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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我的生活》第三十八章 “白水事件”风波，朝鲜有意开发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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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关这一事件的谈话都有可能导致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被免职，或是遭到政治抨击，或者是打官司花费一大笔钱。许多人已经习惯了一种既得权利，他们立志要找到错误；如果我们很久以前的地产买卖中根本没有不法行为，或许他们能够发现某些人在处理这件事时犯的某些错误。
大约三个星期前，我收到了一份评估报告。该报告对于一旦爆发战争，双方将遭受的巨大损失做了评估，结果令我不敢冲动地发动战争。
除非朝鲜允许核查人员继续工作，同意冻结自己的核计划，并愿意与美国就建设无核未来的问题进行谈判，否则我不会同意暂停对朝鲜的制裁。
“白水事件”风波，朝鲜有意开发核武
正当我忙于从事外交事务时，在国内，有关白水事件的新一轮调查开始了。月，罗伯特菲斯克开始了他的调查工作，他一上任就郑重其事地传唤好几位白宫工作人员去作证，其中包括麦琪威廉姆斯和莉萨卡普托。莉萨帮希拉里打工，她是文斯福斯特的朋友。麦克麦克拉蒂于是设立了一个由哈罗德伊克斯领导的白水事件反应小组，协调一致我们对菲斯克和媒体所提问题的回答；把我和其它的幕僚解放出来，让我们做职责范围内应该做的政府工作；使我们的工作人员相互之间或与我或与希拉里之间尽可能不要谈论白水事件。任何有关这一事件的谈话都有可能导致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被免职，或是遭到政治抨击，或者是打官司花费一大笔钱。许多人已经习惯了一种既得权利，他们立志要找到错误；如果我们很久以前的地产买卖中根本没有不法行为，或许他们能够发现某些人在处理这件事时犯的某些错误。
这套体系对我来说不成问题。毕竟，我从小就学会了怎样把个人生活和公众生活分开：在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能够不理会各种各样的指责和影射，继续做我的工作。我知道，对于那些从来没有经受没完没了的破坏性抨击的人，要做到这点比较困难，特别是在一个人们以为只要被指控就必然被判有罪的环境中，更是如此。当然了，有些法律专家，比如像萨姆达什也指出，与里根和尼克松政府相比，我的这届政府是相当合作的，因为我们没有抵制传唤作证，而且我们把所有的档案都交给了司法部，然后又交给了菲斯克。但对手势在得分：不管我们的对手提出什么指控，我和希拉里都必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否则大部分问题还是将会被提起，还是会有人以极度怀疑的口吻写一些报道。人们潜意识的倾向是——我们肯定做错了什么事。
比如，我们的财务档案被无孔不入的媒体披露后，《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吉姆布莱尔的帮助下，希拉里投资美元，在期货市场竟然赚了万美元。布莱尔是我亲近的朋友之一；他在期货交易中确实帮助过希拉里和他的其他许多朋友，但希拉里是自己承担风险的，交了万多美元的佣金，然后根据自己的直觉，在行情下跌之前退出了市场。农产品期货交易平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前任主席，共和党人利奥梅拉米德审查了希拉里的所有交易资料后说，这些交易没有问题。但这话没有起到作用。好几年里，批评者仍然把希拉里在期货交易中挣的钱看成腐败的初步证据。
这种对不道德行为的假设成立，在《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中得到了体现。这篇报道据说是以马文克雷蒂安教授的专业意见为基础的分析，断言希拉里在这桩”棒极了的交易”中没掏自己的钱。克雷蒂安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是公司法和合同方面的全国性权威人士之一，我在耶鲁大学上学时他曾是我的老师，我们的律师还曾请他审查了年期间（也就是我们投资白水地产的期间）我们的纳税申报单。克雷蒂安驳斥了《新闻周刊》的报道。他说：“我从没有说过那种话。”而且他“感到愤怒，觉得受到了羞辱”。
大约与同一段时间，《时代》杂志刊登了一幅封面照片。照片上，我坐在桌前，为白水事件而苦恼，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站在我身后凝视。实际上，这张照片是在一次例行的行程安排会上照的，当时有好几个人在场。在原创的照片上，至少还有其他两个人。《时代》周刊干脆把那两个人剪掉了。
月，希拉里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回答关于她买卖期货和白水事件的问题。她回答得很好，我为她感到自豪。她坦承，由于她相信人人都应该有隐私空间，所以对媒体有关她个人过去交易的提问回应地不够及时，但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我重新划定了自己的隐私空间。说到这里，连记者们也笑了。
强加给我们的有罪假设扩展到了其他人身上。比如，罗杰奥尔特曼和伯尼努斯鲍姆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原因是两人曾讨论过由债务重组信托公司针对麦迪逊储贷银行发出的刑事犯罪举证书，因为债务重组信托公司隶属财政部，而且当时奥尔特曼正在暂时监管这家公司。大概，批评者以为努斯鲍姆试图影响债务重组信托公司的工作程序。但实际上，他们讨论这件事，是因为对麦迪逊储贷银行进行调查的消息泄露后，我们需要对媒体随之的提问做出回应。他们的做法得到了财政部道德顾问的批准。
老派的进步主义专栏作家埃德温约德尔说，华盛顿正在被“道德清洁工”侵袭。在一篇有关努斯鲍姆与奥尔特曼会谈的专栏文章中，他写道：
我希望有人能够开始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白宫工作人员向别的行政机构打听有关总统的指控和传言就这么让人觉得不道德……
罗伯特菲斯克发现，白宫与财政部的接触是合法的，但这并不能停止对努斯鲍姆和奥尔特曼的诽谤。那时候，所有我们任命的官员都需要每天聆听三遍“米兰达原则（即，你有权保持沉默）”。伯尼努斯鲍姆在月初辞职了。他永远不能原谅我主动要求指派独立检察官的愚蠢决定，也不想成为更多问题的一个来源。奥尔特曼在服务了几个月后也将离开政府部门。他们都是能干而且正直的公仆。
月，曾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共和党人、现已成为总裁的罗杰艾尔斯指责本届政府隐瞒了有关白水事件的情况，包括……土地诈骗、非法政治捐款、滥用权力……掩盖了自杀事件——可能是谋杀”。原来这就是“可信的不道德行为的证据”的标准。
尽管没有证据支持，《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特别殷切地断言，文斯的死与我和希拉里的“不法行为”有牵连。此人曾经是尼克松和阿格纽的演讲撰稿人。他似乎决心证明，尼克松和阿格纽的继任者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坏。当然，文斯自杀遗言的内容恰好相反，遗言上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但这并未阻止萨菲尔猜测文斯可能在办公室不合常理地保留了对我们有害的档案。
我们现在知道，具有破坏性的错误报道依据的大量的所谓报料，许多都是由戴维黑尔和出于自己目的庇护黑尔的右翼分子提供的。年，作为小石城的市法官，共和党人黑尔被控诈骗中小企业管理局万美元。这笔钱来自联邦基金，本来应该通过他的“资产管理服务公司”贷给少数裔人民所办的企业。但他却通过一系列假虚构的公司，把钱放入自己的腰包中。美国审计总署后来的审计发现，他诈骗了中小企业管理局万美元。黑尔与吉姆约翰逊法官谈论了自己的困境。约翰逊是阿肯色州一名早期的种族主义者，年曾与温索罗普洛克菲勒竞争州长之位，年与富布赖特竞争参议员这位。他把黑尔保护起来，月，使他和一个名叫公民联盟的保守派团体取得联系。该团体的主要成员是佛洛伊德布朗和戴维博西。布朗在年曾制作了臭名昭著的威利霍顿系列广告，抨击迈克杜卡基斯。博西帮他为年的竞选写了一本书，名为《机灵的威利：美国为什么不能相信比尔克林顿》。在书中，作者们对吉姆约翰逊法官表示了“特别的谢意”。
黑尔声称我向他施压，叫他从“资产管理服务公司”拿出万美元，贷给苏珊麦克道戈尔名下的一家公司，目的是把钱送给阿肯色州的民主党领袖们。作为回报，麦克道戈尔将从麦迪逊储贷银行拿到万美元；转借给黑尔，使他能够从中小企业管理局再搞到万美元。这是一个荒谬而虚假的故事，但布朗和博西却大肆宣扬。很显然，谢菲尔德纳尔逊也帮了忙，把这个故事“推销”给了他在《纽约时报》的熟人杰夫格斯。
年月，媒体开始对罗斯律师事务所粉碎了一些文件的这件事大加挞伐。有一个盛放这些文件的盒子上面有文斯福斯特名字的缩写。该事务所解释说，粉碎的材料与白水事件无关，处理的是不再需要的文件，属于正常程序。罗斯律师事务所对与白水事件无关的而且不再需要的档案按惯例销毁这件事，白宫没有一个人知道。况且，我们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至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有隐瞒行为。
事情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备受尊敬的记者戴维布罗德提到，伯尼努斯鲍姆很不幸，因为他据称是默认了自高自大和对权力的滥用。这样的自高自大和滥用权力最终引出了“过去一周再次在华盛顿回荡的那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词眼——调查、传唤、大陪审团、辞职”。布罗德甚至把我们成功地策划了经济发展计划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作战室”与尼克松的“仇敌名单”相比较。
努斯鲍姆是不幸的人，行吧，就算他不幸吧。我要是听从了他的意见，拒绝让步，不主动要求指派独立检察官来澄清事实，就不会有什么调查、传唤或是大陪审团这些东西。对他的真正伤害在于，他认为我应该遵守法规，接受妥当的标准，而不是在白水事件中媒体设定的不断变换的标准，媒体设定的标准正是为了造成他们公开声称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努斯鲍姆的继任者劳埃德卡特勒长期在华盛顿当律师，在华盛顿政治团队之间有着无可非议的好口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由于有了他的存在和建议，情况大为改观，但他无法扭转白水事件的整个趋势。
拉什林堡在他的政治脱口秀中全力开火，对白水事件趁火打劫。他声称文斯是在希拉里名下的一套公寓里被谋杀的，尸体后来被转移到了马西堡公园。我不能想象这会给文斯的妻子和孩子们带来什么感受。后来，林堡虚伪地指责道：“调查白水事件或是与该事件有关的记者在小石城遭到了殴打和骚扰。其中有一些人已经死了。”
为了不落后于林博，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比尔丹内迈耶呼吁要召开国会听证会，对与我有关的“数量惊人”的人在“非正常状态下”死去的原因进行调查。丹内迈耶列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单，其中包括我的竞选资金管理主席之一维克雷塞和他的儿子。维克和儿子年在去阿拉斯加的途中因飞机失事悲剧性地去世了。还有民主党政治主任保罗塔利，保罗则是在小石城忙于竞选时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我在两个人的葬礼上都发表了悼词，后来还任命维克的遗孀莫利为礼宾主任。
杰里福尔韦尔比丹内迈耶做得更过，他发布了一盘名为《权力圈》的录像带。这盘录像带讲述了无数在阿肯色州“神秘死去“的人们的故事，暗示似乎是我导致了这些人的死亡。福尔韦尔随后又发布了一个续集《克林顿编年史》，并在他的电视节目“旧时福音时光”中播放。这盘录像带以丹内迈耶和吉姆约翰逊法官为主角，指责我与可卡因走私有牵连，指使人谋杀证人，并策划杀死了一名私人调查员和一名州警的妻子。许多“证人”拿了钱出来作证，福尔韦尔则卖出了许多盘录像带。
随着白水事件的展开，我努力保持一定的客观，记住并不是每个人都卷入了这场歇斯底里的癔病中。比如，《今日美国报》就发表了一篇关于白水事件的公正报道，其中包括对吉姆麦克道戈尔和克里斯韦德的采访。吉姆说我和希拉里没有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韦德是当初主管白水那地块的阿肯色州地产商。他说，我和希拉里说的是真话，我们在白水地产投资中牵涉不多。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像拉什林博、比尔丹内迈耶、杰里福尔韦尔这样的右翼分子会这么说，我也能够理解像《华盛顿时报》这样的报纸为什么有这样的论调。《华盛顿时报》公开承认自己属于右翼，由文鲜明牧师资助，报纸的编辑是小韦斯布罗登，而布罗登的父亲是韦斯利布罗登牧师。此人曾经是“白人公民委员会”牧师，与吉姆约翰逊法官是盟友，曾经发起过反对给予黑人民权的斗争，但最后失败了。我不能相信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其它一些我一直很尊敬和信任的媒体竟然上了佛洛伊德布朗、戴维博西、戴维黑尔和吉姆约翰逊之流的当。
大约在这段时间，为纪念“黑人历史月”，我在白宫举办了一个宴会。出席的来宾中包括我上法学院时的教授伯克马歇尔和他的朋友尼科拉卡岑巴赫。卡岑巴赫曾在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工作过，为推进民权做出过不少的贡献。他走到我跟前，告诉我，他是《华盛顿邮报》董事会的成员。对于该报有关白水事件的报道以及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指控而对我和总统之位造成的极坏的不利影响，他感到汗颜。“这是在搞什么鬼？”他问道，“这肯定不是在造福公众。”
不管是在搞什么鬼，这些报道正在起作用。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的人认为我和希拉里在白水事件上撒谎，的人认为我们做了非法的勾当。我必须承认，白水事件，尤其是对希拉里的抨击，对我造成的负面影响比我原先想像的要大。那些指控是空穴来风，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我还有其它的麻烦，但希拉里除了偶尔比较固执外，没有任何值得责备的地方。看到她被一个又一个虚假的指控所伤害，我难过死了，尤其是因为我屈服了，天真地以为独立检察官可以澄清事实，结果使得情况更糟了。我必须努力工作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怒气，但并不总是能够控制得住。内阁成员和工作人员对我偶尔发火似乎能够理解和忍受，艾尔戈尔帮助我度过了怒火中烧的时刻。不过，尽管我继续努力工作，继续深爱自己的工作，但我一般情况下开朗的性情和天生的乐观情绪却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厉的考验。
对我有益的方法是不要太认真地对待这事。每年春季都有三场媒体聚餐会，分别由格里迪朗俱乐部、白宫通讯员和广播电视记者举办。这些餐会使媒体有机会拿总统和其他政客开玩笑，也给了总统一个应答的机会。我盼着这几场餐会，因为这些餐会可以使我们双方放松一些警惕，并且使我记得，媒体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大部分都是努力想做到公正的好人。而且，正如《圣经》里的《箴言》篇所说：“欢乐的心情乃是良药；忧伤的情绪使骨枯干。”
月号，在广播电视记者举办的餐会上，我精神绝佳，讲出了一些绝妙的句子，比如：“来到这里我真的感到很快乐。你们要是觉得我在阿肯色州西北部有一块地，我愿意带你们去看看。”“有人说我与媒体关系的特点是自怜自爱。但我却愿意把它看做是我的移情作用的外部极限。我感受到了我的痛苦。”“离月日还有三天，你们中大多数人花在我纳税问题上的时间却多于花在你们自己纳税问题上的时间。”“我仍然相信有一个地方叫做‘帮助’”
右翼分子的所作所为后来被希拉里称为“海量的右翼阴谋”，在西德尼布卢门撒尔的《克林顿的战争》和乔科纳森与基恩莱昂斯合著的《猎杀总统》中有详细的记录。就我所知，他们实事求是的言论没有一条被人反驳。这些书出版后，参与白水事件狂热报道的主流媒体中的那些人，对书中提出的指控不予理睬，说书的作者们同情我和希拉里，或者干脆责备我们处理白水事件造成的问题的方式不当，而且责备我们不该抱怨。我坚信我们本可以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但他们也应该一样。
在白水事件被关注的初期，我的一位朋友因为来华盛顿之前犯的错误，被迫辞去政府中的职务。罗斯律师事务所向阿肯色州律师协会投诉韦布哈贝尔，声称他多收了客户的钱，并虚报开支。韦布辞去了司法部的职务，但他向希拉里保证，自己与指控无关。他说，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富有但脾气暴躁的岳父塞斯沃德拒绝向罗斯律师事务所支付一桩专利侵权官司的费用。在那场侵权官司中，代表塞斯沃德的罗斯律师事务所输了。他的话听起来有道理，但不是事实。
后来证明，韦布的确多收了客户的钱。他这么做对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名声造成了伤害，并减少了他所有合伙人的收入，包括希拉里的收入。这件事他如果按正常的方式处理，大概可以与律师事务所达成一个协议，把钱还给客户，并被吊销执照一到两年。律师协会也可以选择是否将他交给州检察官。就算他被交给检察官的话，韦布还可以通过偿还公司的钱而免于坐牢。但是，他掉进了独立检察官的圈套里。
事实真相第一次公布出来的时候，我目瞪口呆。多年来，我和韦布一直是朋友和打高尔夫球的伙伴，我原以为很了解他。我现在仍然认为他是个好人，但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由于不想成为斯塔尔手中的一枚棋子，他不得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当所有这一切进行的时候，我并没有离开我平行生活中的另一个轨道，那个我来到华盛顿所追求的生活轨道。月，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大力推行两个法案，我认为这两个法案对没有大学学位的工人将有所帮助。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可能终身只干一份工作，或是只受雇于一个老板，但是人们在就业市场所受到的待遇是明显不同的。我国％的失业率令人误解。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只有，两年制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超过％，中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而中学辍学的人的失业率却超过％。在新罕布什尔州纳舒厄市和基恩市举行的活动中，我发言说，我想把失业救济计划改变为范围更大、设计更合理的培训计划。我希望国会批准通过一个从毕业到就业的计划，为那些不想取得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年轻人提供一到两年的高质量培训。月底，我可以签署“目标”法案了。我们终于从国会那里得到了承诺，一定要达到我年所制定的全国性的教育目标，检验学生向着这一目标前进的进度，并鼓励地方学区采取看起来最有前途的改革措施。对教育部长迪克赖利来说，这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月日，波斯尼亚总统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克罗地亚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来到白宫，签署在我的特使查尔斯雷德曼的帮助下通过谈判达成的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占多数的地区将建立一个联邦，并启动一个与克罗地亚结为联盟的程序。穆斯林与克罗地亚族之间虽然有争斗，但没有双方与波斯尼亚塞族人之间的争斗那么激烈，不过这项协议仍然是迈向和平的重要一步。
月的最后几天，上演了与朝鲜之间的严重危机。月，朝鲜曾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检查他们所公开声称的核基地，但月日，他们却阻挠核查人员完成自己的工作。核查人员检查的反应堆以燃料棒为燃料。这些燃料棒因为最初的用途而耗完后，还可以被再加工成足够数量的钚，足够用来制造核武器。朝鲜还计划建造两座更大的反应堆，可以生产更多用过的燃料棒。这些燃料棒掌握在世界上最孤立的、一个甚至连自己的人民都养不活的穷国手里，是很危险的资源。这样的国家也许会试图把钚卖给意图不轨的买主。一周之内，我决定在韩国部署爱国者导弹，并要求联合国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正像比尔佩里月日对一群编辑和记者说的那样，即使冒着开战的风险，我也决心阻止朝鲜开发自己的核武库。为了确保朝鲜完全了解我们是动真格的，佩里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一直语气强硬，甚至说他不排除先发制人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沃伦里斯托弗努力确保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保持适当的度。国务院说，我们倾向于和平解决，我国驻韩国大使吉姆尼则把我们的立场描述为警惕、坚定、耐心”。我相信，如果朝鲜真的明白我们的立场，并且了解放弃核计划将有利于与其邻国及美国开展合作，随之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话，我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麻烦，白水事件马上会显得好似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一般。
月日，我在达拉斯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周末假期，在我弟弟的婚礼上当伴郎。弟弟是和漂亮的莫利马丁结婚。他在纳什维尔过了几年后，跑到洛杉矶，希望重振自己的歌手生涯。他就是在那时遇见莫利的。我真为罗杰感到高兴。
婚礼后的第二天，我们都一起去观看了阿肯色野猪队对密歇根大学队的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锦标赛半决赛。那个星期，《体育画报》的封面上刊登了我身穿野猪队训练服的照片。杂志内的一篇文章里刊登了一张我手捧篮球的照片。经历媒体对我的那些报道之后，这篇文章对我来说简直是天降甘露。一周后，我又出现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一个体育馆里。这一次，阿肯色队比击败杜克大学队，夺得全国冠军。
月日，最高法院的哈里布莱克门法官宣布退休。我和希拉里在“复兴周末”期间与哈里布莱克门法官和他的妻子多蒂渐渐成为了朋友。哈里是个不错的人，也是位非常优秀的法官，是伦奎斯特法院中迫切需要的一位温和派法官。我知道，为了国家，我必须找一个杰出的法官填补空缺。我第一个考虑的是参议员乔治米切尔。一个月前，米切尔宣布将退休，不再担任参议员。他是一位杰出的多数党领袖，对我忠诚并且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们对于能否在月的选举中保住他的位子没有一点把握。我不想让他离开参议院，但是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法官的期望让我感到兴奋。他在成为参议员之前曾当过联邦法官，他将成为最高法院里的重要人物，一个可以鼓动选票的人，即使是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会洗耳恭听他的意见。五周之内，米切尔再一次拒绝了我。他说，如果他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参议院，我们通过医疗保健改革提案的机会将烟消云散，这会对美国人民、参加再选的民主党人和我的总统职位带来不利影响。
我很快敲定了另外两个人选：史蒂芬布雷耶法官和理查德阿诺德法官。布雷耶已经通过了审查。阿诺德是第八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该法院总部在圣路易斯，司法权范围包括阿肯色州。阿诺德曾经是戴尔邦珀斯的助手，邦珀斯则是阿肯色州众多出名的律师世家的后代。阿诺德很可能会成为最才华横溢的联邦法官，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学会了拉丁语和希腊语，部分目的是为了能够阅读早期与《圣经》有关的文献。我本来很有可能会任命他的。但他当时正在接受癌症治疗，有关他病愈后的恢复预期也不太明朗。在我之前的共和党总统们已经在各联邦法院任命了许多年轻的保守派，这些人会占据职位很多年。我不想冒险，再给他们一个职位。月，我决定提名布雷耶法官。他完全胜任最高法院的工作。此前，在怀特法官辞职后我与他会过面，对他印象很深。布雷耶很容易就能获得批准。至于阿诺德，我很高兴地说，他现在仍然在第八上诉法院当法官，仍然会偶尔地和我一起打打高尔夫球。
月初，北约又在波斯尼亚发动了空袭，这一次是为了阻止塞族对戈拉日德的包围。同一天，卢旺达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同坐的飞机失事，引发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屠杀是占多数的胡图族领导人发起的，针对的是图西族及支持胡图族的人。图西族只占人口的％，却被认为拥有不相称的经济势力和政治权力。我下令撤离所有的美国人，并派部队去保证他们的安全。天之内，在一个只有万人口的国家里，多万人被杀害了，大部分人都是被砍刀杀害的。我们过分关注波斯尼亚了，仍然没有忘记六个月前索马里发生的事件，在与我国利益无关紧要的遥远的地方部署军队也会遭到国会的反对，因此，我和我的外交政策小组都没有认真考虑过派兵去阻止屠杀。只要有几千名士兵，加上盟国的帮忙，还需要一点部署部队所需的时间，我们本来可以挽救很多生命。未能努力阻止卢旺达悲剧的发生成为我总统任期内最大的遗憾之一。
在我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以及卸任后，我尽一切可能，帮助卢旺达恢复他们的国家和国民的生活。如今，应保罗卡加姆总统的邀请，卢旺达已成为接受我的基金以阻止艾滋病蔓延的国家之一。
月日，理查德尼克松去世了。在去世之前的一个月零一天，他曾写给我一封长达七页的不寻常的信，介绍了他最近的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英国之行。尼克松在信中写道，我赢得了他会见的那些领导人的尊重，我不能让白水事件或别的什么国内事务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我们外交政策要优先实现的目重大目标——确保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持续下去。他为叶利钦的政治地位和俄罗斯议会中上扬的反美情绪感到担忧，他敦促我保持与叶利钦的紧密关系，但也要与俄罗斯的其他民主派人士建立联系，改进我国对外援助计划策划及管控；任命有影响力的商人负责为俄罗斯吸引私人投资。尼克松还写道，应该揭露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骗子嘴脸，而不是打压他；我们应尽量使坏家伙——日里诺夫斯基、鲁茨科伊和共产主义者——不团结，如果可能的话，促使好家伙——切尔诺梅尔金、雅夫林斯基、沙赫赖伊、特拉夫金——结成统一阵线，进行认真负责的改革。最后，尼克松写道，我不应该把有针对性的援助分散到整个前苏联国家，而应该将我们的资源集中在俄罗斯及乌克兰：这是绝对必要的。这封信是尼克松多岁时写下的一篇杰作。
所有在世的前总统都到尼克松总统的总统图书馆和出生地参加了他的葬礼。当他的家人请我和鲍勃多尔、亨利基辛格、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皮特威尔逊（他在年轻时曾为尼克松工作过）一道发言时，我感到很吃惊。我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他明智的建议，特别是有关俄罗斯的建议的赞赏，评价了他对美国和全世界所抱有的持续、精力旺盛而且头脑清晰的兴趣，并提到了他在去世前一个月打给我的电话和写给我的信。我只是间接地提到了白水事件，提出了和解的请求。“今天，他的家人、朋友和整个国家将因为他一生总的成绩而记住他。但也有些人根据与尼克松总统的一生和事业相比微不足道的事情来评价他，但愿这样的日子到此结束。”我们党内有些痛恨尼克松的人不喜欢我的发言。除水门事件外，尼克松还做了许多我不赞同的事情——仇敌名单，延长越南战争并扩大轰炸范围，在加利福尼亚时为竞选国会议员的竞争对手扣“赤色分子”的帽子。但他也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签署法令设立了环境保护局、“法律服务公司”和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并且支持了平权法案。与世纪年代和年代接管了共和党的那些人相比，尼克松是一个激进的自由派。
参加葬礼的后一天，我给拉里金的电视节目打电话，因为他正就刚出版的母亲的自传《用心生活》一书采访迪克凯利和詹姆斯摩根。我告诉拉里，母亲葬礼后我就出国访问了，回来后我才发现，拿起厨房的电话之后，我想起自己再也不能在星期天晚上给她打电话了。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压制住星期天晚上打电话的想法（接受了母亲的逝去）。
月日，我在白宫的南草坪上设宴款待了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各部落的首领。几乎所有的内阁成员都参加了。很显然，自世纪年代以来，他们这是第一次应邀来到白宫。他们中有些人受益于印第安人地区的赌博业而非常富有，他们是乘坐私人飞机来华盛顿的；而其他领导人由于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居留地，非常贫穷，他们在部落里凑钱才买得起飞机票。我许诺将尊重他们的自决权、部落的主权和宗教自由，并将努力改善联邦政府与他们的关系。我还签署了行政令，确保我们兑现许下的承诺。最后，我承诺将做更多的事来支持贫困部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经济发展。
月底，我们显然已经在医疗保健改革的信息战中失利了。月日的《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场针对我们的耗资亿美元的信息误导战：
孩子的哭声很痛苦，孩子的妈妈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求求你们了。”她在电话上哀求着，想为自己生病的孩子求得帮助。
“对不起，政府医疗中心现在关门了。”电话另一端的录音答复道，“不过，如果是急诊，你可以试一下政府。”妈妈试拔了这个号码，她听到的只是另一个电话录音：“对不起，所有的医保受理人现在都很忙。请别挂电话，我们将优先接听……”
“他们为什么要让政府来接管这事呢？”她伤心地问道，“我想要重新看我的家庭医生。”
这篇报道写道，这个广播节目是由华盛顿一个名为“支持税收改革的美国人”的组织制作的，它所存在的问题只有一个——它反映的不是事实。
一个名叫“美国医疗改革委员会”的组织则通过直接邮寄传单，发起了另一场大规模攻势。该组织坚称，按照克林顿政府制定的医疗改革计划，谁要是多买了医疗保险，就有可能坐五年牢。实际上，我们的计划明确规定，人民可以自由地购买任何自己喜欢的医疗保健服务。
广告宣传活动是虚假的，但它起到了作用。事实上，月日，在一篇题为《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喜欢的是克林顿的计划》的文章中披露了一项《华尔街日报》和全美广播公司新闻网的联合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我们的医疗计划时，大部分人都表示反对。但事实上，当被问到对医疗计划有什么期望时，他们中超过％的人都支持我们计划中的主要条款。这篇文章写道：“当你向这些人描述克林顿所提议的法案，不事先说明这是总统的方案，与国会修订的四项首选议案相比，每个人都会把克林顿所提议的法案作为首选。”
文章引用民意测验的发起人（一名共和党人和一名民主党人）的话说：“白宫对这件事应该是既感到满意，但又需要反省。感到满意是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他们计划中的基本理念是正确的；需要反省则是因为他们显然与公众交流太少，向利益集团让步的太多。”
尽管如此，国会还是继续对这个法案进行审议，将其提交给国会中的五个委员会，其中三个在众议院，两个在参议院。众议院劳工委员会在月份曾投票否决了一项实际上比我们的法案更全面的医疗保健法案。其它四个委员会正努力开展工作，试图达成一致意见。
在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又一次地，所有的麻烦在同一时间涌现了。在亚特兰大的有线电视新闻网总部，在由“卡特总统中心”举办的全球论坛上，我回答了国际记者们的提问；签署了从毕业到就业援助法案，向拉宾和阿拉法特表示祝贺，因为他们就加沙和耶利哥的交接事宜达成协议；游说众议员们批准通过针对致命的进攻性武器的禁令；该禁令受到全国步枪协会的强烈反对，仍然以两票的优势获得通过后，我对此非常高兴；南非举行了第一次全面而公正的大选之后，我宣布美国将增加对南非的援助，戈尔夫妇、希拉里、罗恩布朗和迈克埃斯皮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曼德拉总统的就职典礼；在白宫举办了一次活动，强调没有医保的妇女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加强了对海地的制裁，因为拉乌尔塞德拉斯中将继续在屠杀并残害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任命联合黑人大学基金会领导人、前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比尔格雷为我和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海地问题上的特别顾问；而且，他被葆拉琼斯告上了法庭。这只是我任总统期间非常普通的一个星期发生的事件。
葆拉琼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是在此前的月。当时她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保守政治行动委员会大会，会上克利夫杰克逊将她介绍给了大家，据她所称，参加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还她清白”。戴维布罗克根据阿肯色州州警的指控，在《美国观察者》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的其中一项指控是，我在小石城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曾与一名女子约会，后来该女子告诉带她去旅馆的警察说，她想成为我“固定的女朋友”。尽管文章只说这名女子叫葆拉，但琼斯却声称，她的家人和朋友阅读文章时，认出那就是她。她还说她要还自己清白，但她并没有告《美国观察家》诽谤，却控告我性骚扰，还说她拒绝了我讨人厌的调戏后，我拒绝给予她一般州政府雇员都可以得到的年度加薪。当时，她还是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的一名职员。琼斯和克利夫杰克逊的处女秀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太多注意，但是到了月日，就在诉讼时限到期的前两天，琼斯对我提起了诉讼，宣称我对她进行了性骚扰，要求赔偿万美元。
在提起诉讼之前，琼斯的最先雇请的那个律师联系了小石城的某个人，小石城的这个人又与我的办公室联系，告知我们，琼斯的律师说，琼斯的案子胜算不大，如果我给她万美元，并帮助她和她丈夫史蒂夫在好莱坞找到工作，她就不告我了。后来我们发现，史蒂夫是个痛恨克林顿的保守分子。我没有付钱，因为我没有对她进行性骚扰。与她另一项指控相反，她实际上得到了年度加薪。现在我不得不再请一名律师，请华盛顿的律师鲍勃贝内特为我辩护。
月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到全国各地为我的医疗保健改革和打击犯罪的提案做宣传，但总是有其它的事件同时发生。到那时为止，发生的最好的一件事是我的第一个侄子泰勒卡西迪克林顿出世了。罗杰和莫利于月日把他带到这个人世来。
日，我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法案：学前教育改革法案。沙拉拉部长和赖利部长为这一法案作了大量的工作。法案增加了学前教育计划涵盖的贫困学生人数，改进了学前教育的质量，根据我的早期学前教育提案，首次为三岁以下儿童提供了服务。
第二天，我在白宫迎来了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冷战和笨拙的外交手腕把印度和美国分离地太久了。印度有将近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体。在此前的年中，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使印度与苏联更亲密了，而冷战则把美国与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的关系拉近。自独立以来，印巴两国就因克什米尔这个印度北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陷入了似乎无休止的激烈争斗中。现在冷战结束了，我想我有机会也有义务来改善美印关系。
主要的症结在于，我们想努力限制核武器的扩散，印度却极力想发展核武器，这样双方就有了冲突。在印度看来，发展核武器是威慑中国核武库的必要手段，也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必要条件。巴基斯坦也制定了一个核发展计划，在印度次大陆形成了危险的局面。我相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库只会使两国更加不安全，但印度人不这么想，并决心不让美国干涉他们继续实施核计划的权利。他们认为这种权利是合情合理的。虽然如此，印度还是和我们一样，想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尽管我们没有解决两国之间所有的分歧，但我和拉奥总理总算打破了僵局，为在我的两届任期内不断改善印美关系迈进了新篇章。
在我会见拉奥总理的那天，杰姬肯尼迪奥纳西斯在与癌症做了一番拼斗后，去世了，死时才岁。在我们心中的伟大公众人物中，杰姬是最少抛头露面的。对许多人来说，她是一个抹之不去的高雅、美观和悲伤的图像。对那些有幸认识她的人来说，她表里如一，甚至比外表更令人尊敬——她是一个生活丰富、有活力的女士，一位优秀的母亲和好朋友。我知道她的孩子约翰和卡洛琳，以及她的伴侣毛里斯坦普斯曼将会多么怀念她。希拉里也会想念她，因为她曾不断地鼓励我们，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建议，并给予了我们真诚的友谊。
到了月底，我不得不决定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贸易最惠国待遇实际上是一种有点令人产生误会的说法，指的是没有额外关税或是其它壁垒的一般贸易关系。美国对中国已经有了不小的贸易逆差，随着美国每年购买中国％到％的出口商品，这一逆差在以后几年里还将持续上升。在天安门广场暴力事件之后，随后又镇压了不同政见者之后，美国各个阶层的政治人物都觉得，老布什政府与中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太快了。在竞选总统的活动中，我曾批评老布什政府的政策，并于年发布行政令，宣布在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之前，中国必须在移民、人权和监狱里的强制劳动等方面取得进步。月，沃伦克里斯托弗交给我一份报告，显示所有的移民案件都解决了；我们与中国就如何处理监狱强制劳动问题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中国还第一次答应将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另一方面，克里斯托弗称，中国对爱好和平的不同政见者仍有扣留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仍然压制着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was extremely sensitive to other nations interfering in its political affairs. The Chinese leaders also felt that they were managing all the change they could handle with their economic modernization program and attendant huge population shifts from inland provinces to booming coastal cities. Because our engagement had produced some positive results, I decided, with the unanimous support of my foreign policy and economic advisors, to extend MFN and, for the future, to delink our human rights efforts from trade. The United States had a big stake in bring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community. Greater trade and involvement would bring more prosperity to C more contacts wi more cooperation on problems like North Korea, greater adherence to the rules
and, we hoped, the advance of personal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中国对其他国家“干涉”其政治事务极端敏感。中国领导人们还觉得，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伴随而来的人口从内陆省份向经济快速发展的沿海城市的大量转移，他们正在尽全力应对所有这些变化。因为我们的接洽已经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所以我决定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为了将来，我将我们在人权方面的努力与贸易分了开来。这一决定得到了我的外交政策顾问们和经济顾问们的一致支持。美国在将中国领入全国经济体中利益攸关。更多的贸易和参与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更多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更多在诸如朝鲜等问题上的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得到中国的合作），让中国更好地遵守国际规则。而且我们希望，这将推进中国的个人自由和人权。
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希拉里去了欧洲，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周年的活动。年月日，美国军队及盟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对诺曼底海滩展开猛攻。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登陆战，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的先兆。
我们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是罗马，到梵蒂冈拜访了教皇，并会见了意大利的新总理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贝鲁斯科尼是意大利最大的传媒公司的老板，是个政治新丁。他组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治联盟，其中包括一个被比做法西斯的极端右翼政党。尽管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断了腿之后还没有完全康复，但与我讨论世界问题时，他仍然精力充沛。我们讨论的问题包括宗教自由在中国能否得到保障，以及我们有没有可能与温和主义的穆斯林国家合作。但在如何控制人口爆炸及推动贫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从某些方面看，贝鲁斯科尼是意大利第一位传媒业出身的政治家：超凡魅力，意志坚定，决心把自己标志性的纪律和方针带入意大利臭名远扬的不稳定的政治生活中。他的批评者指责他试图把一种新法西斯秩序强加于意大利，他对此坚决否认。他保证会致力于保护民主和人权，维护意大利与美国在历史上的伙伴关系，并承担意大利作为北约成员国在波斯尼亚的责任。这让我非常高兴。
月日，我在内图诺的美军公墓发表了演计。内图诺曾经因为战争而满目疮痍，如今已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松树和柏树。在一排排大理石墓碑上，我们可以看到埋葬在那里的名士兵的名字。另外名美国士兵的名字被镌刻在附近的教堂里，他们的尸体一直都没有找到。他们死于解放意大利的战争中，死的时候都很年轻。这里是我父亲当兵时曾经到过的战场。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英国剑桥附近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在那里我们参观了另一座美军公墓。那里埋葬了当初驻守在这个基地的名陆海空三军士兵，另外还有一座“战争中失踪人员的姓名墙”，记录了多名士兵的名字，其中包括两名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再也没有返航的飞行员：小乔肯尼迪和格兰米勒。小乔肯尼迪是肯尼迪家族的长子，大家当初都以为他会成为家族中的政治家；米勒曾经是乐队指挥，他的音乐在世纪年代曾风靡一时。在当天举行的仪式上，空军军乐队演奏了米勒的主打曲目：《月光小夜曲》。
我与约翰梅杰首相在契克斯别墅举行了会谈。契克斯别墅建于世纪，是英国首相的乡间度假地。然后，我和希拉里出席了在朴次茅斯举行的盛大宴会。宴会上，我坐在英国女王的旁边，对她的优雅和睿智以及讨论公共事务的巧妙方式所折服。女王向我打听了一些消息，并询问了我的观点，但又适可而止，从不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对英国的领袖来说是避讳）。女王陛下给我的印象是，如果不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她也许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或外交家。实际上，她的确是成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只是外表上没有显露出来而已。
宴会结束后，我们应王室的邀请，登上皇家游艇大不列颠号。在船上我们有幸与女王的母亲共处了一会。王太后已经岁了，但仍然很有活力，并不显老，双眼炯炯有神，仿佛能将人看穿。第二天是诺曼底登陆纪念日的前一天。这天早上，我们出席了“战前祷告仪式”，一种为战斗而献身的军队里的宗教仪式。戴安娜王妃也来了。她已经与查尔斯王子分居，但没有离婚。她向我和希拉里问过好之后，就走进人群，与她的同胞们握手。那些人显然很高兴见到她。我与查尔斯和戴安娜在一起只待了很短的时间，我对他们俩都有好感，真希望他们的生活遭遇与现在的有所不同。
“战前祷告仪式”结束后，我们登上大不列颠号吃午餐，将船开入英吉利海峡中，开始穿越海峡的活动，随行的有许多船只。在一段短暂的航行后，我们与王室道别，坐上由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员驾驶的一艘小船。小船带我们驶向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剩下的航程，就由这艘航空母舰来完成了。我和希拉里很高兴能和舰上的名船员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共进晚餐。我趁着这段时间修改了发言稿。
月日，我在犹他海滩的霍克角和位于北部寇维尔的美军公墓发表演说。这两个地方都满是二战老兵。
在犹他海滩，我还与三位老兵一起散步，其中一位因为在年前那个决定战争胜负的日子里英勇作战获得了荣誉勋章。他是第一次回到这里。他告诉我，我们站的地方差不多正好是年他登陆的地方。然后，他沿着海滩指向另一个地方，告诉我他兄弟是在那个方向几百码外的地方登陆的。他说：“人生之路真是有意思。我获得了荣誉勋章，我兄弟却牺牲了。”“你仍然想念着他，是吧？”我问道。他的回答让我永生难忘：“年来，每天都想念。”
在庆祝仪式上，德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的乔道生把我介绍给大家。道生当年还是一名年轻的上尉，据说是第一个冒着德国人的猛烈炮火，成功地冲上诺曼底陡峭高崖的军官。那天，大约名美国人牺牲了，包括对兄弟，一对父子，另有位全部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小镇贝德福德。我向那些活了下来并回到他们取得胜利的地方的人表达了谢意，他们在行走时或许少了些活力，人数也可能越来越少。但我们要记住，这些人在年轻时拯救了这个世界。
第二天，我去巴黎会见了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在波旁宫向法国国民议会发表了演说，出席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举行的一场宴会。宴会结束时已近深夜，使我们惊讶的是，他在这时仍然问我和希拉里想不想看一下“新卢浮宫”，一座由华裔美国建筑师贝聿明设计的建筑。密特朗已经岁了，身体不好，但仍然急于向我们展示法国的最新杰作。密特朗、美国驻法国大使帕梅拉哈里曼、希拉里和我到达新卢浮宫时，发现我们的导游不是别人，正是贝聿明本人。我们参观了宏伟的金字塔状的玻璃建筑，修复并改建了的旧建筑，以及出土的古罗马时期的遗迹，总共游览了一个半小时。密特朗不时对贝聿明的解说加以补充，确保我们不漏过任何地方，从头至尾，他一直精力充沛。
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天，我为了一件私人事务回到牛津，接受了一个荣誉学位。那是英国的春季的无可挑剔的一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树木茂盛，紫藤郁郁，鲜花盛开。在简短的演说中，我提到了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然后，我说：“历史并不总是给予我们伟大的远征，但总是给予我们机遇。”我们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很多机遇：恢复经济增长、扩大民主的范围、停止对环境的破坏、在欧洲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机制、制止核武器的扩散和恐怖主义。我和希拉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周，但现在是时候我们回国抓住那些“机遇”了。
我回国那天，肯尼迪参议员的劳工与人力资源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将医疗保健改革法案呈交参议院审议。为全体国民提供医疗保险的法案得到国会中某个委员会的赞成，这还是头一次。一名共和党人、来自佛蒙特州的吉姆杰福兹投了赞成票。杰福兹鼓励我继续与共和党人接触。他说，我们只需对该法案做两三处修订，而且不一定是把法案主要部分去掉的修订，就可以再获得几张票的支持。
我们的喜悦没持续多久。两天后，鲍勃多尔宣布他将封杀任何医疗改革法案，在月的国会选举中，还将把我的这个计划作为一个主要争议性话题。而此前他却告诉我，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妥协。几天后，据说纽特金里奇曾说过，共和党的策略就是反对任何改良的修正条款，以使医疗改革法案无法获得通过。他说到做到。月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否决了一项全面涵盖的医保议案，没有一个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
前任副总统丹奎尔的办公室主任威廉克里斯托尔送给共和党领导人们一份备忘录，力劝他们封杀医保改革。克里斯托尔说，共和党不能允许让任何法案通过，医保改革法案若是成功通过，将对共和党造成严重的政治威胁，但如果能将其封杀，则会使总统遭受一个重大挫折。月底，在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度假地，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决定采取克里斯托尔的立场。金里奇采取了克里斯托尔的强硬路线，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的目标就是要说服众议院，并把整个国家推向右翼。另一方面，多尔倒是真的关心医疗保健问题，知道我们的制度需要改革。但他正准备竞选总统。他只要纠集到名共和党议员进行议事阻挠，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月日，我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福利改革法案。该法案是由唐纳沙拉拉、布鲁斯里德和他们领导的一流的政策制订人员制定的，目的是使福利成为一种第二选择，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与每一个受到影响的利益集团及包括州长和福利受益者在内的各阶层人士进行了磋商，然后才制定出这个议案。该法案要求政府为有劳动能力的福利接受者提供教育和培训，这些享受福利的人在享有两年福利之后则必须工作，如果在私人企业找不到工作，他们必须接受一份政府提供补助的工作。
法案中的其它条款是制订用来确保，在经济上，福利接受者工作时不比接受福利时更差，包括增加用于强制抚养儿童的款项，并根据医疗补助计划和食品券计划，向处于从接受福利到自己打工这个过渡时期的家庭继续提供医疗和食品补助。这些改革，再加上年实行的对低收入工作给予更大的劳务所得收入抵免的政策，将足以使低收入工作比福利更加有吸引力。当然了，如果我们能够批准通过医疗保健改革法案，低收入工人将获得长久的而不是暂时的医保，福利改革也会更成功。
我还提议终止当前福利体系中的一个有悖常理的鼓励条款。根据该条款，十来岁就成为母亲的女孩从家里搬出来得到的福利，要多于和父母住在一起并且继续上学能得到的补助。我还敦促国会巩固强制抚养儿童法案，迫使不与孩子一起生活的父母们多支付一些抚养费。这些抚养费是经过法院裁定的，总数额高达亿美元，沙拉拉部长已给好几个州发放了不遵守现行联邦法规的“弃权声明书”，以促使施行大量这样的改革措施，而且这些措施正在产生效果：接受福利的人数已经急剧减少了。
国际事务方面，月是重要的一个月：我加强了对海地的制裁；我和希拉里一起为日本天皇和皇后举办了一次国宴。他们两人都聪明文雅，不论到哪里出访都传递出自己国家的善意；我然后会见了约旦国王侯赛因，以及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智利的总统。不过，最大的外交政策的难题还是朝鲜核问题。
正如前面提到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希望检查朝鲜的核设施，以确保使用过的燃料棒不被重新加工成可制造核武器的钚，但遭到了朝鲜的阻挠。月，检查被停止后，我决心要想办法使联合国对朝鲜实施制裁，并拒绝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之后的局势更加恶化。月，朝鲜开始从一座反应堆中卸下燃料棒，但不让检查人员充分监督实际的操作，使他们无法确定使用过的燃料棒将作何用途。
月日，卡特总统打电话给我，说他愿意到朝鲜去一趟，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我派处理朝鲜这个麻烦的大使鲍勃加卢奇到佐治亚州的普莱思斯，向卡特通报朝鲜违反协议的严重性。但他仍然想去。我与戈尔及我的国家安全小组商讨了一下，得出决定，这个方法值得一试。大约三个星期前，我收到了一份评估报告。该报告对于一旦爆发战争，双方将遭受的巨大损失做了评估，结果令我不敢冲动地发动战争。当时我在欧洲参加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于是戈尔打电话告诉卡特，说除非朝鲜允许核查人员继续工作，同意冻结自己的核计划，并愿意与美国就建设无核未来的问题进行谈判，否则我不会同意暂停对朝鲜的制裁。只要金日成主席理解这一点，我不反对他去一趟朝鲜。
月日，卡特总统从平壤给我打来电话，并接受了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个现场采访。在采访中，他声称，只要我们采取善意措施，消除在国际原子能核查问题上的分歧，金日成就不驱逐核查人员。卡特还说，由于朝鲜迈出了这非常积极的一步骤，我们政府应该减轻制裁，并开始与朝鲜举行高级别的谈判。我回答说，如果朝鲜准备冻结核计划，我们将回到谈判桌前，但我当时不清楚朝鲜会不会同意这么做。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不愿意相信朝鲜，希望继续实行制裁，直到得到正式的确认，证明朝鲜改变了政策。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确认。金日成给我送来一封信，确认了他告诉卡特的那些话，并接受我们恢复谈判的前提条件。我感谢卡特总统做出的努力，然后宣布朝鲜已接受了我们的所有条件，朝鲜与韩国已同意就两国元首会谈的可能性进行讨论。作为回报，我说美国愿意下个月在日内瓦与朝鲜展开谈判，在谈判期间，我们将中止制裁。
月底，我宣布对几名幕僚的工作做出变动，希望这样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应对更加艰巨的立法行政目标及四个月后的选举。几周前，麦克麦克拉蒂告诉我，他认为自己该换换工作了。他因为旅务办公室事件受到了不少批评，无数的媒体报道批评我们的决策过程也让他承受了很大压力。他建议我任命列昂帕内塔为白宫办公厅主任，因为列昂对国会和媒体都很了解，而且他会严格管理工作人员。麦克说他想设法为我与国会中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牵线搭桥，负责监督月将在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准备工作。
我认为麦克完成的工作成绩超过了他所得到的评价，他管理的白宫工作人员比以前少得多，工作量却比以前繁重得多；我们在经济发展计划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上取得胜利，他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正像鲍勃鲁宾经常说的那样，麦克在白宫内部以及白宫与内阁成员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的同事关系，这种氛围是以前许多届政府都没有的。这种氛围帮助我们在与国会和政府部门的合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种氛围还鼓励自由公开的讨论，虽然有人因为这样的讨论对我们的决策制订过程提出批评，但考虑到我们面对的许多挑战的新奇和复杂性，这样的讨论实际上使我们做出了更佳的决策。
况且，除了减少信息的泄露之外，我认为我们根本没办法避免媒体的负面报道。托马斯帕特森教授当时刚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著作《混乱》，帮助我对正在发生的事件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对于媒体在选举中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帕特森是个权威人士。他的理解是，在过去来年，媒体逐渐把自己看作总统候选人和公众之间的“斡旋人”，有关总统竞选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告诉选民们该以怎样的观点来看待各位候选人，这些候选人有哪些问题。年，有关老布什、佩罗和我的报道，都是负面的比正面的多。
在年版《混乱》的后记中，帕特森说，自年选举后，媒体第一次把选举中的负面偏见带入对政府的报道中。他说，现如今，有关总统的新闻报道不太取决于他在任职期间的实际表现，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媒体挑剔挖苦的偏见。对于不好的事，我国的媒体几乎总是要放大许多倍，对于好事却只是轻描淡写。比如，无党派的“媒体与公共事务中心”声称，关于我对国内事务的处理，％的报道都是负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我没有遵守竞选承诺，尽管，正如帕特森说的那样，我兑现了许多竞选承诺，甚至应该享有“遵守承诺的总统”这个好名声。之所以这么说，部分原因是我赢得了国会中％的竞争选票，历史上，只有艾森豪威尔在年、约翰逊在年曾经取得比这更好的成绩。帕特森得出结论说，负面报道不仅使我的支持率下跌，还减少了公众对我提出的计划的支持，包括对医保改革的支持，因此使克林顿总统任期和国家利益都付出了特别高的代价。
年夏天，托马斯帕特森的书帮助我了解到，我可能根本就没办法改变媒体的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必须学会更好地与媒体打交道。麦克麦克拉蒂从未要求得到办公厅主任这个职位，列昂帕内塔却乐意迎接这个挑战。他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取得的成绩几乎是达到了峰值——我们的前两个预算案是年来第一个按时被国会采纳的预算案；这两个预算自杜鲁门时代以来第一次确保了连续三年减少国家财政赤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也许是，年来，我们的预算案第一次削减了可自由支配的国内支出，同时还增加了对教育、学前教育计划、工作岗位培训和新技术方面的投入。作为办公厅主任，列昂或许可以把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正在试图为美国人民完成的目标更清楚地告诉媒体。我任命了他，并任命麦克为总统顾问，工作性质就是他先前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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