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太阳的一滴泪——一位“漏网”右派的坎坷人生（第三章）
我是太阳的一滴泪
——一位“漏网”右派的坎坷人生（第三章）
我是太阳的一滴泪，
半夜三更一盏寂寞的灯。
照亮黑暗刷出黎明，
照人间的坎坷世道的不平。
想起我被发配到常宁大义山锡矿劳教队的时候，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被指派上山砍竹，满山遍白，万物凋零；天地茫茫，四野无声；我迂迥攀爬在滑陡的山道中，那么的艰难，那么的凄清。在路旁，我突然发现凌寒独开着一树娇娆的红梅！满树的红花，艳艳的、灼灼的，恰似一支熊熊的火炬，在寒风中烈烈地燃烧。孤高耿介，磊磊落落。周围散发着袭人的清香，沁人肺腑！我似遭雷击般呆立在树旁，泪水夺眶而出，不禁脱口吟起了陆游那首有名的《咏梅》词来：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啊，“只有香如故”！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这首词正是我人格的真实写照。
1959年冬的那一天，我随着那位民警坐了半天火车到耒阳灶市。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又挑着行李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终于来到了常宁大义山锡矿劳教队。
这个劳教队共四个中队，两百多人。第一、二中队全是右派；第三中队是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大都是一些机关干部和地下党的同志；第四中队是坏分子。我被安排在第二中队。这个队全部是地直机关的右派，其中有原地委党校教育长毛裕民、原专署教育科正副科长潘治中、刘欣生等人；另外还有一个副业分队，负责养猪种菜、搞伙食，这大都是从各队抽出来的体弱多病之人。我们的劳动是挑矿砂。每天工作长达十二个小时，天不亮就吃早饭，排队出工，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中餐在工地吃。下雨天便成了雨水泡饭。当时我们的粮食定量分甲、乙、丙三个等级，按人定量。菜没有什么好的，基本上是蔬菜，油也很少。大家都感到吃不饱。天天都赤着双脚，不论刮风下雨，寒来暑往，从矿井里挑一百多斤的矿砂，爬三百多米的高坡，倒入洗砂车头去洗砂。长年累月，就是这样不停地挑、挑。有的人挑着挑着就倒下了。死了，只用草席将尸体一卷，放进两个合拢的破簸箕里，叫我们劳教的人抬出去埋掉完事，我和另一个难友就曾经这样去埋过一个死去的难友。我俩将难友埋好以后，四顾无人，含着眼泪，脱下帽子对着坟堆鞠了一躬，就赶紧离开。我挑了半年多，便再也撑不住了。我全身水肿，一病不起。病稍愈后，劳教队领导为了照顾我，将我分到副业分队种菜组负责。
当时正是全国过苦日子饿死人的时候，有些公共食堂只能每天供应两餐稀粥，有的开不了火。物价暴涨，买只鸡要上百元，五、六十元一斤的猪肉还很难买到。到处是缺乏营养的水肿病人，饿死的人不断增加。河南一个信阳地区就饿死了一百多万人。在李锐写的“信阳时间及其教训”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载（见《炎黄春秋》杂志第121期）。当时和后来的文件报纸上说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期间气候比较好，基本上风调雨顺。据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也讲了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沉痛的教训是绝对不应该忘记的。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处在当时那样的年月，我们的生活更加艰苦了。一次，我带着伙伴们挑着肥料到菜地施肥，路过一家老百姓门口，停下来歇息。一个老太婆看着我们饿得面黄肌瘦，端来她蒸熟了的红薯根子和野菜要我们吃，我们婉言谢绝，不敢吃。她说：“同志，你们吃吧！”我们有人对她说：“你叫我们同志，干部听了会批评你的，因为是不能将我们叫同志的。”老太婆却充满感情地说：“我们晓得，你们这些同志是没有错的，都是好人！你们只不过说了一些关心老百姓的话。”我们有些同志听了当即就嚎啕大哭起来。种菜组的难友饿得难受了，就偷吃地里的生玉米和南瓜，连玉米棒和南瓜子都一并吃掉。我不敢这样做，但又不忍心批评他们，只是要他们把南瓜蒂拔掉，将摘了玉米的茎叶连根拔出丢到草丛中去，以免被劳教队干部发现挨批斗受处分。
劳教队的有些领导，原来都是熟人，对我比较了解。他们对我虽深表同情，但又不敢公开表露，只是暗地里给了我一些照顾。记得矿山党委书记李凯在单独碰到我时，就轻轻地问过一声：“还好吧，吃得消吧？！”这简短的一句话，真是胜于千言万语，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当时，我总是这样认为，我之所以有这样的遭遇，是党打老鼠打烂了坛坛罐罐，泼脏水泼掉了孩子。冤案古今中外都有，并不奇怪。这样想了，我开始慢慢地也就不很痛苦了。在大义山我过了两个春节，过得是多么地凄苦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好多人通宵都痛哭不眠！还记得1960年春节，我们每个人只吃了不到半两的一块肉、两坨豆腐和手指那么大的两条臭干鱼。
这年春节，劳教队绝大部分身强力壮，象刘欣生等人都抽去修京广复线去了，剩下我们这些体弱多病的，集中到衡阳西站看守所同犯人一起关押了两个多月。在这里每餐只吃一、二两的米饭，不能劳动。一天，犯人放风的时候，我看到原团地委副书记郭楚先的爱人，她长得一表人才，郭受了处分，她即同郭离了婚。因携公款潜逃，被抓回关在这里。我说：“你怎么也走到这里面来呀！”她很不好意思。我们离开看守所时，她还关在那里。我特地到女监门口跟她告了别。我说：“我们走了，少陪了”。我孩子的外婆抱着女儿超英专门来西站看守所看过我。不知怎的，衡儿没有带来，两年没有看到儿子，我好想他啊！外婆比原来瘦多了，女儿超英长得聪明伶俐，由于过苦日子，面色显得营养不良。当她在外婆的指点下叫我一声爸爸时，我情不自禁地痛哭了起来，外婆也哭了。女儿在我的怀里呆呆地看着我。她幼小的心灵，还不明白这人世的辛酸和骨肉分离的痛苦啊！探监的时间到了，看着她们离开的背影，听着女儿亲切的呼叫，我的心如刀割一般的难过。回到监内，久久不能平静……前妻何如花在我劳教初期，还经常写信来安慰我。日子久了，慢慢地就不再写信来了。在西站看守所的一天，地区中级法院的一个干部去找我，他告诉我何如花已提出离婚，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当时虽然签了“同意”两个字，内心却痛苦万分。政治运动使我蒙上了不白之冤，也扭曲了人的灵魂。如今，连最了解我的结发之妻为了个人名利也抛弃了我！“可叹世人情义薄，热时恩爱冷时忘。”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当时一位被领导打击陷害的同监难友何孟松同志劝慰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像何如花这样没良心的女人不值得留恋。我看不是她抛弃了你，而是她失去了你！”他的这一席话，使我至今难以忘怀。还记得在这之前，我有一次上街替劳教队买东西，顺便回了一趟家，看了两个可怜的孩子。何如花首先问我还有没有可能甄别平反，我说已不可能。她便叫我将我们的事情想开些算了。再后来有一次我又在街上碰到了她，她正同一个男子走着，竟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与我擦身而去。
签了“同意”不久，我就接到了离婚调解书。调解书中写道：“……双方结婚后，感情一直很好。男方受处分后，女方提出离婚，男方表示同意，法院依法批准。……考虑到男方没有收入，两个孩子暂由女方抚养。”因为事实上，我的一些存款、公债券和一些像样的衣服都在女方处，我分文未要。但我在解除劳教后，还是想方设法先后将两个孩子接回老家抚养。衡儿是我在即将离开劳教队时，我妹妹孤身一人到衡阳市接回去的；超英是我到道县农场后要何如花送到道县县城的。这对何如花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一方面可以减轻负担，另一方面没有孩子拖累，找男人方便些。可是孩子外婆过意不去，很想念孩子，女孩超英在老家住了近两年时间又被外婆接到了女方身边。过了没有多久，我父亲又到零陵接我女儿，外婆坚决不同意，只好作罢。
1961195891959
寂寥古庙隐高山，犹记当年醮会堂。
胜景五龙传万古，显灵莫帝确荒唐。
久违故里穷山水，历尽人间恶雨霜。
偕侣重登崇岭上，白云缭绕话沧桑。
坎坷人生逐逝波，劫难度尽鬓霜多。
风摧冬岭勤锻炼，雨打营江苦折磨。
落花有意谁无意，流水无歌哪有歌。
忘却无限伤心事，放眼前程胸襟阔。
1963年冬天，道县农场撤销了，我与一部分同志被分配到铜山岭农场。
我先到零陵地委组织部报到，此时衡儿又到了外婆家里住，在芝城读小学，我特意去看望了他。父子相见，泪湿襟衫。在我的相册里，至今还留着当时父子俩在芝城的合影。还记得与衡儿作别时，他死死拉着我的衣襟，哭着不许我走。天寒地冻，我的心也碎成了冰。我走了好远了，还听见衡儿揪心的哭喊着“爸爸！”！“爸爸！”……回到招待所，我写下了芝城看衡儿这首诗：
迷朦烟雾漫潇湘，重访芝城意更烦。
晤子频添无绝恨，凄风苦雨哪时完。
一年后，衡儿又被公公接回老家。
自芝城返回道县，我又乘车到江永，下了车，背着被子和一点简单的行李，从城关镇走了二十多里路，距铜山岭还有三、四里的时候，便全是荆棘密布的小毛路了。远远地，先是看到好多的石灰岩山岭形状怪异，有如鬼斧神工雕塑而成；然后看见的，在这众多的石灰岩山岭中间，竟独独兀立着一座高高的黑色土岭，这便是横跨江永、道县和江华三县的铜山岭，山脚下有一块盆地就是铜山岭农场所在地，我在这里一住便是十六年！就如苏武牧羊。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留下我的印记，这里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在这座山与四周的石灰岩山岭之间，散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零星小平原。而东西两条缓缓流动的小溪又仿若两条银链将这些小平原一一连缀，串成一体。石灰岩山岭上满山遍野长满了竹子，葱葱莽莽。风过处，翻涛涌浪，满山起伏，极为壮观。每年春天，附近三县的群众络绎不绝、成群结队来山上扯竹笋。笋子成了我们一段时间的主要菜肴，把锅架在火炉上，再去扯笋来煮都来得及。铜山岭的中下部全是森林，长满了乔木和灌木，山顶却是宽广的草坡。山中鸟、兽、虫、蛇种类繁多。我刚去时，还有那兽中之王老虎的出没。我亲眼见到农场一个姓谢的仓库保管员在场部附近炸死了一只老虎。每逢冬季，山上常常大雪覆盖，可以捡到冻死的麂子。
因为这铜山岭横跨三县，数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瑶汉两族人们就常常为了争土地而长年械斗，积怨成仇。特别是山下的河源和田广洞两村的械斗，自古至今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旧社会，甚至还发生过吃人肉的野蛮行径。械斗时，把对方的人打死了煮着大家吃。几百年来，这座山不知载负了多少苦难，流淌了多少鲜血！
当时铜山岭农场只是一所畜牲场，场部是一幢仓库，几间茅房。全场几百亩山地，一百多职工。另外，便是些牛栏、猪栏。场里主要以养牛为主。我刚去时，正碰上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场里一下子增加到数百人。从长沙市来的知识青年大半是女的，年龄都在1618岁之间，男知识青年都住在仓库的楼上，女的都住在几间仓库里。我当时也单独住在一间仓库里。场部领导安排我负责抓知识青年的生活安置，包括采购。那时知识青年和我们一同吃蚕豆、红薯丝当餐，知识青年们都吃不惯，一到开饭的时候我去做他们的工作，从“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谈起，说到“任何东西都是有营养的，我就是吃这个东西长大的”！很快我就与知识青年们交上了朋友。他们认为我知书达礼，善解人意，又爱好文艺，与他们谈得来。有的工农干部骂他们为地主狗崽子、黑五类。他们很苦恼，我就去做解释工作，与他们谈心，被他们视为知己。
前面曾经提到，早在1956那年，我曾在全地区组织了五个青年志愿垦荒队（道县、宁远、祁阳、衡阳和衡山）到了江永。其中有两个在马河，一个在风亭，有一个在回龙圩，还有一个就在铜山岭。到了这个时候，留在铜山岭的垦荒队员大都当上了正副队长、支部书记一类的人了。他们大部分都知道我的身世与来历，都对我比较好。
还记得我刚去铜山岭的时候，正值地委组织了一个社教队由行署副专员王来苏带队到铜山岭搞社教，副队长谢廷喜等社教队的一些同志，对我比较了解，充满同情。王专员还找到场里的领导当着我的面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把黄森当坏人，他不是坏人，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听了，跑到我住的仓库里痛哭了一场。一位副专员，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能讲出这样的话多么的难得啊！
在这些日子里，我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外，还带着知识青年挖果树坑、上山砍柴。1964年春天，我带着知识青年砌房子，请师傅来教知识青年学木工和泥工，我还教他们犁田、插田。尽管我蒙受了不白之冤，可我对工作永远是满怀炽烈的热情，全身心的投入。业余时间我拉拉胡琴、吹吹笛子，与知青一道唱唱歌。但我也有痛苦，也有忧伤。1964年的这首诗就在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当时的心境。
辛勤十载付东流，子散妻离恩变仇。
大义山中三闾冤，白沙洲里岳公囚。
湘江似带常系恨，南岳如刀难割愁。
人世何时真理在，铜山潦倒叹霜头。
1964年夏天，一个暴风雨的深夜，我穿着木板拖鞋，从仓库楼上捧了一顶蚊帐，准备送给地区来的社教队员睡。由于黑灯瞎火，下楼时，滑了一跤，从楼上跌下来，跌断了右手肱骨！我一个人穿着件汗背心，第二天跑到江永县医院，廖立夫院长叫我到道县医院检查，打电话给道县医院院长杨竹林，他说X光机坏了，叫我去零陵。我只身一人跑到零陵，住在健康旅社。服务员告诉我对门有位草药医师，叫李中白，接骨最有功夫。说他有个姐姐从楼梯上跌下来，他一碗水喷去就可走路。我马上找到他，他划了一碗水，喷到我的手上，就复位，上药上夹子，很快就消肿了。过了几天，我找到了医院照了个X片，发现复位不正确，医生说中药消肿可以，复位不太好，劝我到长沙。我便在零陵借了几块钱和一套衣服，连夜赶到长沙湘雅医院，正是凌晨四、五点钟，我就排队挂号，看完病后，医生要我住院，需预交二百元钱。我给省农垦局一个原来熟悉的处长打了一个电话，他二话没说，天刚亮就叫我用左手写下一张借条，由省农垦局借给我两百元钱，才住进了医院。在湘雅医院住院时，我有幸遇见了老红军出身的翁徐文厅长在骨科治手，过去因工作关系，我们比较熟悉。他一看见我，便说：“小黄啊，怎么搞的，听说你已遭难了，怎么又将一只手跌断？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啊！你放心，有我在这里，你这只手我包了！”说了这番话，他连忙将骨科主任叫来，对他说：“这个小伙子是个好小伙子，是个受苦受难的人，你一定要将他的手治好，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后来，骨科主任亲自给我复位，先是重新将骨头搞断，再重新复位。复位后，将右手屈起，糊了半个身子的石膏。大热天，不能动弹不能洗澡，非常难受。我问科主任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俗话讲生筋接骨要一百天。我说这不将我折磨而死，他劝说道：“听翁厅长说你是一个好小伙子，将来还要为国家民族做事的，又是只右手，一百天三个多月，听起来很长，但在你一生的履程中是却是很短暂的，小矛盾要服从大矛盾，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在他的精心治疗下，我手伤的功能恢复到95%。文革中，我利用到长沙出差的机会，买了一只鸡看他，听医院的人说，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不堪折磨，在唐家巷卧轨自杀了。一个戴红袖章的青年人在一旁插话说，他死有余辜。我想，多好的一位医学教授呀！怎么就这样下场！于是我就拿着那只鸡，走到唐家巷铁路边，用刀把鸡杀了，往铁轨上丢去，脱下帽子，对着铁路三鞠躬后，匆匆离开了。
农场有位年龄18岁的女知识青年长得一表人才，聪明伶俐，作风正派，生活朴实，号称知青一枝花。这个长沙妹子不知怎的喜欢上了我这个打入另册的人，对我一往情深。我也曾经一再恳切地对她说：“我不仅年纪比你大，而且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政治上也没有前途，我不愿拖累你。”可她说：“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其他的我都不管。”我离开农场赴长治伤没有告诉她。她晓得后，走到我住的那间仓库里，打开我的一只装衣服的炸药箱，裹着东西就赶回了长沙。她流着泪几乎跑遍了全城的医院才找到我。在医院里，她打点了我三个月，还带着我到过她的家。正如我在一首词中写的：“黑夜送蚊帐，雨暴风狂，只身无处觅灯光。跌断臂肱摔坏腰，心碎身伤！&&&
知己问候忙，情深谊长，呼医送饭倒菜汤，患难之中真友爱，永世难忘。”在我忍痛割舍了她这分真情之后，又有一位长沙妹子主动找过我，我照样谢绝了。
从长沙住院回来后，这年冬天，我就带着知识青年到农场两江口修青年水库，从水库设计到放水我都没有离开一步，春节也是在水库工地过的。修水库需要大量的水泥，我经常到县水电局去购水泥，认识了一位管水泥的同志，姓刘。我开始不知他是何许人，但他对我比较了解，每次去找他时，他总是很热情的接待我，并和我攀谈，告诉了我他的苦难经历。他原来是《新湖南报》的一位编辑，负责一个组的工作。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报社里比较有名的编辑和记者几乎一网打尽，他也在劫难逃。他“加冕”右派分子后，爱妻自杀，独生儿子下放农村被水淹死了，本人孤零零的被赶到江永县。来时是青春年华，现在已霜染鬓白了，一直没有结婚。他谈着谈着就禁不住泪流满面，我也潸然泪下！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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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岭草木茂盛，每年秋冬季节都有山林火灾。扑灭山火成了铜山岭人的必修之课。我们修水库时的一个晚上，突然山林起火，我立即带领修水库的知青上山扑火，临走时，我要大家每人带一把勾刀、一盒火柴，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扑火还带火柴。当我带着一部分知青爬上一个山峰时，山下的火随着风势从四面卷了上来，我赶紧要大家用刀砍开一个范围，用火柴点着火从自己身边烧开去。刚烧开一块地盘，火就上来了，除两位女知青被火烧掉一些头发外，都安全脱险。这下他们才明白我要他们带火柴的原由。大家都说：“好险呀！不是你指挥有方，我们就都要开追悼会了！”
这几年中，除冬天修青年水库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我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基建、拖拉机和汽车、搞采购等等。农场的每一栋房屋，每一条新修的公路，每一件重大的机械设备的添置，差不多都经过我的手。我曾找到当年任地区农业局副局长的郭大平同志（他同我很要好）从“湘南开发办”搞了两台推土机到农场，未要农场出一分钱。有一次上级有关部门分给农垦系统一批物资，并由省计委出具介绍信。我约好回龙圩农村的罗君和大通湖农场的一位采购员一道去，哪知道大通湖的那位采购员意欲独吞这批物资，他一个人到省计委拿到我的介绍信就去了上海。急得我和罗君匆匆赶往上海。那时候到上海没有省里的介绍信住旅社都不行。我和罗君只好住理发店的地铺。我们必须找到大通湖那个人，但是在上海那样大的城市，找一个人等于大海捞针，谈何容易。何况我俩还是第一次去上海，人生地不熟。为了找到大通湖的采购员，我们绞尽了脑汁，想尽了办法，终于找到了，他用我的名字住在复兴路一家小旅社里。我和罗君批评了他，共同把那批物资提了回来。上海找人的详细经历，可以写一篇有趣的小说。在这里不详细叙述了。
文革中管基建比较困难，基建队伍大都是各地外出搞副业、流动性很大的人，政府叫他们为外流人口。农场也和各地一样经常搞什么“戒严”、“清查”，这些人首当其冲。加上我还要外出采购，不能经常在工地，但我有我的办法，我签合同就规定，进场时自带伙食，下好基础，经验收合格，结付实做工程款的70%80%196470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如何？”
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羞见中秋月，月圆人不圆。
通宵惊噩梦，梦梦泪涟涟。
人妖被颠倒，忠良遭奇冤。
结发无情去，儿女离身边。
境苦志不移，丹心对苍天。
铜山岭，整整16载！这个痛苦的灵魂受着命运的煎熬、信仰的折磨，在人生的炼狱里苦苦地煅炼着，是一块金刚石，却“无力可去补苍天”！多少回，多少回我在噩梦中，总是梦见一个人如困兽般放浪形骸，立在铜山岭垒垒的石头上，仰天长叹！
就在这时候，一个女子走进了我的世界。她，就是伴我风雨一生的妻子何润娣。
1966年初，我到邓家庄生产点办点，同社教队一道搞农业生产，认识了何润娣。当时她只有二十二岁，瑶族，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她长着一副高挑的身材，有一种山野女子特有的勤劳、真诚与善良。她在家中排行老二，老大是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正是那种过惯了苦日子的好姑娘。她在生产队当记工员，每天天不亮就出工，晚上记工分又记到半夜。我笑她写的字是豆芽菜，她很喜欢与我在一起，我还教过她打算盘。由于经常来往，我们彼此就非常熟悉与了解。她的父亲也喜欢我为人正派。村里有个青年见何润娣爱与我接近，很不服气。有一回，在生产劳动时，便对她说我没得什么前途。她是个团员，是有前途的，不要与我接近。何润娣就将此事写信告诉了我，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后，我俩便书信不断，建立了感情。可是，当时她的父母却不同意。我的政治处境他们倒还不在乎，只因何润娣原来早就许了人，定下了一门亲，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好退。我又是结过一次婚，且有了两个小孩的人，老家又太远。何润娣与我接近，她父亲有次还打了她，一个姓马的老同志去扯架，还挨了一棍子。队里一位长沙女知识青年曹月华也给我们穿针引线，社教队的同志都非常支持我们的婚事。副队长兼农村副场长当时对我说：“找对象，找知识青年好耍些，找农村姑娘成家些。”我说：“在这个年月，我认为最好找一个坐牢能够送饭的。”他回答说：“那就应该找个农村姑娘。”
这年8月份，我就与何润娣瞒着她父母到我老家结了婚，我住了两天就走了。1个月后我请假回家将她接回了农场。
就在这一年，何如花也重新结了婚。多少年后，她对我说：“结婚不是为了离婚。”我说：“你离婚是为了结婚呀！”她无言以对。她婚后不但自己改了名叫何高敏，还把已近十岁的女儿改姓唐（她丈夫姓唐）。人们对她这一做法很反感！都说要改也应当改成同孩子的母亲或外婆一姓才可以理解。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何如花，我说：“对于你来说，只有男人没有爱人的。万一你现在的男人将来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按照你的规矩，还是要离婚的；到那时，你又要给女孩改一次姓。这样改来改去，也很麻烦呀！”
也正是这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什么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造反、大串连……运动一个接一个地涌来，天下一派大乱。同年冬天，我提议并带领农场几个或有历史问题或属“当权派”的同志上山砍柴烧石灰。我们每天都在山上打石头、砍柴、装窑，劳动强度极其繁重。烧石灰时要分班烧火，昼夜都不能离人，整整那个冬天，我们烧出了九万多斤石灰。看着那么坚硬沉重的石头，被我们打碎搬来，又用熊熊的烈火烧成了雪白的石头，变成了我们的劳动果实，心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与高兴。还记得，当时，我还情不自禁地朗诵过于谦的一首《咏石灰》的诗：
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
铜山岭那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用穷办法过苦日子，当队里收割完了时，妻子就带着孩子到地里捡些小红薯回来，酿一坛子烧酒，以备待客用。还将红薯磨成粉丝，晒干留着逢年过节才吃。铜山岭的土质是养穷人的，丢下种子就有收获。我家种的蔬菜吃不完又不敢卖，只好送邻居亲友。我们种了好多南瓜，有时就将南瓜到猪场换些红薯。那个年代主要生活资料都是凭票供应，每人发的一丈多布票我们也买不完，也不敢卖，也只好送亲友；买不起好猪肉吃，只好买些两角钱一斤的瘟猪肉，用开水消消毒，烘成腊肉，来客时才舍得煮点吃。那时甘蔗只有二分钱一斤，我们也买不起。看着自己的孩子们到地里捡甘蔗尾子吃，心里实在难受，就在自留地上种了一点，收割后，埋在土里，留着给小孩子们吃。后遇上江永县搞了个什么“六坚持六反对”，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在自留地上种经济作物，我忍痛将甘蔗蔸子挖出来放在地边的竹丛中。我还经常去浇水，希望有一天能允许再种。农场种了很多柑桔，两毛钱一斤，我也无钱买，孩子又想吃，便只好买些别人选剩下不要的五分钱一堆的烂水果给他们吃。孩子们一年都头盼过年过节，盼的也就是吃上一顿好肉饱饭。那时候莫说吃肉，就是吃豆腐都很难得，每年不过一两次也是我外家的婶娘送的。讲到我外家婶娘，她确是人世间一个很苦、很善良的人。她11岁时由于家里饥寒交迫，父母忍痛将她由祁阳卖到永明，当过童养媳、丫头、小妾，最后辗转嫁到我妻子的叔叔家。接连生了六个孩子，就靠妻叔一个人出工，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解放后，她梦寐以求的是想找到自己的娘家，与自己的父母兄妹相会，但一直未能如愿。她没读过书，只隐约地记得自己出生的地方叫一个什么圹。她家姓何（实际姓胡，江永土话何胡难分）。她的一个哥哥外号叫“叫鸡公”，真名不知道。就凭这点信息去找谈何容易。为了实现他的愿望，1970年，我利用出差路过祁阳的机会，找到革委办公室的一个同志请他帮忙寻找，这位好心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祁阳叫圹的地方很多，有羊角圹、白竹圹、三口圹、石梓圹等等，这么宽的范围确实很难，但他还是答应尽力去查找。时隔不久，在白竹圹公社召开的一次大队干部会议上，公社秘书问本公社有没有一个外号叫“叫鸡公”的人？一个大队干部蓦地站起来说：“哪个叫我！”公社秘书把情况告诉他，他说很可能这就是他家从小卖出去的妹妹，几十年一直想找到她。会后他就到了江永，经过一番查考，果真是他的妹妹。兄妹相会，抱头痛哭！他们一起回到家中，合家团聚，多么高兴啊！遗憾的是，我那苦命的婶娘1974年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因为没有钱，十多年我们没有到过缝衣铺，没有进过理发店，没有用过香皂，肥皂也很少买。我爱人不仅会做衣服，还学会了理发。孩子们18岁以前的剃头理发，全部是我爱人担当的。洗衣服用的是茶枯和稻草灰。知道现在我爱人到菜场买菜时，还经常为一两分钱讨价还价。我知道，她这不是小气，她是过惯了苦日子，把钱看得珍贵啊！在农场，我一家人的衣服裤子有的是用尼龙尿素包装袋当布缝成的，穿在身上还看得见一些印刷的字。冬天，我没得棉衣穿就找到二〇六探矿队，花五角钱买了一件他们领新棉衣时交回的旧棉衣，我妻子洗净补好一穿就是十年。一直到涔天河工作时还穿着它。孩子们的穿戴总是哥哥穿了弟弟穿，有的衣服从大孩子一直穿到最小的孩子还没有丢弃。夏天，我的孩子们都是只穿一条裤衩，赤着双脚，没有钱买鞋子。自己用废轮胎做皮草鞋，我爱人用废布料做的布鞋，人家说和买的一个样。稍好一点的衣裤，我就与妻子共着穿。我结婚时，我爱人就穿着我的衣服。我妻子妹妹送了我一套工作服，到地委工作后还穿了几年。
我出差到外地也是过的艰苦日子，经常是三个馒头一碗清汤。进饮食店，服务员问我吃什么？我总是不假思索的回答：“最便宜的。”有次出差到湛江，我买了半斤米饭加一碗汤，邻桌的人看着我太显寒酸。我心里还在后悔那碗汤买贵了呢！有一次，农场看到派我去东安县买草籽种，到旅社去登记住宿时，服务员见我穿着褴褛，不让我登记住宿，推托说住不下了。可我刚要离开时，见到后来的旅客都登记住宿了，我返回去问服务员是怎么回事？她黑着脸说：“你有没有介绍信？”我忍不住讲了她几句，我说：“你开始怎么不问我的介绍信，你是嫌弃我，你看着我衣着破烂，以为不干净，其实我的灵魂要比你干净得多。”她似懂非懂，无言以对。
那时候我真正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一次，一个小偷黑夜爬进我用杉皮盖的伙房，见到什么东西也没有，只好把一钵盐拿走。正应了俗话说的“强盗无空手，尿桶也拿走。”
患难夫妻情意长，铜山风雨最难忘；
三砖架锅同甘苦，一床破被共凄凉。
忍看饥儿牵衣闹，哭说邻家菜饭香；
饱经人世多少苦，相伴终生醉夕阳。
黄森同志：
我们素不相识，然而在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中，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却没有将你遗忘。他们在你没有写申诉信的情况下，提出了为你落实政策的重要线索。
这样，我们才知道在团地委的老书记还有个黄森同志，并且被划右派、开除党籍、劳动教养。到底是不是右派？了解你的老同志都深表同情。地委组织部要求我们立即调查落实，我们也决心将你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目前，团地委七名干部，抽去搞中心两人，剩下的五名同志中确定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干部落实你的问题，他们首先查阅档案，在这个过程中收到了江永县摘帽办转来的你写给张德隆同志的信，才知你现在江永县铜山岭农场，并从中了解了一些你的有关情况，我们于二月下旬到零陵，并准备去江永及农场。零陵团地委的邓香花、曾宪义两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他们也正在落实你的政策，并讲了零陵地委有关领导意见，你现在零陵地区，就由他们落实。同时早些时候他们就收到过你的申诉信，工作抓得早，已有了个眉目了。我们看了划右派的审批材料，认为应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撤销一切处分，安排相应职务。和你工作过的郭楚先同志你还记得吧！他在1962年摘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次为其彻底平反，撤销其处分，由衡山水利局局长恢复为衡山农办副主任，我们向组织上反映，起码应安排他县团级职务。
与此同时，听零陵的同志讲述了一些你受处分后的情况，我们深为你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始终不渝地为党工作而感动，并很想去你处学习你的好思想、好品质、好作风。因当时零陵同志很忙，就没再打扰他们，返回衡阳。
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一定去向你学习，同时，你还有什么要求，请来信告知。
寄去《天安门诗抄》一本，请收。
共青团衡阳地区委员会（盖章）&&&
1979年1月14日 &&&&&&&&
收到这封信，我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似乎听到了春天临近的脚步声！我给共青团衡阳地委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共青团衡阳地委的同志们：
读过你们热情洋溢的来信，内心无比激动，热泪夺眶而出……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从你们的来信里，我深深地感受到党的关怀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是的，二十年来许多从前比较熟悉的同志，都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他们无法倾吐自己的这种心情。打倒林彪、“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大家才能畅所欲言。
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向你们汇报，二十年来我被错划成右派，受到了不应得的最严厉的处分。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并未因此而消极起来。在形式上虽然我被迫脱离了党的组织生活，但我还是象一个共产党一样在工作着、生活着。我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是共产党解放了我、培养教育了我。我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怕受委屈的，是应当经得起风吹雨打的。我经受了一场最严峻的考验。同时也使自己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
在这里，我可以向同志们保证，今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将一如既往，紧跟党革命到底，将有生之年的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事业，做到问心无愧地去见马克思。
同志们，在新长征中我是多么渴望能够同你们在一起战斗啊！如不可能在一起，我也盼望能够经常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教育。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并向地委机关所有的老同志问好！
黄森&&&&&&&&&&&
1979年3月21日 &&&&&
也就在共青团衡阳地委给我来信期间，铜山岭农场也派出两位同志去地区催促落实我的政策。令我感动的是，很多了解我情况的同志都直接找到摘帽办，找到组织部提意见，要求落实我的政策。其中，地区农办的谢至祯同志和团地委的邓香花、曾宪义等同志就曾多次找摘帽办和地委组织部的同志反映我的情况，建议尽快为我落实政策。地区乡镇企业局的韦森林同志，还专门写了一个材料给摘帽办，原文如下：
关于黄森同志的有关情况
我是1950年1月份由省团校调到零陵地委，安排到道县团县委工作的，而黄森同志是道县人，因此，我认识黄森同志比较早，现将我所了解的情况介绍如下：
在我的印象里，黄森同志为人正派，学习刻苦，工作积极热情肯干，且有工作能力，因而，提拔也比较早，在1952年土改结束不久，他就被提拔为副区长。1953年，我随爱人调到宁远，1956年我担任宁远团县委副书记，这时黄森同志已是衡阳团地委书记。1957年5月，我同黄森同志一起出席了团中央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团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黄森同志被推选为衡阳（那时衡阳和零陵是一个地区）、常德和郴州三个地方的代表小组的组长，在讨论当中，大家对如何加强党对团的工作的领导，如何更有效地、更活跃地把团的工作和青年工作开展起来，发表了很多意见。如为了及时了解和领会党委对各个时期的工作安排和部署，要求各级团委书记参加同级党委一些有关会议；为了使各级团委集中精力抓好本职工作，要求党委少抽调一些团的干部长期搞中心工作；为了更好地安排团的活动，要求由各级团委自己管理经费等等。当时与会代表对上述这些方面的反映是比较强烈的，黄森同志作为代表小组的组长，把代表们上述反映，不论正确与否，汇报到团省委，这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的。
后来，听说团省委把会议记录寄给了衡阳地委，地委却把这些材料作为黄森同志右派的根据。
此外，当时我还听说，地委一位领导同志想要团地委的一部收音机，即派地委办公室的同志去团地委取。但取收音机的这位同志并未说明是谁要，因此黄森同志没有同意。后来闻知是那位领导同志，黄即主动把收音机送去。这也成了黄森同志所谓不服从党委领导，向党委闹独立性的罪状。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黄森同志过去同在一个县工作，后来又同在一个系统工作，他是我的直接上级，因此对这些事情比较关心。当我听说他被打成右派，第一是吃惊，第二是想不通。不论过去和现在，我都是这样想的。当时，我们在团中央开会，大家都是在会议上讲的，黄森同志把大家的意见汇报到团省委，这都是光明正大的。而且那些意见仅仅是向党委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完全是有利于工作出发的，这怎么能说是伸手向党要“官”、要“权”、要“钱”和闹独立性呢？关于收音机一事，我认为团地委机关买的收音机，领导同志想要就要，这本身就不应该，反而给扣上不服从党委领导，闹独立王国的大帽子，打成右派分子。从上述事实来看，我认为黄森同志被打成右派分子是属于错案。
以上我是本着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的精神如实汇报的，供组织参考。
韦森林&&&&&&&&&&&
1979年2月15日&&&&&&
这位侠义心肠的女同志本着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的精神将我错划为右派的情况向组织作了如实的汇报。摘帽办的同志看了说：“好，有你这份材料就够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1979年2月间，我终于接到了姗姗来迟的平反通知书。记得那一天，场党委副书记亲自把平反通知书送到了我家。我接到平反通知书时，热泪夺眶而出，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党籍、名誉和原工资级别都得到了恢复，工作则另行安排。地委组织部长王振良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以前没接触你的材料，不太熟悉你的情况。这次才看到你的材料，你提的那些意见不仅按现在的眼光，就是按当时的眼光来说也没有错。你吃了二十年的苦，确实冤枉了你。”
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的两点意见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一是我已有一家人，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如果组织上有困难不能作出安排的话，我就不出来了。若组织上认为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工作，就在农场安排一个职务也可以。因为我在这里生活多年，情况熟悉，群众关系好，这样做也少给领导添麻烦。二是我要求原来处分我的材料不要烧毁，继续放在我的档案里。因为我想留给后人看，到底有没有错。王振良同志回答说：“你还是要出来的，家属问题我们再考虑。至于材料问题，我们只能按规定办。”
紧接着，江永县来了一位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到农场来考察我。他们调查我头脑是否还清醒，群众说我精明得很，叫他们去看我为场部写的材料。这时我正为农场主持架高压线，十四华里长的线路，施工的全部过程我都主持和参加了。因此，我还推迟了两个月才到县里报到。县里已安排我当县农办副主任。在此之前，我还特意请假回了一趟老家。故乡春意渐浓，村前的冲天树也长得更挺拔、更苍翠了，在夕阳的照耀下，尤显高洁。我的父母都已两鬓风霜，仍时时刻刻将我挂念，为儿女操碎了心。这时的我，也已满四十五岁。唉，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过去了！
这一次回故乡，我作了如下一首《故乡行》：
阔别家乡三十年，归来头上白发添；
高山松劲经风雨，大地回春绣艳天。
喜看夕阳无限好，再尝泉水异常甜；
而今留得青山在，革命征途永向前！
亲友们得知我平反的消息后，纷纷写信或打电话给我，表示祝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盼星星盼月亮盼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遗憾的是来得太迟了。一位邻居对我妻子说：“你现在好了，你爱人落实政策了。”我爱人回答得意味深长，她说：“我早就给他落实政策了，不然我怎么会同他生活在一起呀！”
1979年4月的一天，我冒着纷纷春雨，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走过我熟悉的田野小道，正式到江永县委报到上班。凑巧的是，就在这人生的第二个春天里，正有一首极富时代气息的歌在神州大地到处传唱，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在希望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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