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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内训令）“北平市政府公用局封”
编号：au2179342，
品种：信封/实寄封-信封/实寄封
属性：贴票封，民国政府，普通封，普通形式封，，实寄封，不贴邮票，其他邮戳，产地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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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编号：]& 寿山石老印章月尾绿飞凤钮薄雕印底：民国政府北平抗战救济总署
参考价：8000 元报价次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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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执行时间：0.047秒 12:55:481946年12月，南京。国民大会制宪会议分组讨论现场，有、胡霖、沈钧儒、罗隆基等等，记者就在现场采写稿件。不少描述时期的书籍或文章都慨叹那个时期的知识份子，是一批有“骨气”而又“好玩”、“有趣”且学问深厚之人。他们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显而易见，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不仅礼遇知识份子，使其成为高收入阶层，而且对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识份子也尽量包容。1911年后，袁世凯开启了统治时代。当时，虽然军阀间混战不断，北京政权更迭频繁，但除了土匪出身的，其他军阀都表现出对民国共和政体的尊重。他们不管如何霸道，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而且承认宪法，敬畏法律程序，甚至对于公共舆论也十分忌惮。比如，当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虽然受到舆论强烈批评并最终下野，也依旧没有控制媒体。还有袁世凯对待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态度也甚为有趣。1914年，民国最牛的大师之一章太炎，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遂前往府去叫骂，并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只是将其软禁在龙泉寺，并每月提供五百大洋作为生活费用，同时亲自手书下人八条保护准则，其中包括：“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诸如此类的条款。再如皖系军阀孙传芳前去拜访国学大师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与其见面。慑于孙传芳的权势，家人劝他不必搞得太僵，就问是否“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却予以拒绝：“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孙传芳只好悻悻地走了，马一浮也没遇到什么麻烦。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继续秉持了北洋政府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为400-600元（相当于现在的18000元），副教授为260-400元，讲师为200-260元，助教为100-180元。而当时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的租金不过20元，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因此，说当时的知识份子为高收入阶层丝毫也不过分。对于那些敢于批评政府、敢于冒犯领袖的知识份子，蒋介石和高官的态度又如何呢？当时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主角是国学大师刘文典和蒋介石。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多次表示要来视察，但均遭到刘文典的拒绝。刘文典表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后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让他当面汇报，并交出闹事学生的名单，刘文典再次拒绝，并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听了十分生气，当场打了他两个耳光。而刘文典也不甘示弱，当众飞起一脚踢在了蒋介石的肚子上。蒋于是将他当场抓了起来，说要枪毙。不过在蔡元培、陈立夫等人说情后，被关了七天的刘文典被释放了。而人称傅大炮的北大教授傅斯年，在1938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并最终在国民参政大会上把孔赶下了台，即便蒋介石说情也没有用。其后，傅斯年的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又将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赶下了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还有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总参谋白崇禧聘请著名教授、翻译家乔大壮当参议，并讲明不过问政务，只做些不相干的应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严厉指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白崇禧无言以对，只得把改过的文字又改了回来。西南联大期间，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按当时程序，应先由数十名资深学者组成的中研院评议会推举候选人，再由政府遴选任命。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但此时胡适正担任驻美大使，因“驻美大使”是个“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特别是权势冲天的孔祥熙更是觊觎已久。学界不少人虽然希望胡适回国领导中研院，但又不愿让孔氏得逞，便不拟投胡适的票。恰在此时蒋介石也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此举触怒了学界。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主张“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他虽很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最终只得依据程序，由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识份子对待政府则是：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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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那“民主政府”解散民主党派算不算对知识分子很尊重？
说到果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些人总是翻来覆去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几件事。几亿人口的中国，民国政府只跟那几个人玩，难怪1949年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不跟民国政府玩了。举的几个例子也颇可笑。刘文典是孙中山的秘书，当年光头公要见国父还得老刘安排。民党本是江湖而来，老刘与光头公属于兄弟。兄弟打架算个甚，居然也联系到民国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上来了。宋子文下台的缘由史料比较充分，包括光头公的日记和司徒雷登的报告，说傅斯年一篇文章就把宋子文轰下台，开什么玩笑。傅的文章把果脯一顿臭骂，不知道为果脯贴金的人士为什么要把这事拿出来说？！白崇禧那件事属于白的个人修养，不知道怎么就能归到果脯头上。唉，心不正，写出的文字也就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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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当总参谋长的时候，说三个月击溃共军100万乌合之众，五年肃清。他对记者说：“哼！三个月！？共产党扎根很深，要是美、苏之间的矛盾不解决，不要说三个月，恐怕十年都未必能打垮，三十年也不能解决。”当国民党军事转入劣势时，有人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很快打起来，他宣言：“世界大战不是心血来潮，想打就打的起来的，二十年内世界必无大战。因为二战中有的国家垮了，有的削弱了，所有短期内打不起来。”他还说：“蒋介石是独夫，他不垮台我就去当和尚，过去的革命过去了，现在要重新来。”1948年，杨杰已成为民革在西南地区的领导人，专心致力于策动云、贵、川、康地区实力派武装的起义。1949年7月，杨杰派遣秘书策反刘文辉部某团团长的证据，落到了徐远举手里，经毛人凤汇报，蒋介石立即指示逮捕杨杰。徐远举奉命执行，杨杰突然赴昆明，得到了好友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庇护，于是逮捕令改为密杀令。不料杨杰又赴香港，毛人凤再指示叶翔之：“迅即追杀杨杰。”杨杰于9月9日上午，化名杨漱石乘飞机逃往香港。徐远举等人在昆明搜查杨宅后，翻到杨杰女儿的日记一本，内有杨杰在香港的通讯地址，毛将这些情况报蒋介石后，蒋大概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下决心对杨“制裁”，下指示给毛人凤，毛人凤得此指令时，人在昆明，时为9月17日。毛人凤马上从昆明发密电到广州，命郭旭转知在香港主持暗杀行动的叶翔之。郭旭于当日下午由广州乘飞机去香港，将毛人凤的电报交给叶翔之，叶看了电报后，认为地址不详，有些麻烦，即准备叫部下李天山找卢广声联系。卢广声是个披着民主人士外衣、住在香港专替保密局当眼线的人物。17日晚，卢广声向李天山提供了杨杰的详细情况：杨目前住在湾仔轩尼诗大道260号4楼同乡家中，这两天就要去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叶翔之急得要命，怕杨杰去了北京，蒋介石和毛人凤要怪罪他，便连夜出动，亲往杨的住所踏勘环境。叶了解后得知杨的住所铁门常关，不易进入，便决定用贺耀祖（国民党高级将领，通电起义的一员，当时在香港）的名义写一封信，内容是邀杨吃饭，商讨问题（一说是以卢汉的名义）。同时关照毛钟新和盛昌富（保密局香港组组长）备好手枪。第二天上午，毛钟新先通知郭旭说：“制裁杨杰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下午即可动手，你赶快离开香港回广州，以免刺杀杨杰后，遭到连累。”郭旭即于下午1 时，乘飞机回到广州。下午4 时，叶翔之带了韩世昌等4人前往轩尼诗大道260号，看到杨杰在4楼平台上乘凉，凭着栏杆频频地伸出头俯视街上。叶马上分派任务，韩世昌到杨的住所，借送信为名入宅，伺机杀杨，另一个人在4楼把风，叶翔之带另两个人在3楼、2楼和底楼把风。叶翔之分派任务时，韩世昌正在吃水果，叶劈手夺过水果扔掉，拍了他一掌，壮他的胆，叫他快去，回来再吃。韩即携信和枪上楼，借送信为名，进入室内，要求将信亲手交给杨杰，杨杰闻声走下平台来接见，韩即将信交给杨。当杨拆开信来看时，韩即拔出手枪，对准杨的头部打了一枪，杨应声仆于桌边，韩又打了一枪，见杨已死，忙转身退出。韩刺杨时，其同伙（4楼把风）持枪看住杨宅内的一个仆人，不许她声张。完事后，他们将电话线割断，把铁门反锁好，下楼，5个人分乘两部出租汽车，从容逃逸。19日早晨，叶翔之乘飞机离香港去广州，其他几个人乘火车去广州。叶翔之到广州后，就在郭旭处拟了个电报给毛人凤。毛人凤正为昆明拷供事一筹莫展，得知杨已被刺，十分高兴，马上向蒋介石报功。过了几天，毛人凤给广州去电（收电人是叶翔之、郭旭），称蒋对香港行动极为嘉许，批准发给奖金2万元（因为杨杰是国军上将，又是新中国政协特邀委员，按照毛人凤的奖励条例，级别属2万元以上）。毛人凤在电报中要郭旭报告“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加发1万元，共计奖金3万元。毛人凤在电报中还拟定具体的分配方案：叶翔之和韩世昌以及另一人员（4楼把风）各得六千元，其他两人和卢广声各得三千元，余下的分给有关人员。郭旭在回忆中，还插叙了一段后话，说是蒋到台湾后，召见了叶翔之，并发给叶“忠勤勋章”一枚。杨杰将军的死作为一个见证，既反映了国民党暗杀行动的猖獗，也说明了暗杀本身的残酷。难怪有人以此评断毛人凤：他比戴笠更凶狠。
1926年初，胡文斗受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将军之邀，依依惜别了邓宝珊，南下广州，被委任为军事教导队总队长，积极组织军事训练，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同年7月，国民军出师北伐，胡文斗任第六军第十九师上校参谋长，随军挺进江西。号称“五省联师”的军阀孙传芳部在江西负隅顽抗，南昌城布防严密。在北伐军数次连攻南昌受挫的关键时刻，胡文斗果断运筹，从本部精选了36名勇士，由他亲自率领，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强攻，终于制服了敌人疯狂的阻击，配合了友军攻克南昌。之后兼任了五十七团团长。1927年，在攻打南京战役中，胡文斗一直坚持在前沿阵地和士兵们在同一战壕作战，并直接指挥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攻占了雨花台，为大军顺利攻城打开通路，他又巧用一棺材火药集中爆破，炸开了聚宝门(今中华门)附近坚厚的城墙，打败了孙传芳部，攻克了南京。因此，胡文斗被越级晋升为第六军第十九师中将师长。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破裂。六军军长程潜对蒋的作为深恶痛绝，在此形势下，胡文斗坚决支持程潜反蒋。1928年，蒋介石妄想把我党革命星星之火扑灭，就命程潜将军率六军前往江西“剿共”，但程潜将军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拒不受命。蒋介石将程潜软禁于南京。蒋不知胡文斗与程是莫逆之交，故任胡文斗任第六军上将代军长，率师前往江西“剿共”。在“剿共”战斗中，胡文斗的六军常常是朝空处放枪明攻暗助。如此次数一多，被蒋介石潜伏在六军的特务察觉，便告密于蒋。蒋介石气急败坏，十分恼火，但又迫于当时形势，不好对胡文斗公开下手，于是又密命他潜伏在六军的心腹、担任六军警卫团团长的蔡雄采用了卑鄙的暗杀手段。一天晚饭后不久，胡文斗正躺在床上休息，蔡雄让他的两个亲信来请胡文斗商量事情。胡文斗愠怒道：“蔡雄有啥权力叫我到他那里商量事情？他不能到我这里来吗？”未予理睬。过了一会儿，那两个亲信又来笑脸“相请”，胡文斗的门卫没有阻拦，他们便径直进入胡文斗卧室，立即举枪射击，胡中弹后欲拔枪还击，此时又从窗外射进来数发子弹，紧接着又有一伙人冲了进来，胡文斗当即死亡，年仅30岁。1928年7月，胡文度、胡良璞、孔繁福等人随胡文斗将军妻室，送灵柩远归故里。灵柩运到天水，故里父老莫不为失去胡将军这样一个好儿子而悲恸，莫不对蒋介石表示极大愤慨。胡文斗生前的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军官，虽然家人已知他的作为，也怀疑是共产党员，但又久久苦于没有确凿证据。
简介1888年12月生于天柱县织云乡。其父王大瀛，以堪舆看相为生，一生漂泊无定。天柱巨富龙大楷礼贤下士，不但日常接济王大瀛，且将家中丫环刘仙梅赐他为妻。王大瀛人虽穷，可娶妻之后，旋又纳妾，以致家口日众，仅凭堪舆看相是难以养家糊口了，于是丢了罗盘相书，向龙大楷承包了一片荒山，从此拓荒造林，一心事农，聊以为生。生平简介因家中贫寒，时年8岁的王天培就拿起扁担，跟随父亲去为龙大楷挑粮。龙大楷见王天培天资聪颖，心生怜悯，遂收入门下，视为亲子，悉心栽培。在龙大楷扶持下，王天培就读于龙大楷私馆，后升入天柱官立小学堂。那时候，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年幼的王天培心怀壮志，决心经武报国，于是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堂，之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其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的总前夜，他加入了同盟会，投身革命。武昌起义中，被战时总司令黄兴任命为凤凰山要塞司令。辛亥革命胜利后，因立有军功，被送入保定军校深造。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之后，撕毁临时约法，复辟帝制，他又参加了护国战争。护国战争中，他还只是个营长，但却创造了以一营之寡胜一旅之师的奇迹，打得袁军旅长马继增无路可逃而自戕。袁世凯灭亡后，1921年秋，沈鸿英伙同陆荣廷暗通北洋军政府，据广西作乱，孙中山下令讨伐。已升为团长的王天培奉命出征，再次创造奇迹，以一团之兵败柳州叛军一旅之众。王天培娴于韬略，智勇兼备，往往出奇制胜，重创强敌，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深为孙中山器重。沈、陆动乱平息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辖黔军第一独立旅旅长，后又晋升师长。为消灭北方军阀势力，1926年秋，他率部出征，在湖南洪江誓师北伐，被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兼左翼前敌总指挥。他就这样一步步走来，从侗寨到军营，从普通一兵到一代名将，一步一个脚印，冲到了革命的最前线。人物生平事迹王天培誓师洪江洪江誓师之后，挥师南下，在湖南新化打败了曾被他在战争中打败过的吴佩孚帮凶韩彩凤和沈鸿英。接着，首战告捷的王天培统率北伐第九军、第十军两军，攻占常德、澧州、藕池口、公安、石首、松滋、沙市、荆州、长阳、枝江、横堤、西各水、屋崖等重镇，与其他部队一起，横扫湘鄂，所向披靡。然后渡过长江，攻占宜昌，锋芒直指赣皖。十军自湘而鄂，转战江西，纵横千里，收编甚多，此时的兵力已由原来的2．5万人增至9万余众。攻占安庆后，王天培被任命为北伐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北伐第十军、七军、二十七军、三十三军、四十四军及冯祥武、王令韬等独立师，由镇江、常熟、芜湖向北挺进。在北伐三路大军打击下，不到一月，赣皖苏悉为北伐军所占，敌兵败如山倒，纷纷北逃。王天培乘胜追击，挥兵直指徐州。徐州大捷徐州历为军事重镇，孙传芳和张宗昌在此纠集重兵死守。但王天培仅用十四天时间，就取得徐州大捷。是役歼敌八万余众，俘敌两万余名，击落飞机五架，摧毁和缴获铁甲车五十余辆及无数辎重。孙、张亡命临城。徐州战役是北伐几大战役中的一次大战役，意义重大，敌军胆寒，全国振奋。为之，各地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会，各报竞相报道，将王天培的十军和叶挺的独立团并称为铁军。蒋介石的指示就在王天培乘胜进军的时候，他却一连接到了蒋介石的两道紧急命令：一道是命他“停止北伐，火速回师讨逆。”另一道是密令他“捕杀军中共党分子。”原来，此时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眼见北伐即将全面胜利，为夺取中国的统治大权，他们先后发动了震惊人寰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之后又互相大打出手。这就是宁汉分裂。革命尚未成功，蒋汪便迫不及待争权夺利。是可忍，熟不可忍?王天培拒绝了蒋介石的两道命令。他将军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秘密送到安全之地，隐蔽起来。后来，这批共产党人大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之后，王天培公开发表了《告本军全体武装书》：亲爱的武装同志们，我们已经消灭了北洋军阀大部主力，北伐成功的日子已为期不远。而在此大好形势下，我革命阵营内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权力之争，致使北伐停止。对此，我全体同志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北洋军阀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中华，荼毒民众，乃为中华民族之死敌，我们应该坚决消灭之，而不应该回头打内战。”王天培坚持国共合作，捍卫三民主义，掩护共产党人，拒绝回归内战，坚持北伐，对此，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他决心要排除异己了。于是，蒋介石使出的第一招便是密命总部扣发十军粮饷。企图以此使第十军陷入饥馑而土崩瓦解。这时，北洋军阀见蒋汪大战，乘机反攻。王天培孤军奋战，粮饷无着，面对敌人的猖獗反攻，在延绵数百里的战线上与敌人反复争夺，终因寡不敌众，牺牲惨重，最后徐州失手。这个时候，宁汉分裂演变为宁汉合流，蒋介石斗败了汪精卫，方才出兵北伐，亲率第一军、四十四军、三十七军、三十二军以及被他称为王牌的陈诚教导师，分兵三路，来夺徐州。 蒋介石反攻徐州，志在必得，然而由于他指挥失误，而招致大败，敌乘势发起全面反击，蒋介石全线溃退，逃回南京。王天培被迫退至定远、明光一线。逃回南京的蒋介石佯令王天培死守明光。蒋介石兵败徐州，损失重大，引来一片责难。为了开脱自己，他将徐州兵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王天培。就在他逃回南京之后，即日，蒋介石电召王天培赴南京“面商机宜。”王天培不知蒋介石嫁祸于人，遵命前往，一到南京，即被扣留。被扣的罪名有这么三条：“一是不听指挥贻误战机导致徐州兵败；二是隐兵不报图谋不轨；三是克扣军饷动摇军心。”蒋介石扣押王天培蒋介石罗织罪名扣押王天培，其目的是为了灭除异己，但结果欲盖弥彰，招来许多非议。那时，共产党人已在蒋汪之流的血腥屠杀中开始觉醒，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于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的“八一”南昌起义爆发。纠正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八·七”会议召开了。张太雷、毛泽东等雄才大略的共产党人分别在各地筹备武装起义，以武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北洋方面，也趁着这个时候先驱直人，打过长江，直逼南京。白崇禧、李宗仁以及一向被蒋介石视为心腹的何应钦，趁机联手逼宫倒蒋。蒋介石内外交困，就在扣押王天培不久，即于日，无可奈何地宣告下野，去了奉化老家。然而，蒋介石虽已下野，但国民党中那些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分子，却容不得像王天培这样倾向共产党，坚决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党国将领，于是，南京军事委员会以“送王将军去西湖疗养”为名，将王天培秘密转往杭州。于日凌晨将王天培秘密杀害于杭州西湖。是年，王天培39岁。遇害编辑名将被害，全国哗然。王天培遇害后，当时的《武汉晚报》、《铁嘴报》、《湖口快报》等宣传媒体相继发表文章，皆为王天培鸣冤叫屈。其中有《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为题的文章，详尽地叙述了徐州兵败的详情，公开揭露了蒋介石之流排除异己的真实内幕。王天培遗孀朱竹君、吴学粹（又名吴德华）痛失夫君，为夫鸣冤。她们在致国民政府的辩冤状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王天培的冤情，强烈要求为王天培昭雪。但是，面对各报的呼吁及朱竹君、吴学粹的辩冤状，国民党政府一概置之不理。于是，人们便自发地数次组织起来为王天培举行追悼会。1927年，第十军部分军官及亲友将王天培遗骨启迁上海，首次于上海法租界举行公开追悼会。其中有联云：“伤心二字莫须有，回首一棺归去来。”1928年冬，接任十军军长之职的杨胜治率部攻下南京，在荣安追悼王天培及十军所有阵亡将士。迫于种种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于日为王天培昭雪，闪烁其辞地说王天培的死乃“有人妒贤嫉能，谗言惑上。”承认王天培“蒙冤受害”，表示“悼惜良涕”。表彰王天培“忠勇双全，夙娴韬略，历著当勋。”追授他为陆军上将，“给恤其家属二十年，每年领洋八百元。”1929年10月，人们又将王天培遗骸由上海启迁天柱，安厝于距天柱县城不远的铜鼓坡。王天培遗骸临近天柱时，全城士、绅、农、工、商、学生及亲友皆披麻戴孝，夹队迎柩。追悼会上。挽联如云，满城恸哭。“革命十六年，功在东南半壁；牺牲成一旦，名留竹帛千秋。”“北伐苦功，中国有几，中央有几；血战徐州，天下一人，天柱一人。”“血战徐州纵横扫荡三千里；魂归桑梓泪落满城百万家”。“叱咤一声惊万马，风波千里哭长亭。”数不尽的挽联，寄托了人们对一代名将的无限哀思，表达了人们对刽子手们的刻骨之恨。其悼文日：昔岳飞遭秦桧之害，被十二道金牌召去，惨死于杭，时年三十九岁。今将军生于戊子年十二月，被害于丁卯九日，亦三十九岁。奸党之害，列事之惨，惨死之年之地，均与岳王相同，真前有岳王，后有将军也……”王天培被蒋介石扣留之时，曾面对蒋介石的所谓审讯斥责蒋介石：“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总司令好自为之!”这句话终于为时间所印证，短暂二十多年后，蒋公贸然因为失道而失天下，梦破金陵，亡命海岛。而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王天培将军却虽死犹存，人们永远怀念他。
呵呵，但最后还是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中国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推翻了。
1913年参加了“二次革命”，失败后，《齐鲁日报》被迫停刊，转入山东高等学堂执教。1914年，因遭山东都督靳云鹏通缉流亡甘肃，任甘肃省教育厅课长。后赴陕西略阳县任厘金局局长。1916年初回山东，参加讨袁；6月袁世凯死后，被选为国会参议员。1917年7月张勋复辟，国会解散后回山东。1918年当选为山东省议会秘书长，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先后在上海、济南、北京作了一系列的工作。1919年夏，与他人在济南合股创办了齐鲁通讯社，5月11日，山东旅沪同乡会在山东会馆召开力争山东主权爱国大会，他为主席。6月中旬他返回山东，8月19日，他率山东请愿团赴京请愿，获得北京学界、报界的大力支持。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被迫两次接见了王乐平等请愿代表，王乐平就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诸要求“反复陈述，声泪俱下。”同年12月，他又带头弹劾镇压民众爱国运动的山东督军张树元，取得胜利， 轰动全国。1920年改为齐鲁书社，主要推销经营进步书刊，联络进步青年，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期间，与王尽美、王翔千、王志坚等来往甚密。后来，王尽美、王志坚等在齐鲁书社发起成立励新学会。1922年1月，去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1922年5月，归国后在山东主持中国国民党党务工作，与王尽美又在齐鲁书社创办了平民学会， 创办《十日》杂志。6月国会恢复，重新出任参议院议员，与丁惟汾等在北京组织国民党北方分部。1923年7月离京赴沪与丁惟汾合办《北方周刊》。年底与丁惟汾去青岛创办胶澳中学。1924年1月，与王尽美出席了国民党“—大”。会后回山东负责建立国民党山东临时党部。 8月参与成立山东反帝大同盟。12月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会议宣传特派员。1925年1月，主持成立济南国民会议促成会、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作为山东代表之—出席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并被推选为总会筹委会成员。会后，与王尽美等在山东各县、市组建国民会议促成会。7月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邓演达在武汉成立湖北政务委员会时，王乐平任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武汉电信局局长。“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1928年6月，与顾孟余合办《前进》刊物，支持陈公博改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同年冬，与陈公博、顾孟余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简称改组派)，1929年陈公博出国后，接任改组派总部负责人，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此外还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建立了联系，策动军事反蒋。1929年11月， 上海国民党改组派被查禁。入，蒋派特务袭击改组派总部，王乐平中弹身亡。遗著有《秦陇纪程》等。
他领导的义勇军曾多次对敌战斗。日晚，郑桂林率部2000余人，分四路进攻绥中县城。从午夜激战到拂晓，击毙日军20余人，缴枪20支。首战告捷，士气大振。同年5月11日，郑桂林率部再次进攻绥中县城和火车站的日军。行进至城西马家河子时，郑司令命部下隐蔽前进，接近敌人后，把手榴弹投入日军营内。睡梦中的日军遭此一击，立刻大乱。此役共歼敌30多名，俘17人，炸毁坦克一一辆，摧毁了杜屯铁路桥，破坏了六股河大桥。4月中旬和5月9日，郑桂林率领的第四十八路义勇军于鲍庄子、条石沟两次与“进剿”的日伪军激战，迫使敌人由四方台撤回绥中。日，郑桂林派人包围大王庙伪警察所，枪毙了伪警察所长蔡恩堂 (化南)，俘伪警20余人 (逃走4名)，缴枪23支。郑桂林和他领导的四十八路义勇军威振辽西，《京报》、《申报》、《大公报》等10多家报刊竞相发表第四十八路义勇军抗日战绩。1933年初，蒋介石下令解散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召第四十八路抗日义勇军进关。郑桂林被迫率部12000余人退至关内，以图再起。途中英勇地投入了闻名全国的长城保卫战，从2月初打到4月，连续作战多次。2月3日在大茅山口一带与日军展开丁激战;14日又向九门口外盘据永安堡、李家堡的日军进攻;15—17日阻击了向郑部进犯的日伪军；20日又参加了保卫冷口、喜峰口战役。尤其是3月30日在石门寨一带与日伪步骑炮联合兵种3000多人展开肉搏战，更为激烈。据4月26日《新天津报》载：“东北救国军，仍有万余人连日在边城一带〔战斗〕颇为骁勇。”之后，郑部所剩7000余人于4月16日被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改编为暂编第一师，郑任师长。6月11日，何应饮令郑桂林部移驻天津马厂整编，以“裁弱留强”为名，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旅辖三个团和一个教导队，余者一律遣散。当时有人编造谣言，诬蔑义勇军。郑桂林极为愤怒，除在报上发表《郑桂林启事》予以驳斥外，又于7月15日在天津招待新闻记者，发表长篇演说。他说:“我对外抗战，决不畏死;对内捍卫祖国，尽我天职。”7月20日晚，郑桂林毅然组织了马厂起义。先令特务连暗中离开驻地。随后，郑借口追剿“哗军”，率全军开出马厂，去张家口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又同吉鸿昌、方振武、汤玉麟联合组成抗日讨贼军，继续抗日。9月，察绥抗日讨贼军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夹击下失败。郑桂林只带几名随员去北平、天津，多方奔走，联络旧部，准备再次出关抗日。11月9日，郑桂林在天津法租界找吉鸿昌时，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蒋孝先的特务秘密逮捕。11月20日，国民党当局以“反蒋”、“图谋不轨”等罪名，将郑秘密杀害于北平琉璃厂。郑桂林就义时，年仅44岁。
1932年秋，其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二师。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他又率部出关迎敌，在百马关一带进击日本侵略者。后因国民党二五师尾随监督胁迫，不得不忍痛撤回，严酷的现实，使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的。于是，他通过其秘书共产党员刘澜波与中共北方局联系，派来一大批共产党员到骑二师开展工作，并在骑二师建立了中共党组织。通过一段时间的整顿，骑二师的政治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抗日气氛十分浓厚，他也因其爱国热忱和进步思想受到了广大官兵的拥护和蒋介石集团的忌恨。蒋介石欣赏他的抗日主张，曾以高官厚禄礼聘他，被其拒绝。尔后，又宣布调东北军到南方参加“剿共”，他联合东北军将领集体抗命。1935年夏，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后，任他为骑兵军副军长。但他一再向张进言抗日，并拒不执行“剿共”的命令。为了保存实力，他的骑兵军成了驻西北地区的东北军中唯一没有和红军发生过磨擦的部队。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建立培养抗日骨干的军官训练团，其被任命为教育长。1936年冬，他受张的委派到河北任五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他到任后，支持扶助了一一六师吕正操等部，使之成为该军的抗日中坚。同时，撤掉一批腐败分子，吸收了一批爱国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参加军内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表示坚决拥护，并做好了迎战准备。就是张学良被扣之后，也未动摇他抗日救国的决心。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拉出自己的部队，在漳河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激战，重创日军，但他的队伍也遭到重大损失。当他正收拾残部、准备再战时，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只身奔赴武汉，相商大计。到武汉后，他不遗余力地投入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为营救张将军奔走呼号。当他认识到这是徒劳时，便转向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曾将党从香港运来的物资以及他在西安和五三军保存的武器，一次次送往延安；并组织东北籍进步青年和老部下，赴延安考察学习。1938年春，他受到周恩来的鼓励和邀请，准备去延安参加抗大的领导工作。就在他决定动身离开武汉的前夕，国民党务秘密逮捕了他。特务机关对其多次审讯，企图从他身上多找些材料，以罗织所谓“通共”，“联络东北军反抗中央”的罪名，但都被他严词驳斥。他先后被关押在武汉稽查处、湖南益阳、贵州息烽，最后被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监禁，使他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摧残。但他宁死不屈、经常对狱中难友说：咱们要“虎入笼中威不到。”在狱中，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他始终尽自己的努力，为难友、为同志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并始终坚定的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一定会胜利。党组织对他一直非常信任，白公馆地下党组织曾指示陈然与他联系，从他那里获取报纸上的消息，以此为信息来源，办起了白公馆版的《挺进报》。日下午，他在离白公馆约半里路的步云桥附近被刽子手枪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民国6年（1917年），方振武由日本回国，根据孙中山指示，到徐州、山东联络旧部，组建“铁铜队”，准备重建革命武装。民国13年9月，方振武参加孙中山在韶关北伐誓师，被任命为北伐军支队司令，后因北伐军回师广州戡乱，方振武遂重返北方。是年，投奉系军阀张宗昌部，任梯队司令，后任直鲁联军军长。民国1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方振武在肥城起义，率部脱离张宗昌，加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任国民军第四军军长。民国15年，国民军撤出北京，向西撤退时，方振武在晋北战役中，屡立战功。“五原誓师”后，方振武任国民联军第五军军长。民国15年5月，任国民联军援陕总指挥兼第一路军总司令，率部从五原出发，奔赴咸阳，在候儿塞大败吴佩孚所属刘镇华部。解了杨虎城部之围。民国17年春，方振武任第二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参加“二次北伐”，首次攻克济南，任济南卫戍司令。民国18年春，方振武部被调防到南京，改编为第六路军，任总指挥兼津浦铁路南段警备司令。不久，兼任安徽省主席。此时方振武与石友三等军官密谋反蒋，不幸事泄，被蒋介石召回南京，关押于陆军监狱。[2]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方振武获释，去欧洲考察。民国21年夏回国，方振武变卖全部家产，凑集10 万元作抗日军费，随即秘密离开南京，到山西介休，与旧部鲍刚、张人杰等共商组建“抗日救国军”。民国22年3月1日，在介休举行誓师大会。会后，方振武立即率部北上抗日。蒋介石、何应钦得悉后，百般加以阻拦。部队到达定县，时任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派员去告诉方振武：“抗日之事中央自有计划，不可操之过急。”蒋介石亦电令方振武：取消抗日救国旗帜，部队只能南开去剿红军，不许北上，否则要牵动大局。方振武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和何应钦的无理要求，继续率部北上。何应钦调集7个师的兵力进行堵截。方振武身先士卒，击溃何应钦堵截部队。5月10日，方振武在行军途中发出通电，再次表示：“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耿耿愚忱，可质天日。”5月中旬，部队到达察哈尔省宣化地区。宣化县民众召开欢迎抗日救国军大会，方振武在会上咬破中指，在一块白布上血书“有我无敌，有敌无我”八个殷红大字，以示抗日到底的决心，亦激励抗日将士斗志。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立即通电响应。电文写道：“振武不敏，实率数万健儿，竭诚拥护，修我刀剑，歼彼凶残，胜利为少康之一旅，失败为田横之五百”，率部到张家口，加入抗日同盟军。6月15日，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推动下，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方振武就任抗日同盟军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6月21日，方振武、吉鸿昌两将军率部出发，直指多伦。6月22 日至7 月12 日，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4城镇，将日伪军逐出察哈尔省，日寇伤亡一千余人，俘数百人，是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抗日的首次空前大捷。捷报传出，举国振奋。在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同盟军抗日情绪更加高涨。7月26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正式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东北失地。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千方百计破坏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计划。7月8日，国民党调集10 万兵力，向张家口逼进，攻击同盟军。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向冯玉祥发出最后通牒，逼冯玉祥停止抗日。在日、蒋联合逼迫下，冯玉祥离张家口回泰山。8月16日，方振武毅然出任抗日同盟军代理总司令，继续坚持抗日。蒋介石一面以兵刃相加，一面用重金收买同盟军所属部队，致使抗日同盟军由10万人锐减到1.5万人。方振武对此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电文写道：“为此公然与关东军采取联络之战线，实为世界亡国史中未见之奇迹。方振武等在内外夹攻之恶梦中，深痛民族有此不磨之污点，较之四省之失，更为可耻……。振武在四省沦亡之日，无复偷生之念。正义所在，不辞汤火，光荣之死，甘于鼎饴……”。不久，方振武、吉鸿昌两将军接受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建议，在张家口举行会议，讨论整顿队伍、继续抗日计划，将“民众抗日同盟军”易帜为“抗日讨贼军”，方振武任总司令，吉鸿昌任总指挥，采取兵分三路，南指北平，攻击蒋军，计划夺取北平作为抗日根据地。会后，方振武、吉鸿昌分别挥师进击，先后攻克丰宁、怀柔等地。两军在长城会师后，进入《塘沽协定》的所谓非武装区，抗日讨贼军进入此处，像一把匕首插入日、伪、蒋腹心地带。9月26日，进占距北平仅60 华里的高砀营，北平震惊。此时，日、蒋勾结联合攻击抗日讨贼军。抗日讨贼军经转战，于10月12日，主力集结在顺义牛栏山地区，被日、伪、蒋军重重包围。方振武见突围无望，为使抗日将士免遭无谓牺牲，于10月16日，应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及北平慈善八大团体代表的邀约，到商震司令部进行谈判。商震在蒋、日的逼迫下，将方、吉两将军押送北平。途中由于商震暗助和押送士兵对抗日英雄敬仰遂脱险。方振武经天津流亡欧洲，继续进行抗日活动。民国24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方振武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上，连续发表文章，积极拥护中共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民国25年，他在巴黎发起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同盟”抗日救亡团体，并创办《国人公认》刊物。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方振武得悉后，立即由威尼斯回到南京，谒见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日。蒋介石只委任他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兼办公厅主任。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方振武目睹国事日蹶，却一筹莫展，痛苦非常。在参加抗日无望的情况下，遂去广西桂林兴办农场，收容安徽籍难民和流亡学生。其间，他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并通过华侨捐款，购置枪支弹药，准备再度奔赴抗日战场。蒋介石得悉后，派特务对其干涉监视，方振武遂迁居香港，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3]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决心回国参加抗日。他刚踏入广东省境，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杀害。
邓演达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所部第三团首先接受新的政治训练，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先后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作为反共借口，邓演达挺身斥蒋失去革命立场，劝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遂遭蒋排斥，被调离黄埔军校。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北伐途中，除领导政治工作外还兼军事指挥。攻克武昌后，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后，又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1]1927年2月，邓演达同徐谦、吴玉章、黄琪翔等5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与搞分裂活动的蒋介石进行斗争。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并重新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建议下，中央成立了土地问题委员会；他与毛泽东一起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时，邓演达已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通缉邓演达。4月17日，邓演达和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4月23日，邓演达主持了在武汉举行的3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谴责蒋介石政变、残杀工农群众的罪恶活动。当汪精卫准备叛变时，邓演达多次与汪斗争。当他感到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自己必须和汪划清界线时，于6月30日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告别书，严厉谴责汪精卫的反革命叛变行径，随即辞职去苏联。11月1日，他在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以后，赴欧、亚十几个国家游历考察，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8月9日召集各地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事会，他被推选为总干事。组党后，他一面策划军事倒蒋，一面主编《革命行动》半月刊，撰文揭露和抨击蒋介石集团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日，邓演达在上海英租界愚园坊20号给干训班学员讲课，因叛徒陈敬斋出卖，被蒋介石逮捕，旋即解往南京。在狱中，蒋介石软硬兼施，要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并许以高官厚禄，拉拢、软化他。但邓演达以“我要维护中华民族的正气”严词拒绝了。同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年36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邓演达为烈士，并于1957年11月将其遗骸从遇害处迁葬于南京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墓左右并峙。1961年11月纪念邓演达殉难30周年时，朱德和庆龄题词赞扬邓演达。1981年11月在邓演达殉难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彭冲代表中央再次表彰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英勇坚强的战士”，“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在民主革命中立下的功绩，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称颂”。198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拨专款修复邓演达故居，并对邓演达父亲邓镜人创办的鹿冈小学进行修整、扩建，更名为“演达学校”。1987年6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在南苑公园内树邓演达铜像，建邓演达纪念碑、纪念亭。1993年，惠城区三栋镇人民政府拨款在该镇建“演达医院”，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卢嘉锡题写院名。
在卢焘被害的当天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入贵阳，将残留在城内的宪兵缴械。16日，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正式入城。贵阳市鞭炮齐鸣，人民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之中，同时也沉痛地哀悼被反动派杀害的卢焘和革命志士。贵阳市成立了“卢焘先生遇难治丧委员会”，与卢焘家祭相结合在慈母园举行追悼大会，为期七天。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琛获悉，从北京给卢焘的亲属发去唁电，并给卢焘题写了“英雄不死，永志人心”的挽联。贵阳市的党政军民各界以及卢焘的生前亲朋好友送去花圈，并发送挽联、挽诗、挽词和唁电等达410余帧。日，贵阳市党政军民学各界联合举行追悼会，隆重悼念为贵阳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卢焘等革命烈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证书，追认“为革命工作壮烈牺牲”的卢焘为革命烈士。
1933年秋 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并兼注册课主任。1935年 “一二.九”运动时，他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多次保护中共党员及进步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费巩随浙大内迁至贵州遵义。1940年8月，出任训导长，受到教师和学生的爱戴。坚决不加入国民党。他在浙大推行导师制，从学业、生活和思想上多方面关心教育学生。1944年2月起连续撰文和演讲，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还多次公开演讲，申明政治主张。1945年1月，费巩应邀赴重庆复旦大学讲授民主与法制。2月，他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字。为了讲课和著述，他广泛调查国民政府的腐败情况。3月5日凌晨，费巩准备到北碚复旦大学讲学，在重庆千厮门码头遭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遇害，尸体被投入硝镪水中化掉。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费巩失踪案件的调查，也非常关怀费巩的家属。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专门派员到费家慰问，并带来周总理的问候和总理亲自批示的优抚金。日，上海市政府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费巩著作主要有《英国文官考试制度》、《英国政治组织》、《比较宪法》、《世界各国政体》、《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原理》等。
抗战靠这些人的文章、口号等等抗赢的？？？一个遍地都是穷人、乞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的环境，靠文章、骨气就可以解决吗？？反而那些物理、化工、工业、农业、军工等等方面的人才、精英们，得到民国政府重视了吗？？？这种本末倒置的民国政府，就是lz所推崇或者提倡的？？？ 8楼起码不会像，黄粑粑了十年，鬼子打来，没有枪来，没有炮。
一帮耍嘴皮子的家伙，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嫌少而已。抗战靠这些人的文章、口号等等抗赢的？？？一个遍地都是穷人、乞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的环境，靠文章、骨气就可以解决吗？？反而那些物理、化工、工业、农业、军工等等方面的人才、精英们，得到民国政府重视了吗？？？这种本末倒置的民国政府，就是lz所推崇或者提倡的？？？
闻一多周公朴也算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满怀国际精神远渡重洋来到我国，舍生忘死，大干快上从东北到江南支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故总统蒋公大力协助，通力合作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之共荣乐章，待他们魂归故里，先有我蒋公遣专使祭拜后有李灯辉元老亲往垂吊，并认作义父。我大民国之待知识分子可不厚乎!
抗战靠这些人的文章、口号等等抗赢的？？？一个遍地都是穷人、乞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的环境，靠文章、骨气就可以解决吗？？反而那些物理、化工、工业、农业、军工等等方面的人才、精英们，得到民国政府重视了吗？？？这种本末倒置的民国政府，就是lz所推崇或者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