眩晕病证，历代医籍记载颇多。祖国医学认为，眩晕大多以虚实分之，其实者可由风、痰、火引起；其虚者多为阴阳气血不足所致。故有 “无风不作眩”、“无痰不作眩”、“无虚不作眩”之说。 　　1、“无风不作眩”： 眩晕涉及肝脾肾，三者之中，又以肝为主。《内经》对其涉及脏腑、病性归属方面均有记述，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认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指出眩晕与肝关系密切。再到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眩晕门》华岫云按云：“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头为诸阳之首，耳目口鼻皆系清空之窍，所患眩晕者，非外来之邪，乃肝胆之风阳上冒 耳，甚则有昏厥跌仆之虞”，突出了内风的重要性。肝为风木之脏，体阴而用阳，其性刚劲，主动主升，肝郁化火伤阴或肾水素亏，致水不涵木，木少滋荣，阴不维阳，肝阳上亢，肝风内动而发眩晕。 　2、“无虚不作眩” 　　无虚不作眩从《内经》时代的“上虚、髓海不足致眩”，至景岳时代的“无虚不作眩”，均强调本病以虚为主。《灵枢·卫气》认为“上虚则眩”，《灵枢·口问》说：“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灵枢·海论》认为“脑为髓海”，而“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认为眩晕一病以虚为主。《灵枢·大惑论》曰：“邪中于项，因逢其身 之虚，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认为外风入脑导致眩晕，必逢虚人。 　 　　张仲景对眩晕成因的认识并不局限于“痰饮致眩”之说，认为眩晕的病因病机为“……或胃阳虚，清阳不升；或阴液已竭，阳亡于上”。 　　宋元以后医家在前人因虚致眩学说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发展。巢元方在《诸病源 候论》提出了“风头眩者，由血气亏虚，风邪入脑”的病源学说，认为肝肾阴虚，气血不足，内外之风邪上犯于脑窍是眩晕发 生的基本病机。明代渐渐产生了强调补虚为眩晕主要疗法的医家，其中最著名是薛立斋和张景岳。明代张景岳在《内经》“上虚则眩”的理论基础上，对下虚致眩作了详尽论述，他在《景岳全书·眩晕》中说：“头眩虽属上虚，然不能无涉于下。盖上虚者，阳中之阳虚也；下虚者，阴中之阳虚也。阳中之阳虚者，宜治其气，如四君子汤、……归脾汤、补中益气汤，……。阴中之阳虚者，宜补其精，如……左归饮、右归饮、四物汤之类是也。然伐下者必枯其上，滋苗者必灌其根。所以凡治上虚者，犹当以兼补气血为最，如大补元煎、十全大补汤诸补阴补阳等剂，俱当酌宜用之。”张氏从阴阳互根及人体是一有机整体的观点，认识与治疗眩晕，实是难能可贵，并认为眩晕的病因病机“虚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耳”。详细论述了劳倦过度、饥饱失宜、呕吐伤上、泄泻伤下、大汗亡阳、晌目惊心、焦思不释、被殴被辱气夺等皆伤阳中之阳，吐血、衄血、便血、纵欲、崩淋等皆伤阴中之阳而致眩晕。秦景明在《症因脉治，眩晕总论》中认为阳气虚是本病发病的主要病理环节。徐春甫《古今医统·眩晕宜审三虚》认为：“肥人眩运，气虚有痰；瘦人眩运，血虚有火；伤寒吐下后，必是阳虚。”《薛氏医案》载：“头目眩晕，血虚者，四物汤加人参、茯苓、白术；气虚者，四君子汤加 当归、黄芪；脾虚有痰者，半夏白术天麻汤”。《景岳全书》载：“眩晕一证，虚者居八九，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之一二耳”、“无虚不能作眩，治头眩，上虚者，当以补气血为最，如大补元煎、十 全大补汤及诸补阴阳等剂，倶酌宜用之”。3、“无痰不作眩”汉代张仲景认为痰饮是眩晕发病的原因之一，为后世“无痰不作眩”的论述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用泽泻汤及小半夏加茯苓汤治疗眩晕。元代朱丹溪倡导痰火致眩学说，《丹溪心法·头眩》说：“头眩，痰挟气虚并火，治痰为主，挟补气药及降火药。无痰不作眩，痰因火动，又有湿痰者，有火痰者。”宋代以后，进一步丰富了对眩晕的认识。严用和《重订严氏济生方·眩晕门》中指出：“所谓眩晕者，眼花屋转，起则眩倒是也，由此观之，六淫外感，七情内伤，皆能导致”，第一次提出外感六淫和七情内伤致眩说，补前人之未备，但外感风、寒、暑、湿致眩晕，实为外感病的一个症状，而非主要证候。龚廷贤《寿世保元·眩晕》集前贤之大成，对眩晕的病因、脉象都有详细论述，并分证论治眩晕，如半夏白术汤证（痰涎致眩）、补中益气汤证（劳役致眩）、清离滋饮汤证（虚火致眩）、十全大补汤证（气血两虚致眩）等，至今仍值得临床借鉴。至清代对本病的认识更加全面，直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