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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讨薪，怎么这么难！
元旦春节临近，各地的农民工能否拿到工资返回家乡？面对农民工的欠薪投诉，有关部门如何处置？记者近日在重庆、南昌、西宁、沈阳等地随同农民工讨薪，亲身感受了他们的酸甜苦辣。
“我像皮球一样，被四五个部门踢来踢去”
５０多岁的刘仲凡在重庆市的一家公司当泥水工，被拖欠工资１．３万余元。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日，刘仲凡到公司讨薪，却遭老板殴打。女婿陈家静把刘仲凡讨薪的经历发在微博上，引起了记者关注。
１２月９日，记者在重庆市渝中区观音岩附近刘仲凡租住处见到了他。当着记者的面，刘仲凡再次拨通重庆市劳动、信访部门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还在调查刘仲凡被拖欠工资的具体情况，需要再等等。
刘仲凡说，刚开始我去找重庆市人社局，重庆市人社局让我找江北区人社局，江北区人社局给我一个电话，让我找区信访办，信访办又让我自己去找公司，我到公司就被打了。“我就像皮球一样，被四五个部门踢来踢去。”
刘仲凡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了讨薪，三个多月来他分文未挣，全家生活陷入困境，欠了２００多元电费没交，房租马上又要续交。“快过年了，再拿不到钱，我这一家吃啥喝啥？”刘仲凡与记者交谈中数度流泪。
１２月１２日，江北区人社局认定拖欠工资属实，要求打人老板董创华尽快支付工资，但董创华以施工质量存在问题为由拒付。１２月１３日，江北区人社局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１５日前支付。由于董创华仍拒付，并有打人情节，江北区人社局已将此案移交给公安机关。
刘仲凡日前告诉记者，这两天他正在协助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法院宣判已六年，何时才能拿到钱”
今年４７岁的农民工陈春铭，来自山东枣庄，体形瘦削，头发花白。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下旬来到青海西宁讨薪后，为了节省开支，他与五六个农民工挤住在一间简陋的出租屋，靠捡破烂维生。
１２月９日，一见到记者，陈春铭就说：“希望您能替俺说句公道话。”说着眼圈就红了。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陈春铭与青海乾彤化工公司签了施工合同。当年１２月，他带着３０多名老乡冒着严寒在柴达木盆地的工地施工４０余天，并垫付工程款１２０余万元，但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导致最后无法施工而退出工地。２００５年他赴青海追要欠款，乾彤公司董事长张立金避而不见，于是他将乾彤公司告上法院，法院判决乾彤公司给付工程款和工资总计７６万元。
但是，判决生效六年了，陈春铭一分钱也没拿到。而当年通过信用社和民间筹集的垫付工程款如今变成了２８０多万元。每到年底，债主就上门讨债。
记者随陈春铭来到青海省信访局，一名工作人员听了事由后说，此事已经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他们不便插手，建议找法院。陈春铭说，法院他已找过多次。
随后，记者又和陈春铭一起来到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执行局局长范宣辉表示，法院正在查找乾彤公司的资金及法人代表，至于什么时间能找到还不能确定。
跑了一天，一无所获。陈春铭绝望地说：“法院判决都六年了，谁对谁错很明白，为什么还拿不到钱呢？”
１２月２０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找到陈春铭，说两家将出资２万元，让他领上钱先回老家过年，等待案件执行结果。
记者２２日联系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庭长闫杰，他在电话中说：“法院正在全力以赴落实案件。”
“两小时拿到欠了半年的钱，心里却不是滋味”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５日，一名农民工在微博上留言：我们１０个农民工在沈阳市苏家屯一玻璃厂工地干抹灰活，１万多元工资要不到，梁老板不接我们电话，也不知道他家在哪儿？怎么办呀？谁能帮帮我们！
通过微博，记者找到了博主安国明。３９岁的安国明是湖北省孝感人，２０１１年４月，他带着１０名老乡来到沈阳市苏家屯区，在成晟玻璃有限公司综合楼里干抹灰的活，包工头还欠他们１．４万余元工资。
１２月７日下午，记者随同安国明和他的几个工友来到苏家屯区农民工维权中心，反映欠薪之事。维权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按照职责划分，这件事要找区建设局。安国明来到建管局，工作人员告诉他，你们既没有合同，又没有欠条，建议到公安机关报案。
安国明又回到了维权中心，工作人员告诉他，成晟玻璃公司综合楼施工单位是苏家屯区属的建筑企业，还是要去建管局，可以找高书记。安国明带着工人第二次来到建管局，对方称高书记开会去了，明天你们再来。
安国明第三次来到维权中心，提出想见中心负责人，但工作人员说领导不在家。
安国明对记者说，每人被欠１０００多元工钱，虽说不多，但都是血汗钱。如果讨不到，没脸面对老乡，回家也没法面对媳妇。
在记者和有关人员的协调下，苏家屯区维权中心主任缪磊夫、建管局党委书记高玉玺以及欠薪工程的项目经理赶到了维权中心，与安国明沟通情况。项目经理很快打通了“多日联系不上”的包工头梁守成的电话。没过多久，梁守成就赶到苏家屯维权中心，当场支付了安国明等４人的工资，总计７５００多元，并承诺已回家的工人可将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过来，并写上允许代领，即可把所欠的工资付清。
“两小时拿到欠了半年的钱，心里却不是滋味。”他说，“看来不是管不了，而是有没有把农民工的事放在心上。”
安国明说，今后打工一定要签正式合同。
缪磊夫告诉记者，维权中心一定按照程序，让农民工拿到被欠的全部工钱。
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２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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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陈雪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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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nd##求职路上的酸甜苦辣
二十二岁，我从护理学校毕业，由于没有实践经验，只好先应聘到一家私立医院做护士。三年后，凭着娴熟的技术和热情的服务，我竞聘到了内科护士长的职务。
那年冬天，医院一位领导的亲戚要求住单间，因为其他几个病人病情较为严重，要求的也比他早，我没能及时为他安排。他一怒之下，不依不饶要院长处理我，迫于压力，院长找了一个理由要我停职检查。正好那时我已有了身孕，就回家安心待产。
休完产假，回医院后院长把我安排在了宣传科，刚开始，因为专业不对口，我终日闷闷不乐。老公也不理解我，说我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太正直了，同事李姐劝我说：“你是正规院校毕业的，又有证，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为何不考虑去大医院发展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可我是个要强的人，在离开之前，我要证明宣传科的工作我一样会做好。
我与宣传科长商量，要求医院印制宣传页和优惠卡，把主治大夫、职能科室作为重点，我们突击三个月，让整个市区与乡下，全部知道有个XX医院。建议被采纳后，科长和我带领全科人员马不停蹄下乡宣传，一周后即有了成效，拿着优惠卡到医院做检查的病人络绎不绝，院长非常高兴，又派了一辆车和几个人手，我和科长分头带队。就在这时，市一院新病房楼落成，急需护士，公开招聘，我去应聘了，笔试通过后，面试时护理部主任问我：“你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你值夜班有影响吗？”我说：“没有。”护理部主任又问：“你怎么保证会没有？护士的工作没有规律，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不然你放弃吧，以后有机会再来。”我说：“你也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你说出这样的话，我感到很痛心，我只能说，如果我应聘成功，我会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对得起我的这一份薪水。”最后，我成功了，她们答应我在下月一号报道。但是，在到新医院之前，我必须把我在老医院遗留的工作做完，我每天晚上加班到十点，回到家孩子已入睡，第二天孩子还没醒我就已离开，最后，我终于在月底完成了我预计三个月完成的宣传工作。那一个月，是我最累的一个月，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月。
当我说要离开医院的那一刻，院长的嘴巴张成了“O”型，他说：“我是准备提拔你做宣传科副科长的，当然，你若愿意回科室，几个病房的护士长任你挑，我说：“谢谢你，院长，我准备离开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我之所以到现在才走，是因为我想看看自己除了护士，还会不会做好别的，另外，我是个有始有终的人，我筹划的事，我就应该负责到底！”
到了市一院后，新同事们都听说了我的事，纷纷夸我有情有义，就在我离开后，依然有许多下乡认识的病人、乡医打我电话，我仍然耐心热情地为他们讲解，再后来，同行业都听说了我的事，卫生局要我就此事写成宣传稿演讲。这只是我求职路上一件小小的经历，在此写出来以求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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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群众讨薪的故事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　　作者：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日期：[导读]基层人社所工作千头万绪，除了就业、社保两大工作外，为劳动者维权也是一项主要工作。但维权需要讲究工作方法，不能简单粗暴，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基层人社所工作千头万绪，除了就业、社保两大工作外，为劳动者维权也是一项主要工作。但维权需要讲究工作方法，不能简单粗暴，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记得去年7月4日，有5位群众来到所里，反映一家小企业拖欠她们的工资，要求我们帮助她们要回工资。听了她们的诉求，我开始向她们了解情况，是什么地方、什么企业、什么原因拖欠工资，并一一记录好：&你们把电话留给我，我尽我的能力帮你们协调。但我先要到企业去了解情况，你们回去等我的消息吧。&她们说：&要不我们跟你一起去吧，那老板娘能说会道的，我们5个人都说不过她，我怕你一个人更说不过。&&你们放心，如果我协调不了，我会请县劳动监察大队帮你们解决的。&我说。
　　当天中午，天气非常炎热，太阳像火盆一样白花花的十分刺眼。想到还有群众在等候我的回音时，便不顾酷暑，独自骑着电动车，一路打听，找到了十里之外的那家企业。
　　那是家小作坊，员工不多，十几个人左右。找到老板后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是鹅湖镇人社所的，找你了解一下情况。上午有5个人到我那里反映你拖欠她们的工资，有这个事吗？&
　　老板不太愿意理我，态度很冷淡，甚至都没招呼我坐下。我没在意接着说：&我来找你，是了解情况，因为我不能只听她们一方的片面之辞。再说我是来调解的，调解不成的话，我就走，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听到这话之后，老板才跟我说：&我们做小企业也挺难，特别员工管理方面，你来评评理，她们5个人突然说不干就不干了，又没提前跟我说，我临时到哪里去找人做事？我的货怎么出得了？我的损失又有谁来负责？她们5个人是专门串通好的，要到另一家企业去做事。但她们也不能说走就走，最起码要提前说一声，所以我就想扣她们的工资，不然我的其他员工怎么管。&
　　我想了一下说：&我很理解你，你们办企业确实很难。特别是在员工的管理方面，她们都是当地人，离家里近，一会这个事请假，一会那个事走动一下，确实很耽误生产。如有大定单的时候，就很难出货。不像江浙一带的企业，她们企业招收的几乎都是外地人，吃住都在厂里，好管理。但是这件事情上，你真要扣她们工资就是你的不对了。只能说你今后要吸取教训，要尽量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说完之后，他脸色好看了一些，并招呼我坐下。我看他态度有所缓和，便趁热打铁接着说：&她们的工资你不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她们毕竟付出了劳动。再说如果依据《劳动法》来处理的话，你是没有胜算的。&我给他翻开了自己带去的《劳动法》相关条例，他看完以后，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她们给我做事，我应该付工资，但她们间接的给我造成了损失，所以她们的奖金我要扣下。&我立刻说：&那行，这事我去和她们说，应该没问题的，这事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我一上班就打电话给那5位群众。她们一见到我就问：&你昨天去帮我们协调好了吗？那老板娘好厉害吧？&我说：&我去了，我们沟通得蛮好的，老板同意给你们基本工资，但这个月的奖金要扣。&&那没话说，她肯这样，我们也同意。&她们几乎同时回答。&那好吧，你们就直接去找老板要回工资吧。&我接着说。&谢谢你啊，谢谢！&她们连声道谢。
　　这件事就这样圆满地处理完了，我心里很高兴，而且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因为我做这项工作并不图什么，群众满意就是最好的回报。虽然那天天气依然很热，但是看到了她们的笑脸，我心里却是一片清凉，可能就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吧！[责任编辑：jie8179]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福建日报福建日报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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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法律援助中心,始建于1999年3月。9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呵护下,在南通市司法局和法援中心的具体指导下,中心人员由1人增加至4人,工作用房由一间25平方米增至六间150平方米,财政拨款连年递增,电脑、传真、数码相机等硬件投入一应俱全。这几年,我们狠抓了组织网络建设,在工会、团委、妇联、劳动、残联等10家单位和全市24个镇（乡）、2个街道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实现了法律援助全覆盖。2006年12月,中心通过了省司法厅的考核验收,被命名为首批规范化法律援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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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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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Title:'讨薪证据灭失 法援帮助讨回',
blogAbstract:'&&& 一桩本是极为简单的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却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其中，涉案原告7位，被告2位。案件惊动公、检、法、司诸司法机关，110出警2次，法院庭前调解2次，开庭审理9次。涉及两级法院，发出书面裁定2次共14份，口头裁定（记入庭审笔录）2次。检察院接待信访10人次，市法律援助中心接待信访21人次，法律服务所接待信访35人次。召开专题研讨会2次，办案历时一年。\r\n每当提及该案，承办人启东市汇龙法律服务所的王思相总是陷入沉思，回味个中滋味，酸甜苦辣，五味杂陈。\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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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路上酸甜苦辣
2月3日,广州-重庆K202次列车,乘务员将带着不足8个月大的婴儿的无座夫妇安排在“重点旅客”专座上。
2月3日,广州-重庆K202次列车车厢连接处,拥挤时连小板凳也无法撑开。记者 万难 摄
华龙网讯（记者 陈钧） 有人说搭乘春运列车很幸福,因为它载着回家过年的希望;有人说搭乘春运列车很痛苦,因为它根本谈不上舒适,甚至让人很狼狈……2月3日下午3点40分,记者登上广州-重庆K202次列车,亲身体验春运的酸、甜、苦、辣。下车后最想说的是:不容易,真不容易,谁都不容易。
“一样的票价, 为什么我没有座位”
“你看看,198块,我又没少花一分钱,一样的票价,为什么我没有座位。”这是重庆返乡农民工钱少友,挤到K202次列车餐车一屁股坐下后,对来劝他离开的列车长说的第一句话。
钱少友在广州打工15年,几乎每年春运都坐这一趟列车回家,可以说是旅客中的“老油子”。因为这次只买到无座票,他就跑到只供用餐旅客使用的餐车“赖坐”。
他坦言,这样质问列车长“并不是想讨个什么公道”,只是为吸引注意力,以便自己能在餐车里多坐一会儿。
在农民工群体中,像钱少友这样能说会道的并不多。大多数手握站票的农民工,通常只是在上车后,低声和有座的旅客商量,看后者能否挪一挪腾一点点位置“挤一下”。那些性格内向点的,只能站在或蹲在拥挤的车厢过道,默默忍受。
不说,不代表他们心甘情愿接受眼前的一切。一些意想不到的“风吹草动”,随时可能“引爆”他们的不满情绪。
在7号车厢,一群买到座票的年轻农民工,正在分享“网上”网票心得。这一平常的场面,却引起了一位只买到站票的中年农民工的反感。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地数落对方,一时间剑拔弩张,若非列车员及时发现控制住局面,后果堪忧。
不过,出面制止双方争吵的列车员很快也成为了“出气筒”。车厢里回荡着各种“酸溜溜”的甚至不文明的语言,为避免旅客情绪激动,这位列车员只好当作什么也没听见,迅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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