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喝杯甜酒吧——重读沈从文
&&&&我的脚从没走到湘西，心，已跟随这个人的文字，去过数遍。
&&&&在网上买到了美国汉学家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在长沙湖南博物馆书店买的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两本对比着看。同时也按照自己的理解，重读一遍《边城》，再读一遍《与二哥书》。这样的深度阅读已经很少有了，特别像当年在阶梯教室，按照老师的课堂笔记去借书，有人指引，有重点，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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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永远的沅水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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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相貌，一点不夸张。没有人说他好看，只有丁玲，第一次见面就夸他俊秀。
&&&&这张二十几岁的照片，头发大约略做了梳理，却始终有一部分不肯伏帖，蓬蓬然向上竖立。眼睛微含忧郁，却清明黑亮，眉毛上扬，嘴唇微抿，仿佛蓄着“横竖要活下去”的坚韧，活脱一个湘西“小蛮子”的形象。
&&&&日，沈从文出生，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取名沈岳焕。从出生到4岁，这孩子都长得健康肥壮，得家人宠爱。母亲很早教他识字，外祖母喜欢给他糖吃。
&&&&后来，岳焕肚子里生了蛔虫，越闹越厉害，和弟弟还一起出了一次疹子，日夜不退烧，喘个不停，家人甚至早早准备好了两具棺木。但是，大人们都绝望的时候，这兄弟俩居然慢慢好了，只是弟弟越来越高大，而沈岳焕却变成了个小小的“猴儿精”，再也长不高了。
&&&&打那以后，他一直长得骨瘦如柴。按中国南方人身材来说，他身材倒也不算矮。可是常在打仗的环境中，使他越来越对自己身材不高壮感到遗憾，因为士兵站队列时是按高矮排列，高个子在前面。也许这种身体不高壮的感觉才使他喜欢泅水，喜欢打架。
&&&&他对童年的描述，超过了后来想要研究他的人。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是大段地照录，无从发挥。
&&&&比如他写，逃学跟他一块玩的同伴都是亲戚和身体异常结实的野孩子，这帮孩子会爬树、会打架斗殴，会采笋子、采蕨菜，有时采一些草药用来医治爬树下跌或扭伤的脚。春天孩子们放风筝，上山采花，分成两群打架，而且往往是一场恶斗。夏天顽童喜欢捉蟋蟀，到离家较远地方去看木偶戏，或者花半天功夫捉螃蟹，或下河游泳，不会游泳的把裤子泡湿，扎紧裤管，捕捉满两裤腿空气，也能向水深处泅去。沈从文才不管家里如何担心他会被淹死，老下河去洗澡。他还用黏土来捏制“泥炮”，目的是把这些太阳晒过的“泥炮”扔到地上时，发出最响亮的“叭”地一声巨响。
&&&&他在《我的小学教育》里说，在凤凰，每天每条街上，都可以见到若干十一二岁的小孩，每条街的孩子结成一帮，在街中心打架。打架的目的，是去戏台边占据地盘，特别是唱长达一天的木偶戏时，强占座位尤其要紧。座位按街巷划分，本街孩子必定要把别街孩子赶出自己地盘，要不就在别街唱戏时去侵占他们的地盘。
从文个子小，但却常常扮演“头头”的角色，他充当过七回“都督”。他得凑钱为本帮兄弟预备下应用的军器，这军器是削尖的南竹块（凤凰县顽童每个人袖子里都藏有这种军器，为了不受“恶狗或坏人的欺侮”）。沈从文还布置作战演习，让一些战士骑“马”，马当然是由身子壮实的乡下孩子甘愿充当。交战双方在圈子里扭缠，碰伤出点血毫不在意。为了磨炼大家牛劲，让大家玩拔河赛，或者绑住一个人的手，让他用一只手来斗，或让两人与一人斗。直到有人啼哭着回家，才算获得胜利。
　　到了开戏这天，“都督”要挨家挨户去传话，宣布动员令：“本街唱木偶戏，热闹非凡，凡我弟兄，俱应于闹台锣鼓打过以前，戎装执械到场，把守台边……其军械不齐又不先来都督处领取款子的，罚如律。”战士们先选定远离戏台的空阔场地，排队成列，提出决斗口号，煽动起同仇敌忾情绪，嘲弄对方，不敢应战的人就在自己人和敌方面前丢了面子。
从文虽然并不好斗，但他觉得这场面，简直就像《三国演义》中那种慷慨仗义、宽宏大量、舍己救人的英雄。他们在打架中，练习为朋友报仇雪恨，练习热爱正义，练习解囊相助，也练习长幼有序。
沈从文后来喜欢自称乡下人。中国城乡之间普遍有一种社会界限，而在湘西，这种城乡之分一开始就具有种族界限。当大多数苗民被汉人同化以后，这种区别更具有文化界限，“乡下人”仍然是苗民的委婉说法。沈从文也自称乡下人，却不一定指苗民。他写的乡下人，“愚蠢、粗鲁、不会交际，他们不懂城里人的礼节，连起码的礼貌规矩也不会，更不用说能说会道了，因此容易被逼得跟人打起来”。
有两种行业，从小到老都令从文流连难舍，即磨粉与打铁。他在当兵时，经常一个人跑到附近一个熔铁工厂的大泥炉前。熔铁厂位于怀化镇背街处，沈从文发现它时，真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从此，他成了那里的常客，观看这小地方古老的冶铁流程，如何先将褐色铁矿石与木炭像夹心饼干式的分别层叠在高高泥炉里，从下面点火。烧至七八天后，等矿石烧酥，再将其放入可以倾侧的泥炉，加炭点火，用风箱向炉膛鼓风。铁汁熔化后，敲去泥炉下部侧面泥塞，扒去矿渣，将炉身倾斜，让铁汁泻到砂地上。铁汁冷却后便成了生铁块。每次来这里，沈从文总要抢着帮人拉风箱。一边听风箱拉动时呼呼吼声，一边看炉口喷吐出的碧色火焰，他的心也轻轻地欢愉地跳着。沈要我们相信，他如果有机会，真想去干那一行。
1917年旧历七月十五中元节，15岁的乡下人沈从文，换上了长衫和新鞋新袜，入伍去当一名卒兵。
“这时，天已慢慢黑下来了，河面上已起了白雾。一群野鸭子一类水鸟，在暮霭中接翅掠过河面，向对岸飞去。我感到异常孤独，心里酸酸的，有点忧愁，有点伤心。我明白，生命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沈一直没有系统地读书。他最早的学习和写作，都在部队里完成。一位姓文的文书对他影响巨大。教他待人接物，读辞书，告诉他天下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能在书里找出到出处。
那时候，军中的从文很空虚，他说：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但事实上每每见到这种光景，我总默默的注视许久。
我要人同我说一句话，我要一个最熟的人，来同我讨论这些光景。
1922年，他到北京，在旅客登记簿上这样填写自己的身份——沈从文，年20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从内心里，他是希望自己有像学生那样的思想。
他长久地不承认自己的作家身份，认为自己的创作方法，不过是像乡下人抓萤火虫那样，把眼前闪过的东西，捕捉到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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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钱，也可怀抱理想，一个人，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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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到北京，目标含糊不清，希望也极其渺茫。他以为北京有的是上学的机会。他以为自己也可以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那些人一样，通过新的书刊，检讨人生的价值，把自己的生命黏附在为一场新的文学运动的努力上。
&&&“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我决定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下的阴沟边，那我输了。”
从文原本是要进入都市，在新思想和现代精神氛围下，为过去生活的混沌状态作个了断，找一条生路。然而，现实远远不如人意。都市并没有慷慨地敞开胸襟接纳这位湘西凤凰人。
那时的他既穷，又未上过新学，连个中学毕业的文凭也没有，当然考不上大学，更别说国立北京大学，门都没有。沈从文给他根本不认识的郁达夫写信，诉苦，要他帮忙。郁达夫读了信很感动，第二天去看他。当郁达夫看到这个穷得穿不起棉衣的年轻人在一间冰冷的小屋子里用冻僵的手写着稿时，他的心里肯定涌起了一阵怜悯。他脱下自己的棉衣给沈穿上，并带沈下馆子吃饭。那时的沈，已经饿得走路都要脚步打飘了。饭毕，跑堂结算餐费为１元７角，郁达夫拿出５元结账，把找回的３元３角全都给了沈从文。多年之后，沈说起此事还为郁的慷慨而感激。
当天晚上，郁达夫写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同情他的处境，却讽刺和嘲笑他的打算：“我可真佩服你的坚忍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是可佩服，但是你思想的简单愚直，却也是一样的可惊可异。现在你已经变成了中性——一半去势的文人了。有很多事情，譬如去当土匪、去拉洋车等事情，你已经是干不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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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
考不上学，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而人穷，却从衣服上可以看出来。他缺乏大城市的绅士气度，他的口音更暴露他是哪个地方的人。只有他并非汉族出身这点别人看不出来，但其实，他对这个也是局促不安的。
沈从文在成为作家之前，在北京到底熬了多久，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这并不是一个秘密，有关细节都能在他早期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的小说中找到。开头，为了考大学他大概奔忙过一阵，后来便做各种各样的杂活。他在京州印刷厂做过工。曾到一家图书馆谋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１９２５年，一个县政府招考录事，他也想去参加考试。因为这个职位已录用了别人才作罢。走投无路的沈从文还考虑过去当一名警察，还差点进了一所摄影学校。在最困难的时日里他甚至想再去当兵，甚至还去排练过站队。直到招兵站要他按指纹、领伙食津贴时他才大梦初醒一般溜掉。他甚至想过回湘西，但那一年北伐军北上推进截断了他去沅江的归路，只好继续留在北京，其实，即便路途畅通他也回不去，因为他找不到回家的路费。
无奈之下，沈从文不得不通过写作来谋求经济上的独立。
但卖文为生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他这个年轻的写手而言。《晨报》副刊刚开始登载他的小品时并不付稿酬，只是象征性给几张买书的书券。１９２５年后，才给他每月４到１２元的稿酬。多年以后，沈这样对他的传记作者说，尽管他很早成为了一个职业作家，但开始时每月的稿费收入很少有超过４０元的。
沈从文即使后来写作上有了名气，被聘为大学教授，依旧与流行于知识和文化圈内的理论及其精神氛围格格不入：“在他活跃于文坛的那些日子里，他好像从未平和过”，他“不安于在别人之下沉默”，“几乎经常是文坛论争的诱发者。他似乎仍然保存着湘西人的倔劲，自由地随意地挥洒着他的思想”，“在他的眼中，没有尊贵之分，没有壁垒之分，他只是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即他的文学观来议论”，甚至为此招来周围的不满与侧目，他也在所不惜。因为在这里，他依旧始终是与现代都市隔膜的“乡下人”。
沈从文称自己是“乡下人”，并不意味他在现代都市人面前是自卑的；相反，在他心目中，在现代都市“灰色”的人生面前，惟有他这样从湘西僻地“戍卒屯丁”队伍中走来的“土著”，才有血肉丰盈的生命，才有“征服”的力量。灰色的都市，常以其固有的一套文明秩序，妄图辖制那些来自偏地的“乡下人”，而沈从文偏不，他要以乡土生活的“瑰奇”来征服“灰色”的都市。这目的也终于在他笔下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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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和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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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胡也频
１９２５年７月，沈从文来到北京郊外的香山，在他的“阔亲戚”熊希龄开办的香山慈幼院里做一个图书馆员，每月支薪２０元。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门楼的小屋子里。这是他来到北京两年半后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虽然不太愉快，但总算有个正经的活做了。
&&&&有一天他在山上听到了鸡的叫声。这叫声让他惊奇，也让他兴奋。鸡在那里活泼泼地跳舞，让他想起了家乡湘西的鸡，但他觉得北京的鸡还不如湘西的鸡来得活泼。闲居无事，山上小麻雀的声音、青绿色的天空、谷中的溪流、晚风，牵牛花附着的露珠、萤火、群星、白云、红玫瑰，都使他“想起了梦里的美人”。
此时，在京漂流的文艺青年、《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和新婚的妻子丁玲也正在山中度蜜月。夫妻两人住在碧云寺附近的一处屋前屋后全是枣树的房子里，每月租金９元。日常营生中的买小菜、买油买盐，两人都自己上街来做。蹲到廊下用一把鬼头刀劈柴，两手当撮箕捧了煤球向炉子里放下，未脱新妇的腼腆模样的丁玲做得很是笨手笨脚。沈从文以一个小说家的目光观察到，他们不写文章，也不出去找什么事做，好像全身心地投到了婚后新鲜的生活中去，也不大见他们为经济的事犯过愁，因为所有开销都由湖南丁玲娘家接济。
沈从文和胡也频的相识，缘于年前他以一个女性化的笔名“休芸芸”向胡主编的“京报”副刊《民众文艺》投稿。文章登出来不久，胡也频和一个叫项拙的朋友一道前往北京西城一个叫庆华公寓的房子里拜访了沈从文。沈这才知道，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年龄的热情的年轻人来自福建，原先在山东烟台的海军预备学校念书，学校解散后，就和几个同样爱做梦的朋友一起流落到了北京。他们那个家庭作坊式的编辑部，就设在西单堂子胡同内西牛角胡同４号他们的住处，离沈的住处也不太远。
&&&&可以想像这次会面给孤独中的沈从文带来的惊喜，“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以后的方向。”多年以后，他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如是说。沈从文以一种自嘲的语气，把这次会面称作“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与一个刚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的会晤”。
&&&&大概是这次会面之后的一个星期，一个积雪未融的上午，“海军学生”带着他的女友来到了沈从文的住所。若干年后，沈从文回忆起这个叫丁玲的女人第一次来到他房里的样子：是一个爱笑的胖胖的女孩，圆圆的黑脸，长眉，穿着一件灰布衣服，下面是短短的青色绸裙，站在房门外边，也不说什么话，只是望着沈笑，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跨进门来。沈从文问她姓什么。那女子说，我姓丁好了。那语气一开口就是小说家腔调。沈暗暗好笑，嘴里却不说出来，那么一个胖胖的模样，却姓丁！大概在沈的感觉中，这是一个瘦子才配有的姓。果然，女人走后，胡也频告诉他，那女人不姓丁，姓蒋。
胡也频告诉他，那女人是听到有人夸沈长得好看，才特意来看看的。
&&&&当交谈中得知这个女人也来自湘江下游，和自己谊属同乡，沈从文心里突然涌上一种柔软的、自己也陌生的东西，他怜惜，且不无惊奇：这样一个女子，住在这样一处简陋的屋子里，居然不生病，不头痛，还若无其事地坐在一张小条桌旁看书写字，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来的事实证明沈的这一直觉是对的，要不了几年，这个生活在穷困线上的女人就要以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炮走红，成为最入时的女作家，并在丈夫死后投身政治成为一个“红色圣女”。在沈从文眼中，丁玲是个“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不爱修饰，有一点男人气质。
&&&&这时候的他们，是贫穷的，也是快乐的。贫穷没有减少快乐，倒反而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点点欣喜。他们常常在幽静的山谷寺院中一同散步，为了观赏落日，还常常忘了吃饭。第二年，沈从文在《现代评论》社里谋到了一个发行员的职位，又回到了北京，重新租了丁玲他们夫妇住的北河沿汉园公寓。&&
&&&&理所当然的，沈从文又过起了穷困的生活。穿不起像样一点的衣服，过冬了连炉子也生不起。他的朋友胡也频、丁玲夫妇在贫穷上倒是和他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装上了炉子，却买不起煤，来了客人只好烧些旧书旧报取暖。沈时常饿肚子，时常感冒。寒冷干燥的空气让他鼻孔时常淌血。写作时只好一只手握笔，一只手撕块破布捂着流血不止的鼻子。这期间他小说里的主人公常常患着呼吸系统疾病——就像他的传记作者金介甫所说——这成了他作品主人公的传奇性特征，如同西方十九世纪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患有结核病一样。困扰这些人物的除了贫穷和肺病，还有时代和青春期的这些疾病：性的饥渴、失眠、精神疲惫和偏执狂。这些小说人物易怒、古怪的性情和狼狈不堪的生活，正是沈从文在１９２０年代的北京的一幅自画像。&
&&&&此后的几年，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三人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他们都是想上大学而名落孙山，又都野心勃勃想要打进中国文坛。他们仨跑到北大去当旁听生。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时广开门户，谁都可以去大学旁听，旁听生与正式生的比率最高时达到三比一。在沈从文的介绍下，有段时间三人还合住一套公寓。从银闸、孟家大院、汉园，再到景山东街的一套住宅，他们总是一同搬家。三人把微薄的一点收入——沈的稿费、丁玲母亲的接济——凑集起来，在花钱上不分彼此。
&&&&当时正是“语丝”趣味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的时期，看着许多人的名字凭着各种关系和机缘在刊物上露面，他们也计划过办一种类似于《语丝》那样的杂志，把他们的作品“在一种最卑微最谦驯同时也十分诚实的情形里同一些读者见面”。如果每期印１０００份，这样就可以有１２－１３元的收入。
&&&&三人朝夕相处，使得外界一度风言蜚语，把三人的关系丑化为二男事一女的桃色新闻。从沈从文含糊其辞的叙述来看，这个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可能在当时曾引起过他某种单相思式的情愫。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起，沈从文开始了自传的写作。
&&&&如果一个人在２９岁的时候就为自己写自传，他不是懵懵懂懂就是灵气溢动，沈无疑是属于前者。自从２０００多年前楚国的一个逐臣在一条叫沅的河流上抱石自沉，自此以后这条河就或明或暗地流动在中国的诗史上。当沈从文像一滴南方的水融进20年代干燥的北平时，他一提起笔，那条河便从记忆的渊海中跃了出来，码头、木筏、灰色的小渔船和形形色色的船娘、水手全在他的笔下复活了。
&&&&在这个别致的自传里，他写逃学去看满山鸣叫的蟋蟀，写唢呐声中穿着红绿衣裳伤心大哭的小小新娘，写河边用绣花大衣袖掩着嘴笑的苗家小妇人和大太阳底下安置船上的龙骨的船工。他写下看星、看月、看流水的边城生活。他的文字精致，结实，匀称，表现着一种优美、自然、健康的人生样式。他编织着故事，故事也改造着他，成为一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但他还是爱说自己是个乡下人，谦逊地把这些成绩引到南方的地理上去。他说他写的船上、水上的故事，如果有点灵性，那也都是来自多年以前南方山地雨水的滋润。
他尤其不能忘怀的，是１５岁那年的７月，一只大船载着他驶离山壑中那座美丽的小城，第一次觉悟了生命如水一逝不复返。这些体悟已经超越了贫穷和卑微，进入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从这个时候起，他在内心，已经以长河的歌者和儿子自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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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了四姐妹里的“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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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夏天，沈从文和张兆和。
张兆和是家中的老三，在国学方面，她的修为似乎在姐妹中并不出众，但是她的白话小说和散文却清新流畅，并不输于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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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张兆和进入中国公学就读。胡适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聘请了几位新潮流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就是沈从文。当时沈从文的写作为胡适所欣赏，请他过来教习白话文写作。而其时就喜欢小说创作的张兆和选了这门课。在张兆和面前，沈从文的初次登场实在很掉链子。据说，第一次上课，他站在讲台上，十几分钟过去了，一句话也没讲出来。下课后，这个古怪的沈老师被台下听课的张兆和一时奉为笑谈。
那时的兆和大概十八、九岁，正是女子最美好的年龄，她皮肤稍黑，活泼俏丽，被男生称为“黑牡丹”。而当时的沈从文并没有如今的光环加身，他只是一个操着浓重湘西口音，小学文凭，大兵出身，且身无长物的穷书生。据其子沈龙朱回忆，沈从文曾玩笑地对他们说，一次他看见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张兆和潇洒地将头发一甩，转身又回走，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动作利索，神采飞扬，让人心动。
再看沈从文是怎么描写翠翠的：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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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黑黑清丽可人的张兆和。
沈从文对张兆和的追求也算是叹为观止的，不得不由衷叹服他的勇气、毅力和用情之深切。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两个桥段。
一是情书。其时，追求张兆和的人并不在少数，张兆和每接到情书，从不回复，一律保存，还编上号码：frog1，frog2，frog3……有一天，张兆和收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才发现是沈从文老师的来信，信中第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照例，张兆和不予回复。接着，沈老师的情书源源不断的涌来，二姐张允和曾在文章调侃地称这些信“要是从邮局寄信，都得超重”，又调侃地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而在张兆和看来，“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S.先生（沈的代号）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
在前些日子出版的《与二哥书》中，编录了一些当时两人的日记和沈从文的情书。现在审视这些书信，令人忍俊不及的是，这个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景仰的著名作家沈从文，面对爱情的磨难时却也是要死要活的。
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以做张兆和的奴隶为已任。他说，多数人愿意仆伏在君王的脚下做奴隶，但他只愿做张兆和的奴隶：
“‘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爱情使男人变成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用从文的话说“男子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敏一点，除非那爱不诚实”。
那一个时期，从文的诗歌也是带了浪漫派的痕迹，写了大量的爱情诗，模仿泰戈尔。
有一首《颂》，十分惊艳，写于1928年，有人说是指恋人，也有评论说是指上帝：
说是有那么一天
你的身体成了我极熟的地方
那转弯抹角，那小阜平岗
一草一木我全知道清清楚楚
虽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
如今这一天居然来了
另一个著名的事件是，张兆和为了制止沈从文的追求而找到校长胡适，希望校长先生能帮忙解决这件事情，不想胡适在张兆和面前一气为沈猛吹，称他为天才，甚至表示愿意找到兆和的父亲谈谈，大有努力撮合之意，他告诉张兆和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而张兆和毫不示弱，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虽然是未经世事的少女，但是。关于爱情，张兆和有着成熟理智的见解：“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在张兆和始终保持着沉默的情况下，沈从文一直给张兆和写了3年零9个月的情书。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是两人的转折点，也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沈从文的“顽固”最终打动了张兆和，总之，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感情。
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一路上兆和给他写信，从这少女的心门中，漾出的又是一番美丽的才情和温柔的思念：“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片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1933年，张兆和给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结果张吉友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在给沈从文回复喜报时，兆和的电文是：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是中国第一条白话文电报。
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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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发生总是突如其来，长久地培养起来的，只能是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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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沈从文与张兆和。
&&&&北京失陷后，沈从文与几位知识分子化装南逃，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了北京。
&&&&我们现在无从知晓，为什么张兆和不随沈从文离开北京？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沈从文带家属一块逃走吗？还是因为张兆和压根儿就不愿意跟沈从文一起走？张兆和在信中一再申述自己留在北京的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不方便；沈从文书信、稿件太多，需要清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的。在《飘零书简》中看得出，二人已经在感情上出现了某些裂痕。
&&&&沈从文平素不善理财，又在收藏古董、文物上花了不少钱，因而没什么积蓄，一旦战争爆发，生活便紧张起来。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北京，生活很困难；沈从文在西南一样拮拘，经常向朋友借钱。于是，类似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就成了张兆和写信的主题之一。她总在信中指责沈从文，说他过去生活太奢侈，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弄得现在的生活十分紧张。
&&&&沈从文则不同。他对现实生活的困难似乎不怎么关心，仍旧沉迷在感情之中——对张兆和的思念、怀疑、惶恐、焦虑，各种感情交织一起。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故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如果她在北京有别的相好，或者甚至离开自己，他都不会责怪她；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爱她，就不应该让她受委屈。
&&&&看来，虽然张兆和为沈从文的真情所感动，嫁给了他，但并不是特别爱他，或者说，感情中较少有爱的激情，主要是相处日久而产生的亲情，而沈从文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平淡的亲情。在潜意识中，沈从文也许有某种自卑心理：从外表、气质以及出身来看，张兆和无疑都要远远强于他这个“乡下人”，而这种自卑心理又导致他在感情上的惶惑、疑虑。
&&&&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之前，两人感情的不和谐音符想必已经出现。在名动一时的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沈从文也是常客之一。当与张兆和在感情上发生纠纷时，沈从文也爱向林徽因倾诉他心中的苦恼。
&&&&他在写《边城》的同时说：“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或认可，友谊和爱情，全部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幻想……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
&&&&沈从文在感情上孩子式的天真表现，也许令张兆和感到失望，年轻的她不得不像大姐姐一样来应对这个大男人、大作家的絮絮叨叨：“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人生就是如此。人们常说“强扭的瓜不甜”，爱既失衡，即使结婚了，也不会有长久的幸福生活。据分析，沈、张二人除了婚后短暂几年的和谐生活外，恐怕在大部分时间里，感情生活都是不很理想的。
&&&&当然，并不是说张兆和做错了什么。讨论爱与不爱，讨论投入感情的多与寡，是毫无意义的话题。婚姻生活是复杂的，看来很衬的一双，实际上也许过得很不如意，而当两个感情投入比例严重失调的人绑在一起生活时，其质量就更值得怀疑了。
&&&&张兆和写于1995年8月的《后记》更是二人感情不和谐的有力证据：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这句话，简朴真实，黄永玉先生曾经抄录了，想刻成石碑，竖在沈从文的墓地前。
&&&&应该说，垂垂老矣的张兆和确是在忏悔，深切地忏悔。她对沈从文理解太少，尤其在建国初年，她的态度对沈从文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满怀热情拥抱新中国的张兆和总是和孩子们一起责备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使精神失常的沈从文无法从家庭中得到应有的温暖和慰藉。
有好几年的时间，沈从文和张兆和住处不在一起。沈从文每晚去张兆和处吃晚饭，并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北京冬天奇冷无比，沈从文不得不一边啃着豆渣、馒头，一边从事学术研究。张兆和并不是很理解沈从文对古董、文物的痴迷。总的来说，作为妻子，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关心和理解是存在欠缺的。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沈从文才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得一套较好的住房，并备配了汽车和司机，才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而张兆和——这位活在伟大作家沈从文光环之下的优秀女性，其实有着极高的文艺天赋，其文字功夫并不在沈从文之下。只是，由于生活的拖累，她不得不牺牲掉自己的天赋，从而更好的帮助沈从文成就伟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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