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加筋垫层作用的软基路堤临界高度确定方法初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2008年03期
考虑加筋垫层作用的软基路堤临界高度确定方法初探
【摘要】：临界填筑高度是软基路堤工程中关注的一个问题,路堤填筑高度小于临界填筑高度时,地基的变形和稳定均能得到控制。以往的理论公式中对加筋垫层的影响考虑较少。本文根据加筋垫层的应力扩散理论及筋材摩阻力的减载作用,研究了加筋垫层作用下的临界高度确定方法,并对其中的参数选取作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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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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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U416.12【正文快照】：
所谓路堤临界高度,是指在天然软土地基上路堤填筑过程中,地基不发生沉降量突然增大和失稳破坏时所允许的最大路堤填筑高度。而沉降稳定和路堤的整体稳定性是路堤临界高度的两个主要控制因素[1,2]。因此,加筋垫层的使用势必对路堤临界高度产生影响。在目前的研究中,针对变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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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那些难以忘却的记忆—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后人撰文追思先烈
那些难以忘却的记忆—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后人撰文追思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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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离原上草
——回望天山，追思爸爸杜重远
□杜毅
光阴荏苒如白驹过隙。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和林基路四位烈士殉难新疆，离开我们已70周年了。蓦然回首，爸爸杜重远身影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望着我们客厅里摆放着由6位旅美著名画家近期绘成的再现爸爸短促一生珍贵往事的8幅油画，我与妹妹思绪徜徉其间。
第一幅画《实业救国》：爸爸早年留学日本，专攻瓷业6年，学成归来，在沈阳创办了第一个机器制瓷厂。后发展成为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瓷厂，代替了千百年手工操作，极大抵制了日瓷经济侵略。东北沦陷后，爸爸相继又在江西、武汉、上海、云南办大型瓷厂，支援抗战经费。画上是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到厂参观。
第二幅画《百年好合》：日，爸爸与妈妈侯御之在上海霞飞路1881号（现淮海中路）豪宅花园举行隆重的婚礼。绿草如茵，乐队行弦。俊朗、美丽的一对新人身旁围满了贺客。贺客有地下党员潘汉年、胡愈之、宋介农，有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黄炎培、卢作孚、郭琳爽，还有国民党政要、社会名流宋子文、张公权、蒋经国、程潜、李宗仁、陈布雷、熊式辉、杜月笙、黄金荣等。“百年好合”是当年亲友们的祝福，也是如今海峡两岸“家和万事兴”的共同心声。
第三幅画《智退敌寇》：1934年后，爸妈寓所车水马龙，宾至如归，是达官贵妇的聚会场所，也是进步人士、地下党员接头地点。某假日午后，爸爸正与潘汉年、胡愈之、高崇民、宋介农等在“麻将桌”上研究如何揭露日伪“东亚和平秩序”的阴谋，突然一队日本人、汉奸荷枪实弹闯上门来查询。妈妈通知爸爸的同时，迅速穿上华贵和服，“傲慢愠怒”地出现在日本人面前。她用流利的贵族日语，说出很多她留学日本因成绩出众寄宿在日本“望族”家庭所听到的日军界高层人物关系，巧妙地击退了这次突然袭击。
第四幅画《雨夜囚车》：因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爸爸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刑一年零两个月。爸爸质问：“爱国何罪？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画上，悲愤的人群手持火把和标语，跟随雨中囚车拥向上海漕河泾第二监狱。
第五幅画《国运密谈》：爸爸在狱中及被转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期间，从未间断对抗日救国工作的宣传。爸爸与来访的张学良在疗养院附近的小树林里彻夜密谈，中肯提出：“联共抗日”，取得共识：枪口对外，全民抗战。“密谈”改写了中国现代史。
第六幅画《患难之交》：1937年9月，全面抗战。爸爸应彭雪枫邀请，前往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徐向前、萧克等。随后，爸爸在《抗战》等刊物上详述见面情形和红军抗日立场、观点、言论，反响良好。新中国成立后，萧克将军挥毫题词“患难之交”。
第七幅画《振臂天山》：1937年后，祖国大片土地被日军蹂躏。上海、南京也危在旦夕。爸爸积极寻求抗日之路，建设抗战大后方，得到周恩来、叶剑英的大力支持，决定去新疆考察。当时新疆哈密发生暴动，马仲英部队入侵。盛世才深感自身力量难以控制乱局，促动他走上“联苏联共”之路。1939年，爸爸放弃了国际友人斯诺、艾黎邀他去美国进行工业合作化的机会，偕妈妈、舅舅去新疆，接办新疆学院，培养抗日人才。为了发展新疆文化，他聘请了茅盾、张仲实等学者任教，并邀请赵丹、于村、王为一等文化人，深入边疆穷困腹地，从事教育、文艺活动；更在内地购买了三卡车书籍，被当地人亲切称为“文化列车”。爸爸还在新疆学院开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组织“新疆学院暑期赴伊（犁）旅行团”进行抗日宣传，并常在他创办的校刊《新芒》及《反帝战线》上发表进步文章。油画上是爸爸向新疆各族群众宣传共同抗日的场景。爸爸声誉日隆，影响颇大，引起盛世才的嫉恨，盛世才捏造“汉奸”、“托派”、“秘密共产党员”等“莫须有”罪名，对爸爸实施软禁—监禁—酷刑—毒杀，又毁尸灭迹。全国解放伊始，中共中央即专门派人到新疆寻找烈士遗骨，多次未果。
第八幅画《梨花风筝》：爸爸、妈妈先后留学日本，相识相恋。爸爸一纸风筝悬挂在女生宿舍窗下，上写：“我在这里等你”。妈妈被爸爸锲而不舍地追求，主要是被爸爸舍生忘死抗日救国的精神、行为所感动，终结连理。婚后，恩爱有加，因抗日救亡活动，聚少离多。1943年，爸爸血洒天山，尸骨无存，妈妈历尽艰难，护携三个重病幼儿返回上海的故居。适逢清明，无处凭吊，妈妈仿当年爸爸自制风筝，站在梨花如雪的老宅园中，放飞风筝，上写：“我在这里等你”。
今秋，我们两姐妹本应回到新疆，参加4位先烈殉难70周年纪念活动。怎奈，我与妹妹年事渐高，痼疾缠身，难以远行。撰文回忆，恍惚又置身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那个住有汉族、维吾尔族、俄罗斯族邻居的窄长大院。一个个镜头由远推近：那时我还很小，一个午夜，不知为何惊醒，看到爸爸还在灯下写文章。后来才知道，爸爸是以我的口吻在写《孩子日记》，内容丰富，有义深寓言，育人成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助人为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百善孝为先”等。最后这句话，还配有妈妈画的一张插图：长者稚态摇鼓娱双亲。此外，还有岳飞刺字报国，史可法宁死不降，梁红玉击鼓抗金，花木兰代父从军等小故事。至今定格在记忆的是，爸爸写道：“我今年一岁半了，我叫小丫儿，大名杜毅——爸爸的名字任重而道远，我要有毅力去完成……我眼睛大像妈妈，皮肤白像爸爸。不爱笑，很安静，放在那儿，就像个好看的玩具娃娃。爸爸不常回家，回家几天也会教我识字，一次记30个方块字。如果答不出来，戒尺就在旁边。第一个字就是祖国的国。我不太懂，但读得出，一次也未挨过打手心，爸爸赞我冰雪聪明……一天风大雨急，爸爸抱着我走到露天大院，撑开一把大伞，爸爸告诉我说：“祖国就像这把伞，它能为你挡风遮雨，但你也要好好爱护它……”一次在新疆洋行街上的玩具店里，我乘大人不备，拿回一个维吾尔族洋娃娃。爸爸知道后，很震怒，一定要我送回去，向白俄老板娘道歉。我无论如何哭求不去，爸爸坚决不答应，妈妈陪我送回了洋娃娃。我哭了许久……事后，爸爸买给我一个硕大、美艳、红唇、红裙，还有一条红飘带的维吾尔族洋娃娃。
爸爸被盛世才杀害后，他曾托王姓狱友带给妈妈一封信：“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你千万珍惜自己，务必把孩子抚养成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没有人告诉我：爸爸已不在人世。每到黄昏，我抱着娃娃坐在大院门外的一条长石凳上，等候爸爸的马车归来……
我们都出生在大雪纷飞、血迹斑斑的魔窟，那时，爸爸已遭监禁历经磨难。这期间，有乘飞机赴苏联治病，途经新疆迪化的周恩来亲自出面营救爸爸；有宋庆龄、黄炎培、沈钧儒致电声援；更有高崇民、张季鸾（《大公报》主编）等愿意赴新疆以身抵押，欲换取爸爸自由。盛世才每次接到他们的声援、营救电报，都会宴请爸爸，放他回家暂住。爸爸忆及新生事件和西安事变前后，因受日、伪追杀，痛失一儿一女，遂坚定、深情地为妈妈留下了我们三棵“紫苑草”——又名“离离原上草”（此草生命力极强，即便在严寒绝境，也能顽强生长）。我和弟弟的出生，带给爸爸安慰妈妈希望。
爸爸尸骨未寒，盛世才又将遗孀幼孤囚进开放性结核病房（妹妹生于此时，一生染病）。杀人魔王妄图借当时无药可治的结核病杀我们于摇篮，斩草除根。1944年底，盛世才被调往重庆，新疆监狱打开。1946年，妈妈和我们辗转回到上海。惊悉爸妈财产悉数被公司总经理杨之屏席卷一空，携姨太避往海外。妈妈和幼小的我们陷于贫病交迫，流离失所。为此上海小报载：“杜重远身后凄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生活安定。只因恶化的结核病削弱了我们的免疫力，妈妈和小弟、小妹先后罹患恶疾、绝症，生命危殆。是周恩来、胡耀邦、习仲勋、朱镕基、温家宝及时批示，一次次组织大力医救，把我们从死神魔爪里夺下，带病活到今天。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供电、水、气、道路等基础设施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大问题。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抱病定居香港，开办公司。响应邓小平号召，为国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外资及先进技术管理。回忆这30多年经历，亦不平坦：1989年之后，国外对华投资出现滞足观望状态；“BOT”方式投建水、电、煤气等厂，国内尚无先例，很难接受；几十年垄断行业固化了的既得利益亦难弃舍……凡此种种，皆形成了“引外资”办基础设施的“软钉子”。
我们遇到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阻力，但更大困境来源于我们自身的病患：那时，妈妈晚期肺癌大手术后，又并发甲状腺乳头状癌，已住进医院，切开了气管；弟弟病逝。只能留下比较健康的我在上海医院护理病人，处理善后。妹妹亦患有胶原不治之症，缓解期她一人赴港，白手起家，开办公司，引进外资，她几次因消化系统大出血和血压奇高，晕倒在香港的地铁里。一次，她陪外商洽谈电力项目飞往安徽途中，飞机降落，她晕厥机舱，被当地解放军医院救走。当该军医院院长得知她是烈士的女儿，几次端碗吃饭又放下，投入对妹妹的抢救中。《安徽晚报》日对此作了报道《董事长医院过险关，吴院长一饭三吐哺》。
我们负病负重，锲而不舍，永不言弃的努力，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及各有关省市负责人的支持。好在爸爸在国外的影响尚在，我们陆续引进了世界500强企业财团，终于完成了水、电、煤气及清洁能源等大型项目。遵照妈妈叮嘱，每做出一个项目，就将我们公司获得的微利，取出一半捐献给当地的公益事业。当妈妈在病床上看到上海《文汇报》刊出“杜重远女儿杜毅、杜颖治理苏州河污水带头捐出第一笔私人资助款项……”时，她已不能说话，但微笑灿烂。大约妈妈想到了爸爸的遗愿：“务必把孩子抚养成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回忆党中央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我们的种种眷顾，给予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我们这点滴回报，仅沧海一粟。但我们却收到如此多的溢美鼓励，曾庆红曾对我们说：“你们姐妹俩继承父志，克服各种困难，创业与致力于公益事业，做了许多富于成效的工作。你们意志的坚强、善良与美丽，更令人可嘉”；刘延东说：“杜毅、杜颖姐妹，你们继承父亲遗志，爱党爱国，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祝你们健康、美丽、事业成功！”；徐匡迪说：“欣闻杜颖同志不仅赞助中学生学习夏威夷吉他，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尽心尽力，还以坚强的毅力与崇高人文精神克服病痛，学习了夏威夷吉他，且成绩斐然，被中外媒体广为传诵，实在令人钦佩！”；韩正说：“感谢你们姐妹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一贯的关心与支持，令我敬佩不已。从信上获悉杜颖的健康情况后，十分不安……有何需求望即告知。”；吴仪说：“你们如此带病拼搏，有烈士风范”；温家宝曾说：“你们致力于海峡两岸和平发展以及促进海外华侨交流的工作，虽遇到困难，但我相信只要秉承‘爱国情深’之信念，‘永不言弃’，问题终会得到解决”；习近平说：“令尊对国家、民族之贡献，令人景仰。两位大姐虽久病在身，仍积极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拳拳赤子之心可鉴。见照如晤，尚请珍重身体，节劳为盼”。
2007年，经过12年的不断沟通、促进的特大型清洁能源项目完成之际，我妹妹杜颖的病情直线滑坡，她多个脏器损坏，肾脏又衰竭至终末期，既不能洗肾，也难以手术换肾，生命进入倒计时。这又一次惊动了党中央，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的4位政治局常委都很关心她的病情，给予批示：“千方百计抢救杜颖的病”。沪、港名医联手医救，沿海三个省市领导排难提供肾源，一年前，妹妹的肾移植手术成功。术后她病情反复，五次住院，她的生命一直游走在排异关—感染关—病变关，尚不知最终能否留在人间。但她说“向天再借20年”。
我们又勇敢承接了两个清洁能源项目，为江苏、上海环保再尽力。妹妹尚未痊愈，我又跻身患者队伍。半个世纪为亲人患者紧张操劳，精神、体力透支过久，蛇年，我心脏、脊椎都出现险象，像妹妹一样沦为轮椅族。但我们生活幸福指数颇高。从中央到地方再到香港特区政府，我们处处感受着亲人般的关怀、呵护、温馨，享受鲜花、美食、良好的医疗环境。两个“古稀”姐妹，淡妆、红唇、同样的发式、一样的裙装。怀揣“中国之梦”、“轮椅追梦”、“圆梦”，也许是我们人生最后的一道风景线了！
每当我们听到《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这首歌，都会梦回新疆，我又坐在大院外那条石凳上，抱着布娃娃等候爸爸的马车归来。其实爸爸一直未曾走远……
（作者杜毅，吉林怀德人，杜重远之女。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上海外贸局工作。后赴香港创办远源国际有限公司。1992年，与胞妹杜颖创办香港杜氏贸易有限公司。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我的父亲毛泽民
毛泽民一家(左为朱旦华，小孩为毛远新)&
□毛远志
我的父亲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他的一生，都在从事党的经济工作。父亲仅读过4年私塾，却善于用金融的手段来集资、周转。早年曾在家中发行“纸票”，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他被任命为苏区首任国家银行行长。
1910年，伯伯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新式学堂学费较高，家境并不宽裕的爷爷毛顺生，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父亲便辍学了，和爷爷一起在家从事农业劳动。爷爷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父亲很快就学了个八九不离十。他把买来的牛租赁给农民，农民负责喂养，还能用牛耕地，但牛的“产权”和生下的小牛归我家。后来，他开始发行“纸票”，“纸票”名叫“义顺堂”，相当于信用券。纸票的作用，一是集资，并保证一定的年息，也可随时兑换；二是作为雇工的“工资”；三是可到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人家都认可。经过几年的经营，我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
1921年春节，父亲在伯伯的带领下，离开了好不容易操持起来的家，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并和我的母亲王淑兰一起来到了长沙。伯伯安排他在自己任主事的长沙一师附小负责庶务，管理学校的经费和教师的伙食。1922年5月，母亲在长沙生下了我。父亲此时正忙于党的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妻女。他给我起名“远志”，借以铭志。
1923年，父亲被党组织派到位于江西萍乡的安源路矿，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为了弥补资金不足，消费合作社发行了股票。每股5角，每年有红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有上万人，大家踊跃认购，很快就筹集到了7800余元股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最早发行的股票。
办消费合作社是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消费合作社成立之前，工人从资本家那里领到的工钱不是现钱而是“矿票”，即矿局发给工人的一种只能在矿区内使用的代金券。资本家号称1元矿票抵1元银洋，在市场上却不能流通，必须到矿局或资本家操纵的银铺去兑换现钱，或在他们控制的商号购买东西。经过层层盘剥，1元矿票的实际价值起码要缩水两成。为了减少商人在各个环节的中间盘剥，让工人们买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父亲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货物。为减少运费，购回的货物一般由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所属的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这样一来，消费合作社售出的货物价格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三分之一以上。父亲用金融的办法帮助贫苦的工人，消费合作社赚了钱，也给党中央提供了活动经费。
1925年，伯伯、父亲回到韶山发动农民运动，建立韶山党支部。当时伯伯身体不好，父亲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我们家经常有许多客人。那个时候我只有3岁，比我小5个月的毛岸英成了我的“小尾巴”。父亲一旦空闲下来，经常是左腿上坐着我，右腿上坐着岸英，给我们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
日后回忆那次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经历时，伯伯、父亲都用了“逃”这个字。对父亲来说，这个字更加沉重。当时，由于被军阀赵恒惕通缉追捕，他被派往广东。临行前，老实憨厚的父亲作出了一个让家人意想不到的沉重决定——跟相濡以沫的妻子、我的母亲王淑兰离婚。
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从未红过脸。可是，父亲意识到，自己参加革命工作是要掉脑袋的，而母亲是小脚，不可能跟着他在外面奔波，留在家里的危险更大。他不想因为自己而连累妻女。事实证明，父亲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1926年和1929年，母亲两次被敌人抓进监狱。第一次，乡亲们联合为母亲作保，证明她和父亲已离婚了才得以幸免。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这一生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应该就是担任首任国家银行行长了。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同时，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决定创办自己的国家银行。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创立。当时，算上父亲，只有5名工作人员：业务科科长曹菊如，会计钱希均（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一名出纳员，一名勤务员兼管兑换。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了！父亲走马上任后，遇到最大的问题是银行的启动资金。父亲找伯伯要钱，伯伯开玩笑地说：“你老婆不是姓钱么？找她去呀！”同年3月下旬，红军攻下福建漳州，父亲率领前方没收征集委员会来到漳州，宣传没收、征发的政策。对恶霸、地主、军阀的财产进行没收；而一般的工商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不没收，但接受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了大批军用物资，筹集到了许多金银首饰以及苏区奇缺的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还筹得100多万元大洋的军费。
有了人民政权，就应该有自己的货币。发行纸币，纸张必须坚韧耐磨，而纸张只能从白区进口，国民党军队对此封锁很严。父亲发动群众，采集纤维多的树皮、竹子、麻，收集破布、破鞋等原料。要发行纸币，还要有人设计票面图案。父亲听说在长汀城里有一个叫黄亚光的人能写会画，但被当做“社会民主党”嫌疑分子关押。他找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要求释放黄亚光。人找来了，可是，画图连个圆规都没有。后来，还是父亲托人从上海买来了这些工具。纸币的防伪也是个大问题，有一次，钱希均织毛衣时不小心碰到了火，发出了很臭的气味，父亲受到了启发，原来毛线烧着了有臭味，他就在纸浆里放了一些破羊毛，这样纸币一烧就会有臭味。
1932年7月，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新货币。当时的老百姓只相信银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如何取信于民呢？父亲采取的是银元本位制加物资本位制的方式，一元票子等同于一元银元，没有那么多银元，就要有相等量的物资做准备。他意识到，保证纸币的信用，才能保证红色政权的信用。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加上反动派煽风点火，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以至于发生了挤兑。对此，父亲指示金库拿出现洋，坚持按一元苏区纸币兑一元现洋操作。两天过去了，眼看着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几次请示他，是不是停止兑换。父亲却态度坚决地说：“不能停！”他到处组织货源，3天后，包括日用品、布匹、食盐在内的一大批百货物资终于运抵苏区。父亲让运送物资的车队满大街转悠，同时再贴出告示：各消费合作社出售的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于是，群众又纷纷争兑纸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
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母亲带着我颠沛流离。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母亲被关进了长沙监狱，我被寄养在乡下的亲友家。1930年初，母亲为了秘密联络的需要，要人把我送到了她的身边。她同牢房的罗醒同志也带着小儿子，名叫华初，比我大一岁，我俩就一起承担了秘密交通员的工作。直到这年7月，彭德怀带领红军进攻长沙时，母亲才带着我越狱逃脱。
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这时父亲来信，希望把我送到延安去读书。1938年3月底，我和表姐等人来到了延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抵达延安前的两个月，父亲离开延安去新疆工作了，我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父亲仍没有从新疆回来。我也曾听到有关父亲牺牲的消息，却不敢也不愿意往坏处想。伯伯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回到延安的第三天，我因为担心他的安危，跑去看他。这天和我一起去的有余建新（父亲的战友）和我的爱人曹全夫。伯伯留我们一起吃饭，做了一大碗扣肉，边吃边说话。谈笑之间，余建新突然拿出我父亲的照片问：“这人现在哪里？”欢乐的气氛骤然沉闷下来，伯伯脸色阴沉，眉头紧锁，嘴角抽动了几下，半晌才轻声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如晴天霹雳，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盼望父亲归来啊！我竭力克制自己，不要当着伯伯的面悲伤。可是怎么也克制不住泪水。
寻踪过程中我了解到，1940年，父亲去苏联治病后又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局势相当险恶的新疆，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果然，不久之后，父亲被软禁，后被关进了新疆第二监狱。日，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表功，秘密杀害了父亲、陈潭秋和林基路三人。
父亲被害的真相，直到解放后盛世才手下的警务处长李英奇等被抓捕归案时才真相大白。
（作者毛远志，毛泽民之女，湖南湘潭人。1922年5月出生。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曾在江西省妇联、中南军区、中央组织部、工业交通部等单位工作。1990年7月逝世。）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一面旗帜
——纪念我的父亲陈潭秋烈士殉难70周年
□陈鹄
今年9月27日是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烈士牺牲70周年纪念日。
我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出生于1896年，那时的中国国难深重，帝国主义列强肆意蚕食、瓜分中国，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在清政府和随后的军阀统治下，当时的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父亲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在学生时代就产生了救国救民的念头。年（20～23岁）他在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求学，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是学生运动的先驱，开始走上了学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21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从此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艰苦奋斗，日，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47岁。
我是烈士的儿子，但是我和父亲相处的日子实在非常短促，1933年春天，我还不满5周岁，父亲离开上海去了中央苏区，母亲也准备去中央苏区，为了避免子女的拖累，也为了子女有一个较为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母亲把我送到外婆家抚养，此后我就再没有见到父母了。因此，我对于父亲的认识和了解主要是解放后听许多与父亲曾经共同战斗过的革命前辈的述说和阅读有限的档案资料。
但是，既然是父子关系，要写纪念父亲的文章，我还是想诉说一下在我和父亲短暂的、亲密的直接接触中，始终保留在我脑海中的稚嫩、依稀而终身不忘的记忆。这些记忆虽然有些琐碎，但却是我切身的感受和真情实感，是我终身的温馨回忆。
也许正是因为我幼年失去父母，因此80年来常常思念父母，特别是成年以后从理性上知道父母是特别值得怀念的人，而我能怀念的内容又是那么贫乏，对于未能与父母长期相处我感到非常遗憾，因此将点点滴滴、客观上没有意义的“记忆”深深地保存在心中，这对我的心灵是一种特殊的抚慰。
我记得，在家中，父亲常让我跨坐在他的膝上，面对面地和我说话，可惜说话的内容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只记得父亲和母亲常常会欢快地笑起来，大概是我的稚气引起的，这种情景应该称得上是“其乐融融”吧！这是一种甜蜜的、幸福的记忆。至今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位慈父，在我的记忆中绝对没有丝毫父亲对我发脾气、责骂的印象，但这并非我小时候特别乖巧、听话。后来我到外婆家，我外婆对我的评价是“很有些淘气”。当小学生时我多次受到罚站或教鞭打手心，从来都不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
我手头有一本《回忆陈潭秋》，有董必武、陈云等40多位革命前辈撰写的回忆文章，凡讲到父亲的为人和与同志之间的交往，都说他对同志诚恳、热情、谦逊，对下级特别关心、爱护。在新疆工作时，大家送给他的外号是“老妈妈”。
有时候父亲会带我出门，印象较深的是乘坐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公共汽车是在街边招手上车，车停下后，我在前面，父亲在后面双手插在我的肋下举我上车，我会兴高采烈地配合父亲的动作向上一跃，表现一下我很“行”，因为父亲有时会说一声：“哦！行呀！”我欣赏这种赞美。乘有轨电车时，车厢地面上扔有许多车票，我总要捡拾起一些，回到家中扮演售票员（在我稚嫩的心目中，整个车厢内售票员最有权威），让父母扮演乘客。当我捡拾地上的车票时，父亲会在适当的时候说：“好啦！好啦！回家够你卖的了。”（现在想来，少捡一些，可以避开那些被弄脏了的车票。但父亲从未说过：“太脏了，不许捡。”）
我记得父亲常带我到一个朋友家，在那里有两个比我稍大的小朋友陪我玩耍，我比在家里更开心，而且吃饭的时候，必定有美味的鸡蛋汤。解放后，在中央党校（后到中宣部）任职的王学文同志和刘静淑同志告诉我，当年我们去的是他们家，那时我父亲任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主持办一个工人干部培训班，地点就在王学文同志和刘静淑同志家中（他们家住房较宽敞，能住下6~7名学员），我父亲是主要的授课人。我们两家装扮成亲戚，我称呼王学文同志和刘静淑同志为“姑爹、姑妈”，每次去“姑妈”家，都是我先到门外大喊：“姑妈，姑妈，我来了！”“姑妈”就可以放心地开门，这成为联络暗号和安全信号。“姑爹”讲到这些事情时，笑着说：“你在年龄还不够当少先队员的时候就参加革命工作了，恐怕是最年幼的儿童团员吧！”
解放后，我从许多革命前辈处听到一些父亲从事革命工作的事迹，在众多前辈对他的评价中，让我最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对他的评价。
1951年的暑假，我由武汉到北京，去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开学前，去拜望周总理和邓妈妈。周总理跟我谈了1个多小时的话。
周总理说：潭秋同志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当时是对优秀的共产党人的最高评价），他一生的革命经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他顾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每次都能够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正确应对，挽救危局，避免和减少了党的损失。
周总理的这个评价，父亲自己和曾经在新疆工作时的助手吉合也提到过，他说：“在从事党的工作中，我比较突出的是走到哪里都是做善后工作。”从相关的文件档案中也能证实这一点，比如：1927年，华北地区的党组织存在严重的问题，背离党的政治路线，组织涣散到几乎解体的地步，父亲以中央巡视员的名义（还有刘少奇、韩连会参加，当时称“潭少连”）去处理问题，纠正错误，改组党的机关，历时近2年，稳定了局面。其间，北方党组织的某几个负责人竟然声言要结果“潭少连”，可见矛盾之尖锐、工作之艰难和环境之险恶；1930年满洲省委的组织被破坏了，党中央派父亲前去收拾残局、重建党的组织，他在沈阳工作了一段时间，工作有了起色，不久他在哈尔滨开会布置工作时被捕，狱中受尽折磨，健康受损，留下多种后遗症，九一八事变后被党营救出狱；1933年到中央苏区后，父亲被苏维埃选举为粮食人民委员（部长）。那时已进入反“围剿”斗争的后期，父亲在并不富裕的革命根据地，在十分艰难的境况下，筹足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亟须的粮食，保障了红军坚持战斗和准备长征；红军开始长征后，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境况下，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福建省党的工作，坚持闽西地区游击战争，在战斗中负伤；最后他来到新疆，那时正是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表现出摇摆的苗头的时候。
周总理说：大革命时期和井斗争时期我和潭秋同志有过较多直接和间接的接触，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有一段时间我们共同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周总理任组织部部长，我父亲任秘书。当时组织部全部工作人员不到10人，也没有副部长及以下的职位，秘书就是处理部务的主要工作人员），潭秋同志比我稍稍年长一些，他工作非常认真、稳重，我是很尊重他的。他为人谦逊、平易近人。
周总理还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复杂、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党也在成长过程中，不够成熟，许多同志受到不应有的委屈，潭秋同志也难免受到一些，但他胸怀坦荡，始终坚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对党一心一意，从不动摇对革命的信念……他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他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他长眠在新疆，他是新疆各族人民心目中党的一面旗帜。
周总理还教诲我说：你要努力学习和工作，要继承父母的遗志，但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革命的道路要靠自己走。
全国解放后，我回到了党的怀抱，许多长辈向我谈起父亲的往事，其中一些记忆较深的片段，从理性上提高了我对父亲的认识。
父亲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慈祥、温情，但是父亲对敌斗争却是立场坚定，英勇战斗，奋不顾身的。
中共一大13位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在他们中间，有毛泽东这样古今中外最杰出的军队统帅，但是却只有一个人和红军战士一起持枪殊死战斗，在火线上负过伤。那就是我的父亲。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父亲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中央苏区情况愈来愈坏。中央苏区分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分路突围，跳到外线打游击。父亲和谭震林负责东路突围，目的是到闽西南去和邓子恢、张鼎丞等会合，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一天夜晚，因走漏风声，部队在一座山上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父亲为了掩护部队突围，率领一个警卫班坚守要津，引开敌人的火力，狙击敌人的进攻。战斗到最后，警卫班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只剩下父亲一人。敌人逼近了，叫嚷着：“抓活的！”危急关头，父亲掏出随身携带的二三百块银元向山坡下撒了出去，敌人一见这么多大洋，拼命地去抢夺，甚至互相打斗了起来，父亲乘机从另一个方向滚下山坡逃走。之后，一天深夜，父亲他们急行军，在崖壁攀行时父亲一脚踏空，摔到深谷，左脚和右耳受重伤（耳廓基本缺失）。
1935年8月，父亲与陈云等同志一起，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到达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闭幕，正值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父亲担任了中国共青团出席国际大会代表团的党的领导小组成员，随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并在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同时给共产国际创办的培养亚洲各国共产党人的“东方大学”的学员授课。1939年夏天，父亲奉命回国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日，投靠蒋介石的新疆军阀盛世才突然派特务包围了中共人员的驻地，声称盛督办请陈潭秋、毛泽民等5名主要干部去谈话。当时在新疆各阶层人士中广为流传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盛督办请谈话。”“请谈话”是盛世才逮捕人的惯用手法，父亲知道，这一去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于是，父亲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一个小记事本交给自己的助手吉合，并说：“我可能被捕了，你赶快办两件事，第一，把这个本子立即交给刘平（张子意），并告诉他，我走后由他负责开展工作；第二，你马上设法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
其实，父亲早就察觉到盛世才“不可靠”，在1942年春天，他组织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开展整风学习，结合当时的形势和处境，特别强调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要求大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新疆天山瀚海，我们插翅难飞，随时有被捕被杀的可能，每个同志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同时，父亲也没有放弃安全撤退的希望，他多次向党中央建议将在新疆工作的干部调回延安，以保存革命力量（当时通往延安的道路被极其反动的军阀马鸿逵、马步芳占据，中共人员只能搭乘偶然过境的小型飞机，因此尽了最大努力，只调回了少数几位同志）。有的同志劝他利用少数人可以回延安的机会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也有的同志认为他“目标大，承担的危险大”，应尽早脱身，都被父亲拒绝了。
父亲还拟定了一份撤退（大部分撤退到苏联）名单，把100多位中共人员及家属分成三批：第一批是高级干部和党在新疆培养的军事技术骨干；第二批是在新疆养病和从延安到莫斯科往返路过暂时停留的；他自己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则列在最后一批。然而，第一批人还没来得及撤退，盛世才就抢先下手了，把中共在新疆的100多人全部软禁起来。虽然撤退计划未能实现，但这个名单见证了父亲先人后己、尽力保全同志的崇高革命风格。
中共人员被软禁期间，父亲认识到形势的险恶，认真思考了如何迎接未来更加严峻的考验。他对我的继母王韵雪说：“皖南事变和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认为苏联不行了，中共也靠不住了，便制造借口把我们逮捕起来，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进见礼’。从目前情况来看，男同志坐‘硬牢’的可能性很大。一旦我们入狱，盛世才对你们女同志的处置有几种可能：一是仍让你们出去工作，你们是绝对不能去的；二是也可能将你们逮捕坐牢。如果这样，平时你没在外面工作过（王韵雪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机要秘书，对外不露面），绝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不能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你们如果被释放，一定要想方设法回延安去，将我们这里的情况报告给党中央。”父亲还趁亲属出来放风的机会带信给软禁在其他地方的中共党员（软禁期间，非重要人员还可以找个借口，争取到一点点活动余地），叫他们一定不能留下，一定要回延安去！父亲的这些指示，给大家在狱中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1943年2月，父亲和毛泽民等人被投入第二监狱。
从仅存的几次“审讯”记录看，敌人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逼迫父亲承认中共在新疆要搞“阴谋暴动”；二是逼迫父亲诋毁、诬陷苏联，表态反对苏联。敌人对父亲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让他站在烧红的炭渣上，用沾水的麻绳抽打他，打得昏过去，又用冷水泼醒，父亲的脚底板都烂了，浑身上下都是伤，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敌人见硬的不行，就给父亲送来好吃的东西，有“马牌”香烟，佳肴等，父亲不吃不用，都扔到厕所里。盛世才还亲自打电话（临时拉上电话线）劝降父亲，父亲乘机对盛世才晓以大义，指出盛世才走上了完全错误而且十分危险的道路，希望他迷途知返，但盛世才冥顽不化。父亲最后大骂盛世才既愚蠢又狠毒，是个“狼种猪”，同时把电话机摔碎了，以示决绝，结果遭到一顿毒打。以后的事实证明，父亲对盛世才的下场判断非常准确。盛世才正式投靠蒋介石以后，首先被蒋介石剥夺了他在新疆的统治权，不久就以所谓的“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的名义弹劾他在新疆犯下了种种罪行，最后盛世才将他在新疆多年搜刮的大量民脂民膏奉献给蒋家王朝而买下了一条命。
日，父亲和毛泽民、林基路一起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由于消息隔绝，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他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很多革命前辈都说：潭秋同志“资格那么老”，却一点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特别关心和爱护干部。
荆振昌同志离开迪化（今乌鲁木齐）返回延安之前，父亲送行时把自己的皮帽子摘下来，给荆振昌戴上，以防途中寒冷；陈茵素同志由迪化赴库车工作时，父亲说天气冷，给了她一条毛裤；郑瑛同志回延安时，父亲把自己的一床花格子毛毯送给她御寒。这样的事例很多，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感激地说，父亲像个慈祥的“母亲”。在福建工作时，父亲见刘英穿着单薄便将自己的棉袄送给她，这对刘英同志在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起了重大的作用，刘英同志到延安后还穿着它。这些东西现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来之不易的，更可贵的是这体现了高尚的革命情谊。
父亲是一个非常温和谦虚的人。他给我取的乳名叫“平平”，给我弟弟取名“纤纤”，就是“平淡、平和、细小、微不足道”的意思，给儿子起个小名都那么谦虚、低调，这就是父亲！出身书生但没有迂腐之气；胸怀革命大志、有较高的革命理论素养但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对同志、朋友、家人温文尔雅、爱护备至，对敌人敢于怒骂斥责、敢于持枪上火线（身居领导高位，亲率警卫班狙击敌人，掩护部队突围）……他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为革命为人民奉献一切，乃至生命。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作者陈鹄，陈潭秋之子，湖北黄冈人，1928年5月出生。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曾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单位工作。）
缅怀我的父亲林基路烈士
□林令婉
童年时代，每当我身边的小朋友亲昵地呼唤爸爸、妈妈，享受着温暖怀抱时，我羡慕极了。我的爸爸、妈妈是谁，爸爸妈妈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告诉我。我渐渐长大，不知什么时候，我偶尓听说“爸爸妈妈是共产党员”。在那白色恐怖的时期，这是不能随便说的，可我在梦中经常见到他们。1950年初广东解放了，那年我13岁。突然，一天有位穿着蓝色解放军服的阿姨出现在我面前，我伯母说：“这是你妈妈，快叫！”我激动又很陌生，“妈妈”呼到嘴边却发不出声。
我跟随妈妈离开广东台山，乘船前往广州，在船上妈妈搂着我，我躺在妈妈身旁，那股热流，那份幸福使我紧紧地抱着妈妈，生怕失去。
一路上妈妈给我讲爸爸的故事，她说你爸爸是祖国和人民的好儿子，是优秀的共产党员，爸爸被敌人杀害了……你长大要做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人，很好地为祖国为社会作贡献。从此，我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不断从爸爸的战友和爸爸青少年时代的朋友中听到关于爸爸的许多故事。爸爸的形象在我脑海中逐渐形成，变得高大，变成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爸爸小时候，很多朋友称爸爸是叛逆公子。我爷爷在老家台山县是有名望的律师，家境较富裕，家中有婢女、佣人，可是爸爸经常自己洗衣服，说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爸爸小学毕业时12岁，考试经常是第一名，最喜欢作文，文章常被老师拿来当课堂上的范文。上了中学后，爸爸如饥似渴地追求革命真理，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呐喊》、《彷徨》、《女神》、《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等。爸爸和一些进步的同学一起开办民众夜校，吸收无钱入学的穷人子弟入学。爸爸编写的国文课曾这样写道：
富人赏月甜瓜香果，美酒佳肴；穷人赏月番薯芋头，满腹悲愁。爸爸向学员们讲穷和富的关系，讲阶级压迫和剥削，激发了学员的阶级觉悟。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了“绝对不扺抗”的命令，爸爸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发表了《只有一战》的文章，文章指出“战则胜不战则死，为了民众的永久生存计，非战不可！”表达了他的满腔爱国热情。
在上海南方中学读高中时，爸爸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参加了砸污蔑学生抗日运动的白俄柴拉报馆行动，因叛徒告密他被捕入狱。在狱中爸爸组织绝食斗争和学习英语，3个月的铁窗生活锻炼了这个16岁少年，爸爸更加坚强更加聪明了，爸爸看清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个虚伪、丑恶、血腥的社会，爸爸决心勇往直前，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正如爸爸在游吴淞口后所写的诗：
我愿褪除一切的束缚与粉饰，我愿让我的赤诚的心儿，像狂流着的吴淞江的流水般地奔放向前，我要以吴淞江的长流，来荡尽人间一切虚伪与丑恶！爸爸刚满18岁就远赴日本留学，考入明治大学学政治经济学，193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留学生中成立了中国文化支部（即党支部）。为扩大党在留学生中的影响，引导青年走向革命道路，中国文化支部组织了科学文化座谈会、讲座等活动，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还组织世界语学会和诗歌、美术、戏剧等多个协会。爸爸亲自组织导演了《日出》、《娜拉》、《子夜》等戏剧，出版《东流》、《杂文》（不久改名为《质文》）等文学杂志。为了把爱国青年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爸爸发起成立了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所把持的中华留日同学会进行坚决的斗争。随着马列主义在留学生中传播，中国文化支部不断发展壮大，在该支部培养和影响下的进步青年，有许多回国后成了抗日骨干，被派往各个战场，有的在中央或地方担仼重要的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爸爸不久回国，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他被派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在此岗位上，爸爸首先整顿了学院学风，提出“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组织大唱《我们在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反动派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本质，他写了《论“六出祁山”的历史价值》等文章。调任南疆库车县县长后，他极力清除积弊，精简机构，倡导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深入实际，体恤劳苦民众的疾苦；父亲带领大家兴建水库，修桥筑路，大办学校，教唱革命歌曲，因此深受各族群众的爱戴。他还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唤起了当地民众的爱国心，培养了抗日救国力量。爸爸来到哪里，革命的种子就播撒在哪里。由此引起新疆军阀盛世才的不满，他背信弃义卖友求荣，露出狰狞的嘴脸，为了给自己投靠蒋介石献上一份厚礼，便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所有同志关押起来。对此，爸爸早有预料，做好了顽强斗争到最后的准备。爸爸在敌人的威逼利诱和酷刑下，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于1943年被残酷地杀害了。当时，才27岁。
爸爸牺牲前写下《囚徒歌》和《思夫曲》两首诗，战友陈谷音叔叔将它们谱成歌曲，唱响大牢的每一个角落，更加燃起战友们复仇的火焰，他们宣誓：
无穷的罪恶，终叫种恶果者自食；难闻的血腥，用噬血者的血去洗！同志们撕碎敌人的“自白书”，战胜万般残忍的酷刑，不怕牺牲，坚持斗争到底终被集体释放回到延安，投入党的怀抱，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爸爸，虽然我没见过您，但我知道您，了解您。您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决心按照您的教导，用您的精神去走我的人生路。高中毕业后我选择了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事业——地质找矿勘探工作。
地质勘探工作者就是刘少奇同志说的“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他们要踏遍山山水水，为国防建设、尖端科学以及医药民用等经济建设寻找各种矿产资源。1963年我结束在北京地质学院五年的稀有分散元素地质勘探专业学习，分配到福建省地质矿产局从事野外地质工作。我激情豪迈地踏遍八闽大地，经历风风雨雨沟沟坎坎，风餐露宿。我编制了福建省第一份《福建省稀有金属铌钽矿普查设计》并参与其中的野外地质工作。经过13年野外地质工作，我为找矿预测编制了各类地质图件和相关资料，为探矿工程部署编制了相关图件，找到了铌、钽、钨、钼、铜、煤等多种矿产。1976年，我调回福建省地质局从事地质科技管理工作。根据野外工作经验和理论的积累，我管理了地质各专业数百项科研项目，为找矿提供远景区和探矿技术贡献了力量。
爸爸，您的儿女如今都已从心爱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您的孙子（女）、外孙（女）都已成为各条建设战线上的骨干；您的重孙正在成长，您的两个重外孙女已进入高中和国家的著名大学学习。爸爸，更让您欣慰的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民生活幸福，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中国已是世界人民所敬仰的国家。烈士们鲜血染成的红旗正在我国高高飘扬，它飘扬在联合国，飘扬在世界，它将万载飘扬！
（作者林令婉，林基路之女，广东台山人。1937年11月出生。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曾在307地质大队、福建省地质矿产局等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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