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战友李平
　11月2日,是原130师388团保卫股长李平去世11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特摘编他多年的老战友(原师秘书科助理员)王荫三生前的一篇回忆短文.　
日，原重庆四川汽车制造厂党委委员、高级政工师李平同志病故的消息传来后，我怀着悲痛地心情去厂医院后山坡搭建的李平灵堂，走进堂内，我看见昔日精神饱满的老战友，面容十分清瘦，安详的躺在灵柩上。想起过去的音容笑貌。触景生情。禁不住簌然泪下，许多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日，天津解放后，我在同学李谷樵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我当时所在的部队是第44军第130师，由于我上过中学，当时我的文化水平在部队也算个知识分子了。就被分配在师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1949年4月，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出向江南进军的命令，我130师在天津大毕庄召开南下誓师大会。会后，当战友给我介绍已担任388团政治处宣传队分队长李平时，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在我的眼前一身草绿色新军服，文质彬彬、一脸稚气的小同志（时年17岁多），心想这么年轻，还是个干部？不禁问道参军多久了。战友们七嘴八舌对我说：“小李可不简单，参军一年就参加过攻克四平、彰武、辽沈、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战役，立过功、受过奖。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呢！”听战友介绍，我对他不凡的经历肃然起敬。
参加誓师大会不久，我们全师开始向江南进军，消灭盘踞在长江以南的蒋匪军。为了尽快解放全中国，追赶国民党军，每天行军都在百里以上，宣传队天天都要提前出发，到前边去设鼓动棚和刷写标语，作为分队长，李平带队忙完后，夜间还要考虑第二天的活动安排。部队进入新的解放区后，又增添了宣传群众，宣传我党的各项新区政策的任务。宣传的担子更重了，其中，李平队长的总是身挑重担，毫无怨言，因此在每周的民主生活会上，对他的赞誉不断。
6月间，许多出生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人，因为长途行军，干部战士大部水土不服，染上了陧疾，生病的战友逐渐增多。李平忍着病痛，照常工作，有时还照顾患病的战友。时值雨季，为了追赶白崇禧的部队，开始了上高追击战，部队沿着浙赣铁路一侧，昼夜兼程为了抄近路，走的是田间小路，那真是身上淌汗水，衣服粘满泥！李平的两只脚也打起了血泡，可他没有叫一声苦，想的受到快点截击住蒋匪军，推翻那里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把人民群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9月间,部队在江西吉水县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开始向广东进军.进军线路由赣西南信丰,经广东省南雄,进入粤北.在赣粤交界处,要翻越海拔上千米的大庾岭,这是高耸入云的山,对长期生活在东北平原\身体比较单薄的李平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而他没有被眼前的险峻山势所下倒.他和战友们一道肩扛米袋一步一喘气地往山上爬,为了赶在大部队的前面做宣传.他带领宣传员,利用休息的间隙.放弃休整,不顾疲劳的身躯往前赶路.当领导看到李平湿淋淋的军衣,关切地问他.能不能赶上部队.刚转为正式党员的他:"我在誓师大会上写过保证书,漂也漂过海,爬也爬过上.就这样,李平和战友们连续在山路上行走了两天,才爬上山顶,由于下山的坡度很陡,身上背的装备又多,战友们都震的肚子痛,时隔一年,跟李平谈起此事,李平说当时他也痛的受不了.
1953年1月,130师整编后,奉命入朝参战.这时,已调任师政治部保卫科助理员的李平,又成了大忙人,在专列上他警惕地保护着首长的安全.到武汉市江汉货场换发服装时,他提醒战友把衣服里的东西都取出来,怕有人把火柴忘在兜里,给仓库留下火灾隐患;担心把记事本丢失造成泄密.火车到关外第一大站锦州正值早饭时候,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们抓紧时间吃饭,而身负保卫工作的李平,却忙着看站台周围的岗哨是否到位,等他忙完了,热腾腾的大米饭,已冻起了一层硬壳.当天下午,我们专列到达大虎山车站,因前边运输军用物资的列车出了故障,我们在专列上被迫停止了一天一夜,部队到达丹东又住了一周,政治部官兵住在六道口周围的居民家里,为了防止丢失武器弹药,师保卫科全员出动每家每户检查.
部队在朝鲜的六年中,他参加了金城反击战及停战后,协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无论是在师政治部还是在388团任保卫股长,他都能任劳任怨,始终战斗在工作第一线,他的优良品质和人格魅力都给我和战友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55年夏季,部队要换新式装备,我们俩都参加了这项保密性及强的工作任务,随首长住在朝鲜东海岸玉坪火车站附近,装备都是夜深人静时到达,连续半个月他都没有睡个好觉.由于他胆大心细,保密措施得力,整个换装工作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圆满地完成这项保密任务,受到首长的称赞!
在朝鲜外事活动比较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国际影响,对我军声誉更会带来不利.1954年为庆祝建国五周年,师部在东海岸文川郡进行阅兵师和文艺演出,来宾有江原道\咸镜道南道领导和朝鲜人民军将领.李平负责为外宾的警卫任务.他没有利用职权看节目,他在场内场外不时的检查安全岗哨.把精力放在保护好外宾上.
1958年10月,他因身体原因,转业离开了老部队,转业到四川宜宾高压电器厂工作,先后任过厂保卫科长\党办主任,每次变动他都愉快地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工厂搬到大足后,他又任过后勤总支书记,深入施工现场检查工作。1971年调任保卫科,由于工作出色,不久被选为厂党委委员,铸造分厂总支书记,面对新工作,他与领导密切合作,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
老战友,相识半世纪,亲密如兄弟,君今猝然去,我心实悲切,请安息吧!
四川汽车制造厂的军用重型汽车基地建设
　　为了积极响应党中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60年代中期，大批一线企业纷纷向三线转移迁徙。四川汽车制造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为满足国防建设对重型军用越野车的急需，1964年初，中法建交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引进法国贝利埃汽车公司生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列装的GCH军用越野车技术，并从西欧六国购买主要生产、检测设备在四川建厂，生产重型军用越野车装备我军炮兵和二炮部队。
　　1964年3月，国家计委、第一机械工业部在重庆主持召开西南汽车公司建设座谈会，就重型汽车基地建设及专业化分工作出决定。其基地利用原停建的宜宾高压电器厂旧址建设，为基地配套的工厂有:綦江齿轮厂、重庆汽车发动机厂、重庆汽车配件厂、红岩弹簧厂、油泵油嘴厂等，配套工厂就地进行改扩建。据此开始了建厂的前期准备工作。1965年6月，三线建设布局调整，基地厂址由宜宾调整到大足。
　　为建设好被中央称为共和国“独生子”的四川汽车制造厂，早在1964年10月北京召开的全国汽车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一机部就决定以济南汽车制造总厂为主，并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南京汽车制造厂、杭州柴油机厂、北京汽车制造厂、武汉锅炉厂、长春汽车研究所等部属厂（所）中选调一批优秀员工赴川建厂。
　　为尽快形成工厂的技术保障和开发能力，一机部决定将长春汽车研究所重型汽车室成建制入川，并选调相关的发动机、材料、部件、试验检测、情报、标准等技术人员108人，加上分配的清华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等院校毕业生共200多人组建四川重型汽车研究所。正是在一机部的精心组织下，人力资源从一开始就保证了我国第一个重型汽车基地的高起点建设。
　　日，隆隆爆破声惊天动地，当地政府组织的4000多名筑路民工大军，正式开工修筑通达厂区的公路。以后，这一天就成为厂庆纪念日。日，两台红岩CQ260军用越野车在綦江齿轮厂下线，开到大足现场参加公司祝捷大会，标志着我国自制的重型军用越野车从此诞生。年底，铸钢、总装、底盘、工具机修、试制、动力系统等主要厂房建成，设备已部分安装调试，局部投入生产，共建成高标准的厂房等生产设施20多万平方米，低标准的住宅等生活设施10多万平方米，完成投资近1亿元。12月25日，铸钢厂炼出了第一炉钢水，工厂生产的60辆CQ260军用越野车，分别在新建成的试制车间和綦江齿轮厂下线。1966年基建和生产两方面的目标均全部实现，在西南三线建设史上创造了“川汽速度”，在一机部建厂史上更属空前，受到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的表彰。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终于波及到现场，使建厂工作严重受阻。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决定对重庆汽车分公司及四个专业厂实行军事管制，并分别建立了军管会。军管会先后由空军7304部队、陆军54军7789部队、江津军分区部队担任。在派系对立、厂区周边武斗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广大职工仍然坚持生产不停，一方面消化吸收法国贝利埃技术和对引进图样中国化，另一方面开始了自主研制重型汽车。
　　1973年底至1974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四川12个重点企业汇报会议上，为解决职工生活等方面的困难，让职工能集中精力搞好汽车生产，在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亲自主持下，决定在大足汽车厂驻地建立行政区，由重庆市直辖。10月22日，国务院下达国发[号文“同意试行建立大足汽车制造厂行政区”，“划归重庆市管辖，名为双桥区”。
　　1977年，为清除“文革”对生产的破坏和影响，组织好重型汽车生产，一机部和四川省委决定恢复文革前原公司建制。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公司成立后，在做好军用越野车的同时，开始为开发更先进的重型汽车作准备。于1982年8月设计出两辆CQ30260样车。此后，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由厂设计科独立承担总质量为30吨的6&4、6&6系列载重汽车的设计开发。1984年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式，1985年总后勤部授予工厂“国防军工合作先进单位”称号，标志着我国重型军用越野汽车基地建设的胜利完成。
　　整个企业从1965年10月开工建设至今，先后经历了四川汽车制造厂—中国汽车工业公司重庆汽车分公司—大足汽车制造总厂—大足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重庆重型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红岩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历史沿革；历经三线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的变迁和洗礼，始终站在我国重型汽车行业的前列，呈现出勃勃生机。
0师从朝鲜回国后，部队驻防四川雅安，不久部队进行裁员。130师副师长陈德志转业到宜宾高压电器厂任党委书记。由130师转业的
财务科科长张汉文、师管理科助理员王万荣、高炮营长乔奎跃、师部助理员王荫三、干部科助理员赖恒平
干部处长张琏、保卫股李平、5连副连长李向荣、朱文、魏虎山
郭兵、冯桂友、李铁生、李庆珍、胥凡。
宋桂臣、赵德明、刘宝奎、王惠卿、刘奎、唐庆安、贾文友、齐国友、王盛高、
周星祖、田国瑞、王立业、范青香、杜振刚、莫跃胜
房甫原133师，1945年参加革命冀平津支队，1952年随133师入朝。后到130师任师部体育室主任，齐润生管理科长，后改通信科长，李维喜通信科长，1958年接枣庄籍南景新388团炮营营长职务。1961年带领80多个130师转业干部到温江军分区。房任什仿武装部任部长。后到广汉干休所休养。
刘连仲在新都民政局干休所。蔡世赢在高炮营当营长。
耿之江原387团老战士
英勇善战的渤海子弟兵——步兵387团
&& &政委 刘树松
& & 步兵387团前身是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回民大队。
1940年8月，冀鲁边军区回民大队在沧县东南新县镇成立，大队长刘震寰，政委王连芳。1941年3月，冀鲁边军区回民大队扩建为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和一个手枪队，支队长兼政委王连芳，副支队长刘震寰（后任支队长），参谋长王立朝（后何士兴），副政委刘济民，政治部主任李子华。1942年，在日军“六九大扫荡”中，回民支队损失巨大，减员至200余人（不含单独活动的三大队）。1943年11月下旬，青城县并入新青县，回民支队与新青县大队合并但仍沿用回民支队番号，回民支队支队长刘震寰兼新青县长，新青县委书记李援兼回民支队政委。1944年2月，冀鲁边军区与清河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改称渤海军区回民支队，支队长刘震寰，政委李援，下辖六个大队。
1945年2月，渤海军区回民支队收编伪自卫团组建新青县大队，此时，回民支队已扩大到八个大队1000余人。9月23日，中共山东分局决定由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盐山县大队和黄骅县第一、二、三区中队与渤海军区回民支队一起编入渤海军区新编师仍称回民支队，下辖三个营和一个特务连，支队长刘震寰、政委相炜、副支队长刘虎臣、副政委刘济民、政治处主任李志华。不久，回民支队从新海县（今黄骅县）出发随渤海军区副政委刘其人进军东北。11月，回民支队改称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热河纵队1旅3团（43军军史版本，也有说法仍称回民支队）。
日，3团参加平泉保卫战，与国民党13军交锋，14日撤出战斗后进至赤峰。2月，3团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7师21旅63团。3月，63团在通辽接收日式武器装备，随后挺进哈西，围歼肇源叛匪。4月，第一次解放长春战斗打响，63团攻占大房身飞机场；战后，21旅旅长王兆相率63团打扫战场，先后清点出三八式步枪4000支、轻重机枪200挺、子弹数百万发和炸药30吨等100多车皮物资经渤海区大连工委转送山东渤海解放区。5月23日，63团奉命撤离长春开赴双城剿匪，随后布防于松花江北岸陶赖昭江桥附近地区；28日，为减少牺牲保存回族干部战士，东北局决定将63团中的回族干部战士188人（也有300余人一说）调到哈尔滨组建东北回民支队，这就是回民支队历史上的“回汉分家”。10月，63团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6纵18师54团。
1947年1月，54团随师一下江南作战。2月21日，54团随师二下江南，在城子街战斗中配合友邻部队歼灭国民党新1军30师89团；27日，54团又随师围攻德惠。3月6日，54团随师三下江南，与兄弟部队一起追歼敌87师。5月，东北夏季攻势开始，21日，54团随师歼灭敌新1军新38师112团。6月，54团随师参加四平攻坚战。9月，54团随师参加东北秋季攻势。
1948年1月，54团随师参加东北冬季攻势；是月，54团改称东北野战军6纵18师54团。2月6日，54团随师攻克辽阳；14日，随师攻打鞍山。3月初至8月中旬，54团随师在长春以南伊通大小孤山一带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并围困长春之敌，同时开展军事大练兵。9月，辽沈战役开始，54团随纵队先是在长春以南监视长春之敌，随后又进至彰武西北地区牵制廖耀湘兵团。10月25日，54团随师南下辽西参加厉家窝棚阻击战，54团在向翟家窝棚方向急进堵截东逃之敌中于段家窝棚歼敌一个工兵营；27日，随师跟踪追击长岗子之敌，歼敌一个团。11月，54团改编为第四野战军43军129师387团。不久，387团随军提前入关，
12月10日，部队到达北平外围香河县，387团随师担负阻击北平之敌向外出击和天津、北平之敌互相增援的任务。
日，387团随军先遣南下。3月21日，387团随师渡过黄河；26日，随师到达河南周口地区。4月1日，387团随师进入大别山区；7日，随师由经扶出发奔袭黄安之敌。5月14日，387团攻入兰溪，歼敌126军305师914团千余人；15日，387团随师由兰溪渡过长江。7月17日，387团进至宜春地区进行休整，同时开展“兵强马壮”运动。9月中旬，387团随师由宜春出发，经安福、吉安、泰和、遂川、塘江等地，于28日到达南康。10月，387团由南康继续南下，经大庾进入广东梅岭关、南雄、始兴，随后随师进入广州。11月上旬，387团随师在江门一带清剿流散残匪；15日，387团随师向广西前进，追歼广西残敌；28日，387团随师向杨梅圩追击并占领容县，随后在北流将敌11兵团部和58军大部歼灭。12月6日，387团随师继续向西追歼敌17兵团残部；8日，387团在上思、蓬楼、龙楼地区歼敌188师残部2000余人；中旬，广西战役结束后，387团随师东返广东雷州半岛休整待命。
日19时30分，387团随师由三塘、四塘和新地港起渡，于24日拂晓先后在海南后海、天尾港和荣山厂一线附近登陆，登陆后未遇任何抵抗，部队随即日夜兼程向海南岛西部重要港口北黎、八所追击前进。5月1日，387团随师攻占八所，与兄弟部队一起俘敌3500余人。6月，387团随师由海南北返雷州半岛，对武器装备进行了调整统一，同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并加强思想政治建设。11月，387团随师参加粤桂边剿匪。
1952年10月，387团改称海南军区独立第二支队。
1954年秋，海南军区副司令员毛和发率领独立第二支队部分兵力，驾船到浮水洲岛，消灭了国民党败逃到岛上的残军后，留下2连驻守该岛。
1956年8月，海南军区独立第二支队改称广州军区守备153团，驻地那大，部队代号为7023部队（或0436部队）。
1964年1月，海南行署在昌江县十月田划出七万亩土地给守备153团建立石碌生产基地。
1967年，7023部队移驻昌江县十月田。
1972年，7023部队团部和直属特务连、炮兵连再次进驻那大。
1975年8月，全军更换代号，0436部队改部队代号为54440部队。
1977年2月，广州军区守备153团改称广州军区守备11团。
1980年9月，守备9团3营10连调归守备11团建制。
1991年，广州军区守备11团改称海防11团。
2000年，广州军区海防11团改部队代号为75574部队。
2005年9月，台风“达维”袭击儋州，75574部队抽调50名水性好的战士参加白马井港抢险工作，当天转移群众100多人，确保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009年底，75574部队营区被全军环保绿化委员会评为绿色营区标准单位。
2010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通报表彰75574部队为“十一五”期间全军部队装备工作先进单位。
日，75574部队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总政治部评为全国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英勇善战的渤海子弟兵——步兵387团，战争年代，浴血奋战、铁流万里、百炼成钢，谱写革命英雄赞歌；和平年代，听党指挥、抢险救灾、保卫海防，尽显军民鱼水情深。在新的历史时期，祝愿这支有着我们渤海子弟兵血统的海防劲旅继续视人民为父母、把海南当故乡，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处于冷战时期。当时国家为加强国防建设，从法国引进贝利埃公司军车造制技术、图纸和设备，生产重型越野汽车作为装备炮兵部队之用。经第一机械工业部派人到三线建设的大后方四川省考察，国务院批准，于1964年6月决定将停建的宜宾高压电器厂改建为宜宾重型汽车制造厂。但由于宜宾高压电器厂厂址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资源条件等适合核工业建设，核工业部提出，周恩来总理批示，宜宾高压电器厂厂址划归核工业部，宜宾汽车制造厂另选址兴建。
1964年3月28日至29日，一机部副部长白坚、沈鸿在重庆召开西南汽车公司建设问题座谈会。6月24日，一机部任命陈德志为宜宾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杨忠恕为厂长。6月26日，宜宾高压电器厂转向生产汽车，更名为宜宾重型汽车制造厂。10月24日，国务院批准宜宾重型汽车制造厂设计任务书。
一机部准备在成渝两地选址，皆因四川省和重庆市不同意在成都、重庆近郊建厂，只同意在沿成渝铁路线上内江至永川之间选址兴建。一机部按指定区间考察后，初定于成渝铁路邮亭铺站（今大足站）附近的大足县邮亭公社高家店。动工不久，一机部部长段君毅亲临现场视察后指出：该处不符合“靠山、分散、进洞”的战备原则，必须另行选址。直至1964年末，方定址于东靠巴岳山麓、北邻龙水湖，距成渝铁路邮亭铺站9公里的大足县双路公社龙星大队（现厂驻地）。
日，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批准成立重庆汽车分公司，重庆分公司管辖宜宾汽车制造厂、綦江汽车配件厂、重庆汽车配件厂、贵州汽车制造厂。4月19日，杨忠恕率领济南汽车制造厂500名职工来川支持汽车工业建设。5月6日，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批准成立重型汽车研究所。5月由长春汽车研究所等单位抽调人员，在重庆成立重型汽车研究所。5月24日，一机部决定宜宾重型汽车制造厂厂址设在大足县邮亭公社高家店。7月5日，宜宾重型汽车制造厂开始拆迁，至8月8日搬迁完毕。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决定，该厂更名为湖滨汽车制造厂。7月9日，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决定，宜宾重型汽车制造厂，更名为四川汽车制造厂，杨忠恕任厂长，陈德志任党委书记。8月19日，中汽公司、重庆汽车分公司、四川汽车制造厂（以下称川汽厂），在大足县邮亭召开第一次建厂筹备会。会议由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主持，研究成立现场指挥部。8月20日，一机部部长段君毅来现场发现厂址不符合分散、隐蔽、靠山、进洞的要求，又确定将厂址迁往双路公社巴岳山下，龙星大队彭家院子（今龙滩子街道）。
当年10月破土动工建厂，从全国各地来参加建设的有东北的、有山东的及科技人员、工程师、技师等骨干力量，还有从部队转业、复原的军人（大部分是大足县及周边县籍的），及大足县的亦工亦农的大量民工（大足县籍的），后有很大部分转为该厂的正式工人，安排在该厂的各个分厂。次年（1966年）即试制成功第一辆红岩牌CQ260型军用越野车，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重型汽车的历史。
1月16日，中汽公司重庆分公司机关自重庆小龙坎迁至大足县邮亭区办公。
1月29日，中汽公司批准川汽厂改组为总装、底盘、铸钢、工具机修四个专业厂。
2月，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副主任彭德怀来川汽厂建设工地视察。
2月，重汽分公司各厂派员赴法国实习。
3月1日，川汽厂建厂职工13000人举行建厂开工典礼。
4月26日，一机部副部长白坚、郭力和西南局领导闫秀峰来川汽厂建设工地视察。
4月28日，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来川汽厂建设工地听取现场工作汇报并指示工作。
6月，双路地区伏旱，稻田裂口寸宽，深达尺余。
6月15日，两台&
&CG260越野汽车（依照法国GCH技术）样车在綦江齿轮厂装配下线。川汽厂从首辆样车试制开始，到设计任务完成，共生产该型汽车50辆。
6月24日，中汽公司决定将川汽厂名头两个字由“四川”改为“湖滨”即四川汽车制造厂改名为湖滨汽车制造厂，四个专业厂改为分厂。
是月，双路公社根据大足县委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
10月，大搞“红海洋”，双路公社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职工和群众加班加点做毛主席语录牌，用红油漆在墙壁上书写毛主语录。
11月，双路地区学校部分师生停课外出串连。
3月，湖滨汽车制造厂因 “文革”瘫痪，上级决定对厂实行军事管制。
3月，湖滨汽车厂职工子弟小学建成开学招生。
10月，湖滨汽车制造厂试制完成3辆红岩CQ362P型导弹装配车底盘。
7月1日，湖滨汽车厂试制出2辆CQ37O型自卸车和1辆CQ261型样车。
7月16日，重汽分公司决定解除湖滨厂的军事管制。
7月17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重庆汽车分公司革命委员会。由
49人组成，郭树德任主任，陈德志等9人任副主任。8月1日，召开“重庆汽车分公司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10月17日，建立湖滨汽车制造厂职工子弟中学。
1970年，湖滨汽车制造厂下放地方，党、政关系隶属重庆市领导，生活供应、社会治安等则由大足县当地管理。
1月20日，四川省革委批准成立大足湖滨汽车制造厂现场指挥部，由王积和任指挥长，王黎山、魏诚、王学庭任副指挥长。
2月，批判林彪“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
8月30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撤销重庆汽车分公司，成立大足汽车制造总厂。王积和任总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裘志民任副主任。成立中共大足汽车制造总厂核心小组，由王积和任组长，王黎山、贺富、陈德志、申银锁任副组长。
1972年8月，更厂名为大足汽车制造厂。由于厂所在地离大足县城30公里，且双路公社仅有公社和大队小学，双路铺街居民不足千人，商业网点极少，因而使该厂职工生活物资供应、子女升学就业及厂区治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从而影响正常生产。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四川省十二个重点企业北京汇报会议，大足汽车制造厂主要领导及部分中层干部和两派代表142人赴京参加会议。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主持，中央领导王洪文、李先念、叶剑英、华国锋等到会。出席会议大足汽车制造厂代表有王力山（名字口误王黎山厂党委书记）、马烈（厂党委副书记）、杨忠恕（厂长）。会上，大足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王黎山就该厂生产、生活供应、社会治安、文化教育、职工子女就业等问题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建议在大足汽车制造厂所在地设置一个行政区归重庆市直接管辖。
1974年2月2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建立大足汽车制造厂行政区由重庆市直辖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除对上述问题作如实汇报外，并称“大足汽车制造厂是生产重型越野汽车的全国‘独生子'工厂，全厂有职工及家属一万余人。厂址在四川江津地区大足县境内（离重庆162公里）。由于江津地区和大足县的主要精力是抓农村工作，因而使工厂职工的生活、治安、文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长期不得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工厂的生产建设是不利的。希望在大足汽车厂所在地建立一个行政区，由重庆市直辖，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统管这一地区的工业、农副业、政法、财贸、文教及市政等工作”。《报告》还对行政区划及区名提出建议。10月22日，国务院（号文件批复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同意试行建立大足汽车制造厂行政区，划归重庆市直辖，其区域包括大足汽车制造厂所在地的双路公社全部和土桥、元通公社的6个大队，名为双桥区”。12月22日，中共重庆市委决定，成立重庆市双桥区筹建领导小组。由马烈、毕先宽、张益民、陈禹孙、裘汝岐、石孝先、曹成林七人组成。马烈任组长、毕先宽任副组长。筹建领导小组实行党政合一的双桥区临时权力机构，下设办事组、政工组、文教卫生组、生产组、财贸组等五个工作机构。
1975年2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召集重庆市委、双桥区筹建领导小组、江津地委及大足县委负责人会议，确定移交工作基本原则。2月27日，双桥区与大足县开始办理接交工作。3月12日，重庆市双桥区正式成立，4月1日正式行文办公。区政府驻双路公社火炬村（今双路镇双龙西路106号）。
1月1日，大足汽车制造厂试制出两辆DQ—372矿用自卸车。
1月18日，四川省委召集江津地委、重庆市委、大足县委、双桥区筹建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确定交接工作的基本原则。2月27日，大足县同双桥区开始办理交接工作，至5月上旬，基本交接完毕。
2月15日，一机部批准大足汽车制造厂增建21个基建项目，新增投资40万元，建筑面积1.06万平方米，设备147.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重庆市双桥区人民武装部成立，隶属重庆警备区领导。
月1日，双桥区筹建领导小组启用印章并对外办公。
『3月12日，在双路公社大会议室召开双桥区成立大会。3月17日，通桥人民公社筹建领导小组成立。
`3月，区筹建领导小组副组长毕先宽倡导在双桥区试种玉米，当年亩产122公斤。
4月1日，双桥区人民法院、重庆市公安局双桥区分局、双桥区工商行政管理所、双桥区财政税务所、双桥区粮油管理站、双桥区邮局等机构相继建立，正式对外办公。4月1日，市委决定应启干任双桥区人民法院院长；孙汝安任区公安局政委，王鼎泉任副局长。6月5日，四川省革委决定，大足汽车制造总厂更名为大足汽车制造厂（经下简称大汽厂）。
月25日，市委决定崔成礼任重庆市双桥区筹建领导小组成员。7月1日，重庆市委批示，双桥区机关驻地双路公社火炬大队6生产队松林坡。征地4.92亩，办公楼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预算投资30万元。7月25日，设立双桥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陈禹孙任办公室主任。是年，动员175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8月14日，区筹建领导小组召开（区、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413人，传达贯彻中央（1975）17号文件和四川省委“市，地、州、县委书记会议”精神，树立“农业第一”思想，部署全区农村工作。
8月16日，四川省财政局任局长来大汽厂考察财务工作，当晚听取区财税所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作了四点指示：1、对川汽厂要看主流；2、要健全制度，加强管理；3、促进生产发展；4、发挥财政监督作用。
&O8月22日，在大汽厂后山坡土壕中发现女尸一具，经区公安分局侦破，死者邓康来，凶手庞辉宁，二人系清华大学学生。在恋爱中致邓怀孕，庞提出中断恋爱遭拒绝，遂起杀人恶念。次年6月，庞辉宁被判处死刑，在双桥区执行枪决9月6日，区筹建领导小组批转生产组“关于1975年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工作意见的报告”，提出12条分配政策和原则，指导农民年终分配工作。9月11日，区筹建领导小组将蔬菜生产基地由450亩扩大为650亩，由22个生产队调整为8个生产队，相对集中种菜。
9月15日，中共重庆市委从市第一、第二、第三师范学校、市幼师、市读书班、市局机关等抽调干部、教师共88人。组成“重庆市委双桥区农村工作队”，到双桥区农村开展工作。陶端予任农村工作队队长，崔成礼、刘振月、方延惠、王永成任副队长。工作队分别向双路、通桥两公社各派一个分队，向14个大队各派4—7人的工作组。工作队人员全部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同吃同住。
9月，市教育局从大渡口区抽派9名教师到双桥区支教。
月23日，大汽厂首届工会成立，由23人组成工会委员会，王振家任工会主任，李文学任副主任。11月1日，全区开展对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评查工作。旨在搞准对象，纠正错漏，建立档案，以利监督改造。
11月1日，区筹建领导小组机关党支部成立，曹成林任书记。
1月1日，大汽厂信箱代号由101信箱，改为重庆市4802信箱。
3月26日，市政府决定，成立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公司（以下简称重汽公司），下属大足汽车制造厂，重庆发动机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汽配厂，红岩汽车弹簧厂，重庆文革标准件厂和重汽研究所。归口重庆市委工交部管理，公司地点设双桥区。
8月8日，一机部决定，恢复使用“四川汽车制造厂”厂名（以下简称川汽厂），取消“大足汽车制造厂”厂名。
9月17日，机械工业部党组确定川汽厂为地专级企业。
12月20日，以川汽厂为主导厂，成立“红岩重型专用汽车工业联营公司”。12个省市的34个厂家参加联营。李志浩任联营公司总经理、徐仁根任副总经理、陈世生任董事长、岑怀清任副董事长。
1月27日，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在双桥区招收畜牧专业学员50人。
双桥区沿革
双桥秦以前属巴国，秦属巴郡，汉属益州巴郡垫江县（今合川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为益州、荆州、楚州巴郡垫江县、宕渠县（今合川区）、合州垫江郡石境县（今合川区）地。北周时期，为普安郡永康县（今安岳）地。隋代为资阳郡隆康县（今安岳）地。初唐为普州隆康（普康）县地。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左拾遗李鼎祚向朝廷提出奏请，以“山川阔远，请割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界置昌州”（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次年正月，唐肃宗李亨接受奏请，正式批准从泸州、普州、渝州、合州、荣州、资州（见王象之《舆地纪胜》的认定）划出部分地“分置昌州”，同时分置昌元、静南、大足三县，隶昌州（见《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地理志》），双桥境域属静南县。
唐大历六年（771），战乱不已，无法成治，州、县均废置，其辖地归还故属。大历十年（775），西川节度使崔宁奏准唐朝廷，于是年五月复置原州、县，“以镇夷獠”。次年，析壁山（今璧山）、泸州地置永川县，隶昌州。州治迁静南县，辖静南、昌元、大足、永川四县。唐景福元年（892），撤静南县，所属县地分别并入其余三县，双桥境域归属大足县。
唐宋时期，大足基层政区均为乡里，元代县以下为村社制，时大足省并铜梁，详情失考。明清时期，属大足县汶水里。
上世纪1975年前，都隶属于原大足县邮亭区的双路公社全部、元通公社的4个大队和大足县龙水区的土桥公社的2个大队。国家为了国家的装备工业有更好的发展，也为了“大足汽车制造厂”有更好的发展，在1974年2月，原四川省GM委员会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建立大足汽车制造厂行政区由重庆市直辖的请示报告》中，建议将大足县双路公社和元通公社的青春、天星、白鹤、天桥及土桥公社的茅店、新民等6个生产大队划归新置之行政区，由重庆市直辖。
双路公社建制及社名不变。另外6个大队组建为通桥公社（取元通、土桥公社社名各一字而成），并从双路、通桥两公社首尾各取一字，以“双桥”二字作为新置行政区名。
197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从大足县划出置双桥区，隶四川省重庆市。1997年重庆市建制为直辖市后，仍隶重庆市。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于同意重庆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号），撤销万盛区和綦江县，设立綦江区，撤销双桥区和大足县，设立大足区。会议还决定设立綦江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大足区人民代表大会。
2011年10月27日下午，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撤销“原双桥区，原大足县”，成立大足区。新成立的“大足区”所辖行政区域内2010年底的户籍人口数为1017273（含：原双桥区、大足县的全部人口）。
新成立的大足区辖3个街道办事处、26个镇：龙岗街道办事处、棠香街道办事处、龙滩子街道办事处（原属双桥区）、龙水镇、万古镇、宝顶镇、中敖镇、三驱镇、宝兴镇、玉龙镇、石马镇、拾万镇、回龙镇、金山镇、智凤镇、国梁镇、雍溪镇、珠溪镇、龙石镇、邮亭镇、铁山镇、高升镇、季家镇、古龙镇、高坪镇、双路镇（原属双桥区）和通桥镇（原属双桥区）。
本文转载自中国重汽魏力辉先生的博客，以下是全文：
参加了川汽厂建设和引进法国贝利埃汽车生产出红岩/康明斯发动机国产化率/组织400辆国产斯太尔汽车的生产的老重汽人，我的父亲魏大明今天凌晨（日）去世。
魏大明高级经济师。男，1935年4月出生，安徽嘉山人&现明光市&。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曾任四川重型汽车公司总经理，中国重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专用车公司常务副理事长。曾任中国重汽集团公司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西安理工大学济南校友会名誉副理事长，重汽集团机关党委书记，中国机械工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五届理事。
主要贡献：
年 从事高、中压锅炉的生产与研究工作。
年 参与组织生产装配了我国制造的第一套反应堆底和壳体。
年 致力于汽车工业的建设、技术引进、生产试制、产品开发和企业管理工作。
参加了川汽厂建设和引进法国贝利埃汽车技术、吸收消化、生产试制出35辆红岩CQ261、CQ372重型汽车。结束了我国依赖进口重型汽车的局面。
提高康明斯发动机国产化率、企业改革初期，在推行单项承包经济责任制、企业整顿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为此《重庆日报》、《红旗》杂志曾于1982年作过宣传报道。
年调中国重汽集团，主管生产、供应工作。打通了计划物资分配在国家计委实行单列渠道，建立了独立的物供体系，组建了重汽集团物供公司，统一组织了新老产品的生产、协调、内外配套，实现了"以老养新"。
运用承包法，组织400辆国产斯太尔汽车的生产，实行"六统一'"（贷款、计划、供应、价格、销售、还贷）。并见成效，使中国重汽集团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潮中迈出关键的一步。
撰写《考察美国太阳神计算机公司的几点思考》（《重汽政工简报》1992（25）），《加快换型步伐，狠抓商品生产，振兴中国汽车》一文被高级经济师评委会评为'有坚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有较高政策水平和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的优秀论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发展生产，壮大集团卜一文，被《重汽报》评为优秀征文；《深入开展双增双节活动》一文，被"中国重汽新闻协会"、"新闻工作协会"评为：“中国重汽行业新闻”一等奖先进事迹1989年曾被经济日报出版社写入《坚实的脚步》一书，入选《中国重型汽车发展的十年》一书中。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魏大明同志为了中国重型汽车的生产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特别是为了老川汽的建设，组织当时的400辆国产斯太尔汽车的生产，协调组织老中国重汽&济汽、川汽、陕汽、潍柴、杭州发动机厂等&生产、供应,付出了心血，他公而忘私，尽职尽责，参加工作40多年没有为了自己和孩子谋取私力，一直到临去世前，还关心中国重汽，老川汽，陕汽，潍柴，杭发，陕西汽车齿轮厂，株洲汽车齿轮厂，四川重型汽车公司6厂一所&川汽、重庆汽车配件厂现在的重庆卡福、重庆油泵厂、重庆钢板弹簧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汽车发动机厂现在的重庆康明斯、重庆汽车研究所&的生产和发展。他无愧于一个老重汽人的称号。
我代我们全家感谢在魏大明生病期间所有关心、帮助、看望过的魏大明的领导，亲朋好友。
文56白毛女、实寄封有信件为介绍调动工作要官（大足汽车厂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汶川出事那年流出来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文56白毛女、实寄封有信件为介绍调动工作要官（大足汽车厂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jpg
中国汽车工业公司重庆重型汽车研究所介绍信
介绍信/函-介绍信/函
学校/学习介绍信，，80-89年，，薄纸，，重庆，，，，，
品相见图，介绍同志去重庆大学参加讲学
1951年7月，我还是北洋大学大三级学生，我学的是机械系，这个系被划分为制造和动力两个组，我在动力组，主要学习动力场、汽车原理、发动机原理等。
　　北洋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大学，1894年成立，1895年成立的南洋大学是我国第二所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交大。1953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等学校合并，更名为天津大学。
　　日，由我带队一行15人来到北京，其中10人来自北洋大学，5人来自河北工学院，成为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的实习生。那时中央分为重工业部和轻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隶属重工业部。筹备什么呢？一是筹备建设一汽，二是从其他部门和地方收一些汽车零部件厂筹备建立汽车工业。
　　当时，到筹备组的除了我们这批人，还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几所大学的学生，总共70多人。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学习一年后，还要回到学校完成学业。结果实习一年后，由于急需大量技术人才，中央人事部发文通知，这一批实习生全部于1951年提前毕业，不再回学校学习，这一年的实习就算实习期，全部作为技术员由汽车工业筹备组分配工作。
　　实习是在汽车工业筹备组训练科的领导下进行的。开始两个月，集中在北京学习汽车技术课程，进行汽车拆装实习，练习汽车驾驶。然后确定了每个人的技术专业。最后，被分配到各地的机械制造厂，按专业进行实习。可以说，当时像样一点的机械制造厂，我们都去过。比较集中的还是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各个机械厂，上海、天津、重庆等地的机械厂等，一般是三五人一组。我是去了沈阳第二机械厂，也就是后来的沈阳重型机械厂。当时沈阳共有9个机械厂，都有我们实习生。人数比较多的是沈阳第一机床厂和第三机床厂。在沈阳实习了五个月之后，我转到了长春636厂，这个厂也归汽车工业筹备组管理，也就是坦克修理厂，我在636厂停留了近四个月。
　　初成一汽人
　　很多人都认为一汽的第一任厂长是饶斌，其实不是的。1952年4月份汽车工业筹备组的主任郭力就被任命为一汽厂（652厂）厂长，他才是一汽第一任厂长，同时任命了孟少农为总工程师。饶斌是1952年10月份以后被任命一汽厂长的。饶斌任厂长后，郭力改任总工程师、第一副厂长，孟少农改任副厂长、副总工程师。
　　这段历史我比较清楚。1952年我已经正式在汽车工业筹备组设计室工作了，参加设计752厂，即汽车装配厂，准备将苏联的嘎斯车导入零部件进行装配，其中一些标准零部件需要自己制造。办公地点就在交道口，那里有个扁担厂，是几个很大的四合院，汽车工业筹备组和我们的设计室就在四合院里。后来，在机械工业部成立后，汽车工业筹备组改成了机械工业部的汽车局。
　　后来，我出差去长春。那时已经确定一汽厂址建在长春孟家屯。建工部一汽建设总公司的一位经理张则民叫我陪着他去考察东北工业建设的情况，我们去看过鞍山大型厂和无缝钢管厂，也看过沈阳的一些工厂。我记得那是1952年10月份，天气已经开始寒冷了，我们在沈阳去看了新任命的第一汽厂的厂长，也就是饶斌。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他也是刚接到任命的通知，还没上任。
　　离开沈阳，再到长春。那时，郭力已经是汽车筹备组主任兼第一汽车厂厂长了。他的办公地点就在长春，翻修了一些房子在那里做筹备工作。当我准备离开长春回北京时，郭力厂长说:“兴业，你不要走了，就留在这里吧。”
　　我说：“我还在搞设计呢。”
　　“在厂里边工作比在机关里更锻炼人。”郭力又说。
　　“我的东西还在北京呢。”
　　“那让他们捎过来吧。”郭力说,“我马上通知干部处，从明天起你就在这里开工资。”
　　就这样，我成了一汽人。那个时候简单啊，一句话就调过去了。我在长春636厂实习时曾经去过一汽筹备处，当时那里就只有4个人，等到10月份我再去的时候，就跟着郭厂长做筹备工作了，这时筹备组人员已发展到近100人。
　　那时筹备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组织一汽的工厂设计。之前，苏联已经帮着我们做过初步设计，那时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正在帮助我们做工厂的技术设计。我那时的工作，一方面联系技术设计；另一方面，技术设计收到后，还要把它翻译成中文，我就参加和组织一大批俄文翻译进行技术设计的翻译、校队、审核和印刷工作。
　　坦白说，我的俄文学得很不错，我是完全自学的。在学校时我学的是英文，到北京后我就开始自学俄文，后来参加了速成班，用速成办法学习。每个人集中学习12天，把所有的俄文语法都学完，并记住1200个单词，这就算毕业了。我学的那期，正好赶上国庆节放假，只学了10天。在1952年到1953年之间，我就不断看俄语书。只要是有关工程、汽车方面的俄文书，我都买来看。
　　那个时候的翻译，有些是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出来的，有些是从大连来的，都是学俄语的。他们虽然懂俄文，但却不懂技术。我还教他们有关技术方面的名词，什么俄文技术名词翻译成什么中文名词等，我组织大家一起学习，还给他们上课，与他们一起翻译、校对。还曾经把一些专用名词印出来供大家参考。全部翻译完了之后，月，我又组织校对人员在长春印刷厂干了三个多月，全部印成中文。
　　这样，我对一汽的技术设计，以及每个车间的设计都相当熟悉。所以，只要来一批新人，或者其他地方的人过来考察，一般由我负责介绍情况。那时还看不到汽车厂呢，还在做筹备工作。
　　一汽真正建厂是在1953年7月，大批施工队伍进场。那时我在技术处工作。后来，技术处成立设备科，负责组织整个一汽厂的设备的准备工作，包括国内国外设备的订货、到货、安装、调试情况等。早在工厂设计时就提出了整个设备清单，苏联也提供了一份清单，我们再加上国内的设备清单，交由设备处，然后根据订货情况和到货情况，然后交给改装公司进行安装，这个工作差不多做了一年时间。
　　后来工厂进入了繁重的生产准备工作，为了加强对全厂生产准备工作组织领导，在厂长的领导下，成立了生产准备处。我就被调到生产准备处，任计划科长，负责全厂的设备、工具、材料、动力、人员等各项生产准备工作，定期报告需求情况、完成情况和预计完成情况。按照苏联的组织设计，没有生产准备处，这就需要根据领导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组织做好各方面的生产准备工作。在工厂投产后，撤销了生产准备处。陈祖涛同志曾经担任过生产准备处的副处长。
　　在我们的计划科，除设立综合计划人员外，还设立各项生产准备工作的负责人，有的管设备，有的管工具，有的管材料，有的管协作产品，有的管动，还有的负责人员准备工作。每一项都要列出计划需要数量、已经完成数量、预计完成进度。比如说，需要多少人，已有多少人，什么时候进什么人？这些人送到哪里进行培训等。我们跟建筑安装等施工进度结合起来——那边搞基本建设，这边进行生产准备，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生产准备完成，工厂建成投产。
　　在投产之前的一两个月，生产准备处要结束其工作。我被调出来，负责进行3年建厂的总结报告。可以说，在整个一汽的建设中，所有参与建设的人都把学习放在了第一位。
　　参与一汽建设的人，有一部分是转业干部，他们比较年轻，年富力强，从各个地方选择出来。这些人都不懂汽车，文化程度也不够高。因此，我们组织了全厂性的学习：有的学文化，有的学技术。你想想，那时大学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专业呢，但人员是一班一班地来，如山东工学院一个毕业班44人全都到了一汽。
　　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的一汽技术干部没有不学俄文的。因为有苏联专家，有技术设计，还需要翻译，所以每个人都得学俄文。
　　从“白帽子”到内行
　　生产准备处即将撤销时，饶斌厂长对我说：“你不要走了，到我这里来吧，组织设计上有个值班工程师，你就做值班工程师。”所谓值班工程师，就是说当厂长不在的时候，代理厂长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也就是说做饶斌厂长的秘书，所以许多人都叫我张秘书。
　　为什么叫我别走呢？当时刘西尧正在进行第二汽车厂的筹备工作，他到一汽当实习厂长。在一汽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比较熟悉，知道我负责过全厂的生产准备计划工作，一定要我到二汽去做生产准备工作，并拟派往苏联高尔基汽车厂实习，所以饶厂长当时对我说不要走了。当然后来不久二汽就撤销了。
　　这样，我就成了饶斌厂长的秘书。当时，在那间秘书办公室里，共有三个人。除我以外，还有一个叫赫世耀是郭力的秘书，另一个是腾伯乐，是机要秘书，除收发电报外，还兼任饶厂长的生活秘书。
　　写完了全厂性的建厂总结后，这个时候厂长出了题目，要研究投产以后工厂怎么办？工厂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如何搞，工厂管理怎么办，从何处入手？如何发动群众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经过反复研究，在厂长的具体指导下，要我起草过三个工作报告。召开全厂领导干部大会，由厂长做动员报告，部署工作，号召全厂贯彻执行。每个报告，大约用了一个季度的时间。
　　第一个是从1956年7月到10月之间。首先，组织全厂性的学习工艺、掌握工艺、严格执行工艺。围绕工艺这个核心，动员全厂所有的技术干部和工人在自己岗位上开展学习和练兵。做到每个工人的工艺文件人手一份，要求把自己工序的技术要求或职业技能搞得清清楚楚，并严格贯彻执行。要求车间的工艺员对每个工人进行考查，可以说各个岗位上的工人没有不熟悉自己岗位工艺的。对于技术干部，我们要求更高，比如说一个负责底盘转向的工艺员，他要熟悉整个转向工部的工艺。
　　对于管理部门的干部是学习和贯彻组织设计，苏联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较好的管理组织设计，我们一并翻译发到每个人手上。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在这个岗位上，你应该懂什么样的知识，这些方面的要求你要全都会。第一个报告我们搞了一个季度。
　　第二个报告是接着第一个报告出来的，叫做《整顿建立原始记录和消耗定额》。各项原始记录和原始凭证，工时定额以及各类材料消耗定额，是管理工作的基础。比如说一个零件加工需要多少材料，必须有个材料定额；每个工序加工需要多少时间，装零件需要多少时间，卸零件需要多少时间，每个工序都要有工时定额。过去我们在工艺设计上有要求，现在则不仅仅是你会那么干，而且还要按照时间的要求来完成，要有专业人员测定你的实际工时，你越是熟练，需要的工时越少，标志着效率越高。
　　另外就是原始记录和原始凭证，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多少？生产些什么，你都要报告，各个环节都有严格规定，需要定额的地方要有实际的消耗数量，要有记录，要有凭证。比如说材料、辅助材料的实际消耗数量，都得有记录，以便与定额比较，是节约了，还是浪费了。针对这一套，我们又干了一个季度。全面修订了各项消耗定额，建立了各种原始记录和凭证，为各项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样，到了第二年的第一个季度，我们在全厂范围内实行经济核算。从班组到全厂，包括车间管理，都要搞经济核算，每个车间都要算经济账，最后算出全厂的成本来。这样说吧，有了前面两个基础，才能把整个厂的经济核算搞好。举个例子，车间班组生产多少？用了多少时间？用了多少油料？用了多少材料？他要算出这笔账来，然后，全厂再把这些经济账集中到经济处和会计处，作为工厂管理的基础工作，你要问什么数字都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
　　我们花了三个季度，将一汽的生产管理、经营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那时一汽厂已增加到1.2万人，你想想有多少处室和车间，所以工作量巨大，厂长亲自带头去车间考查，我们也到下面考查。从厂长到处室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劳动点，每周一天到车间干活。
　　直到现在，人们都还常常提起一汽是一个大工厂，出了很多汽车，同时一汽又是一个大学校、大熔炉，出了人才。因此，一汽的大批转业干部从“白帽子”外行变成了各行各业管理专家和内行。
　　有人还对产品进行了比较。当时生产解放牌的汽车厂有三个：一个是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一个是罗马尼亚汽车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汽。苏联曾把三个国家生产的产品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中国产的解放牌汽车质量最好。苏联一位专家临走时对饶斌说：“你的工厂多么好哇！我真羡慕你。你看我那个厂，破破烂烂的。”这位专家就是西格乔夫，曾任一汽的总专家，是斯大林汽车厂的生产主任。
　　一汽人能够受到专家的高度赞扬，主要是与全体人员形成的学习氛围分不开的——那时候人们艰苦卓绝的学习精神实在感人，学文化、学技术、学俄文，早晨学、晚上学。“八七五”大楼真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大楼。许多人早上先去学习两个小时再上班，晚上下班后再去学习两个小时才回家。
　　那时，一般家庭连收音机都没有，更别说广播电视了。电影倒有了，一汽人自己建了个俱乐部，除了星期天极少数人去娱乐，人们都一心扑在学习上——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不学习的人没法存在，所以说一汽是个大熔炉。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队伍确实是支好队伍。一汽这支队伍是全国支援的，但是这支队伍也支援了全国，我做过一次统计，截至1983年，陆陆续续从一汽调出来的干部和工人就有1.7万多人，后来的数量肯定会更多。也就是说，在全国像样的汽车厂家里，几乎都有一汽人，甚至，当时一汽的很多科长、处长最后都成长为其他厂的厂长。
　　到基层去锻炼
　　1957年，我申请去一线锻炼，厂长也很支持我。然后我去了车间底盘技术科，负责具体的技术工作。当时我们就只生产一个解放牌汽车，但部队要用越野车，我们就在苏157技术的基础上，设计生产CA30越野汽车。
　　我那时干的是实实在在的技术工作。底盘技术科是一汽的一个大科，共有105人，包括5个调整工（磨工、车工、铣工等共5人），都归技术科领导。在这里我连续干了3年，受到极大的锻炼。主要是从事越野车的前中后三桥和传动轴的工艺以及工艺装备的设计。这是我们汽车行业第一次自己大规模的正规从事汽车的工艺和工具设计，对我们的工艺技术力量是一次很大的锻炼提高。后来，国家对越野车生产车间加大投资力度，建立越野车分厂，产能达到3000辆。在抗美援越时期，我们部队用的就是这个越野车，后来年产量达到1万辆。1万辆可不是个小数字，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哪个越野厂年产量达到上万辆。
　　一直到了1959年年底，饶斌厂长调到北京任机械部副部长、汽车局局长，我就回到汽车局工作，总共来了80多人。当时，汽车局除了管汽车以外，还管轴承。
　　我先在汽车局工艺处工作，除汽车外，也负责轴承的业务。跟苏联关系闹僵后，他们不再提供航空和坦克轴承，我们既不能生产飞机，也不能维修，甚至连坦克也维修不了。当时我们有3个轴承厂，即“哈瓦洛”，分布在哈尔滨、大连的瓦房店和洛阳，再加上洛阳的轴承研究所。我们就将这些单位组织起来，进行军工轴承的攻关工作。攻关需要解决技术和工艺问题，我们花了3年时间，集中力量进行攻关，最后终于攻下了100号飞机用轴承和500号坦克轴承难关。
　　通过这段经历，我总结出一点，干什么就要学什么，这样你才能干得好。
　　1964年，我们成立了汽车工业公司，开始办托拉斯。汽车工业公司的总经理就是原一汽厂厂长郭力，下属有6个联营公司，包括长春、北京、重庆、南京汽车分公司，济南、武汉汽车总厂，还有一个洛阳轴承公司。这一段时间，我从事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整个汽车和汽车配件的生产计划的安排，汽车配件的分配，生产技术组织措施，产品质量管理以及机械动力维修和安全等，都由我负责协调。
　　从1964年到1966年，托拉斯办了两年，刚有点成效，运转开始步入正轨。文化大革命却又来了，说什么刘邓路线，砸烂托拉斯。托拉斯于是被砸掉。汽车还是要干啊，后来就又恢复了汽车局，任务还是原来的任务，但总经理不叫总经理，局也不称为局，而改称为组，组的下面还叫组，我就在汽车小组任组长，也就是“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1968年为了建设二汽，一机部成立了二汽办公室，我也成为二汽办的负责人之一。又过了几年，再恢复汽车轴承局。
　　1969年1月，在二汽召开了现场会议，调整了二汽厂址，重新开始了二汽建设。到1971年二汽下放给湖北省时，湖北省领导还挺有意见，说：“这么大的二汽，我怎么管得了？你这个机械工业部怎么说也得留人。”
　　于是，二汽建厂领导小组应运而生，我以二汽建厂领导小组成员的名义被派往二汽，一方面负责二汽的设备工作，另一方面为二汽提供建设条件。后来，后来湖北省委任命我为二汽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我就变成了二汽职工，遵照部领导的意见，不在二汽领工资。
　　1973年，机械工业部任命我为汽车局副局长，我在二汽那边仍然算兼职，工资仍然由部里发放。到了1974年，四川大足汽车厂出现问题，我就被派到那里去做国务院联络员。
　　当时，由于大足汽车制造厂所在地离大足县城30公里，居民不足千人，商业网点极少，因而使该厂职工生活物资供应、子女升学就业及厂区治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该厂受“文革”影响严重，从干部到工人，分成两派，一直处于严重对立状态。国务院就让他们派了八十多人到北京开会，专门办学习班，在北京学习了半年，让他们回去后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
　　怕他们自己搞不好，国务院决定派两个联络员跟他们一道回去。那时，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正负责解决大足汽车厂的问题，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周子健给饶斌打电话，说：“让兴业回来吧。”我那时在二汽干得正好，不太愿意回去。就问他：“到哪里去？”，“到大足汽车厂去，做国务院的联络员，这是政治任务。”
　　除我之外，还有一个联络员，是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杨以希。我们于1974年2月，跟随大足汽车厂在北京学习后回厂的人员一起，到达大足汽车厂，在那里干了3年。每半年向国务院汇报一次情况。从1966年到1974年，大足汽车厂的两派干部和群众曾经打了8年派仗，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情绪。
　　为了解决这个大难题，我们发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北京会议精神，由参加过北京会议的人员带头，开展了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走访谈心促团结，拆墙填沟解疙瘩”，将大家真正团结起来了。并经国务院批准，把大足汽车厂所在地区划归重庆市管辖，成立重庆市双桥区，按照重庆市的城市待遇。为四川汽车厂的建设和发展，创造非常好的条件。
　　后来，大足汽车厂改为四川汽车厂，有时又按产品名称叫做红岩汽车厂。到1977年1月份，我才正式回到北京，结束了国务院联络员的工作。
　　回来后不到半年，洛阳轴承研究所又出了点问题，主要是书记和副书记、所长和副所长闹意见，下面两派群众闹别扭，长期不工作。
　　中央领导批示，要求对轴承研究所进行整顿，要派工作组去。我当工作组组长，领导成员还有洛阳市委副书记和河南省经贸委副主任。在那里，我们花了5个月时间，对研究所进行整顿，调整了领导班子，促进了群众的团结，解决了问题。
　　这一段，我虽然是汽车局的副局长，却经常到基层蹲点，得到很多的锻炼。
1970年8月，段君毅到四川工作，得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张国华、书记李大章等领导人的积极支持。起初他担任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随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8月，在中共四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及省委全会上，被选为省委委员、书记，分工负责省委的日常工作。
&&&&段君毅刚到四川，情况不明，他以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标为武器，决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上，以主要精力抓经济工作。他在省计委和各工业部门领导干部会上说，四川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潜力很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有责任把四川的工农业和三线建设搞好，让毛主席、周总理放心。他亲自带头，组织大批干部奔赴全省各重点厂矿，调查情况，摸清问题。成都无缝钢管厂是我国在三线建设的唯一生产无缝钢管的大型企业，由于派性斗争不息，生产秩序十分混乱。他反复摸清情况后，向省革委会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了这个厂的领导班子问题，生产得到比较正常的发展。
&&&&大足汽车厂是国家在三线建设的唯一重型汽车生产厂，图纸是花外汇从国外引进的，它的生产状况直接关系着部队的建设和战备。从“文革”一开始，这个厂就陷入大乱，成了“老大难”，1972年9月段君毅来这个厂视察时，看到厂区长满了杂草，机器上拴着农民的水牛，心情沉重。他找厂里的领导干部谈话，找工人谈话，深感这里派性严重，情况复杂，问题很难解决。有的干部劝他回去，他不听，在工厂的办公室里临时放一张床，昼夜不息地工作，晚上上厕所还得跑老远去找公厕。他与厂领导班子的每个成员谈话，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他与干部工人吃、住在一起，艰难地工作了许多个日日夜夜，大家感动了，表示要团结起来，消除派性，恢复生产，让中央、省委放心。段君毅笑了，他说：“我们的干部、工人多好啊，不管怎么样他们总是坚信党，跟着党走!”他了解到在当时混乱情况下群众没菜吃，连豆腐也吃不上，就立即把大足县的领导干部找来，请他们尽快解决工人吃菜吃豆腐的问题。到重庆后，他又把这个厂的主要领导请去详细询问情况。得知生产已恢复，他才放了心。
驻渝部队、武警部队
民兵装备仓库办公室主任唐国林空军95645部队副参谋长曾庆来
95605部队副政委黄志辉总参重庆卫星通信站抢险救灾办公室副主任霍灿利
78438部队驻渝办事处正连职助理员宋明峰重庆61792部队三级士官何 峰
78088部队政治指导员冯华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唐睿雪（女）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副连职干事谢朝新后勤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冯裕钊后勤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刘伟通信学院教练营教导员史
忠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急诊科主任唐昌奎 77126部队56分队副营长李小林 77126部队96分队队长何彦 77128部队40分队助理员聂永东
77128部队55分队班长汪伯亮
77133部队副团长 胡愈辉
77133部队56分队副营长李绍堂 77133部队59分队班长 渊 77133部队65分队政治指导员荆德强
77136部队副参谋长周　勇 77136部队21分队战 张国辉 77136部队73分队政治教导员李建涛
77146部队65分队班长陈伟杰 77146部队14分队军务股长艾宪雷 77103部队副团长 唐志强
77103部队政治指导员张万能 77103部队 排长宋廷学 77105部队副团长 张华文 77105部队连长肖　军
77109部队副大队长余　坤 77109部队连长亓玉明 77109部队班长敬　雄 77100部队司令部参谋侯　勇
77109部队司令部参谋刘荣俊 77100部队62分队政治
师长:陈庆云&邹云华&夏国富&刘明江&王世平&王&凯&范承才&胡中强
政委:段树春&?&郑道光&徐德清&佘永洪
&毕先宽 山东省莱芜县人，1921年出生，1943年10月参加革命，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后，历任莱芜县联防大队中队长、副大队长，莱芜县雪野区委统计干事、宣传委员，泰山区淮海支前挑子团二大队十中队中队长，全椒县孤山区委宣传科长，西南服务团队员。日綦江解放后，先后任东溪区副区长，县政府建设科副科长，川东民工总队副总队长，赶水区委副书记、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副书记、县监察委员会书记、县检察院检察长、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县人民委员会县长。1965年1月调离綦江，历任巴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双桥区临时区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南岸区委书记、区革委会主任、区委顾问。1985年12月，离职休养。日因病去世，终年82岁。
1950年12月生，山东成武人。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12月参加工作。国防大学毕业。少将军衔。1972年12月参军，历任第13军37师109团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副教导员、教导员。1985年10月任109团政治部处主任。1990年9月任109团政委。1994年4月任第37师政治部主任。1996年8月任第37师副政委。同年10月任第37师政委（1997年在国防大学学习）。1998年3月任第149师政委。1999年12月任西藏军区副政委。1996年晋升为大校军衔。2002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
侯宇生，男，汉族，重庆云阳人，1963年1月生，大学本科学历。1980年11月参加工作，198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重庆市长寿区委常委、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武装部政委。
83.09 陆军第五十三高炮营二连战士、班长
85.07 石家庄军械技术学院学员
86.08 重庆警备区后勤部军械科正排职助理员
88.12 重庆军分区后勤部正排职助理员
89.12 重庆军分区后勤部副连职助理员
91.12 重庆军分区后勤部技术员（13级）
94.12 重庆军分区后勤部技术员（12级）
97.11 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副营职参谋
97.12 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军务动员处副营职参谋
99.12 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军务动员处正营职参谋
00.12 重庆警备区民兵装备仓库副主任
03.03 重庆警备区司令部装备处副团职参谋
04.09 重庆陆军预备役高炮师装备部部长
08.11 重庆警备区司令部装备处处长
2008.11--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武装部政委
2009.03-- 重庆市长寿区委常委
高梦文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正团职离休干部，因患急病，心肺功能衰竭，于2011年5月4日凌晨3时左右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81岁。
生前系山东聊城县人，生于1930年12月27日，1946年8月参加革命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4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荣立三等功一次，1956年由国防部批准授予解放奖章一枚。
1946年8月至1949年1月在解放军二纵六旅任战士、文书、学员等职；1949年2月至1950年7月在十军二十九师任见习参谋、参谋；1950年8月至1954年9月在川南军区内江军分区任参谋；1954年10月至1956年4月任四川兵役局复员科助理员；1956年5月至1965年11月任四川茂县军分区作战科、司令部参谋、十四团二营副营长等职；1965年12月至1981年3月分别任重庆警备区作战科科长、巴县人武部部长、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1987年5月移交安置在渝中区军干所休养。
1979年5月起，侯宝福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1980年，他任重庆市文联常委。1981年起，他被提升为中共重庆警备区委员会常委、副政委。1983年起，他担任了重庆市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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