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材料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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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展品为三国简牍。木质，属孙吴时期仓库所用签牌，起标识作用，系于或搁放于归了类别的文书档案上，以供查阅。该简中部之契口为系绳之用。现收藏于长沙简牍博物馆。还原放大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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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吴简双面签牌（长沙简牍博物馆）
规格：长7厘米，宽3.2厘米，厚0.2厘米
年代：三国
出土：1996年出土于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
此展品为木质，属孙吴时期仓库所用签牌。签牌是一种起标识作用的简牍，上书该类文书档案的类别或名称，并系于或搁放于归了类别的文书档案上，以供查阅。该简中部之契口即为系绳之用。该简正背二面的释文如下：所受三州仓运 中仓 嘉禾元年杂米莂（正）吏黃讳 中仓 嘉禾二年三月（背）。其内容讲的是（州）中仓的吏黄讳于嘉禾二年三月书写了签牌，用于标识某册“莂”的内容是嘉禾元年从三州仓运米到（州）中仓的事情记录。为便于日后核对查找，特将此悬挂该册“莂”之上，以示醒目。
三国吴简双面签牌（长沙简牍博物馆）
规格：长7厘米，宽3.2厘米，厚0.2厘米
年代：三国
出土：1996年出土于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此展品为木质，属孙吴时期仓库所用签牌。签牌是一种起标识作用的简牍，上书该类文书档案的类别或名称，并系于或搁放于归了类别的文书档案上，以供查阅。该简中部之契口即为系绳之用。该简正背二面的释文如下：所受三州仓运 中仓 嘉禾元年杂米莂（正）吏黄讳 中仓 嘉禾二年三月（背）。其内容讲的是（州）中仓的吏黄讳于嘉禾二年三月书写了签牌，用于标识某册“莂”的内容是嘉禾元年从三州仓运米到（州）中仓的事情记录。为便于日后核对查找，特将此悬挂该册“莂”之上，以示醒目。2013年，与百度百科强强联手，共同打造了数字化、立体化的权威知识普及台：长沙简牍博物馆之。该数字馆通过青铜器馆、玉器馆、陶瓷器馆，书画馆等分馆，全方位展示了长沙简牍博物馆的众多珍贵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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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出土”，从内容上看，它和传世文献的分类是一致的。而“时过境迁”，“出土”的特征一旦消失，它也就成为传世文献的一部分。比如说《》、《》等，最早都是出土文献，但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我们很少说他们是在进行出土文献研究。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被视为出土文献的，以后可能也就都成为一般文献了。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特&&&&点保存情况差 严重扰乱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
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
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一般来说是两类东西，一类是当时的遗弃物，实际上就是垃圾，有办公垃圾，也有生活垃圾。像遗址里出土的，如西北地区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置简牍等。以前这一类文献主要出在北方。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竹、木制品或丝绸很容易朽烂，俗语说：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遗物保存下来的机会要大一些。但最近几年在南方的古井中也出土了大量此类简牍，如 1996年10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以及2002年六七月份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水井中出土的秦代竹简。因为井口被自然封闭后，井内的情况就和墓葬内部差不多，所以竹简方得以保存至今。还有极个别的情况，像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四时诏令五十条”原来是写在墙上的布告，后来遗址废弃了，房屋倒了，布告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还有一类是有意的埋藏，较多见的是古墓中的简、帛和文书，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这一类文献以湖南、湖北出土的最多。还有像山西侯马、河南温县的盟书。这些盟书是古人盟誓以后埋在坑(也称为“坎”)里的，一般和祭祀有关。另外，敦煌文书也属这一类。
出土文献从文字上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汉字系统的文献，即、、六国古文、秦文字、隶书等汉字系统的。一类是非汉字系统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文献，如佉卢文、粟特文、梵文、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藏文等等。这两类文字的载体基本上是相同的，有金、石、简、帛、纸张等。藏文、梵文，还有用贝叶的，特殊一些。
无论是有意的埋藏，还是遗弃物，这些文字材料，对我们来讲价值是一样的，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1]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
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
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
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
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 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
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1]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对于促进古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古文字学和殷商历史的研究；敦煌遗书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显学——敦煌学；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的发现、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也大大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载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图四卷。两书分属孙武、孙膑。后因《孙膑兵法》失传，人们对《汉志》著录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孙子是一人而非两人，也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一书而非两书，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残简，使这一有争议的问题迎刃而解。对于《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等书的真伪问题，人们也多有不同看法，1973 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晏子春秋》、《文子》、《太公》，同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的《鹖冠子》残简，都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大的发现，催生新的学问，小的发现，可深化人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或提供新的材料、提供新的研究课题，新的资料的重要，自然是无可置疑的。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互相验证，从而取得考据方法的重大突破，也与新材料的发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中国学术史。
一、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可以互补互证
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真。以今日所见古代文献而言，文字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不胜枚举。出土文献长期埋藏，因而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有些文献经历了几千年（如甲骨文、金文等），少者亦有数百年，其可贵性不言而喻。
传世文献的长处，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传世文献经过了长期的自然选择。既要读书，主观上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的本子。因此，传世文献得以流传，必有其原因，有其长处。
更为重要的是，传世文献往往经过整理选择。古人很早就已经开始进行文献整理工作。《国语·鲁语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汉书·礼乐志》曰：“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于六艺，都有整理之功。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文献整理工作。这次文献整理不仅涉及面广，而且非常细致、深入。
《艺文志》总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艺文志》最后概括说：“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自注：“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这说明，西汉古籍整理，是得到国家支持、由著名学者、专家主持的一项系统工程，它使绝大多数西汉文献以前的文献都经过了认真的校理。
刘向、刘歆校书时，条件相当优越。一是去古未远，可以见到大量古书，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出土文献。二是用以校勘的资料亦相当丰富。如：
《战国策书录》：“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其中“有国别者八”。《管子书录》：“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着八十六篇。”《晏子书录》：“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校尉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着八篇，二百一十五章。”《邓析子书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孙卿书书录》：“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着三十二篇。”当时每校一书，都参考了不同版本，多者在十本以上。
刘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文字、篇章进行校勘。
刘向《战国策书录》称：“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书录》称：“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列子书录》称：“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又称：“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汉书·艺文志》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又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又曰：“（《论语》）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
（二）是汇编与辑佚。
《战国策书录》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晏子书录》称：“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汉书·艺文志》曰：“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尚书》）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又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三）是辨伪与存疑。
《晏子书录》称：“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遗失，复以为一篇。”《列子书录》称：“《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违，不似一家之书。”《汉书·艺文志》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固自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班氏之注，亦当本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文子》九篇。”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似依托者也。”“《力牧》二十二篇。”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神农》二十篇。”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伊尹说》二十七篇。”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注：“后世所加。”“《师旷》六篇。”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十一篇。”注：“称尧问，非古语。”“《天乙》三篇。”注：“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注：“迂诞依托。”
可以想见，这些经过认真校理的古籍必定不会是一无可取的。另一方面，出土文献本身也有各种复杂的情况，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本质上应该是互补互证，不能绝对地划分高下优劣。
二、出土文献需作具体分析
出土文献是一个整体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兹举一例以明之。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定名为《战国从横家书》，帛书共二十七章，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帛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中有关苏秦的资料较为集中，且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大相径庭。一些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
唐兰先生说：“（司马迁）没有见到关于苏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推到前四世纪末；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四十五年（前228年－前333）。时序既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苏秦传》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2]
杨宽先生说：“今本《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数据，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指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3]
马雍先生说：“《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尤其严重的错误是以为苏秦死于燕王哙之时（公元前320－314），早于昭王之立（公元前311）。今本《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纪录较《史记》为多，但亦真伪参半，又往往将苏秦和苏代兄弟二人弄得混淆不清。”[4]
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对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司马迁和刘向都曾见到过与帛书相类似的数据。《苏秦列传》赞语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由此可见，司马迁所看到的后人假托附会的“苏秦数据”不在少数。《战国策》中也有若干署名苏秦的篇章时间较后。如：《齐策二·秦攻赵长平》，《齐策三·楚王死》、《孟尝君将入秦》，《齐策四·苏秦自燕至齐》、《苏秦谓齐王》，《赵策一·苏秦说李兑》、《赵收天下》，《韩策三·韩人攻宋》，《燕策一·奉阳君李兑甚不取于苏秦》。
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有苏秦联合六国，而后有张仪散纵连横，这是战国纵横最基本的事实。《史记》、《国策》对此都有极其明确的记载。《苏秦列传》载苏秦之死在燕王哙（公元前320－前314年）时，《张仪列传》、《六国年表》载张仪之死在魏哀王时（具体时间为公元前309年）。刘向《战国策书录》称：“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
司马迁作《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表中涉及苏秦、张仪事迹，有明确编年的资料就多达八条。太史公“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有诸侯史记作参考。汉初，战国权变之论著多在，亦为司马迁所得见。刘向亲自校勘诸子之书，而《汉书·艺文志》载“从横十二家，百七篇”，其中有“《苏子》三十一篇”，注：“名秦，有《列传》。”“《张子》十篇”，注：“名仪，有《列传》。”依据如此丰富的资料，当不难审定苏秦、张仪的先后次序：很难想象这些纵横家著作都会数典忘祖，连苏、张活动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
战国从横游说之风盛极一时，纵横之士于纵横捭阖之时，往往采撷旧事，加以整理润色，或参以己意，斟酌益损，以为游说之资。此类资料经过辗转传抄，极易产生歧异。加上帛书多孤立成章，且一概没有署名，更增加了产生讹误或者伪托的可能性。苏秦、苏代、苏厉活动时间虽然先后不同，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和宗旨却惊人地相似。苏秦先在燕，后至齐，苏代、苏厉先奔齐，后适燕，主要活动地点都在燕、齐两国。苏秦的活动宗旨有二：一是主张六国合纵抗秦，二是在处理燕、齐两国关系时，他又明显偏向于为燕国着想而谋齐。苏代、苏厉在这两点上都与苏秦如出一辙。这就使得兄弟三人的事迹特别容易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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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3000多年，最早见名于《逸周书?王会篇》，素有“屈贾之乡”、“楚汉名城”的美称，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作为治所，长沙汉称“临湘”，晋称“湘州”，唐称“潭州”。尧帝时，长沙为扬越之地，禹分九州，长沙属荆州；春秋时纳入版图，秦为36郡之一，自此一直为州府路省之治所，历代相传。长沙更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曾有“革命摇篮”的赞誉。黄兴、蔡锷等民主革命家以及后来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在长沙度过了“风华正茂”的“峥嵘岁月”。长沙现为湖南省省会，下辖五区三县一市，人口620万。长沙激荡神州，潮落潮涨，岳麓山下，长拥坚毅之民；极目楚天，云卷云舒，橘子洲头，自有巍峨之城。星城长沙，华夏明珠。北接洞庭碧波，南连潭株新城；东屏赣省绿障，西迤常益沃野①。
曰历史古城，驰名中外。廿万年远，石斧递传行者信息；七千载近，部落相闻鸡犬声音②。云雷纹器识上古生活，四羊方尊见先民智慧③。溯殷商，域属三苗；至西周，始名长沙。楚人筑城池而文明扬播，秦王立郡治而湘川望抚。为三湘首府，数千载不变；领四水风骚，逾百代弥鲜。大汉气象，马王堆中窥豹④，古墓洞开惊世界；三国风云，走马楼下翻卷⑤，吴简骤现动九州。古迹斑斑，岁月苍苍；思绪渺渺，感慨端端。
曰革命圣城，伟人故里。民风淳朴而骁勇，士林好学而尚义。敢于抗争，不怕牺牲；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杜?率流民反晋暴政，李芾守孤城抗元强敌。逐俄西遁，湖湘子弟满天山。革命风起云涌，豪杰虎跃龙腾。谭嗣同变法维新流血第一人，唐才常武装暴动舍身取义冠烈士。民国元勋黄克强⑥，有史必有斯人；警世先锋姚宏业，存名必存浩气。噫吁兮，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毛泽东横空出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韬武略绝前后；刘少奇筚路蓝缕，追求真理，矢志主义，安邦定国居伟功。柳直荀殉难，征人一去无消息；杨开慧就义，长空万里舞忠魂。宁乡为“四髯”故里⑦，浏阳乃将军之乡。百战百胜誉军界，大将劲光名赫⑧；好人好事名全球，战士雷锋称奇。英雄俊杰，不可胜数，志士仁人，灿若星汉。
曰文化名城，潇湘洙泗。文脉承传，弦歌不绝。屈原放逐，湘江徘徊，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贾谊贬谪，北阙遥望，久噫吁而怆然兮，恨鹏鸟之折翼。定王台前追源流，思母长情犹在；坐堂医生留美名，纪泽丰碑尚存⑨。邓粲著述《晋记》，笔法续接《春秋》；宋度移风易俗，仁政惠及深山???。东晋陶将军勤劬，人民安居乐业；大唐杨都督善理，风化著于衡湘???。宋之问凄惶憔悴过潭州，李太白一去长沙为迁客。诗圣杜工部，流落湘水，愁吟“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忧时情溢言表；文武辛稼轩???，练兵营盘，朗唱“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慷慨志逼霄汉。翰墨之冠欧阳询誉满天下，草书狂僧怀素独步书坛???。思邈集中医大成，李畋为烟花鼻祖???。岳麓书院，千年学府。源起濂溪先生，《通书》定基础；创自胡氏父子，《知言》奉经典???。朱张会讲???，百世佳话。遂有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湖湘文化精髓；号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贤达纷至沓来。终明潇湘士子，垂范有王守仁、陈论、周式，皆当朝鸿儒；清季中兴将相，昭名者曾涤生、左季高、郭嵩焘???，俱一时俊杰。
曰山水洲城，美不胜收。岳麓山西屏，四季图画，春花夭，夏绿滴，秋果黄，冬雪洁，无景不美。最爱晚秋，霜叶红于二月花。湘江水穿城，一条碧带，清风徐，船影繁，游云舒，柳枝柔，满江风情。尤怜仲夏，涛声日夜下洞庭。橘子洲长卧，中流艨艟，橘飘香，莺啼翠，廊回曲，亭绕絮，一岛幽清。且去倚栏，绵长乡愁暮笛起。风鸣铎铃，天心阁登高情怡；塔摇清波，烈士园缅怀心肃。晨练沿江彩带，老幼各得其乐；晚登杜甫江阁，诗家逸兴遄飞。处处风光都美好，时时景色尽宜人。
曰发展新城，日异月殊。文夕一把火???，古城化灰烬；京华一声宣，新生肇始端。建城市，五十年弹指间，七里城廓蝶化现代都市。六桥飞架，气势若虹；三环长驱，铁骑奔驰。五一、芙蓉，康庄大道，畅达东西南北；黄花、霞凝，广阔航程，连接七洲五洋。兴工业，白手起家成体系，做大做强蔚壮观。“两区”一路领先，效益年年上层楼。“八园”你追我赶，产值岁岁跨台阶。电视湘军，同行饮誉；出版团队，业内前茅。科技领先，袁隆平、黄伯云，国之瑰宝；体育称强，刘璇、龚智超，奥运健将。教育有中南跻身名校，医疗是湘雅齐肩协和。湘绣为四绣之首，湘菜乃后起之秀。“三农”气象好，田园别一色。百里苗木花卉，长廊美景；万顷有机茶叶，满坡馨香。家家新房荫翠绿，户户机车扬欢欣。盘点新世纪，业绩堪自夸：综合实力省会居前列，社会事业中部冠三甲；宜居城市，美好家园，朝气蓬勃，青春洋溢。富强长沙，已成现实；和谐星城，正涌大势。拙笔难绘无限风光，短赋不穷丰富内涵。诗云：清湘北去意悠悠，千载光阴付碧流。多少辉煌成往事，还将壮志写春秋。①潭株：湘潭、株州；常益：常德、益阳。
②廿万年远，石斧递传行者信息；七千载近，部落相闻鸡犬声音:距今20万年前，长沙进入旧古器时代，遗址在浏阳永安镇；7千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长沙县。
③云雷纹器:商代陶器;四方羊尊:商末周初青铜器的珍品，出土于宁乡。
④马王堆：西汉长沙国丞相候利苍、妻辛追墓，以辛追遗体2000年不腐而闻名。
⑤走马楼：三国古迹，出土大量吴简，内容涵盖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
⑥黄克强：黄兴。
⑦“四髯”：谢觉哉、王凌波、何叔衡、姜梦周，早期著名共产党人。
⑧大将劲光：著名将领肖劲光，1955年获授大将军衔。
⑨定王台：东汉武帝始祖、长沙王刘发所筑望母之台；坐堂医生：东汉末长沙太守医学家张仲景。
10 邓粲：东晋史学家；宋度：东汉中期长沙太守。
11 陶将军：东晋长沙刺史陶侃；杨都督：唐代长沙都督杨志本。
12 辛稼轩：南宋名将辛弃疾。
13 欧阳询、怀素：均为唐代著名书法家。
14 思邈：唐代医学家；李畋：鞭炮烟花的发明者。
15 濂溪：宋理学家周敦颐；胡氏父子：宋代理学家胡安国、胡宏。
16 朱张：宋儒学大师朱熹、张?。曾涤生：曾国藩。左季高：左宗棠。
17 文夕一把火：日，蒋介石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千年古城，毁于一夕[1]。
（作者:陈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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