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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Dspaces的运用状况与实践分析
摘　要:Dspace软件的运用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通过对3地目前Dspace本地化的运用和机构典藏的管理进行分析总结。可以对我们进一步开发、推广和运用Dspace提供思路，从而促进机构典藏建设与管理策略制定，为实现开放存取打下基础。
　　〔摘 要〕Dspace软件的运用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通过对3地目前Dspace本地化的运用和机构典藏的管理进行分析总结，可以对我们进一步开发、推广和运用Dspace提供思路，从而促进机构典藏建设与管理策略制定，为实现开放存取打下基础。
　　〔关键词〕Dspace；开源软件；本地化；机构典藏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9)02-0126-04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sing of Dspace in ChinaHe Haidi
　　(Zhongshan Institute，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Zhongshan 528403，China)
　　〔Abstract〕Dspace is being used in the Chinese Mainland，Hong Kong and Taiwan.The application of Dspace and the practising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presen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se places.Through analysi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more ideas on further development，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space can be obtained，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ve and strategic planning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and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open access.
　　〔Key words〕Dspace；opeo-source software；localization；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1 机构典藏与Dspace
　　机构典藏是以数字形式收集、保存和传播某个机构(学术研究机构)的学术产出的在线系统。对于一所大学而言，这些资源包括：研究性刊物上的论文，被同侪所认可的预印(或后印)电子版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还包括一些日常学术活动中产生的数字产品，例如：行政管理文件、课程笔记和教学课件等[1]。
　　业界普遍认为，机构典藏应是开放且跨平台的，支持OAI(Open Archive Initiative)元数据获取通讯协议，在学术研究上允许开放存取(Open Access)。目前在网络上有许多国外开发的免费或开源软件可作为机构典藏管理软件使用，如：CDSware、Dspace、EPrints、Fedora、Greenstone等。根据Dspace官方网站的统计，Dspace的教育科研机构用户已有253家，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开源软件。
　　2 Dspace本地化的运用状况分析
　　Dspace由麻省理工和惠普公司联合研发，用户遍布全球。目前最新版本为Dspace1.5.1(Beta)，提供了6种西文语言包，同过去推出的各种版本一样没有中文语言包，因此，中文用户要使用Dspace需要克服两个障碍，一是要通过阅读各种英文资料去理解其复杂的安装和维护过程；二是要完成界面本地化和功能模块的增减，解决中文字符检索与排序的问题，才能符合中文语言环境的使用要求。笔者以这两点为思路，尝试开展了一系列与Dspace相关的有益探索。
　　首先收集阅读了有关Dspace的中外文资料并成功安装，通过实际操作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和国内期刊网中有关Dspace的学术论文，特别是对在中文使用及文献典藏集中的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Dspace的运用和管理状况进行分析比较，从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安装了合适中文环境的Dspace系统，最终得以开展机构典藏建设的实践。在此，笔者希望将自己摸索和实践的过程与同行分享交流。
　　2.1 Dspace在中国大陆的运用状况分析
　　目前在中国大陆可检索到约有7个机构典藏用户在使用Dspace软件。见表1。
　　成功安装Dspace1.4.2版于Windows2003后，如何将英文界面汉化相对容易学习解决，但其存在的中文检索与排序两个关键问题会影响中文用户的正常使用。
　　在Dspace英文版中，按照系统提示步骤输入各种元数据能成功上传中文文档，笔者首先根据检索到的资料解决了中文检索的问题，随后笔者发现无论是主题(subject)、作者(author)还是题名(title)，Dspace所有中文首字排序均不是按拼音，而是按Unicode编码排列，如果不能解决中文按首字元音排序问题，题名、作者或主题排序这个模块对于中文用户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资料显示国内只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机构知识库”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汉化和功能添加，解决了首字元音序排序问题。
　　在Dspace1.4.2版中有一个问题笔者始终没能解决，点击首页界面左侧栏目中的作者(author)或主题(subject)模块后，相关的文献就会显示出来，如果选择的是中文作者或主题时，一旦继续点击按日期排序或按题名排序，原来选择的中文作者或主题就会变成乱码，该作者或主题下相关的文献就全部无法再显示出来，英文的作者或主题则显示正常，这个现象的出现或消失没有规律可循。根据笔者的观察，目前只有浙江大学图书馆的机构典藏系统完整保留了Dspace的原有界面和功能，且解决了这个问题。笔者也尝试按着有关资料的介绍去解决，在完全安装tomcat6.0.13.后在/conf/server.xml文件中的两处加入URIEncoding=″UTF-8″，仍然不得其法。
　　多数用户直接删除了作者(author)或主题(subject)这2个模块，从而避开了以上2个问题的出现。因为没有测试最新的Dspace1.5.1(Beta)版，这些问题是否已得到解决笔者尚无法确定。
　　笔者逐个访问表1中所列的国内机构典藏库后分析还发现，由于国内没有机构主持协调Dspace的开发和推广，从而出现Dspace多次开发的局面，这些Dspace的界面各异，汉化程度不一致，各单位根据需要加以功能增减后，形成了不同的汉化版。其中“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机构仓储”[2]、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知识积累平台[3]和“甘青特有少数民族数字资源保存与服务系统”[4]3个机构典藏库建设项目还得到研究基金支持，可惜没有资料显示这些汉化后的软件再次公开源代码，只仅限于本机构自用。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较，国内的Dspace除了没有形成技术开发分享外，还缺乏典藏资源共享和机构典藏管理协作的机制，这样不利于机构典藏的发展，影响开放存取的实现。问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Dspace在大机构间有开发却没有推广，一些真正需要建立机构典藏库的小机构因为缺乏技术辅导而无法引入这种开源软件；其次，没有机构积极组织和倡导，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再次，各自研发会导致Dspace的重复开发，还会忽视各机构间典藏数据共享和获取这个最终目的，虽然OAI-PMH(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协议能使各种分布式系统相互沟通，能扩大研究资源的存取能力及改革学术传播体系，但对于如何具体操作还是需要专业辅导；国内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Dspace用户，没有元数据联合目录或共同检索平台，机构典藏开放存取的实现范围将会打折扣。
　　　　目前的资料显示，国内有些机构已经开始了一些合作行动。上海情报服务平台基于“开放、合作、共建、传播”的原则，技术上与浙江大学图书馆合作，应用机构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IR)的开源Dspace系统作为系统平台，内容上依托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等相关研究机构，面向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和个人开放，共建共享情报内容，目前推出生命科学和资源环境两大专题栏目[5]；北京清华大学的OAPS(Outstanding Academic Papers by Students)数据库是由台湾逢甲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北京清华大学3校联合创建的共享项目，主要收录各成员单位的学生优秀作品，目前有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逢甲大学、首尔大学参加了此项目。
　　2.2 Dspace在台湾地区的运用状况分析
　　目前在台湾地区约有28个机构典藏使用Dspace软件。见表2。
　　台湾和大陆一样使用中文，也是中文文献集中的地区，其机构典藏的发展非常值得关注。目前有台湾大学、清华大学、逢甲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数位典藏计划后设资料工作组”(SMMT)等机构开发了4种Dspace本地化版本。
　　由于台湾没有建立类似大陆学术期刊网式的知识仓储，建立台湾地区的学术产出存放与展示窗口显得特别迫切。2001年台湾中央研究开始推动“典藏数字化计划”，支持包括图书馆在内的超过80个不同的典藏计划。2006年5月，台湾大学图书馆受托于台湾教育部开始执行“建置机构学术成果典藏计划”，目前这个计划已经在实施推广过程中，有近30所台湾的大专院校参加，故称为“IR30”，IR30先在重点院校推广，再逐步促成更多的学校参加，达到完整保存台湾学术研究资源及便利用的目的。它有几个特点：
　　以台湾大学为机构典藏的运作模式为样板，统一研发机构典藏软件。台湾大学机构典藏(NTUR)系统采用Dspace 1.4 Beta1作为开发基础，配合台湾的学术研究状况，依据中文语言特性及使用需求，本地化系统接口与系统功能，调整系统功能，使用更易于中文环境，推出中(简、繁)、英、日和德文多语种界面，同时，支持OAI协议，便于建立集中的元数据联合目录。如今，NTUR的开发与更新已到Beta4版，不再跟随Dspace的版本升级进行了。
　　美国学者Susan Gibbons指出：“机构典藏最困难的不是科技，是内容的征集，机构典藏能否成功取决于政策”。NTUR“典藏计划”除了提供技术支援外，在机构典藏建设管理规范方面也很重视，同时推出了完备的机构典藏作业流程文件与标准规范，作为全台湾各大学院校建设机构典藏的执行参考。使各机构在免费使用典藏软件的同时，还获得一套共同的典藏资源文献收集管理的明确指引规范。
　　为使机构典藏发挥最大效益，NTUR“典藏计划”还确立了“分散建置、集中呈现”的原则。由各校安装台大开发的典藏软件(NTUR)自行建立机构典藏，收集各校之学术研究成果，以保持各校的主体性，展现本身的研究特色与研究产品；除各校本身系统外，并建立共同的台湾机构典藏入口网站(TAIR)，同时检索并连接到台湾各院校的机构典藏，作为台湾地区整体学术研究成果的累积、展示与利用窗口[6]。
　　笔者对以上不同版本的机构典藏进行访问发现，台湾大学开发的NTUR本地化版本在功能、语言界面和操作方法各方面都比较深入，有专门的中文检索入口，但中文字符按音序排列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它同样删减了Dspace原有的主题排序功能模块。笔在前面提到的英文版Dspace中存在的中文字符的主题或著者再按时间和题名排序后，主题或著者变成乱码的问题，在政治大学和成功大学安装的NTUR系统仍有发现，而其他院校则显示正常，笔者无法找到原因所在。
　　2.3 Dspace在香港的运用状况分析
　　目前在香港约有5个机构典藏使用Dspace软件。见表3。
　　自2002年Dspace面世以来，香港各大学就关注并开始各自机构典藏的建设，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大学先后利用Dspace在图书馆建立了自己的机构典藏库。
　　2003年香港科技大学就开始利用Dspace软件研发建立机构典藏，现已运用到校内4个资料库的管理中[7]，香港高校使用英文教学和研究，但也有大量的中文文献需要收藏，虽然无需进行Dspace操作界面的汉化，但笔者仍然关注的是中文文献的检索与排序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做了一些深入的Dspace研发工作，实现多语言支持(CJK中文、日文、韩文)，提供OAI数据库跨库搜索引擎数据，Retrieve Web service/URL service(SRW/U)检索界面等功能特色。
　　香港在Dspace的运用开发基本上呈个性化状态，用户界面略显不同，多以英文界面展现，但都进行了本地化。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三点，一是香港大学的机构典藏被OpenDOAR收录的情况，中国共有6家机构典藏列入其中，分别是大陆2家、台湾1家和香港3家，这个数字与大陆和台湾相比，数量和比例都要高，说明香港各大学的机构典藏内容受国际认可度要高；二是香港科技大学的“HKIR”是专门为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建立的平台，现有六所大学的IR资源通过 OCLC的OAIHarvester2软件在HKIR可检索到；三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机构典藏还加入到有6所大学参加的OAPS(Outstanding Academic Papers by Students)共享项目。
　　3 Dspace的选择与安装实践
　　根据历次安装Dspace各种版本的经验，笔者发现，Dspace安装指引始终不是很清晰，甚至需要参考不同国家的实践者的安装介绍，多次安装才成功，然后要对照系统操作界面进行汉化编译，每次升级改版就需要重新汉化界面一次，还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系统漏洞。
　　经过反复检索和查找，笔者在台湾机构典藏计划网站(http：∥ir.org.tw/)上检索到Ntur软件。该软件完全以开源的方式介绍给公众，但要求安装使用NTUR需要签订授权书，界面有简汉、繁汉、英语3种语方言可相互转换，是一个完全汉化的Dspace软件，非常适合中文用户使用。在该网站上还有清晰的Ntur安装说明并及时发布补丁，对系统的硬件要求也给出了具体说明。目前笔者在windows2003下安装Beta4并成功试运行，具体过程无需赘述，仅与同行分享机构典藏计划网站未曾提及之经验：
　　建议使用MySQL管理软件(MySQL Administrator.msi)添加用户和密码，从而代替在Command Line Mode里输入的各种设置用户和密码的命令。完成后可使用新建的Dspace账号，测试是否能正常登入。
　　建议将Ntur安装在数据盘，如D：盘，因为主要数据在默认生成Dspace目录下的assetstore文件夹中，数据量不断增会导致数据盘很快满溢。修改Dspace.cfg参数时，设置Dspace.wardir=C：/Program Files/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Tomcat 6.0/webapps，每次执行ant update更新前要手动删除dspace.war和dspace-oai.war文件；handle.prefix=10332，该handle号为全球惟一，现在需要申请付费使用。
　　Ntur操作界面需要本地化，其简汉语言包(MessageszzhzCN.properties)存在于\ntur\build\classes和\ntur\config\language-packs 2个文件夹中，通过执行native2ascii.exe reverse-encoding GB18030将MessageszzhzCN.properties编译为可修改的文本文档，对生成的文档进行本地化，然后再利用native2ascii.exe-encoding utf-8生成经过本地化后的MessageszzhzCN.properties去覆盖原有的同名文件，主要针对一些学术词汇进行修改，如：“搜寻”改为“检索”、“进阶”改为“高级”等。输入文件界面也需要本地汉化，\ntur\config中的文件input-forms.xml.zh-TW，可利用WORD的汉字繁转简功能进行初步转换，然后再逐字斟酌，另存为input-forms.xml.zh-CN置于原目录下。所有修改后的文件必须以UTF-8格式存盘。
　　4 总 结
　　结合本人的实际操作，分析和比较Dspace在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的本地化的运用和机构典藏的管理状况，笔者认为，台湾的机构典藏建设模式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在科学地解决了数字资源管理平台的基础上，其典藏文献数量最多，整个“建置机构学术成果典藏计划”有着明确的目标、管理策略、行动纲领来保证其持续运作与永久保存。如今，国内图书馆界在倡导特色资源建设，也就是机构典藏的特色化，Dspace就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数字资源管理平台，但是我们的软件统一研发，以及机构典藏的组织与管理都没有提上日程，机构数量及其典藏文献质量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在安装Ntur后，笔者似乎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更加关注这个开源软件的发展，毕竟Ntur有着许多优势吸引着中文用户。
　　参考文献
　　[1]Wikipedia.Institutional repository[R/OL].http：∥en.wikipedia.org，.
　　[2]林颖，张智雄.构建基于DSpace的中文机构仓储系统[J].图书情报工作，2007，(2)：87-91.
　　[3]祝忠明，马建霞，常宁，等.SEEKSpace基于DSpace的环境与生态科学知识积累平台[J].图书情报工作，2007，(4)：71-74，108.
　　[4]马建霞，祝忠明，王渊命，等.基于Dspace构建甘青特有少数民族数字资源保存与服务系统[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7，(1)：54-57.
　　[5]http：∥218.1.116.115：8080/dspace/[EB].
　　[6]机构典藏.机构典藏计划网站[R/OL].http：∥ir.org.tw，.
　　[7]Ki Tat LAM.Exploring IR Technologies[R/OL].http：∥repository.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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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视野下的文献整理与文本研读――陈庆浩研究员访谈录
摘　要:陈庆浩先生，祖籍广东澄海，1941年生于香港，1978年获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现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早年主要致力于《红楼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致力于整理世界各地的汉文小说和汉文化整体研究，主持整理、编辑《古本小说丛刊》（41辑共205册）、《思无邪汇宝――明清艳情小说丛刊》（41册）、《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1辑7册、第2辑5册）、《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1辑5册）、《中国民间故事全集》（40册）、“中国域外汉文小说丛刊”（待出）等大型丛书。其代表性中文著作和论文有《红楼梦脂评研究》、《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推动汉文化的整体研究》、《八十回本〈石头记〉成书初考）、《一部佚失了三百多年的短篇小说集〈型世言〉的发现和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展望》、《八十回本〈石头记〉成书再考》、《新发现的天主教基督教古本汉文小说》和《第一部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书――〈明心宝鉴〉》等。本刊特委托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就有关学术问题采访陈庆浩先生，整理出此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陈庆浩先生,祖籍广东澄海,1941年生于香港,1978年获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现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早年主要致力于《红楼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致力于整理世界各地的汉文小说和汉文化整体研究,主持整理、编辑《古本小说丛刊》(41辑共205册)、《思无邪汇宝――明清艳情小说丛刊》(41册)、《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1辑7册、第2辑5册)、《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1辑5册)、《中国民间故事全集》(40册)、“中国域外汉文小说丛刊”(待出)等大型丛书。其代表性中文著作和论文有《红楼梦脂评研究》、《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推动汉文化的整体研究》、《八十回本〈石头记〉成书初考》、《一部佚失了三百多年的短篇小说集〈型世言〉的发现和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展望》、《八十回本〈石头记〉成书再考》、《新发现的天主教基督教古本汉文小说》和《第一部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书――〈明心宝鉴〉》等。本刊特委托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就有关学术问题采访陈庆浩先生,整理出此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段江丽 陈先生,我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拜读过您关于《型世言》和《姑妄言》的研究著述,知道您不仅在国外发现了这两部重要的小说,还凭借广博扎实的学术功底,解决了小说史上一些久悬未决的问题,比如说,《幻影》、《三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别本)与《型世言》之间的关系问题。您对《姑妄言》的研究则直接启发、影响了我对该小说的判断和评价。我对您的这些研究成果印象深刻,非常敬佩。今天,有机会向您当面请教,感到非常荣幸。据了解,除了《型世言》与《姑妄言》之外,您对《红楼梦》、传教士小说、民间文学等领域都很有研究,尤其是您对域外汉文小说的整理,以及由汉文小说切入、推动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构想和思路,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次,趁您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前来中国做学术研究的机会,我受《文艺研究》杂志的委托,想请您把自己的学术经历、方法和经验等等介绍给读者。
　　陈庆浩谢谢。我只能就我所知,回答您提出的问题,要是对大家有点用处,我会感到高兴。
　　一、《红楼梦》研究:
　　个人兴趣与学术热点的结合
　　段江丽您上世纪60年代末在香港中文大学师从潘重规先生读硕士前,即开始了对《红楼梦》的研究,并主编《红楼梦研究专刊》,写了大量有关红学方面的文章,编写了《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后来在法国又完成了博士论文《脂砚斋评语研究》。《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最早于1972年在香港出版,后来分别在中国台湾、大陆出版,广受关注和好评,冯其庸先生在1987年大陆版的《序》中即誉之为“脂评之渊薮,红学之宝藏”。该书不仅如冯先生所云“于脂评收网罗一切之功”,而且在篇幅宏大的“导论”中对脂评资料来源、分类、批书人和批书情况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还提出了使用脂评要注意批语分期等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可以说,这部著作已经成为今后研究脂评不可绕过的一座高峰。另外,您还曾两次撰写专文讨论《红楼梦》的成书问题,利用丰富的版本知识、脂评知识,从人物年龄、情节、贾府、大观园等几个方面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做了许多合情合理的探讨。拜读您的红学著作和论文,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这些都是坐冷板凳做出来的扎扎实实的学问,令人敬佩。首先,请谈谈您的红学研究情况。
　　陈庆浩我最初走上学术之路,切入点是《红楼梦》。一方面是有兴趣,我很喜欢《红楼梦》;另一方面,当时《红楼梦》研究也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我发现参与研究的不仅有学者,还有社会各界人士如政治家等,这对学术史来说是个很好的个案。因为政治家研究《红楼梦》,其思路、思考方式也影响到社会,如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思考方式就在他的政治实践中有体现。我的《红楼梦》研究,除了小说文本,主要还在研究脂评。走的路子与俞平伯先生一样,首先是要提供正确的资料,然后再进一步研究。脂评辑校工作到目前仍在继续做,具体的做法是对每一条脂评都进行校勘,并搜集相关的值得参考的研究成果放在注释中,供研究者参考,争取2008年出《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版。
　　段江丽您这部著作在大陆的再版,对脂评以及《红楼梦》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都将带来很大的方便和帮助,我本人就非常期待。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将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学术热点结合起来,应该是一件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事。我注意到,您在接受刘倩博士的采访时,曾就上世纪90年代曾引起激烈争论的“脂评作伪”或者说“程前脂后”这一说法谈了自己的看法。这里,请您谈谈对索隐派红学的看法。
　　陈庆浩索隐是《红楼梦》阅读的一个特殊的角度,是《红楼梦》研究的一大流派。而且,因为索隐派不断推出新的说法,也就不断引起新的关注,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红迷”,对《红楼梦》的普及,也有它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指出,索隐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两回事。索隐一派的趣味主要在于好奇或者欣赏小说文本背后的“本事”,而清末民初的索隐派则是别有政治怀抱。严格地说,索隐与学术研究无关。
　　段江丽据了解,您的导师潘重规先生曾于1959年在新加坡出版《红楼梦新解》,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其创作目的是反清复明;还认为,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明末清初一位隐姓埋名的遗民志士。可以说,潘先生是蔡元培先生之后索隐派红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冒昧地请问,您当时同意潘先生的这些观点吗?再有,索隐红学目前在国内仍大有市场,不知海外汉学界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能否谈谈您个人对过去两年曾经热闹一时的“秦学”的看法?刘心武先生说,他的“秦学”曾得到夏志清、余英时等著名汉学家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并以余先生信函为证。不知您是否对夏先生、余先生的态度和观点有所了解?
　　陈庆浩我不赞同潘公的反清复明说,潘公也很清楚我的想法。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严谨的学者,潘公并没有因为索隐而影响到他在版本考证方面的成就,也并没有用他自己的观点来约束学生们的研究。至于刘心武先生,他以《红楼》故事为素材创作小说,我们没有必要反对,但他也没有必要一定把自己的那一套说成是学术研究。索隐与学术研究,本来是两种思路。问题是,目前做索隐的人都将自己说成是学术研究,这样一来,就将两者混为一谈,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对于索隐派,梅节先生有“龙门红学”的说法,比较贴切。至于余英时先生写给刘心武先生的信札,我个人认为,不过是文人之间的客套话,不必认真,也不必深求。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对生活中一些事情的判断,我们要有客观科学的态度,同时也离不开常识。
　　段江丽谢谢您的坦诚。
　　二、《型世言》与《姑妄言》研究:
　　专家的“看见”
　　段江丽大陆的学者对您的了解,很多都源于您对《型世言》的发现、介绍和研究。请您谈谈《型世言》的发现过程以及研究情况。
　　陈庆浩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世界各地搜集汉文文献。1987年,与台湾的王国良教授一起去韩国搜集资料,得到韩国学术界的配合和支持。我还在他们的东方比较文学会上作过演讲,也谈到了汉文化整体研究尤其是汉文小说编纂问题。在韩国学界的支持下,我们到很多图书馆搜集资料,奎章阁是重要地方之一。我在奎章阁的目录上看到了《型世言》,调出来一看,发现是一部当年仍未被注意到的明末短篇小说集。离开韩国之后,在崔溶澈教授的大力帮助之下得到了复印件。后来有学者问到,当时为什么没有马上向学界公开,我正好借此机会做一个解释。当时拿到的《型世言》,没头没脑,没有序没有回目,也没有图。后来,通过对《幻影》、《三刻拍案惊奇》等小说,顺藤摸瓜,仔细比对,才弄清楚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二刻拍案惊奇》(别本)的17页共34面插图中有14页28面原是《型世言》的插图。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之后,才于1992年在台湾正式出版这部小说,并附上我写的《一部佚失了四百多年的短篇小说集〈型世言〉的发现和研究》一文作为“导言”,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部小说的发现和研究情况,给学界提供研究的方便。文中的“四百多年”应该改正为“三百多年”。
　　段江丽您不只是简单地搜集资料,而是敏锐地发现资料的学术意义,并利用扎实、广博的小说史和版本目录学知识对资料加以深入的研究,为学界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基础。
　　陈庆浩任何研究都是建立在充分占有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奎章阁小说目录摆在那里,如果不是对明代话本小说“三言”、“两拍”及相关的其他小说有所了解,就不会发现目录中的《型世言》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所以,学术研究需要兴趣,需要长期的积累,当然,有时机缘也很重要。
　　段江丽您对《姑妄言》的发现情况也是如此吧?
　　陈庆浩我最初是在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先生发表在《亚非民族》1966年第1期上的《中国文学各种目录补遗》中看到,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藏有《姑妄言》,“目录”只有几行字的记载。他曾写信给孙楷第先生,孙先生说在国内未见此书,怀疑是朝鲜小说。我在为编艳情小说丛书搜集有关资料时,在吴晓铃先生处看到了一个《姑妄言》的小册子,是上世纪40年代刊印的,不全,大概相当于一回的删节本。这引起了我对李福清“目录”的重视,结果发现了全本《姑妄言》。后来,莫斯科图书馆馆长到台湾开会,王秋桂先生与之协商购买了胶卷,使这部小说重新回到了中国。这也证明,一定要先有知识积累,才能发现材料,发现问题,否则材料摆在面前也会视而不见。
　　段江丽我在梳理1949以前的红学成果时,发现一条有趣的资料,1933年,李长之先生在谈论《红楼梦》高超的文学技巧时曾经引克罗齐的美学观点说,普通人看见一件东西,其实只是感觉到而已,并没有“看见”,所以,说不出来,也描述不出来,只有大艺术家才能真真切切地“看见”,因而才能具体、入微、精致地刻画出来,这种现象被称为“艺术家的看见”。听到您发现《型世言》和《姑妄言》的过程,我忽然联想到一句话,“专家的‘看见’”,或者说,“大学者的‘看见’”。这两部书的发现,固然有偶然的机缘,更重要的是,您具有相关的专业积累,才能妙手偶得。韩国奎章阁图书目录也好,李福清先生关于《姑妄言》的著录也好,接触到的人自然不少,可是,只有像您这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专家”的眼光,才发现、“看见”了这两部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意义。这也应了那句俗话,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就《型世言》来说,您不仅将这部在国内佚失了三百多年的短篇小说集重新找了回来,而且撰长文对它的作者、评者、出版时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型世言》与《幻影》、《三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别本)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并与王A、吴书荫两位先生一起,对《型世言》加以评注。您的这些工作,不仅解决了小说史上关于《幻影》、《三刻》等小说的聚讼多年的问题,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此,在话本小说史上,“三言”、“二拍”、“一型”鼎足而立。目前国内以《型世言》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已有多部,正是您的研究为莘莘学子奠定了基础。仅此一项足可证明,您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庆浩这只是机缘。我这一生庸庸碌碌,没有甚么值得提的。惟一令我感到幸运的是有缘阅读一些人间难见书。
　　段江丽说到《姑妄言》,我们都知道其中有大量淫秽的描写。您在《思无邪汇宝》之《姑妄言》所附“出版说明”中说,“《金瓶梅》虽被指为色情长篇小说之鼻祖,论其内容,实为社会小说”,而《姑妄言》则“实可称为真正性文学长篇”,“可视为古本色情小说中集大成之作”。目前国内学界一般都认同您的说法,只有张俊先生将它与《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歧路灯》、《红楼梦》等一起,划归世情小说的“家庭生活类”。我在拙著《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题材的家庭主题研究》中,考虑到它杂糅了众多形态的家庭故事,尤其是第一男女主人公钟情和钱贵的恋爱、婚姻、家庭故事几乎与秽笔无涉,因此,我将它定为“合成性家庭小说”。可否请您谈谈对于这部小说性质的最新看法?或者说,您怎样看待这部“色情小说”中的“家庭”成分?
　　陈庆浩关于分类的问题是这样的,以不同的标准完全可以有不同划分,就像《金瓶梅》,我们可以说它是社会小说,也可以说它是家庭小说,还可以说它是色情小说。对于《姑妄言》,如果强调性的内容,它是当之无愧的艳情小说;如果关注其中众多的家庭故事,当然也可以说它是家庭小说,或者,如你所说的,是“合成性家庭小说”。总体来看,这部小说,不管是性的内容,还是家庭的内容,都是多种小说的“集成”,而不是作者个人经验的书写。而且这个作者应该来自底层,对下层生活的描写不乏真实的内容,对中上层生活的描写,则纯属想象,而且是与实际生活非常隔膜的想象。还有,这部小说中的内容,有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的生活,这一点值得注意,但是至今很少有人加以关注。
　　段江丽在大陆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和《古本小说集成》这类大型小说丛书中,都未能收入艳情小说。您和王秋桂先生在台湾整理出版的《思无邪汇宝――明清艳情小说丛刊》,收录了众多艳情小说,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这些小说,很大一部分是您和您的同仁从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的图书馆以及私人藏书家那里搜集得来,可以说来之不易、非常珍贵。目前在大陆,这些作品虽然也有很多可以从网上找到,但是,绝大多数仍然没有正式出版,因此也给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可否请您简单谈谈这批艳情小说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陈庆浩明清白话小说中,有十分之一是艳情小说。对这一批小说,我的基本态度是,无论从小说门类还是从文献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研究和保存的。它们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在我的研究视野中,我以中性、客观的态度,把它们当作传统文学的一个分支来对待,而且它们反映的问题非常集中。还有,我们是在世界性的视野中来编辑中国艳情小说的。我们编辑的《世界性文学名著大系》在台湾已经出版了一部分,包括法国的《爱曼妞》、《Q墓适隆;蒙古的《梦红楼梦》等十几种。在世界性的比较视野下,中国的性文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与民族文化、心理密切相关。所以,无论从文学的角度还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角度来看,艳情小说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
　　段江丽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等著作就令人印象深刻,而且颇具学术启发意义。
　　陈庆浩当然,对读者范围有一定的限制也是应该的,不过,不应该因噎废食,将其列为禁区。其实,国外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大概到了上世纪70年代才开禁。奇怪的是,现在的社会,性已不是禁区,传统文学的研究却在这方面仍然存留禁区。
　　三、传教士小说研究:“小”发现的“大”意义
　　段江丽我在两年前受到美国韩南教授和国内宋莉华博士等专家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启发,对传教士小说产生了兴趣。2005年暑假曾受邀到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做短期研修,当时的研究计划就是“传教士小说对晚清小说的影响”,后来又从北京大学韩裔客座教授郑安德先生处获赠《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中的部分资料,我特别注意到其中有传教士小说《儒交信》。由于教学和其他科研任务,也由于资料的限制,关于传教士小说的研究计划目前尚未完成,却也因此一直关注这一领域的资料和研究情况。所以,当看到您的大作《新发现的天主教基督教古本汉文小说》一文时,非常惊喜。您在文章中重点介绍了天主教小说《儒交信》、基督教汉文小说《张远两友相论》以及郭实腊的《赎罪之道传》这三部传教士小说。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对传教士小说的总体看法,其次,我还想就传教士小说的一些具体问题向您请教。
　　陈庆浩关于传教士研究,我的确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自从利玛窦来华传教之后,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撰写并保存了大量的汉文文献,除了小说,还有很多其他文献。我们讲到中西文学、文化的交流,一定离不开传教士,否则很多说法都会成问题。许多“第一”都是传教士创造的,比如说,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第一部由外文翻译为中文的小说是利玛窦的助手龙华民于1602年翻译的《圣若撒法始末》;第一部由中文翻译为外文的著作则是明代流传非常广泛的劝善书《明心宝鉴》,1590年由传教士高毋w(Juan Cobo)于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手抄本于1595年被带回西班牙献给王子斐利三世,现收藏于马德里西班牙国立图书馆。说到《圣若撒法始末》,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部书的内容可以追溯至中东再到梵文,其根源竟在印度的佛教。当年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最排斥、最痛恨的是佛教,而天主教传教士用来“传教”的小说内容竟然来自佛教,是不是很有意思?
　　段江丽我刚才说到传教士小说的具体问题,是指《张远两友相论》这部传教士小说的历史定位问题。我们知道,《张远两友相论》是伦敦差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写于1819年的一部传教小说。在韩南先生和宋莉华博士等专家学者具开创性的研究中,都将它当作“第一部传教士中文小说”,并进一步强调其原创性意义,认为米怜是第一次采用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形式阐释基督教的人。我注意到,您在文章中,将这部小说定为“第一部基督教汉文小说”,同时又对“天主教小说《儒交信》”的作者和创作时间进行了考证。您的结论是,“此书大概是马若瑟在江西的信徒在他指导下写出来的。初步可考定成书于年间”,并谨慎判断:它“是目前所知最早一部天主教创作的汉文小说。”我当初在《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中看到《儒交信》以及编者所提供的简单“题解”时,已对韩南教授的判断产生了怀疑。现在看到您的论文,几乎可以确定:将《张远两友相论》当作“第一部传教士小说”是一个有问题的判断。
　　陈庆浩的确如此。韩南教授可能未能看到《儒交信》;还有,就是这里面牵涉到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问题。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属于天主教徒,自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禁教之后,到19世纪初才再次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主要是基督新教教徒。广义地说,天主教与基督新教都属于基督教,但是,习惯上将基督新教称为基督教,与天主教并称。传教士汉文作品很多都是西方传教士与他们的中国助手合作而成,因此,《儒交信》的作者也可以说是马若瑟,他是天主教徒;《张远两友相论》的作者米怜是基督新教教徒,但是,他们都是传教士。所以,我说,《张远两友相论》是“第一部基督教汉文小说”。
　　段江丽准确地说,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可以说《张远两友相论》是第一部基督教汉文小说,却不能说是“第一部传教士中文小说”,因为,至少已知的传教士小说《儒交信》比它早了将近百年。这样一来,《张远两友相论》在文体上的原创性意义也就得打折扣了。您刚才还说到,《圣若撒法始末》、《明心宝鉴》等著作的翻译问题,这些可以改正既往翻译史或者比较文学史上一些错误的“定论”。上面这些例子,单独来看,也许都只是一个一个的“小”发现,可是,它们却都可以解决一些牵涉到“史”的大问题,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
　　四、汉文化整体研究:学者的责任心与使命感
　　段江丽无论是《型世言》、《姑妄言》,还是《儒交信》等传教士小说,都是您在世界各地访书过程中发现的,它们只是您域外汉文小说研究这一宏大项目中具有代表性的亮点而已。事实上,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从事域外汉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您参与整理、编辑的大型小说丛书《古本小说丛刊》、《思无邪汇宝――明清艳情小说丛刊》收录的主要是流传海外而国内不存或稀见的明清小说孤本。至于《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等等,则是越南、日本、朝鲜人用汉文创作的小说。据了解,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台湾提出了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构想,后来又在大陆的《国外文学》1988年第4期上刊发了《推动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文章,将您的这一观念和构想介绍给了大陆学界。您能否谈谈这一宏大研究计划的产生背景、进展情况以及研究目标?
　　陈庆浩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这方面的研究经历。我于1968年离开香港去法国访学,这期间参与了多项研究工作。首先是参与一个中国宋代历史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编辑了《宋辽金史书籍论文目录通检(中文部分)》;197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脂砚斋评语研究》;1978年出版了《钟嵘〈诗品〉辑校》;最近出版了《话本总目提要》第五卷(法文);还曾接触到“王梵志诗”的研究。当时,法兰西汉学院出版了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王梵志诗研究》一书,汉学院院长吴德明(Yves Hervouet)教授邀我为该书写书评,我因此读了许多相关资料,结果发现“王梵志诗”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从诗风和反映的社会现象来看,跨越了唐五代,因此,提出了“王梵志诗”可以看成是一种诗体共名的观点。这一观点应该是由我最早提出来的。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就地取材式的,即找出自己身边最特殊的材料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大约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有缘至世界各地访书,如日本,欧洲的法国、意大利等地我都去过。小说是我访书的重点对象。
　　访书过程中,开始只是访中国的书,后来接触到朝鲜、日本、越南以及琉球(现在并入了日本,即冲绳)人用汉文写的东西。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作品?除了它们是用汉文写的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欧洲生活,对欧洲的一些问题有切身的体会。欧洲是20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上世纪50年代后,欧洲建立了以法、德为中心的欧洲共同市场,后来发展为欧盟,从经济合作到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合作,将过去历史上许多战争因素消解掉了。从欧洲这种转变、发展可以看到区域性合作是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由于科技的发展,信息量越来越大。在世界竞争中,小国家很难自行发展,需要合作、联合发展,而且这种合作可以消解一些历史的纷争。如我刚才所说的,欧洲是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现在一体化,消解了历史上的恩怨。有人过去曾做过一个试验:拿一百法郎从法国出发,到德国换成马克,再到意大利换成里拉,如此这般在欧洲转了一圈,不买商品,再回到法国换成法郎,就只剩10法郎了。这就是货币汇率的问题。现在,欧盟统一用欧元,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申根”签证的方式也让人员往来非常方便。所以,经济合作会带来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合作,欧盟有共同的货币、议会、宪章(相当于小型宪法),文化也不断流通,超国家的区域性合作已成趋势。由欧洲的情况我自然联想到亚洲,尤其是东亚。一百多年来也有很多问题和战争,上世纪50年代的南北朝鲜战争,更早的有中日甲午战争。东亚问题很大,西方,尤其欧洲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事实上,各国也已经在走这条路。日本过去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现在,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量很大,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虽然如此,政治上、文化上却还有很大问题,互相猜疑。在此情况下,要解决东亚问题,应该可以借鉴欧洲模式。
　　东亚属于汉字文化圈,过去有相同的文化基础,儒家、道家、汉化佛教为大家所接受。正如你刚才所说,上世纪80年代,我即提出了汉文化总体研究的思路,通过学术演讲和报刊文章不断传播这一观念,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开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汉文化研究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也应该包括越南、韩国、日本,这些东亚国家在历史上都使用过汉字,并为通用文字,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政治和其他种种原因,官方停止使用汉文,民间仍有少数人用汉文写作。所以,这些东亚国家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和文字。在这种宏观思路之下,我从专业出发,提出“汉文小说”,作为汉文化总体研究下的一个分支,可以与历史和其他文类研究互相参照。目前已经搜集、整理了1500万至2000万字的文本资料,都是越南、朝鲜、日本人用汉字写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域外汉文献,有些还是流亡在中国的外国人所写,比如,越南国父潘佩珠流亡中国时就写过许多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小说。最近台湾成功大学有博士生在做“潘佩珠汉文小说之研究”的博士论文,是一个新的、很有学术意义的选题。另外,域外汉文献的界定应该清晰化,中国流失到国外的书不应该算在域外汉文献之内。
　　段江丽这些小说是长篇还是短篇?文言还是白话?
　　陈庆浩有长篇,也有短篇;有白话,也有文言,或者半文半白的文字。已决定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导,与台湾地区及东亚各国学术界合作校勘标点,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段江丽正如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小说资料除了文学研究之外,在历史、社会、文化交流等多方面都很有研究价值。那么,您认为,哪方面的意义更大?
　　陈庆浩不同国家有所不同。日本的小说艺术本身比较发达,很早就有《源氏物语》这样的优秀小说。所以,他们很多优秀小说主要是用和文写的,汉文小说只是“游玩”,不太受重视。但是,这些汉文小说毕竟是一种存在,值得重视。越南的文类有两种,汉文和越南的“喃字”,喃字就是一种用汉字为底再加上越南发音的文字。他们用喃字写一些讲唱文学作品,相当于长篇诗,比如中国的小说《金云翘传》,就被他们用喃字改写成《断肠新声》。在越南,如果没有汉字,20世纪以前就没有小说。朝鲜的小说则一半用汉字写成,一半用朝鲜的“谚文”写成。而且,很多同一题材的小说,有汉文和谚文两种文体,不知孰先孰后,两者缺一不可。比较起来,日本缺了汉文,他们的小说主体不缺;越南缺了汉文,就不存在古小说这一主体了;朝鲜则还有一半。
　　段江丽这些国家本土学者对这些小说的研究情况如何?
　　陈庆浩情况也不尽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民族觉醒的呼声中,各国汉文文献被认为非本位文化而受到冷落。在各民族获得独立和发展之后,又渐渐有人注意到这些汉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目前的问题是,由于文字的改变,以及长期忽视汉文教育的结果,只有极少数专家才能读懂汉籍。所以,重视程度和研究情况也很不一样。越南以前不知道,现在了解了情况,将我们已经整理出版的越南汉文小说,全部译成越南文,也很配合我们的整理工作。越南的“汉喃研究所”就很重视和我们合作。但是日本以前也很少有学者知道这些资料的存在,现在知道了,但是日本学界仍不够重视。韩国很重视,他们自己在积极整理,并翻译成韩文。过去很多是抄本,刊本也未能好好整理。我也希望我们整理出来的版本对他们有帮助。
　　段江丽我很好奇,这么大的一项跨国古籍整理工程,除了需要像您这样的专家的才学和学术奉献精神之外,还需要经济上的投入,资金的问题怎么解决?
　　陈庆浩经济问题不是很大。在法国,因为是汉文的东西,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不过,我采取了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的方式,申请政府的研究项目,比如韩国的高丽大学,中国大陆的上海师范大学、台湾的文化大学,越南的汉喃研究所,等等,都是我的合作机构,他们可以提供会议以及搜集资料的一些费用,或者直接帮助我搜集资料。在日本,虽然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合作机构,但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聘我做过半年客座教授,我利用这个机会找到了很多资料,这对我也是一种很大的帮助。而且,已经与他们的“国文学资料馆”在商谈合作研究的计划。
　　段江丽您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搜集资料,图书馆方面配合情况如何?
　　陈庆浩越南人所写的汉文作品,部分在法国有保存,因为法国曾经是越南的宗主国。我们已经编写了《法国所藏汉喃籍目录》和《汉喃书目提要》,后者已经以越文和法文出版,并已翻译成汉文出版,在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网上也能找到。我们还准备编写《汉籍联合目录》及《域外中文善本书目》。这样一来,配合中国已有的善本书目,就可以对世界范围内现存中国善本书有个通盘的了解。至于图书馆,总体来说,国外的图书馆服务意识很强,尽量给学者查找和搜集资料提供方便。他们的看法是,保存的资料要有学者来进行研究才能体现出价值来。这一点,与中国大陆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大陆查看一些善本古籍受到的限制要多一些。
　　段江丽说到图书馆,我想起了孙康宜教授对耶鲁图书馆的介绍。她说,1983年,在庆祝耶鲁大学的百内基图书馆建立二十周年纪念时,当时耶鲁的嘉马地(A. Bartlett Giamatti)校长说,百内基图书馆是体现耶鲁精神与任务的中心原动力,因为它保存了古文明的精髓,也培育了解读、阐释、传播那个文化传统的知识人。孙康宜教授自己也说,与其说它是图书馆,还不如说它是解读古代文明的研究中心。这样的图书馆、这样的图书馆管理理念,真让“知识人”向往。回到汉文小说研究的话题,您认为,目前哪个国家做得最好?
　　陈庆浩 韩国。
　　段江丽 中国大陆才刚刚起步。
　　陈庆浩 希望这批资料出来之后能够引发大家的研究兴趣,相信会有很多新的成果出来。
　　段江丽 您刚才说到,关于这些汉文小说已经开过多次国际会议,请问这些会议都在哪些地方召开?
　　陈庆浩 我提出这一观念之后,得到了当时台湾《联合报》国学文献馆陈捷先教授的认同和帮助,组织了“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从1986年到1995年,在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美国等地轮流开了十次国际会议。中国大陆目前还未开过,准备在这批资料出版时召开国际会议。我说的这批资料,就是正在编纂的“中国域外汉文小说丛刊”,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的汉文小说,是否将传教士小说收进去还未最后确定。
　　段江丽预祝这次会议取得成功,而且,我也希望能够参加。您研究的是汉文小说,想到的却是汉文化整体研究乃至整个东亚的和平发展。我觉得,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巧合的是,我上次拜访您的那一天,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的最后一站即是孔子故里曲阜,参观孔庙、祭拜孔子。有学者解读,这一举动,包含了认同中日文化亲缘关系的意义,而历史上的文化亲缘关系可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理距离。我觉得,这与您的汉文化整体研究思路似乎有着契合之处。您怎么看?还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不只是在东亚,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中文都越来越受到重视,汉文化推广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反观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汉文化整体研究构想,不得不佩服您在学术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前瞻性眼光。
　　陈庆浩这也只是我身处欧洲,有机会看到欧洲整合的过程及其影响的缘故,也是我上面所说的机缘。共同的文化渊源以及对这种文化亲缘关系的认同,肯定有助于两国人民之间距离的拉近。政治家们能注意到这一点,是一件幸事。
　　段江丽前面说到的传教士,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们在传教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文化适应政策,比如说,以儒释耶、以耶附儒合儒。您认为,这对我们当前的汉文化推广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陈庆浩说到汉文化推广,我特别想提出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文化中心主义。很多传统的东西,说到自己祖宗就有,或者说中国是发源地,就盲目骄傲自大。要知道,说到文化产品,知道它的根源,只是对历史的一种承认和尊重,历史不能代表现在,不是说在哪里产生的东西就在哪里保存得最好、最权威。比如佛教,它产生于印度,来自印度,但现在佛教在印度几乎已经销声匿迹,要研究佛教,反而得来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或者南亚、东南亚及其他国家。因此,如果讲东方文化,中国人就以为中心、权威非我莫属,这是不对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文化不只是典籍,还是一种生活表现、社会表现。比如儒家讲究“礼”,如果我们现在以这种观点来看,中国反而做得比其他许多国家要差。所以,“根源”只是一种历史,不代表现在。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在参加域外小说研讨会时,我常常看到,很多中国学者都流露出这种心态:“我”是根源,因此,“我”自然就是权威。这样,就会引起许多判断上的偏差。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文化的东西从发源地流向别处之后,如果保存得好,甚至发扬光大,就会反过来好于“源头”,就成了人家的宝贝。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落后,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才能真正具有大国的风范。
　　说到传教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对我们当然也可以有多方面的启发。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传教士的文化适应政策问题。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很难达到传教的目的,如果对儒学不敬、不拜祖先,很难让中国人接受。所以,客观上,通过文化适应的策略,他们表面上似乎也给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当的尊重。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毕竟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手段。在传教士内心,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教优越感,在他们看来,“耶教”才是惟一的真理,相比之下,儒家只是世俗的、生活层面的东西。《儒交信》里面说得很清楚,光有“儒”是不够的,一定得加上“信”,才能达到最高境界。所以,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过分强调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他们是在认为自己远比你好、比你优越的前提下,才强调对儒要有一定的尊重,尊重儒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儒让你接受他的“耶”。今天我们进行汉文化推广,也应该警惕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们的态度不能是排他性的,而应该是包容和融合的。我们应该提倡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平等地交流、沟通、理解,多元性的文化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段江丽您的这番高见,对我们每一位中国学者,尤其是工作在文化推广工作一线的学者和相关决策人员都深具启发。我还注意到,您曾经与王秋桂先生合编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全集》,洋洋四十册。对此,我曾经很好奇,您居然对民间文学倾注了这么多心血。后来看到了您在1992年提交给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会的会议论文《中国文学研究展望》,就不再疑惑了。您在这篇文章中,呼吁应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方言文学,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而且,还提出了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的问题。联系您对东亚问题的思考,我觉得,您的这些构想和观点,都不仅具有学术层面的重要意义,还具有民族和谐、阶层和谐、地区和谐的政治和文化的高度。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佳亚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国做学术讲座和接受采访时也反复提到,不是所有的比较都一定要用英语来做,不是所有的比较都要在东西方之间进行,东方之内的比较同样重要。如果再延伸开来,就像您所提出来的,在中国之内,各民族文学、各方言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同样重要。您和斯皮瓦克教授,真可以说是所见“略同”。
　　五、从文献整理、文本研读到文化关怀:
　　是方法,更是胸襟和眼界
　　段江丽您能否谈谈最近的研究计划?
　　陈庆浩域外汉文献资料整理出来之后,的确有许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具体展开去做,所以,我希望很多学者能够参与,尤其是除了中国学者之外,希望一定要有相关国家的学者参与进来,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合作。就我个人而言,最近的研究计划是,希望通过有关资料,整理出在西方列强侵入亚洲之前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情况,看东亚人是如何互相了解,又如何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的。关于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来是抽象的,但是通过研究一些当事人记录下来的文献资料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讯息,比如说,历史上东亚各国的人员来到中国,或者中国人去外国,都写下不少见闻,这类著作很多是用汉文写的。如果能整理出一批这样的资料,就可以看到本国人所没有注意到的事物,也就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过去东亚人是如何彼此互相了解、沟通的。在这些往来人员当中,使者、外交人员是一大类,如保留下来的《使琉球录》等是这类人员的出使见闻。这些记录有一部分是官方的,交给政府留存,一部分是私人日记性质的,对研究中国当时情况很有帮助。最著名的是韩国人整理的《燕行录》,它是当时朝鲜派到中国的正、副使、书状官,以及使节团中一般的随员的见闻录,详细记载了路途、使行人员、贡品和沿路所见的风景,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有特别的记述。因为这是外国人认识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除使者外,游僧、留学人员甚至于在海难中漂流到别国的人员,也有很多人会写下他们的见闻。朝鲜人崔溥写的《漂海录》,澎湖举人蔡廷兰因台风漂流到越南,被越南王朝从陆路送回中国途中的见闻《海南杂著》等等,都属于这一类,都是难得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我们从事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希望促进东亚各国间的相互了解,为未来东亚各国间的合作,从文化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基础性工作。
　　段江丽我觉得,您的研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重视文献、就地取材、随缘衍生、注重常识。具体就研究思路来说,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文献整理、文本研读与文化关怀。我注意到,您无论是早年的《红楼梦》研究,还是后来的域外汉文小说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以及偶尔涉及的宋史研究、王梵志诗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都是文献整理。您在学术上的贡献首先在于给学界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20世纪30、40年代孙楷第、郑振铎、阿英、赵景深、谭正璧等前辈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正是他们在古代小说文献研究方面提供的丰硕成果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您和您的同仁所提供的域外汉文小说文献资料同样为中国、为东亚的古代小说研究乃至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都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可以预见,当“中国域外汉文小说丛书”出版之后,在中国和东亚各国,一定会有大量的学者、专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从而取得不可估量的学术成果。至于您的脂评研究、《红楼梦》成书研究、《型世言》研究、传教士小说研究,则都是在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上,对相关文本进行反复研读、深入分析,从不脱离材料和文本说半句空话,直接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有说服力的、有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基础和参照坐标。而您对中国文学中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方言文学的关注,尤其是您的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构想,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中国国内以及东亚各国之间的政治、文化的融合与协调。因此,我觉得,您的研究可以说是以文献为根柢,以文本研读为本色,以文化关怀为旨归,综合来看,这不只是一种学术方法,更是一种胸襟和眼界。
　　陈庆浩这是您的夸奖,我是不敢当的。我个人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认知。我此生有幸得到一份研究的工作,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已无甚侈求,只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如果做出点成绩,也是很多人合作的结果。总觉得自己从社会上得到的多,回馈的少。既是感恩,又觉得惭愧。
　　段江丽非常感谢您两次拨冗接受我的拜访,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向您请教。
　　(访问地点:北京市东安门大街51号泰龙宾馆603。访问时间:第一次访问,日;第二次访问,日)
　　责任编辑 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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