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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期八一前后有旺码,四世同堂一家福,一三必然会走出,蛇去骏马飞奔来打一生肖
139期八一前后有旺码,四世同堂一家福,一三必然会走出,蛇去骏马飞奔来打一生肖139期坪中小草发新苗,六九就是运长久,四七开大三辟地,敲锣打鼓万民乐打一生肖139期赢得六合喜洋洋,白云轻飘送雁行,无脚却能行千里 打一生肖139期富贵童子成语中特:《自高自大》打一生肖139期神童平特中大奖:猪来兔后有二三 打一生肖139期试把金尊傍菊丛,只无人与共登临。打一生肖139期多少襟情言不尽，本期再看狗猪羊。打一生肖139期公开金言玉语:弱不禁风,二五发财 打一生肖139期强中自有强中手，壹年四季在于春。打一生肖 139期给一句话:欲钱看福建最好的地方。打一生肖139期共折香英泛酒卮，雨荷风蓼夕阳天。打一生肖 139期新波色诗:本期波色出红绿，羊狗看了也发财。打一生肖 139期澳足一句话:杯弓蛇影心不安,曾说同人不同命.打一生肖139期每期玄机:动人情态可须多,几回憔悴后庭兰。打一生肖139期孔曰:发财去看一生最是清闲福的！打一生肖139期一七出四绿,鼠兔可大小,二八中本期。打一生肖139期集发彩坛好料:高高在上 打一生肖139期六九鸡,举重若轻，虎后鸡前绕七圈 打一生肖139期秋月赛春花（手）不冲合,二减九加五除六的结果是什么？打一生肖139期一个圆圆饼,一个蓝蓝盘,一个火火热,一个冰冰冷。打一生肖139期集发彩坛发财诗:东守文不赏（午时上下）打一生肖139期高攀上阵最拿手,向下二期取五位,一一相见旧码现,喜气盈盈三八现打一生肖139期八一前后有旺码,四世同堂一家福,一三必然会走出,蛇去骏马飞奔来打一生肖139期坪中小草发新苗,六九就是运长久,四七开大三辟地,敲锣打鼓万民乐打一生肖139期赢得六合喜洋洋,白云轻飘送雁行,无脚却能行千里 打一生肖139期三可乡相连二七贵，五字当头居天下。打一生肖139期三九可博一大数,原来不言为着它,生肖如今以看好,定下四一作为伴打一生肖139期马走羊来,抛开八七有四五,一三同走同一方 打一生肖139期二四定本期,欲钱去看2002年第012期。打一生肖139期贵若天下无可比，今朝唯指此圣人! 打一生肖139期香港中特圣旨:欲钱买聪明不能干的动物 打一生肖139期鸡鸣犬吠凤离巢，二七归来六叫好.打一生肖139期特码过生日:欲钱去买喜荤的动物 打一生肖139期六合圣旨:欲钱买没奶的动物 打一生肖139期三兄三五海深情,期期中彩是好码。打一生肖139期给一句话:欲钱买西游记一百另四回.打一生肖139期智力金壤:三三不分,虎前蛇后来一肖 打一生肖139期特码发财料:千军万马守边关。打一生肖 139期有力之物难成事,欲钱买愉乐无比动物 打一生肖139期二五冲破必四六,三八与九当头数。打一生肖139期曾道人说:“一板三眼数九宫”打一生肖139期今期生肖一四中特码,回首往事知多少,但心自问N胸口打一生肖139期公开金言玉语:羊前鸡后 打一生肖139期两意生情把无猜,平身专做亏心事 打一生肖139期有加无减数八卦,生肖将变博龙马,今期总分可捧小打一生肖139期看三合四跟三八,七嘴八舌论长短 打一生肖139期鸡犬不宁（一六合数）百战百胜（虎后猪前）打一生肖139期信封:开朱户,木兰船,欲钱看猪头。打一生肖139期双龙戏珠料:蛇加虎上下三步,须征 打一生肖139期金刚特码诗:双凤引龙出二数，新枝叶才五七片。打一生肖139期国望送给好朋友。打一生肖大礼小礼真不少，猴牛要帮来到头。打一生肖139期马会欲钱料诗曰:惜香红。打一生肖139期F算P:崇山峻岭（小园香径独徘徊）打一生肖139期日久皮渐,猪合龙猴来,目不暇接,犹堪柱马屋打一生肖139期狗出狂言,两桨佳期近,五蛇六虎,五八好数来打一生肖139期天书传密:和蔼可亲,欲钱找1988年第36期 打一生肖139期特码出江湖信封:无定期,狗上羊下 打一生肖139期五派单双决曰:学无止境 出猪双 打一生肖139期黄大仙说一句赢钱决:沧海一粟 打一生肖139期另版黄大仙说一句赢钱决:鸡来鼠来 打一生肖139期名人玄机诗:挥汗如雨的,水平如镜的？打一生肖139期泼妇欲钱料:欲钱找相望无期不到头的生肖。打一生肖139期曾道人说一句赢钱决:欲钱去看讨价还价的生肖。打一生肖139期白小姐说:欲钱找一找野外最多的 打一生肖139期绝对好料:玉盘摇动半,本期找特有二数 打一生肖139期精选中特诗:兔来狗来发大财，二七合数来出特 打一生肖139期香港三字黄金诗:东风送。打一生肖139期黄大仙六合灵签:第二十二签（中肖）打一生肖139期一句定乾坤:本期出特看老少一起众心齐的。打一生肖 139期藏特图料:六来二来一九发大财 打一生肖139期香港金鬼将军:灵山第几重 打一生肖139期香港中特圣旨:欲钱买能说会道的生肖 打一生肖139期六合圣旨:欲钱买整天挑起事端的动物 打一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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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解放了刘震
刘震与吴法宪是多年的战友，据说还交情不错。1946年，新四军3师各部先后进驻东北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副师长刘震和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组建第2纵队，刘震为司令员，吴法宪为政委。全国解放后，他们一起来到了空军，吴法宪为空军政委，刘震为副司令员。
1952年9月26日，刘震奉命调回国，出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接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1954年3月，刘震调任空军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同年10月，刘震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5年9月的首次授衔中，刘震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授予上将军衔时，刘震年仅40岁，比他小的上将也只有萧华(39岁)。
　　1957年10月，刘震奉命组建空军学院。1958年9月12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组建空军学院，刘震任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吴法宪在林彪的支持下，对空军一大批老同志进行大肆迫害。刘震刚直不阿，原则性强，对吴法宪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成为吴法宪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一天，吴法宪突然对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李中权说：我想让你当某司令，但他们(指刘震等人)不同意。李中权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对此非常警惕，心想：我党历来是党管干部，高级干部的任职应由党委讨论并报中央军委批准，作为空军司令员和党委书记的吴法宪怎能对一个拟任职的干部这样说话呢?显然是在搞派性，拉拢我入他们一伙，整倒刘震等人。李中权当即向吴法宪表示："我的工作由组织决定，听党的安排，你这样说不合适。"吴法宪就暗地整李中权的黑材料，企图把他和刘震一起打倒。
　　果然，在1966年6月空军党委第三届十一次全会上，吴法宪在林彪的支持下，假意让大家"畅所欲言"。结果会议开到一半时风向突转，由大家对空军党委提意见变为批判刘震等人的"错误"言论。吴法宪等人把刘震等人在党的会议上反映问题、陈述正常意见的正当权利诬陷为以刘震为首的所谓罢官夺权的错误行为。吴法宪诬陷刘震"反毛泽东思想"，是"彭、黄反党集团成员"，"在空军搞罢官夺权"。
1966年8月20日，吴法宪等人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军委。经林彪批准，9月12日，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钧二人被停职反省。包括李中权在内的一大批老同志也遭到迫害，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权利，遣送外地强行"改造"。
1967年1月13日，江青根据林彪的授意，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和空军院校万人大会，公开点名指使揪斗刘震和成钧。
9月21日，吴法宪把持的空军党委常委又设立专案组，对刘震进行审讯。"文革"期间，批斗成了刘震的家常便饭。批斗后回到家时，常常是鼻青脸肿，浑身泥巴。在一次批斗中，刘震的两根肋骨被打断，造成了终身的残疾，此后一直不能系腰带。10月，刘震被送到河北嵩城航校监督劳动。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在毛主席的关怀和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刘震等一大批老同志才恢复了自由，得以重新为党工作。
1972年4月，周恩来陪同斯里兰卡总理西里玛沃到大连参观访问，他在大连棒锤岛一号楼会议室接见旅大市委常委和驻军领导。陪同接见的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人。周恩来按着名单一个个询问情况，当问到空3军副政委彤剑时，他问道:“你了解不了解刘震同志?”
彤剑回答说:“我在下边工作，不大了解。”
这时，陈锡联指着杜博说:“问杜博，他是39军的，刘震的老部下。”
周恩来又问杜博:“你那时干什么工作?”
杜博说:“当炮兵营长。”
周恩来听罢，说:“刘震是个战将，中央要重新审理刘震同志的问题。”
接着，他问杜博了解不了解成钧，杜博回答不了解。陈锡联说:“我了解成钧，也是个战将，他给我当过纵队副司令。林彪不用这两位能打仗的人，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然人们不服气嘛!”
周恩来在棒锤岛一番谈话后，刘震于6月回京治病，并随后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第二天由《人民日报》报道，实际上宣布解放。人民日报公布此消息后，39军上下奔走相告。1973年5月，刘震恢复工作，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79年，刘震“罢官夺权”罪名得到平反，而吴法宪被判了重刑。此时，有人以为刘震会“狠狠反击”，然而，他却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豁达胸怀。
& &&成钧在文革中
1967年1月13日，成钧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1月13日晚，人民大会堂南大厅人山人海，军委文革领导小组接见空军机关、院校的造反派。江青大放厥词说:吴法宪是个好同志!空军真正的坏蛋是刘震、成钧、何廷一。刘震、成钧、何廷一就是关锋同志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震我不认识，他是彭德怀的死党。成钧是大土匪、大军阀贺龙的死党。何廷一好像见过面，他是罗瑞卿的死党、杨尚昆的人。他们有一个吃喝小集团，整天吃吃喝喝不干革命，专干反革命的勾当，他的材料刚才我又收到一份……会场上立刻有人领头喊起了打倒刘、成、何的口号。
在人民大会堂南大厅的这次接见中，江青的点名批评，揭开了空军大批斗的序幕。此会一散，不明真相的院校造反派，立即步行到空军大院，对刘、成、何这些“反革命分子”施行果断的“红色恐怖”。
成钧在西安、北京两地被折腾了两个月，精神上和肉体上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待回到家时，令妻子周月茜大吃一惊。出门时还是壮壮实实精精神神的，这会儿却形容枯槁得像个囚徒。她心痛得失声痛哭。
只过了一天，成钧又被押进司令部大楼的一间小屋里。空军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式宣布:对贺龙死党成钧进行专案审查，一个斗成专案组也宣告成立。专案组由十人组成，组长是个"麻皮"，成钧的四任专职秘书杜云鹏等一律参加。用首长的专职秘书来揭批首长是吴法宪的一大发明，这样做，一可清除首长对他们的影响，二是秘书的揭发有人信，三是考验秘书是否还可以用。专案组成立后的头一个行动，便是占住了成钧宿舍楼的一层，把成钧的家人封锁在二楼上，大人孩子的一举一动，全落在专案组成员的监视之中。
1967年10月17日吴法宪写信给林彪。提出：“成钧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刘好奇邓小平贺龙的死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
1967年10月27日深夜，成钧被戴上手铐，蒙上眼睛，推搡着塞进一辆囚车，投进了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秦城监狱。在此后漫长而黑暗的日子里，成钧被关进只在高处有一个小窗口的黑屋子里，吃的是窝窝头，一天只有两杯水;睡的是距水泥地一尺高的硬木板。无休止的审问、凌辱，加上长期不见阳光、营养不良，成钧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他两眼发直，没有余光;两腿患了静脉炎、脉管炎，以致走路只能依墙挪动。夫人和儿女（小儿子11岁、小女儿6岁）被赶出京城去了贵州的干校。
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沙丘不久，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派人把空军中将成钧从秦城监狱接了出来。总政的同志对成钧说，是周总理和叶帅指示我们接你出狱的。秦城监狱五年的折磨，使这位英武儒雅，腰板挺直，具有标准军人风度的将军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专案组将他隐蔽地安置在清河镇外空军某干部学校的学员宿舍楼里，进行“甄别复查”。
1972年国庆节前夜，成钧意外地接到了军委办公厅派专人送来的一份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请柬。这是叶帅在军委办公会议上亲自决定的。成钧在没有“正式”的复查结论、没有平反、没有摘除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情形下，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招待会。第二天，他的名字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并且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国内外播发。这实际上就是表明成钧已经获得解放。专案组将成钧从半隔离状态的学员楼送回了空军大院，住进了他原先的宿舍，并发还了“文革”中抄走的衣物、电视机和部分书籍、文件。
成钧子女回忆：
干校实际上就是劳动改造的地方。动乱的年代空军机关有一大批干部因各种原因被迫带着老婆孩子被发配到贵阳空军57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我们家也不例外。父亲是空军最大的走资派之一，作为他的家人被清理出北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父亲是1967年1月13日被江青点名打倒的，9月份被抓走，我们全家与次年的10月份到了贵阳干校。说全家实际上就是妈妈、妹妹和我。两个哥哥一个在部队上被管制，另一个在内蒙插队。父亲自从被抓走后就一点音信都没有，是死、是活、人在哪里我们全然不知，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自从得知林彪出事以后干校里很多被管制的人胆子渐渐的大起来，除了敢顶撞管理人员很多人开始向上级写申诉材料。
母亲做了两件事，一是给周总理写信向总理反映父亲的情况和讯问父亲的下落，二是因身体不好要求回北京治病。信写好后由于母亲受管制行动不自由，寄信的任务自然落到我身上。信封上没有地址而是直接写明中共中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启，落款写明是某某家属。寄信时我很紧张，不知道邮局是否给寄这样的信。到邮局我把信交给服务员，服务员很诧异的看着我问:“信寄给谁?”我想我不能让她看出我的胆怯!于是我瞪着眼睛对着她大声喊道:“没看见吗?周恩来周总理!寄挂号的!”。出奇的顺利，信寄走了。那年我15岁。
此时两个哥哥也相继回了北京，大哥被部队处理复员。二哥从内蒙插队的地方跑回了北京。我们在北京没有家，也没有亲戚，当时两个哥哥只能住在朋友家，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
几个月后在北京的哥哥来了电报说总政信访办通知，总理批准可以让子女去见父亲。几年了我们终于知道父亲还活着，关在监狱里。我们想肯定是发出去的信周总理收到了。母亲带着我和妹妹马上去找干校领导，但他们说没有接到通知，不准我和妹妹回北京，更不准妈妈回北京，也不许声张。这样我和妹妹丧失了这次见父亲的机会。后来哥哥们去秦城监狱见到父亲，来信说父亲在监狱里已经被折磨得不像样了。
又过了几个月母亲接到通知，可以带着我和妹妹回北京治病。72年8月份我们全家回到了北京，住在空军指挥学院。在北京的哥哥们也回来了，我们在北京终于又有了家了!
10月份空军专案组来人通知我们，全家可以去见父亲。但提出了很多条件，不许这样、不许那样!我们想不管哪样，让我们见面就说明父亲的问题快解决了!
72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的干预下父亲是被总政的同志接出秦城监狱的。交给空军后空军专案组把父亲安排在空军二高专院内的一间原来用作禁闭室的小屋里，并派人看管着。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位高大、英武、儒雅腰板挺直具有标准军人风度的将军。秦城监狱五年的折磨使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分别几年后我们第一眼见到他时，他身上穿着一身不带领章帽徽的旧军装，弯腰驼背、双腿站不直，走路要扶墙、脸上生满疮疥、被剃参差不平的光头，我甚至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父亲!
多年未见，一见面我们大家都有些激动，虽然有专案组的人在场，母亲还是掉泪了，我们兄妹几个也要掉泪，父亲虽然身体非常不好但依然用我们从小看惯了的目光看着我们低声命令我们几个孩子说:“不许哭!”他微笑着和我们聊着，询问我们这几年的情况。我明白了，他是不想当着专案组的人让他的子女表现出软弱，他虽然身陷囹圄但他依然是个将军!
父亲从小就不让我们哭，尤其是男孩子!他说最讨厌那些整天哭哭啼啼的男人!
这次见面后没有多久我们一家人就团聚了，专案组换人了!看管撤销了!最兴奋的是父亲又可以重新佩戴上领章、帽徽了!我们随父亲被安排到了空军二高专的宿舍楼，父亲可以自由的在院内活动。还发还了当年抄家时抄走的照片、部分书籍文件和将军礼服。
我们在清点退还的东西时，看到在父亲的相册上许多历史照片上都打上了黑叉，非常的气愤。母亲将这些相册拿给父亲看，父亲并没有生气只是端视着相册，一页一页地翻着，嘴角泛出一缕苦涩的笑。母亲拿起相册要去找专案组:“这是对你的侮辱!”
父亲说:“这是历史!打上的叉擦不掉。历史也擦不掉!”
我们不相信，全家一起用布蘸着水，一点一点的擦!我们不想看到父亲的照片上脸上有让人憎恨的黑色叉子。黑色的叉子真的擦不掉，很多照片都擦坏了!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就这样没有了，不能用了!
父亲的毅力让人钦佩。文革结束后，父亲刚刚从秦城监狱放出来，身体坏到了极点，基本上站不起来，走路就更是困难。为了能够继续工作，他拼命的锻炼，每天坚持散步，从一开始由我们搀着他走，到短短的三个月在雪地上快速行走，我这个17岁的小伙子居然追不上他，毅力让人钦佩。记得父亲70年代有段时间总是咳嗽，可能是抽烟过多，医生建议他戒烟，父亲抽了一辈子烟，当他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后买了很多牌子的烟，抽过之后毅然决然的就把烟戒掉了，从那以后一直到他去世再也没有抽过一根烟。
1973年5月，成钧得以平反恢复原职，20日被军委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
1973年5月至1982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1988年8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病危之际，他曾用颤抖的手吃力地写下了4个字———“奋勇前进”！“奋勇前进！”将军临终前无声的呼喊可说是对他自己充满辉煌和艰难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何廷一被打倒
1966年6月6日，“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空军党的三届十一次全会召开。全会原定解决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廷发的问题。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因戴了冠心病的帽子休息，没有参加第一天的会议。会后吴法宪简要地给他讲了有关会议的情况，并且不让他继续休息而要立即上班。
这次全会开始时，主持会议的吴法宪的开场白还没有讲完，就被某副司令给打断，话筒也被人给抢了去。这个突袭使身为空军司令员、空军党委书记的吴法宪和身为空军政委、空军党委副书记的余立金颇感吃惊。有人在会场中大喊大叫，有人在发言中痛哭流涕。何廷一听了莫名其妙，怎么把解决张廷发的问题，变成了控诉刘亚楼?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是反对吴法宪和余立金。他们反吴、余，一是他们认为，刘亚楼在世时，吴、余不讲原则;二是对吴、余当空军的军政一把手不满意，看不起他俩。于是乎，这次会议开得气氛分外紧张，七个常委一齐上阵，搞得吴法宪、余立金措手不及。
这天会后，吴法宪急得到处活动，企图拉拢一些人为他“保驾”。一天，他把何廷一找到家里，有气无力地说:“他们七个常委联合起来反对我，现在&&反水了，他揭露曹、刘在他家开会……”吴法宪找何廷一说这番话，其意是要何廷一支持他。要知道，何廷一是参与了空军初创的元老，比吴法宪到空军的时间还早。何廷一却不想卷入这是非里来，说:“你是空军司令、党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们当面谈谈嘛。”
吴法宪愣了一下，强装笑脸说:“我说何廷一呀，张廷发已被停止工作，司令部的工作暂时就由你主持，由你代理部党委书记吧。”
何廷一不亢不卑地说:“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空军党委的决定?我认为，如果个人决定停止一个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工作，那有违组织原则，同样，个人任命一个副参谋长主持司令部工作，亦属不妥，还是请你慎重考虑为好。”
几天后，吴法宪又把何廷一找去了，还是在他家里，在座的还有空军政治部的王平水、王静敏两位副主任，有军校部部长陈熙，有直属政治部主任徐又彬。吴法宪对众人说:“他们拉了一帮人，我也要拉一帮人。我不怕他们，我要和他们斗……”在座的人都只是两眼看着吴法宪，谁也没吭一声，大概都不愿意把自己绑在吴法宪的战车上吧。
何廷一和王平水私交甚笃，1949年8月就是他和王平水同率十四兵团机关和直属队北上，与军委航空局联署办公，组成空军领导机关的。在回家的路上，他对“两王”说:“吴法宪想拉我们，拉帮结派很不对头，共产党员怎么能干这样的事?”
&&吴法宪为了拉帮结派，可谓绞尽脑汁，无孔不入。一天，何廷一去理发，恰巧吴法宪也在理发室，他见了何廷一，显得十分热情，开口就说:“你的汽车太旧了，我准备给你要一辆红旗车。”红旗车是大军区正、副职坐的，何廷一想自己是副参谋长，还没有资格坐这种车，吴法宪分明是在对自己进行物质引诱。他心如明镜，只是没有接口，静静地听吴法宪还有什么招式。
吴法宪继续口沫横飞道:“另外，我给林副主席说了，准备直接提你当副司令，林副主席同意了，他要我写个报告。”面对吴法宪的公开拉拢，何廷一没有表示积极的响应。
空军党的三届十一次全会极为复杂。有一天，一位高级干部来何廷一家串门，也不知受了谁的指使，开口闭口都试图探听何廷一对吴法宪、余立金的态度，何廷一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挡了回去。一天叶剑英给何廷一打来电话，何廷一因有事外出，叶剑英的电话便打到吴法宪那里去了。随后，吴法宪把何廷一找去说:“叶帅来电话要我转告你，会议情况很复杂，要你不要卷进去，要你听我的话。”听吴法宪这么一说，何廷一站着没有回答。吴法宪见他不说话，马上改口说:“听毛主席的话。”何廷一“嗯”了一声。
这次全会，何廷一认为开得极不正常，因此对两派的活动都不想支持。又因兼主持空军司令部工作后事情很多，所以他很少去东交民巷参加空军党委全会，通知非去不可时才勉强去一二次。这次全会分成两派，开始时由于对立派相当活跃，吴法宪、余立金有点招架不住。后来由于林彪出面干预，贺龙、叶剑英两位元帅在三座门召集空军党委常委开会，批评组织派性搞地下活动不对。叶剑英对几名告状的空军党委常委进行了批评并传达了林彪的意见，认为在空军党委全会上，有些同志“抓死人，整活人”，是“犯了反党性质的错误”，暂不作组织处理，留任现职“以观后效”。他还要参加会议的同志记住三个“六”，即1966年6月6日，其意是说此会开得不好，要大家接受教训。面对“文革”开始后出现的种种乱象，叶剑英最关心的是保持军队的稳定。他反对李作鹏在海军发难整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苏振华，同样认为在空军也不能对吴法宪搞罢官夺权。会后，吴法宪趾高气扬，另一派则有点灰溜溜的。
历时两个月的空军党委全会结束了，空军党委正式宣布张廷发停职审查，其他常委照常工作。这年9月1日，空军机关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揭发问题。为避免遭受吴法宪等人的报复，在全会上“犯有错误”的一些领导同志纷纷转变立场，表示“坚决拥护吴、余首长的领导”，有的还流着眼泪向吴法宪“检讨错误”。由于何廷一对吴法宪还是那个态度，吴法宪拉拢几次不成后，心怀不满，便要寻机报复了。
1966年9月15日，林彪在首都百万红卫兵大会上发表所谓的“重要讲话”。一时间，“划线站队”、“认清门，看准人”、“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便成了一些人心目中关系到生死荣辱的抉择。空军机关相对平静的生活节奏不可回避地被打破了。
这年国庆刚过，数以万计的空军院校学员手持林彪签发的允许进京串联的电报令，大摇大摆地进京“造反”了。这些“革命小将”四处串连，多方查抄“黑材料”，竟设法弄清了吴法宪批给各院校的文件、电报，以及传达的电话记录。于是，这场大火烧到了吴法宪的头上，猛烈炮轰吴法宪前期派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空军机关的部分干部职工和文工团部分团员受社会造反思潮的鼓动也跟着成立“造反派”组织，不少人还在空司机关门前静坐，要求吴法宪出来接见并回答问题。
在满城风雨中，吴法宪恰如一头惊弓之鸟，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权威。听说地方“造反派”也把手伸向空军机关、院校，内外串联，横冲直撞，他又急又怕，不仅指示党办的王飞、周宇驰、于新野等一帮干将不断搜集材料整理成“情况反映”上报，还亲自频频向毛家湾告急。
吴法宪为了从造反派的“火烧”、“炮轰”中尽快脱身，一面向毛家湾求援，一面转移目标，唆使院校造反派在大院内揪斗所谓“罗瑞卿分子”。吴法宪也还真不是草包，他请示叶群后，授意身为司令部党委成员、二级部长的王飞等人，组织党办司办的周宇驰、于新野等一帮干将?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了林立果“小舰队”的重要成员?，成立“空司造反队”?按当时的规定，机关处以下干部可以参加群众组织，二级部以上干部算当权派，不能暗中操纵群众组织干扰运动?，以任意打击迫害不合他们心意的上至空军党委常委下至基层干部群众。
“空司造反队”成立后第一件事，便在大院里贴出一大批攻击空军前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妻子翟云英的大字报，紧接着又抄了她的家。何廷一得知情况，心里颇不平静，怀着复杂的心情赶到院内，劝说“造反派”:“翟云英同志是我们门诊部的医生，不是当权派。你们这样搞不好。”先他一步赶到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也在旁劝说“造反派”:“大家有意见好好提，但不能这样做。”两人的话毫不留情地被造反派给顶了回来:“她参加寡妇集团，得马上搬出这座小楼，接受审查。”所谓“寡妇集团”，就是翟云英与罗荣桓元帅的妻子林月琴等有些正常的来往，加上她又拒绝为叶群作伪证，便引起叶群的猜忌，说她们是“寡妇集团”。
吴法宪在刘亚楼逝世后曾痛哭流涕，表现出很深的战友和部属之情。在林彪亲自主持刘亚楼的追悼大会后，吴法宪在空军党委会上郑重宣布:“中央给刘司令员很高的评价，刘司令员是我们空军的创建者，他生前住的这幢房子谁也不能去住。”司政机关对他的话很是认真做了一番传达。言犹在耳，他却自食其言，唆使党办司办的秘书们造反，对刘亚楼的未亡人翟云英极尽诬陷迫害之能事。
吴法宪和他的亲信们的反常表现，激起空司一些干部群众的不满。1月11日，司令部一部分人自发揪斗了空司一个副参谋长和空司办公室主任王飞等人，追问他们深夜组织人写大字报搞阴谋活动、转移群众视线的问题。空军通讯学校一些“造反派”到场表示支持。
眼看机关内部乱起来了，党办司办的秘书们彻夜行动，向林彪叶群写报告、送材料，吴法宪从院外打电话，要王飞等几个人“吃饱一点……坚决顶住”。
无时不在关注空军动静的林彪，看到火烧得差不多了，就和叶群商量，决定去找江青“救火”。在“造反派”中，此时林彪的声望还不及“文革旗手”江青。为着与江青的相互需要，毛家湾与钓鱼台接触频繁，尤其是叶群更常去钓鱼台，多方巴结讨好江青，约定互相帮助“抓仇人”。1月13日，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总已向江青讲好了，今晚中央文革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由江青出面讲话保你，但要提出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你把他们三人的主要材料写上几条交给江青。
黑网已经织到自己的头上了，可何廷一却尚未觉察，即使觉察，他又如何能冲破这张密不透风的黑网。
1月13日上午，他按时上班，走到办公楼门口，有人轻声告诉他:“昨晚出了你的大字报专栏，你快去看。”何廷一心里一个格登，加快脚步上到三楼，但见一群人正在看自己的大字报。司令部那伙人闹了一夜，仅拼凑了6张大字报，而且都是无中生有的。其中有一张两人联名写的大字报最为恶毒，煽动性也最大，说何廷一是反党分子，污蔑江青娇气，她的女儿李讷生病要派飞机送医生，何廷一和叶子龙坚决不同意。有一张大字报说:何廷一说过，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曹里怀、刘震等人胜利了，要开什么庆祝会。情报部某人写的大字报说:何廷一不同意改装歼-7侦察机……
真是天大的谣言?何廷一何时说过江青娇气之类的话，江青要飞机送医生去杭州给她女儿李讷治病，他也照程序派了，根本不存在和叶子龙不同意派飞机的事。虽然她对江青的印象不好，但她是主席夫人，对她交办的事只能认真照办，哪来的不尊重呢?
下午上班，何廷一刚进办公室，秘书唐兆兴就心神紧张地前来报告，说红机子被撤掉了。红机子是中南海三十九局的保密电话，撤红机子是他们要对何廷一动手的征兆，可何廷一还很坦然，以身正不怕影子斜自我安慰。下班后他在一楼看大字报时，办公室孙秘书站在他背后，小声说:“何副参谋长，党办正在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你要搞政变的报告，你得当心。”他哪里知道，那个报告是空军党办某人秉承吴法宪的旨意起草，经王飞修改由梁副参谋长过目后送给江青的。
联想到红机被撤事件，何廷一回到家里立即做起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把借来的东西送还人家。晚上他到空军总医院给专机师师长胡萍送回两盘磁带时，从胡萍嘴里得知，空军政委余立金，原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现七院院长王秉璋也在这里住院。何廷一想了想，便前去看望余立金。到了余立金的病房，却见王秉璋也在那里，两人正闲聊着。何廷一向他们说了一些近日出现的异常情况，余立金没有吭声，王秉璋说:“何廷一呀，我现在可帮不了你的忙了。”从他俩说话的口气和表情看，何廷一感觉他们可能知道要对自己动手的情况，他本想多多打听，但他们却王顾左右而言他。想想他们自身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还是装病到医院躲风的，何廷一便很快告辞了，转而去看望住院的空军通讯部副部长池龙。谈起空军的现状，何廷一少不了忧心一番。后来造反派据此说，何廷一去看池龙是搞密谋。
　　1967年1月13日晚，人民大会堂南大厅人山人海，军委文革领导小组接见空军机关、院校的造反派。江青大放厥词说：吴法宪是个好同志!空军真正的坏蛋是刘震、成钧、何廷一。刘震、成钧、何廷一就是关锋同志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震我不认识，他是彭德怀的死党。成钧是大土匪、大军阀贺龙的死党。何廷一好像见过面，他是罗瑞卿的死党、杨尚昆的人。他们有一个吃喝小集团，整天吃吃喝喝不干革命，专干反革命的勾当，他的材料刚才我又收到一份……这个何廷一是罗瑞卿、杨尚昆的人，杨尚昆是个里通外国的家伙，他们有个小集团一天到晚吃喝玩乐，一句话，不干革命，专干反革命的勾当。甚至刘震，是彭德怀的死党。成钧是赤膊上阵，自己跳出来的。
会场上立刻有人领头喊起了打倒刘、成、何的口号。
　　江青批何廷一的这段话拿腔作调，一个“好像见过面”表现了她极大的不屑。当年何廷一在延安枣园看望叶子龙时，碰上江青，一起照过相。解放后还送她到合肥，并去上海等地接她。汪东兴曾对何廷一说：主席知道你来接江青，就放心了。在安徽合肥，江青曾“友好”地拉何廷一吃饭，护士告诉他江青怕声音，吃饭时碗筷要轻放。这使何廷一的自尊受损，再不同江青一起用餐了。又因江青不够礼貌，上了毛泽东的专机后就抢先躺在床上，弄得毛泽东只好坐在椅子上批阅文件。何廷一曾就此向她提了意见，没想到从此埋下了祸根。
　　刘震、成钧又是什么人呢？
　　刘震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1931年，这位16岁的湖北孝感青年便参加了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抗战时期便和吴法宪一起工作，以后两人同在四野二纵，刘任司令员，吴任政委。1950年刘震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后受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首任空军司令员。1955年，年仅40岁的刘震被授予上将军衔，后当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文革前，由于刘震说过彭德怀、黄克诚的好话，并向吴法宪提过批评意见，遂被林彪、吴法宪一伙视为“彭黄分子”、“有野心”，“在空军搞罢官夺权”，是必须借助江青打倒的危险人物。
　　成钧是空军另一位副司令员，和刘震一样，也是位出生入死的老将。到空军后，分管国土防空等重要工作，精心组织指挥，使得年轻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多次击落美制U-2高空侦察机。此外，他还长年奔波在大西北的试验基地和技术院校之间，为“两弹”的上天和空军部队装备技术的改进尽心尽力。这位为空军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将，就因为是贺龙的老部下，林彪就想着要把他搞掉。
　　“9?13事件”后，江青对批刘震、成钧之举，作了解释，说她当时并不了解空军的情况，也不认识刘震、成钧，乃是奉林彪之命去讲话的。1978年10月，吴法宪接受审查时，坚持说：打倒刘震、成钧，是林彪提出来的，打倒何廷一是江青提出来的。
　　在人民大会堂南大厅的这次接见中，江青的点名批评，揭开了空军大批斗的序幕。此会一散，不明真相的院校造反派，立即步行到空军大院，对刘、成、何这些“反革命分子”施行果断的“红色恐怖”。
　 1967年1月13日晚11点多钟，空军技术学院的造反派组织“红色恐怖”前来冲击了，他们大声敲门，狂呼乱叫。何廷一刚打开房门，造反派不由分说涌进屋里，揪住他的胳臂，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出院外，用大衣蒙住他的头，架着他脚不着地地往工程部办公楼走，上楼时，他们不断地踢何廷一的屁股。上到五楼，他们把何廷一推进一间屋子里，几个造反派把何廷一夹在中间。一个头目气势汹汹地逼问：1958年杨尚昆招待机组时说了些什么？
　　1958年朱德乘坐空军三十四师的专机，到新疆等地视察回来后委托杨尚昆宴请机组，以表谢意，何廷一应邀作陪。何廷一实在搞不懂这些造反派怎么会把这事与“文革”联系起来，大做文章。他的回答当然不能让造反派满意，斥责他还在为杨尚昆说好话，并施以拳脚。翌日清晨，何廷一刚从床上坐起，几个造反派鼓着两眼要他写什么夺权罢官的材料。何廷一气愤地说：真是莫明其妙！我夺了谁的权？罢了谁的官？他的回答又招致了一场毒打。
　　何廷一惨遭非人的折磨迫害，他的妻子儿女、亲戚和一些同志也无辜受到牵连和迫害。
　　1月14日，即江青发表讲话的第二天，空司机关的一些秘书拉上一些与他们观点相近的人搞起串连，明目张胆地亮出了“革命造反队”的大旗，队长周宇驰。首长们的耳目和心腹竟也出来拉队伍“造反”，这可是非同寻常之事。一时间，“空司造反队”名声大噪。
　　空司造反队借助江青讲话的声势，除批斗刘震、成钧、何廷一之外，还肆无忌惮地抓了军务部长邢永宁、领航部长尉剑畴、司政主任王少江，说他们跟着何廷一“反党”。他们还对贴过他们大字报、查斗过王飞等人的干部群众进行泄愤报复。司令部办公室有三位干部在群众自发开会斗王飞时，曾提供过揭发材料，遂被点名作为“叛徒”给抓了起来。
　　1月15日，造反派在空军大院广场，召开几千人的批斗大会。技术学院的造反组织“红色恐怖”把何廷一拖到露天舞台上，连按带踢地强迫何廷一跪下，还在他背上狠狠地踏上一只脚。何廷一有生以来还没有受过如此污辱，直气得两眼火星四溅。他正愤怒地挣扎着，一个造反派对着他的脸大刷起墨汁来，数九寒天，北风凛冽，何廷一脸如刀割，全身打颤。然后，“红色恐怖”把何廷一同刘震、成钧装上一辆吉普车，拉到院外转了一大圈游斗。
　　这以后，何廷一接二连三地被机关造反派揪斗。批斗时，造反派抢走了何廷一的小红书，说他没有资格举毛主席语录。他们喝令何廷一交代“罪行”，何廷一不低头也不认罪。过了几天，又把他从工程部办公楼揪到育鸿学校院子里批斗。他们用八仙桌做台子，把何廷一推到桌上，连打带踢地把他按倒跪下，从他的领口往里灌墨汁，冷得何廷一心如针扎。
　　自1月13日被揪斗两个星期后，何廷一被恩准回家，但是“白天批斗，深夜回家”。何廷一回家不过两天，防化研究室的造反派又打上门来，把他揪到西郊机场关了几天后，联合体工队狠斗起他来。他们把何廷一打翻在桌子上，给他戴纸高帽，挂“三反分子”的牌子，牌子是用铁丝拴的，挂在何廷一的脖子上，拉来拉去勒得他的脖子起了好几条红道。
　　何廷一像只皮球被造反派踢来踢去，防化研究室的造反派很快就把他“转让”给南苑一高专的造反派了。这回被揪斗时，何廷一是和成钧同乘一辆大卡车去的。去南苑有段坎坷不平的路，成钧被颠得在车上来回滚。何廷一想去拉住他，却遭造反派一阵喝斥，还要动手打他。他们饿着肚子上台接受批斗时，发现同台挨斗的还有刘震、张廷发等人。这里的造反派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推到台上，站成一字形，每人由两个造反派押着，其中一个造反派揪住他们的一只胳臂，把手往后拉并使劲地压他们的手掌。这是法西斯酷刑！不少同志被压得直叫唤。何廷一咬紧牙关，忍着剧痛，数九寒天，豆大的汗珠从脸颊上滚落。
密切关注空军形势发展的林彪、叶群，见时机成熟，遂开始收网。根据林彪签发的明码电报令，外地院校师生立即退出空司机关大院。尔后，原在《空军报》社工作的林彪之女从杭州回来，发布书面声明，参加《空军报》社原本只有八个半人(半个是家属)的一派“造反队”。她这一公开亮相，使得占机关人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联”被说成是“站错了队”的“右派”而自行解散，空司造反队和报社造反队则成了空军司政机关主持“文革斗、批、改”的指挥部。在《空军报》社，5个处长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大会小会受批斗数十次，至于其他人的命运，也都有一本辛酸史。空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昆，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叶群，说“黄玉昆也不是好人”，《空军报》社造反队立即贴大字报说他“反毛泽东思想”，黄玉昆在空军党委常委会上当场被造反队抓走，不久就被拉往空军学院批斗。
　　在空军学院的那场批斗阵容极为庞大，挨斗者除“刘、成、何”外，还有张廷发、黄玉昆、王平水、王静敏等人。王静敏没站多久，心脏病发作，差点儿倒在台上，可有人还说“你不要装”。批斗结束，这些人大都气息奄奄，黄玉昆不知什么时候被打掉了两颗牙。被拉回空军大院时，被打得浑身无力的张廷发，爬了几次都上不了车，何廷一顶着造反派的监视，用力把他扶上去。
　　看到空军这些“异己”纷纷落网，空军形势“大局已定”，林彪乃于这年2月让称作“老虎”的儿子林立果出山，从上海回来入伍，正式进入空军。
　　为了彻底控制空军，林彪、叶群蓄意扶持吴法宪、王飞、周宇驰等一批亲信，叶群还露骨地对吴法宪说：要把空军反对你的人搞掉，撤掉他们的职务。吴法宪对那些不合自己心意的干部没有好感，有后台撑腰，更是大施淫威，不久又把1946年驾机起义投奔延安、时任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的刘善本，扣上“特务嫌疑”的高帽，隔离审查，将其迫害致死。在空军政治部，吴法宪指责保卫部“在关键时刻没有站在空军党委一边，包庇反革命”，决定“关门整风，查出坏人”。结果部处以上干部多数被打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小爬虫”，副部长赵国锐被逼上吊自尽。
　　在批斗中，空军技术学院“红色造反纵队”的头头萧某某看风使舵，投靠吴法宪，表示坚决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支持吴司令员领导我们斗倒斗臭三反分子刘、成、何！吴法宪当即封他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批准他把成钧押到西安市，在体育馆组织十万人大会进行无情批斗，尔后又指示成立专案组，大搞逼供信，说成钧“要搞兵变”，把他投入监狱。这位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老将军，在林彪自爆后重见天日时，身体已被摧垮了。
　　身为空司“造反队长”的周宇驰，还一身二任，兼着机关“文革办公室主任”的要职，不遗余力地执行林彪“大罢一批，大提一批”的指示，把紧跟吴法宪、王飞和自己的人迅速提升重用，让他们控制机关的各个部处，以达到净化以吴法宪其实是以林立果为中心的环境。在这期间，空司凡站错队的人都一个不落地受到清查批斗，受批斗面达百分之六十，其中有80多人被打成“反党反革命分子”。至于那些既无过也无功的人，则大批调离，或让“支左”，或下放部队，或让去“五七”干校安家落户。这也是后来周恩来批评空军“万马齐喑”，无人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个原因。
　　《空军史》载：“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插手空军，通过其同伙吴法宪把持空军领导机关，推行极左路线，以‘阶级斗争’之名，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之实，全空军造成的冤假错案达5300起，受吴法宪直接诬陷、迫害的有147人，其中定为‘走资派’的33人，定为‘敌我矛盾’的仅空军司令部就有64人……许多干部和群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管‘审查’或关过监狱，被他们认为‘有问题’而送‘五七’干校劳动的有1.3万人……”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空军受批斗的哪里仅仅是刘成何（刘震、成钧、何廷一），其人数之多，其鲜血淋漓，照群众的说法，真是：江青一句话，空军血“流成河”。
十年动乱，空军深受其害，各项建设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和破坏，空军领导机关、院校、科研部门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林彪自我爆炸后，惨遭批斗的刘震、成钧先后解放，而何廷一却迟至1973年才结束囚徒生涯，从流放地戈壁滩辗转回到北京后，仍受到歧视，不给分配工作，也不让过组织生活。
1975年9月下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发话后，总政治部起草了任命何廷一为空军副司令员的报告，经病中的毛泽东圈阅，何廷一于这年10月5日重新工作，分工主管后勤部及司令部的军务、装备、外事等工作，为空军的整顿复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85年8月，何廷一退出空军领导岗位，时年70岁。
何廷一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张廷发主掌空军
张廷发回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1月上旬，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于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和会议文件，事前得到毛主席的批准。
　　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主要精神是军队要全面整顿，核心是整顿军队的党组织，关键是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他提出要整掉肿、散、骄、奢、惰五个字和领导班子软、懒、散。在步骤上他提议要自上而下地调整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说：“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有这个感觉。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他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指出：“军队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邓小平还说：“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改的人。”
　　叶剑英就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影响，恢复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着重讲了四个问题。他强调军队要高度集中，决不充许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提高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要尽快落实政策，推倒一切不实之词，安排老干部的工作，被迫害致死的要昭雪；要自上而下地调整领导班子。叶剑英有针对性地向到会同志提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尽管1975年冬至1976年秋，“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一些地区派性斗争重新泛滥，生产下降，但是，军队是稳定的。人民解放军掌握在听党的话，听中央军委指挥的人手里。邓小平、叶剑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及时洞察“四人帮”的阴谋，在关键时刻发挥人民解放军在政治生活中的坚强柱石作用。稳定军队，关键在稳定军队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军队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那次会议后，邓小平、叶剑英采取果断措施，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迅速调整了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23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军队稳定了，把握了那场斗争的总体，争取了主动权。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逝世，毛主席病危不久逝世。邓小平被错误地停止工作，叶剑英也实际上被停止了工作。“四人帮”四面出击，加紧篡夺党、国家、军队的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他们深知，人民解放军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障碍，于是把手伸向军队，妄图打开缺口，以便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空军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继承林彪的衣钵，也把手伸向空军，在1975年秋至1976年秋这一关键时期，他们对空军党委常委实行拉拢、分化、打击等各种卑劣手段，妄图打倒一大批空军领导人，篡夺空军的领导权。
　　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空军党委于7月31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精神。
　　这次会议有个前后18天的问题。前18天没有认真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顿军队的核心是整顿军队的党组织，关键是调整军队的各级领导班子，整掉“肿、散、骄、奢、惰”和“软、懒、散”以及叶剑英提出的四条，决不容许野心家插手军队的指示精神实质和重要意义，急于讨论编制，算人头帐，会议走偏了方向。
　　邓小平及时察觉空军常委扩大会议方向有偏，指派军委常委陈锡联和苏振华、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第一副主任梁必业同志到会，帮助空军常委扩大会走向正确的轨道。在军委和总部领导帮助下，后18天以邓小平、叶剑英重要讲话为武器，解决了空军党委的思想路线问题。会后，经毛主席批准调整了空军领导班子，先是任命余立金同志为空军第二政委兼民航总局政委，10月1日任命我为空军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任命之初，小平同志着重强调说：“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不久，我又见了叶剑英副主席，他对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讲领导权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归纳两位副主席的谈话，一句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另一句是军队要整顿。这两句话，也是两副千斤重担。我听了两位领导人这样简单明确，严肃郑重的交待，深深感到形势严重，责任重大。
　　邓小平、叶剑英领导全国、全军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极大地触及了“四人帮”的要害。他们对邓小平、叶剑英卓有成效的工作恶意诽谤，向毛主席做了一些歪曲性、挑拨性的汇报。他们迫不及待地抡起禁止打击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的全军各大单位。在空军，他们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妄图打倒一大批空军领导干部。
　　第一件是，制造民航总局党委扩大会是“右倾翻案的会”，说“余立金的总结是唯生产力论”，“会上有些人的发言严格讲是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言论”等等。
　　当时，民航归空军管。民航总局党委扩大会有什么错？民航的会是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和全套文件，业经毛主席批准转发全党、全国、全军，明摆着是没有错误的事。王洪文利令智昏，给民航余立金同志戴上“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等等大帽子。王洪文点名要同我“谈话”，我没去。他要空军党委常委去了的同志捎话给我说：一要传达他的讲话，二要我们按他定的调子“讨论”民航党委扩大会的“问题”，写报告给他。对这件事，我们没有照王洪文的“指示”办，一不传达，二不讨论写报告。我们掂量过这件事的严重后果，如果照他的“指示”办，民航一批高级干部也要被打。即使打倒了余立金和民航一批高级干部，这事也不会了结，王洪文还会抓住这件事不放，时不时会拿出来打我们。所以，我们空军党委常委大多数同志为这件事承担了政治风险。
　　第二件是，“打招呼会”、“转弯子”问题。1976年2月25日，江青擅自召集12省市、军队大单位领导人的“打招呼会”，要与会人员“转弯子”，跟她走，“批邓”、“批右倾翻案风”。江青在会上公开点了空军的名，说“第一书记不做检讨”，给我们施加压力。会上发给空军另一领导人两本极其恶毒、造谣惑众的“大字报选”，要我们传达，翻印下发。我们常委反复商量，还有人三番五次找我，质问为什么不传达，不翻印下发部队？我们回答说没有中央红头文件呀。以此为理由，一不向下传达江青的胡言乱语，二不翻印下发两本反党乱军、祸国殃民的“大字报选”。这件事，在“四人帮”那里是挂了号的，是被“四人帮”定了“罪”要找我算帐的。
　　第三件是，王洪文制造了一个“杜忠事件”。杜忠是空军驻上海的一个副师长，1968年被派住上海公检法执行军管。他在工作期间，接触到张春桥一伙在上海秘密收集毛主席、周总理的材料。张春桥为掩人耳目，堵住杜忠的嘴，把知情人杜忠抓了起来。杜忠不服，连写四封揭发信向中央报告。在张春桥严密控制下的上海，杜忠的揭发信全落在“四人帮”手上。
　　杜忠在长期被关押期间，仍然不服，又写揭发信，从空军的组织系统把信转送中央。信由在南京空军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的空军副政委黄立清带回北京。我们对此信的处理，十分谨慎，又完全合乎组织原则。规定此信由分管清查工作的副政委高厚良、政治部主任刘世昌和带回此信的副政委黄立清三人保管。其他领导人不接触，以免扩散。作为政委、第一书记的我带头执行这一规定。我们知道这事非同寻常。它的内容，一头涉及毛主席、周总理；一头涉及张春桥，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
　　有人向王洪文诬告空军“扩散”了信的内容。王洪文不顾事实，极其蛮横武断地一口咬定我看了信，“扩散”了信的内容，并给空军党委常委戴上“分裂党中央”的吓人罪名，说“这件事是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均为两地人民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和“七、八、九三个月谣言四起事件（指1975年）性质一样的反革命事件”。
　　我是真没有看过那封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也就无所畏惧了。王洪文指名要找我谈话，头两次我借故没去。这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空军救灾任务很重，每天几百架飞机进出唐山军用机场，我们在忙这件事。第三次点名非要我去不可，看来是拖不过去了。我到三座门去，王洪文没说几句，气焰十分嚣张，就起身走到我面前，扬起几张纸，好像是什么揭发材料之类的东西，在我面前晃起来。“你看过没有?”连问两遍，我不说话。第三次问我，我大声吼叫，同王洪文吵了起来。这次谈话，王洪文一无所获。
　　我是准备再一次被打倒的。但是，我还是要讲究一点策略，不能让野心家借口把我打倒。打倒了，就失去了同“四人帮”斗争的阵地，不能完成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交给的“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的任务。
　　第四件是，南京空军有人揭发黄立清在南京空军党委扩大会上关于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讲话“有问题”。王洪文看了揭发信后，在信上划了57道红杠，王洪文“批示”说，黄立清副政委“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咒骂‘文化大革命’”，“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王洪文武断地“指示”，说黄立清副政委的讲话是我授意的，“第一书记不点头，他能讲出来吗?”他毫不掩饰他们一伙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从这封信人手，砸开空军领导班子!”王洪文还“指示”要我们按他的调子讨论，写报告，并报军委。我们还是不讨论，不写报告。因为黄立清的讲话没有错，他是按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讲的。
　　第五件是，“四人帮”要抓空军领导班子的“三种人”。随着“批邓”、“批右倾翻案风”的深入，空军内部有人向“四人帮”告状，污蔑空军领导人某人是“最阴险的”，某人是“最明显的”，某人是“最危险的”，实质上这“三种人”是同“四人帮”斗争最坚定的空军领导干部。
　　这时，毛主席病危，邓小平已经被错误停止工作，叶剑英也实际上被停止了工作。“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加紧抢班夺权阴谋活动。王洪文一面派人到空军部队搞“调查”，收集“材料”，鼓励某人“不要怕”，“不要怕被打倒，打倒了，我把你养起来”；一面策划组建空军的新班子，王洪文多次公开讲，“解决空军领导班子，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王洪文逼着空军党委表态，要我们说清楚他认为可以打倒空军领导班子的“问题”。他说，一是对1975年军委扩大会怎么看?二是对“杜忠事件”怎么看?是不是同“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一样的“反革命事件”?三是对中央12号文件怎么执行的?这个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转弯子”，要“批邓”、“批右倾翻案风”，要清查“天安门事件”，“下放的领导干部要请回来”，“第一书记要作检讨”等等。四是“第一书记不做检讨是不行的!”“四人帮”步步紧逼，那时我们处境很艰难，但是我们同“四人帮”斗争是坚决的。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张廷发是准备第二次被打倒的”。
　　在1976年同“四人帮”斗争最关键的时候，叶帅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向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当时，我对王守江同志说：“我懂啦!”立即出院，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以加强对部队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为名，掌握部队动向。在那些日子里，时刻想到要防止野心家抓权。
　　不几天，军委召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人会议，陈锡联同志宣布粉碎了“四人帮”!我听后，兴奋得晕倒在地，从内心感到党伟大，人民伟大。
不过，也有一些人对张司令员有些不同看法。
某老兵回忆，“九一三”事件后，我再次耳闻目睹非林彪派系将领在翻身以后借口清查整顿残酷迫害参与林彪事丄件干部战士及其子女的整个过程。当时清理整顿的气氛大有“还乡团”回来之势，要草不留木不留，不除根不后快。在短短的一两年内这些干部包括子女不论好坏被统统清除军队，削职为民。我的小学同学孙卫民的母亲就是受不了这种压力绝望而自杀的。我个人认为那段时间是文革后期最黑暗的人整人时期，可这段时期很少有人重笔提及，这里又举两例，都是举小不举大。一是张廷发，他在登上空军司令的宝座后，实在忘不了当年在陕西劳动改造被干部战士踢打的岁月，其中有位干部对他特别凶狠，他老想找到他整治，可话又不能明说要求部队查找。他想了个绝招，借口以“三整顿”为名，要求兰空机关团以上干部每天出操列队走正步，任何人不得缺席，他的专机到后由他亲自检阅，实际上他在暗中查找。终于有一天在西安机场认出了这位干部，这位老兄当时一点儿警惕也没有，还同司令一起回忆在农场的岁月，不久，这位干部按“三种人”被清除出空军。这件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兰空干休所一位离休老干部亲口对我说的。
张廷发在副司令张积慧问题上的小肚肠子至今被人垢病，虽未经证实，坊间却一直流传。
山东荣成人张积慧是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担任过空军团长、师长、军长(接替马宁的空一军)，直至空军副司令。
两个人的矛盾因何而起至今没有搞清，但张廷发在空军整张积慧却被说的有鼻子有眼。虽然张廷发仍然延续文革整人的老路，把张积慧说成是文革“火箭干部”（张积慧时年五十岁,而且张积慧是从飞行员、大队长、抗美援朝1953年就是空军团长，此后从苏联学习回来后仍任团长，后由副师长（1960年）、师长（1964年）、副军长（1969年）、军长（1970年）、空军副司令员（1973年），是由各级指挥职务一步步升迁的，没有越级提拔），却找不到任何政治错误的事实，因为张积慧一直在军队担任指挥职务，没有参预政治斗争。于是，他就在张积慧的英雄事迹上做文章。
在文革后，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廷发趁“文革”结束的拨乱反正之机向张积慧发难，说他是“黑线人物”，并在1978年发起了一场空军“整张”会议，让一些人捏造证据，歪曲事实，否定张积慧击落戴维斯的功绩。
在这种环境下，一些小人也趁乱出世，不仅苏联空军出来搅局，而且仅空四师就有三人出来声称戴维斯是自己打下来的。
空4师12团2大队第3组双机的长机王泽平。此战中国6架米格战斗机中有三架被击落，王德玉牺牲，王泽平与翟子清均弃机跳伞。他和翟子清曾在1985年后向空军申诉，认为戴维斯是自己打下来的。此时张积慧已被撤职，该申诉信存于空军档案馆。
第三位是时任空4师12团2大队长侯书军。此人后来在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任上因黑鹰直升机坠毁事件以中将军衔离休。
政治语境下的许多事实被颠倒，在张积慧被撤职的情况下，这些造谣者确实得势并获得一时的快感。
张积慧1980年被下放到成都420厂当副厂长，1983年任烟台市副市长，负责烟台莱山机场建设。1987年，任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数年后，张廷发被免职，张积慧的事情得以复查，击落戴维斯一事，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历史终于还张积慧以清白。　　
1990年7月，经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张积慧大军区副职待遇，收回部队离职休养。
张廷发作为政治局委员级空军司令员于1985年被另一位空军战斗英雄王海接替，虽然年事已高，但时任海军司令员的刘华清比他还大两岁，到1988年还升任军委副主席。张廷发后来被增选为中顾委委员。依他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至少也应当安排进入中顾委常委，直到1987年选举时他仍是委员。
张廷发2010年3月25日在北京逝世，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出席葬礼沉痛悼念。
香港媒体为此事进行了解读报道，认为对张廷发的备极哀荣是“有消息称，由于他对一些元老如杨尚昆、李先念等不放在眼里，发生言语冲突，被指华国锋的残余势力。”1985年黯然下台。按常理做过政治局委员的人，本应出任中顾委常委，却只能屈居委员。”、“作为中共领袖邓小平的老部下，但却因追随华国锋，得罪了一批中共元老，因此卸任后地位曾受到贬抑，当局有意在其身后替其一洗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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