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berLibrarian : tips on computer for librarians, 1998-大五码与国标码&汉字简化&汉字数位化
大五码 国标码 汉字简化 台湾/国民党推行简化字？ 激光照排 中文数字化
（转自维基百科-大五码）&
Big5，又称为大五码或五大码，是使用（正体中文）社群中最常用的电脑标准，共收录13,060个汉字。
中文码分为及两类，Big5属中文内码，知名的中文交换码有、。
Big5虽普及于、与等繁体中文通行区，但长期以来并非当地的国家标准，而只是。、繁体中文版等主要系统的字符集都是以Big5为基准，但厂商又各自增加不同的造字与造字区，衍生成多种不同版本。
，Big5被收录到CNS11643中文标准交换码的附录当中，取得了较正式的地位。这个最新版本被称为Big5-2003。
“大五码”（Big5）是由台湾为所设计的中文共通内码，在12月完成公告，隔年3月，信息工业策进会与13家厂商签定“16位元个人电脑套装软件合作开发（BIG-5）计划()”，因为此中文内码是为台湾自行制作开发之“五大中文套装软件”所设计的，所以就称为Big5中文内码。五大中文套装软件虽然并没有如预期的取代国外的套装软件，但随着采用Big5码的及先后在台湾市场获得成功，使得Big5码深远地影响正体中文电脑，直至今日。“五大码”的英文名称“Big5”后来被人按英文字序译回中文，以致现在有“五大码”和“大五码”两个中文名称。
Big5码的产生，是因为当时没有共通的内码，导致厂商推出的中文应用软件无法推广，并且与、等内码，彼此不能兼容；另一方面，台湾当时尚未推出中文编码标准。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为了使台湾早日进入信息时代，所采行的一个计划；同时，这个计划对于以台湾为核心的亚洲繁体汉字圈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Big5产生前，研发的认为内码字集应该广纳所有的正异体字，以顾及如户政等应用上的需要，故在当时的内码会议中，建议希望采用他的五万多字的字库。工程师认为虽其技术可行，但是三个字节(超过两个字节以上)长度的内码却会造成英文屏幕画面映射成中文画面会发生文字无法对齐的问题，因为当时盛行之倚天中文系统画面系以两个字节文字宽度映射成一个中文字图样，英文软件中只要以两个英文字宽度去显示一个中文字，画面就不会乱掉，造成中文系统业者偏爱二个字节长度的内码；此外以仓颉输入码压缩成的内码不具排序等功能，因此未被采用。有人诬指朱邦复为，其研究成果更不可能获采用。
在Big5码诞生后，大部分台湾的电脑软件都使用了Big5码，加上后来的高度普及，使后来的等亦予以采用。虽然后来台湾还有各种想要取代Big5码，像是倚天中文系统所推行的、台北市电脑公会所推动的等，但是由于Big5字码已沿用多年，因此在习惯不易改变的情况下，始终无法成为主流字码。而台湾后来发展的由于非一般的内码系统，是以交换使用为目的，受先天所限，必须使用至少三个字节来表示一个汉字，所以普及率远远不及Big5码。
在初期，当的和转码软件还未普遍之时，在的港商和台商公司亦曾经使用Big5系统，以方便与总部的文件交流、以及避免为大陆的办公室再写一套不同内码的系统。使用的社群，最常用的是、及其后续的（）。
现在，除了台湾外，其他使用繁体汉字的地区，如、，及使用繁体汉字的海外华人，都曾普遍使用Big5码做为中文内码及交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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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标准代码，简称国标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文常用汉字编码集，亦为新加坡采用。
　　国家标准强制标准冠以“GB”。推荐标准冠以“GB/T”。与很多ISO国际标准相比，很多国家标准等同采用（IDT，identical
to 其他标准）、修改采用（MOD，modified in relation to 其他标准；2000年以前称作“等效采用，EQV,
equivalent to 其他标准）或非等效采用（NEQ，not equivalent to 其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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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天涯的帖子）
汉字简化和字源&
　　 ·方舟子·&
　　 一、&
　　海外有人把简化汉字当成共产党的专利。实际上，汉字简化运动在共产党当政前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即使是国民党政府，当初也试图推行简化字，只是由于没有后来共产党政府的号召力而半途而废。至于后来国民党出于“凡共产党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政治目的，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攻击、毁谤简体字，在台湾及海外遗毒至今，甚至于两年前《世界日报》还长篇登载《简化字就是红卫兵》这种贻笑大方的文章，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共产党对汉字简化的主要功绩，就是把以前主要存在于知识界和民间的汉字简化运动转化为国家政策，积极推行，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目前大陆使用的简化字是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审订通过的，以后虽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但一直使用到今天，成为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１９７７年，曾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在报刊上试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宣布废除。至今海外一些攻击简化字的文章，所举的例子往往都是这个方案的，他们以为它还在大陆通行，其对简化字之无知，由此可见。最可笑的，莫过于香港导演李翰祥曾在《世界日报》上登文说，汉字简化后，他的名字就成了“李汗祥”，不由让他汗涔涔下。“翰”何时又曾简化为“汗”来着？李导大概把某位大陆人写的错别字也当成简化字，白出了一身汗。建议简化字的反对者都先去学学简体字，再来发表高论。否则，支持简体字的人大体都懂繁体字，而反对的人却对简体字一窍不通，这架还怎么打？&
　　反对汉字简化的一个理由，是繁体字符合汉字造字规则，虽然难写，却要比简体字容易认。其实汉字演变到楷书，不管繁、简，都已是面目全非了，真想知道一个字的由来，至少也必须懂得小篆甚至甲骨文，而教儿童认字的小学教师，哪会有这样的功力？即使有水平高超的小学老师，能把某个字为何这么写讲得头头是道，又岂是小学生能领会得了的？用繁体字的各位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当初认字时有多少字是通过了解字源才记下的？恐怕绝大部分字都是靠死记硬背记下的吧？既然都是死记硬背，当然是笔划较简单的简体字好记好认好写。&
有一些简体字，本来是古字，比繁体字更符合造字规则，我举两个例子。&
　　先说“众”字。简体的写法是三个人叠一块，这是“众”字的最原始的写法，甲骨文就已经这么写了，就是《周语》所谓：“人三为众。”非常地好认好解释。可是繁体字的“众”字，有多少人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写？原来它的下部，实际上也是三个“人”，只不过变了样了，不说还不容易看出来；而上部呢，根本就是写错了，本来的写法应该是一个横着的“目”，《说文》解释说：“目，众意。”我琢磨它的意思，大概这个“目”应该是“纲举目张”的“目”，也就是网孔。网孔密密麻麻的，确实是“众意”。既然“三人，众意”，“目”也是“众意”，未免重复累赘，去掉这个含义不明显而且写错的上半部，剩下原本的三人，不是很好吗？&
　　再来看“从”字。简体的写法是两个“人”字并在一起，这也是“从”的最古老写法，也见于甲骨文，取“两人相从”之意。繁体的“从”可就不太好解释了，它的右上角，是两个“人”，保留了“从”的最初写法，可是其他部分呢？我们对照小篆，才发现这个字也是写错了，它的双人旁和右下角应该合在一块，成为一个表示行走的偏旁，这大概是在小篆的时候才添上去的，楷书再把它割成两半，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类似这样的简体字还不少，比如“尘”、“礼”、“云”、“电”、“胡”、“须”、“处”等等，不一一解释了。
　　 有反对汉字简化的人声称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胡写出来的，比如“国”字。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国”字写法的演变。&
　　商金文上的“国”字写作“口戈”，左边的“口”四四方方表示土地，右边的“戈”是武器，也就是说，“国”字的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下的土地。甲骨文的写法颠倒过来，成“戈口”。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这一横是什么意思呢？许慎说是“以守一，一地也”，与“口”重复，不太可能，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横表示住在土地上的人。后来在“或”的左边加了波状的一竖，表示“戈”的柄，到后来这一竖向两边扩展，成了“匚”，“或”的最后被完全包围，成为繁体的“国”〔□或〕已是很晚的事了，大概是在李斯制造小篆的时候。&
　　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的“国”是正宗，因为“国”字还有另外一条演变路线。非常早的时候，商金文的“口戈”写法，右边的“戈”就被省略，光用“□”代表“国”了，所以作废的第二批简化字把“国”写作“□”，也是古已有之。但“□”的写法毕竟不容易辨认，所以就往里面填，这就有了“□八土”“□王”“□玉”。如果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看到太平天国的旗帜，就会发现他们把“太平天国”的“国”写成“□王”，那可绝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武则天造字，也在“国”字上作文章，先是“□武”，后来觉得有自己给困在里面的意思，不吉，改成“□八方”〔上八下方〕。&
“国”字可能是汉字中写法最多的一个字，据统计有四十一种之多，最奇怪的一种写法是三个“秦”垒一块，大概是汉初的一种写法，取“三秦”之意。&
简化的“国”字绝对不是郭沫若等人的胡诌，而是非常早就在民间通行了，是最通行的写法，而且还流传到了国外，日本、韩国也都这么写，难怪大陆会把它当成标准字。&
　　简化字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自创，文字改革委员会在确定简化字时，遵循一条总原则：“述而不作”，即只整理古来或民间的写法，不自创。&、
漏网的繁体字？&
　　 ·方舟子·&
　　国标字库中，似乎收了一些繁体字，比如“於”、“馀”、“乾”、“麽”、“雠”、“徵”、“像”，好象就分别是“于”、“余”、“干”、“么”、“仇”、“征”、“象”的繁体字，有些人也喜欢用前者来代替后者。有的人可能会奇怪，国标收字不多，为什么会去保存这些繁体字呢？&
　　其实这些字都不是繁体字，它们都属于现在中国大陆的标准用字，但是有特定的含义和使用范围，不能用它们来代替简化字。&
“於”：读音为“乌”，是表示赞美的叹词，比如“於乎”、“於戏”。不能代替“于”。&
“馀”：此字只用于人名和文言文，在用“余”可能引起混淆的时候，比如唐朝有个诗人叫“朱庆馀”，文言“馀年无多”（如果写作“余年无多”就有了双重意思。）&
“乾”：读音“前”，用于“乾坤”、“乾隆”等。不能代替“干”。&
“麽”：读音“磨”，只用于成语，如“幺麽小丑”。不能代替“么”。&
“雠”：只用于“校对文字”这个意思，如“校雠”、“雠定”。不能代替“仇”。&
　　 “徵”：读音“只”，五音之一。&
“像”：此字原来废除，后来恢复，基本上可与“象”同用（但“象牙”、“象征”不能写作“像牙”、“像征”），但在使用习惯上已与“象”有了分工，只局限于“图像”这一意思，如“画像”、“虚像”。&
　　类似这种情况而国标漏收的还有两个字：一个是“了”的繁体，在读上声时简作“了”，在读去声时不简化，即“ＬＩＡＯ４望”不能简作“了望”。另一个字是“口罗”，原来合并为“罗”，后来又分出。这两个字都是在１９８６年的《简化字总表》中补进去的，那时候国标已制定好了。&
国标倒是收了两个真正的繁体字，即“锺”“後”，这两个字已完全废除，为什么却还保存在国标中，真是天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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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繁简，也是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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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15:22
　　　　中国文字从殷商的甲骨文到现行的简化汉字，3000多年来，在形体上始终都在改变。中国文化或传统并没有因为文字字形的改变而断绝……
　　　　日，联合国发布了一条新闻：2008年以后，联合国在汉字的使用上，只用简体字，不再繁简两体并用了。但4月11日的《世界日报》，又报导，这条新闻与实际稍有出入，自从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席次之后，联合国使用的汉字就是简体字了。“因此，1971年后，简体中文即是联合国内正式及唯一的中文版本，没有所谓繁简并存”这条更正只是说明，35年来，简化汉字一直是联合国通用的、唯一的、正式的书面中文。这并不是一个新政策，而是一个老规矩。且不论联合国是否发布过这条新闻，联合国发行的正式中文文件，35年来以简化汉字印行，是毋庸置疑的。
　　　　3月24日，新闻发布后，在网上出现了“请支持反对联合国废止繁体中文”的网页，在英文的说明中，提到一旦废止繁体汉字，将危及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云云。据说签字支持的人颇多。这种危言耸听式的提法，没有半点新意。徒见主张者对汉字演进缺乏历史的观念。
　　　　所谓“正体”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非绝对
　　　　中国文字从殷商的甲骨文到现行的简化汉字，3000多年来，在形体上始终都在改变。中国文化或传统并没有因为文字字形的改变而断绝。要知道先秦的子书绝不是用现在的繁体字书写的。然而，我们至今能看《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看不懂古书，和字形的改变是不甚相关的。一个看不懂《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人，用简化汉字写，固然看不懂，用繁体就能懂了吗？我们今日所以能懂“关关”是“鸟鸣的声音”“雎鸠”是一种“鸟”而“洲”则是“河中的小岛”并不是依赖古今字形的一致，而是靠着历代许多学者作了文字、声韵、训诂各方面的研究，他们为《诗经》作了注疏。换句话说是通过前人的解释，我们才了解了古书的含义。没有这些学者的努力，即使把《诗经》刻成小篆甚至大篆，我们依旧是看不懂的。
　　　　至于说字形一旦改变，文化就将断绝，那更是无根的谬论。韩国废除了汉字，韩国文化历史并不曾中断；中国由甲骨、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一路变来，中国文化依然生机勃勃。倒是，要是中国人至今还写甲骨文，中国文化可能已不在人世间了。中国的文化绝不是如汉字卫道者所说的那么脆弱，过去5000年的历史已经为文化的继绝，并不仰仗字形的不变，作出了最有力的说明。
　　　　随着汉语汉字在国际上日益通行，国际社会对汉字“书同文”的要求也随之与日俱增。联合国用简体字，不但有象征上的意义，也有实质上的意义。就象征上的意义来说，1950年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简体字由“异体字”取得了“正体字”的地位。从此，适用于20世纪中期以前的繁体字，正式走入了历史，成了“古体”。这一改变，让所有视繁体字为“正体字”的人，必须从观念上作一调整。即所谓“正体”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绝对的。大篆曾经是中国文字的“正体”但被小篆取代之后，大篆就成了“古体”而小篆则成了“正体”了。同样的，隶书取代小篆之后，小篆成了“古体”而隶书成了“正体”了。楷书取代隶书之后，楷书是“正体”而隶书又不得不退居到了“古体”，而今，简化汉字取代了20世纪中期以前的楷书，那么，繁体字之成为“古体”而简体字之成为“正体”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了。
　　　　语言文字是交流工具，跟着多数人走，给别人方便，也给自己方便
　　　　繁简所反映的不仅是笔划的多少，也是个文字的古今。能做如是观，才能比较心平气和的来面对语文的问题。《荀子.正名》篇中所说的“约定俗成”是语文变迁的最终原则，而这个原则所体现的实质意义是语文的问题只是个“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所有坚持写繁体字的人往往是只看到“应然”而看不到“已然”。说某字应该怎么写，至少都应该上溯小篆。汉字卫道者何不在今日捧着《说文解字》，提倡写小篆呢，那岂不是更能符合中国传统吗？
　　　　就实质的意义上来说，国际社会使用简化汉字，使目前仍坚持使用繁体字的港台和海外少数华人，不得不面对这个“举世滔滔”的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在语言文字上作所谓“中流砥柱”除了孤立自己以外，可有什么其它积极的意义？语言文字是交流的工具，跟着多数人走，是给别人方便，也是给自己方便。坚持用一种已经不为国际社会承认的“古体”汉字，而仍沾沾以为“正体”这是许多港台“汉字卫道者”的心理写照。
　　在汉字漫长的演进史上，有些改变是由政府主导的，如秦代的“书同文”有些是老百姓自发的，但由繁趋简的大方向却是一致的。在文字演变的过程中，偶尔也有繁化的现象，如“它”字，原来是“蛇”的象形字，但在“它”字另有“它用”之后，另加“虫”的部首，而有了“蛇”字，又如“燃烧”的“燃”字，是在原已从“火”的“然”字上，另加一“火”字。但这种繁化的例子是极少的，在中国文字沿革史上，不能视为通则。
　　　　与其说是“中国化”，不如说是“国际化”
　　　　此刻，我们不妨重温一下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历史，这或许对坚持用繁体字的人，有一定参考的意义和棒喝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中，对这段历史有简略的记载，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对这个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文字改革有较为详细的说明：
　　　　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从大篆到小篆，经过了一个“或颇省改”的过程，据段玉裁注：“省者，减其繁重；改者，改其怪奇”因此，秦始皇的书同文字，也无非就是简化字运动：将大篆简化为小篆，将小篆简化为隶书。而在这个简化的过程中，一定也有一段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就如同1950年代开始的文字改革，到今天依然存在着繁简并用的现象。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文由此绝矣”的事实，并没有演变成“古文化由此绝矣”。为汉字或中国文化忧心的卫道诸公，看了这段历史之后，应该可以稍感宽心。
　　　　十年前，我曾为文呼吁台湾在语文上要“随波逐流”才能打破台湾在语文上的“孤岛现象”。而今，我们可以改“随波逐流”为“顺应潮流”了。
　　　　过去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汉语拼音已经基本上做到了统一，除了台湾，世界上所有的中文图书馆，都已改用汉语拼音。至于中国人名，地名也都有了一致的拼法。所有有关汉学研究的著作，都在这短短几年之间，改用了汉语拼音。
　　　　科技的发展是另一个要求趋同的力量。在这个网际网络的时代，信息的交流真是铺天盖地，而今若还想自外于简体字，建构出一个绝缘的繁体字社会，那已是绝无可能的了。有些台湾人可能把使用简化汉字视为向大陆屈服，而起一定的抵触心理，然而，就现在的趋势看来，使用简化汉字，与其说是“中国化”，不如说是“国际化”了。
　　　　(来源：北美《世界日报》作者 周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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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铅与火”到“光与电”：印刷术见证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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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号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52岁的夏天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80年6月调任《经济日报》社印刷厂厂长。那时的他没有想到，日后他亲自参与和见证了我国印刷历史上的一次革命。
接任印刷厂长后，夏天俊发现各印刷单位都仍从发展铅排铅印着手，大家都陷入了发展铅作业的困惑。铅字印刷大量地占用场地、厂房，工人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大量的铅还会影响工人身体健康、污染环境。和许多印刷厂一样，夏天俊开始思考新的出路。
而在此时，国家为了解决汉字的计算机输入/输出问题，于1974年8月设立了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
(即748工程)，其中汉字照排是利用计算机和相关的光学、机械技术，进行汉字的输入、编辑、输出、印刷等操作。
1975年，时年38岁的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王选教授听说了这个工程。良好的数学背景让王选开始思考中文汉字计算机输入/输出问题。
针对计算机难以用小点描述中文字符这种难题，王选教授提出了信息压缩的办法，即以一种特征来描述巨大的信息量，具体办法是用线段(笔画)来描述字形。这种矢量算法是一种根本性的进步，不仅解决了信息量的问题，而且在字形放大时不会出现毛边。
在考虑汉字信息的高速还原和输出问题时，王选教授再次有了“跨越式思维”：他毅然跳过当时日本的光机式二代机和欧美的阴极射线管式三代机，创造性地研制国外还没有商品化的第四代系统，用激光扫描的方法来还原输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激光照排”。
最后“748”工程专题小组综合有关方面技术力量，多方调查、钻研、试验，经历了8年之久的分析、对比，最后确定了王选教授研发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技术方案。
因为当时中国大的报社都是引进国外进口印刷设备和机器，王选教授和研究团队特意给这套激光照排系统起名“华光”，寓意中华之光。作为活字印刷技术发明人——毕昇的后代，王选教授和他的团队决心要和进口印刷设备一争高下，为中国人争口气。
夏天俊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印刷行业技术革新的动向。他开始和专题小组以及王选联系，面对重重压力，他主动提出让王选教授的“激光照排”技术在《经济日报》进行相关的实验活动。
年下半年，经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实验，华光Ⅲ型的运行越来越顺利，效益也大大提高。10月，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大会工作报告全文34000多字，《经济日报》在收到新华社电讯稿之后，立即上华光系统进行计算机排版，整个过程仅用20分钟，其他大报则召集一批最熟练的铅字排版工人，苦战了三四个小时。激光照排的威力充分显示出来，并因此名躁天下。
日，《经济日报》印刷厂卖掉了一切铅作业设备，报纸版面全部采用激光照排技术排版印刷，这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经济日报》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张用国产中文激光照排技术排版的日报。”面对记者，80多岁的夏老回忆起这个“世界第一”，仍然很激动。
为此，《人民日报》当时专门撰文“如果活字印刷是一次印刷革命的话，这个系统的诞生，将是一场新的印刷革命的开端”。
一项原创性核心技术可以改变一个时代。激光照排技术的诞生，使我国在发明了活字印刷的上千年历史后，实现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它意味着中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新纪元。
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王选教授被誉为“当代毕昇”和“激光照排之父”。千年之后，毕昇的祖国和后代终于再次赢得了全世界聚焦的目光。
自激光照排系统告别铅与火之后，王选教授领导北大正方相继发展出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告别了报纸传真机；发展出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告别了传统的电子分色机；发展出新闻采编和资料检索系统，告别了纸和笔；发展出直接制版技术，开启了告别胶片的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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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当代毕昇”的方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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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选，日生于上海，日去世。他是科学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
　骄人业绩
　王选创造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将复杂的中文编码变得简单方便，使我国的报业、印刷出版业告别了铅字印刷，让中文印刷进入电子化时代。他被称为“当代毕昇”。
　“只要你用汉字交流，你就应该感谢王选。看报纸、上网聊天、发邮件、发短信，你感到很方便，那是因为有人帮你把复杂的中文编码变得简单方便，这个人就是王选。”方正创始人之一的张旋龙说。
　王选被称为“当代毕昇”。
　他带领着自己的团队，用了18年，研发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从此引发中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技术。
　王选的一位好友这样描述他，“王选活在所有的纸质文字中。”
　既能“指兔子”又能“打兔子”
　在科学界有这样的比喻，将从业人员分为指兔子的人、打兔子的人和捡兔子的人。
　所谓“指兔子的人”是指明科研方向的人，“打兔子的人”是进行科技攻关的人，“捡兔子的人”是让技术在市场上能够产生效益的人。
　王选则兼具“指兔子”和“打兔子”两种能力。
　大三选择专业时，他选择了别人不看好的计算数学。这是门新兴专业。
　王选看好它的理由是，国家在1956年制定的科学发展规划中，计算技术被列为重点发展学科。
　26岁时，王选再次领先他人。
　众人正埋首研究计算机硬件，王选则开始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
　1975年，王选38岁，开始迎接人生中最重要的挑战。
　国内外学者对汉字的信息处理技术研究一直无法突破瓶颈，流传了几千年的方方正正的汉字始终无法与先进的计算机设备完美融合。
　仅是北京大学一名普通助教的王选，提出攻研汉字精密照排。
　当时，王选已重病十年，靠拿劳保度日，每月收入不过40来元，每次坐公交车到情报所都少坐一站，为了省五分钱；资料复印费不好报销，他就自己抄。
　而且，最大的难点在于，激光扫描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点阵，中文需要上千亿字节的存储量，对26个英文字母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对两万汉字是非常突出的问题。
　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会成功。
　但王选设计的激光照排控制器解决了这一问题。
　1979年输出报版样张，标志硬件系统成功；1980年第一本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的样书《伍毫之剑》诞生，“北大方正”诞生。
　王选成功地指出了兔子所在，并打到了兔子。
　“5年赶走国外照排厂商”
　“北大方正”最初的道路并不平坦。
　激光照排技术成果出来了，得到了政府和学校的承认，却不被用户采纳。作为主创人之一的王选苦苦寻找一条将技术市场化的道路。
　1984年底，在一个“论证中国的照排是否需要引进”的中国专家论证会上，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赞成必须引进，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而国外技术比国内的要贵出10多倍。
　1985年美国HTS公司与一个中央大报签了430万美元的合同。这令王选“难过万分”，因为先进的方正系统只需220万人民币，却无人问津。
　后来，王选向国家经委汇报时说：“三年至五年之内，我们把国外所有的厂商全部赶出中国。”
　若干年后，王选回忆起创业时期的艰难，说当时最苦恼的就是，中国人不相信自己的产品能够超过外国，不相信淘汰铅字是由中国人来完成的。
　让神话变为现实，王选付出了近二十年的努力。
　那时王选有一个习惯，他随身带着一个放大镜，到外地出差时，随手买一份报纸，他就用放大镜仔细看，很快就辨认出是不是方正的排版系统做的，看这个排版系统排出的有什么问题。
　直到国内报纸基本上都采用了方正的技术，他才放弃了这个习惯。
　王选一生都是以教授、科学家的身份出现，在方正集团内部形成的惯例是所有人都互称老师。
　王选的学生这样评价他：“不做资本家，把一个盈利丰厚的产业做成一个光荣的事业，把自己撇身于铜臭之外，做一个伟大而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王选老师证实这不是传奇是事实。”
　巅峰后悄然隐退
　1993年决定隐退的那个春节的下午，王选在阳台稀薄的阳光中想起很多往事。
　他想起，1991年初的时候，学生的一记妙招弥补了他设计上的漏洞。他还想起了自己是一名无名小卒时，在工作中常常受到一些表面上比他更“权威”、实际上对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
　就在前一天，学生对王选说，王选花两个星期做的设计是“无用的”。王选心里清楚，他的创造高峰已过，现在需要扶持有才华、有潜力、尚未成名的“小人物”，而不是去“瞎指挥”。
　1998年，61岁的王选在北京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讲，赢得满堂喝彩。他说，“世界上从来没有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一大堆的专家。”
　1999年，王选辞去方正研究院院长一职，让40多岁的肖建国接替自己。2002年，他又辞去了方正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职务。
　2003年，王选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后，辞去了其他所有的领导职位，只保留了他钟爱的一个职位：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所长。
　方正人生
　王选可以将种种矛盾和谐地集中在自己身上。
　同事印象中的他，最爱穿的就是白衬衫和卡其布的裤子，膝盖那里经常磨得发白。他只有一条领带，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来客人了，就掏出来戴上。
　他的资格完全可以住进新建的140多平方米的教授楼，但他一直都没住，表示对现有的住房条件已经很满足了，依然和妻子住在80多平方米的老楼里。方正集团很早就给他配了车，但是他一直是骑自行车上班。
　对于自己劳动所得，王选会按照自己方式去处理。
　1998年，他把多年来获得的30万元奖金捐给北大数学学院设立“周培源数学奖学金”。
　2002年，王选拿到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00万元和北大随之追加奖励的500万元。后来，他利用其中的900万科研资金，设立“科技创新基金”，以支持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和方正的年轻人。
　王选隐退后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带学生上，甚至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还在看一位学生长达100页的毕业论文。
　“他用五天的时间就给我提出了修改意见，我想，这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位学生回忆说。
　日，“两院院士”王选静静地走完他短暂的七十年人生隧道。
　在王选的追悼会现场最中间挂了一幅他夫人陈堃銶的挽联，只有八个字：“半生苦累，一生心安。”
　方正的名称出自《汉书·晁错传》，“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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