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唱歌侵权 卫视晚间歌手张勇惹麻烦_新闻中心_新浪网
【独家】唱歌侵权 卫视晚间歌手张勇惹麻烦
　　红网长沙12月21日讯（记者 汤红辉 实习生 何玉娟）一首由第六世达赖喇嘛作词的情歌，被四川作曲家张康林怀着虔诚地心情完成谱曲创作，定名为《洁白的仙鹤》（以下简称《洁》）后，成为藏区的经典歌曲。
　　多年以后，张康林却发现湖南卫视晚间新闻栏目推出的藏族歌手张勇在演唱这首歌，并收录于同名专辑中在全国公开发行。张康林决定维护作品著作权，将歌手张勇等人推上被告席。这一侵权案件已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并将于日开庭审理。
　　出版CD：作品署名是别人
　　张康林，笔名池盾，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副研究馆员。今年年初，远在四川的他偶然发现自己创作的音乐作品《洁》被他人侵权演唱。而这个侵权人竟是湖南卫视《晚间新闻》栏目（以下简称《晚间》）重点推出的藏族歌手张勇。
　　他经过多方了解得知，张勇是《晚间》在川藏交界的康巴地区采访时，在当地发现的一名流浪歌手。张勇未经他的许可，公开表演了音乐作品《洁》，并将其作为代表作之一，而从2001年开始，依托湖南卫视的宣传平台，经该栏目向社会推荐和宣传，张勇也一夜成名，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藏族歌手。
　　此后，《晚间》还组织张勇进行公开营利性演出，演唱了《洁》。在2004年下半年，《晚间》精心筹划，给张勇打造个人首张同名歌曲专辑《张勇》，专辑分VCD和CD两个版本，各收录12首歌曲，里面都包括有《洁》。而最令张康林气愤的是，其中一套专辑（CD）将《洁》作曲者署名为“张康大”，并不是他的姓名。
　　由于张康林从未授权张勇公开演唱《洁》，也从没有收取任何报酬。一怒之下，他把张勇、湖南卫视和音像出版社推上了被告席，要求三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20万元。
　　歌词由达赖喇嘛创作
　　“这首歌词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写的”，远在四川成都的张康林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显得非常激动，他详细介绍了《洁》作为音乐作品创作出来的前后过程。
　　《洁》是张康林于1987年创作、1988年定稿的音乐作品。该作品原为男女声二重唱，后因各种需要，先后改写为独唱歌曲和三人组合等三种版本，但其主旋律仍然保持不变，变的只是重唱的声部，“最早的男女声二重唱版本歌词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藏文原词”。
　　后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歌舞团卞巴单孜听了该歌的演唱后，建议他将原来重复演唱两段藏文唱词两段，改为第一段唱藏文唱词，第二段唱汉文唱词，以利于该作品的推广传唱。而《洁》自1989年首次演唱以来，曾多次获奖，成为了整个藏区的经典歌曲，“而我本人作为作曲者也广为音乐爱好者所熟悉和尊重”。
　　张勇：希望庭外调解
　　随后，记者与歌手张勇取得联系。在电话一头的他显得非常忙，但仍然接受了简单采访。张勇表示，对于侵权一事，他之前并不知道，而作为音像出版社是应该知道的，而他个人希望能进行庭外调解，在此之前，他已与张康林的律师见面进行过沟通。稿源：红网 作者：汤红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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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0版：最新闻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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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歌唱的翅膀
――记烟台歌手张勇 &&日期: &&来源: 今晨6点&&
　　2008年对于烟台的歌迷们应该说是幸运而又快乐的，一年间，有几十位歌星来到烟台举办歌友会、演唱会等演出，并且不乏林俊杰、陈小春、许巍这样的“大腕”，而烟台的名字也频频出现在国内娱乐的一线报道中。一所三线城市对演艺明星有如此的吸引力，在全国的同等地区中都是极为少见的。这一方面表明了烟台的演出事业正逐步成熟并被市场所认可；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提到近年来一直为烟台文化市场默默做出贡献的一个人――华声文化的总经理张勇。　　明星唱响烟台　　　　可能在很多歌迷的印象中，每当有明星来烟演出，在现场总会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紧张忙碌的身影，不时发出一声维持秩序的亮嗓儿，让很多歌迷记住了这个中年男子，他就是张勇。　　张勇是个急脾气，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一头白发两年前还是乌黑的，也正是从两年前，张勇开始搞起了歌星来烟演出的策划。　　2005年7月，爱乐团来到烟台推广新专辑，这是张勇策划的首个活动。当时有歌星来烟演出，一般来说都是有大型政府活动加企业托盘为保障，而像张勇这样以个人力量请歌星来烟的情况还是凤毛麟角。因为单纯从演出投资的回报可能性来看，烟台只能算是三流城市，它没有北京、上海那样庞大的歌迷基数，也比不上沈阳、成都这样省会城市的文化底蕴。　　由于经验的不足，这次的活动张勇只是为自己的音像店赚取了吆喝。但他并没有气馁，按照张勇的说法是希望“烟台能像大城市那样，人们在每个周末都会有除了麻将、饭局之外的更多文化选择，比如演唱会、歌舞剧……”　　另外，张勇认为演出的“名人效应”也是对烟台的一种推广。因为在他邀请的歌星中有很多还不知道烟台在哪，甚至爆出“烟台是不是蓬莱的一个县”这样的笑料，虽然可笑但从另一方面能够反映出烟台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两年的时间里，张勇请来了近百位歌手来烟宣传，并举办了几十场的歌友会，为烟台的文化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张勇也逐渐从培养起来的市场中得到了利润。但很多人不知道，看起来商人味道很浓的张勇曾经是一名歌手，并且与国内歌坛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渊源与故事，正因为这些故事和剧情的跌宕起伏，才让烟台的歌迷们有了更多零距离观看歌星现场的机会。　　　　唱歌的故事　　　　张勇从小酷爱声乐，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天之骄子”，他如愿考入曲阜师范大学　　学习音乐。1992年，毕业后的张勇被分到烟台电业局电力艺术团，也就从这一年，年少张扬的他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拉开了自己追求音乐梦想的序幕：第一次参加山东省青年歌手大赛，张勇便以复赛第一的身份闯入决赛，最终取得季军。之后他又在华东六省一市“青春歌手大赛”中拿下桂冠。　　这些成绩让张勇信心爆棚，和很多年轻人创业奋斗的情节一样，1994年初，他在与表演圈内朋友一顿海阔天空的聚餐之后，下定了杀进中国乐坛的决心。一个月后，张勇只身前往北京，踏上参加全国青年歌手大赛的逐梦之行。　　在北京的那段时间，张勇经历了90年代“北漂族”所应该经历的一切，住着昏暗的地下室，吃着廉价的街头快餐，还要为歌手大赛做着大量的前期准备和练习。好在事情的顺利超出了张勇的预期，凭借自身的条件和朋友的支持，他在青歌赛通俗歌曲业余组中过关斩将，最终在决赛中获得了全国第三的好成绩。　　在经历了磨砺和风光之后，也让张勇从中悟到了很多东西，以至于这个“北京寻梦故事”的结局平淡地有些无聊：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张勇放弃了北京一个文工团的签约合同，回到了烟台，结束了自己短暂的歌唱梦想。他开了一家音像店，也算是继续自己的“专业”。　　回顾这段往事，张勇说故事的结局算是可喜可贺，因为在京城漂泊的日子里，他结识了一批圈里的歌手、制作人等朋友，并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都不出名，就是一帮为了音乐梦想而打拼的兄弟，我说，患难见真情嘛”。　　　　买票习惯　　与正版意识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送　　上门的，时过境迁，当年认识的兄弟现在很多“漂”出了头，有的唱出名，有的转行做起了幕后音乐人或者开起了演艺人的经纪公司，像华谊兄弟、EMI百代唱片、天娱传媒中都有张勇当年的朋友。通过这道途径，便出现了开篇提到的爱乐团来烟。　　随着举办活动经验的丰富，张勇的信心也逐渐增强。2008年12月初，他举办了自己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型商业演出，请来了谢天笑与冷血动物、唐朝乐队等国内一线的摇滚明星，打造了一场烟台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商业摇滚晚会。但结果让张勇摔了个跟头――在当晚的体育场爆满的表象下，整个活动共赔了10万元。　　“歌手的出场费就需要几十万，虽然门票价格最高不超过180元，最低50元，但最终散票仅仅才卖出200余张。”张勇认为，“要票”而不是“买票”，这是文化消费观念落后的一个表现，也是阻碍烟台文化演出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阻碍。“很多市民把买票当成一种没面子的事，宁可花更多的钱请客要票也不愿买票。过去市场运作的不健全，是导致现在没人买票的主要原因。”　　“门票门”事件坚定了张勇决心，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为烟台的商业化演出步入正轨做出一份贡献。“希望2009年能够每月都邀请一名到两名歌手来烟。”张勇说买票问题就像盗版问题一样，单靠票务公司代理等方式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而真　　正需要的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其实购买盗版与小偷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据统计，烟台芝罘区的大型连锁音像店，在2005年之前像《无间道》、《手机》等贺岁大片的光盘有固定1万―2万的销量，但2008年出版的《桃花运》、《梅兰芳》等几部贺岁电影的销量降到了冰点，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　　受此影响，目前中国的民族音乐市场已经严重萎缩，产业链条中的演艺市场也不容乐观。改　　变这些需要舆论引导、各部门支持以及民众的接受。“一个城市没有文化就像没有水”，张勇表示，不正规的商演市场会将以后的路堵上，只有每一个烟台市民的支持，才会在我们的城市有更多的演出，让我们的家乡在精神上真正富饶起来。 　&&&&　　为了让烟台歌迷与明星多几次亲密接触，张勇不遗余力，即便是这样的风雪天，也没有消减他的热情。记录：歌舞人生
43岁的张勇迎面向我走来的时候，留着短短的板寸，皮肤晒得黝黑，穿着一件破了一个洞的黑色T恤，拖鞋上带着泥巴，一部早就停产的诺基亚手机和几只钥匙放在一起，钥匙串也生了铁锈。打眼看去，他太普通了。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精神状态根本不像一个不惑之年的人，最多只有三十出头。
他刚刚从九江东林寺回来。他是徒步从南昌走到那里去的，一共用了一周时间，昼行夜宿，风餐露饮，张勇并不觉得辛苦。相反，这次旅行让他倍觉轻松和自在，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内心的焦虑和忏悔才能暂时得到平息。
几年之前，他在东林寺拜见一位得道高僧，请求他为自己剃度，高僧看了看他，挥挥手说，回去吧，你尘缘未了。
从此，张勇游离在滚滚红尘和青灯黄卷之间，他常常会想起过去的事情，但已经不再是留恋，而是忏悔和反省。如果不是佛教，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安放他的灵魂。
而打开记忆，过去又会像一列折返的高铁，呼啸着回到耳畔，只是，韶华从来都一去不复返，青春这趟高铁，注定渐行渐远。
90年代张勇和他的朋友们。右一为张勇。
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张勇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里，也许是受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影响，他从小就喜欢音乐。
儿时的记忆里，孩子就像山上的羊群的一样密集，每到放学，院子里到处都是可爱的“小萝卜头”闹成一片，张勇也在其中。不过，那并不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大约1980年左右，张勇成了一名中学生，艺术细胞第一次从他身上挥发出来。那时候，他是班里甚至全校的文艺尖子，演歌舞，排话剧，他样样有份。但是，那时候的校园文艺，依旧停留在红色革命歌曲层面，张勇幼小的心里，隐隐觉得在主流之外，应该还有更好的人生。但那究竟是什么？彼时的他，还十分懵懂。
初中毕业后，张勇考取了江西省文艺学校，成了一名真正的文艺青年。此时的中国，改革季风已经刮遍了大江南北，港台流行音乐悄然进入校园，张勇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听到了林子祥、谭咏麟，第一次被张国荣的《风继续吹》感动的热泪盈眶。从那时候起，张勇喜欢上了贝司，这种低音吉他演奏出来的音节让他常常忘记自我。
1985年，16岁的张勇被分配进江西省歌舞剧院。第一次跟着越剧团到江西各地巡演，阴差阳错，他用自己的歌声征服了台下观众，两个月之后，他给家里寄了400块钱回去。张勇清楚的记得，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给家里寄钱，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银子、姑娘和美酒伴随了自己十多年，却没有能与亲人分享过。
一个身怀梦想的青年，终于坐上了青春高铁，疾驰上道了。从此，人生的风景，一路向后。
首次尝到甜头的张勇迅速加入了歌舞“走穴”的行列，开始为梦想征战。
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绿东南沿海，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率先富裕起来的有闲阶层对精神文风化的消费需求引爆了歌厅时代的到来，居于闽粤前哨的赣人首先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一些地方性质的歌舞团，跳出体制的牢笼，踏上了“走穴”之路，随后，民间艺人、青年歌手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所谓“走穴”，就是一个歌舞团或者几个歌手组成的草台班子，到处流动进行歌舞演出。到1994年左右，石狮、莆田、泉州等地的歌厅基本上被来自南昌的歌舞团垄断，根据张勇的好友程健的回忆，1994年他去福建东山岛的时候，发现那里只流行两种语言，一种是闽南语，一种就是南昌话，到处都是南昌人开的歌厅。
歌厅的流行除了满足有钱人的需求外，还与当时精神生活的贫瘠有关。那个时候，每个家庭仅有的娱乐工具除了电视机就是收音机，生活单调可想而知。正是这些因素，迅速催熟了歌厅文化的土壤。年少的张勇，从南昌一路向南，广州，深圳，厦门，漳州，泉州，海南岛等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至今，他已经记不起唱过多少歌，醉过多少回，泡过多少姑娘，只记得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他身边都有新的乐队诞生。一个架子手，一个贝司，一个吉他，再加上一个歌手，就能组成一个乐队，然后慷慨燕歌，浪迹天涯。
此时的张勇，已经不再是那个中学校园里积极的文艺分子了，他的头发就像深入泥土的根须那样疯长，一直到了腰际，每当他站在台上拨动贝司的时候，台下的姑娘就会为他不顾一切地尖叫，他沉浸于这种感觉的时候，也在想，他真正心爱的人会在哪里呢？
1992年夏天的某一个下着下雨的旁晚，他去火车送一位与他一起唱歌的姑娘回安徽淮北老家，张勇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那个旁晚天空稀稀拉拉飘着小雨，但空气依旧闷热不堪，贝司手张勇和几个朋友一起去送他们乐队的主唱——一个安徽女孩回家。因为天气闷热，张勇索性将汗衫脱掉，露出健壮的肌肉，任凭雨点打在自己身上。来往的行人一看到这个个子一米八、头发披到肩上、袒胸露乳的“坏青年”纷纷绕道而行，张勇对这些视而不见，跟在他身边的女孩始终也大大咧咧地和他有说有笑。很快，他们就到了火车站的月台上。
他将皮箱从窗口里递进去，挥手向她告别。就在那一刻，她对他说：
“阿勇，我不在，你要照顾好自己。”
习惯了四处飘荡的张勇忽然被这句话蛰了一下，他第一次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这时候，张勇看见依在车窗跟前的她哭了，一滴一滴的眼泪从脸庞滚落下来，就像一场暴雨，凶猛地浇灌在自己心上。
那一刻，张勇忽然觉得像是抓住了什么，那是一种多年来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幸福，现在，它终于来到了自己身边。可是，它太快了，几乎转瞬即逝。火车已经开动了，他却没有机会向她表达。张勇第一次觉得分别是一件无比伤感的事情。他想唱一首歌，来抒发内心的动荡与汹涌，也想表达对她炙热的思念：
夕阳下天空下着雨
看到的是你哭红的眼睛
人海中的爱情
我已经不相信
但是却不能够没有你
这是张勇在多年的音乐生涯里写下的唯一一首情歌，他取名为《哭红的眼睛》。后来，姑娘又回到了他身边，最终，他俘获了她的芳心，一直走到今天。
张勇和他的乐队。后排右一为张勇。
1993年，张勇凭借乐队和唱歌，一个月挣六千到一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让他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他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走穴演员了，他和朋友们组建的佐佑乐团，被粉丝们封为南昌的“摇滚天王”，时至今日，只要提及当年的走穴生涯和歌厅文化，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张勇，无不翘楚。
随着音乐响起，吉他里传出第一个音符，架子鼓敲打出第一个节拍，舞台下的人群就跟着狂欢尖叫起来，这是张勇最为陶醉的时刻。金钱，美酒，姑娘无一不是问题，但是，慢慢地，他也开始思索真正的音乐是什么？翻唱别人的歌曲能否证明自己的伟大？为此，有一段时间，他和朋友们创作了大量歌曲，有如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哑巴》、《普天下劳苦大众》，也有感怀青春年华的《春天，我们一起上路》，这些尝试让他在圈内获得了尊重，一些歌曲，传唱的范围一度很广。
那时候对他影响颇大的是日本流行歌手玉置浩二。整个80年代，从黎明、张学友、张国荣等天王级歌手嗓子里唱出的很多名曲都来自玉置浩二和他的原创乐队，张勇也翻唱过他的一些歌曲。但他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狂热，他更多的时候想做原创。
原创，这是一件痛苦的工作，有时候，他几天也写不出一首满意的歌曲，有时候，灵感迸发，挡也挡不住。
程健还记得，1993年夏天，21岁的他刚刚由学校分配到歌舞剧院，住在集体宿舍里。那时候，由于他来自外地，除了张勇一个人也不认识，有时候难免觉得孤单。有一个晚上，同宿舍的一群朋友一起喝酒吃饭，程健觉得跟他们不太熟，便自己走了出来。一出门，黑夜像一张巨大的网，向自己袭来。那一刻，程健觉得他很想写点什么，于是，拿出纸笔，借着昏暗的路灯，片刻间就写了一首歌词：
屋里屋外的距离很近
屋里屋外的人都不一样
屋里屋外的距离很远
屋里屋外的一切都很平常
程健将这首歌词取名为《屋里屋外》，拿给张勇去看，没想到半个小时之后，张勇就为这首歌词写好了曲子，并且还在房间里一个人合着拍子唱了起来。在程健的记忆里，张勇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气呵成过一首歌曲，而自己同样也没有这样一气呵成过一首歌词，之所以能这样，源自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对彼此世界的了解。
这首歌之后，张勇与程健成了莫逆之交。
九十年代就这样在张勇的狂放和对反思中过去了。新世纪之后，网络时代迅速进入了大众生活，歌厅文化从此走向了没落，张勇也由一个二十来岁的摇滚青年迈入了而立之年，用他的话来说，九十年代的自己，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唯我主义至上。
与此同时，张勇也发现，原来一起疯玩的朋友现在一个一个都慢慢地回到了生活轨道上，有的开始做起了自己的事业，有的操持家务，相夫教子，有的远赴海外，寻求深造。这些变化，让他也日渐变得内敛、沉稳起来，披头长发不见了，粗暴的脾气不见了，他更多的思考是音乐能给人带来什么。
在新世纪的初年，张勇反思九十年代的自己，他觉得那是一个人生必须经历的过程，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个充满热血和激情的年代，人人都被裹挟其中，没有人能够安然世外。
转机出现在两年前，经由一个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诗人，其时他已经成了一名带发修行的俗家弟子，正在筹办一个佛教音乐会。张勇和他的朋友程健、蔡拯等人对此一下子产生了兴趣，商量之下，大家决定一起促成这台音乐会。
历经辛苦，这音乐会终于登上了舞台。日，这台被命名为《极乐颂歌》的佛教音乐剧在省歌剧院进行了彩排，这是张勇第一次听到佛教音乐，与他常年耳濡目染的摇滚和流行音乐不一样，这台音乐会干净、深邃、清新，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喜欢上这样的音乐。
三天之后，这场音乐会在东林寺正式举行，前往聆听的信众多达千余人，音乐会结束之后，当即就有一些人皈依到菩提坐下，而它对张勇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张勇觉得，以前唱歌，头是昂起来的，现在听徐徐梵音，会有种五体投地的冲动。以前喜欢喧闹，现在喜欢宁静。那场音乐会不久后，张勇、程健和几位朋友去了一座山上，租了一个破房子，在里面住了好多天。对他们来说，修行刚刚开始。
张勇或许注定要与佛教有关，在他二十多年的歌舞青春中，仅仅有一首歌写的是爱情，除此之外几乎全是关于生老病死的话题。你很难想象一个一边快意人生一边又关注终极话题的人其内心是怎样与外在行为达成一致或相互妥协的，但是现在看来，张勇终于走回到了属于他的路上来。他说，所有的音乐都是从人的心灵中变化出来的，有时候，你只要聆听寺院里的一记钟声，就代表了一切。
这几天之里，张勇和同事们在歌舞剧院的排练礼堂里为一场音乐会做着准备，我发现当大家都围拢过去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的走到一边去。中午吃饭的时候，二十多人围坐在一个大包厢里，大家有说有笑，一群上了年纪的人看上去快乐的就像一堆小孩，唯独张勇，不怎么说话，安静的坐在妻子旁边，夹菜，吃饭，眼神像一泓秋水。
离喧嚣远一点，离心灵近一点，更多的时候，张勇会沉默不语，和自己对话。但是，他却坚持认为，秉性是很难改变的。
这句话，在我们的谈话中，被张勇重复了三遍。只是，谁也无法否认，青春的高铁，如今已骤然远去，成为记忆。（未经同意，请勿转载。）
1996年张勇在厦门。中为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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