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毛泽东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文韬武略――毛泽东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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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毛泽东对西藏民主改革态度一直十分慎重。八届二中全会上，他提醒大家对西藏的发展前景不要太乐观。但同时又指出，即使达赖真的跑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一样会蓬勃向上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西藏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前，西藏实行的是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西藏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制的枷锁。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西藏社会改革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应该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毛泽东对西藏问题十分关心，还亲自做团结争取西藏两位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的工作，对达赖喇嘛更是寄予厚望，他希望通过西藏上层宗教领袖的觉悟在西藏和平地推行各项民主改革。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阴谋实现“西藏独立”，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祖国的活动。　　对此，毛泽东保持着异常清醒的头脑。他深知，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汉藏民族隔阂决非一朝一夕能够消融，帝国主义的插手、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参与、西藏特有的宗教环境、与邻国的领土纠纷，都直接、间接地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西藏上层中，有相当一批人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存在很深成见，有的甚至对共产党十分敌视和仇恨。我们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和平的与非和平的。　　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策划下，利用“传昭”这一宗教活动的机会，召开了伪“人民会议”，派出所谓“人民代表”向我政府请愿。4月1日晚，他们竟然纠集部分藏军、喇嘛流氓千余人，包围我政府机关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的住所，在周围房顶上架起机枪，疯狂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制度不能改变”，企图制造流血事件，破坏《十七条协议》和民族团结，以武装叛乱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施。对此，中央驻藏党政军领导干部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4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冷静、客观而又正确地分析了西藏的形势和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指示要求：“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　　4月19日，张经武代表只身一人到布达拉宫面见达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晓以大义，迫使达赖喇嘛下令解散了伪“人民会议”，撤销了这次武装骚乱的两个幕后策划者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代理司伦（即摄政王）的职务，用和平方式圆满解决了这一政治事件，给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一个沉重打击，使西藏整个形势由动荡转为安定。　　1955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川、青、甘、滇等省藏区试行民主改革。藏区的封建农奴主包括一些寺庙喇嘛堪布，深感改革将会触动其既得利益与统治地位，因此强烈反对改革。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也借机行动，以文武两手抵制中央的改革政策。文的一手就是在拉萨以伪“人民会议”名义，搞静坐、请愿，张贴标语，轮番纠缠中央驻藏代表，以和平手段反对改革。武的一手则是在邻省挑起叛乱。1955年12月，在四川凉山地区民主改革即将展开之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唆使和策动当地部分彝、藏族奴隶主，发动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甘孜藏族自治州内相当一部分地区都卷入了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凉山地区的民主改革不得不同平息武装叛乱的斗争同步展开，实行先打后改，边打边改。　　消息传到西藏，引起喇嘛、贵族上层的震动。西藏地方政府要求组成考察团赴川西调查事情的缘由。毛泽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充满自信地发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如实介绍情况，反对分裂，讲清是非。　　实际上，在叛乱期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与康巴（指康藏高原东部、四川甘孜一带藏族地区）叛乱分子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拉萨指挥着叛乱，并以大批枪支弹药援助康巴叛乱分子。在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打击下，康巴叛乱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此后，许多叛乱头目纷纷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收留，重新予以武装，继续进行非法活动。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活动。对于要不要批准达赖、班禅出访印度，当时中央的意见不一致，有的同志担心他们去了不回来，有的同志怕他们去了被分裂主义分子拉下水。对此，毛泽东在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特意讲到西藏问题，提醒大家对西藏的发展前景不要太过乐观，要估计到最坏的可能性。同时指出，即使达赖真的跑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一样会蓬勃向上。就这样，要不要让达赖出国的争论也就有了结论。　　达赖一到印度，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就急不可待地勾结国外的敌对势力进行策反，向达赖施加压力，企图阻止达赖返回西藏，在印度成立国外“流亡政府”，促其从事分裂活动。为策应这一行动，他们在西藏昌都部分地区发动了武装叛乱，并试图在拉萨也掀起叛乱，造成达赖留印的形势，以威胁中央在“西藏永远不进行民主改革”。在这些分裂势力的引诱下，达赖的思想发生了动摇。　　当时，周恩来正好在印度访问。根据西藏的局势和达赖当时在印度的情况，他敏锐地判断出达赖正处于回国与留在国外的十字路口，觉得应该给这位年轻的宗教领袖指出一条光明之路，于是12月29日、30日和日连续3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见达赖，对他进行细心开导，同时将中央仍将采取耐心等待的方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西藏不搞民主改革的决定转告了达赖。　　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认真分析了周恩来的话，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于日回到西藏。西藏又处于暂时的平静之中。　　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错误地把党中央、毛泽东的忍让当作软弱可欺，认为中央在西藏的力量薄弱，于是组织叛乱武装加紧发难　　1957年，为贯彻关于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中央对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进行了缩编，把留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精简为1万多人。这一方针，改变了西藏处于中间状态的那部分人群对共产党的怀疑态度，对稳定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错误地把党中央、毛泽东的忍让当作软弱可欺，认为中央在西藏的力量薄弱，发难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加紧组织叛乱武装，成立叛乱指挥中心，并将这些活动辐射到全区各地。　　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策划支持下，1957年5月，从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流窜到西藏的叛乱分子聚集拉萨，成立了一个名叫“曲细岗珠”(汉语“四水六岗”的意思，泛指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藏族聚集的地区)的叛乱组织，妄图将这些地区和西藏融为一体，建立一个“大西藏共和国”。该组织成立后，就即刻募集资金，于当年7月给达赖献“金宝座”，并请求达赖出面领导这个反动组织，推迟或阻止民主改革。达赖亲自给献“金宝座”的500名“曲细岗珠”成员挂哈达、摸顶祝福以示支持。　　日，从康区窜入拉萨的武装叛匪头目和藏军、三大寺反动分子代表秘密聚会，结为同盟，将所有反动武装力量约5000人统一于“四水六岗”组织之内，正式签订了同盟书，并确定了各自承担的叛乱任务。6月，康巴叛乱头子恩珠仓?公布扎西带着外国训练的特务和电台离开拉萨，窜到山南地区。6月18日，他们打着保护宗教信仰的幌子，在山南地区的竹古塘正式宣布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简称“卫教军”)，提出“西藏独立”、“保卫宗教”、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并企图把山南建成永久性叛乱武装根据地。　　西藏的叛乱活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卖力的鼓动和支持。美国人诺曼?C?霍尔在其所著的《美国、西藏和中国》一书中披露，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在其管辖的关岛为叛乱武装训练了6名藏族特种军事工作人员。此后，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地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员”达170人，经训练的“康巴游击队员”被分批空投或自己潜回西藏，“建立有效的抵抗运动”，“反对中国人的占领”。“卫教军”一成立，即得到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物资援助。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势力的暗中支持，助长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　　日，“卫教军”打响了武装叛乱的第一枪。随后，他们在昌都、黑河、山南、林芝、江孜等地策动当地反动分子，袭击人民解放军驻地和车队，破坏交通干线，甚至长期进攻与围困我驻藏机关。解放军驻守山南泽当的守备分队和机关被围困达74天，丁青县委及驻军被围攻达90天之久。　　当时，中央从大局出发，对达赖从侧面进行劝说和争取，试图将达赖从分裂势力集团里拉出来。同时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这些努力没有得到呼应。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变本加厉，坚持维护农奴制度的反动立场，积极进行叛国阴谋活动。到1959年春，只有120万人口的西藏，叛乱武装已发展到2.3万余人，叛乱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毛泽东估计，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17条协议，把西藏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在他看来，西藏上层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只能是自取灭亡，使民主、光明的西藏早日出现　　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早就引起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56年12月，毛泽东要求西藏工委要有应付发生叛乱的准备。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也根据叛乱区域性特点，于1956年在西南地区分别成立了3个作战指挥部：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为首的指挥部，以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为首的指挥部，以驻藏的4个师和独立团，以及后来入藏的解放军联合组成了“西藏军区指挥部”。总参谋部负责协调和指挥各指挥部协同作战、空军支援及后勤保障等重大事务，由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具体分管。　　1958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伙同帝国主义分子，唆使甘肃、青海境内一部分藏族贵族、反动宗教分子和部落头人，掀起了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反对社会主义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人员达到13万余人，叛乱地域达42万平方公里。中共青海省委在6月18日给中央、军委及军区的报告说，从各方面获得的材料证明，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与西藏拉萨方面的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的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密切相连，是帝国主义和拉萨反动集团策动的。　　6月24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写下如下批语：“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10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藏工委，指出西藏地区有由局部性叛乱发展成全面性叛乱的可能，要求西藏地区党政军各部门“必须在政治和军事各方面作充分的准备，以便在局部性叛乱发展成为全面性的叛乱时，坚决平息叛乱，彻底解放西藏的劳动人民”。　　为了对付西藏可能的全局性叛乱，除驻藏部队抓紧练兵，屯积粮弹，施惠于民外，中央还决定动员内地有志青年入藏屯垦，以加强在将来平叛中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日，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并西藏工委正式下发了关于动员2000名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毛泽东在指示稿中写道：“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　　刘少奇、邓小平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黄克诚，很快就接到了毛泽东的批示，立即进行研究。根据作战涉及民族问题这一特点，中央确定了“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要求平叛部队尽量使用轻武器，少用重炮，不得毁坏寺庙。　　日，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几年来平息叛乱情况和几个待解决问题的报告。作战部的这份报告说，自1955年底开始，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西藏等地的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先后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少数民族中的上层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欺骗、诱惑、胁迫人民群众，组织武装叛乱。解放军遵照中央关于“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平叛方针，三年来积极进行了平息叛乱的斗争。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区的武装叛乱已基本平息。　　毛泽东于日给彭德怀写信，认为此件(即总参作战部的报告)很好，建议密发西藏工委、军区直至团级，使他们了解全局，明白方针政策。川、滇、甘、青平叛区域也应下发。他还在给这份报告的指示里强调指出：“这种叛乱，有极大好处，有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平叛彻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　　在毛泽东看来，西藏上层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只能是自取灭亡，使民主、光明的西藏早日出现。倘若西藏反动派发动叛乱，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若干损失，但同时也会加快民主改革步伐，能够比较彻底地摧毁西藏延续千年的反动、残酷的农奴制度，让西藏人民真正获得解放。　　“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缓改”，毛泽东为西藏平叛、民主改革定下基调　　日，叛乱分子利用达赖到西藏军区看戏之事制造事端。本来，达赖看戏是由其本人提出并经西藏地方政府同意的，但叛乱分子却公开造谣说汉人阴谋毒害达赖，蛊惑人心，并以此为借口，首先在拉萨挑起了叛乱。　　3月10日上午，叛乱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僧俗民众围住达赖喇嘛的住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演出。在罗布林卡门外，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被叛乱分子打伤，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爱国人士堪穷?索郎降措被叛乱分子当场杀害。叛乱分子还驱使部分群众上街游行示威，高喊“西藏独立万岁”等反动口号。　　当天下午，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伪“人民代表会议”，公开亮出“西藏独立”的招牌，宣称“同中央决裂”。他们还利用外国驻拉萨总领事的电台，乞求外国的支持。与之呼应，原分散在拉萨周围的叛乱分子向市区集结，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临战状态，西藏地方政府打开军械库公开发放枪支弹药。得到国外反华势力支持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全面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兼第18军军长张国华都在内地开会，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将军，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主持全面工作。谭冠三立即将这一天发生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叛乱。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事态的发展亦极为关心。　　11日，中央发出《关于上层公开暴露叛国面貌之后应采取措施》的指示，要求西藏工委和军区作好坚守防御的一切措施，随时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任何反动力量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若反动派叛国，中央将采取坚决的行动予以平定。解放军总参谋部也于这一天给军区发来指示电：“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13日，中央军委命令在青海的人民解放军第134师入藏增援。　　根据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将驻拉萨的部队、地方机关单位统一组织起来，加强了防御工事，储备粮食和弹药，准备长期坚守作战。同时，西藏军区拟定了机动作战预案，作好战斗准备。　　中央深知西藏叛乱不经达赖同意和支持是不可能的（事后证明中央的判断是准确的），即使如此，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央仍不放弃争取、挽救达赖的最后一次机会。　　达赖喇嘛此时已被叛乱分子软禁在罗布林卡，对外的联系十分困难，但谭冠三将军仍设法通过爱国人士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转交给达赖喇嘛三封信。谭冠三在信中表示体谅达赖喇嘛的处境，关心他的安全，并指出叛乱分子猖獗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他诚恳地希望达赖早日脱离叛乱集团，迷途知返。为了保证达赖脱离叛乱集团后的生命安全问题，邓小平奉命在北京民族宫选择住所以迎达赖安居，足见中央用意之诚。　　达赖喇嘛亦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三封。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在16日的信中，他还表示，已对地方政府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地指责”，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达赖喇嘛这三封亲笔信的原件曾由新华社记者拍成照片公开发表，现仍保存完好。　　后来，达赖在其《自传》中狡猾又略带得意地声称，他给谭冠三将军的信，其目的“反正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以便择机逃跑，而且他对西藏工委封锁行踪，他说他“故意不告诉他们我的住处位置，希望藉此再拖延一阵子”，并纠集其心腹，在罗布林卡的密室最后“讨论逃亡的方法，一边决定逃亡的成员”。达赖上述言行，与谭冠三将军对其挽救的一片诚意与希望相比，显得何等虚伪和狡黠。　　当时，毛泽东正在湖北武昌，西藏叛乱正式发生后，他每天都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在3月12日至15日期间，连续三次打电报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对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在政治上、军事上所应采取的措施作了具体指示。电文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如果达赖及其随从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截他们”。　　3月15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东湖石屋别墅，召来张经武、张国华谈西藏严重局势及平叛、民主改革诸问题。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谈到改革时，毛泽东说：“我们确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进行改革，是真的，但他们总是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改革的，坏事变好事。我早就说过，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他又说：“叛了也好，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缓改嘛。现在已经叛乱，就只好边平边改。总的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少数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其结果带来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比较彻底的解放。”这番话，为西藏平叛、改革定了基调。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无视中央提出的要求和警告，按预谋继续进行叛乱活动。3月17日夜间，叛国分裂分子裹胁着达赖逃离拉萨，奔向印度，走上了分裂祖国的道路。　　3月1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藏军积极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泽东的建议。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让达赖留在拉萨，他若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我们现在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政府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周恩来还指出，这次事件与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3月19日，西藏工委向中央报告达赖逃走和对当前情况处理意见。工委在报告中说，经过查实，达赖同一批上层反动分子已于17日晚上逃走。但目前留在拉萨的少数反动上层还没有正式公布达赖出走的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继续迷惑我们，在军事上加强准备。　　20日凌晨，叛乱武装向驻拉萨的我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粉碎帝国主义将西藏从中国割裂出去的阴谋，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反革命叛乱。　　同日，中央电示西藏工委暂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中央电示指出：“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　　在当地爱国僧俗群众积极协助下，只有1000余人的解放军驻拉萨部队，经过两昼夜的战斗，就彻底打垮了集结在拉萨市区的7000余名叛乱武装，并将其大部歼灭。　　拉萨平叛斗争的胜利，使西藏全区性叛乱失去了指挥中心，不仅给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以沉重打击，也给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以沉重打击。拉萨平叛首战告捷，为平息其他地区的叛乱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28日，周恩来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　　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西藏全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一举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百万农奴和奴隶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解放军在广大西藏人民的协助和配合下，展开了全面平叛作战，至1962年3月，西藏的平叛斗争全部结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出逃的达赖，毛泽东采取了宽容等待的政策。1959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放走达赖的同时，提出了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劫持者，仍然希望他脱离叛匪，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中央审慎地采取了第二种处置办法。　　毛泽东始终希望争取达赖回国。1959年4月，他在接见班禅时说：“达赖叛逃了，这种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　　然而，达赖最终还是辜负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在分裂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中央不得不在1964年12月作出了《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达赖分裂主义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淘汰。　　（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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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转发到微博四面树敌终身败名裂&彭德怀官场生存的致命弱点
黄克诚：“（彭德怀）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李德：“在军团总指挥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怀。只要他认为必须批评的，就总是直言不讳。”吴法宪：“彭德怀秉性刚直，炮筒子脾气，好训人、骂人，有话就说，憋不住。”毛泽东私下说对李锐说：“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彭德怀的人格缺陷表现为：脾气暴躁、桀骜不驯、粗鲁、争强好胜、不容异见、心胸狭隘、对人苛刻、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而城府、修养、隐忍是生存官场必备的素质则很少。本文作者舟自横，摘自其个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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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四面树敌终身败名裂&彭德怀官场生存的致命弱点" />
毛泽东是对彭德怀一生命运影响最大的人物，其人格特征与彭德怀有相似之处
彭德怀元帅是国人熟悉和钦佩的伟人。作为军事家，其在内战和抗日中的功勋累累，是世界上第一个打败美军，并使美国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签订停战协议的将军；作为政治家，其在人民遭受苦难但万马齐喑的年代，勇于起身为民请命，为此身败名裂，在此后长期的岁月里遭受政治、人格、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随着他最后一声悲愤的呐喊，在一间用报纸糊满窗口的小屋里含冤去世。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是中国人的传统，这个传统对中国古今史学也影响甚深，所谓“春秋笔法”就是由此而来。何谓尊者、贤者？当下当权者、帝王将相、权威、名人、大师、圣人、神人。何为讳？就是他们的功劳政绩可以大讲特讲甚至夸张到传奇的地步，而他们的缺点、干过的不太体面的甚至是坏事则丝毫不能提、不能讲，否则就犯了大忌，被群起而攻之。在我看来，这终究不是实事求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本文谨秉承“史家贵独断”箴言，试图用心理学方法来探讨彭德怀这位尊者、贤者的人格特征，特别是人格缺陷及对其个人悲剧结局的影响，以及个人悲剧的和当时国家悲剧的联系。
二、人格缺陷
从心理学上讲，童年经历是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人的未来具有重要影响，佛洛依德说过六岁定一生，中国民间也有三岁看到老的说法。
在《彭德怀自述》里，彭德怀这样描写他的童年：
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
正月初一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家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70年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柱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直到60年代，身陷囹圄的他还这样说：“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然而关于彭德怀的童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就是斯诺的《西行漫记》，是由彭德怀口述、斯诺记录的，大意如下：
彭德怀6岁时丧母，后来父亲续弦。继母憎嫌彭德怀。在私塾里，面对老师的责打时，他没有像一般学生那样平静的接受，而是勇于反抗，用一条板凳将老师打跑，被老师告到当地的法院。继母把彭德怀赶出了家门。父亲只好把他送到他喜欢的一个婶母家中。婶母把他转入新式学堂。他有次问一个老师，应不应该孝敬父母？这位“愤青”类老师回答说，孩子是父母在作乐时诞生到这个世界来的，年幼的彭德怀也很赞成这种看法。回到家中把这所谓“不孝顺父母”的新思想告诉了婶母。第二天，被吓坏了的婶母就不让他再去这个新式学堂了。
9岁时，他又不服从虐待他的继母和专横的祖母，他拒绝为嗜好鸦片的祖母点烟泡，并把烟具摔在地上，因此被祖母控以“不孝”而被族人判以沉塘的处罚。可能是乐于见到这个“逆子”消失，彭德怀的继母热烈赞同族里的决定，父亲也没有反对，要不是他的舅舅出面干涉，彭德怀的生命可能就此过早的结束。不过他也从此被赶出了家门。
在他被赶出门的时候，继母不仅不给他任何的生活必需品，连他身上穿的衣服都要抢走，只是在彭德怀证明这是他母亲留给他的情况下才作罢，彭德怀在只有一套避免赤身裸体的衣服的情况下出外谋生，受尽了千辛万苦。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让人大吃一惊的版本，在《西行漫记》版本里，出现了凶恶的继母。前面那个命运凄惨、低声下气去别人家讨饭的祖母，在这里成为吸食鸦片、专横的老人。而且如果说《彭德怀自述》叙说的更多是苦难的话，《西行漫记》里更多着墨的是叛逆和反抗。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或许会引起很多疑惑或争论。这里不多作讨论。其实，在我看来，这两个版本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只是回忆者当时的心理状态不同而已。彭德怀向《西行漫记》作者斯诺口述时，身份是红军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不说是春风得意，也算踌躇满志之时，在心理上幼时痛苦记忆已被自我实现的满足感代替，他的回忆更多是作为革命者的叛逆和反抗。但在书写《彭德怀自述》时，他已是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当时的心理状态唤起他的更多是痛苦的回忆和潜意识里对亲情的渴望（自述里祖母前后形象的变化和继母的消失）。而且在党内他已被认定是有反骨的魏延，再写叛逆和反抗的经历只是授人口实，徒增罪状而已。
童年的记忆对彭德怀是刻骨铭心的，童年的经验，已形成了彭德怀的一些人格特征：强烈的自尊、性格刚强、正直、不爱说违心话、爱憎分明、同情弱小、对社会不公正的极其憎恶。从道德层面上讲这些是正面的。
但人性之所以复杂，正在于它的矛盾性，表现为正面和负面性格往往是相辅相成、共生共存的，例如聪明者往往懒惰轻浮，愚钝者往往勤奋稳重。彭德怀负面性格也不例外。而且从心理学上讲，男性小时有受过虐待、缺乏家庭关爱经历的，往往是其人格缺陷形成的重要原因。彭德怀的人格缺陷表现为：脾气暴躁、桀骜不驯、粗鲁、争强好胜、不容异见、心胸狭隘、对人苛刻、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我们也可以用对比的方法加以探讨。毛泽东是对彭德怀一生命运影响最大的人物。其人格特征与彭德怀有相似之处：自尊心强，有强烈的反叛精神。但是相似之中又有不同。彭德怀和和毛泽东都和斯洛谈到过自己的童年，当彭德怀对童年往事不堪回首的时候，毛泽东则津津乐道的是他少时反抗专制父亲的喜悦。
专制的父亲养出的儿子要么懦弱无能，要么不满反抗，直至以后也讽刺性地成为专制的人，毛泽东无疑是后一种。毛泽东曾回忆说：“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便跳下去。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结果是父子互相妥协，结束了对抗。
有趣的是，毛泽东也曾在在私塾和老师发生过冲突，不过与彭德怀不同的是，毛泽东采取的是离家出走，三日才回。儿子的出走会唤起父母的爱怜，学生的出走会造成老师的责任，其结果是“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
公开反抗能导致对方的妥协或客气。其成功的快感所带来的巨大强化作用，往往促成了个体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反抗斗争。这是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生哲学形成的根源。
少年彭德怀的反抗往往是失败的。他的反抗更多是出于个性，不计后果，并且不知道妥协。而少年毛泽东的反抗更多是出于对自我利益的争取，读书更多的他更能自觉不自觉运用计谋，懂得妥协。这也决定了未来两人政治谋略的高下。
母爱对男性的人格形成也有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虽然有个专制的父亲，但是有个温柔善良的慈母，母爱使他终身难忘。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小时候常依偎在母亲怀中听妈妈讲一些东方的神话和宗教故事，这使他敏感而富于幻想。毛泽东也是如此。因而毛泽东个性中有着感情丰富、充满诗情的一面。
而彭德怀幼年丧母，继母的虐待和祖母的专横，在彭德怀人格特征形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情商不足，其形成的人格缺陷具体表现为不言苟笑，性格暴躁，孤僻，不善于与人交流。与其类似的是著名影星、扮演过007的康纳利。康纳利童年生活缺乏母爱，他曾说：“我妈妈从来没吻过我，她自始至终都只用严厉的目光注视我，在每个孩子都渴望温暖的年龄，她甚至没用双臂搂过我。”长大后的康纳利也是性格暴躁，有点孤僻，与邻居、儿子的关系都很紧张。
我们从行为心理学上也可分析彭德怀人格特征。对此，朱德的女儿朱敏有段生动的回忆：
性格不同，两人下棋的作派风格迥异。同样是吃子，朱德吃子是先用自己的棋子将对方的棋子扫开，然后把对方的棋子拣出棋盘，排成一溜，像展示战利品一样，如大河漫滩，不愠不火。而彭德怀则不同，他吃子的模样同他的脾气一样吓人，“砰”，把自己的棋子砸在对方棋子上面，然后从下面把棋子弹出来，把“俘虏”的棋子扔在一边，似提刀四顾，舍我其谁。
朱敏没有说明棋局最后的胜负结果，但单从朱德和彭德怀的棋品来看，一个有专业棋手风范，一个更像我们在街头巷尾常见的棋手模样。这让我不由想起柯云路的一篇小说，里面有段描写官场人物弹烟灰的动作，很是传神：小官是用食指或中指往烟灰缸里重重一弹，也不管烟灰是否弹到烟缸里；大点的官是用食指把烟头往烟缸里轻轻一点，烟灰尽量不洒到烟缸以外；而高官则是把烟头靠着烟缸边缘慢慢地、慢慢地移动，直至香烟上烟灰抹完。
城府、修养、隐忍是生存官场必备的素质，而这些彭德怀具备的很少。夺取天下身居高位后还保留常人之情，为特殊体制下政治人物的大忌。这一段彭德怀和朱德怀迥异的下棋风格描写，也寓示着两人迥异的人生结局。
关于彭德怀的人格特征，他的同事甚至敌人都有描述：
黄克诚：“（彭德怀）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
李德：“在军团总指挥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怀。他自从1928年带着他的部队参加红军以来，一直支持毛，把毛看作是革命军队的当然领导人。但这并不是说，事事他都同意。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样都很积极，只要他认为必须批评的，就总是直言不讳。他爽直，严厉，既反对损失耗大的阵地战，也反对分散的游击行动。”
吴法宪：“当时我对彭德怀的印象是不太好的……时间一长，慢慢的我的看法就有了一些改变。我认为，彭德怀秉性刚直，炮筒子脾气，好训人、骂人，有话就说，憋不住。但真正办起事情来，对部下还是很关心的。”
七大时彭德怀为百团大战作完检讨，毛泽东私下说对李锐说：“他承任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他是心悦诚服的……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
著名网络作家萨苏最近搜集到的日本情报机关对彭德怀的评价：“他是以善战著称的名将，但是看起来却很象是一个普通农民。他经常随意地走到士兵中间去，和他们谈日常生活的话题，拍他们的肩膀，恰似士兵们的一个老叔父。士兵们和他在一起，没有恭敬的感觉，也没有畏惧的感觉，相互之间所有的，是一种类似家族之中的亲密感情。”（很少有关于彭德怀和普通人关系的详细描述，这段珍贵史料正好反映彭德怀傲上而怜下的矛盾性格。）
以上探讨了彭德怀的人格特征，特别是人格缺陷，其中有其天生的个性原因，但主要还是后天人生经历所致。但是，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古今中外的伟人中，有人格缺陷的比比皆是。人格缺陷并未影响彭德怀的军事才华，相反，其人格中具有古今中外杰出军人都具有的勇猛顽强、坚韧不拔的特征，这使他能成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现有歌颂彭德怀的文章已经很多，用文章开头的话来说，功劳政绩已大讲特讲甚至到传奇的地步，这不是本文的重点。个性决定人生，或者说性格决定命运。以下仅探讨彭德怀的人格缺陷对其悲剧人生的影响。
三、四面树敌
文革过后，随着彭德怀元帅的平反，人民一方面赞扬彭德怀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的勇气，另一方面对彭德怀的悲剧结局给予极大的同情。本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下，彭德怀个人的悲剧结局从他给毛泽东上万言书时开始，就几乎已被注定。但是本文探讨的绝不仅是结果本身，彭德怀人生悲剧包含更多的含义：
1、彭德怀是因为“大跃进”、“浮夸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害才上万言书的。这些的危害其实党内大多数领导人心里是清楚的，万言书的内容很多领导人都有同感，但是偏偏彭德怀的动机从开始就被认定不是为民请命，而是在造反。
2、建国以后，毛泽东的态度能决定中国每个人的生死。毛整过很多人，但是对比毛泽东整倒只在党政中有影响的刘少奇、与彭德怀一样手握军权的林彪大费周章比，毛整倒彭德怀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而且绝大部分领导对彭德怀有墙倒众人推之势，落井下石有之，大声附和有之，见死不救有之，真正同情的人极少。
3、邓小平说过：“谁不听他（毛泽东）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彭德怀被打倒后，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彭德怀的正确，甚至连毛都主动向彭德怀说，真理可能在他那边。但事实越是证明彭德怀的正确，对他的批判就越要上纲，直至把他搞到万劫不复。
4、彭德怀因为犯颜直谏而在身后获得巨大荣誉，留下光辉形象。但是在当时，他的建议对错误政策不仅没有带来当时的改变，相反错误更加变本加厉。以致彭德怀的光辉更多仅属于他本人，对当时的党和国家并无实质的建设性贡献，而使得他的个人悲剧成为党和国家的悲剧。
以上所述的几点其实也有很多文章探讨过，并有各种各样的结论。但除开大环境，彭德怀的人格特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这是接下来本节要讨论的内容。
从平江起义直到庐山会议，彭德怀从中共高级将领、军事上第二号人物，直到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一直未远离中共军事核心。彭德怀的领导作风我们没有亲见，倒是电视剧《亮剑》从侧面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观察机会。
谁都知道剧中的总部首长就是时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剧中彭德怀不是主角，也没“实名制”，所以对他的描写没有那么顾及“主旋律”。由于他每次基本是在李云龙这个惹祸精捅篓子时才出现，所以暴跳如雷是剧中经常出现的画面。
无论是左权（没牺牲将来至少是大将）、未来同列元帅的刘伯承都是军事素养极高之人，刘伯承更被称为是当代孙武。而且刘伯承在红军时期职务与彭德怀不相上下，在军中的威望甚高。但在剧中他们在彭德怀跟前不说是唯唯诺诺，至少也是高压下的小心翼翼。
而李云龙的上司是极富传奇色彩的陈赓。陈赓性格幽默，谁的玩笑都敢开，在毛泽东开大会讲话时，他敢大摇大摆走上主席台毫不客气喝掉毛泽东杯里的水，然后施施然走回座位，但是在彭面前就像老鼠碰到猫。陈赓大将在国民党内最怕廖仲恺，在共产党内最怕彭德怀，这是党内众所周知的趣闻。但连陈赓这样职位、这样性格的人在彭德怀面前都如此，其他人对彭德怀的敬而远之就可想而知了。
剧中李云龙击败山崎大队一役，就是历史上的关家垴战役。不过剧中没有描述的是，其实在战役初期出现重大伤亡后，左权、刘伯承包括邓小平都是反对继续打下去的。极少发火的刘伯承甚至和彭德怀发生了争吵。但彭德怀不听，甚至以不取胜就撤销129师番号、杀头不论大小来威胁。气得刘伯承眼泪都出来了，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此役虽然最终取得胜利，并结束了日军一个大队在没保护的情况下，就敢深入华北根据地招摇过市的历史，但是部队伤亡惨重。许多连队打到了只剩不足三分之一，红军时期的连、排战斗骨干也损失过半。
彭德怀在此役的对错很难评价。本来，古今为将者带兵都讲究纪律严明、令行禁止、赏罚分明。但人之处世，待人接物，在于个度；领导作风，在于分寸。否则过头就会变成说一不二、专横跋扈、对人苛刻了。
中共的武装力量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共虽然一直保持着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在中国传统思想大背景下，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各个山头的性质虽然绝不像国民党内部那样军阀林立，但也有在资历和渊源前提下的各自默认的势力范围。中共军队中大的山头基本上是红军时期的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后留守南方的部队和陕北红军，抗战中的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解放战争中的四个野战军。彭德怀由于职务的变动，在历史上基本与各个山头的领导人都共过事。在这个过程中，其军事才华使他赢得了很大声望，但除少数山头外，彭德怀与其它的山头几乎都结下了怨。这些历史恩怨的形成虽然很复杂，程度有深有浅，但彭人格上的缺陷是主要原因之一，这给他将来的人生悲剧带来重大影响。
彭德怀本来与林彪都同属红一方面军这个大的山头，红军时期曾分别任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军团长，两军团在作战中合作很多。彭德怀和林彪并无直接矛盾，倒是在此期间彭和林彪的两员爱将罗瑞卿、刘亚楼结下矛盾。
在长征后期，毛泽东派罗瑞卿、刘亚楼到彭的红三军团二纵担任领导职务。由于林彪红一军团在军政训练、纪律作风等正规化方面一直强于红三军团，两人不免将以前的管理方式带入二纵，这引起了二纵官兵的不满。彭德怀得知后认为这是对自己地位的挑战，产生猜忌。加上有人反映罗瑞卿在长征途中枪杀过一些红三军团实在走不动、有可能落入国民党的战士，使彭德怀借机痛骂了罗瑞卿一顿，还告倒毛泽东那里。从此彭与罗、刘两人结怨。
四、身败名裂
自古以来，开国之君和开国功臣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历史上大多数开国功臣的悲惨下场，是人们谈论很多的话题。包括很多开国功臣自己，几乎都以鸟尽弓藏来作为结论。鸟尽弓藏这一成语最早出自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然后又出现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不同的是前者是范蠡对另一功臣文种的忠告，后者是韩信临死之前的醒悟。
现在很多人也同样以鸟尽弓藏来解释彭德怀元帅的悲惨结局。不过，在我看来这未免太过简单。因为在很多方面，毛泽东不同于以往的开国之君，彭德怀也不同于以往的开国功臣。不同的原因来自中共革命和中国以往的农民起义有着很大区别。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农民们在活不下去后的揭竿而起，无论打着什么口号，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改朝换代。而源自共产主义理论的中共革命，具有更严密的理论和更崇高的理想，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中共的精英分子都是出于纯粹的共产主义信仰加入的，虽然中共内部也有很多人怀着和以往农民起义者同样的动机，但中共独有的思想教育使得这些加入者有着比农民起义者更高的革命素质，所以其组织有较强的严密性，成员有较强的党性和纪律性。即使以后的革命结果和加入者当初的理想有很大的差异，但其中的很多人终生对这个信仰是坚信不疑的，彭德怀就是其中之一。
在革命战争时期，有人格缺陷的彭德怀之所以一直未远离中共军事核心，固然是因为无论谁当权，都需要他的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彭德怀长期是毛领导地位忠实的维护者和军事战略得力的执行者。但是要指出的是，这个忠诚虽然有少数中国传统忠君思想的成分，但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很大程度上不属于愚忠一类，更多是基于共产党人所必须遵守的组织原则和对真理的坚持，只是真理更多时候站在毛的一边而已。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彭德怀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郑重地说：“我敢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只有毛泽东一人。”然而，正是由于他不是愚忠，所以很多时候彭德怀会和毛泽东发生争执，甚至骂娘。这也是彭德怀与历史上其他开国功臣根本区别。
彭德怀与一般中共高级将领不同，他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范围，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有着政治家的眼光。例如，彭德怀提出，抗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民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反对封建迷信，灌输科学精神。这些在今天我们看来都有点诧异的观念，说明彭德怀是个有独立思想的政治家。
很多人评价彭德怀和邓发、项英三人是党内最为艰苦朴素，有清教徒气质的领导人，即使党内有人责难他的艰苦朴素是“禁欲主义观念”。解放后，党内很多领导干部一进城就迫不及待地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而且还适应的很快。彭德怀的不同在于，当一些农民出生的官员已经忘记了原初的农民情感时，他仍然记忆着童年苦难，还保持着对社会不公正的极其憎恶。
月间，彭从西北到北京，发现干部的办公室里一般都摆着沙发，铺着地毯，还有茶几、花盆、盆景、鱼缸等等，就对周恩来说：“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条件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恐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尽管彭德怀在主持军委工作后，人格缺陷引发的后果比以前还要严重，但他当初参加革命时的信仰却一直没有改变，他坚信革命就是为了劳动人民，对革命者的享受看不惯。
所以在彭德怀亲眼目睹到“大跃进”、“浮夸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时，作为有独立思维、坚持信仰的政治家，犯言直谏就成为彭德怀理所应当的选择，虽然最后结局是他开始所没想到的，但最终还是被动地成为他信仰的殉道者。
在谈论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前，我们有必要说明毛泽东和以往中国统治者的区别。如今说毛泽东是伟大领袖者有之，说他是千古一帝者有之，或许要等到未来才能对他有更为公正的评价。但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也难免逃脱中国历史的怪圈，那就是中国历史上以反对专制为目的革命者，往往要通过专制的手段来推翻专制，而后自己也成为一个专制者。毛泽东同样如此。革命时期，他的远见卓识在遭到书生造反性质的中共创始者、以钦差大臣自居的留苏派以及党内的竞争者打击后，他一步步运用他高超的政治谋略突出重围，把中共革命的领导权牢牢的抓在手中，最后取得胜利。
建国后，在中国百废待兴时，毛泽东的眼光却早已放到世界。国内革命的成功，以及对苏联长期笼罩在中共和他个人身上的阴影的不满，已激起他在斯大林去世后争做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共主的雄心。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成吉思汗，他们的功业在毛泽东的豪情万丈里已不在话下，他要完成他个人至今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的丰功伟业。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结合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对权力异常敏感的毛泽东绝不能容忍生前大权旁落，死后落得和斯大林一样的下场。所以“中国赫鲁晓夫”的梦魇一直伴随着毛的后半生。为此，他不惜一次次发起大大小小的运动，以铲除党内他所认为的对他权力和威望有威胁的对手。
不明白以上这些，我们就不能理解建国后毛泽东在内政和外交的很多所作所为。
早在1945年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已通过延安整风把以前党内对手全部清算的毛泽东，为了树立自己在军内的绝对权威，授意康生等人对彭德怀进行了为期43天的批斗。彭德怀参加革命以来的历史和百团大战等功绩，几乎被全盘否定，人格也受到了污辱。他的艰苦朴素被指责为“虚伪”。他的原名“彭得华”，也被说成“得中华”，即意欲与毛泽东一争高低。事实上所有对彭德怀的批斗，就是因为毛泽东不能忍受在军队内有彭德怀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且声望卓著的统帅人物。
这次的批斗，最后虽然以彭德怀的违心检查收尾，但毛泽东清楚的知道彭德怀是口服心不服的。如果说当初他放过了彭德怀，是因为在即将开始的内战中还需要彭德怀，但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就没有任何顾忌了。
彭德怀的悲剧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悲剧之一，以致后来很多人善良地假设如果怎样怎样这个悲剧就可避免，例如薄一波后来说：“人们或许可以这样想，假如毛主席当时接受彭德怀同志信中的意见，或者对彭德怀同志的信‘参考’、‘参考’就算了；假如彭德怀同志不写这封信，不犯颜直谏，而是缄默不语，情况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很可能不会这样曲折，彭德怀本人的命运也自会安然无恙。”
其实这样的假设没有任何意义。此时的毛泽东已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而且刘少奇、贺龙、林彪包括罗瑞卿庐山上都是顺着毛的，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彭德怀没上万言书，以毛一直对他的猜忌，他后来的悲剧结局也已被注定，只是时间上提前而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悲剧结局的提前，除了彭德怀所上的万言书，还有彭德怀人格缺陷上的原因。
伏尔泰说过：“造就政治家的，决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性格”。一个政治建议的成功，除了其正确性，表达的方式方法和政治同盟的争取都是关键。但彭德怀的桀骜不驯、与各个山头历史上的矛盾，使得这些都失去可能性。
1959年，当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万言书时，毛泽东挑剔彭德怀的不完全是里面的内容，而是出来的时间。毛泽东自认为他从1958年11月开始纠“左”以来，全国的经济工作已经逐步走上了正轨，此时彭德怀上书，明显动机不纯。而彭德怀认为万言书本来只是写给毛泽东个人的，而且他的建议没有错，毛却不打招呼公开让大会讨论，这使他心里十分不满。
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还没真正意识到，彭德怀虽然还是以前的彭德怀，此时毛还没有像文革时那么受到狂热的崇拜，但毛泽东已不是以前他可以骂娘的毛泽东了。以下是庐山会议上的几段描写：
7月27日的大会上，毛泽东：“……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彭德怀就“嚯”地站起来，说：“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下去……
7月30日，毛泽东让聂荣臻、叶剑英去做彭德怀的工作，让他认错。就是在这次，叶剑英含泪说了“主席健在，你就这样。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老战友们对他的疑惧可见一斑。
7月31日，本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散会后，因为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最先离开会场。毛泽东和其他人走出门口时，彭德怀就已经走远了。开会的礼堂是在山坡上。毛泽东下坡时，他在前面走，后面跟了一些中共高层人物。就在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头朝山坡上走来，估计是拉下什么了，回来取，和毛泽东走了个对面。毛泽东停下来，挺和气地和彭德怀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的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把手一甩，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毛泽东望着走去的彭德怀，态度仍然很客气：“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彭德怀还是那句话：“没什么好谈的！”甩手而去。
毛泽东身边围着的是一些中共党政军的最高层人物。或许当时彭德怀觉得心里委屈，认为毛泽东此举不过是故作姿态，但不得不说，他的举动激起了众怒。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向毛泽东表示忠诚的机会，也是打到彭德怀最好时机。
据毛泽东贴身侍卫李银桥回忆：七月三十一日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如果说因为当时局势，或许还出于感情考虑，毛泽东还暂时还不想动彭德怀的话，彭德怀的公开对抗和中共高层多数人的态度，使得毛泽东最终下定解决彭德怀的决心。而只要毛泽东下决心要得罪那个人，就会得罪到底。于是毛泽东决定接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两个会议的合称），彻底把彭德怀打到。随着毛泽东的态度逐渐明朗，墙倒众人推的戏码就开始了。
刘少奇和当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是当时毛泽东退居二线时，在一线负责党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不是没有发现到这些政策的危害，但在此时，作为内定的接班人如果不表示比别人更忠诚，是说不过去的，用他的夫人王光美的话来说：“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少奇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所以他是党政系统中批彭德怀最积极的，在庐山会议上他拍过桌子、要和彭“算总帐”。
但刘少奇还有个没挑明的动机，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给他挑明了：“我６６岁，你６１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对付你，很多同志对此有顾虑。”这句话很明显，威望和在军中的影响力都不如毛泽东的刘少奇，继任后彭德怀只会更不把他放在眼里。汉景帝要扳倒曾拯救过西汉王朝的功臣周亚夫，理由只有一个：“此怏怏者（怏怏：形容不满意的神情），非少主臣也！”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眼里，彭德怀就是那个怏怏者。
在庐山会议上最后被打倒的除了彭德怀以外，其它的还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邓华、洪学智等。但是在军队里，除了与他渊源很深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这些都是非军界出身的，支持他都只是出于良知。甚至一向耿直的黄克诚也是如此，按周恩来的说法是自投罗网。而且周小舟、李锐、田家英都先后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包括周惠，算起来都是毛的人。至于军队里的邓华、洪学智等被打倒，更多是因为彭德怀有条罪名是组织“军事俱乐部”，是俱乐部当然要有成员，而邓华、洪学智刚好在朝鲜战争时是彭德怀的副手，所以才被牵连。
在军队里，批彭德怀最积极的是罗瑞卿、贺龙、林彪等人。罗瑞卿是彭德怀的老对头，和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一样，这次批彭也是不遗余力，除了说彭德怀是伪君子等，更抓住彭德怀说过毛泽东的某些做法和斯大林晚年一样，上纲上线指责彭德怀把毛泽东和晚年的斯大林相比。这在当时是非常犯忌讳的，致使批斗会一下升温。
6月30日彭德怀与贺龙、张闻天同车往庐山开会时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了，早就造反，出现红军了。”而贺龙在开会时把这话都揭发了出来：“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句话在当时的后果，贺龙不可能不知道，可谓是落井下石。这也是后来毛讲话中提到关于“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由来。与之对比的是，李锐也曾在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旁边时说过类似的话，但张霖之却没有告发他。此外，贺龙还把彭德怀牵进之前的高饶事件。
至于林彪，他是后来才被毛泽东接到庐山。毛泽东之所以接林彪过来，一是要林彪消除彭德怀在军队的影响，二是彭倒后肯定要人接替，要林彪过来就是考验他的表现。蛰伏已久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意图当然心领神会。林彪其实也是反对“大跃进”的，他甚至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但是为了权力，在会上他当然不会发泄私怨，正因如此，精通政治的他发言更能“一语中的”，更有杀伤力。
总之，绝对多数与会者落井下石者有之，随声附和者有之，大表忠心者有之，见死不救有之，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从庐山会议到以后的文革，在中共各个党内军内的斗争中，所谓揭发的问题大多是牵强附会，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领袖或上面将某人划为“反党集团”，别人就必须群起而攻之，只有揭发批判得越狠，才越能表现出对党和毛泽东的忠诚。如果在揭发批判中能一泄以往结下的私怨或获取政治利益就更乐此不疲了。人性的卑劣在此表现的一览无遗。
那些曾经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威风八面的铮铮铁汉，在建国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大都表现不堪，让人不由感概。除了对领袖的愚忠，只能说当他们也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后，对权力和私欲的追求已与当初他们要革命的对象无异。
直到8月16日，庐山会议才正式结束，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着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彭德怀被撤销国防部长等职务。而倒彭有功的林彪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罗瑞卿接替黄克诚原来的职务。
巧合的是，通过倒彭而得利的罗瑞卿、贺龙、刘少奇、林彪都先后被打倒，下场大都很惨。后三人不用说了，这里说说罗瑞卿：
罗瑞卿取代黄克诚后，还同时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权倾一时。罗瑞卿工作作风也是飞扬跋扈，得罪不少人。罗瑞卿最后被突然打倒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因为罗攀上了别的高枝（有的说是毛泽东，有的说是刘少奇），冷落了林彪的原因。有的说是是因为罗想靠拢刘少奇而引起毛泽东的猜忌，不过官方最后还是把这笔算到林彪身上。这个真相还有待证明。不过一般的看法是，罗瑞卿工作中还得罪了叶剑英和聂荣臻两位老帅，两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出了手。被打倒后，满怀委屈的罗瑞卿自杀却没死成，两腿摔断。却又增加了一条以死与党对抗的罪名。不仅没被及时治疗，反被放进箩筐，抬到台上批斗，其状甚惨。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解禁后的罗瑞卿住进301医院治腿，当得知走廊另一端，一间糊满报纸的房间住的是彭德怀时，他有些伤感地对女儿说：“不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的，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和他比？”不由让人感叹。不过，毕竟同是天下沦落人，他又不由自主关心起彭德怀的病情。经过了荒诞岁月的磨难，个人之间的恩怨已经淡漠，他不仅有和彭德怀和解之意，而且在此期间，他开始反思过去个人崇拜给国家和他个人带来的灾难。所以文革结束，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后，他为拨乱反正做了一些事情。1978年，罗瑞卿在德国治腿病时突然去世，死后倍极哀荣。
文革期间，身在权力斗争游戏中的人几乎都不能幸免。历经宦海沉浮的吴法宪后来感叹说：“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来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人，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真是善哉斯言。
本来，庐山会议召开的目的是反“左”，而彭德怀本意也是反“左”，但结果却被大会批成“右”。不但没有达到纠“左”目的，反而后来“左倾”狂热如火上加油，又掀起“特大跃进”，愈益炽烈。随后中国马上发生了名为天灾、实为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在这场灾害中饿死的人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以估量的灾难。1960年夏，李先念到信阳光山县视察，小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无法开动，李先念禁不住泪流满面，当年西路军战死17000多人，他都没有流泪，实在是因为眼前的情景闻所未闻，惨绝人寰！
其实早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就想过：“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9月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认罪受到毛的欢迎后，彭在接完电话后在座位上长久沉默不语，后来缓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也许彭同时意识到，他的低头也会将加剧党和国家的危机。认罪不认罪都将可能造成恶果。这是彭德怀的最大痛苦。
一位有清教徒气质的殉道者，同时又是一个有着严重人格缺陷的领导人，这些都矛盾地体现在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的人生悲剧不只是其个人的结局，而是当他为信仰殉道时，他的同事却认定他是信仰的背叛者，而且他的殉道没有给现状有任何改变，相反变本加厉，使得他个人的悲剧成为党和国家的悲剧。这才是彭德怀人生最大的悲剧。
在1962年，事实已证明彭德怀意见是正确的。刘少奇也在会上承认“信中所说的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但他强调：“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当时，刘少奇是这么说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理由有四：一，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二，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阴谋篡党，背着党中央搞派别活动；四，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向党进攻。而这时坐在身边的毛泽东插话定了调子：“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是搞颠覆的。”据后来彭德怀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彭看到这个决议之后，放声大哭，手脚冰凉。毛泽东在1962年8月视察武汉时，又对陶铸等干部说：“彭德怀这个人我比较清楚，那是不能给他平反的，这是个铁案。”
所以，事实越是证明彭的正确，对他的批判就越要上纲。就像《三国演义》里，袁绍官渡之战大败而归，狱吏向当初因劝阻袁绍出兵而被打入囚牢谋士田丰报喜，认为他很快就能出狱，但深谙最高领导人的心理田丰知道：“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矜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袁绍果然很快将田丰杀死。彭德怀应当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但他看得肯定不像毛泽东那样读得细，所以没有记住田丰的话，他以为既然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就可以获得平反，以至于1962年初还上“八万言书”要求翻案，结果是贺龙受命组成彭德怀专案组，案审查委员会给彭德怀定的调子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代理人和篡党篡军的头子。
在彭德怀受审查期间，1965年9月，毛泽东让彭德怀到中南海，请彭出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说真理也许在你的一边，还对彭说了诸如将来打仗还可以戴罪立功等话语，当时让彭德怀倍感安慰，还以为自己的“八万言书”起了作用。文革后，这件事出于某种目的也一再被宣传。然而后来彭德怀在三线所受到的冷遇证明这都是空话。彭德怀去了西南后，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不仅拒绝和他见面，同时西南局还规定，有关军工生产的工厂彭德怀一律不得参观、介入、考察，出行必须有一名局长“陪同”。正如杨尚昆指出的那样：“所谓的看护彭总的生活，其实是监视他的起居。”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把彭德怀放到三线，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由于毛泽东正在为第二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布局，和刘少奇摊牌。而此前刘少奇对彭德怀说过，如果以后要打仗再请彭德怀回来，这引起毛的猜忌，所以要把彭德怀调到离北京很远的三线。彭德怀到了三线遭受冷遇后，刘少奇的亲信彭真（刘最早的政治势力是抗战时期的北方局，彭真为亲信之一）还专门以邓小平的名义给李井泉打招呼，要他不要为难彭德怀，李井泉对彭的态度才有所和缓。另一种说法是，由于1965年，美国出兵南越，中央发出一切为了战备的指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习仲勋、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北京，要找一个可靠的地方把他们看管起来。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但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如毛所说有承认错误之意。
自从成立专案组后，除了短暂的一年左右三线生活，彭德怀便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他去世为止，在长达12年的岁月里里，彭德怀受尽政治、人格、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其惨状实在让人不忍细述。被文革期间，这位年近70的老人有时一天连续挨打七次，有次被一人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彭德怀肋骨被当即打断了两根，昏迷过去。一些女孩子吓得用手蒙住眼睛，当场哭泣。
日15时35分，彭德怀含冤去世，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时年76岁。
小时候，每当我撒了饭，父亲和家中的老人在指责我浪费的同时，就感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是如何如何食不果腹，然后一次次细述当时的惨状。同样，从小彭德怀就是我钦佩的中国军人，长大以后才知道彭德怀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联系。写本文时，有时感觉犹如骂自己的长辈。但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想探讨处于特殊年代的彭德怀人格缺陷对个人悲剧的影响，以及他的人生悲剧和那时国家悲剧的联系。希望以后在中国，即使个人的人格缺陷导致个人的悲剧，这个悲剧也不是因说了真话而致，且个人的悲剧与国家的命运无关。这样，中国才不会再有国家的悲剧。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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