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后的阿炳
依然说唱着这些文字的盲艺人，则几乎是活着的历史化石———然而，当他们逐渐老迈，依靠口传身授的艺术，谁人来传承？
盲艺人潘自龙
盲艺人文桂贞
盲艺人孙有财
倒闭的茶园
七八年前，刘延彪曾和老伴在西宁租了一间每月120元钱的小房子，每天老伴带他到小公园里去，徒弟郭花花也常跟上，老伴说：“等我开始要钱，人都散了，根本要不上几块钱。”
2008年，刘延彪就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现在唯一的收入还是村里照顾的，两老都是五保户，一年合起来有2400块钱，有时村上发几袋面。刘延彪自家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早就塌了，现在住在弟弟家。
从前，老乡家里孩子满月、老人祝寿、婚丧嫁娶，总少不了唱“贤孝”的艺人们，不但管饭，还能给上几十块钱，送两瓶酒，加上几个大馒头。徒弟郭花花（盲人，本名郭淑珍）已经跟随师父刘延彪12年了，现在两个人给别人家唱一次，也不过是二三十块钱，就是这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2008年，刘延彪在西宁城南的总寨乡开了一处曲艺茶园，徒弟花花摸着洗茶碗，客人就把钱塞到刘延彪的衣服兜里，等快关门时，刘延彪就把钱掏出来，叫人当着他和花花的面数好了———其实茶客不多，十个八个，一天不过二三十块钱。雇不起人，也没办法打扫卫生，地方窄小，沙发也坐得早断了弹簧。当时的房租400元，好一点的时候，刘延彪一个月凑合能挣上两三百块钱，“只要没大病，就不怕。这里比在尕（小）公园好多了，不怕风，不怕雨的。”
到了今年4月，终于连房租也挣不回来，刘延彪把茶园关了。
西宁市的茶园几百个，能唱曲的其实很少。青海省文化馆的李锦辉老师带我去了一家这样的茶园———十几张挨得很近的桌子上，泡的茶都是最便宜的“三泡台”，两块五，很多熟客自己带杯子来，交5毛钱。
老板杨永盛和马登花夫妇爱唱曲，来的也多是穷哥们———一个普通的板胡和二胡就要5000元左右，杨永盛买了十几件乐器放在茶园里。一杯茶水顶多赚一两毛钱，一盘凉拌萝卜赚上几毛到一块钱，而一个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小茶园，就有8家“婆婆”，加上2900块一个月的房租，随时都面临着倒闭。硬撑了两年之后，杨永盛说：“我就再开这一年。”
可是三根弦弹起来，似乎这些事都不存在了———仿佛远古的人用三块石头垒起了炉膛，在炉火边，在蚊蛾的舞蹈中，说故事的人———那些年老的男人或者女人，一边演奏着乐器，一边扬声高歌，他们模仿着故事中人物的情绪和声音，唱起故事、神话、传说，就好像在叙述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徒弟的出路
刘延彪总想起曾经和他搭档的盲艺人孙有财。为了养活四个孩子，孙有财一只手扶着架子车杆子，一只手拿着棍子，摸着路边边，把唱曲挣回来的洋芋拉到家里，就这么把孩子养大了。孙有财有胃病，口袋里老是装着苏打粉，疼了就吃一点。唱“贤孝”时，别人给他吃的，他还给孩子留着。艰辛的生活，让孙有财在1998年就早早去世了。
1978年，在学习了2年“贤孝”之后，孙有财的徒弟金发德开始学习按摩。早逝的师父晚年曾叮嘱：“我就带了你一个学生，你好好学，别把这个忘掉，就算你不靠这个吃饭，你从事按摩以后还是别把这个忘掉。”金发德一直没忘掉，但从1997年退休后开了按摩室，他已经很少有机会唱了。在家喝点酒，金发德就唱《十劝人心》、《十不公平》……可是孩子们也听不懂，他说：“我现在一般在家里面就唱流行歌曲和一些老歌，这些历史的他们不懂。”
金发德以前的同事甘玉花，是西宁著名“贤孝”艺人文桂贞（“尕甘姐”）的女儿。上世纪70年代初，甘玉花开始在盲校学习按摩，退休后也开设了按摩诊所。2006年，文桂贞去世后，甘玉花只有在给母亲上坟时才有机会唱一唱。
“老了，我也唱不动了”，和刘延彪同时代的很多盲艺人陆续去世。他担心的是，徒弟花花生活还困难得很，“我看着给她找一点出路。”刘延彪想着，让花花和她妈妈以后开个茶园，可是，就在前几天晚上，花花来电话，第一次提出来，想去学按摩———孩子念书要钱，丈夫打工只能下苦力，她唱曲挣不上钱，也没有地方唱。
刘延彪已经教了花花12年，这是他唯一的徒弟。他心里清楚，花花如果真的去学了按摩，“东西怕是要丢掉了。”
“再不唱就带走了”
“我已经69岁了，这不知道还能活几年。”刘延彪感叹着。
高尔基曾说，一个民间艺人的去世，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从事民间文艺集成工作的人，都懂得“人在艺在，人去艺亡”的道理。
1950年夏天，中央音乐学院的两位音乐家杨荫浏、曹安和带着一台进口钢丝录音机，在无锡找到了“瞎子阿炳”华彦钧，数月之后，老人便辞世了。如果不是这一次及时的探访，珍贵的《二泉映月》录音就无法流传于世。
1979年，青海省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盲艺人甘玉花演唱的西宁贤孝《陈姑赶船》，至1980年，西宁市各区文化馆成立，传统曲目的挖掘搜集整理开始。
当时，青海很多村子尚未通公路，恰恰是这些偏僻之所，蕴藏着民间文化艺术的宝藏。负责民间文艺集成的工作者们，只有照相机和录音机，只能搭客车、徒步，文桂贞、刘延彪、孙有财等盲艺人的说唱录音，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抢录下来。
年轻的刘延彪和李锦辉喝着唱着，一次能喝掉两斤青稞酒，一些“贤孝”的段落就是这样整理出来。1983年，刘延彪演唱的“贤孝”《尕女婿抬水》在青海省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出，这是他第一次在收音机上听到自己的声音。
李锦辉说起20多年前，眼睛还是那么发亮：“从前，刘延彪的身边摆着一圈十几台录音机呀，可惜我那时候没有拍下来。”刘延彪自己说起来也高兴：“八几年的时候，我到一个地方，人家都不让走，那个村子里边谁都想录我的曲子，每家都买录音机，商店的录音机卖得光光的……”
在合作27年之后，湟中县文化馆的罗延华对刘延彪说：“我可能再也录不到你那时候唱的‘贤孝’了。”那些曾经播放过他的声音、见证过他的辉煌的收音机，都散落在屋子的各个角落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的东西，除了装在贴着胸口的口袋里弹三弦的扳指，就是那几台大大小小的收音机。
《李翠莲上吊》是刘延彪唱得最为出色的一首，罗延华说：“我现在有日本M&D，录音效果可好了，你啥时候把《李翠莲上吊》再唱上一遍呢？再不唱就带走了！”刘延彪说：“那要唱上十天十夜才能唱完，我手生着不行，气也不足了，还要练练。”
曾经有做盗版光碟的商人，让刘延彪唱了几天，只给了老人几百块钱，罗延华说起来还是很气，“刘延彪唱的，难道就值这些钱吗？”
刘延彪嘿嘿笑一笑，“这算了，人家录上，我就高兴着呢。”
为了让客人听一听他录的作品，他摸索着到了炕头上，解下裤带上的钥匙，打开炕桌上的小抽屉，拿出碟放到机器里。音乐是2009年湟中县的计划生育宣传曲，刘延彪的名字，作为其中一个伴奏，小小的，出现在封底上，“我在里面拉二胡，好听着吗？”混合在一起的乐声在小院里回响着，他把声音放得很大，侧耳听着。
罗延华说：“还是唱几句吧！”于是，花花敲起扬琴，罗延华操起板胡，刘延彪弹起三弦，他唱道：
“国正天心顺，
官清民子安，
妻贤夫祸少，
子孝父心宽，
我把国家不表，
表一表盖世英雄。
八十万禁军的教头，
赫赫天下有名。
他教着五百门徒，
何人不怕不遵……”
刘延彪的嗓音像蕴藏在哪里突然冲出来一般，《林冲买刀》直击人的心脾。激动慷慨的神色，映亮了他的整个脸庞，他一个人，似乎已经是一个古老的戏院，仿佛某种魔咒一般的生命或者力量在这个69岁老人身上复活了。这一刻，与读到人类最美丽的文字时所感受到的颤抖一样———这种震撼，除了用美这个词外，可能没有其他的词汇可以形容———这的确是最大的悖论：在中国西北十分偏僻的乡村里，在工业社会可以触摸到的最遥远角落，却是艺术能够找到它最强烈、最真实表达方式的地方，是它的基因千年存活的地方。
（感谢青海省文化馆李锦辉、何明钧、网络作家朱嘉华、青海省作协副主席井石、西宁市文联谢承华、湟中县文化馆罗延华老师的无私帮助）
“西宁贤孝”
青海东部，是历史上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的融合交汇之地，各种历史、宗教、文化古迹分布甚多。“贤孝”是一种流传于青海河湟地区的民间说唱艺术，大部分内容是劝化人心，流行于湟水流域各地的主要是“西宁贤孝”，盲艺人唱得最多。
我国著名作家、文史学家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列举了珍藏在国外图书馆的敦煌文献中最有价值的变文：《丑女缘起卷》、《伍子胥变文卷》……其宝卷与今天“贤孝”中说唱的内容相似。后世许多学者认为，成熟、盛行于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宝卷，是敦煌变文的嫡传子孙，变文主要吸收了印度佛经的结构形式，内容也以佛经故事为主，而宝卷则在继承的同时使之更加民族化、地方化，成为地道的中国传统讲唱文学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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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采纳
来沉默一下，我高兴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不喜欢把心情的艰辛付出和成功收获，去微笑一下都很好，说给身边的人来听，即使我不开心的时候，应是这电影一生活着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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