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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察护照的交涉始末
日 20:49:23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2008年第5期 作者：
霍云峰　刘进宝
摘 要：奥莱尔·斯坦因是敦煌学术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1930年，他第四次来中国考察。由于中国局势已发生明显改变，致使这次考察失败。探析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察从护照申请到取消的整个过程，可以揭示斯坦因此次考察失败的主要原因，从中也可以一窥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和崛起的进程。
关键词：斯坦因；第四次考察；中国护照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8）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霍云峰，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助教 225300；刘进宝，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10097
在敦煌百年学术史上，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是一个绕不开、也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于1900年、1906年、1913年和1930年4次到中国新疆、甘肃等地区进行考察。在前三次考察中，他掠走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尤其是第二次，以哄骗的手段获得敦煌藏经洞文书一万多卷，使他成为导致敦煌文物外流的关键人物之一。陈寅恪先生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236，而斯坦因正是这部伤心史的始作俑者。清末民初的中国，国运凋敝，政府无能，根本谈不上维护国家的合法权益，这从斯坦因来中国考察的护照问题可见一斑。关于斯坦因前三次护照问题王冀青先生已著文详细评析［2］，这里不再缀述。相较之下，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察护照可谓一波三折，很有探讨之必要。本文拟根据相关资料原件，详细探究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察的过程及失败的原因。
一、 筹集考察经费
斯坦因在完成他第三次考察的详细报告书——《亚洲腹地》一书的过程中，萌发了去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第四次考察的愿望。然而，此时英国及英属印度的相关博物馆已不再急需中亚文物，不愿为此提供大量资金。斯坦因曾经寄希望于英中庚子赔款基金的资助，但英中两国在庚款管理方面的谈判一直悬而不决，让斯坦因大失所望。
就在斯坦因寻找其它机会时，美国哈佛大学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日，斯坦因收到哈佛大学校长洛维尔（A·L·Lowell）的邀请信，邀请他就中亚考察问题在哈佛大学的洛维尔研究所讲授6个课时，酬金600美元。斯坦因立即回信表示接受邀请，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可能是一次试探，他给好友艾伦的信中说：“当然我不能接受下个学期的授课邀请，但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在1929年秋季穿越大西洋的机会”［3］456，考察的转机出现了。他马上给在哈佛大学的好友凯乐教授写信，询问哈佛是否有可能资助他进行第四次中亚考察，信中谈到他1925年以来筹集考察经费的困难以及退休后可以接受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资助等情况。斯坦因的愿望与哈佛的希望竟是如此的一致，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凯乐负责与斯坦因继续保持联络，哈佛福格博物馆的负责人之一萨克斯（P·W·Sachs）则开始为考察经费进行活动。
1929年7月中旬，斯坦因向哈佛大学提交了一份第四次中亚考察目的、线路、方式的说明书，同时提出一个让哈佛出乎意料的要求——请大英博物馆参与考察。斯坦因认为“如果美国、英国外交机构联合起来支持我的考察计划，或许会有助于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达成令人满意的初步协议。……如果能将这次考察变成一次半英国、半美国性质的考察，我将很高兴”［4］。哈佛大学急需的是中亚文物，并不缺钱，所以不愿同意斯坦因的要求，但又不好直接拒绝。
1929年10月，纽约的股票市场全面崩盘，世界经济危机暴发。而哈佛大学为斯坦因筹集考察经费的主要来源，正是哈佛燕京学社所受霍尔基金的股票。斯坦因一度想放弃赴美讲演的计划，他10月17日给好友安德鲁斯写信说：“获得美国对中亚之行给予的支持很成问题，……我不能在波士顿和其他地方授课度日，除非美国的支持有一个明确的前景。”［3］456
但哈佛方面并没有死心，仍在继续多方筹集资金，并敦促斯坦因来哈佛讲演。1929年11月底，斯坦因按计划到达哈佛大学，从12月5日—28日开始在波士顿的洛维尔研究所讲演，讲演的总题目是“在亚洲腹地的探险”，每周一、四、六晚8点开讲，共讲8次。题目分别是：“（1）中国突厥斯坦及其边境地区的地理和历史；（2）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至和阗及其废墟遗址；（3）在尼雅遗址的发现；（4）一个古代档案室和米兰废墟遗址；（5）在罗布沙漠中的探险；（6）古代中国的一条长城边境线；（7）敦煌千佛洞石窟寺的佛教艺术遗物；（8）从甘肃西部到帕米尔高原”。［5］225其讲演稿经整理、扩充后于1933年在伦敦出版，书名为《在中亚的古道上》，也就是后来向达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与此同时，萨克斯等人终于筹集到了2万英镑的考察经费。“萨克斯已通知我，用于我未来探险——无论是在中国、波斯还是亚洲其它地方的全部资金已弄到手：20000英镑。一半资金是大规模为哈佛大学的捐赠，以支持其从事对中国的研究而近来所剩下的。”［3］459
日，萨克斯代表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与哈佛燕京学社给在纽约的斯坦因写了一封长信，正式向斯坦因提出有关条件和建议：“（1）由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及哈燕社出资10万美元资助由斯坦因领导的、为期三年的亚洲考察，考察结果（文物）属上述两机构所有；（2）为防止美国有关委员会的阻碍，斯坦因在野外考察期间只能与萨克斯单线通讯；（3）斯坦因与福格博物馆及哈燕社的关系是独立承包人的关系，而不是代理人的关系，无权代表任何一机构签约或使用任何一机构的名义；（4）斯坦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改变考察时间、区域或线路，如果因中国的政治气候无法获得中央亚细亚文物，斯坦因有权改变计划去亚洲其他地方考察；（5）将来的考察报告书属于福格博物馆和哈燕社的出版物，哈佛大学董事会可任命斯坦因为‘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亚洲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将来署在报告书的作者名下；（6）洛维尔校长可在斯坦因的要求下与华盛顿的美国政府部门实权人物磋商向斯坦因提供外交支持，可由美国国务院向斯坦因提供特别介绍信。”［4］萨克斯并且同意了大英博物馆参与考察，但资助额应限制在1万美元以内。在斯坦因和大英博物馆馆长肯雍的努力下，最终大英博物馆资助斯坦因1.5万美元，相当于3千英镑。按惯例，文物将根据所资助份额在哈佛与大英博物馆之间分配。
从要求大英博物馆参与考察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斯坦因的老谋深算。前三次的中国考察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英国在西北，特别是新疆、甘肃有着美国不能比拟的势力和外交能力。若想获得英国的外交支持，最好的保证是争取大英博物馆的捐款资助，因为英国外交大臣是大英博物馆的法定董事之一。
二、 申领护照
解决考察经费的问题后，斯坦因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考察的通行证——护照。
斯坦因在洛维尔研究所的讲演结束后，立即前往华盛顿、伦敦，为他的第四次中国考察寻求美英政府帮助。1930年1月，斯坦因在华盛顿拜见了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T·Johnson）；2月11日，斯坦因又在伦敦拜见了英国外交部代理副外交大臣威里斯利爵士（Sir Victor Wellesley）,请他知会英国驻华公使馆和美国国务院，获得美英两国的外交支持。
为了成功地获得中国南京政府的支持，斯坦因决定亲自来中国参与交涉。日，斯坦因到达上海。南京政府的首席政治顾问弗里德里克·怀特爵士（Sir Frederic White）来接他，并且“已经安排好要带我去南京会晤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我在南京还要会见公使馆的台克满先生和迈尔斯·蓝普森爵士。”［6］494
日斯坦因到达南京后，英国驻华公使迈尔斯·蓝普森爵士（Sir Miles W·Lampson）和怀特立即陪同他在当天拜访了包括胡汉民在内的许多国民政府要人。4月29日，蓝普森和台克满约见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代表斯坦因向王正廷提出护照申请，并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后来被视作斯坦因申请护照的正式申请书，内容如下：
杰出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正计划在中国属中央亚细亚地区做最后一次旅行，目的是完成他追寻古代中、西间接触和早期中国、印度、西方诸文明交流所经路线的工作，这项工作是他在年、年和年所进行的考察工作的继续，前三次考察的成果发表于《古代和阗》、《塞林底亚》和《亚洲腹地》三部著作中。
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这次考察由哈佛大学和大英博物院资助；他的随员有布拉姆来特先生，系美国公民，耶鲁大学毕业；此外还有两位中国助手和三位印度助手以及一位印度仆人。他计划于8月份离开印度前往中国属中央亚细亚，在外考察时间约两年半左右。
大英钦命驻华公使特此荣幸地向中国政府申请发放护照，以允许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及其随员们在新疆和内蒙古游历并从事历史学考察和其他考古工作，为期三年。由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现在正在南京，又鉴于他因季节气候原因必须开始旅行之前只剩下比较短的时间，如果能在今后几天内发放该护照，迈·蓝普森爵士将不胜感激。［7］
在递交申请书之后，蓝普森又递交了一份关于英属印度政府向新疆省政府供应武器弹药问题的照会，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暗中要挟王正廷。
日下午，王正廷正式会见了斯坦因，陪同斯坦因的是蓝普森公使和台克满汉文参事。在会晤过程中，斯坦因依旧以百用不厌的“玄奘故事”作开场白，由此将话题引到古迹遗物、地图绘制、地形测量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上，解释此次考察的必要。并得到王正廷的许诺：“中国政府承认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要求，为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新一次考察提供所有的便利条件，中国政府将在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离开南京之前给他发放护照。”［7］同一天，王正廷与斯坦因会晤结束后，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同样为斯坦因护照一事约见了王正廷。5月4日—5日，斯坦因向此次考察哈佛方面的负责人萨克斯（P·W·Sachs）汇报了这一情况，“他们答应向我颁发一份特别护照，这份护照可以扫清我通往中亚故地的道路”［6］399。在英美联合外交的攻势下，日，斯坦因就拿到了由南京政府外交部礼宾司和英国驻南京总领事馆赶制出的护照，距王正廷会见斯坦因仅6天时间。该护照允许斯坦因在新疆和内蒙从事考古学考察，调查包括艺术遗物和写本遗物在内的历史遗址，附带进行地形测绘，为期3年。斯坦因和蓝普森对“这一意想不到的、满意的结果”感到非常高兴。5月9日，蓝普森给英国外交部拍发电报，汇报顺利申请到护照的情况。“根据驻南京总领事的报告，已经向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发放了为包括艺术遗物和写本遗物在内的历史遗址的调查等目的所制备的护照。”［7］
为怕夜长梦多，斯坦因拿到护照后，于日晚上11时乘火车离开南京，次日早晨7时到达上海，停留一天后，乘船经香港于5月29日到达印度加尔各答，6月7日回到他在克什米尔的大本营，为第四次中国考察做准备。
就这样，南京政府外交部在没有和中国任何学术机构协商、在王正廷明确知道斯坦因“打算拿走东西”的情况下，依然为他发了护照，并把这份护照定性为“普通游历护照”，为后来中国各界抗议斯坦因考察埋下了伏笔。
三、 中国学术界的抗议
斯坦因在月间的南京之行是非常秘密的，其主要目的是“想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必要的便利条件和护照”，并且不打算与古物保管委员会合作，独自去西北考察。因此，除了为获得护照而拜访南京政府上层官员外，他极力避免与中国学术、教育、新闻等界的接触，致使当时国内的公开出版物对此没有任何报道，学界最初对斯坦因来访南京的目的及其考察计划也全然不知。
但是斯坦因疏忽了一点，即中国政学两界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公认的学者亦是政府要员或与政府人员关系密切。斯坦因在南京的消息很快被中央大学消息灵通的教授得知，邀其讲演，被斯坦因拒绝，引起怀疑。后来又不知从何处听说斯坦因此行“抱绝大计划，由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哈佛大学及法德两国学术机关，合组探险队，以从事其大计划。该队拟分两组，一由俄趋南，一自印向北，会于中国之西北部。先在河套发掘成吉斯汗墓，且将住于新省三年，为长期之探寻，此队之领袖即该氏也。‘斯坦’此为后一组（氏颇熟于印路），于数日前来京，其行动秘密之故，似畏为华人察觉”［8］。5月13日早晨，中央大学文学院学生会派蔡明堂、周宗溪、李絜非3人，持函前往教育部，报告上述内容。教育部根据所得消息做了答复：“‘斯坦’氏此行，在探识唐代高僧玄奘，自华赴印度之途径，并非谋发掘成吉斯汗古墓。”［8］二者消息皆不准确，可见学术界对斯坦因来华目的尚不明确，更不知此时外交部已经给斯坦因发放护照一事。
斯坦因在南京时曾拜访过外交部参事张歆海，透露了考察计划。斯坦因离去后，张歆海将此事告知了当时在南京的燕京大学教授兼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陈垣，陈垣听后大怒，立即向古物保管委员会报告。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继给国民政府行政院发电，请其命令外交部拒绝斯坦因来华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钧鉴：英人斯坦因向外交部请发护照赴新甘工作。查该氏前受印度政府委托，测去由印入新省至兰州之军线地图，并窃走敦煌卷子，拆毁和阗沙洲（州）等古迹。此次再去，于国防主权大有关系，务恳令外部拒绝，详呈另寄。古物保管委员会张继叩。篠印。（注：此处及下文中未注出处的原文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的原件。有关内容读者也可参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79719页。）
几天后，张继又向行政院及教育部递交了一份“详呈”，全文分三大点：斯坦因考察有军事目的，事关国防；“古物尽数运至印度、伦敦”乃“主权所系”；不与中国学术界协议，形迹可疑。于是，“拟请钧府分令外交部新疆省政府阻止该氏前往，以重国防而保古物”。这封呈愿书同时登在5月22的《大公报》上。
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也在为阻止斯坦因来华事不断努力。5月20日，中央研究院致函外交部：“中央研究院为保存我国固有文化特函询外交部与斯氏接洽之详情，并请照协定等之前例加以相当限制。”［9］137并请外交部“抄示该氏此次考古旅行范围及计划书，以凭审核”，在“未经本院审核以前，暂弗发给该氏护照”。外交部回电说已经给斯坦因填发了“普通游历护照”，至于计划书，已经致函驻华英公使，请其转告斯坦因直接向中央研究院报送，将此事干系一推干净。至此，学术界方知斯坦因已经拿到护照，只得采取补救措施，请行政院“迅电新疆、甘肃、内蒙军民长官，通饬所属严密监视。并限制该司代诺（即斯坦因）行动，一切名胜古迹禁止涉足游览”。
中央研究院和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行动给王正廷造成很大压力。因为研究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机构，院长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又是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创建者与主将；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继亦是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会议委员，在政学两界都有一定地位，王正廷对他们的抗议不敢小觑。5月26日，王正廷致函蓝普森，表明斯坦因已获护照仅为在新疆、甘肃游历的普通护照，若想考古，还必须再次呈请有关部门批准。当时斯坦因正在去印度加尔各答的途中，6月12日蓝普森打电报给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长何威尔（E·B·Howell），请他在斯坦因抵达印度后转告这一情况。6月18日，王正廷还特意向行政院递交呈文，解释此事，“查该司代诺此次前往新疆等处游历，苟无别种目的，依约尚无不合，似可准伊前往，如有发掘古物及携带出境情事，既未经我国特许，当然在禁止之列。本部为免除误会起见，业经向驻华英使郑重声明”。
斯坦因到达印度后，收到了何威尔转来蓝普森6月12日的电函，并建议他延缓出行，被斯坦因拒绝。斯坦因向印度政府递交了“在不事先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绝不运走任何文物”的书面保证之后，于8月11日带领考察队员离开了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开始了他第四次中国考察的行程。9月23日，斯坦因一行抵达丕伊克卡,这里是进入中国的标志。9月26日，他们到达蒲犁县城塔什库尔干。27日上午9时，“驻防蒲犁陆军骑兵第一连”的长官派来两个人检查斯坦因的行李、护照等，并在护照背面右下角上注明：“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由丕伊克卡入境。驻防蒲犁陆军骑兵第一连连部查验讫”。［5］128
四、 取消护照
日，《京津太晤士》报道了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察的资金来源，“一部分为美国哈佛燕京研究院所供给，每年二万镑，订约三年，共六万镑，合华币一百三十余万元；另一部为英博物院所供给，每年二千镑，订约三年，共六千镑，合十三万余元。又一部分为印度政府之陆军测量局所供给，数目不详，三项合计，至少在华币二百万元左右”。实际上，斯坦因此次考察的经费并没有这么多。这则报道的来源和动机不明，但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人们对“该氏自称但求古路，不作考古搜集之事”产生了怀疑。接着中国学术界发起了新一轮抗议，要求取消斯坦因护照，驱逐出境。
10月29日、30日，英国的《泰晤士报》连续两天刊登了该报北京通讯员的报道，文章称“中国学术界（The Chinese Cultural Society）现在正向南京政府请求，立即将奥莱尔·斯坦因爵士驱逐出新疆”，“中国学术界声称，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美国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他的探险，同时也得到了大英博物院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他们要求取消春天时已公开发给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中国护照。”［10］“按北京中国学术团体的要求,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可能被立即驱逐出新疆。英国公使馆解释：春天时，在奥莱尔·斯坦因爵士从印度进入新疆之前就通过印度告知南京当局，他保证在不事先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绝不运走任何文物。然而，南京政府没有答复。把奥莱尔·斯坦因爵士驱逐出新疆的煽动显然是无知的。”［11］这说明，在10月17日至10月29日这段时间，国内学术界要求取消斯坦因护照、驱逐出境的呼声应该很高了。
11月27日，蔡元培据“西北科学考察团人员称：该队已于九月抵疏勒，正在与新疆省政府交涉中，续闻该队业已在国境内工作”，“职院据此，不胜骇异”，称斯坦因此次考察“实于国防有莫大之害，固不仅重要史料之损失已也”，“外交部所发普通游历护照，既与该氏现所进行的目的不同，外交部续发之通知，该氏又置而不问，其蔑视吾国主权者，如是之甚，而关系吾国国防及学术者又如是之巨，职院职责所关，未敢缄默”，所以请求南京政府“电令新疆省政府阻止该氏入境，如已入境工作，即当勒令停止，即日出境”。
12月15日，古物保管委员会向行政院、教育部递交了关于斯坦因来华考察背景和目的呈文：“敬请钧院迅予处置，以挽救国宝，巩固国防事”。
12月19日，行政院就斯坦因出境一事给新疆省政府发了电文：“请电令新疆省政府勒令停止工作，即日出境。”［12］143这封电文是补发的，即早在12月19日之前，已经下达了命令。12月26日，金树仁以斯坦因“尚无不规则行为，若令递行出境，似少充分理由”搪塞，并表示要“再密饬各地方官严密防范”，［13］144但对勒令斯坦因停止工作、即日出境一事只字不提。
12月28日，行政院又发给新疆省政府一份密电：“迅行勒令该氏停止工作，即日出境。”12月31日，金树仁给马绍武发了电文，说明南京政府的态度，但又怕影响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便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中央政府，表明此乃无奈之举，所以不忘让马绍武向英领事转达：“查斯氏此次游历，既奉国府严令取消护照，应令其出境，应即转达英总领事查照并请原谅为盼，否则，令其来省以便劝令速回可也。”同时命令马绍武“若有私掘古物等情事，即行扣留阻止，勿令运输出口为要。”同一天，金树仁在完全不了解斯坦因行踪及计划的情况下，给行政院发了密电：“现在斯氏行将抵省，其余尚未游历地方自应阻止前进，勒令从速出境，以免贻害。至该氏考古工作，自始即未允准，迄未实行测探军事，因有委员随行监视，当难施其狡计。除再密令各地方官行抵何处即由该处地方官勒令由原路出境回国”［13］144145。
古物保管委员会还同时对外施压，12月20日，该委员会用英文写了《反对斯坦因来华发掘古物的宣言》（Statement regarding Sir Aurel Stein’s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注：教育部案卷，英文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王冀青先生在大英博物院亦发现英文原件，翻译为“反对斯坦因来华考古声明书”，参阅王冀青：《大英博物院藏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反对斯坦因来华考古声明书之研究》，《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74489页。）分别寄给英国外交部、美国国务卿、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大英博物馆、印度考古局、英国驻华公使馆、美国驻华公使馆等国外机构，反对斯坦因考察，张继、蔡元培、陈垣、徐炳昶等19位政学要人在宣言上署名。“宣言”强烈谴责斯坦因前三次来华考察时的盗掠行为，指出：“奥莱尔·斯坦因爵士资助者们的协议授权他有权从搜集品中确定哪些可以被看做是复制品。这说明他不仅想在中国新疆进行发掘，还想将考古发现物与艺术品运出去。作为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我们认为有责任将我们的观点提出来，也许这些机构还不了解这种行为的不正当性及其在本国所激起的不满，并且请这些机构考虑：为了科学和国际友好关系，是否继续支持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同时希望“已经答应资助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各个科学机构一旦明白了他所使用的不正当手段以及因此有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时，会以真正的科学的良好的国际关系为重而撤销他们的资助”。
1930年12月底，王正廷在政界斗争中遭到打击，借病赴北方疗养。外交部由极力反对斯坦因考察的副部长李锦纶主持工作。与此同时，在国民政府召开的第四次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取消司代诺游历护照，并电令新疆省政府令其即日出境”的决议。日，外交部奉令向英国驻华公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宣布吊销斯坦因护照，引起代办英格拉姆的强烈抗议。2月9日，英格拉姆正式向刚疗养归来的王正廷转达了斯坦因在印度政府所做的关于“在不事先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绝不运走任何文物”的保证，并要求外交部重新考虑护照的问题。王正廷答应了，当天就向行政院提出“该氏护照，应否取消”的疑问，“该氏上次入新，虽有运取古物之嫌，但不能以上次入新之事，实为此次取消游历护照之根据。”直到2月21日行政院才回应“查取消司代诺游历护照系经第四次国民政府会议议决，事关维护国际学术……仍遵本院迭令，迅予取消，免贻隐患为要”，但为时已晚。
王正廷为了维护信誉及形象，在没有接到行政院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推翻了取消斯坦因护照的决定。2月17日，他致函英格拉姆，宣布“没有吊销斯坦因护照”。3月2日，与蓝普森会晤时，王正廷再次重申斯坦因的护照仍然有效。3月9日，王正廷又给英国驻华公使馆发函，宣布此事。同日下午，英驻华公使就致电喀什噶尔总领事石立甫，让他以王正延的意思与新疆政府交涉。石立甫多次询问新疆政府，一直没有接到肯定通知。于是，在斯坦因返回喀什噶尔后，石立甫恳请马绍武向金树仁问清楚。4月26日，马绍武给金树仁发电文：“司爵士昨日到喀，来署面称，外交部准其在新游历并未取销护照。……未知我帅近日曾否接到外部来电，如何办理，敬乞电令示遵。”［13］152金树仁5月7日明确告知：“斯坦因所称各节纯属乌有。省府并未接到外交部电报，准其游历期满回国。”（注：政2-2-964，新疆档案馆藏，转引自孙波辛：《斯坦因第四次来新之经过及所获古物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
3月31日，蓝普森为斯坦因考察护照事再次约见王正廷，但已无力回天。4月10日，蓝普森致英国外交大臣韩德森：“我觉得我已再无能为力。是继续考察呢还是中止考察，由斯坦因自己定夺吧！”［4］至此，英国驻华机构为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察护照之事所做的外交努力告终。
虽然护照被明令取消，但斯坦因并没有“即日出境”。4月18日，天津《庸报》以《举国反对之斯坦因竟入新疆》为题发表文章称斯坦因仍在新疆；同一天，《京津太晤士》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一周后，《中央日报》发表题为《斯坦因尚逗留新疆，仍图盗窃古物窥挖边防》的文章，学界哗然。5月6日，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继上呈行政院，称“英人司代诺现仍逗留新疆实行科学工作，请严令驱逐，以保主权而维威信”。5月7日，教育部电请行政院：“严电新疆省政府遵照迭令，即日勒令该英人出境。并检查如携有古物及照片等件，更须加以扣留，以杜觊觎，而保国粹。”5月11日，行政院给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发电：“立将该司代诺押送出境，并检查如携有古物及照片等件即予扣留。”金树仁接电后，借口斯坦因“愤而成疾”及其诘责“外部并未取消游历护照”，为自己开脱，指责“近日报章诸多控诬”。［13］153同时，“迭电”马绍武，令其催促斯坦因回国。但从金树仁给马绍武等下属的电文中可以看出，态度远不如南京政府方面坚决，只是“婉词促令早日回国……妥为办理，勿失双方感情”［13］147、“相机劝其早日回国”［13］150等语。从斯坦因个人日记中也可以看出，斯坦因是由于各方“阻挠”而被迫放弃考察，无奈之下自愿离开中国的，并非是被“驱逐出境”或“押送出境”。
5月30日，斯坦因由丕伊克卡出境，金树仁给行政院转发了马绍武的报告电文：“英员司代诺已于五月三十日由蒲犁边卡出境，查验行李，并无何项古物及他违禁品。”［13］
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察的护照风波至此结束，与他的前三次考察相比，可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考察。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察的失败，与当时的中国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开始有意识主动抑制外国势力的入侵，包括文化侵略。这一阶段，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欧、美、日留学生陆续归国，或多或少地都接受了先进的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对文物的重要作用有了进一步了解。并且这些人在学界、政界取得一定地位，成为抗议斯坦因考察的中坚力量。同时，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一些近代文物保护机构相继建立，民间组织如“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官方机构如“专管计划全国古物古迹保管研究及发掘等事宜”［14］580的“古物保管委员会”；一批近代文物保护措施也相继出台，如《古物保存法》等。在斯坦因来华考察护照这样一个小问题上，可以窥视中国开始觉醒、崛起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M］∥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王冀青．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中国护照简析［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4）.
［3］珍尼特·米斯基．斯坦因：考古与探险［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
［4］王冀青．奥莱尔·斯坦因的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J］．敦煌学辑刊，1993（1）．
［5］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
［6］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
［7］王冀青．王正廷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1930年南京会晤内幕［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9（3）．
［8］英美德法考古家秘密来华大规模发掘［N］．大公报，．
［9］蔡翔，孔一龙．中央研究院函请外交部限制斯坦因在西北［M］∥20世纪中国通鉴．北京：改革出版社，1994．
［10］‘New’ China and Sir Aurel Stein.Demand for expulsion(29 December 1930,10b),Sir Aurel Stein in The Times by Helen Wang, Published by Saffron Books, 2002.
［11］China and Sir Aurel Stein.The expulsion demand (30 December 1930,10c), Sir Aurel Stein in The Times by Helen Wang, Published by Saffron Books, 2002.
［12］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
［13］斯坦因已离新疆［N］．大公报，．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M］∥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规划基金（07LSB001Z）
On Aurel Stein’s Application for a Chinese Passport
to Make His Fourth Exploration in China
HUO Yun-feng, LIU Jin-bao
Abstract:Aurel Stein is one of the key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He came to China for his fourth exploration in 1930. This exploration, however, ended in failure because the situation in China then obviously had changed. From the whole process of passport application from its being approved to its being suspended, we can find the major cause for Stein’s failure in this exploration and see the course of China’s awakening and rising.
Key words:Aurel S th Chinese 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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