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网无际 第27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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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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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无）
[深度报道]
黑奴工背后智障人庇护之困
　　2010年末，四川渠县智障人被贩卖为奴工的事件，震惊全国。事实上，自2007年山西砖厂黑窑工事件以来，全国各地不断爆出智障人“被奴工”事件。
　　专家指出，单纯追讨一起事件的责任人“意义不大”，需要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建立智障人士福利体系。
　　根据2006年的一次抽查数据，我国智障人士总数近千万。其中有较好工作能力并处于就业年龄段的150万人。而因智障人士福利制度缺失，他们大多处于无机构庇护，无机会获取劳动知识甚至被遗弃的状态。也因此有“被奴工”的风险。
　　如何从制度上保障智障人士的尊严、安全和发展，成为渠县奴工事件背后更紧迫的命题。
　　日，北京演乐胡同110号，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所在地，马波(化名)和伙伴们正在忙碌。
　　四合院内，几名伙伴正在做饭，中午他们将招待几名来自欧洲的游客。另几名伙伴正在展览室向客人推介他们制作的手链等手工艺品。
　　该服务机构的创办人孟维娜介绍，慧灵为成年智障人提供日间托养服务，并让他们学习简单的劳动技能。该机构主要生存方式是，与欧美一些国际旅行社签约，让这个四合院成为固定旅游景点，旅行社支付一定报酬。此外，游客购买手工艺品带来的收入，会以津贴形式奖励给智障学员。
　　若不是言语反应稍慢或唐氏综合征明显的脸庞，马波和他的20多名伙伴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会做可口的饭菜、把“暗恋”的人画在纸上、开心地笑、小小的恶作剧……
　　这天中午，马波在整理100多人的签名。他们在声援四川渠县遭受奴役的智障人员。
　　这一天，渠县62名被解救的智障奴工，陆续被送往回家的方向。
　　1月4日，渠县公安局政委李森介绍，目前解救工作已结束，警方已帮助33人找到家。目前警方的工作重点已从“解救安置”转移到侦办奴工案本身。
　　而在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看来，怎么长久妥善安置这60多名智障人员以及他们背后数百万智障人士才是重点。他指出，事件背后，不是某个人犯了错那么简单，“我们的制度有缺失，亟待补上。”
　　一百多智障人“被奴工”
　　一个叫曾令全的农民和渠县救助站的安置基地，后来做着同样的生意：输出智障工人
　　在四川渠县渠江镇一个叫“幸福坝”的地方，一个两层楼的院落，走廊和阳台全由钢筋封闭，大铁门紧锁。
　　这个院子，曾叫做“渠县乞丐收养所”，后改名“渠县残疾人自强队”。
　　院子的主人、“渠县残疾人自强队”负责人叫曾令全，一名46岁的农民，他的另一身份是渠县工商联执委。
　　其母俞必珍介绍，曾令全以前种地、养猪。约1993年，他去县城农贸市场捡菜叶子回来做饲料，“捡”回一个蓬头垢面的“讨口子”(方言，指流浪乞讨人员)，名为李兵，留下来帮着养猪。
　　随着养殖业扩大，曾令全又“捡”回两名智障人员，李小平和朱国庆。
　　曾令全收养“讨口子”的“事迹”在当地流传开来。其弟曾国华说，1997年，四川日报以《一个猪倌和三个乞丐》为题报道。曾令全的举动也得到当地政府肯定，县领导多次到曾家“现场办公”。
　　曾国华介绍，约1999年，曾令全收养的智障人达到十来名。这时期，新疆一家猪场老板看到报道后，联系了曾令全。曾带着5个智障人员去新疆帮忙养猪。
　　后来这名老板又把曾的工人介绍给另一老板。曾令全从中获得一些回报。他发现，这远比养猪来钱，自此开始了收养、培训、输出“智障工”的“生意”。
　　曾的培训手段是：不听话就打。邻居称，常在夜里听到基地传出惨叫声。
　　据记者调查，为扩大“智障工”来源，曾令全向渠县三轮车和出租车司机打招呼，以每人100元－300元的价格，“收购”智障人员。
　　他还成立“抓捕队”上街抓人。后来被解救的奴工之一的李红阶，能清晰地与人交流，可以工整地写出姓名和家庭地址。
　　他说，他2009年正月到渠县，在县城捡破烂时，突然一辆车停下将他强拉进去。在接受了“培训”13天后，他们一行13人被送到西宁一个工地背沙。干了一整年，没有一分钱工资。
　　在这起奴工案中，渠县救助站也牵扯其中，被爆出与曾令全一样输出“智障工”赚钱。
　　据曾国华向媒体介绍，渠县救助站站长刘定明曾多次将智障人员送到曾令全处，并收取费用。刘定明则称，自己将救助站安置基地以3000元每年的价格转包。
　　记者获知，目前渠县民政局长王勇、救助站长刘定明等人已被免职。
　　17年来曾令全到底控制了多少智障人员目前尚无数据。
　　在一份材料中，曾令全称1993年至2006年收养137人。这些人被编成8个小组，分别在北京、天津、深圳、新疆、西宁等地“打工”。
　　智障人被侵害风险大
　　处于就业年龄段的轻度和中度智障人超150万名，他们是犯罪分子的主要目标人群
　　“暴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日，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张宝林，表达对渠县事件的愤怒。他有个智障女儿。
　　张宝林介绍，根据中国智残协会的统计，2007年山西黑窑工事件后，河北、河南、安徽等10多省份也出现过大量侵害智障人员事件。
　　2009年4月，安徽界首两个小砖窑从山东诱骗“购买”了32名智障人做“奴工”。
　　2007年以来，福建、辽宁等9省发现矿工杀害智障工人伪造矿难敲诈等类似案件近20起，死亡近20人。
　　据《法制日报》2010年6月报道，安徽合肥大量搬家公司专门“招募”智障流浪人充当搬运苦力，没工资，生存条件恶劣。
　　张宝林介绍，根据2006年所做的一次抽样调查，全国约有智力残疾人554万，此外，在1352万多重残疾人中有大约430万人伴有智力残疾，也就是，智障人总数近千万。
　　他介绍，智障人士按残疾程度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在554万单纯的智力残疾人中，轻度和中度约占7成，超380万人，其中处于就业年龄段的约40%，超150万人。他们具有相对好的劳动能力，是各地奴工事件中犯罪分子的主要目标。
　　“智障人是残疾人中更为弱势的群体，就业情况差，社会保障也不完善，所以至少这100多万人中，不少人存在成为奴工的风险。”张宝林认为，从目前各地发生的事件看，奴役智障人已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在致本报的公开信中，张宝林严正谴责买卖、奴役智障人的行为，他希望各地各级政府能“以最近发生的事件为戒”，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无保障下存流浪可能
　　孟维娜认为，如不建立起相应保障体系，任何智障人都可能成为流浪人，存在被奴役风险
　　渠县奴工事件曝光后，有观点认为劳动监察部门若加强督察，可遏制智障人被侵害。四川省人社厅劳动监察处副处长陈进对此表示异议。
　　陈进是此次渠县奴工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之一。
　　他认为，靠事后劳动监察来杜绝此类事件，“防不胜防”。他介绍，四川180个县，除成都下辖县外，每个县专职劳动监察员平均不到2人，平均5个县只有一台执法车。
　　有专家提出，应建设智障流浪人员的收留机构，防止他们被控制贩卖。
　　北京慧灵智障人员社区服务机构创办人孟维娜认为这一提法没有切中根源，“千万不要鼓动建什么专门收留所。”
　　在做了23年智障人员服务工作的孟维娜看来，智障流浪人本身是个“伪命题”。她说，智障流浪人是智障人福利制度和服务体系缺失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引发问题的原因。
　　根据她的经验，重度和极重度智障人没能力走出家门，常年在家里；而轻度和中度智障人有天然的安全意识，出门一般不会走太远。
　　孟维娜介绍，智障人如幼年时没被父母遗弃，成年后也很少会被父母遗弃，“智障人士父母的天伦之爱，比正常孩子的父母还要强烈。”
　　她分析认为，大多数智障流浪人是被诱骗拐卖，少部分可能是父母去世后无人照料，从而外出乞讨。
　　孟维娜介绍，这些年他们遇到许多家庭有智障孩子不小心走失，但报警时对方听说是智障人，往往“爱理不理”。“现在社会资讯渠道这么发达，公安掌控人口信息能力这么强大，如果我们的报失体系积极发挥作用，就不会产生智障流浪人的问题。”
　　“需要从制度层面解决根源问题，建立智障人的服务体系和保障制度。”陈进认为，这样才能“治本”。
　　孟维娜认同这一观点，“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任何智障人员都可能成为智障流浪人，也都可能面临被奴工的风险。”
　　民间服务未获发展
　　服务于智障人士的民间机构，很难获得“合法”身份，多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在孟维娜看来，建立智障人服务体系，最核心的内容，是让智障人走出去，“走出家门，获得交流，学习，他们的生活品质才能提高，同时获得康复训练”。
　　而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张宝林介绍，现实是，许多智障人没地方可去，从生到死，一辈子封闭在家中或在街上游荡，甚至遭拐骗。
　　张宝林说，国内登记成立智障人员服务类民间组织很难。在北京，会有一些智障孩子的父母自己组织起来，其中几个家长辞职，把街道附近的智障人集中起来照料，也做一些培训。但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这类民间组织很难得到捐款。也得不到政府的扶助，自生自灭。
　　而70%以上智障人员生活在广袤的农村，更缺少可以接纳他们的场所。
　　张宝林说，他去过一些西部智障人家庭探视，“家徒四壁，只有一床烂棉絮，狗窝一样，靠周边邻居每天扔一点残羹冷炙生存。”
　　孟维娜介绍，目前他们在全国10个城市建立了服务机构，但也只限于城市社区。
　　她说，慧灵找不到挂靠单位，只能在工商注册，无法获得非营利机构身份，不能获得税收优惠，捐赠也大幅缩水。
　　据了解，北京有100多家为智障人士提供日托服务的民办机构，大多生存艰难。
　　全国有多少这类机构？中残联相关部门称，没有这类数据。
　　中残联常务副理事长王乃昆在2010年9月份的中国特奥高峰论坛上透露，截至2009年底，全国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仅3474个，仅能为全国包括智障人在内的约11万残疾人提供服务。
　　智障人处“隐性”状态
　　这些智障人士居住在哪里、是否有生活保障……关于他们生存状态的数据尚不完备
　　在湖北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55岁的杨远忠是一名轻度智力残疾人。父母早逝，他独自生活，能自己做饭吃，但不会种地。
　　近10年来，杨远忠一直跟随村里同族的包工头在山西砖窑打工，每年得到两三千元报酬。那里是2007年发生黑窑工事件的地方，他这样的智障工人必须时刻呆在窑厂，走出去，就可能被别的黑窑厂抓走成为黑窑工。
　　这两年，杨远忠患了严重的胃病，干不动了。他是村里的五保户，但村干部担心他死后需要一笔安葬费用，因此常扣他的五保金“备用”。
　　现在，他靠前些年打工积攒的一点钱，买米面生存。
　　杨远忠的处境，或是中国农村智障人员生存现实的缩影，不过智障人群体的生存情况，记者尚查不到相关数据。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李敬介绍，目前中国唯一关于智障人的数据，来自2006年的残疾人抽样调查，“这是一个推测数据，并非普查。几百万智障人在什么地方？他们有无监护人？有无基本的生存保障？哪些人面临流浪的危险？我们都不知道”。
　　中国残联相关部门坦承，他们还没掌握智障人员就业、托养、保障等情况的数据。民政部社会管理司婉拒了采访要求。
　　北京慧灵智障人员服务机构顾问、香港社工周佩仪介绍，在香港，智障人员有完备的服务体系。
　　一个孩子出生后，由母婴健康院初步诊断症状，成长到一定时候，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对其作详细评估。确定智障后，将被建立特别档案，终生有社工跟进服务：在0至6岁，为其联系特殊幼儿中心，接受学前服务；6至15岁，进特教学校；15岁之后，进行职业训练或辅助就业……
　　周佩仪介绍，香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平均一个人对应约百名智障人员，终身跟踪服务。“有些智障人就喜欢流浪的生活方式。也会有社工保持跟进，定期把他们‘抓’回去理发，洗澡。”
　　福利体系待建设
　　王振耀认为，“残疾人的产生是人类发展的代价，照顾他们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张宝林介绍，近几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开始尝试建设智障人服务体系。
　　据广州市残联理事长梁左宜讲，广州从2007年开始建设“康园工疗站”，目前已在全市154个街道铺开，主要是提供日间托养和庇护性就业场所。目前接纳人数有限，不过家长反响很好。
　　张宝林说，这两年残联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建设的智障人社区服务机构，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残联力量有限，目前服务规模还很小。
　　“在我们渠县，如果一个残疾人一个月能拿到三五百元的补助，就能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也不会有这么多智障流浪人了。”渠县公安局政委李森说。
　　而该县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10万残疾人，只有100人每月可享受50元补助。不过，该县的党政事业单位基本拒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如果这些单位按比例足额缴纳，可征收500多万元”。
　　日，谈到渠县智障人被奴工事件，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说，“渠县这事发生是必然，不发生才是偶然”。
　　在王振耀看来，要消除渠县智障奴工这类悲剧，一方面国家要承担起责任，从制度上建立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国家应放权，让大量民间服务机构成立，发挥民间社会的巨大能量。
　　王振耀介绍，1978年之前，我国残疾人照顾是单位负责制，民政部门通过建立福利院，提供补充性管理、照顾服务。改革开放后，照顾残疾人的责任全部落到家庭头上。
　　他介绍，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残疾人福利法》，我国还没有，只有少数残疾人有机会纳入低保体系或纳入农村“五保”体系。我国虽有《残疾人保障法》，但里面很少谈到“钱”。
　　“我们全社会都缺少残疾人福利观念，认为残疾人是家庭的责任，谁家有残疾人谁倒霉。事实上，残疾人的产生是人类发展的代价，照顾他们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王振耀认为，国家应尽快制定《残疾人福利法》，把残疾人单独作为一类保障人群，不分其家庭是否富有，统一享受福利。
　　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正式下发。王振耀说，这是我国首次专门针对一类人群的福利保障制度，“希望从孤儿福利制度开始突破，逐渐扩大到智障重残人群，再到老年人群，逐步建立我们的特殊人群福利体系”。
　　王振耀认为下一步可针对智障人群建立这种普惠福利。参照孤儿福利政策，他算了一笔账：1000万人，每人每月600元，一年720亿，“我们的财政收入都8万亿了，720亿不多”。
[深度报道]
山东枪击案全程回顾：警察手提棍棒围捕持枪嫌犯
　　长短双枪、戏剧对决、飙车冲撞———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发生在山东泰安的真实版的警匪枪战。
　　事件的惨烈程度超乎想象。英勇无畏的警察们赤手空拳，对决刀枪傍身的“冷血杀手”。
　　好结局是，恶人失败，好人得胜。坏消息是，四名警察牺牲，四人受伤。
　　英勇“第一撞”
　　1月4日中午，在家准备吃午饭的泰安市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教导员张博突然接到对讲机通报，紧急执行拦截逃犯的任务。
　　“逃犯持枪”，对讲机里传出的声音把张的家人吓了一跳。他们都知道，交警张博没有枪，万一和逃犯狭路相逢等于送死。
　　披上衣服马上行动的张博没想到，“狭路相逢”来得这么快。
　　他开警车刚到泰安市擂鼓西路，四辆车由对面经过。张博回头一看，一辆绿色的丰田霸道越野车正在其中，其车牌号“鲁S50100”正是对讲机通报的车牌号。
　　张博马上调头紧追。“对方应该是通过后视镜发现了我这辆警车调头，所以明显加快了速度。”张博回忆。
　　绿色霸道几次加速想甩掉张博，却没能得逞。在龙潭路由北至南行驶中，绿色霸道突然向西拐入东西向的文化路。
　　紧跟在后的张博“头一下子就蒙了”。因为下午14时正是文化路上泰山中学学生上学的时间，一旦疑犯驾车冲入学生群中，后果不堪设想。
　　出乎意料的是，绿色霸道却在中学门口突然调头原路返回，冲着马上要拐入文化路的张博而来。
　　张博瞬间作出判断：“对方甩不掉我，索性对撞！”他也很清楚，对方驾驶的是无级变速的四驱SUV，油门踩到底可以产生极大的瞬间速度，而他开的车是警用普通桑塔纳。
　　果不其然，倚仗汽车的优越性能，对方气势汹汹地冲向张博，想逼迫他躲开。
　　“这种情况下，既不能让对方逃掉，又要成功堵截，还不能白白牺牲。”急中生智，张博紧急刹车，迅速挂了倒档，车头正对对方车头，“什么也来不及想”的张博没有感觉到害怕，他甚至对着对讲机大喊了一声“我们要撞啦”！
　　在撞击瞬间，张博迅速倒车，卸掉了对方冲击力的三分之二，既便如此，警车仍然被顶飞到龙潭路东侧隔离带上。
　　绿色霸道继续冲撞了两三次，警车接连后退。张博回头一看，车正被撞向隔离带中的树上。他下意识地打了把方向盘，车避开了一棵树，从“正面也很难通过”的两棵树中间倒了出去，卡在马路外的灌木丛中。
　　由于警车的突然躲闪，绿色霸道直接撞在树上，约20厘米粗的树瞬间折断。
　　两名疑犯被撞伤，“头上、脸上都是血”。这也成为此次袭警事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撞在方向盘上的张博胸口剧痛，他看到绿色霸道中的两名疑犯准备下车。“对方有枪！”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张博一脚把车门踹开，逃出车外向北跑去。
　　沿途都是临街商铺的玻璃门，张博觉得不安全，他向50米外一个铁制防盗门跑去。这时路旁网吧中走出一个大学生，他看到交通事故，就跑向绿色霸道准备救人。张博冲他大喊：“快跑！他们有枪！”大学生转身就向北跑开。
　　跑动中，张博看到一个手、脸流有鲜血的持刀者和一个持枪者正在警车旁向内张望。跑到铁门时，张博一把将门口的老人拽到铁门内，关上了门。
　　数分钟后，张博听到两声枪响。张博并不知道他的同事齐洪海已被枪杀。
　　回忆至此，戛然而止，病床上的这位铁汉潸然泪下。
　　遭遇冷枪袭击
　　去年12月29日，山东省德州市发生一起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刘建民被抓。1月4日，泰安市3名民警和1名协警配合德州警方办案人员，前往刘建民弟弟刘建军所住的泰安市军分区第一干休所调查。
　　按照警方的说法，他们本来是想找刘建军了解情况，所以都没有配枪。没想到刘建民的另一个弟弟刘鲁民也在此处。
　　刘家独门独院，院子大门经常不锁，上台阶进院10米左右便至屋子正门。这栋二层楼老房，仅有一个红色老旧木门出入，木门之外是一道铁栅栏门。
　　泰山分局岱宗坊派出所警长肖斌敲响的就是这道铁门。在亮明身份后，木门打开。
　　刘建军、刘鲁民两兄弟隔着铁栅栏门突然开枪，肖斌当即中弹倒地。
　　据同事回忆，肖斌见到歹徒持枪时，曾下意识把身边同事往旁边推。肖斌头部中弹，经过70多个小时全力救治后，仍未能挽救这位80后民警的生命。
　　由于是霰弹枪，弹片散射，其他3名民警也不同程度负伤。
　　刘家兄弟的装备为一支双管猎枪、一把自制小口径手枪、若干把长短匕首、小口径射击运动弹180发、猎枪弹7发。枪杀警察后，装备占优的两兄弟开门准备继续行凶。
　　负伤的3名干警与两名悍匪进行了殊死搏斗。泰山分局刑警二大队民警钱祥村夺过了刘家兄弟的一把刀，将刘建军砍伤，自己也身中数刀。刀砍至前额左右两侧及右前臂，右侧背部被刺伤，刀口深达6厘米。
　　刘家正屋铁栅栏门外还残留一滩血迹，院子大门外西侧有一滩更大的血迹，一个血手印还印在地上，触目惊心。
　　知情者称，1986年出生，事件中牺牲的最年轻协警李良在此处殉职。
　　过了一会儿，有两个人从干休所门口跑了出来。一人持刀，浑身鲜血；一人腿负伤，跑不快。
　　持刀者是钱祥村，跑出大门后，他跑进了西面的山东科技大学东门里。
　　正在值班的山科大泰安东校区2号男生宿舍楼管理员周广升，突然看见一名满脸是血、手拿一把长约50厘米单刃刀的男子跑进宿舍楼。
　　钱祥村从口袋内掏出证件向周说：“我是警察！这是警官证。赶紧报警，我与歹徒搏斗中受伤了。”
　　钱还叮嘱周广升“一定要把刀保管好”。
　　目击者描述为“腿负伤”的则是泰山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三中队队长夏波。目击者描述，夏波跑出干休所大门时，还在门口社区警务室前的石墩子上坐了会儿，“我猜他是受伤跑不动了”。
　　路人张楠刚好从干休所门口经过。他看见两个持枪者追夏波至大门西侧，搏斗一番后，夏波逃进门口的文体用品商店，两名持枪者随即追了进去。
　　警官夏波没有逃出两个悍匪的枪口，献出了年轻的的生命。
　　街头围堵
　　根据警方通报，逃亡中两人共换乘4辆车。最远逃至泰山脚下的桃花峪进山口。
　　目击者称，刘家兄弟跑出干休所后，向南跑到街边一彩票点附近，拿枪指着一位司机的头，司机只好交出车钥匙。两兄弟开着这辆黑色现代迅速向西再向北逃窜。
　　刘家兄弟一路开至泰山进山口桃花峪后又折回。之后抢了第二辆车，两人又开回城里。有报道称，一路上，刘氏兄弟不断向追缉的警车开枪射击，像一幕活生生的现场版警匪片。
　　泰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政委李文泰称，围堵中设了多道关卡，但都被强行闯过。
　　当天中午，泰城客运出租车司机赵军在泰山大街拉客，当时正值中午饭点，路面上人少车少，赵军看见黑车旁一个满手是血的人在招手拦车。那人看他减速后就打开车门上车：“到最近的派出所，我的车被劫了。”
　　赵军称，车主自称开一辆绿色霸道，被两个人拿枪指着头，只好把车交出。车主还打了“110”，但对方称“知道了……”
　　赵军把这个车主送到一公里外的粥店派出所，折回时发现那辆绿色霸道已然撞在了树上。
　　离撞树地点最近的餐馆服务员称，“嘭”的一声巨响后，她向外张望，发现出了交通事故，一辆越野车顶飞了一辆警车，持刀持枪的两个人从车上下来，四处找警车中的警察。“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刚刚停在路口，车头向南，两人又迅速向面包车跑去”。
　　驾驶白色面包车的，是泰安市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科员齐洪海。女儿齐兆斐回忆，当天上午齐洪海请假看病，中午准备吃饭时接到电话就出门了。
　　龙潭路和文化路西北路口服装店的店员称，当时“嘭”的撞车声之后，她跑出去看，发现两个人一个拿刀、一个拿枪向白色面包车跑去。这时，车内司机刚停稳，还未来得及下车。“两人跑到车旁发现司机穿警服，就用枪托打碎玻璃，向里面开了两枪。玻璃碎片撒了一地。”目击者描述。
　　刘家兄弟上车后，将齐洪海推到副驾驶位置，驾车从路口向文化路西面开去，行至泰山中学东侧一家眼镜店门口时，将齐洪海从车上推下。
　　眼镜店的大妈看见一个满身是血的人倒在地上，马上跑出来看。“那人右手满是血，趴在地上不动，不知是死是活。”她马上报警。很快，救护车赶到，当齐洪海被抬到车上时，大妈看到他耳后一大片头皮已被掀开。
　　激战枪匪
　　刘家兄弟西行过文化路后，兜了一圈儿，又从龙潭路向东拐入了文化路。
　　行至山东农业大学校门东侧时，白色面包车撞掉了一辆越野车的车门，随后被紧随而至的警车撞击车辆后沿，面包车撞翻路旁的水果摊后终于被截停。
　　当时，正在水果摊旁边摆干货摊的任姓摊主吓坏了，赶紧躲进旁边的农贸市场。她看到面包车被撞后，车内甩出一个人，车滑行了一段才停下。
　　甩出的人便是刘建军。
　　对面工商银行泰山支行的保安张绍峰发现，马路中间一辆警车车头变形，另一辆警车靠后车头向南倾斜，最东面是一辆尾部被撞的面包车。在车头向南的警车旁，有三四名警察已将一个头上是血的人按在警车的车前盖上。
　　在此次任务中，参与围堵的大部分都是交警。据报道，这些交警的单警装备大多都像张博和齐洪海一样，没有配枪。
　　有知情民警透露，当时现场交警特别英勇，不要命地一拥而上，把刘建军制服，协警王波将刘建军和自己铐在一起，准备带走。
　　这时，张绍峰发现，面包车上又下来一个人，拿着长枪就向忙于制服刘建军的警察们奔去。
　　刘鲁民向警察开枪，王波中枪倒地。其所穿的绿色马甲被枪弹打穿，留下一个大洞。事后，医生检查发现，枪弹从其右肩部打入，有近百颗霰弹打进了他的肺部。
　　刘鲁民迅速持枪转身。在强大火力的威胁下，围追刘鲁民及制服刘建军的警察迅速后撤。
　　张绍峰称，刘鲁民走上路旁台阶，对着仰面倒地的刘建军“言语了几句”，刘建军抬起左前臂，似乎要表达什么，这时，刘鲁民向他胸部开枪。
　　然后，刘鲁民马上打开枪管填子弹，这时撤后的警察“手提棍棒准备围捕”。
　　张绍峰看到，刘鲁民左手握枪管，右手扣扳机，第一次没响，第二次响了。
　　随后，警察一拥而上，身负重伤的刘建军被捕，而刘鲁民已经自杀，惊心动魄的街头警匪枪战到此结束。
　　收藏武器
　　刘家兄弟的袭警动机，因德州“12·29”杀人案告破真相大白。
　　日晚，德州实华公司工人窦广东被杀于家门口。德州警方称，这是一起买凶杀人案件。窦广东与妻子张建菊长期感情不和，近期又因财务纠纷等问题激化矛盾，张建菊便与情夫刘建民共同谋划报复杀人。
　　警方称，刘建民是刘鲁民和刘建军的大哥，实施者是刘建军。28日当晚，刘建军携带刀具到德州，持刀将窦广东捅死，并于当日乘火车返回泰安。刘建民因涉嫌杀人案被抓后，刘建军同妹妹刘彬彬及四哥刘鲁民订立攻守同盟。
　　1月4日，德州公安民警在泰安民警的配合下，到刘建军家了解情况，触发此次袭警案。
　　邻居眼中，刘建军1.65米左右，略秃，精瘦，不事张扬。
　　刘建军的人生并不清白。他在1985年至2000年曾因故意伤害罪、盗窃罪两次被判刑。
　　在故意伤害案件中，刘建军因致人死亡被判无期徒刑，对方是在刚进刘建军宿舍门口时被刘枪击。
　　被判无期徒刑的刘建军却于5年后出狱，2000年4月被法院裁定假释。
　　坊间猜测，提前出狱是由于刘父的实力。据传，刘父曾在山东某旅任副参谋长，在离休后享受副师级待遇，2003年去世。泰安市军分区第一干休所的房子即为刘父生前所居住。
　　刘建军假释后，一直没有工作。张汉透露，刘建军平常在家炒股，2009年10月，刘建军还领到干休所发放的旧房维修基金10万元。
　　至于枪支，刘建军的邻居张汉并不惊奇。他说在上世纪70年代，干休所曾将一批小口径枪支以17元至20元一支的价钱卖给老干部，“这个院里卖了50把左右”。
　　曾和刘建军喝过酒的张汉推测，刘家兄弟可能早有准备。理由是：事发几天前，刘建军的妻子孩子就没在院子里出现过；平常刘建军“都穿皮鞋”，出事那天他穿的却是运动鞋。
　　“警察以为刘建军哥哥没在，也没想到哥儿俩会有枪，总之是大意了。”张汉说。
[谈古论今]
赌博斗鸡听小曲：太监闲暇时间怎么玩
摘自《皇宫中的特殊人群：阉宦》
　　清宫宦官当半天差歇一天半，使他们有大量的闲暇。相比而言，清代宦官管理严格且数量较少，那么其他各朝的宦官恐怕也不过如此而已。宦官空余时间多，又无家室之累，游戏娱乐便不可少。
　　见于历史记载的宫廷游乐项目很多，如角抵、蹴鞠、投壶、射猎、博弈、棋类、游观、钓鱼、鼎力、拔河、斗鸡、斗促织等等。这些游乐项目中角抵、蹴鞠、射猎等规模较大，通常凭皇帝的喜好，主角也是皇帝，但也不可能离开宦官。而其他如斗鸡、斗蟋蟀、钓鱼、博弈、行棋之类，规模可大可小，玩儿起来也方便，深受闲暇中的宦官欢迎。
　　宫廷中博弈与行棋无疑是较为普遍的娱乐项目。博弈只是通称，它可以进一步分为许多种。有掷骰子决输赢的博类，即投骰后行棋，如六博、叶子戏、纸牌。有猜谜类博类，如射覆、藏钩。有游戏类博类，如投壶、触铃。棋类的起源很早，而且与博弈密切相关。实际上，博弈中的“弈”就是指的行棋，“博”强调的是掷骰子。后来博弈与棋类逐步衍化成为有明显差别的游戏种类，并有了高低、雅俗之分。棋类游戏流传最早也最普及的是围棋，相传是由尧所创。另如弹棋之类的简易棋类在宫中也很盛行。
　　尽管也有许多博学的宦官名垂青史，但总体上爱读书、安贫乐道的还是极少数，大多数宦官都是贪婪游乐成性，尤其是喜聚好赌。因而在宫廷娱乐中，虽说棋类与博弈都是很受欢迎的，但行棋需要费神，博弈相比之下更具有消遣性、更刺激，更能调动玩儿者的情绪，而且博弈的玩儿法很多，也比较容易翻出许多新花样。博常常在酒宴上进行，称为饮博。行棋则更受宦官中文雅之士的欢迎。据刘若愚《酌中志》记载，明代宫廷中大约在十月开始烧地炕。这时的白天较短，夜晚漫长，而且秋冬之月色冷幽，寒凉似水，宦官们便主要在温暖的室内活动。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饮酒、掷骰子、看纸牌、耍骨牌、下棋、打双陆，到二三更时方散。宦官们只有每天这样折腾，才能安然入睡。
　　宦官们大多惧怕孤独，很少独来独往，独自喝闷酒的更少，而喜欢约聚群饮，轮流做东。他们在聚会时谈论笑骂的都是些鄙俚不堪之事，有时酒喝多了，便争忿对骂，并以此取乐，从不相互记恨。
　　清代宫廷虽说对宦官管理严格，但只要他们误不了站班当差，喝酒赌钱倒也不禁，因而像景仁宫后院司房殿内的赌局便天天摆着，一打就是一宵。小太监们打牌时嗓门大、赌注小，首领太监们打起牌来却是赌注大、嗓门小，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摸牌，到了半夜厨房还孝敬馄饨、小吃之类，夏天则有冰镇西瓜、果子露、酸梅汤。小太监一夜输几十枚大铜子就心痛得不行，首领们腰包鼓，手风背时一夜输百八十块大洋也眉头不皱。赌钱是清宫太监们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清末太监孙耀庭回忆说：“太监们除了吃、喝和抽大烟以外，只有以赌钱自娱。”
　　明、清时代的宫廷中还盛行斗蟋蟀和斗鸡，而一些有钱有势的宦官则开斗鸡场，借以敛财。斗鸡与斗蟋蟀都带有赌博的性质。宦官们既赖此求胜，遇有健壮好斗的，花费重玺也在所不惜。有的宦官还雇请善于养鸡者白天调训，夜晚加食，称为贴鸡。斗鸡在加食时，宦官们常爱燃灯观看，计算斗鸡所啄之数，有三四百口之多就算得上是好鸡。清代末帝溥仪喜欢狗，于是宫里养狗成风。溥仪名下的足有一百多只，地位较高的太监几乎人人都弄两三只狗玩耍，好似不牵哈巴狗就显不出身份。有个唐姓掌案，曾用五百块银元买了一只西藏产的大狗，似小驴一般大，全身虎皮花纹，非常机敏，脑门上还有个“王”字。后来被溥仪看见，便强行索要去了。
　　宦官们大多有女子心态，喜爱花草，爱好打扮。轻闲无事之时，他们常常赏花听曲，有时把花插在头上，作为装饰。即便是宦官中的丑类如魏忠贤者，也爱戴花，夏天发簪上常戴茉莉花等。明代宫中的宦官还经常从宫外购进奇花异草，种在皇帝经过的御道两旁，一方面自我欣赏，另一方面也借以邀宠。清末小德张曾从各地购买大量名贵金鱼和珍异鸟类，并专门雇用精谙此道的行家饲养，竟成了宫中一景，连隆裕皇后也经常过来遛弯儿。后来，这笔钱小德张从宫里报销了，由此他不仅乘机捞了一大笔，还讨了主子的欢心，果真是名利双收。
　　清代宫廷中吸旱烟、水烟盛行，清末更有人在宫中开起了鸦片烟馆。按宫中禁律，太监收藏烟具即从重治罪；吸食鸦片者，定为绞监候，家属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然而宦官吸食鸦片者相当普遍，末代太监孙耀庭初进宫时，就曾在鸦片烟馆中记账。烟馆因是在宫内偷开的，不过是两间宽敞的厢房，靠墙一溜的大通炕。宦官们聚在一起，喷云吐雾，彼此说笑戏谑，倒也热闹。
[历史档案]
解放军留过洋的开国将帅：半数元帅是海归
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初称“中国工农革命军”，1928年朱毛会师后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开始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日，正式统一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又习称工农子弟兵，因为它与工农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人们很少将其与“洋”字挂钩，也很少有人统计过解放军中到底有多少出洋留过学的人员。根据解密后的外交档案记载，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曾选派过几百名现役干部到苏联军事院校学习深造，学成回国后担当了各方面的重任。此外，解放军中还有一些高级将领在建国前乃至建军前曾出国留过学。二者中获得开国将帅衔者初步统计有56名，约占开国将帅的3.5%。现将他们作一简介(以出国先后为序，其中于1955年荣获军衔且以后没有晋升者不再注明授衔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国留学人员&
陈毅1919年至1921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因参加留法学生掀起的“拒款运动”，被当局扣上“煽动‘赤化’，‘参加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于1921年10月间被驱逐回国。回国后于1923年在北京中法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离校参加李大钊领导下的工会和学生运动工作。1926年，携李大钊的介绍信到武汉会见四川军阀杨森，经杨介绍认识了朱德。1927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政治指导员。1928年，随朱德参与领导了湘南起义。历任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新四军支队司令员，江南、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国防委员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聂荣臻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2月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后到中共广东、湖北省军委工作。1927年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南昌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后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历任广东省军委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政委，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北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朱德1922年9月赴德国留学。1924年3月入德国哥廷根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7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数月后入莫斯科郊外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军事。1922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回到上海，接受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分配的工作任务——到四川军阀杨森部任职，以阻止杨森投靠盘踞在湖北的北洋军阀吴佩孚。8月朱德抵四川万县完成任务，9月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任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任代政治部主任。1927年初，朱德遵照党的安排，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后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南昌起义后，任第九军军长。朱毛会师后，历任红四军军长，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指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建国后继续任解放军总司令，并任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曾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长等职。&
刘伯承1927年赴苏联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1928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学习。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被誉为“川中名将”。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12月31日，被国民革命军委任为新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任苏维埃区域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930年12月到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2年1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长征中兼中央纵队司令员。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曾兼任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司令员。抗战爆发后，任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
叶剑英1928年至1930年，赴苏联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17年夏，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加入粤军。1921年任江防舰队陆战队营长，曾率部参加护卫孙中山、反击叛军陈炯明部的作战。1924年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参与筹办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第二师代师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通电反蒋，从吉安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获中将军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兼任第四军教导团团长，率部南下广州，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军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30年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不久，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军委总参谋部部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长征中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一、四方面军汇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西北军委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底，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1937年8月，任八路军参谋长。1941年2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1947年2月，由北平军调部回延安后，历任解放军总部参谋长，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北平市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主席兼广州市长，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第八、九届政治局委员，第十至十二届政治局常委，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
萧劲光1921年至1924年、1927年至1930年，两度赴苏联学习，1930年从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结业。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共产党员。1924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安源路矿从事工运工作。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获陆军中将军衔，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再度赴苏学习，回国后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1931年12月起，先后任红五军团政委、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委。1934年，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受到撤职、开除党籍、判处5年监禁的错误处理。后解除监禁，到红军大学任教员、科长。遵义会议后纠正了对他的错误处理，被任命为红三军团参谋长。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1937年春，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并先后兼南满军区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1949年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5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陈赓1926年9月至1927年2月，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副队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中共中央机关做过情报工作，后在工农红军中历任团长、师长、步兵学校校长，八路军旅长，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
许光达1932年至1937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6年带着中共党员的关系进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连长。之后历任红军军参谋长，师政委、师长，团长。1937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历任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分校校长，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军分区司令员，旅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司令员，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
傅钟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1926年初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转入列宁格勒托尔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历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红十二师政委，随营学校校长兼政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甘泗淇1927年春赴苏联，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回国。后历任红军师党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委，师政委，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晋绥军区、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杨至成1938年至1946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连指导员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朱毛会师后历任红四军连长，井冈山留守处主任，红四军副官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总兵站站长，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黄河两延卫戍司令员，抗大校务部部长。1946年回国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华中军区军需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第一副参谋长，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
刘亚楼1939年至1945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9年加入共产党并参加红军，历任游击队排长，随营学校班长，红十二军连长、营长兼政委，红四军支队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师长，纵队副司令员，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留学回国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十四兵团司令员，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
李天佑1939年至1943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百色起义。历任红七军排长、连长，红三军团科长，红三军团团长，红三军团五师师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团长、副旅长、代旅长。留学回国后，历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
刘少文1925年至1927年，赴苏联入中山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任苏共代表团翻译，中共中央翻译科科长，中央巡视员，师政治部主任，军委秘书，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西北局秘书长，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南方局交通处处长、情报部部长，中共上海工委副书记，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华东纺织工业部部长，军委四部代部长，总参情报部部长等职。&
常乾坤1926年至1938年，赴苏联先后入红军航空学校、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学习。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广州航空学校，赴苏联航校学习，中间曾任苏联红军航空队领航员。回国后，历任迪化(今乌鲁木齐)新兵营航空理论教员，八路军航校教务主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大队长，总参谋部高级参谋，东北航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空军军事科研部部长等职。&
郭化若1927年至1929年，赴苏联入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留校任代区队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回国后历任工农红军纵队参谋长，军、军团参谋处长，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军委二局、一局、四局局长，延安中央党校军事教育处处长，炮兵学校校长，纵队副司令员、政委，九兵团政委，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庄田1930年至1931年，赴苏联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留学回国后任瑞金红军学校排长，连指导员，营政委，红军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组织科科长，教导师团政委，抗大队长，抗大三分校教育长，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副司令员，琼崖纵队副司令员，粤桂边纵队司令员，桂滇黔边纵队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教育长、副校长，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贺诚1937年至1945年，赴苏联先后入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学院、莫斯科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被派往广东国民革命军做医务工作。参加了广州起义。历任工农革命军四师军医处处长兼海陆丰后方医院院长，红军总部医务处处长，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军委卫生部部长，苏维埃中央政府卫生局局长。回国后在东北从事军队和地方的卫生领导工作。建国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5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钟赤兵1938年至1946年，赴苏联入共产国际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9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红军。历任红三军宣传员，连政委，师军需处政委，团政治处主任、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政委，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军委一局局长。留学回国后任北满军区政治部主任，四野特种兵部队司令部政委，军委民航局局长，防空部队政委，总后营房管理部部长，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
[心情文学]
管己与管人
文/兴良书屋（一代天骄/deichun）
　　真正有智慧的人士，会选择让自己一直处在艰难、危机的状况之中，卧薪尝胆、刺股悬梁，保持自己的意志。这就是让自己知难而上、热爱挑战！&
　　其实，大多数人都懂得正确的道理，能够行动的却只是少数。原因在于普通人对自己管理不够狠，只懂得率性而为、随波逐流。
　　很多人实在很可怜，懂得很多道理，知道很多东西，明明知道，去做不到。这种人如果不知道，还好。最痛苦的确实知道，却管不住自己，不愿意吃苦，不愿意付出，结果郁郁不得志，最后自暴自弃。
　　有人说：管理自己那么辛苦，我干嘛要搞得自己这么累呢？因为不能管理自己的人，都需要别人来管他的。精神病要是没人管，都出去发疯了；杀人犯要没人管，都出去犯罪了。所以一个不需要别人管理的人，一定成为管理别人的人！
　　例如，一个人刚开始学滑雪时，最大的体会就是停不下来。当你看着别人滑雪，觉得很容易，不就是从山顶滑到山下吗？而事实上当你穿上滑雪板，哧溜一下，不是滑下去，实际上是滚到山下，摔了很多个跟斗。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停止、怎么保持平衡。只有反复练习怎么在雪地上、斜坡上停下来。学会了停止、滑行、再停止。这时就敢从山顶高速地往山坡下冲。因为这时候只要想停，一转身就能停下来。只要你能停下来，你就不会撞上树、撞上石头、撞上人，你就不会被撞死。因此，只有知道如何停止的人，才知道如何高速飞驰。
　　这就如同管理自己，只有知道如何停止，才知道如何加快速度。用汽车来比喻，宝马可以每小时跑200公里，奇瑞却只能跑120公里，为什么？发动机估计不相上下，差距在刹车系统，上了200公里刹不了车。有些人就是这样情绪一来，控制不了自己，管不住自己。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管被管，因为这个世界上需要更多的人成为自我管理能力越来越强的人。
　　从学滑雪联想到，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说到底就是"政府执行力的衰退和丧失"，管不住自己，所以才会产生吏治腐败。同时干事创业，治国理政，关键在人。毛泽东曾经说过："治国就是治吏"。如果人出了问题，再好的"经"也会被歪嘴的和尚念歪。比如，有的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的卖官鬻爵，任人唯"钱"，以"职"论价，"看票子厚度决定干部升迁"；有的"不请不送，降低使用；只请不送，原地不动；又请又送，提拔重用"，导致官场生态恶化，使干部出现"逆淘汰"。这说明吏治腐败会导致全方位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根源都在于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所以，归根结底，"制度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
　　几年来，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不断加大，仍未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根本原因就在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触及到"病根"。还有人为此开出了"药方"，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什么是最可怕的腐败？就是以"正常工作"、"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发生的无限度的，在各个层次上铺张浪费、胡作非为、损公肥私、化公为私，相互如风火油一样交织助长。其损失和危害远比把钱财装进私人腰包要严重千百万倍，无法用数字衡量其大小。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掌权人哪个不是高学历？哪个脑子不灵?拥有那么多的决策、咨询资源和信息渠道，理不清是非？难道就分不清轻重缓急、主次界限？
　　怎么认识理解？只能这样来认识。冯梦龙《喻世明言》中有一则故事说：蜀人司马貌写"怨词"又怒焚，愤斥上不神明，让坏人当道，好人受压，红颜薄命等等，正好被巡游到此的夜游神看见听到，遂告玉皇大帝。帝怒，命阎王罚其入地狱，永世不能翻身。又觉太白金星等似有疑问，遂进行"演变史教育"，个别性的透露"天机"："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有才显荣，无才者黜落，天下世世太平，江山也永不更变了，岂有此理！"凡世事都有"气运"，我们只能理解为老是好人当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怎能按气数改变？
　　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观察，会得出不同结论。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关键是管理好自己，一个管理不好自己的人，他的部门怎么管也管不动，上梁不正下梁歪！
[祝您健康]
小心撑出来4种病：脂肪过多诱发代谢障碍
　　“撑”出来的“病”：1怠惰乏力
　　摄入食物过多，胃肠道消化食物会耗费大量气血，人体其他组织会营养不良。餐后易困倦的体验，就是大脑血液供应不足的表现。所以，很多体形肥胖、饮食无度的人，不但没有表现出营养充足的精力充沛的状态，反而呈现出懒惰、倦怠、有气无力的样子。这是由于人体气血长期聚集在胃肠道消化食物，人体其他部位的脏腑组织气血供应反而不足。
　　“撑”出来的“病”：2胃肠疾病
　　由于不断的、大量的进食，胃肠道负担加重，极易损伤胃肠道，《内经》说的“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就是饮食超过了自己适合的需要量伤害了肠胃。在临床上由于暴饮暴食而引起的胃病并不少见，如胃脘胀满、疼痛、消化不良、腹泻等，日久则会导致胃炎、肠炎以及慢性肠道病变。
　　“撑”出来的“病”：3代谢障碍综合征
　　饮食中营养过剩，导致体内蛋白质、脂肪摄入过多，是一种变相的多食。人体不能充分代谢与利用这些营养，就会变为痰、湿等病邪损伤脏腑，从而引起疾病。
　　《黄帝内经》说：“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这其中包括肥胖症、脂肪肝、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肢体痿废、心肺气虚等疾病，均与此类饮食有关。
　　“撑”出来的“病”：4提前衰老
　　过多肥甘食物，易引起的另外一种损伤是产生大量代谢产物及粪便，这些废物产生的浊气、毒素，会损害人体脏腑、经络、气血，加速人体脏器的衰老、面容的损伤。
[幽默搞笑]
古代人比现代人过的更爽理由
　　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觉得自己过的没有古代人过的爽呢?我想了一下，的确是有很多地方不如古代人，于是便找出几大理由供大家参考一下，希望大家看完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谢谢美女帅哥支持一下。
　　1、古代人吃东西不用考虑那些东西是不是有致癌物质，那时的化学产品少啊~也穷~没有什么油炸的东西，喝酒更是不用担心，纯绿色食品，一点也不担心是否有工业酒精之类的东西，所以，癌症少~
　　2、古代到处开有妓院，嫖娼更是方便容易，也不用要套套，那时没有艾滋病，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来。不会象现在抓的紧，偷偷的去做一次，正在紧要关头突然听到外面有“警察来了”声音。
　　3、古代一个男的可以娶很多老婆，不象现在只能娶一个。好，我也承认现在有钱你可以去包几个二奶，但你丫的有本事能让你老婆和你二奶一起陪你上床我就服了你。古代就行，你能让你妻妾一起和你上床，大可以玩三英战吕布，还可能更多~
　　4、古代没有照像机，自然也没有相片，如果你成了通辑犯，在现在你就是跑到阿富汗也能找到你，在古代就不一样了，画了一张画，说不定还不象，说不定画的象小泉蠢一狼，也可能象赖斯也不定，就算像你，你大不了也可以跑到粱山去找宋江，所以在古代，你没钱只要你头脑聪明一点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案，如果遇到你喜欢的妞得不到你也可以……大不了跑咯~~
　　5、古代上学没有这么贵，也不用要什么择校费，大可以为家里省了一笔，以便以后多娶几个老婆。女的多买点滑石粉(批墙用的)打扮打扮，多泡几个凯子……
　　6、古代也没有那么多贪官，因为那时有包青天，不象现在每100个当地官的就有100个贪污犯--(当然，贪污数目大小有所不同拉)
　　7、古代看病你不用上医院排队，那时有郎中上门服务。更不会象现在医生们手术进行中对另一个医生说：还有两小时下班，慢慢混时间吧。如果你在手术中，哼~~~~你试试看~~
[幽默搞笑]
李逵日志（22）
活着，需要勇气；死，更需要勇气。
我深吸一口气，正准备跳，戴宗赶来了，说不用跳了，宋大哥有令，所有输的银子当做奖金如数返给各位兄弟
有时候，一刹那，生死两重天
上梁山后，我跟戴宗一向不合，经常互相骂娘，他要是藏着死心，晚喊几秒，我就算交代了，我一阵感动，忙不迭的道谢
戴宗说，别谢，要不是你还欠我二十两银子没还，我才懒得跑这么远救你。
哎！有时欠钱也是一种幸福！
原来押一千金赌宋大哥输的，是宋青
山寨上下感激涕零，盛赞宋大哥仗义疏财，及时雨的称号果然名不虚传
我想，若是再及时点，刘二就不用跳崖了
吴用专门召开会议，高度赞扬了这次赌博，说这次赌博吸引赌资黄金一万两，极大的拉动了山寨经济发展，增长指数翻了几十番，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全年的任务，是古今未有的奇迹、、、山寨又给各位兄弟发了一万两的奖金，各位兄弟的收入水平也翻了几十倍，已经踏入大康生活、、、
反正说了一大堆，我也不懂，我感觉啥都没变，输了的银子又发了下来，不多不少，怎么会拉动经济发展？我的银子又还给我，收入怎么翻了上百倍？想不懂，可能是我太笨了。
宋大哥让我把徐宁拉到乱坟岗给咔嚓了
我憋了一肚子气，这厮害的我差点跳崖，正想狠狠的多砍几斧，朱武来了
朱武说他要跟徐宁聊聊
我想，聊就聊吧，宋大哥都忽悠不了的人，你还能忽悠出个景来？反正徐宁现在是案板上的鱼，等着他的，只是清蒸还是油泼的区别
朱武问徐宁为啥不愿意落草？
徐宁说他不愿意当强盗
朱武冷笑一声说，当今朝廷，人人都是强盗
徐宁不解，我也很惊奇
朱武说，朝堂上那些公卿大臣，个个肥头大耳，却不知忧国忧民，只会欺君误国，贪污受贿，剥削百姓，难道不是强盗？
那些举人秀才，呼朋引伴，把持衙门，吃了原告吃被告，歪曲法例，谄媚权势，颠倒黑白，弄得人家破人亡，难道不是强盗？
那些公子哥，依仗父兄权势，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百姓无处申冤，官府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强盗？
那些商人富贾，虽锦罗绸缎，但心如蛇蝎，囤压居奇，克薄伙计，以次充好，以旧充新，大斗进小斗出，难道不是强盗？
最后朱武说，既然处处是强盗，何不栖身水泊，留有用之身？
一席话，徐宁当场愣住了，最后情愿纳降。
[精品连载]
80后心灵忏悔史：《不要尖叫》（22）
作者：韩放
第五章 怎能满足这卑微的快乐（1）
可可回来了。
我们的爱情开始了。在东方即将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我们让黑暗里透露出来的一丝亮光见证了我和可可的爱情，见证我们的爱是怎么创造的。
可可在六月三日凌晨才到。她说，本来六月二日的早上就可以到的，但是在重庆遇到一个老朋友，一定要请她去他家吃饭，盛情难却，她就去了，所以迟了一天。
迟一天有什么呢，我只不过是多等了一天而已，我都等了那么多天了，难道一天还等不下去吗？
凌晨三点，可可打电话给我，说她已经到了，要我去接她。那天晚上天刚下过大雨，气温不冷也不热，我披了一件外套，穿了一双拖鞋，就去接可可。
第一次见可可，她没有微笑，面无表情，我也只是矜持地叫了她一声"宝贝"。可可带的行李有点多，我和她一起拎行李上车时，我从她身上闻到一股暧昧的香水味，让我的心脏不禁"嘭嘭"跳了几下。
打车回家的路上，可可没有QQ聊天时的亲热，显得很冷。我想，也许是可可需要在我心目中树立一个地位，她要摆出姿态，装成是至高无上的女神。
作为女人，她们需要男人站在她脚下，臣服于她。作为女人，女人们喜欢故作姿态，她们清高。其实，女人和男人是一样的。男人需要她们，她们也需要男人---需要可以得到好处的男人。这就导致女人产生了诸多弱点，男人只要拿出外貌、权利、金钱等诱人的东西，就会轻而易举地击倒女人。女人被男人击中弱点后就不再属于她们自己，她们不能再主宰自己。
一物降一物，这也许是神灵和上苍赋予的无规则的魔力。
可可作为女人，也有自己的弱点，她的弱点在我面前暴露无疑。
我把可可接回到我住的地方，弄了热水给她洗澡。我躺在床上，隐约地听见洗手间里传来可可洗澡时冲水的声音。这种声音带着某种魔力，刺激着我的神经末梢，促使我的血液在血管里快速奔涌。
可可洗完澡后就躺在我身边，我拉了被子，把她和我一起放进去。
我用手指在她的肚脐上轻轻地画着烟圆---我只是想在她的身上画下一些印记，代表我曾经来过，我不是破坏风景，只是在我喜欢的地方留下我的身影。
我们疯狂地爱着对方。从凌晨三点半到我起床上班的四个小时里，我就和她爱了五次，这代表着我是多么爱她，代表着我的爱无时无刻不填充她的心灵和她的身体。
我内心洋溢着欣喜，缠绕着可可，缠绕着记忆里瞬间的快乐。
可可把我的小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已经"休假"了几个月的锅、碗、筷子等东西洗刷得洁白发亮，还去超市买回大米、油和菜，买了我喜欢吃的"鱼香肉丝"原料。可可还买了牛奶和奶油饼干，嘱咐我一定要吃早餐。
可可对我说:"韩一漂，我要像对楼那个家庭主妇一样，为你做饭，还要做得比她好。"我笑了笑没说话。她就问我:"笑什么，怕我做不到啊？"我说:"行动比说更具有说服力。"
在那段时间里，每天下班回家，我进门就会看到可可系着围裙，在小厨房里挪过来挪过去，像对楼住的那个家庭主妇一样，准时出现在厨房里，为我做好可口的三餐饭菜。我突然觉得，流浪了那么久，可可是惟一让我能在一瞬间找到归属感的女人。
可可做的第一顿饭，虽然有点焦，但从心理上感觉比外面餐馆里的饭菜可口。吃完饭后，我准备去洗碗，但洗碗的权利也被可可剥夺了。
我越来越爱可可，这是没有人知道的秘密。
说实话，要不是可可回来，我已经无力再支撑我的生活和生存了。可可打造的小厨房，温馨得让我不再承担饿肚子的风险。
我已经说了，我、秦莱、暗青和大凯等兄弟，在劳动节期间的狂欢中，工资和积蓄都全花光了，经济非常拮据，这让我感到从没有过的狼狈。
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没有出去玩过。暗青、秦莱经常打电话叫我出去喝茶，我都拒绝了。我不出门的原因，是因为出门来回一趟的车费就需要近二十块钱，而我身上仅只四十多块钱了。可可回来时，本来我答应说请她去吃田鸡火锅，但钱包里只有五十多块钱，完全不够吃一顿，只得作罢。
我和暗青、秦莱不一样，他们属于这个城市，有家作为后盾，他们就算没钱了，还可以向慈爱的母亲伸手要，多多少少可以拿到些。他们可以住家里、吃家里，他们不会被饿死。而我不属于这个城市，我的吃、穿、住、行全都靠自己的双手。
花钱的冲动已经发生过了，惩罚也就紧跟而来。我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活而勒紧裤腰带。
对于需要花钱的事情，我不敢再轻举妄动，也不再像往常那样疯狂，我选择了蛰居，或者呆在家里看书，或者在办公室上网。
可可回来后，我更喜欢呆在一个温暖的窝里，习惯于每天回家，吃可可做好的饭，看书，爱可可。
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我都没有心情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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