坛教授［J］./admin/list.asp?id=1940[17]张维华 .汉史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0.64.[18]夏乃儒.中国哲学三百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3.[19][29]张进 再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谎言――答南京市委党校孙景坛教授［J/OL］． .[23]孙景坛 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5，（6）[30]后汉书 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 M ］．长沙：岳麓书社，1994.[31]孙景坛. 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J］．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7，（01）.[32] 王充《论衡?案书》.[33]孙景坛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新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9，（04）&[《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孙按：补充了两个参考文献[32]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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