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土地为话题写一篇抒情性的文章或一首小诗?_百度知道
以土地为话题写一篇抒情性的文章或一首小诗?
多用一些排比句，开头要好，多用一些修辞手法，要像初三的水平，尽量比其要好，不要抄袭的，要自己写的，我在这里多谢了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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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你的躯体上走过我忽略了你的疼痛我打开课本听见了恐龙的哭泣我合上眼睛桃花在冬季里盛开了一瓣一瓣地飘落了柔情似水地抚慰我在你躯体上留下的脚印（绝对原创：《我从你的躯体上走过》）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自己说了个病句.还让别人给你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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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关于安黎散文的五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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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黎散文的五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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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丑陋的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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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性”
安黎当然首先是小说家。关于他的小说，我曾有评说[1]。在论及他的长篇《痉挛》时，我曾突出且具体地使用了“现实性”一词。旧事重提是因为在研读安黎散文新著《丑陋的牙齿时》[2]，“现实性”在我的阅读感受中同样是其散文最为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并且，由于散文文体命定的特性（它比其它文体更要求真实与真情至性），它撤去了存在于作家与作品、作品与读者之间因虚构而生成的艺术纱幕，因之使内容与意识的“现实性”表现得更为直接而具体，使作者的灵魂暴露得更为充分而彻底，这也必使读者与论者更易走近或走进作品的世界与作家的内心，我们也因此而能更知安黎。
我之所谓“现实性”，是指作家现实性的视域及其投入性的精神关注。安黎在此一点上的本质归属是只需点出而无需证明的。要强调的是：在同属“现实性”的散文与散文作家中，安黎散文的“现实性”特色是并不多见的尖锐与冷峻。只要约略浏览《丑陋的牙齿》并梳理其笔墨所涉，便可对此留有强烈且深刻的印象。在60余篇作品中，安黎所写乃是人性、物欲、环境、生态、金钱、腐败、庸俗、愚昧、贫穷、饥饿、文革灾难、官僚政治、文坛病相以及“家园何处”、“灵魂归宿”、“生存与存在”艰难等严肃且沉重的主题。在安黎散文中你放眼四望，连一篇风花雪月鸳鸯蝴蝶阿狗阿猫游山玩水贩古卖今谈玄说理的文字也找不到。几乎每一篇都是因尖锐冷峻之现实发出的的沉郁痛切的灵魂之声。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个性”，那未免止于浮浅。安黎散文的特色与评价必须在当下散文的环境中进行。而当下的环境是：有太多的散文家或走进历史的烟云中索古、或没入日常的琐屑里絮叨、或沉湎于一己内心低吟浅唱、或执迷于声色犬马的真切描摹，其中不乏把玩学识的卖弄、语言机趣的自得、自恋癖的深情陶醉、粉脂气的娇嗔软嗲——从个体的意义上说这是作家选择的自由（生活在“自由”、“多元”的时代真是快活无比！），但于文坛文学讲却并非一桩好事——它们毕竟不是文学的全部、不是文学的根本。被誉为当代“边塞诗人”的章德益不久前在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中激动地诘问：“如果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斥着徐志摩的浅唱、周作人的恬淡、梁实秋的闲适，或者钱钟书的博学与高雅，那将如何对应于中国20世纪上半时苦难动荡、民生艰困、生灵涂炭的现实处境；如何喊出‘救救孩子’的回荡于数代人血肉深处的血泪之声；如何真实地反映出中国极大多数知识分子在20世纪动荡的现实中挣扎苦斗，渴望光明的心路历程！”[3]这一发问具有当下的意义。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民众、关注灵魂，这是一代文化巨子鲁迅的遗产遗风。但这一遗产遗风在当代散文中却已成鲜见。安黎散文尖锐与冷峻的“现实性”价值恰恰是在崇仰并追随鲁迅遗产遗风的意义上。他的《仰望鲁迅》[4]即是灵魂的自觉告白。他要在甚是孤独的大师身后“踩着他的足迹走路”。安黎的告白、章德益的发问及其同类的彼此呼应是当代文坛并不雄壮却悲怆且有金石之声的合唱。黄钟虽已毁弃，又岂能听任瓦釜雷鸣？正是这种对大师心慕而神追的努力使安黎带着质询、批判的投入性立场进入了散文，并于中面对了一系列本质、甚或具终极性的现实问题。例如，安黎以深切的忧虑与愤怒的斥责表达了“金钱已成为这个时代惟一的图腾”[5]之后人欲横流对美好人性及其家园的可怕侵蚀与惨烈后果。我们自然有充分的理由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声音肯定：“市场”与“金钱”的承认是一种伟大的变革与进步；但我们同样有更充分的理由以人文主义的视角对此一进程中道德与人性的代价予以必须的精神谴责（何况中国的“市场化”这一幕是与“封建制”犬牙交错地勾搭一体的）。安黎所指涉的官场腐败、庸俗化、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以至文坛种种丑恶几乎莫不与“金钱”的收买相系。而如此种种的最终指向则是：何处何物才是灵魂的真正归宿？何处何境才是人类美好和平的家园所在？我以为安黎无论是在“现实性”的意义上还是在“艺术表现”的意义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用发自灵魂的呼唤、用切肤之痛、用如焚的忧心、用沉郁抒情的文字尖刻地呈示了包围着我们的冷峻现实；他对于恶化的环境与生态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令人感动；他对于庸俗化的恐惧、厌恶与拼命地“逃避”闪现着精神的高贵；他对于文坛上的浮华虚荣乌烟瘴气的揭露切中时弊入木三分；他对腐败的官场与政治的指责勇敢无畏面有正色；他对下层民众艰难处境的关注与深切的忧虑显示了宽厚博大的悲悯爱心；他对于文革灾难的记忆与述写撞击人心；他关于灵魂何依、家园何处的不懈思考与追问更反映着作家深远而根本的视角。可以肯定地说，安黎以尖锐冷峻的“现实性”特色在当代文坛的散文天地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尽管它的意义并不仅局限于“散文”这一文体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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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愤”
安黎散文的“激愤”是显而易见的。这曾经成为一个小小的话题。贾平凹在《读安黎》一文中亦曾说他“激愤过盛”[6]。在《丑陋的牙齿》中，几乎从每一篇都可感到、见到愤世嫉俗或疾恶如仇的安黎。似乎现存的一切——社会、人生、政治、人性、环境、文坛、物质生活，甚至出家的僧人道人等等——都令他痛心疾首，无不在他的“口诛笔伐”之列。即使你只读一读其中以“逃避&&”为题的6篇文章[7]，便可感“激愤”之气滚滚而来。“激愤”成为安黎散文的特色或个性已属不争。问题在于对激愤的价值判断。判断的前提是对此一“激愤”的质地做出进入性的把握与分析。很容易即可发现，几乎在作者对视野中的“病”和“恶”作激愤讨伐的同时，他如影相随地表达着自己的理想。例如，《文坛综合症》、《“淡泊”是一张画皮》、《吃上葡萄葡萄也不甜》等篇目中，在对“雌化”、“苍白”、“自恋”、“投机”、“浮躁”、“水肿”、“伪淡泊”等病态做了刻薄甚至刻毒的准确攻击之后，安黎神色忧郁：“谁来关心下层民众的生存疾苦呢？”；“我们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的是医生，而不是僧人道人”；“文学是一门宗教，世俗的尘埃与它格格不入。只有带着虔诚和圣心的教徒才有可能走近它。生锈的灵魂可以铸造金币，却创造不了文学。”[8]它表达的是作者对至真至善至美境界的追求。又如，在对“城市文明”不懈的讨伐拒斥声中，作者又以浪漫抒情的优美文字传达着田园牧歌式的美梦：“我多么希望我的屋里，跑动着啄食的小鸡；我的枕边卧着打盹的黄猫；我的门额，有一个燕雀飞进飞出的小巢；我的邻居，是一圈活蹦乱跳的牛羊；我的门前，蓬勃着黄灿灿的向日葵和金灿灿的稻谷；我耕种的田野，翻滚着层层泥浪。我播种我的种子，我收割我的庄稼，我醉我的酒，我吼我的歌。白昼，天空碧蓝；夜晚，繁星闪烁。我的乡亲们，坐在面南的墙下和打谷场边，赤祼着身体，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真实而害羞。”我想以不时可见的上述类例证指出的是：安黎的激愤来自他本质上的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他希望世界美好、社会清明、人生善良、万物和谐。正是这种美好的理想主义的希冀成为他的精神尺度，并使他在以之度量现实时因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发出了来自灵魂的痛楚激愤之声。理想愈是高远，与现实的分裂愈是巨大，分裂愈是巨大，激愤之情便愈见强烈，其极致甚至会以悲观绝望出现（这同样是安黎散文中表现的）。显然，这种“激愤”在事实上具有某种“保守主义”的性质——他对消费时代物欲生活的厌恶有清教徒式的禁欲色彩、他对城市文明的一概性拒斥具有反进步的性质、他的田园牧歌幻梦包含着对农耕时代的想象性美化——但正如我们在论及“现实性”等话题时强调的，要把讨论的对象（保守主义问题）置于目下历史的语境中：保守主义在市场开放、市场扩张、欲望膨胀、人性沉沦的今天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由于（包括）它（在内）的（各种力量的）存在（即使它的力量是有限甚或是微弱的），发展中的历史产生了多种力量对峙或牵掣中的制衡作用。它（们）使发展与进步中的无奈代价（包括精神与物质两域）被抑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简言之，保守主义以自己的“反对党”姿态进入了历史的合力而成为积极的价值。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估价并认同安黎的“保守主义”对于今日的世道人心非同一般的意义，也赞同，在今天，“激愤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10]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激愤”还必须做更细致的缕析。当“激愤”作为一种艺术态度（它以激愤的姿态去表达内容传达意识）时，它是应无条件肯定的。因为它要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寻求艺术甚至社会的效应。比如，当鲁迅说“中国的书一本也不读”时，他是激愤的。他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是为了一种尖锐的表达。当“激愤”作为一种艺术情绪（它以强烈的情感性去表达内容传达意识）时，它也是应予认同的。因为它要以一种个人化、个性化的形式出现并存身。比如当代文坛的张承志、梁晓声等在人与文中表现出的“偏激”。当“激愤”作为一种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于艺术时，却是要予以反省的。因为它可能导致的是思想的情绪化。而我以为，安黎散文的“激愤”有艺术态度的性质，他要作尖锐的表达；也有艺术情绪的性质，饱满的情感一直是其散文的外部标志之一；但它更有认识的情绪化（或思想的情绪化）；认识未完全根植于深思之后的沉淀而不时为冲动的情绪所淹没。在我所谓“保守主义”之中便不乏此类证明：我自以为是的是，人类与历史皆在“两难”处境中行进；在“两难”选择中去认识历史、把握现实、求解未来所获得的“思想”才可能是深刻而本质的。悲观主义深刻于理想主义的根即在此。我必须补充说明：安黎散文中的思考是丰富的，许多见解也是深远的（文中不时可见“我们是我们的厄运”、“人是人的风景”、“孤独是艺术的生命”等智语；又如他对当代知识分子放弃“社会良知”这一职业责任的揭露与谴责等），但对于“现实”的强烈情感反应使“思想”为情绪支配，这使他的“激愤”不时失去“思想”的根柢。作为散文，当然是可以的，但作为质量化的散文，它却会因之而飘轻。鲁迅确是“激愤”的，但他的激愤总是与深刻的理性与认识相系，他用激愤的表达与个性传达着深刻的思想与认识。
倘对安黎散文的“激愤”成因再作“隐私化”分析，它也许与作者在创作中的坎坷（我知道他至少不止一部长篇因题材的尖锐而在出版社最终搁浅）、批评的不公与冷遇（批评的成见与势利使跋涉者精神孤独寂寞）、不被相应承认的内在焦灼隐秘相关（这也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要之：安黎散文是“激愤”的；“激愤”成就了安黎；“激愤”又部分地伤害了安黎。不过，安黎确也有偶尔超越激愤的时刻：读一读《北野和他的家》、《家庭生活喜剧》[11]等，你会发现一种从语言到风格的洒脱、优美、平和、幽默，一种成熟的大度与安然（这也与题材性质有关）。它的意义是：如果在艺术处理上能超越情绪化的“激愤”，便会有别一天地。在这种意义上我欣赏贾平凹规劝安黎的话：“若超越激愤，以出世态度入世，自是有更大的境界。”[12]但这又有另一种“风险”或“代价”，即：以出世的超脱再入世，安黎还有现在散文中强烈的情感、煎熬般的忧思、灵魂中的深度痛楚与孤寂而悲怆的呼喊吗？何况，“激愤”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也同时是艺术与生命中的巨大能量。看来，这又是一个悲剧性的“两难”！安黎大约也只能在“两难”的矛盾中做一都有道理也都有代价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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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苦难”
我在两重意义把“苦难”作为有关安黎散文的一个词：其一，苦难是安黎迄今为止37年生命的主要经历；其二，苦难构成了安黎散文最重要也表达得最成功的内容。因此，“苦难”之于安黎散文与安黎都可谓意义不同寻常。
从《丑陋的牙齿》中可知，1962年出生的安黎来得不是时候——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三年饥荒”的阴影仍笼罩着哀鸿遍野的中国；他来得也不是地方——陕西耀县的麻子村是连鬼也嫌穷不愿意造访地老天荒的穷乡僻壤。而安黎的父母也是最底层的仁懦善良苦熬天命全无自卫能力的农民（托尔斯泰称农民是“上帝失宠的儿子”）。命运多蹇的父亲又因一场灾祸成为社会冷眼嘲笑的驼背。安黎生而面对的是与生命几乎同在的饥饿、贫穷与贫贱地位的屈辱。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住在坟墓般的土窑洞里，看着驼背的父亲与凄苦无助的母亲终年竟日忙碌勤苦但贫穷永远不去，这给成长中的敏感少年在性格与心理上的阴郁投影可想而知。而父母在贫穷中苦生、在穷苦中早逝无疑更强化了安黎的忧郁与孤独。当安黎渐知人事时正值“文革”狼烟四起。他伴着（被）“批斗”或“斗争”在“动荡”中长大。“文革”的灾难对于安黎与他的家、他的麻子村、他的耀县城是极为切身也十分具体。即使在时世变易之后的七八十年代，于安黎，贫穷依然追随、屈辱时时存在、俗务如蛇缠身，“思想”又成为新的、更为锥心的精神痛苦。当拿起笔来“倾诉”时，他又一次一次地感受着“禁锢”与“拒绝”的折磨。坎坷与跋涉乃是他文学生活的准确写照。时至今日，他依然白昼为尘世与俗务纠缠，夜晚为失眠和噩梦煎熬。身心的“苦难”使安黎大有生存中不可承受之重的压迫。
但生存与存在的“苦难”对于作家意义上的安黎却是哺育性的“功德”。他带着苦难进入了散文。他用笔来倾诉、倾吐。苦难成为他散文中最重要、最出色的篇章。他写如洗的赤贫；写终年难以忍受的饥饿（饥饿竟使“弟弟沿着墙根寻着虫子吃。什么虫子他都敢吃”[13]）；写田亩之上的稼穑艰难；写因贫穷低贱不得不承受的窘迫与羞辱；写生活在“文革动乱”中噩梦般的精神恐惧；写善良认真敬事克己守林犹如守命却老死于穷苦疾病的驼背父亲；写一生如蚂蚁般忙碌竟夜摇着纺车挨门告借虽皈依基督但至死也未得我主赐爱未得阳光照耀的母亲；写为了爱而生不能爱则死性情刚烈以死殉情的“疯子姑姑”；写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终年挖煤醉生梦死的矿工；写不知是真傻还是佯傻拟或亦真亦佯含意幽深的耀县一景“傻五”；甚至写那条为人不齿无人垂爱犹如“被弃者”的瘸腿呆驴；写岌岌可危不知何时会给家人带来灭顶之灾的窑洞；写饥饿岁月中的生命圣物——玉米。而不堪生存之苦与存在之难的精神重荷更是已成为“工作者”的主人公长久积郁不吐不快吐了也不快的胸中块垒。“苦难”以它自身狂暴的血泪质地撞击、噬咬着人心。
“苦难”因安黎浸泡其中的经验性叙说而感人至深。这种血与泪的、经验性的叙述一旦与当代散文中无病呻吟玩弄机巧赏花问月纵横宇宙谈天说地家长里短之类并置，即刻使后者血色顿失苍白黯然。它其中的代表性篇章甚至可与当代散文中的名家名篇在艺术冲击力上争雄。不妨比较一下当代散文名家余秋雨的《酒公墓》[14]与安黎的《寡妇树》[15]。两篇同写苦难。两篇同是以主人公的悲死告终。两篇都可在可怕的“命运”这一题材意义上概括。但《酒公墓》写得优雅、节制、含蓄，文字与结构均极见用心，确是令人动心动容也可圈可点的“文学作品”；而《寡妇树》则写得质朴、本相、不见用心，它几乎是平铺直叙地倾诉了作者的姑姑因至爱——一旦爱上便是一生一世的身心相许——而疯而死的惨剧。它直然是一幕使读者现场目击不见粉黛的“人间生活”——安黎是身在其中心亦在其中、情何以堪的哭诉；余秋雨是带着真切的同情站在旁边、以艺术的用心做优雅生动逼真的描述。在艺术性上，也许《寡妇树》不敌《酒公墓》，但在艺术震撼力上，《寡妇树》却远大于《酒公墓》[16]。
“苦难”不仅成为安黎散文感性的艺术素材或对象，同时也成就了作者理性意义上的平民意识、反叛意识与质询性的思维方式。很难设想，没有在苦难中的长久浸泡，安黎会有对下层民众来自肌肤与灵魂的理解、同情、关注并为之鼓与呼的自觉的平民意识；没有因苦难而感受到的压迫与煎熬、命运的不公，安黎会有以《叛逆》、《不想再做好学生》等标题昭示的对一系列传统价值观的反叛意识；没有因身历苦难、直面苦难，安黎会有向命运、人生、社会、灵魂的追逼、发问的质询性思维方式。而这些最终驱使安黎把为太多作家或遗忘或淡漠或视而不见或无知无觉的“苦难”带入了散文（文学）与社会的视野。它决不仅仅属于安黎个人，它是农民的、下层的、民众的、劳动者群的，它也是我们所有这个时代负有责任与义务的一切人的——我们有责任与义务使世界趋善。而“苦难”进入当代散文在思想上的意义是：让真实的生活与生活的真实浮出脂粉扑鼻声色喧嚣的繁华泡沫；让逃匿职业责任与放弃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直面刺目的事实；让一切善良质朴悲悯仁慈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在的世界和必须的努力；让散文这面大镜照向深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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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性”
在“地方性”一词中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其一，地方性的素材与相应的表达是安黎散文虽尚不显著但却存在的特色；其二，地方性似乎应该成为安黎散文（包括小说）一种可资考虑或追求的有益目标。
在相对的意义上，《丑陋的牙齿》中关于作者生活经验性内容的抒写是更为出色的部分。它较之作者那些“议论”、“随感”、“沉思”的篇章（从整体看）更富于散文的魅力。个中原因除其它外，地方性的内容与相应的表达是一关键。安黎所写，是他的熟悉的黄土地，是他看作生命根柢的泥土，是他的父亲母亲姑姑，是他各种各样的朋友，是他饥饿年代的圣物玉米，是在穷苦中与人相濡以沫患难相扶的牲畜（驴），是他生活奋斗挣扎的人生小舞台——耀县县城和有限意义上的西安古城。这是作家安黎自己拥有的东西。如果把“地方性”更小地局限在耀县的范围内，那更是安黎独有的东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俗话包含了在那样的一方水土中养那样的一方人的意思。这个“那样”便是“地方性”。这种在地域文化或地域人文意义上的素材进入艺术则成为内容意义上的“个性”。难以设想，一个江南才子能如安黎写得出窑洞以及它的主人的复杂感受；一个都市中的文学天才藉想象能写出与安黎驼背父亲日夜厮守的驴。更典型的是《傻五》中的同名主人公[17]。这样的傻五、这样的行迹、这样的神态、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幽默绝对不会出现在文明意义的都市。而都市里的天才们也无缘与傻五邂逅。坦率地说，在阅读中，我怀疑安黎把“真实”戏剧化了。但我回顾自身的经验性生活（我的故乡富平与耀县为邻），宁愿相信它的真实。这个“地方性”的傻五的故事即使不加任何雕饰地叙述出来，也已是典型不过的中国化的黑色幽默（我视前述的《寡妇树》与《傻五》等为安黎的散文代表作）。我也注意到（也许作者并未注意），这些地方性内容的表达在散文语言中有所表现，若干句子显示出独有的色彩、力度甚或修辞方式。比如：“山梁似驴子瘦嶙嶙的骨架”（《哦，山尖上那座孤独小城》）、“人密匝得跟葱秧一样“（《药山》）、“（驴）脊梁杆像刀刃，肚子上的枯骨……宛若木刻的搓衣板”（《呆子》）、“贼着耳朵细听”（《呆子》）、“天旱时，地里的庄稼就拧绳”（《窑洞》）等等。当作者放弃“地方性”的“背锅”（它以形象的比喻表达对象）一词而改用流通全国书面雅化的“驼背”（它虽亦有比喻性质，但在使用中却更近于描述性表达）一词时，因“地方性”而有的修辞特色与生动效果顿失，更不用说把“锨把”改为“锨柄”[19]之类弄巧成拙的无益之举。我由之获得的判断是：作者对因地方性素材而拥有的地方性语言财富缺乏自觉。要知道，仅仅是地方性语言自身已包藏了太多的艺术魅力（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的一大半成功应归于他对“地方性语汇”的久久凝视与深度开掘）。正因此，“地方性”很遗憾地还没有上升为安黎作品突出特色——而“特色”是一切作家们孜孜以求的东西。
这正是我向安黎自以为是越俎代庖地提出的一个可能是自作多情的建议：在“素材”与“语言”两方面自觉强化作品中的“地方性”特色。在一个地方“打井”，不停息地深掘下去——海涅说：每一付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可否说：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着一部史诗？中外、古今文学史上不乏先例或证明：福克纳写美国“南方”，马尔克斯写“马孔多”（它虽是虚构的，但于哥伦比亚却是真实的，而哥伦比亚则是世界的一个“地方”），卡夫卡写布拉格（这是在把他的形而上的“抽象”还原之后的意义上而言的），老舍写北京，柳青写关中，陈忠实写长安，贾平凹写陕南，阎连科写豫西，方方、池莉写武汉，余华、苏童写秦淮河，韩少功写“马桥”，王安忆写上海洋场，王朔写北京市井。“十里不同天”，安黎为什么不可以写历史上有名的“古耀州”与在当代有姓的“今耀县”呢？
有一句名言：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它的本意即在强调“地方性”。但在今天却必须补充：“地方性”的素材与表达必得有人类与世界的意识与视角。即：你必须用一种全人类的人性的意识、世界性的视角来驾驭处理“地方性”（内容）这一艺术对象。这正是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老舍等中外文学大师所以在“小（点）”处着手却在“大（面）”处开花的秘诀。我知道安黎外国推崇卡夫卡，中国仰视鲁迅。我知道他以由衷的亲合读了不少欧美文学经典。我还知道他对尼采、萨特、海德格尔这些于本世纪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大师有所关注。我想，以当代哲学的眼光、以中外文学名著的滋养、以自我拥有的“苦难”经验、以入世的精神、以跋涉者的勇气与耐心，立足于“地方性”的根柢，安黎为何不做此一追求并再上层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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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诗性”
我企图在“诗性”一词中涵括安黎散文在不甚严格的“风格”意义上表现出的整体特色。
“诗性”表现之一是它的抒情性。无论是人物故事的叙述性篇章，还是人生世事的沉思性篇章，或者社会时政的议论性篇章，安黎都气自丹田一般发自肺腑地倾吐情怀且言无不尽。散文集中除《麻子村》等有限的几篇显然是作者企图另换一路笔墨的努力外，全无含蓄与节制的意识与表现。艺术无对错。节制内在引而不发是一种诗性，自由酣畅恣情任性同样是一种诗性。前者以内力的绵长幽深生效，后者以外化的真诚强烈动人。事实上，我在阅读中确是不时为安黎散文的真情实感及其强烈的表达而浸染。正是这种感染使我们在觉与不觉中接受、认同了作者的表绪或意念。
“诗性”表现之二是贯串始终的浪漫化情绪。我自然是在欣赏、肯定的意义上指出这一点。因为这一浪漫化情绪的内核乃是作者的理想主义。追求至境的理想主义于世界与人类的进步永远是正价值的。理想主义成为作者及其作品浪漫化情绪的有效能源。它保证了作者面对世界、人生、社会与事物时总是强烈反应的饱满激情（作品中的悲观同样是一种激情——真正的悲观是既无欢乐也无愤怒的“平静”），这种激情也恰是我们当下日渐稀少因之弥为金贵的精神元素。这也是作者所以是“激愤”的要害。浪漫化情绪在作品中坐实为愤世嫉俗、疾恶如仇、讽刺嘲笑与（几乎）“否定一切”。浪漫化情绪在“思”的意义上自然可能伤害作品意识的深刻，但从作品发生直接的艺术魅力而言却是大有裨益。
“诗性”表现之三是诗意化的语言。这一特点是与“抒情性”与“浪漫化情绪”紧密相系的。抒情产生诗性。浪漫产生诗性。他们最终又必在语言中坐实。我们不时可以读到激情抒发充盈诗意的段落，例如散文集中关于“家园”、“山村”、“土地”、“自然”的篇章或章节。《说给母亲》、《混沌》[21]等篇在语言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视为散文诗。
“诗性”表现之四目下还呈暖昧状态。这就是作者要把自己经验性的、具体的、现象的东西转化为哲理的、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亦即要表达一种被抽象的感知，又要假以形象的方式。这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具有现代主义性质的努力。遗憾的是，这种近乎成功的努力往往为叙述中作者不自觉的走神——在抽象思绪、抽象环境的叙述中突然出现了十分具体、确定的“事物”或“现象”——使这种“哲学化”的表达可能产生的普泛意义归于失败或大受影响。例如，《沉淀的思绪》[22]既是一篇出色的散文，又是此一表现的典型代表。这一作品已颇有卡夫卡散文和萨特的《恶心》某些章节的味道。他的“思”（孤独、恐惧、阻隔、灵魂、欲望等）几乎尽是哲学化的，用“形而上”的抽象环境与不确定事物（如卡夫卡的K、城堡、法庭或萨特的洛根丁）表达最为得体。然而叙述中出现了“艾略特”、“波德莱尔”、“塞林格”、“曾经与我同坐一座教室接受同一本人生讲义的同学”这些日常、具体、实在的确定性事物，使在“人”的、“哲学”的、“形而上”意义层面上发生艺术效用的内容变成了“个人”的、“现象”的、“形而下”的表达。这不仅使作品的“效用”缩减，也使作品在上述二者之间呈现一种分裂状态。这一表现同样存在于《恶心》、《家园》、《独守屋子》[23]等几篇也写得很好的散文中。我发现并指出这一点是想对这一方向与努力做积极的肯定，因为它的意义是作者在“思想类”散文领域中认识的深化、艺术具有现代意义的个性化发展与思想性晶体的沉淀。
在安黎散文集《丑陋的牙齿》做如上把握、分析之后我获得的结论是：安黎以其对尖锐冷峻现实的投入性关注，激愤的艺术姿态、“苦难”性质的文学视域，“地方性”的素材特色和诗性的成功表现，已成为当代散文天地一位值得重视、有显著成绩与鲜明个性的作家，《丑陋的牙齿》也成为应予认真评说并享有相应评价的重要作品——他的一版印数是1500册，不知这是“市场”对作者的第4本书[24]的“调侃”，还是“批评”对作品作家的“失职”，或是“阅读”对“苦难与责任”的社会性“冷漠”，抑或还有其他？倘若我评说鼓吹的“喇叭”能使读者或论者对安黎及其散文产生一定兴趣，我会为安黎及其散文感到欣慰，当然也为自己的评说产生效用而沾沾自喜！
[1]《〈痉挛〉的意义》，《小说评论》，1996年3期；《一部不该忽略的书》，《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1期。
[2]《丑陋的牙齿》，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12月。
[3]《不可亵渎的灵魂》，《新疆日报》，1998年12月15日8版。
[4]《丑陋的牙齿》，第124—128页。
[5]同[4]《精神贵族》，第10页。
[6]见《痉挛》，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2页。
[7]同[4]《逃避说话》、《逃避喧哗》、《逃避酒席》、《逃避矫饰》、《逃避厄运》、《逃避求人》，第19——44页。
[8]同[4]《滋味》、《文坛综合症》、《“淡薄”是一张画皮》，第116页、101页、95页。
[9]同[4]《做土地永恒的情人》，第131页。
[10]同[4]《仰望鲁迅》第126页。
[11]同[4]第157—161页，第177页—182页。
[12]《读安黎》，《文学报》1994年1月27日第二版。
[13]同[4]第262页。
[14]《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1993年10月，上海，第207—214页。
[15]同[4]第247—253页。
[16]我在评论伊吾的散文集《上路的日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乌鲁木齐）中《老师是上海人》一篇时做了同一性质的比较。该文见《绿洲》杂志，1999年3期。
[17]同[4]第213—220页。
[18]同[4]依次分别为第239、244、254、257、269页。
[19]同[4]第151页。
[20]同[4]第229—230页。
[21]同[4]第144—148页，191—192页。
[22]同[4]第70—74页。
[23]同[4]第75—77页，139—143页。
（此文写于十年前，曾刊发于《中国铁路文学》2002年2期，后编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专著《文学的风景》一书。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著名外国文学专家,中国黑色幽默研究学术权威。仵先生无论人品与学养，都一直为我所敬仰。我贴出此文，没有任何炫耀之意，只是想让对我的写作有点兴趣的朋友，了解我所用——安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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