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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将77周年忌日】南京：一座旧都的光荣与梦想收藏
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日语：南京虐杀事件、南京大虐杀）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日军暴行的高潮从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日，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因有每年的12月13日，星期六是纪念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保卫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展开全面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同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淞沪会战。战役初期，日军于上海久攻不下，但日军进行战役侧翼机动，11月5日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形势，战局急转直下；11月8日蒋中正下令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淞沪会战结束后，中国军队向南京方向溃退，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多处军事要塞无人防守，军队几乎全部撤退到南京外围。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由南京大屠杀于从上海的撤退组织的极其混乱，中国军队在上海至南京沿途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中国将领唐生智力主死守南京，主动请缨指挥南京保卫战，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从1937年8月到11月，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上海派遣军已经进行了近三个月惨烈而胶着的战争。战事在日本第10军从杭州湾登陆之后急转直下，侧后被袭的中国守军全线撤退。在日军的迅猛追击下，中国军队的撤退变成了无比混乱的溃逃。中国统帅部此时深感事态严重，在17日和18日三次开会讨论南京防御的问题。会议上多数将领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而南京在军事上无法防御，建议仅仅作象征性的抵抗，只有唐生智以南京是国家首都、孙中山陵寝所在，以及国际观瞻和掩护部队后撤等理由，主张固守南京。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期望保卫首都的作战对德国的外交调停有利，并且以为能够等到苏联的军事介入。出于内政和外交上的考虑，蒋介石最终采纳了唐生智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南京1至2个月，于11月26日任命唐（阶级上将）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负责南京保卫战。副司令长则为罗卓英及刘兴。南京保卫战示意图根据坚守南京的决策，中国统帅部在12月初日军接近南京城之前共调集了约13个师又15个团共10万余人（一说约15万人）的部队保卫南京。这些部队中有很多单位刚刚经历了在上海的苦战和之后的大溃退，人员严重缺编且士气相当低落，而新补充的数万士兵大多没有完南京大屠杀成训练。唐生智多次公开表示誓与南京城共存亡，对蒋介石则承诺没有命令决不撤退。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态度。他下令各部队把控制的船只交给司令部，又将下关至浦口的两艘渡轮撤往武汉，还命令第36师封锁从南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隐患。11月20日，中国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政府机关、学校纷纷迁往内地，很多市民也逃离了南京。在6月有101.5万城乡居民的南京市，到了12月初的常住人口据估计还有46.8万至56.8万人，这还不包括军人和从前方逃亡到南京的难民。 22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西方侨民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提出在南京城的西北部设立一个给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区。29日，南京市市长宣布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为安全区提供粮食、资金和警察。唐生智还承诺将部队撤出安全区。12月5日，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本政府模棱两可的回复，随即开始了安全区的工作。日军进攻南京12月8日，日军全面占领了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开始向外廓阵地进攻。11日晚，蒋介石通过顾祝同电告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12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突入中华门但未能深入，其余城垣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负责防守中华门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擅自带部分部队向下关逃跑，虽被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阻返回，但已经造成城内混乱。下午，唐生智仓促召集师以上将领布置撤退。按照撤退部署，除第36师掩护司令部和直属部队从下关渡江以外，其他部队都要从正面突围，但唐生智担心属于中央军嫡系在突围中损失太大，又口头命令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这个前后矛盾的命令使中国军队的撤退更加混乱。会议结束后，只有属于粤系的第66军和第83军在军长叶肇和邓龙光带领下向正面突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成功突破日军包围，第159师代师长罗策群战死。其他部队长官大多数没有向下完整地传达撤退部署，就各自抛下部队前往江边乘事先控制的船只逃离。这些部队听说长官退往下关，以为江边已经做好了撤退准备，于是放弃阵地涌向下关一带。负责封日军进攻南京中华门锁挹江门的第36师没有接到允许部队撤退的命令，和从城内退往下关的部队发生冲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12日晚，唐生智与司令部成员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轮从下关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后第74军一部约5000人以及第36师也从煤炭港乘船过江，第88师一部和第156师在下关乘自己控制的木船过江。逃到下关的中国守军已经失去建制，成为混乱的散兵，其中有些人自己扎筏过江，很多人淹死、或是被赶到的日军射杀在江中。大部分未能过江或者突围的中国士兵流散在南京街头，不少人放弃武器，换上便装躲入南京安全区。13日晨帝国主义者攻入南京城。发生过程
日，日军占领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 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被杀害的群众
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抗战胜利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参战部队参与大屠杀的中支派遣军主要由上海派遣军第10军构成。中支那方面军- 司令官：陆军大将 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朝香宫鸠彦王第3师团先遣队 - 连队长：陆军大佐鹰森孝第9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吉住良辅第1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中岛今朝吾山田支队（第13师团的一部分） - 歩兵第103旅团长：陆军少将山田栴二第10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柳川平助第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谷寿夫第18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牛岛贞雄第114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末松茂治国崎支队（第5师团歩兵第9旅团） - 支队长：陆军少将 国崎登大规模集体屠杀进城兵力约50000人，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仅有17人的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南京大屠杀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大规糢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12月15日（日军占领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当场遇难。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夜，解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3万余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200人。12月16日（日军占领第4天）：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5000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日军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12月17日（日军占领第5天）：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射杀。12月18日（日军占领的第6天）夜，下关草鞋峡。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杀人竞赛1937年杀人竞赛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有些妇女被日军强奸了好几次，往往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除此之外，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20,000宗。文化掠夺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遇难人数计算算法一：日设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或投入长江、或以其它方式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而日本战犯太田寿男的供词中清楚记述：日军在进行凶残的大屠杀的同时，为了掩盖其罪行，采用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等办法，迫不及待地对横陈城郊的遇难者尸体毁尸灭迹，被处理的尸体总数达15万多具……，将这两个数字相加，所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5万；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攻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也记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算法二：日成立的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根据该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算法三：根据埋尸记录：慈善团体埋尸18.5万，日军埋尸、毁尸15万，伪政府和个人埋尸4万。将这三方面的数字相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7万。历史记录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日的上海《大公报》第二版，标题是《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 惨死同胞约三十万》，原文如下：（1）山本部队集体屠杀二百人；（2）大野部队任意屠杀三人。（3）中岛部队集体屠杀二十六万三千八百三十三人，任意屠杀三百六十六人，暗杀一百八十九人，伤害二十人，强奸五人，拒奸致死八人，抢劫勒索三二人，烧死一百七十八人，强制服役三人。（4）常谷川部队集体屠杀一千六百人，任意杀害二人，勒索二人，烧死二人。（5）支那派遣军任意杀害三人，勒索二人，烧死二人。（6）西部部队杀害四人，伤害二人，勒索一人，烧死三人。（7）畑中部队集体屠杀五百人，暗杀一人，烧死二人。（8）特务机关任意屠杀三人，暗杀一人，烧死二人。（9）特务机关任意屠杀三人，暗杀一人，烧死一人。（10）金条部队任意屠杀二人，烧死一人。（11）日空军炸死六人。（12）日海军任意屠杀十人，暗杀二人，烧死一人，轰炸死五人。（13）横口部队任意屠杀一人。（14）登一六二九部队毙死二人，强制服役一人。（15）箕浦部队集体屠杀三十八人，伤害一人。（16）山田部队任意屠杀二人。（17）后藤部队酷刑二人，火毁一人。（18）一六二五部队任意屠杀一人，暗杀一人，烧死二人。（19）多摩部队有以俘虏作实验材料罪证。（20）大熊部队任意杀害三人。（21）冢部部队烧死一人。（22）石岗（缺）。[合计]集体屠杀29万4921人，任意屠杀403人，暗杀203人，酷刑42人。虏役41人，强奸14人，轮奸5人，强奸致死8人，强盗30人，勒索5人，烧死196人，轰炸死14人，强征服役8人，共29万5890人。敌商敌儒之各种罪行尚不在内。调查委员会并分函各社团扩大宣传，再鼓励人民赶快举发。 日方辩解“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一切都是正常的战争伤亡。”这是多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辩解之词。责任认定34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1、日军在大屠杀期间普遍地杀人和强奸。随军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国兵。”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南京20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78和89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山时，已分别杀至105和106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150人为止。这两位“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宝刀”砍死中国人300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田中、向井、野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变得想杀人，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冢越说，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106个中国人。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最近在美出版颇引起读者重视的库克夫妇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团长之尊，在南京当众以中国俘虏试刀，砍下战俘两人的头颅，其怂恿部下之任意屠杀我无辜百姓当可想见一斑。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再经三个月的训练始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最后一个训练节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奸淫并未因“南京大屠杀”使举世震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2、残暴为日本军事训练之核心。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阶级制度造成无条件的服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发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天皇本人。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大和民族”的自负感。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中国人普遍轻视。30年代，日本以纳粹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正如宫崎县的一位士兵记录所说：“杀一个支那人，在我们就如杀一只猫或狗一样”；梅奇牧师所说：“日军像猎取兔子一样在街上射杀中国平民”；郭岐营长所说：“敌人视我同胞之生命简直不如一虫蚁了！” 复次，掠夺与征收也与“南京大屠杀”有关。日本对华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抢掠。在战时国家有计划的侵略掠夺与个人犯罪的抢劫就混而为一了。日军20万自上 海和杭州湾向南京进攻，交通破坏，部队分散，粮食无法补给，乃实行“就地征收 ”。如日军一排长曾根一夫所述，他们的部队自距上海三十公里的太仓开始即“就地征收”维持生命。征收成为各部队的主要活动，经常进行，迅即演变成为抢劫、强奸、焚烧及屠杀。曾根并说：那时已有一部分部队采取“三光作战”，即“对敌人不分军民全部的杀光，将财物资源全部抢光，将人民居住的市街、村庄全部烧光。
3、“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问题。马吉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认定大屠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师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则20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中外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1932年上海事变祸首之一， 后任日本陆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1948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于1938年4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我们对田中和长勇的话实在难以相信。以区区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发令，而且是口头命令，恐在任何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都不可能，何况可谓当时世界上最讲阶级服从的日军。另据第十六师团一位炮兵观察班长泽田正久的证言：“俘虏数目一万左右，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这个命令显然来自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因为泽田还批评他说：在五个月前在东京听饭沼演讲时，他还讲应该善待俘虏，今却说：“应立即予以枪决”。参谋长是幕僚，为主官出谋划策，处理日常工作，如此关系成千上万的俘虏的生命问 题，他既无权也不敢擅自处理。参谋长当然可以代主官下达命令，可是处理这样重 大问题绝不能作主。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为日皇裕仁的叔父，于日始被日皇任命继松井（晋升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而于12月5日赶至前线就职，他势必与各师团长经常以电话电报联络，就近指挥 。另据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的回忆（连同泽田正久之回忆，均载于亩本正己所著《证言：南京战史》（5），1984年8月份《偕行》杂志）：“当联队的第一线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战时，师团副官以电话说是师团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并予以处置。’……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这个命令我实在无法接受，我曾对参谋长及其他参谋建议过几次，但未能获得其同意，所以我也有责任。” 第三十八联队长助川静二大佐在证言中说，屠杀俘虏的命令是师团长所下的。 中岛师团长在其日的日记（《增刊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社，1984年12月）说：“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屠杀）之，……据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上海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属下之山田支队（即第六十五联队）于12月14日在南京东北幕府山附近获得中国俘虏14000余名。经山田少将支队长上报请示处理办法，军部三次向东京大本营军部请示，第三次复电为“按照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遂有朝香宫司令官及师团长所下达的一连串“处理掉”的命令，该批俘虏延至19日上午始动员予以全部杀掉。“南京大屠杀”中杀我军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第六师团是属于自杭州登陆的第十军。其军司令官是日军皇道派，支持1936年“二二六”政变的三将领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将（1879年——1945年）。他在杭州湾登 陆的演说中曾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该军“军参谋长的注意”有“对支那老百姓的注意”一项：“在华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战场，一般支那老百姓，纵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干敌人的间谍，或告知敌人以日军的位置，或加害于日军的单独兵等等，有这样的实例，故不能粗心胆大，需要特别注意，尤以后方部队为然。如果发现这些行为，不得宽恕，应采取断然处置。”（见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杀》，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柳川第十军的随军记者乃说：柳川兵团的进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在官兵之间有“可以任意掠夺、强奸的暗默谅解。”柳川麾下的第六师团，其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为中国军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杀”而判处死刑的最高将领。他本人就是罪魁。《拉贝日记》　《魏特琳日记》
如同第十六师团长中岛，谷也亲自用军刀杀人，他本人强奸中国妇女十余人。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难怪该师团进入南京后，立即屠城。“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于战后经东京审判以“南京大屠杀”罪行责任，与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绞刑。松井于日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之作战命令：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别“扫荡”。对战俘问题未提只字。在“扫荡”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日军称之为“败残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杀平民。南京沦陷第三日（12月15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所谓“扫荡败残兵”，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见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责任问题》，载于1990年5月《日本侵华研究》第二期）。松井和各师团长的“不要接受俘虏”，“枪毙俘虏”，甚至“难民”的命令已昭然若揭。事实上，松井入城后（17日）山田支队在幕府山所获之14000余名俘虏于19日上午才动员杀掉。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即进驻南京，一直留到翌年1月。同时，12月21日第十六师团接替第六师团担任南京城防，不但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未能如日驻南京副领事田中及梅奇牧师所期望的减少，而且更行加剧，第十六师团成为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我军民最多的部队。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该部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其日的日记中写着：“上海来信，它详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见陈鹏仁译《石射猪太郎回忆录》，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石射自那时起便称之谓“南京大屠杀”，并提出于三省（陆、海省及外务省）事务局长会议，警告陆相和外相予以制止。“南京大屠杀”当然不可避免地在日设立的“大本营”会议上讨论。大本营的联席会议，首相、陆相、法相、外相、参谋总长等及各部门次长和局长都出席的，会议内容由首相亲奏天皇，同时陆相及参谋总长经常不通过首相、直接上奏天皇。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 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翌年2月26日，裕仁亲自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菊花的银瓶为奖。毋庸置疑的，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远超过这三位受奖的现行战犯。证据确凿收尸记录据统计，国际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总计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万余具。另有中国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此外，日军支持的傀儡政权对尸体也进行了掩埋。如伪下关区公所在下关、三汊河一带收埋尸体3240具；第一区公所在城东南一带收埋尸体1,233具；南京市政公署命伪卫生局于1939年1月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一带遗骨3,000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碑”记录埋尸经过。南京沦陷前，日军曾在上海、苏州、嘉兴、杭州、绍兴、无锡、常州等地屠杀平民。有日本部分历史学家曾经怀疑中方声称的三十万被杀平民，实际上包括了这批南京以外被杀的华东人口。而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若华东地区被杀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总数可能一百万人。根据孙宅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兴祖（南京大学教授）的研究认为死亡30万人以上。广田弘毅在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电中承认日军在南京等地用血腥手段使“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非交战国人证物证《拉贝日记》　《魏特琳日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印有222名“历史证人的脚印”的铜版路。路长40米、宽1.6米。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2001年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亲自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翰·马吉在当时的信件中也有大量关于大屠杀的描写：“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目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暴行，将马吉牧师拍摄的记录日军暴行的胶片偷运到上海柯达公司，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放映，并在美国《读者文摘》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1937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救助中国难民时，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杀人暴行：“12月14日，日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受害者人证李秀英，怀着7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7刀，在鼓楼医院收治并留下了影像资料。她并赴日本进行对日索赔诉讼，在审讯期间逝世。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杀7口，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姜根福（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亲因为反抗强奸而被开枪打死，父亲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强奸被刀劈死。崔金贵，亲眼见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收尸埋尸过程，并确定崇善堂在埋尸时有计数。尚德义，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伍正禧，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存者。他和另一个重伤难友为仅存者。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现在的汉中门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强奸。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导致忧郁而死。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上开过去。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侵华日军及战后日方的人证物证侵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攻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也记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电文中称：“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不下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吴天威，译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日、士兵的日记、证言也被列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侵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日记中说，日，他看到南京下关江边：“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日军第16师团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东史郎日记》）为重要实证，例如他在日的日记中写道：“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了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来，然后平静下去。”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记还有：《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记录“百人斩”等屠杀事件。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杀证据（《侵略亚洲的日本军队》，大月书店出版）。再添新证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布了7602件新征文物史料，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性暴力、毒气战等日本侵华罪行，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题，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楼 15:55&|
，大屠杀将迎来77周年忌日。一场屠杀，扼杀的不仅是人，还有一座城市的梦想。这座旧朝古都与的政治中心，在遭受洗劫之前，曾一度有过宏伟的建城梦想；而因为屠戮，梦想终于化为泡影。仅以这场民国的宏伟旧梦祭奠77年前逝去的国人。　　北伐成功之后，在首都展开规模浩大的规划建设活动。这是初改建北京之后，500多年间，中国的首都城市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规划建设。其中的一个代表性规划文本《首都计划》，于1929年12月汇集成册。它折射了肇始于19世纪末的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潮的形形色色，还牵扯一场规模同样可观的技术与政治之争，见证了终结帝制之后，中国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的光荣与梦想。 ，中国代表团选手出发前往奥运之前，先赴谒陵。中山陵是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位于东郊南麓，1926年初兴建，1929年6月举行。师担任陵墓总体设计，主要建筑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改良式中国建筑”巧妙地融合了中国与西方的建筑经典。一家人坐在祭堂前的台阶上休憩，眺望着下面的碑亭和远处的景色。中山陵前临苍茫平川，后踞巍峨碧嶂，气象壮丽,是访客参观的必游之地。从向下俯瞰，林荫遮蔽的笔直地伸向长江岸边。1928 年市工务局编制的《首都大计划》 中，首次拟定了及“”中央路，奠定了南京道路系统的基本格局。1930年代的，神道上的武将文臣石刻与远处陵山遥遥相望。建都历史悠久，自迁都建业，后东晋、南朝因之，至明初称帝定都，先后修筑宫城、皇城、京城和外廓城,城市规模得到极大扩展。定都南京后，在1929年底颁布的《首都计划》中，着眼于百年发展，将南京城市范围扩大至855平方公里，是内区域的20倍。作为与中山东路的连接点，第一个广场——于1931年初竣工，中间是直径16米的大草坪，向外依次为环形停车场、花坛、车道及人行道，周边商店、戏院林立，为南京最繁华地带。清晨的交通早高峰时段，车水马龙。时期建成的花坛已被拆除，原伫立于广场中央的被安放于，如今的这一尊高近六米，是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时重新铸造的。1948年，金陵女子大学体育舞会表演，充满青春开放的气息。2011年，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的同学们在同一片草坪上排练舞蹈，恍如历史再现，当年美国建筑师茂飞及其弟子规划设计的宫殿式建筑依旧屹立。
2楼 15:56&|
1939年空中拍摄的。这个当时远东最大的体育场为召开而建，特聘、等著名建筑师设计，1931年8月竣工。如今在栖霞区体育学院内，保存完好的田径场依然是同学们踢球、训练的好去处。1946年的内，人们轻舟漫游，天际之间青山白云，一览无余。《首都计划》中，特专门论述“公园之设置，关系于市民之健康与幸福者至大”，因地制宜，在城内外规划设计十余处公园场所。今日依然是人的常去之处，站在湖边垂钓，眺望远处，城墙依稀可辨，只是天际之间高楼迭起，再无前人一览无余的快意。近年公园为开发旅游，更兴建了游艇、环湖观光车等现代设施。1930年代，的市街。始建于宋，迭经沧桑，几番兴废。1980年代后，政府数次修建，打造秦淮风情，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参观留影、购物消闲。尽管当时城市汽车拥有者甚少，但《首都计划》中已经对汽车的使用、各类道路分配及交通管理办法做出周详的考虑。，最高法院在旧址立起，此时正是现代城市建设最为显著的时期。1930年代，街头的一处加油站。一个的孩童在父亲的护佑下试图站上古老的城墙。定都之初，关于是否拆除城墙，曾经一度在社会各界引起激烈的争论，最终33公里的明代城垣得以继续屹立于，成为独特的风景。
3楼 15:56&|
太过沉重了，有的时候觉得勿忘历史，与不要牢记仇恨真的是前后矛盾的，在我看来，勿忘历史是对老百姓说的，不要牢记仇恨是说给日本人听的。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高速发展需要用到日本人
4楼 16:43&|
国仇家恨，永志不忘！
收起回复5楼 16:53&|
6楼 17:04&|来自
7楼 21:29&|
南京大屠杀不是国耻，国耻是曾经的军人现在还生活得不好
8楼 22:24&|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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